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为什么会被免职？++

以下是选摘自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部分的内容。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第二篇：关于刘道玉最后一次在武汉大学演讲的演讲稿

关于刘道玉最后一次在武汉大学演讲的演讲稿

主讲人：刘道玉

主办方：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工组

地点：武汉大学人文馆主厅

时间：202_年3月22日 19:00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改革

赠言（大意）：学生是大学的根本，没有学生大学就不

存在。……（鼓掌）

摘要

一、大学教育改革应从体制改革入手

1.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

回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它的重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其中有两位历史功臣，一个是冒险为很多人平了反的胡_耀_邦，他是“中共的良心”；另一个是赵_紫_阳，推动了农村改革。回忆自己参与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草案的制定。“可惜的是这个草案后来不了了之”。邓小平讲话中谈到对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可惜没有落到实处。

2.何谓“从体制改革入手”

这才是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现状的困。要减政减权，有系统的进行改革，要扩大学校自主权。教育的根本目的：提高民族 素质。衡量教育的标准是人才，而不是经济指标。可

惜现状并非如此。

3.为何要从体制入手

教育体制属于中观的体制。中国自古有大一统集权的体制传统，教育体制也不例外。特点是垄断一切教育资源。甚至出现教育部的法盲行为，管得过宽，与现有法律都产生了抵触，如限制学生结婚、租房甚至买电脑——这在刘道玉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大学。教育体制的集权还体现在工程思维上，巧立名目，炒作。各种各样的教育工程计划，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也越来越多。各种评比，搞形式主义。浪费宝贵资源，“好大狂”的做法。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计划教育。这与市场经济是相悖的，与教育规律是相悖的，与时代精神是相悖的。

4.形式主义与官僚作风盛行

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大学普遍没有特色，缺乏创造性？这和瞎指挥和冒进有关。比如合并大学，是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合并的，不能体现大学自身的需要。211工程搞了10余年，劳民伤财。毫不客气地说某些大学虽然进了211，但是本质上是垃圾。大学的发展和合并，就要像自由恋爱，而不是包办。“本科教学评估，逼良为娼，形式主义，不能再搞了”某参加教学评估的校长这样告诉他。

在这样形式主义盛行的中国教育界，却没有大学抵制，这一定程度上和中国人“同向思维”的定势有关，也难怪现在豪华建校的浮夸建设之风。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事业的悲

哀。

二、独立 自由 自主是大学的精神

1.大学的理念

回忆了大学的起源。大学的理念精神决定办学思维和体制。中国大学没有教育家，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家都不懂哲学。西方的哲学家很多都是教育家，哲学家很多研究教育。因为不懂哲学就不懂思维，不懂思维就不懂教育。而中国的哲学

家却专门研究政治。

大学的理念很重要的就是独立，或者说是对外界的冷漠。“独立，追求真理，精英教育，分权管理”是大学理念的重要信条。西方大学的起源在教会学校，那是学者们与世隔绝专心治学之地，和世俗纷扰甚少。中国的大学以国立大学为起源，早期的教会大学并没有得势。中国的大学从一开始就和集权有关，不独立，是实用主义的产物。

2.中国大学的问题

“移植西方大学没有灵魂的躯壳，模仿出不伦不类的体制。”用他自己编的谜语：中国的教育体制——剥了壳的熟鸡蛋，外面是白的，是西方的，里面是黄的，中国的。

三、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体制

1.必须改革大一统的体制

举例美国教育部，职能范围很窄，只管教育公平与统计事务。按老子的话说，“无为而治”，当是给当下中国教育部的箴言。“教育部如果太有为，下面的学校就无为了。”

例如：应该在高校民主选拔校长，作为民主改革的突破口。因为高校是最具有理性的机构，选民素质条件具备。解放前的武大，校长的选拔权就给了学生和老师的。作为一个校长，他学术贡献并没有其教育思想更能衡量其资格。

北大从前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校训很好，可惜现在有一个不伦不类的校训。

2.招生体制必须改革

统一高考在现在不适用了，作为参与恢复高考和高考30年进程的人他如是说。制衡办法：三权分立。教育部制定监督，考试院独立组织考试，大学自主录取。举例美国模式。

3.改革教学与管理体制

80年代武大的成功改革，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成功就在体制改革。比如学分制。但是现在的学分制，很多学校是真的学分制还是假的学分制还有待商

