第一篇:浅析《简爱》译本在翻译美学下的审美再现论文
一、翻译美学的具体内容
1.翻译美学的内容
一般来说,翻译美学指的是将美学对于美的基本要求同现代的语言特点相结合,并对翻译过程中的美学问题的处理进行探讨和探究,从未使两种不同语言间的转化更加的顺畅和流利的过程。翻译美学对翻译者对翻译审美活动中普遍存在着的规律的了解和掌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对翻译者不同语言间转化能力的提升和对译文作品进行审美和欣赏能力的提高都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翻译美学,作为翻译学学科中的一个下属的学科,具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其特点。翻译美学对如何表达出原文的艺术价值进行了研究,它所探究的问题也为翻译这门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翻译的活动过程是将原文变化成译文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持续的主体包括原文,作者,译文以及译文作者等多方面的具体内容。而“信”、“达”、“雅”作为翻译学中所信奉的基本原则,对翻译工作者的翻译活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那么,按照翻译美学的标准,如何来优化对原文的翻译和再再创造呢?首先要遵循翻译的基本标准,翻译的前提就是要忠于原文,所以在这要求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翻译学中的规律和方法,在合理的剖析原文的主要内容和对原文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的准确把握下,将原文的主要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使原文和译文间具有“相像性”。
2.翻译美学审美的要求
作为一门单独学科的翻译美学,它绝不是简单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转变,而是要遵循翻译美学审美的具体要求。而翻译美学审美的具体要求如下:
第一点,翻译不单只是一门科学,它还是艺术的具体表现。所以。在所有的翻译活动中都存在着翻译艺术所具备的特点。这也就要求从事翻译工作的相关人员,在不管接到什么样的翻译材料进行翻译的时候,都需要运用自己的语言和对原文的理解,对原文的语句进行加工和润色。所以说对文本进行翻译的过程也是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再创造的重要过程。一般来说,整个翻译的活动过程具有全程参与性和一般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翻译活动不只是单纯地被局限在翻译的范畴之中,也使它成为了一个审美的活动过程。原文的翻译是否成公,在某些方面是由翻译工作者文字审美的能力所决定的。
第二点,在对文本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对原著要做到尊重和忠实之外,还得对译文进行艺术的载创造,增加译文自身的艺术价值。一部翻译后的文学著作是否能得到文学批判学家和史学家的认同,以及读者的喜爱,这些都不仅仅取决于原文在艺术层面上的价值,还取决于译本所创造出的自身独特的价值。
第三点,译本中语言的组织形式,关系到译本是否能够达到翻译美学的审美要求。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是简单的对照着原文逐字逐句地进行变化,而是要求翻译工作着所翻译的译本必须做到内容具有真实性,去译文的语言组织的形式必须优美,译文的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不会给读者一种拗口难以理解的感觉。这些要求就需要翻译工作者在对文本内容进行翻译的时候,对其译文进行适当的筛选和加工处理。
二、《简爱》译本的具体分析
1.《简爱》译本对翻译美学审美的体现
形式上的美和文章内容上美是原文中所要求的美的两个类型。内容上的美指的是忠实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主要内容且对这些内容进行加工和润饰。而形式美则指对原文形式的传新和修饰。原文内容美可以依靠译文中优美的内容表现出来。所以,对原文的内容的美是否准确忠实地表达了出来,对译文翻译水平的评价起到了重要的衡量作用。翻译工作者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只有正确的把握了原文所要表达的内涵,才能够精确地传达出原文主要内容所蕴含的美。准确而又多方面地把握原文的主要内容是精确而又完成传达出原文内容美的重要前提。虽然原文所运用的语言和译文中所运用的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翻译工作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遵循原文的形式之美。
《简爱》译本不仅忠实于原文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之美,还对文本进行了合理的加工和再创造,做到了符合翻译美学审美的以下几个要求:
(1)相似性的原则,即对模仿艺术作品的原则。
译文不是独立的全新的文学作品,而是对已有的文学作品的语言进行转化的过程。所以翻译出来的译本的基础就是要做到忠实于原著的主要内容,即这里所说的坚持相似性的原则。例如《简爱》译本中最有名的一段简在得知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结过婚有妻子后,在后花园对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表达了简内心对于平等的追求和渴望。她说他们在精神的层面上是平等的,上帝没有让他们有什么不同。这一段告白的话也是《简爱》中最经典的对白之一,正是这段话中简所流露出来的内心对于平等自由追求,充分展现了简不卑不亢的人格魅力和高贵的品格。而这篇译文的作者对这句话的翻译,即做到了忠实于原文的基本要求,又利用我国文字的特点,合理地展现出了简的性格特征以及人格特点。文字是文学这门艺术的基础,如果说文学艺术是一栋高楼大厦的话,那么文字就是构成这栋大厦的一砖一瓦,对文学艺术价值的体现具有重要的意义。译文的翻译者逐字逐句的对照着这句话的原本和译本,其翻译的内容有原文既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同时又反应出来简内心的性格,完美的翻译也使得这句话升入人心,增加了译本本身特有的艺术价值。
