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一、思想：

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风格：

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 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擅长的体裁：

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表达了李白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了李白尊重客观规律的观点。我觉得，本诗表现出李白对宇宙之无限与人生之有限的哲学思考。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主张自由是对于具有必然性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心境和境界，也就是对人生现实要有一种宽广旷达的自由胸襟也÷和胸怀，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这种胸怀要在对死的领悟中才能达到。可以说李白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诗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在这种状态中，个人和宇宙、人与天合二为一，自身成为宇宙的化身，人不在受任何外在的东西限制，在这种体验中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的东西了。

第二篇：浅析李白的诗风

浅析李白的诗风

汉语言文学专业202_届00516号 张兰姣

【内容提要】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最璀璨的一页，而李白又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他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他的诗歌题材相当广泛，无论是山水诗、闺怨诗、或是边塞诗，都写得相当精彩。他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多样的诗歌风格开辟了古典诗歌的新境界，将盛唐诗歌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他存世的九百多首诗是我国诗歌史上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曾哺育过杜甫、李贺、苏轼、陆游等一代又一代的伟大诗人，直到今天，仍是人们丰富、发展文艺创作、学习和借鉴的宝贵源泉。本文试图以李白创作的诗歌为切入点，初步探究了其诗作所反映出的不同的诗风。

【关键词】李白 诗风

一、导言

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素有“诗仙”之称。他自幼博观奇书，熟谙百家，形成复杂的思想性格。他一方面有儒家的用世思想，希望“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隐逸求仙。他一生怀着崇高的理想，但始终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只好把抑郁之情寄之于酒，将激情倾注于诗。他是个高产的诗人，他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艺术领域，在古代诗坛上独树一帜，形成了他独特的诗风。“以豪放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这就是李白诗风的主导风格。

二、李白的诗风(一)豪迈雄放

豪迈雄放是李白诗歌最显著的风格特征。诗中充沛的激情，奔腾的气势，高昂的格调，突出体现了其诗的艺术个性。

李白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且颇具文化素养的家庭。他青少年时代漫游过蜀中雄奇壮伟的名山大川，与隐者高士常有交往，这些，造就了他任侠仗义的性格和追求浪漫、爱好新奇的气质，也形成了他纵情豪放的诗风。

李白的诗往往表现出诗人鲜明的自我、浓厚的主体意识和豪放的风格。如《蜀道难》“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首《蜀道难》写秦蜀道路上奇丽险峻的山川，寄寓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气概。诗人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道、侠兼有。儒家济天下的思想成为他终其一生热烈追求治国安民的政治思想基础；道家超脱尘世的思想又影响着他追求绝对自由，藐视权贵甚至求仙访道；游侠思想又使他重诺轻物，轻视传统，以致养成了一种傲兀不屈的豪放的性格，三种思想集于诗中，从而体现了李白诗歌的豪放之美。

在《蜀道难》这首诗中李白以雄奇的笔调、热情奔放的豪情，把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历史故事、神话传统融为一体来写景抒情，写得气势雄浑、磅礴峥嵘、风光变幻，此其一。其二，以反复咏叹的形式抒发强烈的情感。“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诗的开头、中间、结尾三次反复出现，构成了全诗的感情格调，标志着感情的爆发，延伸和收束。文句虽然相同，而含义和作用却大有差别。其三，诗用赋体，把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各种句法混合运用，甚至以大量散文句法入诗，参差错落，长短不齐，形成无拘无束的语言风格，从而创作出一种有别于魏晋的新型杂言诗。在用韵方面，大多采用以开口度大的元音韵母押韵来表达豪放的感情，同时，也突破了梁陈时代旧作一韵到底的程式，表达出自由用韵，极尽变化的特点。

李白的《蜀道难》，使历代描写蜀道艰难的诗篇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虽然诗歌竭力描绘的是蜀道的艰难险阻，但人们读后并不感到情绪低沉，反而为诗中夸张的描写和雄健奔放的气势所激动，感受到一种豪放雄壮的美。陈毅同志在《冬夜杂咏》中赞道：“吾读太白诗，喜有豪放味。大不满现实，遂有游仙醉”。这确实是中肯之语。

李白的绝句将宏伟的气象、开阔的胸怀与轻快流走、自然明朗的格调熔铸一体，创造出豪放而俊爽的诗歌境界。如《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诗中写天门山雄峙一方的气势和江水的广阔浩渺，以情写景，景中有情，表达了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情赞美。这首诗正是诗人豪放个性、博大胸襟的形象写照。

