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方乃至国际理论的论文

2006年《文学理论前沿》登载的《“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一文认为2003至2004年间，西方乃至国际理论界的三个理论巨人—爱德华赛义德、特里伊格尔顿、雅克德里达相继谢世，这标志着“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的到来;尤其是德里达的去世，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

所谓“后理论时代”，是说理论的盛期已经过去，本来被认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可以解释西方世界以外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论，如今面对新的现实无法做出解释;相对如火如茶的文化实践，其理论界比较沉寂。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即“文化艺术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面对现实，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理论“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事实上，理论本身并没有消亡，只不过是其形式发生了变化。理论不再指向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而是指向更为广泛的文化现象和视觉图像。

“图像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和理论功能的转变。可以说，在新的世纪，理论的活力仍没有丧失，它们和艺术研究并行不悖。这一转向是因为各种理论，如后殖民理论、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后历史主义对新艺术类型和现象的失语症说明理论本身存在着问题，比如对“媒体艺术问题”的厘清。后现代主义的挪用、生产模式、仪式、语境等将理论陷入了一种“自恋”性的封闭怪圈。

20世纪，西方出版的当代艺术理论重要著作本身也暗合了20世纪图像转向的时代特征。如:迈克尔波德来尔《批评性艺术史家》，麦克尔巴德森德尔《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解释》，普莱茨奥斯《反思艺术史:关于一门羞怯学科的反思》，汉斯贝尔庭《艺术史的终结》，诺曼一布莱森《视觉与图画:注视的逻辑》、《词语与图像:法国王政时期的绘画》和《诗话:法国新艺术史论文集》，里斯和博泽罗《新艺术史》，米契尔《图像、形象、文本和意识形态》，哈斯克尔《赞助人和画家:巴洛克时代意大利艺术和社会关系研究》。波洛克《视觉与差异:女性、女性主义和艺术史》以及诺瑞斯《解构:理论和实践》等论著，将视觉图像作为焦点而不是艺术作品，这一主张为史学和艺术的释开辟了新的领域。

从形式，再到图像，将大众日常生活的信息与思想的关系推到前台。海德格尔曾担忧的世界被图像化了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他真正担心的是哲学思考是否还有必要。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前言中评论，“我们的时代”“重图像甚于事物，重复制品甚于原作，重表现甚于事实，重现象甚于存在”，他抱怨社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生产和消费形象，威力无穷的图像左右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形式风格转换为图像，是历史的选择。

图像转向即思想介入图像的当下事实，是当代全球化社会重要特征之一。它源于我们身边悄然滋长并膨胀的视觉文化现象:绘画、摄影、电影、电视、广告、艺术设计、城市建设、自我形象设计、互联网络以及各种审美泛化现象。

“图像转向”是继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整体文化趋势的大骚动。曾经担任美国美学协会主席的阿莱斯·艾尔雅维茨援引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造型”理论阐明了图像的喻形性:他赋予视觉感受性以高于文字感受性的特权，赋予造型一种超越概念的特权，赋予感觉一种超越意义的特权，并赋予直接性一种超越更加中介的智力模式的特权。

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探讨了现代思想围绕视觉范式重新定向的社会根源，指出了图像控制威胁任何话语的可能性。尽管图像转向发生于“后现代”是个悖论;但是图像转向的幻想完全是由形象控制的一种文化幻想，现已存在全球规模的真正的技术可能性。图像转向被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的复杂互动。或许，多样的观览和各种的阅读同样深刻，丰富的视觉经验甚至不能完全用文本模式来解释。

20世纪70年代，“艺术史的终结”的惊呼，被看作是 “后理论时代”艺术史研究危机的先声。一些激进的学者认为，艺术史已经使学科的创始者一一莫雷利、李格尔、沃尔夫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思想退化到一种毫无创建性的职业常规，并滋养了一个个忙碌的学术机器。

传统艺术史的致命弱点是其深刻的矛盾性，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布克哈特认为:“我们并不企图建立理论体系，也不主张提出任何‘历史原则’。正相反，我们将仪仪专注于观察……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历史哲学没有任何关系。”与黑格尔坚持历史哲学的对立，表明布克哈特对艺术史的态度:理论不可能超越存在，而是一种惯例、欲望和从事实践的历史学家信念的结合。历史主义认为，“充分理解任何社会现象的本质并恰当评估其价值，是可以通过在发展的进程中考虑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占据的空间来达到的”。

对经验主义来说，艺术史的危机正来自于历史主义信念本身。艺术史的危机还在于研究模式的差异所产生的分歧。艺术史、博物馆、鉴赏学和艺术批评的实践活动正处于大范围的躁动之中，专业学者忙于为艺术贴标签，在标有形式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的旗帜下结成各自封闭的联盟。

20世纪80年代，艺术史的研究对象逐渐从“高雅艺术”扩展到“低俗艺术”;艺术史的研究范围从西方艺术为中心扩展到非西方艺术;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已有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而扩展到吸收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一些方法和理论体系一一这意味着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已经终结，一种“泛文化主义”的新艺术史正在形成;但这种“泛文化研究”加剧了艺术史研究的分歧。

其实，研究艺术的兴趣只限有闲阶级的一小部分人。有闲阶级的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阶级最有教养成员的趣味。这些人包括继承遗产的年轻人，还有艺术家、收藏家，有艺术品经纪人、博物馆馆员，有懂艺术的旅行家，还有对艺术品感兴趣的积极的商人和某些专家。尽管他们认为收藏艺术品是很高雅的活动，而绘画创作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少关系。

所谓“后理论时代”，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以怎样的策略来回应，是摆在艺术理论面前的问题。全球化现象，对于带有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艺术流派具有强有力的消解作用和批判作用;同时也将形成一种世界范围的艺术思维，将有利于消除中西方文化的对立所形成的狭隘民族主义心理。

全球化现象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却为我们设置了双重矛盾:一是同质化和异质化的矛盾，即世界图像和中国图像的矛盾;一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的矛盾，即精英和百姓的差异。

前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要看中国图像何以作为?如果中国图像在世界艺术大潮中处于边缘化和被边缘化，就很难还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的本来面目。解决这个矛盾的条件是“去意识形态化”，否则“中国不高兴”，因为中国并不喜欢“政治波普”。

后一个矛盾关乎大众图像，图像用于媒体，实质上亦关乎媒体。在消除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的等级界限方面，中国积极推进艺术生产和学术研究的市场化，让大众图像在当今社会唱主角。

尽管作为图像基础的媒体是中性的，但中性的媒体不显文化渊源;而且世界媒体的分布是不对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的艺术景观。媒体的不对称性造成图像和信息文化的不对称性，然而这并非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技术壁垒。电脑软件“谷歌地球”与知识平台“维基百科”以超前的智慧赢得了新千年的首场胜利。自由电子出版与网络共享表明，如何在虚拟的数字技术空间环境中生存，我们几乎还未起步。

就数字技术领域的经典艺术为例，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西方资源都异常充沛，应有尽有;而中国经典艺术资源却极其贫乏。虽然我国的许多博物馆对民众免费开放了，但那几件宝物并不能完全展示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反而成为民族盲目自满的借口。很多老祖宗遗留给个别子嗣的专有家私，过去被后人供奉为当地的文化排位，而今又成为一些机构的营生衣钵……

我们有理由将我们民族的一切文化记忆都转化为数字电子化，这在技术和经济上绝不是问题。政府已经付诸巨大努力，使我国在广播、电视、通讯、网络方面建设了3G平台;同时，4G也在近期的规划之中;至今，中国的网络带宽覆盖率已成为世界的佼佼者，为我们准备将历史记忆电子化提供了物质保障。