榷。

4.改革本科培养人才的模式

专才还是通才？以前学习苏联，培养专才，但是现在俄罗斯大学已经抛弃那一套了，中国为什么还坚持？以前反对这种模式就是右派了，而今天坚持这种模式是实用主义在作怪。大学要全面培养素质，而不是进行职业教育。不是名校名师出人才，人才靠的是志趣、兴趣、信念、执着、成功。中国的科学家研究的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国家的任务，这就是中国为何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科学研究的动力在于好奇心和闲暇。”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总之，中国需要大学教育精神的启蒙。

四、提问

学生1：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刘校长会不会以妥协来换

取领导教育改革的继续呢？

刘道玉：因为我热爱教育，也了解自己的性格，所以最后的抉择是不能妥协的。中国清官难当，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官场。现在自己不在那个舞台上，但也有自己的小舞台（此时有些激动）。但我仍然在自己的小舞台上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仍然相信我的这些努力的作用。社会是在进步的。我的学生送我三句话：“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改革的道路很漫长，但历史将最终沿着改革者的足迹前进。”

学生2：最近学校顾书记提出大学可以以录取35%高价生来弥补债务的亏缺，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刘道玉：我觉得学费的问题要很慎重。这也是个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美国的学费比较高，但他们有很多奖学金项目可以抵消相当多学生的负担；印度学费非常便宜，使穷人上大学门槛不高。学费的问题需要广泛听取社会的意见，这个问题或许比物价上涨要复杂。

最后，一个从华农专程来听刘道玉讲座的同学，非常激动地上台致辞。老校长在同学们的簇拥下离开了讲堂。一想到以后会很难见到老校长，心里很不是滋味。故慎记老先生所言，同时期盼老先生的愿望的实现能够被我们所见证。

202_-03-23

“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我的一个重要而痛苦的决定：这次是我面对大学生的闭门讲座，我以后不会有公开的讲座

了…”全场哗然。

3月22日下午7点，老校长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与武大学子相约人文馆。整个讲座历时一个半小时，几乎是在掌声中度过的，记者数过，不下于20

次。

早在下午四点多，紧锁的人文馆门口就挤满了排队等候的人们。

6：00，人文馆爆满，这是我进校半年来见到人文馆最爆的一次，比毕业求职会还火爆！用一个学长的话就是“我很早就到了，占到了一个站着的地方。”

6：45，全场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老校长刘道玉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里，像走星光大道一样，伴着始终没有停过的掌声，慢慢地移到台上，向大家挥了挥手：“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你们站了很久了，可能还要站着听我的讲座，你们辛苦了！”一句带着颤音的问候，让我们暖在心里，同时也心疼他75岁高龄带病还来坚

持给我们进行人文教诲。

闭门讲座，以后不会有

“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我的一个重要而痛苦的决定：这次是我面对大学生的闭门讲座，我以后不会有公开的讲座了。做这个决定是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原因：12年前，我患了脑中风，手不好使，已经不能写字了，我实在是难以割舍。”接着他说出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对于教师，没有学生，生命将会黯然失色；对于大学，没有学生，大学将不复存在，学生是大学的主体，大学的一切都是为学生服务的。”言辞恳切，相信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刘爷爷一定是很艰难的，他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他。

“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难道工程思维就能

够振兴我国经济吗？”

中国教育是“大一统”体制。“教育部把持，也垄断着一切教育工作的决策与管理权。”他讽刺地说到“现在大学生结婚还要教育部批准，这群人就是法盲！还有大一的学生不让带电脑，不让在外租房，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回想他当年上学的那会，“班上有结婚的，有怀孕的，还有生小孩的，恋爱，结婚是每个成年人都享有的权利，而教育部连这个都不懂。”他指出现在的教育部就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又要管，这就是没有抓准方向！”

他还说到，我国现在的教育就是一种“工程思维”。“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是典型的„好大狂‟和形式主义。但是，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难道工程思维就能够振兴我国经济吗？”“文革前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为23所，78年为34所，现在为76所，越来越集权！现在流行什么教育工程，什么211工程，973工程，阳光工程…明显带有炒作之嫌。”而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大学造成很消极的影响：大学无个性，“千人一面，万人一格”；无创造性，瞎指挥，大跃进；相互攀比，评估造假；形式主义盛行。对于大学的合并热潮，他幽默地打趣道“这是逼良为娼”，我们一定要“提

倡自由恋爱”

中国大学的体制是“剥了皮的煮鸡蛋——外白内黄”

独立、民主、自由是大学教育的精髓。他从大学的起源讲起：“西方大学起源于意大利和法国，世界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都是由教会主办的，现在的大学精神都源于那个时代。中国最早的5所大学也是教会主办的，可惜没成气侯，国立大学走上了主流，鄙校就是当时最早的一所。中国的当代教育主要还是学西方，可悲的是，我们只学会了形式而没有通其本质，移植了躯壳而没有灵魂，搞得不伦不