诗人傲岸不苟、追求自由的个性，必然同当时的社会发生矛盾冲突。也正如此，他的这种个性和蔑视等级制度的反抗精神在他的作品里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诗中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古风》第十二)。“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这些诗歌，在政治上都体现出诗人对富贵权势的高度蔑视，也体现出诗人豪迈雄放的诗歌风格。

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无论是“咆哮万里”、“奔流到海”的黄河，“白浪如山”、“涛似喷雪”的长江，或是“屏风九叠云锦张”、“巡崖沓障凌苍苍”的庐山，“连峰去天不盈尺”、“百步九折萦岩峦”的蜀道都显得形象雄伟、气势磅礴，诗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经过了诗人的感情锤炼，凝结着他追求自由、冲破束缚的精神，也体现出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和豪迈雄放的诗风。杜甫曾称他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皮日休称他的诗“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这些赞誉，正好说明李白诗歌的豪放风格。

(二)俊爽飘逸

李白是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感情热烈、想象丰富、语言清新，不仅能摆脱格律的束缚，而且能灵活自如地表达，处处显示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特色。由于道家思想的影响，李白的诗风又呈现出俊爽飘逸的一面，诗歌的命意立格出人意表，超凡脱俗，往往不屑于为格律所束缚，而是追求自然流走之势，直抒胸臆，透出一股飘逸之气。如他在《赠孟浩然》中写道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彼此揖清芬。”其诗首颔看似平常，但格调高古，萧散简远，它以一种舒展的唱叹语调表达诗人的敬慕之情，自有一番风神飘逸之致、疏朗古朴之风。

李白的诗往往境界高远，风度飘洒，显出蓬勃的朝气和舒展自如的魅力，读之令人心神一爽。如《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仅四句，却写得气势飞动、景象壮阔。诗人渲染了香炉峰的美，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出不寻常的背景。瀑布象一条巨大的白练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极妙，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谁能将这“巨物”挂起来呢？“壮哉造化功”！这“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神奇伟大的赞颂，表现出一派蓬勃的朝气，显示出诗人境界高远、俊爽飘逸的艺术风格。

李白的绝句将宏伟的景象、开阔的胸怀与流走轻快、自然明朗的格调熔铸一炉，创造出俊爽飘逸的意境，表现出其诗歌的独特风格。如《陪侍朗叔游洞庭醉后》：“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山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首诗前后两种奇想，新颖活泼、富有情趣。读后令人心神爽快。又如《陪族叔刑部侍朗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道》(其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诗人以浪漫主义的笔触描写清幽空灵的夜景，别有一番飘逸情趣。诗人歌唱酒月，篇篇意新，句句动人，或“月下独酌”或“把酒向月”，或“唯愿当歌对酒时”，而此诗则别开生面，独树一格。“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赊”字将诗人与月亮亲密融洽的关系表露无遗，妙趣横生，一字传神，这首诗的造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想象新颖奇特，出人意表，可谓奇之又奇，给人以飘逸的审美感受。杜甫曾对李白的诗风予以高度的评价：“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他对李白的这一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李白诗歌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奇幻的神话传说来表现他热烈的思想感情，从而体现其俊爽飘逸的诗歌风格。例如《梁甫吟》诗，诗人刻划自己上天叩关、报国无门的愤懑情绪：“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攸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这首诗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写得气势磅礴，色彩缤纷，处处涌透出飘逸之气，富有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李白写了许多幽美恬静的风景诗，写景之中表达出诗人向往光明的美学思想，诗句中含蓄着浓郁的诗情画意，体现出诗人俊爽飘逸的优美诗风。如《在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中写道：“楼观岳阳尽，川迥迥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写此诗时，李白正遇赦心情轻快，眼前的景物也显得有情有意，与诗人分享着欢乐与喜悦。“山衔好月来”，这一句想象新颖，有独创性，着一“衔”字而境界全出，写得诡谲飘逸、诙谐和风趣。“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凉风习习，吹人衣袖翩翩起舞，仪态何等潇洒自如，情调何等舒展流畅，态度又何等超脱豁达，豪情逸士，溢于言表，何等风流倜傥，难怪韩雪称“倜傥人诗必飘逸”。