(2)对原文进行合理创造的原则。
艺术是美的享受,而艺术的美在于创造。翻译作为众多艺术形式中的一种*其艺术创造的原则必然也会适合对文学的翻译。译文与原文间既有着相互间的联系,又有着各自的区别。一部好的译文作品不仅要和原文具有相似的地方,又要有它自身特有的价值,即译文本身就是一部上好的艺术作品。所以,好的译文绝不是对原文刻板的重生,而是要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加入艺术的再创造,从而为译文增添新的生命力和活力。
在《简爱》的译文中有一句的大致内容是说,有些鸟事关不住的,它们追求着自由。这句话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了再创造,翻译者将樊笼。光辉等词语运用到译文当中,合理地表达出了主人公简对于自由的追求和渴望。译文中在创造不仅丰富译了译文中的语句,使译文语言更加的优美,也更加符合我国言语对语境的要求。
还有一句译文的意思大致是说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有着一种平衡的生活状态。这句话同样做到了遵循尊重原文的原则,对原文进行了加工,在这句话中运用了光辉等词语使得译文的语句更加的贴切,并且也更加符合我国对语言文字的审美要求。
三、结束语
翻译美学翻指的是将美学对于美的基本要求同现代的语言特点相结对翻译过程中的美学问题的处理进行探讨和探究,从未使两种不同语言间的转化更加的顺畅和流利。
《简爱》译本在遵循了翻译学所要求的与原文相似的原则)对原文进行合理创造的原则和对原文进行合理创造的原则,对原文进行了加工和再创造,在忠实原文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原文的语句进行了润饰和再创作,使得译文不仅继承了原文的艺术价值,还具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是对翻译美学审美的完美再现。
第二篇:从翻译美学看张培基英译散文《匆匆》中的审美再现
从翻译美学看张培基英译散文《匆匆》中的审美再现
摘 要:汉语散文与英语散文存在这很大的差异,因此汉语散文的英译具有一定的难度。张培基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散文翻译研究,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翻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值得进行深入研究。散文的特点决定了散文翻译可以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去研究,本文将运用刘宓庆教授提出的翻译美学理论,对张培基英译散文《匆匆》进行分析和研究,希望本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翻译美学;散文翻译;张培基;《匆匆》
一、引言
散文是与诗歌、小说和戏剧并重的文学体裁,具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中西方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以散文历史悠久、成果丰硕而骄傲,中国现当代散文由“五四运动”以后初见雏形。《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著于1922年,正逢“五四运动”尾声,其语言优美,结构精巧。朱自清先生背负着当时作为文化人的历史责任,在《匆匆》一文中,他细致地描写了自己对时间流逝的感叹与无奈,并揭示了当时年轻人对国家命运感到迷茫的现实。文中关于时间匆匆的思考不仅对当时的年轻人有所触动,对今天的读者也具有警醒作用[1]。张培基先生的译文把握住了原文的情感、风格、神韵,忠实凝练,用词具有美感。
二、翻译美学
西方美学思想具有很长的历史,然而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仅两百多年[2]。尽管中国的美学思想也具有很长的历史,但直到现代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中国翻译美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是傅仲选先生的《实用翻译美学》、刘宓庆先生的《翻译美学导论》及毛荣贵先生的《翻译美学》。《实用翻译美学》是中国第一部独立、完整的翻译美学著作,标志着中国翻译美学的建立。《翻译美学导论》是中国翻译美学领域的另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该书对中英翻译进行了系统性的综合研究。《翻译美学》则对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及总结。本文将运用刘宓庆教授提出的翻译美学理论,对张培基英译散文《匆匆》进行分析和研究。
刘宓庆先生的翻译美学理论中包含了三个重要术语: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和审美再现。审美客体(Aesthetic object,AO)是指审美活动中具有一定美学价值的物质。翻译审美客体(Translation aesthetic object,TAO)顾名思义,是指翻译活动中具有美学价值并能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审美客体,即原文。翻译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分为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形式系统指语言的形式特征,是可以由人直观感受到的美学价值,即“形式美”。美学理论将其定义为包含审美客体外部特征的自然属性。语言的形式系统审美构成可从语言的各个层面得以展现,即语音、词汇、句法等。相对形式系统的物质性、可感知等特性而言,非形式系统则是非物质性的、抽象的。非形式系统是模糊的,一般包含四个要素:“情”、“志”、“意”、“象”[3]。“情”与“志”通常指文章作者的思想感情,“意”与“象”则是“情”与“志”的体现。审美主体(Aesthetic subject,AS)是指对审美客体进行审美活动的人,因此翻译的审美主体简单而言就是译者。审美主体具有两个属性:
一、受制于审美客体;
二、审美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及对审美对象的审美潜质的高度启动、激发性。翻译的审美再现是指译者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审美再现是翻译活动中的最后一步,因此译者能否最大限度地将原文的美学价值注入译文显得尤为重要。
三、张培基英译散文《匆匆》中的审美再现
张培基是中国散文翻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中国散文翻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本文将从审美客体的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两个方面对《匆匆》译文进行分析。
(一)形式系统审美再现
1.音韵
(1)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
叠词是汉语中的普遍现象,使用叠词可使得诗词等音韵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此句中,朱自清先生(以下简称朱)将太阳拟人化,用“轻轻悄悄”形象地描写了太阳如少女般曼妙的步伐。张培基先生(以下简称张)则采用英语中常用的头韵和尾韵的方法译为“softly and stealthily”,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
(2)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
what can I do but waver and wander...此句中,朱用了对称的句式表达了自己对时间匆匆的无奈,两个“只有...罢了”将作者的懊恼与感叹表达得淋漓尽致。译文中,为符合英文避免重复的表达习惯,张没有照搬原文的对称句式,而是采用了头韵和尾韵的方法译为“waver and wander”再现了原文的美学价值。
2.词汇
1.修辞手法
(3)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
原文中,作者将流逝的日子比作针尖上的一滴水,将时间流逝这一抽象过程具体化,形象生动。译文中,张采用了英文中相应的明喻修辞,将该句译为“Like a drop of water falling off a needle point into the ocean”从而到达了相同审美效果。
(4)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
此句中,作者将太阳拟人化,描写了时光流逝的难以察觉。译文中,张直译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译为“The sun has feet too”,使译文如原文一样形象具体从而实现了审美再现。
2.遣词
(5)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
(6)……日子从水盆里过去,……日子从饭碗里过去,……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从挽着的手边过去,……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
这两句中,朱描写了时间逝去的多种情况,例6)中朱采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句式,节奏明快,将读者置身于时光匆匆的状态之中。译文中,张挑选恰当的英语动词及动词短语,用词多样如例5)中的“slipped away”例6)中将一系列时间逝去的动作“flows away”、“vanishes”、“passes away”、“bushing”、“strides”“flits”,不仅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且达到了与原文相同的美学效果。
3.句法
(7)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
Thus the day flows away through the sink when I wash my hands; vanishes in the rice bowl when I have my meal; passes away quietly before the fixed gaze of my eyes when I am lost in reverie.Aware of its fleeting presence,I reach out for it only to find it brushing past my out-stretched hands.In the evening,when I lie on my bed,it nimbly strides over my body and flits past my feet.汉语与英语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因此在句子表达习惯上有较大差异。汉语重意合,因此原文中,表达时间的状语通常置于主句之前从而为主题的表达做出铺垫。而英文则注重形合,通常将主句置于句首以突出主题。因此译文中,张将时间状语从句置于主句之后,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
(8)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此句中,朱采用了排比的句式,译文采用了相应的句式以达到形式的效果。同时,张采用了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的名句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away,烘托了原文的韵味[4]。
(二)非形式系统审美再现
1.意象