不过，当前国人要警惕的是防止网络范围的图像泛滥。国际社会已经担心:“中国能避免视频泛滥吗?”当然，出于艺术研究的角度，即使我们不把相关的学术会议、学术出版排除在艺术理论研究之外，同样也不该将虚拟的网络系统仪当作技术平台。

媒体促使图像成为大众的消费“品”，并以图像符号的强大冲击力迅速地摧毁了一切文化体系的边缘，为多个领域里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美国当代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文化正是消费自身的要素，没有任何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有如此充足的记号与影像。”而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通过分析“电视对象”如何成为消费社会的中心成员，证明后现代社会的图像消费的符码特性。媒体是一台巨大的模拟机器，大量生产图形、符号、代码，而这些反复出现并留存在人们脑海中的形象构成了超现实的独立领域，并最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一个电影演员可以逼真地模拟政治生活或一个骗子可以轻松地模拟电视表演的时代，“模拟”这一方式为激进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而“超现实”这一同时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范畴的概念也是对媒介、控制论和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分析的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

面对信息全球化这一浪潮，我们国人的应对策略应当是利用全球化形势的契机来大力推进中国图像国际化，在弘扬中国艺术其本质的前提下，使得中国艺术之精神在全世界的广为传播成为可能。

西方艺术理论被中国人拿来实践和中国艺术理论对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其本身并不能为中国图像位于世界文化主流提供终极支持。要使中国能够进入主流，当务之急是中国还需要为当代世界艺术知识图景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

是否存在普适的艺术史学和艺术理论?奥列格·格拉博试图通过建立“离心模式”回应上面的问题。“离心模式”的前提是需掌握有效的信息，艺术史家应该精通一些非艺术领域的相关知识，如语言学、建筑学以及版画技术，可能还有关于哲学的话语;要在人类活动的各种知觉和符号结构等视觉经验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的联系，以此暗示艺术史普遍原则的存在。因此，对艺术史的反思要求艺术史的研究者们提供和发展那些有助于称谓艺术的过去和今天的知识术语和感情上的选择。

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则将艺术史研究引向艺术史著述。他认为:“编写艺术史的方案总是靠不断把艺术形式提升到历史的单一主角的虚构而生存下来，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新的模式能够要求同样的理解。由于我们关于艺术作品的概念及其多种决定因素更加复杂，更多的困难变成一种综合的论述，一种叙述仍然能够将艺术引入一部‘世界艺术史’的关照中。”或许有一天，一种普遍的艺术史论将沿着自我分析的发展线索被构想出来。

奥列格·格拉博和汉斯，贝尔廷都看到了一个多重关系的艺术史研究模式。但是，他们所持有的研究模式的观念是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逻辑为前提条件，其理论模式的功能是为研究者提供释的依据，是为一种表面看上去显得很客观但事实上属于非常主观的活动服务的。其实，这些研究者们未能在理论研究上继续前行，而是又回到了原先的怀疑和否定的主观意识领域。

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跨越艺术的客观陈述、主观让释的多元艺术模式。这一模式应该跳出主观的泥潭，基于艺术的客观现有生态资源，并融汇谱系学、统计学、信息学和计算机技术等学科成果。该模式应该尊重任何艺术家、艺术事实、艺术创作的对象、艺术展览、艺术策划、艺术鉴赏、艺术批评、艺术用语、艺术教育、意识形态、学术会议、信息传播、博物馆收藏、个人趣味、公益赞助等多方面，并将其视为知识的具体研究对象;这些对象之间并无优劣及合理与否，只有被重视的程度有所差异。该模式应该将其放置在各自的知识空间中并且不去主观设定这些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而是看其实际发生了怎样的联系。

该模式预设模式编译工作的基本语法和运行规则，预设知识系统，除此而外将一切当作自定义行为。任何知识对象之间的联系，包括矛盾和冲突，都将被分配给有效的知识空间。每一个知识对象允许设定对其他对象的引用，但必须先进行事先申明，允许设置临时变量。

该模式可以看作是“知识对象自然模式”，进入知识框架内的对象尤其各自的结构和状态及各种对象之间的关系，其连接与断裂与否，是通过行为来判断的。因此，每个人只可能在某项行为中做出价值判断，这样避免知识溢出(将某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大化)。为了保证该模式对当下艺术和未来艺术的参与度，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理论在艺术发展和艺术史上对艺术发展的作为，其模式有自增长的动态记录知识行为，并按相关原理转化为客观性知识储备。

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艺术来说，或许是个机遇，这意味着世界艺术格局需要重新组合;“中国艺术”，或许能够像人民币一样，成为国际汇率的兑换基准。

第二篇：新国际分工理论述评论文

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P304)国际分工是世界秩序的基础。一个国家在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地位和影响：“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P68)

分工理论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经济学文献开始关注“分工”这一概念始于17世纪晚期。从18世纪开始，特别是亚当·斯密论证分工几乎是经济进步的惟一因素之后，直到19世纪末，分工问题在经济理论著作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分工问题不再是经济研究的主题，而被资源配置问题取代了。这与马歇尔(1920)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有关，马歇尔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这使得经济学的焦点从生产率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分工问题)变成了要素、产品数量与价格的相互影响(资源配置问题)。尽管随后就有扬格(1928)指出马歇尔这样替代是个错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问题成为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后，分工问题才重新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50年代的两篇文献对这一回归起到了很大作用，一篇是豪客尔(1956)的，一篇是斯蒂格勒(1951)的。前者唤起人们分清斯密的分工经济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区别。该文指出，斯密的分工经济是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一般的概念：即使没有事前的比较优势，如果当事人关于专业化选择的决策不同，也有可能因为分工经济产生事后生产力的差别。后者延续扬格(1928)的研究，部分区分出了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不同。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分工理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我们的分析表明，由于新国际分工是一个纷繁复杂、动态变化的过程，诸多层面的相关问题还没有进入理论的视野，现有的理论范式还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国际分工。对近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论述进行归纳、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重要观点

自从弗洛布尔(1978)的著名论文《新的国际分工》发表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讨论新的国际分工现象，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新国际分工”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展

弗洛布尔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与此前旧的国际分工进行了比较。作者通过对德国纺织与服装业的全球区位演变的分析论述道，此前形成的极少数工业化国家从事工业生产，其他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则为前者提供原材料，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打破，跨国公司将一批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开始从工业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欠发达国家由此涌现出越来越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的生产部门。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也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贸易”转向“生产”。

弗洛布尔认为，新国际分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1)技术进步使得距离和地理位置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减少了；(2)技术进步、企业组织的改进使得复杂的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基本的简单步骤，受教育很少的人也可以很快学会；(3)发展中国家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赫里克(1982)论述的新国际分工与弗洛布尔比较接近。但他揭示出了资本—生产关系在国际分工中的改变。他选择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作为国际分工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传统的国际分工占主导地位，基本特征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用制造品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之后，体现为第三世界国家用制造品换取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品。这种改变显然也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展的结果。贝隆(1981)、拉斯蒂(1985)、马斯达帕(1998)定义的“新国际分工”与赫里克基本相同，也是从资本—生产—商品的关系来论述国际分工的新特点的。