(三)清新自然

李白崇尚道家思想，师法自然，又从南北朝民歌中吸取营养，他的诗毫不矫饰，冲口而出，语言明朗自然，构成了他的诗风清新、直率、自然的特点。如《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这首诗诗意明朗单纯，并没有什么深刻复杂的内容，但全诗饱含着令人神往的韵味，确实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典型。写景疏朗有致，不主刻画，接近写意；写情含而不露，不道破说尽；用语自然清新，虚含概括，力避雕琢。本诗“无一句属对，而调则无一字不律”,行文如流水，纯粹任天然。又如反映人民纯朴生活的《宿五松山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友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这首诗写荀媪一家诚挚款待客人的情景。荀媪的淳朴真挚，诗人的感激惭愧，都在清新自然的诗句中表达出来。诗人用平铺直叙的手法像在叙述他夜宿山村的过程，谈他的亲切感受。语言清新，不露雕琢痕迹而颇具情韵。

李白的诗歌清新自然的又一体现就是他诗中的许多抒情句子明白如话，晓畅自如。例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清溪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等都是直率自然的语言。”

李白的诗语出天然，音调清越，感情质朴而又委婉。如“妙绝古今”的《静夜思》：“床前明白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信口而成，真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的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这正是“淡语皆有味，淡语皆有致”。

李白有一些绝句既不苛求音调的平仄，也不讲究上下句的粘附，颇富民歌风味，语气风格同样清新自然。如《横江调》其一：“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诗的开头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朴，充满地方色彩。“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挚，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的特色。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到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出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写得活龙活现，令人觉得可信而又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透视规律上看，近大远小，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了远处的瓦官阁。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弛聘丰富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起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然而语言自然晓畅，明白如话，可以说，这首诗是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的典型。

在体裁和格律方面，李白诗歌非常自由解放。在各体诗歌中，他的七言古诗和七言绝句写得最好。因此，李白常常用它来表达自己热烈奔放的感情，塑造雄伟壮阔的艺术形象，获得很大的成就。他的绝句，特别是七方绝句，写得新鲜活泼，自然可爱，在艺术上常常具有深入浅出的特点，乍看起来好象毫不费力，脱口而出，但表现感情异常深刻，使人玩味不尽。例如《赠汪伦》、《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这些诗歌，其语言的最大特色是明朗自然，摒弃了雕琢和辞藻的堆砌。“清水出芙蓉，天然云雕饰”(《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可以说是他诗歌语言的生动写照。李白诗歌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正是表现他豪迈不羁的思想感情的良好形式。

三、结束语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一位作家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言，李白的震慑力无人能及。他像一阵雷霆、一股狂飙，以其壮丽的诗歌征服了同时代的人。他以其卓然独具的艺术风采和强烈的时代精神，达到了审美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李白诗歌的豪迈雄放、俊爽飘逸、清新自然的风格为后世的诗歌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从盛唐至今，都是诗坛楷模，影响、熏陶和培养着后世诗坛群星。他的诗歌，永远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他的名字，千秋万代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李晖《李白诗选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王许林《论李白山水诗的内在意蕴》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版。[4]龚自珍《 最录李白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1992年第5期.[6]张厚余《太白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准考证号:011601100503

浅论李白的诗风

张兰姣

二00八年三月

第三篇：《李白与杜甫》读后感[范文模版]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一部作品，读完这本书，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李白和杜甫是我们都知道的诗人，郭沫若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作家，那么作家眼中的诗人们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收集的《李白与杜甫》读后感，欢迎阅读。《李白与杜甫》读后感一

该书上篇讲李白，下篇讲杜甫。郭沫若以其卓越的考据功底和敏锐的诗人感受，生动还原出一代“诗仙”“诗圣”的真实生活。书中诸多观点极富创见，随手援引资料更是妙趣横生。

初版于1971年10月的文史巨匠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曾让二十多年前的笔者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现存的2400多首诗作，在郭老那里就如常人脑中的乘法口诀一样烂熟于心，为了佐证自己的某一观点，他可以信手拈来，而且是旁征博引，动辄十几条乃至数十条，这让我惊诧于郭老深厚的考据功底和超人的记忆力！须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网络与搜索引擎尚未问世，而郭老却已近耄耋之年。此其一。其二，巨著熔文史于一炉，郭老以诗人的笔触，史家的慧眼，将李杜的身世婚姻、生活状况、政治活动、宗教信仰和文学创作以及二人的交游，兼及他们与贺知章、严武、岑参、苏涣等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以及唐玄宗李隆基、永王李瞞、节度使哥舒翰等要人的交往等等，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新见迭出，别开生面。一幅幅李唐王朝由鼎盛辉煌转至衰败凋零的历史画卷徐徐展现在了读者眼前，既波澜壮阔，又流光溢彩。

