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片烟叶,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之二

一片烟叶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之二

7月中旬，在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关璋村，烟农赵聪会坐在刚翻修的新房里，乐呵呵地整理着即将交售的烟叶。

金灿灿的烟叶与照壁墙上红底金字的对联“党恩照亮光明路烟草架起幸福桥”交相辉映。

与此同时，在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升昌镇永胜村，烟农颜井海站在万亩烟田中平坦的机耕路上，看着合作社植保专业服务队在他的59亩烟田中开展统一植保，感慨着种烟越来越轻松。

烟叶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自明朝万历年间流入我国以来，就成为农业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逐步融入本土经济。从东北广袤无垠的黑土地到西南沟壑纵横的红土地，全国各地都有它成长的印迹。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烟叶生产纳入国家计划，通过稳步调整烟区布局、深入开展烟田基础设施和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生产方式转型升级，使烟叶生产拥有了较为稳固的种植区域、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种植技术、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稳定的烟农队伍。烟叶产业成为我国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烟区农民增收、财政增税的重要经济项目，为烟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需与供

烟叶，被古人誉为“神奇之草”。据明清时期的一些文人著述记载，“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后“渐传至九边”，“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不久就“达天下矣”。

烟叶之所以能够“达天下”，是因为其有广泛的社会需求。

在明代，烟草已成产业，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到清代，烟草消费渐盛，其范围从城市扩至乡村。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沉淀，吸烟慢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

需求决定生产。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烟叶的价值不断提升，农民种植烟叶的目的从满足自身需求慢慢转变为出售获取利润。

但彼时烟叶种植基本处于农民自发状态，受需求波动的影响，烟叶种植规模、产量极不稳定。尤其是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烟叶收购价格掌握在外国资本和买办手中，烟农没有议价的能力，受盘剥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种植烟叶除了要靠天吃饭之外，还要仰人鼻息，收益很难得到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对烟叶的消费需求和广大烟农对稳定收益的迫切愿望，国家将烟叶生产列入国家统一计划，实行统购统销。这一管理方式的转变，让这一片烟叶除了满足社会需求之外，被赋予了更为深广的责任与使命——带动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帮助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特别是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后，行业配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贫攻坚决定的实施，结合烟叶生产所需的自然环境条件，对烟叶生产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和调度，将烟叶种植区域由黄淮地区逐步转移集中到西南等老少边穷地区。

目前，长江以南的烟叶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等传统意义上的老少边穷地区，烟叶种植面积、产量已超过全国总量的60%。

种植烟叶的收益为这些地区的农民群体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据不完全统计，仅202_年，全国就有4万多贫困户通过发展烟叶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赵聪会就是其中之一，202_年才开始种烟的她，在去年依靠种烟收益翻盖了新房，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不仅促进了农民增收，烟叶也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烟叶的商品化属性催生了一批从事烟叶加工的产业工人，间接带动了运输业、金融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

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烟叶历来都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明代烟叶税已经出现，此后种植、经营烟叶须交重税慢慢成为惯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依据实际情况建立了新的烟草税制。烟草税收是我国政府对烟草采取“寓禁于征”政策的体现，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202_年，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但烟叶税作为一个单行税种保留至今，成为许多烟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贵州省余庆县，烟叶税收占全县税收比重连续多年在50%以上，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

我国烟叶种植主要分布在贫困的边远山区。据统计，全国500个种烟县中有135个县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他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烟叶税是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有效方式，既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也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社会消费的需求、经济发展的需求，让烟叶种植成为必然。

稳与控

鉴于特殊的属性，烟叶种植多不得也少不得，“稳”是最基本的诉求，但这个“稳”并非轻易可得。

新中国成立后，为稳定烟叶的产量规模，国家将烟叶生产纳入计划管理，但受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烟叶生产走过的是“马鞍形”曲折发展的道路。

就全国烟叶产量而言，1950年仅110万担，1956年增加到700余万担，1961年又降至200余万担。1963年烟草托拉斯成立后，我国烟叶产量一度增加到1200余万担，但随着烟草托拉斯走向解体，1970年又下滑至800余万担。烟叶产量的大起大落严重影响了卷烟工业的生产，导致社会需求供应紧张。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保证社会供应，国家通过调整烟粮比价制定了合理的收购价格，并对烟农实施贷款、贷肥措施，鼓励种烟，烟叶收购量从1980年的1409万担攀升到1981年的2515万担。