类，没有自己的理念。”

他言辞犀利又不乏幽默：

“谜语：中国大学的体制——打一个双色熟食”

谜底是剥了皮的鸡蛋——“外白内黄”套用西方的模式，但是还是沿用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

我一生搞教育，思考得越多就越痛苦。为什么中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独立自主的学术体制！那么中国怎么才会有？究竟要用什么样的体制？“我认为，要用道家的„无为‟，上不为，下才会有为！”

“中国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

教育如何搞？老校长提出了他的建议：

首先，要改革校长选举制度。“哲学教人思考，校长一定是要具有思想家的素质的教育家。但是中国很怪：教育家不懂哲学，而学哲学的有不搞教育，他们专心政治。还有就是要民主选举校长，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要治学人选举治

校人，这样才有出路！”

其次，改革招生制度。他主张“三权分立”，教育部拥有决策权，独立考试院拥有考试权，大学拥有招生权。取消全国统一考试，采取大区、省、重点大学和艺体院四类分别考试的方法。指出大学录取一定要有针对性。

接着，改革教学与管理体制。移交于制度的改革促进教育体制改革，建立民主、自由的体制。他回想武大当年的辉煌，北大教授、学生都想转到武大来…“但是，现在落伍啦！”他有一点无奈，“现在好多大学弄的都是假的学分制度，如果一个学校不许学生自由转系，自由听课，那么它就没有学

分制。”

最后，要改革本科培养人才的模式。“我总结人才的成功模式就是：志趣——信念——理想——执着——成功”

他这样评价自己：“年老未敢忘忧国。”他坚信，执着追求会让中国教育的明天充满阳光！

75岁且多病缠身的他仍不忘他从事了一生，也奉献了一生的教育事业，在场的所有同学用掌声向他老人家致敬！

互动环节

考虑到刘爷爷的身体状况和同学们的热情，主持人说好

只许问两个问题。

问：刘爷爷，您现在可以说是改革大业未成，如果当初的妥协可以将改革延续，你做了教育部长就可以在全国进行改革，那么你重新选择，你会怎么选呢？

刘：人生本来就是不断的选择，在我刚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周总理当时让我去从事军事，我没去，如果当时去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将军了。我热爱教育！并且执着从事教育改革，对于这项事业我一直很激动。是的当时是有人跟我说过，如果我做了教育部长也许回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京官难当呀！在“皇帝”身边，你快了，他说你冒进，慢了，他说你落后…那个舞台不适合我，我只有在武大这个小舞台上呐喊，现在这个舞台也没有了，我的舞台就是我的家，我的书。我一年出一本书，十篇论文，谈教育改革话题，六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将一次性出版。我相信，只要坚持，中国的改革就会有希望！你们要记住：历史是沿着改革的道路前进的！

问：顾海良书记前几天发出公告说，武汉大学明年开始招收35％的高价生，说是为了偿还债务。刘爷爷，你作为武大前校长和教育家，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问题到底如何解决还是要慎重，如果只是为了还债，那么还真是值得考虑，我们不能够把债务转嫁给家长。当然各个学校的标准也不一样，例如美国的学费就很高，但是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很多，几乎每个学生都会有，大学生几乎不用问家里要钱就可以生活；印度的学费很低，但是还有很多人支付不起。学费上涨牵一发而动全身，物价上涨都要听政，学费上涨也要听政再做决定

也不迟呀！

按照规矩，我们只能问两个问题，虽然有好多问题想请教刘爷爷，但是大家更心疼他的身体，这一次，大家都很“乖”，没有去问。可能是有太多的话想对这个受人尊敬的老校长说，一个来自华科的女同学竟然冲上去对大家说她的感动以及她对我们武大学子能听到老校长的教诲羡慕之情。

真的，一切都好像是一场告别，8点半，刘爷爷在更加热烈的掌声中，与同学们一边握手，一边离去…时间在那一秒定格，大家都不愿意散去，就好像武大要彻底失去刘道玉一样。今夜，人文馆无眠，武大无眠。

第三篇：《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给《清华大学》写下的信函1

《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给《清华大学》写下的信函

《清华大学》自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但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造了76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清华大学》却创造了70个亿万富豪，没有一个诺奖获得者。

《麻省理工学院》建校150周年之际，“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全校大搞歌功颂德，十足的“中国特色”。

值此校庆100周年之际，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给《清华大学》写来了以下信函，完全赞同此函的看法。“刘函”全文如下：