(二)“新国际分工”是国际垂直一体化

在题为《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所有权的优势》这篇著名论文中，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并没有明确指出垂直一体化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但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看到，他们对于垂直一体化的所有权优势提供了准确的预见，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采用这种分工方式，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模式。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跨国公司采取垂直一体化方式的FDI开始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1990—1995年，采用垂直一体化分工模式的FDI每年增长了20％，而1996—2000年间，则每年增长了40％(UNCTAD，2002)。

(三)“新国际分工”是“订单制造”(或者“外包”)

罗斯杰把订单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简称CM)称为网络时代的新国际分工。罗斯杰对订单制造的定义是：大型公司把部分(或全部)零件设计、程序工艺、装配设备、后勤、营销渠道、仓储、售后服务等环节用合同的方式外包给其他企业，产品和服务贴发包公司的品牌，承包企业则一般没有品牌。订单制造是IT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亮点，每年达到20％—25％的增长率。根据“技术预测者”的计算，2000年全球的订单制造达到了880亿美元。而IT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CM从“美国模式”变成了全球的大规模生产模式。CM不限于IT行业，通讯行业、汽车行业、空间技术等行业都有。订单制造导致了专门从事订单制造企业的产生。订单制造业开始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而订单企业则成为跨国分工网络的载体。

(四)“新国际分工”是产品内分工对福特制、丰田制分工模式的替代

卢锋认为，分工首先是企业内分工，以始于20世纪初的福特制为代表。[9]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生产方式是：从大湖附近矿山运来煤炭和矿石，全部过程，包括热处理、制模、铣削、冲压、焊接、抛光、喷漆、总装等数百种工艺，都在底特律的雷格工厂完成。克鲁格曼形象地说，雷格工厂一头吃进的是煤和矿，另一头吐出的是轿车。其次是企业间分工，以20世纪80年代风行世界的丰田制为代表。以丰田汽车为例：这是一种多层次生产方式，总公司只进行最终组装和基本原材料供应；数以百计的企业在第一层：次级组装，大部件生产；数以千计的企业在第二层：单个部件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在第三层：工程性服务。此后就是产品内分工，以产品为对象的分工——以工序、区段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这开辟了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为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提供了方便；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契入点，这正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网络的细密化。

(五)“新国际分工”是随资源禀赋变化的国际分工

在《全球化与“更新的”国际分工》一文中，弗朗西斯描述了比弗洛布尔(1978，1980)的“新”国际分工“更新”的国际分工。他认为，弗洛布尔的新国际分工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的动态发展，因而认为新国际分工的根本特征是中心国家集聚高技术生产，外围国家集聚低技术生产，而且外围国家越来越被逼到外围。可是，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虎”的崛起否定了弗洛布尔的观点。[10]

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有了巨大的增长。他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来说明这一点。到1995年，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校生达到3540万，超过了发达国家的3370万。其中技术类在校大学生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700万/580万)。技术类大学生在多为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分布最多，达到460万(其中中国120万，印度100万)，而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北美分别只有270万、200万。拉美地区的技术类大学生也达到了140万。发展中国家这种资源禀赋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按照里德尔(1996)的研究，一个国家有没有绝对数量的技术人力资源，对于这个国家能否参与基于知识的经济活动具有关键的意义。发展中国家技术类人力资源的增长将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分布决策，使发展中国家卷入新的国际分工。罗尔(2000)和伯曼、马欣(2000)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11]

(六)“新国际分工”是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

格里(1998)将“全球商品链”定义为：一系列企业围绕着一种最终产品而建立起来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的组织间网络，这一网络将居民、企业、国家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12] 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商品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其作用开始超越政府之间的经济交往作用。[12]

(七)“新国际分工”是基于跨国公司关系网络的国际分工

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的基本内涵：跨国公司是新国际分工的主角，推动跨国公司促进新国际分工格局的动力是市场需求、契约转让、生产一体化以及降低成本的要素构成和生产组织的改革，新国际分工的直接动力是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13] 新国际分工的全球格局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的差异，以及分工中区域分工优势的升级转换规律。再之，新国际分工促使企业国际化、区域一体化。因而企业、地方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地方、国家在新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各种利益的需要而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竞争，竞争成为新国际分工的基本机制。

(八)“新国际分工”是市场价格引导的国际分工演变为跨国公司引导的国际分工

冼国民(1994)认为，主权国家对于要素流动的限制，对本国工业和市场的保护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存在，价格机制对国际分工的调节受到一定的限制。跨国公司的成长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及其协调机制。[14] 随着传统国际分工部分被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所替代，世界市场机制就被跨国公司的层级管理制所替代。“看得见的手”因此替代了“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调节资源在各国企业之间的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使当代国际分工出现了转型：在由盲目的市场机制协调的国际分工中，出现了由跨国公司内部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予以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这样，当代国际分工就成为由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包括其他传统类型国际分工的混合结构。

(九)“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性质从“剥削”转向“经济互补”

多杜辛(1993)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尽管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不仅个人之间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国家之间也是可以的，但由于殖民地时代的阴影，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因为害怕“资本主义的剥削”以及受“自立发展”思想的影响，低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机会，拒绝参与国际分工。[15] 在《互补性——国际分工的新趋势》这本书中，多杜辛认为，殖民地时代的国际分工是以“剥削”为特征的，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是以“经济互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同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国外要素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国内国外要素的组合实现经济、社会的更高效率。

(十)“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从为国家服务演变成为跨国公司服务

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后工业化》中，伍(1994)从市场功能/企业功能对比这一角度来研究新旧国际分工的对比。他引用了哥德斯丁(1976)提出的这一命题：企业内交换是一种后市场经济机制，对市场机制具有某种替代作用，不过前者只能平衡企业内经济，不具备后者平衡整个社会经济的功能。伍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企业内交换”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的一半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近来跨国公司的快速成长使得企业内交换逐渐将市场平衡社会经济的功能弱化了，国际分工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新的国际分工与旧的国际分工相比，减少了传统剥削，增加了经济互补作用，但这是以扭曲所在国的市场功能为代价的。伍认为，跨国公司力量的来源是对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具有控制力，这使得它们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强，最终将发展为当地政府与其说是参与国际分工，不如说是参与跨国公司的企业内分工。

二、对新国际分工理论的综合分析

我们注意到，上述研究几乎都论述了新的国际分工与跨国公司有关。盎德深咨询公司的一篇工作论文形象地称跨国公司为“全球网络人”，这提示我们，新的国际分工可能是一种基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分工，而不同的学者看到了网络的不同的部分，从而研究了不同的国际分工。下面的论述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贸易，通过自己的“国际贸易网络”吸收廉价的自然资源以及推销自己的产品来增加企业利润；而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就开始在第三世界大量复制生产体系，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生产”，通过“生产网络”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降低成本来增加企业价值，这正是弗洛布尔看到的“新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在其他地方复制生产系统时，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不要对这个生产系统拥有所有权。如果需要，就是“垂直一体化”，如果不需要，就是“外包”。当生产地既可以是国内又可以是国外时，就可以有四种选择：国内垂直一体化、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外包、国外外包。跨国公司到底选择哪种分工模式，要看哪种模式有利于增长企业利润。这四种分工模式构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如果跨国公司选择拥有所有权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垂直一体化”，这正是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理论预见的“新国际分工”。如果选择没有所有权控制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外包”，这正是罗斯杰(2002)看到的“新国际分工”。这里我们看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6](P25)

跨国公司建立起全球生产网络后，就会谋求生产网络的细密化，以便在全球捕获更多的利润增长点。理论上，从企业内分工、企业间分工、产品内分工这个分工细化的路径可能产生分工经济，于是跨国公司开始大量采用产品内分工，这正是卢锋(2004)看到的“新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又可能采取四种分工模式：国内、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国际外包。可见后四种分工模式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