烟叶产量攀升，解决了原料供应紧张的难题，可生产过剩的问题随之出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烟叶生产过热的现象，国家迅速调整政策，开始与烟农签订合同，控制产量。合同种植由此成为保证烟叶生产稳定的利器，延续至今。

就烟叶总量而言，虽经多次整顿，但由于种种因素影响，仍经常处于周期性的大起大落之中，迟迟走不出“多了砍、少了赶”的怪圈。

特别是1997年，全国超面积种植烟叶500多万亩，烟叶生产脱离产业供需，造成了不小的库存积压。

这场“原料危机”让行业充分认识到，烟叶发展必须按计划组织生产，进行严格的宏观调控。以此为戒，国家局、总公司开始深化烟叶种植计划体制改革，在上世纪末明确了“市场引导、计划种植、主攻质量、调整布局”的指导方针。

市场引导、计划种植，是从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它使烟叶种植面积和收购量得到了有效控制，让烟叶生产从1998年至今一直保持着稳定发展的良好状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结构发生调整，高效经济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种烟比较效益下降。加之种烟本身存在技术含量高、生产周期长、劳动强度大等问题，烟叶种植逐渐丧失对烟农的吸引力，“弃烟种经济作物”“弃烟从商”等现象不断出现。

这种情况下，减工降本增效，让烟农“自觉自愿种烟、简简单单种烟、轻轻松松种烟”，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面对这一课题，行业开始了现代烟草农业探索之路。

202_年，国家局全面启动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202_年，国家局明确提出现代烟草农业“一基四化”发展目标，即全面推进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烟叶生产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分工、信息化管理。

至202_年，行业基本上探索出了一条以基地单元建设为载体、以完善烟叶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为关键、以创新生产组织形式为突破的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这条新路子使烟区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和专业服务队不断涌现，让颜井海等烟农真正实现了“自觉自愿种烟、简简单单种烟、轻轻松松种烟”，烟农种烟的积极性开始恢复，烟叶原料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然而，随着现代烟草农业的推进，生产力得到释放，烟叶产量不断攀升。加之这一时期，中式卷烟品牌的发展使工业企业之间的角逐开始向产业链的最前端延伸，部分卷烟工业企业脱离实际，计划需求逐渐超过了实际需求。种种因素叠加，202_年行业响起了“库存高企”的警报。

为此，行业从202_年开始，连续3年实施库存压缩，将烟叶生产工作重心转移到“控总量、优结构、转方式、促增收”上来，借助行政手段在将烟叶合理需求与计划分配调节到正常水平的基础上，把市场的力量引入烟叶生产。

在国家局的统筹协调下，行业绷紧“控规模、守红线”这根弦——烟叶产区坚持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按照卷烟品牌发展需求组织烟叶生产和供应，合理安排烟叶种植和打叶复烤的空间布局、产能布局，优化调整原料供给的区域结构、品种结构、等级结构，提高了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

卷烟工业企业重点在提升烟叶利用水平、盘活烟叶库存资源上下功夫，优化原料使用结构，推动烟叶供需关系更为协调匹配。

通过连续几年的不懈努力，202_年，行业烟叶库存数量和库存水平实现了自202_年以来的首次“双下降”。

稳，是一种状态，烟农稳，烟区稳，烟叶生产才具备可持续的韧性。

纵观烟叶生产发展史，市场引导、计划种植是保持烟叶生产稳定的最有效武器。

量与质

为行业发展提供稳定优质的原料是烟叶生产的最核心功能。稳定，重点在于量的供应充足；

优质，重点在于质的稳定独特。新中国成立以来，行业一直在找寻量与质最佳的契合点。

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烟叶产量极不稳定，工业原料需求供应紧张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烟叶生产的重心一直放在“量”上。此后，烟叶产量日趋稳定，提“质”成为重心。

1984年，行业开始实施“科教兴烟”战略，推行“品种优良化、生产规范化、种植区域化”。在国家局、总公司的统筹下，全国以省（市、区）为单位，推进烟叶优化布局，重点向自然生态资源适宜的产区转移，逐步淘汰零星分散烟区，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加强国际合作、施行烤烟40级标准、创办烟叶生产基地等一系列措施也在稳步推进。由此，我国烟叶生产逐步走向了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的道路，烟叶栽培、采收、烘烤等技术都有了明显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深刻的变革，现代烟草农业应运而生，这为烟叶量的稳定、质的提升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支撑。