大文豪苏东坡曾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李白与杜甫》这样的信息量丰沛、学术底蕴深厚而又“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的力作，真是让我等文史爱好者大快朵颐。读《李白与杜甫》，其快感犹如读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随便翻开其中的一页，读者都可以“眼前直下三千字”，随着郭老滔滔大河般汪洋恣肆的探析与阐发，与作者共振：或者百感交集，或者唏嘘不已，或者茅塞顿开，或者慷慨激昂。

“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这是郭老的夫子自道。茅盾则说：“郭老《李白与杜甫》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窃以为，将两位大师的这两段话结合起来看待和评价《李白与杜甫》，庶几接近客观。

入选《中国图书商报》“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首批书目的《李白与杜甫》已经于202_年5月再版。经典，不但是百读不厌的，而且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一部作品，读完这本书，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李白和杜甫是我们都知道的诗人，郭沫若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作家，那么作家眼中的诗人们是什么样的呢？

中国每一朝代几乎都有一种代表性的文体，汉赋、魏晋小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唐朝诗歌最胜，李杜又是唐朝诗人中无法超越的双峰，为人赞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被捧为诗圣，史上研究分析李白杜甫诗文的文章专著是数不胜数。

手中这本《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1971年就写成的作品，除了一些短诗词，此书可称为是他的封笔之作，而且此书是在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民英、郭世英相继自杀后著成的。人在痛苦时会作情感转移，或寄请于工作，或寄情山水，或寄情与文字，或寄情烟花柳巷，或寄情故纸堆，或寄情政治对于文人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寄请于文字古籍学术，当年鲁迅就曾抄古碑排解苦闷彷徨，沈从文解放后研究古代服饰放弃文学创作远离政治。

这本《李白与杜甫》却有别于郭沫若的那些听命文学、口号文学、政治论文，仿佛回复了他早期的部分张扬与反叛的个性，隐含着痛苦的倾诉与反思。

有一种痛苦叫丧子之痛，有一种解脱叫寄情古籍。我想这本书也许就是郭沫若寄情于李白杜甫的诗歌和古文献来转移丧子之痛的产物。这本书既是诗论又是史论还是诗人传记，再夹杂一些个人感情寓意在里面，所以此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广受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篇：杜甫与李白的故事

杜甫(712年～770年)，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李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因此自称青莲居士。唐代两位顶级诗人，一位“诗圣”，一位“诗仙”，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诗歌文学。两位大诗人一生都曾游遍祖国的奇山秀水，从大自然中汲取了无尽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激情。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至天宝四载(745年)，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两位同时代的诗人，按理说互相之间肯定有所评价或看法，况且李白和杜甫认识，而且还意气相投，关系非常好，这样互相之间就应该会更多地有一些评议，或褒或贬，权当切磋诗艺。但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诗中提及李白的地方很多，且大都是称赞李白之诗的高妙。但李白诗中几乎无一诗提及杜甫，更不要说对杜甫的诗做任何评价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李白，杜甫先是称他为“李候金闺彦。”（《赠李白》），杜甫说“两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而正是因为有李白在，才使得他“脱身事幽讨”。后来他又说“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说“更寻佳树传，不忘角弓诗。”（《冬日有怀李白》）。他指出李诗的“清新俊逸”，赞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这应该看作是杜甫对李诗的总评，也是准确地对后人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总评，也可说是对李诗的最高评价了，后人为了说明李诗的高妙，往往都引用杜甫的这句评语。

诚然，杜甫对自己的诗才是自许颇高的，他曾自夸“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还曾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健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把自己视为扬雄、曹植和司马相如式的诗人，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才很自负，但他却没有“傲倪凌蔑，目空一切”的态度。他对同代的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孟云卿、元结等都作过肯定的评论和评价。对李白的评价我们上面看到了，已经把李诗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了。他评价岑参说“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九日寄岑参》）它在湖城城南碰到孟云卿的时候，把他带到刘颢家中，三人饮酒吟诗，最后叹道“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杜甫没有对谁“高目”过，“文人相轻”的陋习，在他身上没有污染。