意象是中国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巧妙使用意象可烘托作者的情感与读者产生共鸣。如例8)中朱通过“燕子”“杨柳”“桃花”等意象描绘了实际的春景,让读者身临其境从而在情绪上收到感染,并让读者了解大自然的荣枯正是时间飞逝的痕迹。译文中,张使用了相同的意象即“swallows”“willows”“peaches”再现了其美学价值。
2.情感
《匆匆》一文旨在表达作者对时光一去不返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失落与无奈,如例7)中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描写,阐述了时间的匆匆,形象表明了时光的转瞬即逝,也让读者体会到作者对时光流逝的无能为力。译文中,利用“flows away”等一系列的动词短语也到达了同样的美学效果。
3.风格
纵览《匆匆》一文,作者通篇采用口语化的语言,如例7)中洗手、吃饭、躺在床上等动作,生动地描写了时光的流逝以及自己对这种状态的无奈之感,从而使得文章更贴近生活,易于读者理解与接受。张在译文中合理地再现了此散文的风格特征,使用口语化的语言进行翻译如“wash my hands”、“have my meal”、“lost in reverie”等,再现了原文风格。
四、结论
本文仅从审美客体的角度分析了张译《匆匆》的审美再现,日后的研究可从审美主体角度出发研究其审美再现,甚至可研究张译《匆匆》中的审美缺失。散文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散文翻译应受到同诗歌翻译、戏剧翻译、小说翻译一样的重视。散文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形散而神不散”,“形”指其选题自由、取材广泛、不受时空限制、表现方法不拘泥、结构自由等,“神”即每篇散文都有明确的中心思想。由本文对《匆匆》英译本的分析可以看出,翻译美学理论中审美客体的形式系统与非形式系统正好对应了散文的两大特征,因此翻译美学可以对散文翻译进行有效的理论指导以期散文翻译取得更大的成就。从美学角度研究散文的翻译,有助于推动中国散文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薛功平.朱自清散文《匆匆》赏析[J].科教文汇,202_(07):229.[2]曾文雄.中国翻译美学研究新发展[J].US-China Foreign Language,202_(1):44-48.[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2_:141,168.[4]张培基.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第一辑)[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_:55-60.
第三篇:《呼啸山庄》汉译本翻译理论论文
【论文关键词】直译意译 艺术 科学
【论文摘要】作者认为任何翻译理论都是相对的,也就是都有其不足和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的地方;且其理论指导下的具体的翻译方法和具体技巧也会有所不同。本文作者试图从方平和杨苡两位翻译家在大的翻译原则上的分歧出发,从而探讨他们在某些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上的不同,且作者对于她个人认为两个翻译家译得不妥的地方,也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试图找到一种更为合适的译法。
对于深受十八世纪英国“哥特式小说”和十九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诗歌影响的神秘主义者和诗人般的作家 Emily Bronte的不朽名着Wuthering Heights,国内有很多译本。其中翻译大家方平主要采取意译的手法,抓住了原作的精神,并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感受,笔下生花,从目的语中信手拈来,使得译文流畅通顺,文章跌荡起伏,极具文采,实在是一部出色的译着;杨苡的译文则主要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法,这样就能紧扣原文,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着的形式和风格,从而使译文显得忠实,但相对来说不够灵活。两位翻译家不仅在大的翻译原则上有所分歧,而且在某些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上也有不同。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地分析。
首先,杨苡较为注重保留原文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对应原文的表层结构上面。
例如:
“Is Heath cliff not here?”She demanded,pulling off her gloves,and displaying fingers wonderfully whitened with doing nothing and staying indoors。
杨苡:“西刺克历夫不再这儿吗”?她问,脱下她的手套,露出了她那由于呆在屋里不做事儿显得特别白的手指头。——杨苡译 译林出版社202_年8月版
方平:“希克历不在这里吗”?她问道,把手套脱了下来,露出来好白好白的手指儿,那时因为成天呆在屋里,又不干活的缘故。——方平译译林出版社1990年8月版