自202_年以来，行业以提高烟叶生产综合能力为目标，大规模推进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经过努力，烤房建设实现了从改造普通烤房向建造密集烤房，从零星散建向烤房群、烘烤工场的转变；

育苗设施建设实现了从一家一户育苗到工场化集中育苗的转变；

零散分割的烟田变成了“田成方、管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田园化”的高稳产烟田，烟区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

202_年，国家局正式确定现代烟草农业发展目标任务后，种烟专业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一些全新的烟叶生产组织形式不断涌现并日趋完善。这些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动烟叶生产逐步由粗放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转变，种植主体逐步由传统烟农向种烟大户、家庭农场、职业烟农转变，烟叶生产从业人员从直接种烟向提供专业化服务转移。

这种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经营方式，有效推动了各类先进种烟技术的落地实施，培育出了一大批精通烟叶生产技能的职业烟农，保证了烟叶质量的稳步提升。目前，全国职业烟农超过24万户，户均种植面积达到14.4亩；

专业化育苗实现100%覆盖，专业化机耕、植保超过80%，专业化烘烤达到50%以上。

依托现代烟草农业建设，行业加大适用技术集成力度，逐步完善了适宜区域划分、烟叶质量风格定位、特色品种选择、配套技术开发的特色烟叶开发方式，各烟叶产区烟叶特色挖掘出来了、风格彰显出来了、质量提升上来了，工业生产对优质原料的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各具特色的优质烟叶品牌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贵州烟区培育出了蜜甜香、清甜香亚高原山地生态烟叶特色品牌，重庆烟区突出武陵秦巴生态区醇甜香型特点，培育出了“渝金香”特色烟叶品牌。这些特色品牌烟叶丰富了中式卷烟风格种类特色，更好地满足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

烟叶“量”与“质”的提升不仅仅反映在保障行业发展的能力上，还体现在带动烟区社会经济发展、普惠更多农民群众的能力上。

在基本烟田基础设施及水源工程建设项目中，国家局把项目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围绕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在人畜饮水、道路硬化、村庄绿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设了一批多功能公共设施，使很多烟区农村实现了“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

而且，随着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由点向面不断深入推进，烟叶的产业化发展为烟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成为地方发展现代农业的“先导产业”，推动产区形成了以烟为主、多元产业协同互补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带动了烟区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各级地方政府重视烟草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如“十二五”期间，重庆市政府直接把烟叶产业列入规划，成为全市五大农业特色产业之一。

与此同时，烟叶科技也带动了烟区农业水平的提高，一大批烟叶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农业生产，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贵州，集约化育苗、井窖式移栽、双行凹垄保水覆膜等一批技术在玉米、辣椒、花卉等产业中推广应用；

在云南，漂浮育苗技术、平衡施肥技术、小苗膜下节水移栽、生物防治技术等已广泛应用到粮食作物以及花卉等经济作物上，有效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烟叶生产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远远超出烟叶生产本身，做优做强一片烟叶，受益的已不仅仅是烟草一个行业！

第二篇：一种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

一种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之一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载风雨兼程，70载砥砺前行，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烟草行业发展的历史，是与新中国同行、与改革开放同步、与新时代共进的历史。70年来，烟草人筚路蓝缕、接续奋斗，实干担当、开拓创新，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了力量，为70年沧桑巨变写下了生动注脚。

本报自今日起，分七期陆续刊登《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系列稿件，聚焦行业发展，礼赞壮丽70年。

1949年至202_年，新中国走过70载。

70年峥嵘岁月，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转身、一个民族蓬勃生长的脉络清晰可见。

70年间，烟草行业始终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与时代变革同频共振，见证并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崛起和社会变革的历史。

这是一种发轫于薄弱产业底子上、落后经济状况下的变革

正确认识烟草行业，先要对旧中国的烟草产业底子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经济环境有个客观的认识。

在新中国成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卷烟市场一直为外国资本所垄断。中华民族卷烟工业由于自身经济实力薄弱、设备陈旧落后，又具有分散性、依赖性和投机性，加之外资烟草企业钳制，虽有民族运动助力，始终难以获得独立、持久、充分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开工的卷烟厂有1249家，除少数大烟厂外，绝大多数烟厂使用的仍是早期的木架简易卷烟机、铁质卷烟机，包装小包、条包和装箱等均为人工，制丝仍以手工操作为主。卷烟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布局很不合理。与此同时，烟草农业的生产方式几乎完全停留在传统的个体手工劳动阶段，很少机械化作业。