杜甫虽然和众多的名诗人如李白、高适交往，建立了亲密而长久的友谊，但却看不见如李、高二公对杜诗有过评价，当然也就更无所谓赞誉之词了。但话说回来，李白也并不是没在诗中提及一点点杜甫，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就表达了他对杜甫君的思念，全诗如下：“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感情不为不重，但是全诗无一字提及诗。李白还有一诗是写杜甫的，那就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全诗是这样的：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全诗八句自始至终都是谈酒谈醉之事，关于诗也是一字没提。按理说，诗人当以切磋诗艺为极乐，但李白的诗要么不提及杜甫，要提及杜甫也决不跟他谈关于写诗的问题。这就很怪了。要说李白看到杜甫给自己的诗的评价这么高，他也应该有所表示的，不是说奉承，至少作为朋友，也应该关心对方的诗歌创作。但李白完全没有。难道是李诗部分遗失了，而写杜甫之诗正好在这些遗失之诗之内，这未免也太巧了。难道李白一直就视杜甫为“酒肉”朋友，喝酒只管喝酒，觉不牵涉其他一切烦心之事。

李白有一诗值得注意，即为《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有人认为此乃李白嘲讽杜甫之诗，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但很多学者为李白辩解说，此诗实系赝品，正如任华的赠杜赠李诗一样。对于此诗，洪迈说：“所谓饭颗山之嘲，亦好事者为之耳。”仇兆鳌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句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前几日，看到一篇关于晚唐五代苦吟派诗人的论文，作者认为其实从中唐开始，诗人就有苦吟的习惯。苦吟代表的是一种谨慎认真的作态度，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一些诗人的审美文化心理和审美追求。苦吟派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的，那就是科举制的实行，文人从此变得道路难寻，而由此产生的愁苦基本上成为了当时整个社会情绪。这种情况从唐代开国以来开始，到中唐已基本成型，“苦吟”二字在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诗歌中有直接表达，甚至在陈子昂的《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中也出现了“苦吟”二字。我觉得“总为从前作诗苦”一句并不是说李白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而是说他经常为了推敲一些诗中的字句劳力费神，说他“太瘦生”那也是由于劳累过度导致的，而不是因做不成诗而愁苦成如此瘦状。我想，杜甫不会做不出诗，就是一时做不出诗，那也没什么关系，不见得就引来李白的一番嘲讽，我想，李白倒没有这么刻薄。

李白其实一直都挺大方。他倒不会舍不得自己的赞美之词，反过来还要四处俟机嘲弄别人。我们看到，李白曾几次赞过孟浩然，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李白对孟浩然推崇备至，“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还有《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一作赠孟浩然）》，可以说，他对孟浩然的欣赏有由衷的。李白的《赠刘都使》中说对方“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赞对方“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有在《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中称对方“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此外，李白还写过很多画赞，可见李白并不吝啬他的赞美之词。但为什么李白唯独对杜诗无所表示，是誉是毁也无可查证，这个我一直不明白，限于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第五篇：谈陆游与杜甫、李白

陆游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创作素有“诗史”(《坚瓠补记》)、“小李白”(罗大经：《鹤林玉露》)之称。从这称呼可见，他既与杜甫、李白的诗歌有着师承关系，而且还可见陆游的创作特色，既有现实主义精神，又带浪漫主义色彩，并且二者结合的十分紧密。

陆游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丰产的一位诗人，他曾说自己是“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一直活到86岁高龄，至到84岁还是“无诗三日却堪忧”。在这近万首诗中，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涉及了南宋后期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突出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社会面貌，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主要矛盾——阶级、民族矛盾。“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同前）这很接近杜甫的风格，因而获得一代“诗史”的称誉，“放翁学力也似杜甫”（《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在陆游近万首诗中，律诗、古诗占绝大多数，他的律诗写得精警、凝炼，“无意不搜而不落纤巧，无语不新而不事涂泽，实古来诗家所末见”(赵翼：《瓯北诗话》)；他的古诗写得纵横、奔放，“才气豪健，议论开辟，引用书卷，皆驱使出之，而非徒以数典为能事。意在笔先，力透纸背。有丽语而无险语，有艳词而无淫词”（同前）。他的七言古诗深受李白的影响，慷慨激昂，乐观自信，在构思和手法上带有李白式的豪放、挥洒色彩，因此，在当时就被称作“小李白”。“小李白”的来由还有一段佳话：宋孝宗赵 很喜欢文学，一日他和左枢密史周必大谈起当今文坛的一些名家，问谁能比得上唐代的李白?必大回答“惟有陆游”。从此大家都称陆游为“小李白”。当然这一称誉不光是皇帝恩赐的了，主要还是陆游诗歌本身具有李白特色所决定了的，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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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的现实主义与杜甫的师承关系。