评论:比较方平和杨苡的两种译文,很明显就能够看出来此处方平的翻译较好。原因在于,杨以的翻译过于死板,将原文中的过去分词短语照搬过来翻译成定语。但忽视了英语句子结构与汉语的句子结构子这一点上是很不同的。有翻译界人士主张,如果一个句子其中的定语中超过三个“的”就应该不算是成功的翻译。杨苡将文中的过去分词直接移植过来译成定语,首先这样过于死板,且定语过长句子结构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再者,让我们分析一下原文句子结构。原文中两个过去分词短语在这里做demand的状语。其中pulling off her gloves做伴随状语,而displaying her fingers则是结果状语。脱去手套露出手指这是极其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对此读者们不会有任何惊奇,但凯瑟琳的白的出奇的手指却是大家想不到的,所以这也正是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所在,这是新信息,根据汉语尾重的原则,理应把此部分放在最后。且本来with + n。+ Ving在这里就表示原因,将其简单地处理为定语是不合适的。杨译形式上当然显得比较紧凑、比较接近于原文的长句子的表层结构,但这样地追求形式上的一一对应,很容易就会以牺牲其他诸如意义符合、准确度和译文的动感效果等方面作为代价。除此之外,本人认为杨苡的这种译法还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子结构层面以及其篇章结构的不同。根本的是由于两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形式所决定的。汉语民族讲究天人合一,讲究人治,所以汉语语言也是语用型的,句与句之间讲究一种意义的糅合,是意合型;而英语国家则多是法制国家,他们的民族有一种刚性,由此他们的语言也是一种显性语言,形式上要求有一种外在的统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显性。他们的语言是语法型的,句与句之间讲究一种树形的形合。从词汇、短语、到句子在道具群直到整个篇章等各个层面都讲究严格的前后连贯对应一致,特别英语通过形态的变化来达到这一目的,这是汉语与英语在外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
所以仅仅从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能够找到方平将 pulling off her gloves和displaying her fingers。其实这是英语的习惯的组织句子的方法:以主谓句为主轴,以一个主要动词为核心来组织句子。按照意义连贯和时间顺序译成两个的平铺直叙的分句是道理的,这样既符合逻辑思维,又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当然,我们也会见到要求英汉两种语言上的形式上的严格对等,但那种情况主要出现在诗歌或词等对形式要求较高的语言形式中。
英汉两种语言由于两民族思维习惯的不同而造成的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包括由此产生的语言感情色彩和语言心理习惯上的视角差异,特别是英语存在着包括从词汇变化层面,到单个简单句的主谓人称、单复数、时态上,以及复杂句子的各个成分的纵横聚合选择上,都是不同的。这是造成英汉或汉英翻译障碍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再者,二者在选词择句上也是风格各异。例如:
Hindley threw it,hitting him on the breast,and down he fell,but staggered up immediately,breathless and white……。
杨苡:辛德雷真的扔了,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了下去,可他又马上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气也喘不过来,脸也白了。——杨苡译译林出版社1990年8月版
方平:亨德来把铁秤砣仍过去,正中他的胸口,他一头到了下去,可是立即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面无血色,气也喘不过来。——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_年8月版
从这里,我们看到方平的翻译读起来朗朗上口,句句精彩,好像在读一本武侠小说一样。因为他大量使用了极具动感的词汇,且用短句子表达,节奏非常轻快。而且,我们还会发现方平将后面的 breathless and white的顺序大胆地加以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的逻辑思维和观察习惯。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一般是先有视觉上的印象然后才是听觉嗅觉等等。所以,从这一点看来,方平的翻译更加符合情景思维和逻辑思维。让我们继续来看。对于white这个词两个翻译家给出了不同的翻译结果。杨苡及其忠实于原文地将其译为“白”,而方平则根据中国读者的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从读者所获得的视觉效果的角度将其译为“面无血色”。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两位翻译家所采取的不同的翻译角度。杨苡侧重于意译也就是通过寻找外延意义上的对应的文字来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作者的目的,其实这只是文字或文章的表层形式上的机械对等;但方平则从读者反映的角度对其加以描述性的阐释。直接译出了 white一词的内涵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关于翻译的本质问题,特别是文学翻译的本质问题。文学翻译的本质客体在特地高层次和范围内给主体提供了具有艺术创造性的客观基础,见于其主观表现形式;文学翻译具有艺术创造性,是译者在一定的自由度之内对原作的艺术再现和艺术表现文学作品的艺术再现和艺术表现是出于满足读者的审美要求,是同过语符化手段与情景的动态模拟重构并给以特定语言形式的再现(曾利沙,2001a)。
结论:由于两位翻译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理论,而有了两个属于完全不同的译本。对此,我们不可能采用一刀切的翻译批评观,而只是说不同的理论指导下的具体的翻译方法,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有具体情况下的谁更合适的比较。
参考文献:
[1]方平。呼啸山庄。上海译文出版社,202_。