放眼全国，新中国不仅面对农业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文教卫生水平低下等状况，而且还面临长期战争造成的工业萎缩、农业凋敝、物资奇缺等经济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新中国建设迈开了第一步，烟草行业的变革也随之拉开序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卷烟工业资产主要掌握在外资和私营企业手中。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除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继续实行区域性烟草专卖管理外，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接收外国资本、实施公私合营等方式，逐步扩大国营烟草企业规模。1952年，国营烟草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占到全行业的56%。许多烟厂自上海迁到天津、郑州、广州等地，许多小烟厂被改组合并，卷烟工业布局调整开始破题。同时，政府对烤烟生产制定了“重点恢复老烟区，适当发展新烟区”的方针，并给予政策和物资上的扶持。

“一五”期间，国家对烟草企业逐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完成对私营烟厂、卷烟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合理调整卷烟工业布局，对所有卷烟产品实行“统购包销”，对烟叶实行计划收购和调拨，将卷烟、烟叶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1956年，全国烤烟种植面积扩大到583.29万亩，烤烟品质有所提升，基本扭转了高档原料依赖进口的局面。至1957年，卷烟工业企业已由760家减为108家。其中，基本实现机械化生产作业的有13家，部分生产过程实现机械化的有28家。

“二五”期间，国家实行机构精简、企业下放的政策，卷烟工业企业划归地方管理，管理上出现混乱，加之自然灾害和“大跃进”运动影响，导致烟叶减产，卷烟产量和质量大幅度下降。

20世纪60年代初，结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央决定试办工业托拉斯。1963年，轻工业部下发《关于成立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及各地分公司的通知》，开始试办烟草托拉斯，对卷烟工业企业集中统一管理，实行产供合一的管理体制，统一生产计划，统一资源配置，整顿卷烟牌号，提高产品质量。1963年至1965年，卷烟工业企业由104家调整到61家，卷烟生产综合能力、劳动生产率和卷烟质量均有明显提升。

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被撤销，卷烟工业企业和烟叶收购部门全部下放给地方，烟草产业呈现管理混乱、盲目发展、产销失衡、质量下降、效益降低的严重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春风拂面，烟草行业迫切需要校准发展的航向。1981年5月11日，轻工业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实行烟草专营的报告》，提出“对烟草行业实行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集中统一管理”的意见。报告很快获批。1982年1月，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

1983年9月，国务院颁布《烟草专卖条例》；

1984年1月，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由此，中国烟草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比较全面完整的专卖专营体制。

从休养生息到恢复发展，再到在分散管理与集中管理之间曲折探索，历史和时代为何最终选择了烟草专卖专营体制？

烟草行业涉及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产业，其初级产品烟叶、主要配套产品烟草专用机械等以及最终产品卷烟，都具有用途单一、专用性强的特点，产量少了不能满足生产和消费需要，产量多了会造成资源浪费；

加上与之相匹配的财税政策，烟草税收自然成为国家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严格管理，很容易滋生盲目发展、重复建设问题和违法生产经营活动。

正是在总结我国烟草管理体制历史经验教训，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烟草专卖专营做法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最终决定对烟草行业实行国家烟草专卖制度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

这是一种自我革新、自我完善，推动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行业发展“小气候”不可避免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影响。比如，在“搞活”大潮下，自由交易的批发市场和市场价格开始出现，许多个体零售户不正当地进入批发环节，形成国营“三级批发”后的“四级”“五级”批发……在新的形势下，《烟草专卖条例》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经过近5年的起草、论证、审议、修改，1991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把国家烟草专卖制度、行业集中统一管理和垂直领导体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固定，烟草行业从此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

随着烟草专卖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完善，中国烟草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大力推进改革，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烟草生产力。

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局长江明回忆，国家局、总公司成立后，为推进改革发展，曾有计划地组织人员多次出国考察，学习先进科学经验，重点了解卷烟生产、原辅材料生产、产品销售等情况。对比之下，“简直是两重天”。比如，国外卷烟机每分钟卷制、接嘴的速度高达7000支，而国内只有几百支；

国外烟叶原料全部实现了种植规模化、科学化、规范化，而国内刚起步；

国外卷烟产品已经使用了有利于减少有害成分的醋纤丝束、膨胀烟丝、烟草薄片等，而国内根本没有……

很快，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烟草行业全面展开：关停计划外烟厂，清理卷烟非法交易市场，大力整顿生产企业；