陆游开始写诗曾在陶渊明和唐代诗人中摸索自己的创作道路，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18岁认曾几为师后，开始步入江西诗派大门，学到“一祖三宗”的不少诗法，并在炼字造句、用典、讲究对仗等方面成效甚佳。后来他又逐步从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脱离现实的窠臼中摆脱出来，他把时代的要求和江西诗派一些创作方法统一起来，熔铸屈原以下，特别是杜甫之长，实现了吕本中所提出的、并没能解释清楚的“波澜之阔”问题(《曾几东莱先生诗集后序》)，可以说是对江西派的发展。像“五更落月移树影，十月清霜侵马蹄”(《马上》)、“县近欢欣初得荣，江回徒倚忽逢山”(《晚泊松滋渡口》)、“看镜不堪衰病后，系船最好夕阳村”(同前)、“常以曲栏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巴东令廨白云亭》)等诗句，可以看出在锤炼、自在、苍老、生动上的功夫，颇有杜甫诗之神韵了。当年黄庭坚学杜甫《客从南溟来》、《朝行青泥上》、《壮游》、《北征》等没能做到，陆游却做到了。特别是入蜀(46岁)以后，尤其是在南郑所作的诗，变化很大，“诗家三昧忽见前”(《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他已摸索出自己的创作道路，即在完美形式基础上又熔铸积极的思想内容：丰富多彩的生活，积极的人生观，坚强的生命力，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收复沦陷区的雄心大志，胜利的预感等，都一起涌现出来。总的讲，这个时期的诗里充满了坚强的生命力和胜利的欢笑；诗风也变得沉雄、轩昂，每个字都像从字面上跳出来一样。

陆游的作品“寄意恢复，书肆流传”(《四朝闻见录》)，许多诗作都洋溢着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愿望和英雄无路、壮志未酬的悲愤，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是南宋爱国主义士大夫的典型，他的一生都是在民族忧患中度过的，他目睹统治者偏安江南，妥协投降的行为，深受投降派的打击迫害，他在动荡游离中饱尝了忧患。正是这一切构成了陆游诗歌的基本主题——要求恢复中原、统一祖国。可以说爱国主义是贯穿陆游诗歌创作的一条红线。“老自自悯归耕久，无地能捐七尺躯”(《闻蜀盗已平献城庙社喜而有述》)、“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报国无期涕每倾”(《不寐》)，这是写他的痛苦在于捐躯无天地，不能为国出力，只能高吟“为国忧民空激烈”的悲壮诗句。“我亦思报国，梦绕古战场”(《鹅湖夜坐书怀》)，就是在梦境中也念念不忘收复中原。“为国死封疆”、“为国戍玉关”、“死前恨不见中原”、“誓捐一死报天子”、“为君王取旧山河”等，耿耿不忘的仍是要报效国家，对敌作战，收复失地，至到临终报国信念仍不衰，“吾侪日益老，忠义传子孙”，对后代寄予希望，并嘱咐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英雄的诗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诗中始终洋溢着爱国热忱和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与杜甫那忧国忧民的深沉怀抱是一脉相承的。陆游继承了屈原、杜甫的爱国主义诗歌传统，在诗中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精神，这与杜甫那敢于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积极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在现实政治斗争中走现实主义道路是有师承关系的。正如杨万里所言，“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陆游确实“继承了屈原那反抗误国的权臣、至死不悔的伟大精神，继承了杜甫那种盼望朝廷克服地方割据势力并揭露当时种种弊端的严正立场”(游国恩、李易《陆游选注》前言)。

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前后，不管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他都敢于面对现实，大胆揭露矛盾，讽谕时事，表明自己态度，指出解决途径。杜甫竭力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在他笔下的人民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他爱人民的淳朴和率直，并不断探索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开边战争和军阀混战破坏了生产，造成人民死亡。另一方面来自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这些与陆游那敢于揭露卖国集团只求妥协苟安、抨击投降派丑恶嘴脸并进行斗争的作品，与关注同情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忧国复忧民”的作品，也是息息相通的。