上述三种研究都只是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某个单一视角进行观察，因而掌握到的是新国际分工局部的性质。

格里和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的研究视角更大一些。格里定义的“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将观察视角从跨国公司一个特定的价值链扩展到跨国公司的商品网络，发现了新国际分工更多的性质。比如观察到生产网络对于其他企业、国家、地区的分工的整合性。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跨国公司对于这一网络的主动构建性，也没有对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予以足够的重视。孟庆民等比格里更加重视跨国公司在新国际分工中的主动性，可是“跨国公司关系网络”这样的定义过于抽象和宽泛。

上述四种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分析，弗朗西斯用动态的眼光考察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变化。理性的跨国公司必然随着“当地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全球生产网络，以便动态地最大化企业价值。弗朗西斯看到的原来的附属企业在国际分工链中地位的上升可以看成是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上升。这很可能是跨国公司生产决策的结果：把更高的工序给资源条件更好的企业，选择资源条件更次一些的企业替代它的位置。当然，还可能是附属企业主动采用了新的技术框架，发生了分工地位的跃迁。

上述五种研究更加重视的是新国际分工的“现象”，而冼国民的研究更加重视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分工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社会分工和企业分工。社会分工受市场机制的引导，企业分工受管理机制的引导。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时，社会分工的显性地位就被企业分工取代了，这势必带来世界经济联系的深刻变化。只不过，冼国民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更进一步地分析跨国公司的具体生产活动，可以发现新国际分工更加生动的性质。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交易的商品，相对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即是卢锋论述的“企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

上述五种研究都是实证的，多杜辛、伍的研究是规范的，用同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新国际分工的“好”或者“坏”。

三、启示：新国际分工引发的新问题及亟待研究的领域

上述分析提示我们，“新国际分工”可以概括为“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每一部分都由分工链(或者国际分工或者国内分工)组成，它将世界各地的个人、企业、国家、地区以及世界各种资源整合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来，形成一个基于分工网络的共同利益。[17] 总结起来，新国际分工“新”在：(1)新国际分工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主导的；(2)导致了新的生产现象——产品内分工：从“产品在一个民族经济中完成制造的过程”(霍布斯巴，1979)逐渐转变到“不再有民族的产品或技术，民族工业，乃至民族经济”(瑞奇，1991)。

由于产品内分工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笔者提出应该寻求重新解读国际贸易数据的理论依据。这里的基本问题是，A国对B国的贸易顺差可能是由于B国(或者C国)跨国公司在A国的子公司通过企业内贸易方式出口引起的，而且A国的顺差反而是B国(或者C国)收入：比如A、B两国最初贸易平衡；A国跨国公司在A、B两国实行产品内分工，分别完成X、Y两部分工序，X是高端价值部分，Y是低端组装部分。A国出口X到B国，B出口X+Y(作为一个产品)到A国，A再将X+Y出售到世界各地。这样一来，海关统计出来的数据是，从事低端生产的B国比A国出口量还多，看似是B国打破了贸易平衡，实则主要由A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内分工引起，而且利益的大部分仍然在A国。不过这里还有诸多问题没有研究，比如如何在理论层面上更新当前国际海关统计通行的原产地规则赖以建立的传统分工、贸易理论，等等。

产品内分工极大加剧了企业内贸易，FDI可能不再是在全球寻找比较优势从而促进资源的全球最优配置，而是试图利用企业内贸易谋求躲避国内税收、转移国内利润、避开国内外汇管制、到海外资本市场融资，这应该引起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第三篇：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范文）

后殖民主义入翻译策略探究

文学翻译并不单纯地只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还会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是停留在语言内部，忽视了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话语。在后殖民语境下，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导致了强势文化（宗主国）与弱势文化（殖民地）之间的权利差异，翻译文本根本无法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转换。因此21世纪的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从各个角度考虑翻译策论的选择与使用。

一、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主要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是以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印度裔美国学者盖娅里特·斯皮瓦克和波斯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为代表的“三剑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应用形态与研究范式。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反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延续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其独有的研究路径“权力关系的透视”介入到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的研究。他们围绕“权力关系”、“翻译的政治”和“归化与异化”等核心问题，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翻译与文化政治问题。后殖民主义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专注于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的价值取向和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探讨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力等文本外部因素的制约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借助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策略选择。用它的相关理论对归化、异化、杂合化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后殖民主义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在翻译研究上实现各种理论方法共融、互补的有效整合，从

而推动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归化的翻译策略

归化的翻译策略的使用是殖民者利用自身的权力话语，实施文化侵吞，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归化的翻译总是根据强势语言的规范和文化来进行自我调整，不仅帮助帝国国家主义散播话语权力，通过翻译文本巩固了他们的霸权，而且被殖民一方的读者无视本土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强化他们他者身份的认同。这里以霍克斯译《红楼梦》的一段为例：

宝玉心中想着：“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叹道“若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奇，且更讨厌了。”

“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 he thought, “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Not merely unoriginal, but downright disgusting!”

成语是汉语的精髓，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对成语的掌握程度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他的汉语水平。作为一位汉学家，霍克斯不可能不知道东施效颦的典故及涵义，但是他仍将其译为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原文中成语所特有的文化内涵被抹杀了，实现了文化的侵吞，翻译成为了描述不同语言和文化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一个场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军舰，造成在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儒家，道教和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和中国文化有很深的影响。而英国人信奉基督教，神是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的主要文化形象。在红楼梦翻译实例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差异从以下例子中可以看出：

刘姥姥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

Yang‟s version: “Buddha be praised!I‟m most grateful for your help, sister.” Hawkes version: “Bless you, my dear, for being such a help!”said Grannie Liu.“阿弥陀佛”是一个典型的佛教词，是经常被中国人用来表达感谢和解脱的词语。虽然它不可译的准确，但它一定与佛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中国的主要宗教。显然，杨尝试引入佛教的读者而霍克斯避免两个宗教的差异与翻译成西方宗教的用语。

（二）异化策略的运用

理查德·亚克蒙指出，在强势文化的市场中，只有很少的文本是从弱势文化

中翻译过来的；而在弱势文化市场中，从强势文化市场中翻译过来的文本占所有翻译文本的绝大部分。异化的翻译思想认为,翻译应该表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提供实现和研究差异的场所。同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基于归化的翻译传播英美文化和英美意识形态，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对话。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分，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贾芸笑道：“巧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Yang‟s version: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Hawkes‟ version: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米”和“粥”是两种中国常见的食品，其中“粥”是中国特色。水稻是中国与西方共有的食物，但不像中国人那样用来做稀饭，西方人用燕麦作稀饭。因此，英语单词“porridge”是不确切的对应的汉语“粥”。在这个例子中，杨和霍克斯以不同的方式翻译中国食物。在杨的版本，他把“米”这个词用“饭”代替“粥”，这部分保持了中国风味。而霍克斯取代“米”和“粥”，用“面包”和“面粉”等对英国人熟悉的词汇。采用这样的策略，能引起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极大兴趣也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西方文化。

再例如中国地铁站、街道、饺子、粽子、功夫和太极等词语的翻译都极大的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极大地保留中国的特色。