用技贸结合等方法，大抓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建立醋酸纤维丝束生产基地、烟草专用机械制造基地、科研教育基地……

到202_年年底，全国共组建12家地区性烟草集团和2家全国性专业化集团公司，技术装备和企业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培育了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名优品牌；

共建成卷烟批发网点16449个，基本形成了遍布城乡的卷烟销售网络；

行业工商税利达到1050亿元，比1981年的75亿元提高了13倍。

改革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不会熄灭。

202_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烟草坚持和完善烟草专卖制度，积极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着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中国烟草总体竞争实力。

从实施省级公司工商管理体制分开到取消商业企业县级公司法人资格、确立地市级公司市场主体地位；

从出台《加快卷烟产品结构调整的意见》到提出大力培育“两个十多个”、确立“532”“461”品牌发展目标；

从提出“中式卷烟”概念到颁布《中国卷烟科技发展纲要》、推进中式卷烟品类建设；

从按客户订单组织货源到建设现代卷烟流通网络、现代烟草农业，从持续开展烟叶流通、卷烟体外循环、财经秩序专项治理整顿到着力规范工程投资、物资采购等活动，再到深入开展办事公开、民主管理……这一系列改革，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了烟草产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协同发力，“地方封锁”等难题被攻克，营销流程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实现再造，工商零共同面向消费者的现代卷烟营销体系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初步形成。

——现代化烟草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中式卷烟价值提升，由大变强，牢牢占据中国卷烟市场，品牌创新力、竞争力、影响力不断提升，卷烟供给、产品创新与“市”俱进，卷烟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动态平衡。

——烟区告别了“靠天吃饭”的历史，“田成方、管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烟叶结构持续优化，烟叶生产基础地位更加稳固。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烟草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进一步增强了行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改善了行业经济运行质量。

这是一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变革

70年烟草行业的发展变化，足可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但有一点自始至终从未改变，那就是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体现在坚持国家烟草专卖、打击各种非法利益的不懈坚守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烟草行业未实行专卖专营之前，全国小烟厂林立，批发渠道混乱，盲目发展、重复建设、优材劣用、粗制滥造等现象比较突出，这不仅给消费者健康造成危害，也使国家财政损失严重。资料显示，按照当年不变价格计算，仅在1971～1978年，国家损失的卷烟利润就达6亿多元。

中国烟草总公司组建后，很快提出“先收编后整顿”策略，有序推动计划外烟厂“关、停、并、转、收”。此后，中国烟草高擎专卖利剑，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在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各类涉烟违法活动予以坚决、不懈的打击，始终保持了高压态势。仅202_~202_年，各级烟草专卖局就查获假烟127.98万件，查获走私烟55.78万件，累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716.57亿元。

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体现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确保足额上缴财政税收的发展担当中。

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202_年，烟草行业实现税利累计1.67万亿元。“十一五”期间，烟草行业实现年税利由2530亿元增加到6045亿元，年均增速达19.03%，上缴国家财政由1944亿元增加到4988亿元。

尤其是202_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务院决定调整卷烟消费税，并在商业环节开征消费税。为保证卷烟消费税收政策调整顺利实施，缓解国家财政压力，中国烟草明确提出“价税财”联动的调整思路，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中央财政增收任务。

“十二五”期间，烟草行业累计实现税利47680亿元，年均增加1078.4亿元；

累计上缴财政41323亿元，年均增加1212.2亿元。202_年，烟草行业首次实现税利总额超万亿元。202_年至202_年，烟草行业连续四年实现税利总额和上缴财政总额“两个超万亿”。

从“一五”期间卷烟工业累计实现税利46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收入比重3%，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行业累计上缴国家财政总额65070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达6.17%，70年间，烟草行业自觉服从和服务于财政增收大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体现在有效满足市场需求、持续推进降焦减害的创新实践中。

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卷烟生产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国务院1985年曾专门下发通知，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增产甲级卷烟及有关问题的请示。鉴于此，中国烟草大力推进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提升卷烟工艺水平，改进烟叶生产技术、卷烟产品设计和质量监管工作，卷烟质量大幅提高。近年来，更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市场化取向改革，不断创新产品设计、优化产品结构，有效满足了市场需求。