至于热爱生活，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陆游与杜甫则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首先是选材广泛，“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赵翼《瓯北诗话》)。其次是善于发现那些微小的，不被人注意的美好事物，并给予满腔热情流于笔端，如春雨、细麦、春耕、双燕、娇莺、秋花、梅花、老妪、老农、农民生活、农村风光等，无不入诗；一经点化，则诗意盎然，活灵活现。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细节入微而见长的，如《五百字》中的“酒肉臭”、“冻死骨”的“臭”字、“冻”字，都表现了他观察的细致、描写的深刻。陆游的观察力也是很深刻的，如“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岁暮感怀》)、“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绸，一举孰能脱！”(《书怀》)这颇似杜甫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他们对贫富悬殊及造成原因所见略同。另外杜甫对妻子、儿女有着深沉的感情，陆游对妻子、儿女，特别是对前妻唐琬感情非常真挚，“伤心桥下看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沈园》)，揪人心肺。

笔者认为热爱生活与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试想一个不爱生活的人，是很难想象他会爱国、爱民的；相反，只有热爱生活的人、具有饱满生活热情的人，才会对国、对民、对妻室儿女有执着感情。杜甫、陆游都是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不仅希望自己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也希望“天下寒士俱欢颜”。正因为他们热爱美好的东西，所以才憎恶丑恶的东西，才敢于对黑暗现实、对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对妥协投降派、乃至皇帝老子进行揭露和批评。

我们知道陆游是古代写七律最多的诗人，而杜甫对七律的贡献也是卓有成效的。陆游的七律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写闲适生活，类似杜甫成都草堂时的一部分诗作，另一类写 郁闷忧愤心情的，类似杜甫夔州以后的作品。一般地讲，他们都侧重写实，尤其后一类反映时事，抨击朝政，抒写忧国忧民的感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就陆游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手法而言，很有杜诗风格。杜甫的七律创出了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而陆游的七律则以豪纵气势，悲壮的色彩，浓郁的抒情，高度的概括见长。

杜甫所面对的现实是腐朽黑暗的，统治压榨是残酷的，人民生活是苦难深重的，正是由于他对人民痛苦产生共鸣，才写出了《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首》，乃至“三吏”、“三别”。陆游所面对的是始终以苟且偷安为基本国策的统治者，在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斗争中，陆游屡遭打击，杀敌报国之志一直不得实现。到南郑前线好容易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可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调职、贬退，他由镇江到南昌，再由南昌到夔州，一官万里，职位不变(仍是通判)，可是路却越走越远。他虽多次被冷落，自谓“身如林下僧”，但其态度一直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爱国热情一直没消退。一官万里虽可悲，但他感到这是一个为国建功立业的好机会。陆游74岁曾作《三山杜门作歌》五首，调子与杜甫的《同谷七歌》很相近，杜甫写出了他在穷困中的气概，陆诗在这基础上更表现出他不和权贵同流合污的品质。这些诗显得更成熟些。

陆游诗虽学杜甫，但他的思想感情却是意气风发，雄伟阔大的。两人虽都侧重写实，但陆游写实却多写主观感受(这点类似李白那带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诗歌形象)，而不作具体描绘，既不作杜甫那样的叙述，也不作白居易那样的夹叙夹议，而是形成自己概括性强、抒情性强的特点。他的诗很少具体的铺叙和细致的刻画，而多是把现实内容高度浓缩在一首诗或一、二句诗中，以抒发个人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如《书愤》就是把向往、愤慨的现实内容高度浓缩在一首诗当中，他向往“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那样的战斗生活。他愤慨“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见斑”的壮志难酬。《关山月》则是通过关山以内的尽兴浅斟低唱，无休止的轻歌漫舞；关山本身戍楼内生者苍苍白发，戍楼外白骨累累；关山以外沦陷区人民惨遭屠杀、蹂躏，由远及近，高度概括出爱国与卖国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又如他从山阴起程到夔州上任的160天路程中他记下了泊瓜州、观秋浦、游东坡、望石门、入瞿塘、谒白帝庙等所见所闻所想，而把当时的忧愤心情高度浓缩在一、二句诗中，他经苏州枫桥时写道：“风月未须经感慨，巴山此去留千重”(《宿枫桥》)，经黄州时写道：“万里冕愁添白发，一帆寒日过黄州”(《黄州》)，从公安向上，经沙头时写道：“游子行愈远，沙头逢暮秋”(《沙头》)，离开江陵时写道：“本意为君说破，消磨梦里光阴”(《六言》)等，这些诗句让我们看到，陆游此时的心情很不好，多牢骚、怅恨，像蒙上一层阴影。这是由于到夔州后他总找不到精神上的寄托，对自己的遭遇常解不开而引起的忧愤，足见其概括性之强。杜甫诗歌亦有高度概括的特点，但其概括往往是选取带有典型意义的事物，如《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兵车行》则是通过人物对话来进行概括的。陆游的概括有时会巧妙用典，这也是不同杜甫之处。