清华，您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 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 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2_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 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 “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 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 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政府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 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 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第四篇：刘道玉：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刘道玉：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的民族，国家一词就是由“国”和“家”组成，这是任何其他国家语言所不具有的深刻蕴意。早在2500多年以前，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国之本在家。”香港影坛巨星成龙和刘媛媛在国庆60周年的焰火晚会上，演唱了一首名为《国家》的歌曲，引起了全场强烈的共鸣。其中，有几句歌词是：“……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这说明在汉语中，国与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文明中，成为唯一香火不断的文明，这是令华夏子孙感到无比自豪的！家国同构：家庭是第一所学校

既然国与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家庭教育和国家的教育，也应当是相辅相成的。我国古代就有“家国同构”的教育模式，就是把教化天下的任务分摊到每个家庭承担。这正好体现了：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由此而论，家庭在教育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类的知识、经验和文明的传承，基本上是通过家庭链条进行的。世界事物的发展往往遵循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比如自学，人类就是由自学发展到学校教育，而且又将会从学校教育发展到自学为主的网络学习。

我国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在其发展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不少家庭教育成功的例子。例如，《欧孟仪型》是清朝吴嘉猷的一幅名画，展示的是欧阳修和孟轲的母亲教子的伟大母爱的画卷。孟子3岁丧父，从小聪颖，天性贪玩，模仿力极强，为了给孟子营造学习的环境，孟母三迁，终于成就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被后人称颂为我国古代的亚圣。无独有偶，北宋时的欧阳修4岁丧父，母亲偕他从江西迁到湖北随州，投靠做官的叔父。但是，寄人篱下的日子过得很艰辛，但母亲没有放弃教子之责，用木炭和树枝教儿子识字写字。后来，在自己已经不能再胜任教授儿子的情况下，就鼓励他自学，没有书就四处借书、抄书自学，终于欧阳修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

实际上，《欧孟仪型》展现的仅仅是家庭教育成功的个别典型，但像这样成功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古今中外每一位杰出人才的背后，都有伟大的父母之爱，以及他们为教育子女所付出的心血。反之，每一个家庭教育的悲剧，从根本上说，也都有父母放弃教育或者教育不当之责。因此，为人父母者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重任，从某种程度上说，父母的正确教育将影响孩子的一生，甚至决定他们的前途和命运！

家庭教育：父母是最好的教师

事实上，我国家庭教育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人们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在进行，是以正确或不正确的方法在进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家庭教育存在两种极端情况，即过度溺爱和棍棒教育，虽然其表现形式迥异，但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因此也都是有害的。就大多数家长而言，他们处于家庭教育的灰色地带，即有心教育孩子，但又不知怎样以科学的方法教育好孩子。由于我国教育市场的兴起，近十多年出现了众多的家庭教师和培训学校，还有网络学校。虽然不能一概否定这些家庭教师和培训学校的作用，但仔细看看，这些培训学校都是市场催生出来的，是改头换面的应试教育。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因此父母应当是最好的家庭教师，我们为什么不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呢？有些家长宁可送孩子去上补习班，或请家庭教师，也不愿自己学习和研究教育学，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这是转嫁或是推卸自己的责任。事实上，现今绝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具有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能力，比起欧阳修和孟轲母亲那个时代的水平要高得多，完全能够培养出现今的欧孟那样的杰出人才。当然，现在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了，但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树立“立学以读书为本”的思想，营造清心寡欲的学习氛围，抵制功利主义的诱惑，排除浮躁和浮夸的影响，家庭教育是大有作为的！教育真谛：启迪智慧享受快乐

顾名思义，家庭教育是由家庭和教育两部分组成的，而东西方在家庭与教育方面的观念又是迥异的。我认为，在进行家庭教育时，东西方完全能够做到互补，既要发扬我国重视家庭的美德，又要借鉴西方教育子女的先进理念，比如，去掉父道尊严，多一些平等和对孩子的尊重；放弃对孩子的支配欲望，多尊重孩子的自由选择权；少一些溺爱，多鼓励孩子独立自主；少一些包办代替，鼓励孩子自立自强；少一些担心害怕，多鼓励孩子冒险；淡化分数和状元情结，着力启迪孩子的智慧和思辨能力；放弃模仿和形式主义，多鼓励孩子探索和创新。总之，我们要在发扬重亲情、爱抚、孝道、诚信、守纪律、朴实等美德的同时，要采用先进的教育理念，让孩子沿着正确的方向成长。

教育的真谛不是用知识填满学生的脑袋，而在于启蒙和解放，帮助孩子发现自我，培养良好的个性，启迪智慧和享受快乐。因此，家庭教育并不是要全部代替任课教师的教学，最重要的是；的人才。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呢？