（三）杂合策略的运用

在翻译界，归化和异化一直被认为是两种翻译策略。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的研究视角来看，翻译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采用归化策略的译文基本上没有翻译的痕迹。“译文读者在面对翻译过来的弱势文化的文本时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他们仿佛在译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使他们感到熟悉、亲切，阅读起来轻松、自如，无需做出过多的努力。但与此同时，弱势文化所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也都被归化的手法抹去了。”然而，异化的翻译策略则体现出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向强势文化输入弱势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对强势文化的挑战。

事实上，没有哪个译文是绝对的归化或者绝对的异化，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的，是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相互交融的产物。蔡平先生说，“事实上，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杨译《红楼梦》为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Yang‟s version: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Hawkes‟ version: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宗教是在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众所周知，佛教是中国的主要宗教。中国人认为“天”是控制一切的最强大的力量。天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天与人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在中国古代，皇帝宣布自己为“天堂”的儿子，他必须按照天意和回应人民的需要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天似乎是所有的法律规则的总称。杨保留图像的“天”在源文本中的方式将中国独特的信念转化为一个等价的英语说通过改变“上帝”为“天”，告知中国的佛教信仰和目标读者。传递信息的方式，包含地道英语的组合，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导杂交致的翻译。相反，霍克斯从第一世界国家的学者，不做任何改变，只需要相当于英国说，他认为西方读者相信基督教会更容易接受。当然，它更加自然在英语世界所接受，但他把佛教信徒在基督教。

不可否认，无论译者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只要异域文本进入本土文化,其译文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杂合。归化和异化的差别只是杂合程度的不同而已。无论这种杂合的程度有多低，都会将异族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引入目标文化,而无论杂合程度多高，也难以彻底摧毁目标文化的民族身份。一种文化,如果不想与世隔绝，那就必须要进行文化交流。既然要交流,就要坦然面对杂合。不间断而有度的杂合可以提高文化机体的免疫力，降低排异性。一种文化如果想要在日渐开放的形式下免于被殖民统治的厄运，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抵制文化侵略。

三、结尾 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使翻译的必要。但是翻译不只是反映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个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它是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文化身份。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是不可分的绝对；这

两种策略都是混合。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的必然性杂交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杂合的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很强的文化。从红楼梦杨译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异质文化的可翻译文本中的兼容。杂合可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一个好方法。

参考文献

[1] Hawks David.The Story of Stone [M].London: Penguin Group, 1977

[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 [M ].长沙：岳麓书社，1987.[3] Yang Xianyi, Gladys.A Dream of Red Mansions(Volume1)[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94.[4] Su Tungpo.[苏东坡].(2002).《东坡诗文选》.林语堂译.河北省三河市: 百花

文艺出版社.[5] 张静,赵冰.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我国翻译的影响[J].大学英语(学术

版),2007,01:134-136.[6] 雷志梅.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131-133.[7] 薛沛文.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比较研究[J].吉林化工学院学

报,2011,02:53-56.[8]毛英.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概述[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

报,2012,01:31-34.[9] 钟福.英汉翻译理论与策略——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视角[D].暨南大

学,2010.[10]杨司桂,樊波,冉隆森,何三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实质[J].牡丹

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76-79.[11]刘建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和中国翻译[J].文教资料,2008,25:57-59.[12]梁美英.后殖民主义翻译[J].科技信息,2011,16:549-550.[13]王智芝.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的影响[J].牡丹江大学学

报,2013,02:105-106.[14]王智芝.从旅行理论看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J].乐山师范

学院学报,2013,04:55-59.[15]张东东.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观照下“给力”一词翻译研究[J].边疆经济

与文化,2012,07:132-133.

第四篇：国际技术合作的动因及其理论解释论文

国际技术合作，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或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进行技术联合，实现技术资源的共享与交流，缩短技术开发期。它实际上是一种以契约为基础的技术交易，通过技术合作，合作方可以将各自互补的技术或技术上的比较优势结合在一起，即节省时间、资金，又提高技术水平。

一、国际技术合作的宏观动因

（一）技术国际化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导致当代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产生与发展的最直接动因。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已成为各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对生产的作用远远超过劳动力与资本的投入。科学技术研究的费用昂贵且不断提高，加之对科研力量的要求等特点，推动了科技研究的国际化。科学技术研究的国际分工促进合作各方既可扩大自身的研究力量与能力，又可以较快地了解并掌握世界最新技术知识。科学技术研究国际化趋势必然导致签订大量双边或多边政府之间国际技术合作协定，而多边政府协定使国际技术合作的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更为突出。跨国公司把已在本国失去优势的成熟性技术，通过一定渠道或技术转让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去，从而产生南北关系的国际技术合作；而复杂的开发性技术的国际转让，则主要是在拥有相似技术水平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

（二）生产国际化

二战以后，生产力有了巨大飞跃，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生产国际化有了巨大发展。生产国际化的新发展，不仅表现在各国实行现代化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即多种多样的机器设备、大量的能源、多种矿物与非矿物原料以及合成原料等等，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供应；各国产品有更大的部分需要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商品流通迅速扩大，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而且特别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已成为国际化的过程。由于许多现代化工业产品的结构与生产工艺十分复杂，技术性能与质地要求很高，它们的生产不仅要由国内的、许多部门许多企业进行专业化协作，而且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专业协作。各国不仅实行部门之间的分工，而且要实行部门内部的分工，即实行按产品、规格型号、生产工艺的专业化分工。这样，各国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生产过程也就进一步发展成为统一的世界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

（三）资本国际化

资本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即一国的私人资本以兼并国外企业，通过在国外新建与扩建或订立技术许可协定等方式，对国外直接进行生产性投资，在国外单独或与当地资本“合股”拥有生产企业，就地雇用工人、组织生产、销售与出口，把原来限于一国之内的生产过程扩大到国际范围。生产资本的输出主要由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公司成了资本国际化的一种主要形式。资本国际化促进了资本在国际之间的流动，使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合作得到了迅猛发展。

二、国际技术合作的微观动因

随着新技术复杂性的提高和不同学科、技术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一个企业，无论规模多大，技术能力如何多样化，也不可能具备所需的各个领域的技术能力，这将日益成为制约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瓶颈。而通过与其他企业合作将使企业获得互补性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共享资源，形成技术协同效应和技术组合优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散经营风险，实现合作伙伴研发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一）推进技术进步，提升企业竞争力

按照美国管理学者迈克尔·波特的企业竞争理论，企业最关心的是其所在行业的竞争地位和竞争强度，而竞争强度又取决于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这五种竞争力量可以描述为：行业内现有企业间的力量对比、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跨行业潜在的可能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商品的出现所生产的压力、购买者和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等。由于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改变以往直接对抗的竞争方式，而采用技术合作这种间接竞争方式，以实现双赢。

因此，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是通过合作、竞争去争取多种技术。过去企业合作主要体现在市场和价格，而当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企业发展根本之时，只有合作技术创新，才能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实践证明，企业间的动态合作关系比传统的内部战略和金字塔式管理组织具有更为活跃的创新机制和更经济的创新成本，并且—更能照顾到不同国家、地区、社会团体甚至单个消费者的偏好的差异性，更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二）整合技术资源，弥补战略缺口

近二十年来国际竞争环境的深刻变化对公司的绩效目标造成巨大压力，因而当公司扫描竞争环境和评估它的自身竞争力和资源时，发现在竞争环境客观要求其所取得的战略绩效目标与依靠自身资源的能力所能达到的目标之间存在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被泰吉（T—T—Tyebjee）和奥兰德（G—E—Osland）等人称为“战略缺口（Strategic Gap）”。根据他们提出的战略缺口假说，战略缺口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企业走一切依靠自身资源和能力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走技术合作的道路才能使各企业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开展世界范围内技术交流和合作，广泛利用合作伙伴的技术资源以及供应渠道、营销网络等经营资源，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化水平，实现合作方技术资源优势的互补，加强了彼此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弥补这种“战略缺口”。