总之，陆游的爱国之心与杜甫的忧国忧民之怀是相通的，虽然他们的表现手法各有千秋，作品的时代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忧国复忧民”还是一致的，身世遭遇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杜甫受知明皇、肃宗，陆游又何尝不是受之高宗、孝宗呢?从泰州入川，由成都、阆中等地，终于来到夔州，现在的陆游也是一样，从镇江而南昌，再由南昌而夔州，还不走的同一条道路吗?”(朱东润：《陆游传》)正因为同命相连，陆游才对“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正观、开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 且死，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至使他“未尝不流涕也”(陆游：《东屯高斋记》)。陆游的遭遇、生活思想情感虽愈来愈接近杜甫，但正因为他是陆游而不是杜甫，所以他的豪迈气魄，雄伟阔大的意境是不同于杜甫的。这一方面因为陆游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诗人，他是以战士的身份写诗的。另一方面他的雄伟阔大也是从浪漫主义产生出来的。陆游的诗歌既有现实主义风格，又带浪漫主义色彩。

（二）陆游的浪漫主义与李白的师承关系。

从陆游早年诗歌创作来看，他有时学杜甫，也有时学李白。“小李白”就指实了他的另一面。陆游的七言古诗受李白影响非常深刻，陆游那些抒发理想抱负，欲为国献身而不得实现的作品，与李白那表现理想与现实矛盾，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屈，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陆诗中带有李白式的豪放、挥洒的色彩，才不愧为“小李白”。可以说像《醉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出征，尽复汉唐故地》等一些作品和李白的一些作品一样，也具有雄壮阔大的气势、瑰丽的想象、奇特的夸张，但由于时代不同了，创作背景变了，因此陆游诗不象李白诗那样超迈雄奇，许多意象都是超越现实的，也没有像《梦游天姥吟留别》那么多历史穿插、神话、梦境、幻境，以及大自然景物中惊心动魄的画面。不过陆游也有借梦境、幻想来表现对理想的追求、寄托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异梦》、《醉歌》等，这类诗颇有气吞山河、神游天外之慨。有时还用夸张、联想来表达民族自豪感和乐观主义精神，尤其在歌颂抗金诗篇中，高唱抗战理想和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如《夜读兵书》、《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等，这类诗尤显得壮丽、豪爽。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往往借助狂放豪肆的行为来抒发自己难以抑制的悲愤，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这类作品带有浓厚的苍凉沉郁的色彩。以上为陆游浪漫主义的特色。

我们看陆游和李白一样都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但由于时代不同了，理想的内容也不相同。李白诗中流露出的往往是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是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权贵的精神，而陆游的理想是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是献身抗金斗争。因此，陆游诗中更多的是写出师北伐，夺取胜利的内容，侧重于书写理想、豪情，在奇特的夸张和丰富的幻想中(但没有李白那样想象奇特，夸张大胆)，激荡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坚定乐观的战斗精神，所以说陆游的浪漫主义带有更多时代的新特点。而李白所处的时代，表面上繁荣昌盛，其背后却潜伏着危机，李白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是为使帝国在统一、安宁、昌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种理想必然要与黑暗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因此他时而歌唱理想，充满乐观激奋；时而悲叹怀才不遇而颓唐消沉。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正是李白所处的时代的反映。

陆游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所以不同于杜甫的现实主义、李白的浪漫主义，这是时代不同所造成的，时代发展了、前进了，当然文学创作也要发展、前进的，但由于民族文学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因此，陆游的“独创性”正是在继承杜甫、李白的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通过比较，我们也窥见了唐诗以情盛、重风韵与宋诗以义盛、重风骨的区别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