怎样看待孩子的成功，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不同价值观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标准。在一个多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应当以多元的、动态的标准看待成功，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每一个人。我国普通的家长，都怀有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情结，虽然其情可嘉，但这终究是不可能全部实现的美梦。无论是龙也好，或是凤也好，无非是指精英人才，比如高级领导人、著名科学家和亿万富翁等。但是，根据精英理论分析，社会精英始终只是极少数，这不是因为个人的智质和努力不够，而是因为社会精英资源和机会极其有限。比如，美国建国240年，通过竞选担任历届总统的只有43人；自1901年到202_的114年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共有889人；世界拥有亿万富翁最多的美国也只有400人。虽然我们不能放弃成为这样精英人才的可能，但绝不应该仅仅以此来界定成功，否则不仅造成个人理想巨大的失落，而且还意味着我们教育的失败率岂不是太高了吗？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界定家庭教育的成功呢？我认为，一个孩子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享受到智心身俱增的童年乐趣。进入到成年以后，他们能够选择自己喜爱的学业，学有所长，找到合乎自己理想的工作，并执着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要倾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既是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同时也获得了个人的幸福与快乐。这就是绝大多数人能够实现的成功人生，也是家庭教育应当坚持的正确方向！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浅白 刘道玉简介：

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个人经历

1933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市）蔡阳乡刘家坡[1] 1941年－1947年先后在蔡阳古城私塾和蔡阳铺中心小学读书 1947年9月－1953年6月先后在襄阳二中（原襄樊二中）、联中、枣阳中学、襄阳五中读书 1953年10月－1958年8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1955年任武汉大学脱产专门从事肃反的学生干部 1956年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肃反积极分子

1957年任班上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

1958年9月－1960年12月在武汉大学任助教1961年1月－1963年7 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前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学习，任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 1962年，武大派他到苏联科学院，攻读有机氟专业 1963年9月－1966年4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任讲师[2] 1963年9月－1966年4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任讲师[2] 1966年5月－1977年4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历任校文革教育组组长；武汉教职工战斗兵团司令；北京大学文革联络组组长；工宣队任命的校教改组组长[2] 1973年7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2] 1977年5月－1979年4月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78年3月被北京市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年5月－1988年2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校长1979年11月率代表团访问法国，与法国政府签定第一个交流协议[2] 1981年11月率代表团第二次访问法国，与法国政府签定第二个交流协议1982年8月，1985年5月先后被评为化学副教授和教授[1] 1982年9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2] 1983年5月－1993年9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第一、第二届主任 1983年5月－1993年9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第一、第二届主任 1983年9月率代表团访问日本与东京都大学等学校签定交流协议 1984年8月参加在美国召开的中日美第二届金属有机化学讨论会

1985年5月接受法国驻华使馆公使拉奥授予的法国密特朗总统荣誉勋章[2] 1985年7月作为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中日大学校长第一次会议 1985年11月率代表团第三次访问法国，签定第三个交流协议 1986年9月参加美国耶鲁大学第20任校长就职典礼和签定交流协议

1987年11月参加日本创价大学17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接受池田大作授予的东洋哲学学术奖章[2] 1988年2月10日被免除武汉大学校长职位

1988年5月－1999年2月任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专家委员会主任 1988年10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金属有机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988年10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金属有机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9年3月参加香港章（太炎）黄学术思想研讨会，并宣读论文

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但刘道玉却被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誉为“永远的校长”、“武汉大学的蔡元培”[1] 1989年12月被英国剑桥名人中心(IBC)聘为终身会员和名誉顾问 1990年10月参加中国化学会，被选为22届理事、永久会员[2] 1991年1月参加“863”高技术评审会议并承担一项重点课题任务 1993年3月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颁发的20世纪银质功勋章[2] 1994年3月8日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成立，任理事长

1994年7月赴英国参加第16届金属有机化学大会，宣读论文，担任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5年6月6日参加“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并作了报告 202_年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1]

第五篇：武大原校长刘道玉

武大原校长刘道玉：中国之大竟容不下一点风骨和教育的理

想

为什么他要辞掉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职务回武大当校长？为什么他被中组部内定为团中央书记却无意留连？为什么他被推荐为武汉市市长时要极力推却？1988年李铁映让他去国务院负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为什么他要婉拒？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邀请他去当校长，为什么他也不去？

为什么教育的官员，武汉大学的官僚都要联手封杀刘道玉？为什么老校长办学不成，连在武大的演讲也要被封杀？我们国家对教育家就是这样的吗？我们只需要奴才吗？ 官僚教育何时才能走向末日？