[2]蒋骁华。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创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_。
[3]奈达。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上海教育出版社,202_。
[4]萧立明。新译学论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2_。
第四篇:审美现代性与21世纪中国美学论文
处在世纪的转换点上,中国美学新的理论建构与深化前景究竟何在?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各种疑问总是同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学在中国的存在状况联系在一起的。
自从20世纪初中国美学步入自己的现代思想建构行程以来,各种美学问题的提出与探究,几乎总是先在地同中国人在社会剧变、国家困厄面前所产生的民族性生存焦虑相纠缠。现代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统一体系的重建愿望,民众自觉意识的大声呼唤,大众生活幸福的规划设计……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明确地流露在20世纪中国美学种种具体而微的理论思考中;现代中国美学家们竭力想要借助美学的精神能量,严格而理性地框范、引导甚至建构现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新的生命改造活动与生活希望。所以,尽管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某种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但深入分析,我们却能看到,不管是持守激进人生改造意志的美学主张,还是保持了相对静观内省立场的各种美学理想,它们实质上都持守了一个最基本的文化立足点,即以“审美”作为人生理想的生命活动,以“审美化/艺术化”为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的最后归宿,因而美学上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分化最终不仅没有集结成大规模的理论对抗,相反却出现了两种美学立场长期并存,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发展路线的局面。如果说,功利主义美学观着重把“美”和“艺术”具体落在了人生行动的崇高性实践方面,那么,超功利主义的美学理想则重点突出了“美”、“艺术”的社会和谐功能。这样,无论过去一百年里中国美学表现了怎样的理论分化,但从根子上说,主宰20世纪中国美学方向的,始终是一种“审美救世主义”的理想情怀。现代中国美学力图把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认识要求与实践改造,当作具有充足理由律的美学本体论,以此来实现现实生活与人生经验的精神疗治——美学家往往十分乐于充当这样的“社会精神医生”。
这里,我们便可以发现,如果把20世纪视为中国美学开始自身现代建构尝试的起步期,那么,这期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当理论内部的“救世情结”和学术追求上的“社会/人生改造冲动”从外部方面强烈制约了美学的内部建构努力,美学在20世纪中国便呈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学症候”——面对强大而急迫的外部社会压力,理论建构本身的内在逻辑反而失去了它的现实合法性;对于“审美”、“艺术”的强调,成为特定历史、社会的集体意志表现,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和作为个体自由意识的选择与行动,则因此消失在美学对于“社会”这一集体利益的原则性肯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实际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地指向了“社会本体”的确立方向,成为一种坚定地站在社会群体意志之上的美学追求:它把社会改造的目的、人群关系的改善以及人生幸福的不懈奋斗等社会性的价值满足当作为美学唯一合法的现代性根据。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一个最大缺失:在社会实践意志、集体理性的高度扩张过程中,美学一方面表达了社会现代性的外部实践需要,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理论建构意义。因为毫无疑问,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来说,社会现代性实践所要求的,是群体的社会自觉、统一而不是个体的生命自立、自由,是社会规范性而不是个体选择性,因而,追求社会现代性之实践满足的美学所集中体现的,便只能是那种超个人的社会意志、超感性的集体理性实践。而与此不同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核心却在于寻找社会本体、集体理性的超越前景,寻找并确立个体存在、感性活动的本体地位。因此,20世纪中国美学之现代建构所缺失的,根本上也就是对于个体存在及其生命价值的理论关注。
有鉴于这种历史的理论情状,中国美学倘欲在新的世纪里继续自己的现代理论建构追求,就必须在注意自身历史特点的同时,清醒地看到社会现代性追求在美学目标体系上的局限性,避免在对“社会本体”的确认中淹没掉“个人本体”的存在意义。从健全现代美学建构的整体要求出发,新世纪的中国美学研究应当在自身内部充分肯定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重要性,重新认识超越一般社会规定性和集体意志之上的个体存在价值。换句话说,审美现代性问题之所以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探讨对象,既是一种学术史反省的结果,更是美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围绕审美现代性问题,中国美学研究需要思考的主要有:
第一,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及其理论展开结构。这一方面,我们主要应着眼于个体存在的本体确定性及其结构规定,并在这一结构规定上展开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在这里,我们首先将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从美学层面上理解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的现代冲突,如何把握“个人本体”与“社会本体”的理论关系?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始终把“社会”视为一个巨大现实而绝对化了,个体存在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常常被设定为某种无法调和的存在,张扬个体及其感性满足被当作为对社会改造实践、集体理性规范的“反动”而遭到绝对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以个体及其存在价值作为现代美学建构的思考中心,便需要对其中所涉及的诸多关系作出新的理解与确认,才能使美学之于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考辨真正获得自己的理论合法性。
第二,“个人本体”的美学内涵及其现代意义。必须指出,所谓“个人本体”应在一种价值概念范围里被理解,而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学或伦理学概念;“个人”首先不是被视为理性的生存,而是一种基于个体心理活动之上的感性存在。这样,强调“个人本体”,意味着中国美学将在突破一般理性主义藩篱的前提下,更加充分地关心个人、个人生存目的以及个人的心理建设,而不是以社会利益消解人的需要、以集体意志消解个人想象、以理性消解感性。事实上,美学原本就是一种形成并确立在个人主体活动基础上的思想体系,离开对“个人本体”的确证,美学的实际思想前提也就被取消了。所以,强调“个人本体”,根本上是要重新确认美学作为一种人文思想体系的学科建构本位,让美学真正站在“人”的立场上。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主要还在于怎样理解这种“个人本体”的现代内涵?在这一点上,需要解决的理论困难主要是:首先,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个人本体”的现实规定是什么?这种现实规定又是如何在美学层面上具体体现出来的?其次,如果说,对于“个人本体”的确定,意味着对于个人的选择自由、行动自由、感受自由的肯定,那么,这种“自由”的价值目标较之历史的存在形态又有什么具体差异?换句话说,在体现和维护个人生存的基本目标上,“现代个人”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这样的特殊性在美学系统中将如何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再次,由于现代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转换所决定,传统美学对于统一、完整和完善的理性功能要求逐渐被充分感性的个人动机所消解,其影响到美学的现代建构,必然提出如何理解感性活动、感性需要的现代特性及其意义,以及在现代审美和艺术活动中如何有效把握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关系等问题。对此,美学在自身的现代理论建构中必须予以深入的探讨。
第三,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现实关联。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现代性建构作为一个持续性过程,不仅关系着社会实践的历史及其文化现实,而且关系着人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主表达意愿和自由表达过程,关系着个人在一定历史维度上对于自我生命形象的确认方式。所以,社会现代性的建构不仅涉及个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和价值形式,同时也必然涉及审美、艺术活动对个人存在及其价值形式的形象实现问题。美学在探讨审美和艺术领域的本体确定过程时,理应对此做出有效的回答。这里应该注意的,一是社会现代性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性质,二是审美现代性追求在社会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三是审美现代性追求的现实合法性维度。
第四,审美现代性研究与美学的民族性理论建构的关系。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各种中国美学的“民族性”努力总是相当自觉地把审美和艺术活动与社会进步、审美“人生”的实现与集体意志的完满统一、个人自由与社会解放的关系等,当作一种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加以高度推崇,并且强调美学理论的“民族性”特征与中国社会固有的实践伦理、集体理性要求之间的一致性。这样,肯定个人及其存在价值、张扬个体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便不可避免地会同这种美学“民族性”建构思维发生一定的冲突。对于新世纪中国美学来说,能不能真正确立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合法地位,能不能真正满足美学现代建构的逻辑要求,便需要在审美现代性研究与美学的民族性建构关系问题上进行一定的理论“反正”,厘清其中的关系层次,解除理论顾虑,同时真正从民族思想中发现、发掘和利用“个体本体”的理论资源——在这方面,中国思想系统中其实有许多值得今天重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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