（三）分散研发风险，共同分担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融合性和溢出效应这三种特性，使得企业对新技术的研发充满了风险。一般来说，企业在进行研究开发中的风险主要有三种：

技术风险：研究开发过程中的预期突破没有实现，或出现更多的没有预料到的技术难题。

需求风险：从开始研究到新产品投放市场这段时间内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现代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产品生命周期迅速缩短，形成以快变为特征的市场需求环境。新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竞争的加剧，也会导致企业自主研究开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大。

来自竞争对手的风险：为了获得研发的投资回报，公司需要一定的市场份额，如果竞争对手更快更好或同时推出同类产品，必然侵占或分割预期市场，最终也许使任何一家公司都难以从其研发投资中获得理想回报。

促使企业走向技术合作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减少研究开发活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创新风险在于企业对新技术特性、创新时间和创新的经济效果的预测变得难以把握，可能得不到预期的成果。通过与其他企业合作，可以缩短创新周期，缩短开发与商业化之间的时间间隔，使每个企业所承担的风险相对减小。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资源和能力企业之间的合作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使内部闲置资源产生外部效应，拓展自己的核心能力，提高合作团体的整体创新能力，有利于解决创新资源和能力的瓶颈，减少创新的整体风险。即使合作的各方具有共同的优势，优势叠加作用也有利于缩短开发时间，提高创新成功率。近来出现了一种由若干企业、研究机构临时组成虚拟公司，整合资源进行开发创新，一旦任务完成，按照一定原则进行利益分配之后该公司便自行解体，这种合作创新方式增加了资源的流动性和优化配置，缩短了开发和创新周期。基于以上关于创新活动风险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那些认为创新活动风险很大的企业更加注重技术合作。

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化，研究过程的日益复杂和综合，开发的成本越来越高。单个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难以承受所有的创新开支。如果没有合作各方提供或分担研究经费，研究活动将难以开展，这都迫使企业积极寻求技术合作。与此同时，市场和技术的全球化，提出了要在相当大的规模上和多个行业进行全球生产的要求，以实现最大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从而能在以单位成本为基础的全球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四）克服技术贸易壁垒，拓展市场

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质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市场份额的追求成为企业的压力和动力，市场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企业参与技术合作不仅仅是出于获得新技术的目的，还有开拓市场的目的。通过合作创新可以使产品获得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此外，由于技术贸易壁垒的广泛存在，有时只有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才能够突破技术壁垒，使技术顺利进入某一市场。例如，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市场进行严格的保护，其他国家的企业只有与当地企业合作并提供先进技术，才被允许进入市场。由于对新市场缺乏了解，有时即使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要想顺利进入并占领该市场也是十分困难的，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利用当地伙伴的市场经验和销售渠道进行新产品的推广，将提高市场进入的成功概率，降低市场风险。

研究表明，美国很多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并非为了获得特殊技术，其获得特殊技术的方式是兼并拥有该技术的企业或雇佣拥有该技术的研究人员，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进入市场的能力。例如，美国AT&T与Philips的合作，目的就是利用Philips在欧洲、中东等地区的强大销售网络，使自己的产品打入该市场。

如前所述，合作不仅可以使企业获得他们所缺乏的新产品知识，还有利于进入新产品市场，及时回收投资，获得期望的收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一些企业为了进入新的市场，将着力与已经拓展了这一市场的公司合作。从这一层面看，国际合作将越来越普遍。

三、国际技术合作动因的理论解释

可以从国际技术转移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资源及能力理论来解释国际技术合作的动因。

（一）国际技术转移理论

1、技术转移差距理论

该理论认为技术之间的梯级差距是国际技术转移的前提条件，并且认为技术如同世界经济一样也存在着二元结构，技术是由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即技术的“中心”，向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即技术的“边缘”进行转移的。技术差距具体体现在世界各国专利持有情况；世界各国对现代高新技术的拥有量及其水平；经营管理技术水平；技术模仿、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等各个方面。根据国家总体技术水平来划分技术梯级差距，可分为三个层次：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技术较先进的新兴工业国家、技术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但总体技术水平的梯级顺序并不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的技术梯级顺序。因为现代科技发展迅速、技术发展日益复杂化、技术寿命日趋缩短，无论一个国家的总体科学技术多么先进。都不可能在一切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也不可能拥有一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也就是说，解释国际技术转移的发生，必须从技术梯级差距的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因此，技术转移可分为正向梯级转移和逆向梯级转移。目前，技术转移多为正向梯级转移，即由技术中心向技术边缘转移，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如果两个国家国民经济的需要之间重叠部分越多，发展差距较小，则技术转移就越容易、频繁，反之亦然。从目前世界技术转移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水平差距较小。他们之间的技术转移就比较频繁。而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大，技术转移相对比较困难。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及技术创新能力的日益提高，逆向梯级技术转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2、需求资源（NR）关系理论

需求资源（NR）关系理论是日本著名学者斋藤优提出的，1979年他的《技术转移论》一书中提出了“NR关系假说”，在此基础上，1986年的专著《技术转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将这一假说进一步深化。

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对外经济活动，受该国国民的需要（N：needs）和资源（R：resources）两者关系的制约。斋藤优把这种关系称之为NR关系。NR关系的不相适应正是国际技术转移发生的原因，也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动力。NR关系通过技术转移不断得到调整，同时在调整的过程中又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从而不断的推动技术转移向更高的层次发展。NR关系决定了技术转移的速度与规模。一般来说，NR关系失衡的可能性越大，技术转移的需求就越大。世界各国技术转移的历史经验证明了技术转移的发展过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所产生的需要（N）与资源（R）的关系是基本相互协调的。当然，国际间的技术转移不能仅仅考虑需要（N）与资源（R）的关系，还应综合考虑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等各种要素。

（二）交易成本理论

国际技术合作是一种以契约为基础的技术交易，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可知，由于买方和卖方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交易的技术越是复杂，交易合同的复杂性也就越高，交易的成本也就越高，作为企业获取必要知识和技术的市场就越无效率。技术交易与一般的商品交易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技术开发投入高，风险大，并且技术知识具有溢出效应，技术扩散在所难免，因此技术交易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市场不能有效惩罚技术机会主义者和恶意篡改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投机技术开发而带来的损害，很多企业不得不采用技术的保护机制，使得技术的买方很难涉及卖方商业秘密或拥有所有权的知识；第二，技术的经济效益在其创新成功之前，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第三，由于技术是一种无形产品，交易双方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对技术本身和交易伙伴的技术能力很难做出准确评价，因此技术交易过程中存在着逆向选择行为；第四，技术交易是一种专用知识交易，参与交易的人数有限。

这些特点决定了技术的市场交易，在面临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时，即便是市场交易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也会有比较高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虽然传统的层级组织可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但是由于层级组织所固有的“惯性”，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时，缺乏灵活性，日益面临着资源不足和由于企业规模过大而引起的高管理成本问题。而技术合作作为介于市场交易和层级组织之间的一种经济形式，构成了在市场和合作方之间的一个中介机制，打破了合作企业间的壁垒，由于合作伙伴共享资源、共担风险、共同进行收益分配，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企业间技术转移，从而大大的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技术越是复杂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合作。可见，技术合作是当前技术和市场环境下企业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进步，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合理选择。