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

不懂刘道玉的人，也许是因为没他这份经历。

洒墨刘道玉

作者：石 破 来源：南风窗

“我现在是个残疾人。”77岁的刘道玉在自家客厅里对记者说。“我中风13年多了，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他让记者坐到他左侧沙发上，好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你们对我的采访是关门采访，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了。”

很多人对刘道玉很好奇，对他的经历执迷，对他的思想也不省其意：为什么他要辞掉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职务回武大当校长？为什么他被中组部内定为团中央书记却无意留连？为什么他被推荐为武汉市市长时要极力推却？1988年李铁映让他去国务院负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为什么他要婉拒？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邀请他去当校长，为什么他也不去？

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

不懂刘道玉的人，也许是因为没他这份经历。刘道玉的一生，在升腾和跌落间跳来跳去，兔起鹘落。

1961年，国家高教部准备向苏联派出120多名留学生。当时我国内有三年困难、外临中苏交恶，120多名留学生最后只派出了一名，就是刘道玉。然而，在苏联留学一年半后，刘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与中苏论战，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回国。眼看到手的“副博士”学位飞了，但他却变身光荣的“反修战士”，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隆重接见，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欢迎大会，陈毅副总理请他吃川菜，周总理建议他去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却又被刘道玉婉拒，而执意要回武大“报效母校”。

他被内定为革命事业接班人，32岁就在武大当了副教务长，“文革”中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搞笑的是他被武大造反派疑为“苏修派遣来的特务”。刘道玉辩解说我是被苏联政府赶回来的呀！对方回答：焉知你们搞的不是苦肉计？看来想象力真的比知识更重要，也许整个10年“文革”就是一场全民想象力的大爆发？

就这样，“文革”前期，刘道玉差点被整死。1973年他时来运转，被任命为武大党委副书记，当上了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代表、湖北省委委员，1977年又当上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但他不愿当京官，以“水土不服”为由辞职南归了。

48岁时，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而后国内再也不曾出过如他般年轻的校长了。当时的武大，解放前全国五大名校之一，跌落至教育部直属23所大学中的第22名。刘道玉发出了“我们武大要10年生聚，10年雪耻！”的誓言。

然后他改革，他创造，他在武大搞了七大新制度：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学生可以放暑假，但算“第三学期”，学生因为学科冲突不能学的课程，暑假期间开设，既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又为学生解决了问题）、贷学金制。刘道玉说：“到现在，全国各高校推行的学分制、双学位制、学生自由转系制都是学我们的；国家21世纪才搞贷学金制，我在1986年就搞了，超前10年！”

那时节的武大，突然一峰插南斗，人称“高教战线上的深圳”，同行皆碑。但它为什么没有像深圳那样带动全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为什么星星之火没有燎原？

刘道玉解释：“这是由教育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教育部门毕竟是敏感领域，国家控制很严。另外，中国推广一个东西，必须自上而下号召、布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一号召就可以了。当时主管教育的万里副总理对武大改革很重视。他说过一句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四进士‟：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虽然万里对我们的改革是肯定的，但毕竟没有最高领导人号召……”在对记者谈话和自己写的文章中，刘道玉多次嗟叹：中国的国情，只要最高领导人一发话，解决问题很容易。现在没有领导人来下决心，怎么办？

1988年春，他又成了全国唯一被免职的大学校长。“我被免去武大校长职务是因为改革步伐太超前了。我这一生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就被免除了校长职务。任职超前，免职也超前。”刘道玉呵呵轻笑。

有人批评刘道玉任武大校长时，“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却忽视遵守„规则‟；缺乏对官场上„潜规则‟和上司的尊重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准确判断”。但刘道玉要能把这些事情全都做到，他也就跟别的大学校长没什么两样了。不走！就是不走！

一年半后，上面又派下来工作组，查了刘道玉3年，缠头裹脑，雪意涔涔。“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刘道玉在自传里写道。

出生于湖北枣阳市蔡阳铺北大刘坡的刘道玉，从小有着农村孩子的犟劲。他被免去武大校长后，众人以为他会很快离开这个伤心地。但刘道玉下定决心，不走！就是不走！1988年2月10日被免至今，刘道玉仍是武大教授队伍中的一员。他不走，别人可能比他更难受。“那些整我的人对我的做法是：打得倒就打，打不倒就赶走，赶不走就整垮。现在看来，他们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唯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因此，我不能走，我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一切！至于挨整，我是很坦然的。”刘道玉说。

关于“不当官”，刘道玉在自传里如此这般注释：“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那么大学校长是不是官呢？刘道玉认为他是教育家，“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他最推崇的5位大学校长，一是创办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英国人纽曼。二是当了4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三是曾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校长的魏兹曼。四是明治维新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福泽谕吉。五是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大学创办人洪堡。刘道玉说：“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这5个风骨凛然的校长，现在的社会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

