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生命标价》观后感

董岳麟（一区27号）

“功利主义主要内容：不论是个人或者政治道德，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为了将大众的幸福最大化，或在快乐和痛苦之间找到平衡点，一句话，效用最大化。”

边沁通过以下的推理得出这一原则：我们在痛苦与幸福的主宰下生活，他们就像统治我们的君主，所以任何道德体系都要将这两点考虑进去。

怎么纳入才是最好的?通过最大化。这就产生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条准则。

具体应该怎样最大化呢？边沁告诉我们：幸福，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是：效用。作为一条准则，效用最大化不仅适用于个人，同时还适用于个人，同时还适用于集体和立法者。

边沁问：“集体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构成这个集体的个体的总和。所以在制定最佳的政策，决定法律应该怎么制定，在决定什么是公正时的时候，公民以及立法者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将此政策的所有利益加减去所有的成本，我们要做的就只是平衡幸福和苦难后，找到最大值，这就是效用的最大化主旨所在。

“That’s

what

it

means

to

maximize

utility.”

边沁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渴望衡量所有东西的价值，以此物化所有的一切。但如果包括生命呢？

桑德尔举了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特斑马车很受大众欢迎，但其本身却有极大的问题，油箱安装在汽车的尾部，所以，一但发生了碰撞，就有可能导致油箱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这些事故的受害者将福特汽车告上了法庭。在庭审中，福特表示早就知道了油箱有瑕疵，并为此做了成本收益分析，以此探究在油箱后加装特殊的挡板是否会避免爆炸，以及探究加装挡板对利益的影响。

你可能会问：这不是很明显吗？一定要加装油板啊！这可是涉及人命的头等大事！

但福特公司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福特公司通过计算的方法，给出了成本利益分析：每增加一个零件以此提高每部斑马车的安全性能的成本估计是十一美元，而共生产壹仟贰佰伍拾万辆轿车与卡车，这样能提高安全性能的总成本就是十一乘以一万两千五百万，为一亿三千七百万美元。他们还计算了用这笔钱再去生产更安全的汽车后所得的收益。他们将死亡的人数估算为一百八，每个人补偿二十万美元；受伤的人数为一百八，每个人补偿六万七千美元。两千俩汽车会被更换，那些没有安装过安全装置的汽车将会被销毁，每辆车是七百美元，这样得到的总收益为肆仟玖佰伍拾万美元。因此，福特给出的答案为：不给汽车加装安全挡板。这在陪审团中引起轰动。

这是功利主义的一个明显的反例。因为它把生命也计算在内了。

可事实上呢？难道生命只值二十万美元，只值一百多万人民币吗？

如果不是这样，或者说给二十万美元太少的话，那么给多少才合适呢？

想起以前听过的一则很傻的故事：农民子弟小王为了心仪已久的苹果手机而选择卖肾，最终身体垮掉，生活不能自理，只能够终身躺在病床上，靠渗析苟延残喘。

这里不就是给自己的生命开始标价了吗？

课堂上，桑德尔告诉大家：哈弗大学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在一张表上写满了选项，“你愿意花多少钱去拔掉你自己的一颗上门牙？”、“花多少钱你才愿意去乡下的农庄去度过一生？”这些都是类似的问题，有关于给生命标价的。结果超出人们的预期。最终通过取平均值的方法得出，人们愿意以八百美元的价格就拔掉自己的上门牙，以一万美元的价格就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农业。所以说，生命是可以标价的，而且可以标出很“诡异”的价格。

就是说，金钱本来并没有自然属性，即它们并不是自然存在的事物，而是人类发明的衡量品。而身体，也就是生命，可是我们实实在在拥有的东西，如果说用金钱可以买到身体，也就是器官的话，岂不是本末倒置？这样说吧，如果我有一台印钞机和足够多的原料，我是不是就可以说: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我的了？

我一直认为生命是很珍贵的存在，不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尊重我们的生命，退而求其次，尊重所有人的生命，尊重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岛田庄司，“推理小说之神”，曾经在他的名篇《黑暗坡食人树》中提到一件丧心病狂的事：战胜国公民，詹姆斯佩恩，是怎么“买”战后日本女孩，并把她们残忍杀害，做成人体标本、人体艺术品——一件通过女孩头皮制成的华丽艺妓台。每每读到这里都让人不寒而栗。可是，作者最后却通过佩恩的妻子留下的手记，去表达自己的看法：他是战胜国的公民，有着万贯家财，他从没有想过把我们（日本人）当成同样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反应了他的看法：我们只是动物，不，只是他们英国人手中的商品罢了。

所以，一旦给生命标价，换来的只有血淋林的事实。我们靠着道德准则活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最值得尊重的，超越一切的存在。生命不应该有价值，因为生命是无价的。

最后，“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当我回首往事，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懊恼，亦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沮丧，我们应当开心，为自己遵守道德，为自己能够实现自己人生理想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