（三）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指出，企业寻求合作的原因是为了吸收知识和增强创新能力，以创造新的核心竞争力。由于技术存在溢出效应，而专利制度并不能起到绝对的保护作用，因此企业无法独占技术成果，通常会挫伤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导致企业在研究开发上的投资少于社会最优投资。因此，社会应对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补贴并加强专利保护。但是，对研发活动进行补助将干预市场机制的作用，专利制度有时并不十分可行。技术合作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组织形式来学习吸收新技术，适应技术的变化，促进企业间知识的转移，分担潜在的技术迅速过时的风险，因为合作创新具有以下作用：一是合作可以将研究开发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增加成员的研发支出：二是合作创新消除了重复研究和重复投资，而且知识的分配和共享、企业合作的协同效应将使创新显示出更高的效率；三是通过成员企业共同投资，合作创新可以完成企业单独无法承担的大规模研究项目；四是合作创新可以克服专利制度不完全时，研究开发中常常遇到的“搭便车”现象，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四）企业资源及能力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要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关键在于企业的核心能力。我们知道企业的核心能力是蕴含在组织内部和人力资源的经验性知识中间的，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学习和积累起来的，具有企业特定性的知识。这种学习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涉及企业中不同生产技能的协调，企业内多种技术流的整合，组织中价值观的传递。一方面企业需要协调、整合内部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汲取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知识，并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从该理论的观点出发，技术合作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技术学习、技术管理与技术进步等活动构成的一个合作创新的动态过程。它为合作成员提供了一个技术学习的平台，使彼此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和学习合作伙伴特有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一般来说技术合作包括三个阶段：

1、资源和能力共享阶段：这个阶段通过合作企业资源和能力的优化组合，常常能够创造出市场中更加稀缺的资源，产生“1+1＞2”的优势叠加效果。

2、技术学习阶段：大多数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的动机，主要就是获得合作伙伴的特有知识，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和组织形式。技术学习是一个多阶段动态的过程，企业在每一阶段学习某种特定的技术，获得的知识将形成企业新的知识积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更多的技术，随着学习过程的延续，企业之间的知识差距将逐渐缩小。

3、新成果产生的阶段：这些创新成果既包括有形资源的创造，也包括企业能力的发展。技术学习和能力创造的效果将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企业维、合作结构维、企业行为维这三个维度。企业维包括企业战略的协同性、与合作项目有关的企业内部技术研发能力和经验、企业内技术研发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整合性以及企业合作创新的经验。合作结构维包括合作契约结构、合作各方资源和能力的互补性、合作各方的职能分配、合作者数量。企业行为维包括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学习动机、参与程度、企业间相互交流的频率及相互信任水平。对于合作创造的新的资源和能力，企业必须进行消化和吸收，并在内部完成整合，将其真正融入到企业核心能力体系之中，才能最终实现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核心能力的提升。

通过对技术合作创新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内部资源是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各国经济结构之间的差异性，使得企业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及对伙伴资源的依赖性也日益加强。因此，如何整合并获取外部的技术资源，弥补战略缺口，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在异质性资源基础上合作产生新的核心能力是企业参与技术合作的一个主要动机。通过技术合作能够实现合作双方或多方资源和能力的最优组合，这不仅适应了技术发展的要求，提高了创新效率，而且由于技术合作的协同效应，不同知识领域的结合常常能够产生全新的技术，实现双赢。目前，技术合作已经逐渐成为企业进行技术学习、创造知识和能力的有效途径。

第五篇：西方政治制度论文

英美政治制度的比较综述

[摘要]：英国创立的第一套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体系被誉为西方政治制度的源泉与典范；美国则在吸收、借鉴英国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为完善的政治制度。通过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了解与把握英国与美国在宪法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政府体制各方面的知识。

[关键词]：英美

政治制度

比较

政治制度是关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及其运作以及有关国家政治过程的一系列规则和安排，它包括国家的政体形式、国家结构，包括依据国家宪法和法律建立的国家权力机构及其运作规程，包括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组织以及社会一切政治参与行为规则。通过对英美两过政治制度的比较，可以更全面的了解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一、英国与美国宪法的比较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以来，其政治制度是以宪法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当代世界的文明国家几乎都有一部立国治国的根本大法，这就是宪法。现代意义的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17—18世纪的英国、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首先产生了宪法，在这些宪法中体现了资产阶级长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政治经验，确立了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些制度原则为宪法的概念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使宪法产生了它的基本特征。

（一）、从宪法表现形式和创制程序上来看，英国是不成文宪法、柔性宪法，美国是成文宪法、刚性宪法。

英国宪法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权威性文本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它被广泛描述为“不成文宪法”。不成文宪法则不具有成文的法典，其宪法规范是通过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一系列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表现出来的。英国因为实行不成文宪法制度，它的宪法规范都散见于各种普通立法中，甚至散见于判例或管理中，所以，它实际上就没有特殊的宪法制定、修改程序，均采取普通立法程序，宪法也就是典型的柔性宪法。

与英国的宪法是一部不成文宪法、柔性宪法相比，美国宪法则是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而且也是一部刚性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通称美国联邦宪法或美国宪法。它是美国的根本大法，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美国宪法规定实行联邦制，肯定了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规定立法权属于美国国会，并规定了国会的组成；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以及规定总统产生的办法；司法权属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规定最高法院的组成；各州的相互关系和义务；宪法修正案提出和通过的程序；联邦宪法和按照宪法制定的法律为全国最高法律；这部宪法表明，美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创造出既不同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共和制，也不同于议会内阁制的总统制，使美国成为一个具有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的联邦制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形式为欧洲国家乃至后来许多国家宪法的制定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而美国宪法的特点：三权分立、联邦体制、宪法至上、人人平等。

（二）、英国宪法保有封建残余，美国宪法没有封建因素。英国革命最终以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妥协而结束，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和妥协，通过斗争和妥协又制定了一些宪法性文件。以上这些宪法性文件确立了议会至上，法治和公民权利自由保障等宪法原则，这不仅为英国宪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其他各国也有深远的影响。而美国则不一样，它是在进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的战争之后制定的。1776年7月4日大会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北美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自由独立的和众国”，解除与英国的一切隶属关系，完全废除英国国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由于革命的彻底，所以基本没有留下封建的因素。

（三）、英、美宪法的基本原则不同。

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是：议会主权、分权原则、责任内阁制和法治原则。议会主权又称议会至上，议会至上是议会主权的体现。英国议会的权力在法律上具有最高性，永久性和权力不可分割性，具体讲议会主权是指议会具有创制法律的垄断权；法院必须执行议会通过的法律；议会以外的任何机关或任何个人都无权宣告议会通过的法律无效；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国家机关中处于最高地位，政府由议会产生，向议会负责，并接受议会的监督。英国宪法的另一个原则就是法治。“法治”原则的字面含义是“法律的统治”，是现代宪法广泛采纳的基本原则。它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政府必须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范围内活动，不得滥用权力侵犯个人自由和权利。

美国宪法的主要原则是：联邦主义原则、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民主原则。联邦主义原则是在当时要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条件还不具备，但国内外的条件又要改变各州不团结，中央软弱无力的局面，于是便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三权分立原则是指立法权由议会掌握，议会成员选民选举产生，总统无权解散议会，议会在任职期间也不能因与总统政见不一而对他投不信任票，推翻总统。行政权由总统掌握，总统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总统，总统只对选民和联邦宪法负责，他不对议会负责，总统组成内阁，内阁成员不得兼任议员职务，不得参与国会立法问题的讨论和向议会提出议案。司法权由法院掌管，联邦法官终身任职，法官进行审时，不受总统和议会的干涉。