他认为当校长是为了实践和推广自己的创造教育理想，顶多算个“学者官”。但是，校长职务被免后，刘道玉连“学者官”也不愿再当了：“此生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任何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当国内几所大学向他发出聘任校长的邀请时，刘道玉毫不犹豫地辞谢了。他说：“那里都是教育部的„飞地‟，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试验呢？与其将来再一次遭暗算，不如现在保持自己的尊严。”

“不当官”的刘道玉，避免了再次遭受整肃的羞辱，但从没打算退出教育改革舞台的他，却安能摆脱“理想主义者就是失败者”之宿命？他一心想办私立大学，却是“归无路，进又难前”：他想办亚洲高等管理学院而未成，想办中国实验大学而泡汤（他写了文章，还把文章呈送了教育部领导，结果可想而知，呵呵）。他的胸襟越来越大，想在海南办中国教育试验城，海南省支持，但教育部不批。温州一位企业家规划在老城外建新城，邀请刘道玉去办乡镇企业家学院。“结果他的新城没搞成，我的学校也没搞成”。这位“理想主义教育家”大宽转兜回来，想在武汉办“东方人文大学”，他与江夏区政府签了合同，在汤逊湖边征了1000多亩地，最后还是……塌了台。“武汉空军政委坚决支持我，说他全部负责资金，3亿元没问题！但湖北省教委就是不批，时任省教委主任余某某说：„别人办学可以，刘道玉办学不批。‟”

“我一生都在呼吁改革办学，自己办学却办不成。为什么呢？”刘道玉一声长叹：“因为我从不找靠山，不对任何人行贿，不假借任何人的名誉，只想凭着我的先进教育理念获得认可而获得支持，在现实社会情况下，这纯粹是幻想……”

1995年，刘道玉参与创办了民办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从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校训都是他一手制订。他亲自给中学生上了3年课，对他们进行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周围的人又迷了眼：你原是大学校长呀，何以身价跌至如此？但刘道玉不难为情，他说：“前苏联的很多著名教育家都是从事幼儿和基础教育的，柏拉图为实践他的教育理想创办过柏拉图学园，黑格尔办过黑格尔中学，罗素办过比肯山学校，杜威也办过实验中学，我国的陶行知先生办过晓庄小学和晓庄中学。我想步他们的后尘，搞教育实验创新。”

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6年。该校学生参加各种比赛，即使在武汉市教育强区的江岸区也是名列前茅。可惜的是，这家“新世纪学校”在离新世纪到来还有21天时关门了。投资人空手套白狼，跑了，教师发不出工资，债权人把门封了。刘道玉说：“我这一生，„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88年被免职和后来受清查，我都没流泪，新世纪学校关门时我痛哭流涕。它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孩子夭折了你能不悲痛？全校教职员工与我一起嚎啕大哭……”

刘道玉哭了，他哭得意味深长，哭得滋味杂陈。命运的荒诞和个人的奋斗是如此的难以融洽。此时他是否想到了那些整他的、等着看他笑话的人？“不走！坚决不走”的刘道玉，是否咂摸到了“无处可走”的悲凉？

刘道玉说：“没有，我依然在乐不思蜀地思索着教育改革问题。”

回答“钱学森之问”

创办学校失败，刘道玉把精力转到了写书、研究创造教育问题上。他写了5本书，从创造教育的理论、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到创造教育的实践，形成完整体系，刘道玉称之为“创造教育书系”。

“如果不谦虚的话，我在10年前已经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刘道玉说。

202_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陆军总医院探视钱学森，本来是征求他对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意见，结果钱学森说要讲教育问题。

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02_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邀请了6名“教育专家”座谈。温总理先说了钱学森的意见，而后感言：“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刘道玉以为钱学森的意见连那6个“教育家”也没读懂。“钱学森建议的核心不是„大师‟，他这段话里没有出现一次„大师‟二字，你怎么提出了个„大师‟问题？„钱学森之问‟的意思是：中国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性的模式去办学，所以才出不了杰出人才。模式是因，杰出人才是果。培养什么样人才，是教育方针规定的，国内外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把教育方针定格为培养大师级人才。更何况我国许多大师都没有上过大学呢！”

刘道玉接着说：“因为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10年前我就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他指的是202_年发表在上海《教育发展研究》第12期的一篇文章《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构建》。在这篇文章里，刘道玉提出了大学实施创造教育的“SSR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