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烟草顺应世界潮流，提出卷烟降焦减害目标，通过政策推动与科研项目拉动等途径，逐步构建降焦减害技术体系，降焦减害工作取得重大进展。1983年，全国卷烟平均焦油含量为27.3毫克/支；

到202_年，卷烟盒标焦油加权平均值为10.0毫克/支，烟气一氧化碳加权平均值为11.0毫克/支，其他有害成分也不断减少。

70年间，无论是确立“满足消费、增加积累”发展方针还是提出行业税利总额增长“两个略高于”发展目标，无论是振兴民族工业、巩固提升民族卷烟工业竞争优势还是落实“工业反哺农业”方针、助力脱贫攻坚，无论是扎实推进控烟履约还是稳定全产业链数千万人的就业和生计，中国烟草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始终没有忘记肩负的使命。

70年光阴荏苒，浓缩了整合、分散、重塑、融合等诸多进程。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地，把中国烟草放入国际的视野、历史的景深中，不难发现，烟草行业的改革发展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回望70年，是为了从激荡澎湃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汇聚前行的力量。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烟草，继承和发扬行业70年间沉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在建设现代化烟草经济体系、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坚持和完善烟草专卖制度不动摇，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不动摇，改革不停顿，发展不止步，中国烟草必将交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答卷！

第三篇：一种责任,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

一种责任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之六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牢记使命，不负重任。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作为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中国烟草始终把国家、人民摆在首位，主动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找准职责定位、积极担当作为。

初心使命未敢忘，一种责任记心间。

一路走来，中国烟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记烟草专卖立法宗旨，秉持“两个至上”共同价值观，在促进财政增收、稳定社会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依法控烟履约等方面积极践行责任与担当，回答着“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追问。

促进财政增收推动经济发展

“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出自《烟草专卖法》第一章第一条。这是实行烟草专卖的重要目的，也是烟草行业肩负的神圣职责。

无论是在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艰辛创业阶段，还是在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今天，烟草行业始终将这一职责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用实际行动为“国家利益至上”写下有力注脚。

烟草产业是一个特殊产业，既直接关系到消费者利益，又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正因如此，烟草产业历来备受关注和重视。

但在旧中国，我国卷烟市场很大程度上被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控制和垄断，民族卷烟工业生存艰难，大量卷烟税收流入他手。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手中收回卷烟工业，民族卷烟工业开始崛起，我国烟草事业得到新生。

彼时，国家一穷二白、经济百废待兴。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大小烟厂，在艰苦条件之下重整炉灶、发展生产，为国家和地方经济恢复发展、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大量而宝贵的财税支持。

然而，因为管理体制松散，受到经济利益驱动，大量计划外烟厂在各地也纷纷开办起来。1981年年初，全国计划外烟厂总数达到300多家。这些烟厂大都偷税漏税严重，国家财政遭受巨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和经验教训后，作出了对烟草行业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实行烟草专营和建立烟草专卖制度。

烟草专卖，是国家专卖。特殊行业没有特殊利益，其根植于国家，其果归于国家。烟草行业自组建之初就坚持将行业发展与国家利益高度统一，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浩荡浪潮，以源源不断的税收，为不同时期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为了保证自身持续健康发展，为国家财政作出长期稳定贡献，烟草行业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坚持和完善烟草专卖专营、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大刀阔斧展开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确保改革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始终坚持专卖制度，高擎专卖利剑，保持打假打私高压态势，从全面加强市场监管到打击制售假烟网络，再到打疏结合、综合防治，全力遏制假私非烟等违法行为，从源头上防止国家税收流失。

始终坚持深化改革，振兴民族卷烟工业，构建现代化烟草经济体系，从关停并转到联合重组，从工商分开到市场化取向改革，从“百牌号”到“双十五”，靠改革发展增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能力。

经过30多年改革发展，烟草行业实现历史性飞跃。成立初期企业结构散、市场秩序乱、管理水平低、经营效益差的状况一去不返，全新的现代烟草产业体系基本建立，规模由小到大、实力自弱到强、效益从低到高，烟草行业成为稳定的国家财政贡献“大户”。

历史留下一串有力度有重量的数字：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从1981年的75亿元增加到202_年的11556.2亿元，上缴国家财政总额从1981年的67亿元增加到202_年的10000.8亿元。

近年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也面临一定挑战。烟草行业在特殊时期勇于担责、敢于担当，除足额缴纳各项税费外，还通过积极缴纳国有资本收益、专项税后利润等方式，为国家财政增收作出特殊贡献。