二、英、美选举制度的比较

选举制度是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选举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程序和方法，是各种选举法律规则的总称。

英美两国的选举制度是以普选制实现权力委托的，实行普选制是两国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但由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不同，两国实行的普选制也有所区别。

英国的普选制实际上只是公民选举下院议员的制度，代议机关中的国王和上院都是非选举产生的。根据宪法惯例，内阁政府由议会的多数党组成。正是采取这样的选举办法，选民选举下院，下院多数党组成政府，使得英国的代议制政府成为典型的内阁责任制政府。它产生于议会，并对议会负有直接的政治责任，对选民负间接的政治责任，前者表现为议会的倒戈权，后者表现为首相有权请求国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若选举失败，则由反对党上台；若胜利，则继续执政。加上两党轮流执政的原则，他们可直接影响公民的普选，这就保证了英国代议制政府的稳定性。

美国普选制实行的范围，与英国明显不同，不仅国会两院的议员，而且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总统及副总统，都是由公民直接产生的。美国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机关，对国会不存在任何关系。它们只有到选举的时候才各自向选民负责。平时都只对联邦宪法负责。因此，它们之间，仅仅是宪法上规定的相互“制衡”关系

在竞选活动方面，英国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活动比较简单，在选举权方面不存在法律障碍，不必通过文化测试，不必付选举税，也没有居住期限，没有反对选举的社会和种族压力。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美国总统是由选民间接选举产生。而且选举程序复杂，花费经费多，历经六个阶段：第一阶段：预选（初选）；第二阶段：正式提名（全国党代会）；第三阶段：总统候选人展开竞选；第四阶段：总统大选日投票选举产生“选举人”；第五阶段：宣布选举结果（选举人团正式选举总统）；第六阶段：当选总统宣誓就职。过程又耗时和耗钱。

三、英美政党制度的比较

政党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制定的有关政党的各项制度规范的总和。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保持政权或影响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英国与美国都是两党制，（一）它们有以下共同的特点：

1、两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居统治地位。

2、两大政党势均力敌，享有平等执掌政权的权利和机会，两党轮流执政，无主从之别。

3、两大党通常是一党在朝，一党在野，但彼此的矛盾和冲突建立在不危及现存政治制度的基础上。

4、定期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为两大党和平接管政权提供了合法的机会。

（二）但是也存在不同之处，有以下方面

1、两国在两党制的表现形式有差别： 英国：

（1）独特的反对党制度。（执政党与反对党）

（2）内阁成员为同党议员。（组织政府，实行相容原则）（3）政党通过议会选举轮流执政。（政府更迭的方式）（4）两党有不同的阶级基础。美国：

（1）不存在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严格区别。

（2）政府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总统组织，非本党成员可以入阁，但政府成员不得是国会议员。

（3）政府的更迭不取决于国会选举，而决定于总统选举。

（4）两党壁垒并不森严，两党的社会基础没有明显的差异。两党差别呈缩小和模糊化趋势。

2、两国国两党制的组织特点上有所区别： 英国：

（1）两党议会内党组织均由领袖和议会党团组成，是党的领导和决策机关。（2）两党议会外组织。由中央事务机构和选区基层党组织组成，主要为议会内党组织服务。

（3）两党组织比较严密，权力比较集中，有较严格的党纪约束。美国：

（1）两党组织松散，权力分散。

（2）缺乏党纪约束，没有党纪制裁。党员入党、退党自由，也可随意变更党籍或跨党投票。

3、两国的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程度不同。美国的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 不像英国那样存在分歧。在美国，虽然两党各自竞选纲领并不相同，但两党对国内重大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

四、英美议会制度的比较

西方国家的议会议员是西方国家公民通过选举委托自己的政治代表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的重要场所，是实现主权在民原则的现实途径和主要表现形式。英国和美国都是实行民主代议制，议会的组成都是两院制。但是也存在着诸多不同。

英国议会被誉为“议会之母”。议会是英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是典型的议会内阁制。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政府从议会中产生，并对其负责。英国的国会为两院制，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上议院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议长由大法官兼任。和下议院相比，上议院的权力相对有限，保留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司法权，有权审查下议院通过的法案，并通过必要的修正案，英国议会制度又称议会内阁制，内阁的首相为议会中多数党的领袖。由于内阁要对议会负责，这要求必须有一种关系纽带处于议会于内阁之间，所以首相的产生必须在大选中获得下议院半数以上议席的选举 国会是美国最高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员由各州直接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可以连选连任，没有任职年限的限制。国会的主要权力是立法权，除此之外还享有财政控制权、监督权、人事权、国会自治权、弹劾权等权力。国会两院在权力上相当，但职责各有侧重，如提出征税议案的权力属于众议院，参议院不得提出。

美国国会跟英国议会相比，权利收到很多方面的制约。由于美国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原则，国会的权利在很多程度上受限于总统与司法部门，它并不样英国议会那样是国家的权利中心。

五、英美政府机制的比较

（一）英国式实行内阁制政府制度的国家。在这样的政府的制度下，中央政府是首相领导下的全体政府大臣的总称。英国中央政府机构体系主要有枢密院、内阁办公机构和政府各部组成。

美国中央政府即联邦政府，由总统、副总统和各部长组成。美国政府是由大选获胜的总统为政府首脑，并有他提名成员，经参议院批准，组成以总统为中心的行政机构。美国中央政府机构体系主要有：总统办事机构、内阁、政府各部和独立机构组成。

（二）英国与美国的内阁有着本质的区别：

1、英国内阁是一个集体决策机构，实行集体负责制，美国内阁则只是总统的一个咨询。顾问机构：

2、英国内阁成员必须是议会议员，对议会负责，议会有权投不信任票，而美国内阁成员都注意总统的态度，对总统负责，因为是总统雇用了他，也可以解雇他。

3、英国政府部一级机构设置没有固定数量的规定，各界政府可根据需要设置。而且各部长地位也不完全一样，可分为核心内阁部长、一般内阁部长、不入内阁的部长、国务部长、政务次官等等。美国联邦政府各部是直接从事联邦行政管理事务的主要政府机构。各部也实行首长责任制。各部长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后任命，部长对总统负责，与总统共同进退。

（三）英国与美国政府首脑不同

英国政府首脑是首相，有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具有以下权力：重大人事权、最高决策权、领导内阁和政府权、控制议会运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拥有比英国首相更广泛的权利：外交权、军事权、司法权、人事任免权、行政领导权。总统直接领导政府工作，做出决策，监督政府运作。

通过对英美两个政治制度的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的政治制度注重主权在民、法治分权制衡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政治制度主要规定了各国公共权力的分配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在于为促进公共利益的分配，达到国家体制运行的最优化。因为良好的政治体制不仅可以有效处理公共事务、化解公共危机，更为重要的它能够规范权力的运行，协调和制衡各方的权力，从而使国家处于稳定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南丽.君向俊杰.孔兆政.比较政治制度.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李晨棻.谭融.外国政治制度.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3]田为民.张桂林.外国政治理论与实践.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吴大英.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5]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与人大代表谈西方议会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 [6]唐晓.王为.王春英.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7]董秀丽.美国政治基础.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8]比尔·考克瑟（英）.当代英国政治.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9].刘杰.当代美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