“钱学森说没有„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我设计的模式，恰好与钱学森5年后提出的问题相呼应。按照我提出的创造教育模式，学生要大量自学，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在自学基础上提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按照创造性思维方法进行课堂讨论，再集中若干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研究。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好多杂志转载，还获得了优秀论文一等奖。我不认为我的模式是完美的或是唯一的，但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有谁提出了比我更高明的教学模式。我找了几个大学，想做他们的顾问，无偿进行试验，但他们都不敢。因为现在全国的大学都要统一评估，这个指挥棒不取消，谁都不敢离开教学大纲来试验，所以问题的根源还是现行教育体制。我人微言轻吧，但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第一大师，泰斗级人物，他登高一呼，也没人理睬，悲不悲哀？”

炮声隆隆，其奈聋子何？

被免职后不久，刘道玉即对国务委员李铁映直言：“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

此后他撰文抨击教育部搞假义务教育，搞假教学评估；他攻击教育部部长不懂教育，认为教育部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教改必须从教育部改起；他吁请中央组织部把遴选和任免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他疾呼“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他有一腔的火焰，很想一吐为快。202_年初，他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全国100多家网站转载，评论5000多条，反响扑面，骇浪暴洒，让刘道玉始料不及，但他没听到由教育部传出的任何反馈信息。

“教育部也认为自己在改革，我说你虽然合并了那么多大学，那是发展，不是改革。很多人把发展当成改革了。我文章里的原话是：„1992年以后，中国教育没有改革，只有发展，教育部是以发展代替改革，不是带动改革。‟这句话得到网民高度评价，网民说这是„金句‟。呵呵。”

到今年2月10日，刘道玉被免武大校长一职整22年了。1980年代在中国当过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人，绝大部分偃旗息鼓了，刘道玉还在关注、研究、呼吁教育改革。“这是什么情结？”刘道玉问，“中国历年出的校长著作不少，但能写到我12本教育专著的，可能并不多见。我不谦虚地说，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教育的学者都写不出来这些书。他们有学问，但没有我的实践体会，也不像我敢言他人之未言。”

刘道玉并不是一个谦谦君子。“我是个绝对另类的人！跟卢梭一样，上帝造好了我，就把模子毁掉了。”在他的叙述中，时现“不谦虚地说”之类句式，后面跟的总是他又“创造了某项第一”。

一般人看到了刘道玉人生之悲剧性，却未看到刘道玉之喜，反而是“理想主义教育家”自己看到了。“我这一生，喜剧不是绝对的，悲剧也不是绝对的，我是悲喜交加的人生。”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腾讯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青年网评选改革开放30年30名“中国教育风云人物”，刘道玉名列其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评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刘也赫然入选。“它们都是民间评的……足了，这是对我30年的肯定。”刘道玉爱惜自己赢得的民间声望，将其视为礼物，而官方的评价机制则早已将他删除。

自被免职后，刘道玉的一切校长待遇被取消了，博士生导师至今不批，六次申请政府特殊津贴被拒，理由是“政治不合格”。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不久就成了禁书，“刘道玉”3个字亦是本校和本省官方最为忌讳的，“去刘化”运动兴兴艾艾，前掩后映。202_年湖北省评选“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武汉大学当选了4人，刘道玉却进不了。

202_年7月10日，刘道玉开始用左手记笔记，而今他笔记本上的字迹端正、清秀，丰丰韵韵。天气好的话，刘道玉每天散步两次，每次半小时；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小时，学习、思考、写作。他给自己写下的箴言是：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晚上他一般不工作，只看些感兴趣的电视剧、《新闻联播》，或者做他自己编排的保健操。他的思维敏捷，记忆牢靠，言语流利，逻辑分明，不像一个迟暮老人。他的口气还是那么强劲、火辣。虽疾病缠身但他仍然乐观，认为在自家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作用下，身上的疑难病症都会不治而愈。他对身后事看得很开，甚至，从现在就开始筹划，准备最后再抖一个包袱。

“我并不怕死，但还是希望多做一些事情，希望看到中国教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期盼的。”刘道玉说，“我看到很多临危病人，家人想让他说几句话，却说不出来。我就趁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写了一篇《提前说的话》。这又是与众不同的„遗嘱‟！绝对另类！披露了肯定会引起轰动，呵呵。但我暂时不披露，不想扰乱自己平静的学习和思考。”

不过，刘道玉还是给记者透露了他自撰的一副对联。上联：生不愿封万户侯；下联：死后不争寸冢地。横批：一无所求。

这是202_年新年的前一天。采访完毕，记者提议拍照。刘道玉答应了。他在自家阳台上站定，冬日的阳光照在脸上，眼镜后面射出凛冽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