依托产业链条稳定社会就业

沫阳镇隶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地处深山腹地，土地分散贫瘠，农民广种薄收，当地的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

202_年之前，陈宽全一家是沫阳镇联合村的贫困户，仅靠几亩薄田勉强维持生计。从202_年开始，陈宽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职业烟农。靠着这份新的工作，他在当年顺利实现脱贫。

有了新工作的，不止陈宽全一人。202_年，贵州省烟草专卖局（公司）依托烟叶产业，积极助力罗甸脱贫攻坚。在沫阳镇，1500亩烤烟带动540位农民就业，这些农民全年务工工资可达270万元。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

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历来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就业发展道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稳定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包括烟草行业在内的各方共同努力。

“讲大局，就要认真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把烟草全产业链建设成为广大烟农、零售客户、行业职工和相关人员稳定就业的重要渠道。”在两会期间，国家局局长张建民用铿锵有力的话语，再一次表达了烟草行业发挥产业优势、助力稳定就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信心。

烟草行业始终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自觉为国分忧、主动为民谋利，充分发挥烟草产业链的强大辐射带动作用，广开就业门路，创造就业机会，努力促进社会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横跨农工商，串联产供销，涵盖内外贸——这是中国烟草产业的重要特点与独特优势。走过近40年改革发展之路，烟草行业目前已建立了从烟草种子培育到卷烟物流配送的全套完整产业链条。

这条完整的烟草产业链背后，正是一张由无数个工作岗位、无数个从业人员织就的巨大“就业网”。据统计，除了55万烟草行业职工外，烟草产业还涉及近100万户烟农、520多万户卷烟零售客户和众多上下游相关产业从业者，影响202_多万人的就业与生计。

在工厂仓库，在田间地头，在大街小巷，在深度贫困地区，大量的劳动者与烟草行业“牵手”，实现了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彩云之南，云南烟叶复烤有限责任公司把稳就业作为一项重大社会责任，每年忙季稳定吸纳2万余名劳动力短期就业，支付劳务报酬3亿多元，当地群众得到了更多“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机会。

江西革命老区，吉安市峡江县黄金江烟农专业合作社在推动烟农实现轻松种烟的同时，吸纳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202_年组建各类专业服务队283个，招聘服务队员1437人。

一个就业岗位，承载的是一个家庭幸福生活的希望。促进就业的同时如何促进增收，也是烟草行业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事情。

大连烟草通过打造“春天服务”营销平台、强化现代零售终端建设、引导零售客户发展自律互助小组、推进卷烟营销市场化取向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使零售客户卷烟经营毛利率保持在11%以上。全市2.4万余户零售客户202_年共实现卷烟经营利润9.5亿元。

安徽烟草按照“做精主业、多元发展”思路，通过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积极推广“烟叶+n”特色产业，探索出烟叶主业与多元产业“双环”驱动的烟农增收路子。202_年，全省实现多元产业增收1881万元，烟农净增收入463万元，户均净增收入7700元。

助力脱贫攻坚支持乡村振兴

累计下派扶贫干部39人，投入扶贫资金和物资折款7亿多元，基本解决了16万人吃水难、22万亩农田灌溉难、38万人行路难、45万人看病难、4万名学生上学难的问题，10万余户群众实现脱贫……

这是国家局对口扶贫湖北十堰27年来交出的优异答卷。

从1992年开始，国家局先后对十堰所辖郧县（今郧阳区）、郧西、竹溪、竹山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进行定点帮扶。27年来，十堰大山深处的国烟扶贫工程，已成为当地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逐步摆脱贫穷、加快推动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不断奋力前行。然而，在我国辽阔版图上，还有一些地区，由于自然、历史、现实等多种因素交错，仍然在贫困线上徘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少边穷地区。

烟草行业与老少边穷地区有着天然密切联系。我国70%以上的烟叶种植区和60%左右的卷烟工业企业位于老少边穷地区，烟叶税是地方政府稳定的税源，种烟是当地农民脱贫的重要途径；

卷烟工业企业承载着人民就业、政府增收的重任，带动着一方经济发展。

国家局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认真履行政治、社会责任，充分发挥体制、产业优势，从定点扶贫到对口援助，从政策扶持到资金投入，从改善民生到产业富民，通过一系列强有力举措，为老少边穷地区乡村振兴倾尽全力，啃下一个又一个脱贫攻坚“硬骨头”。

在定点扶贫方面，国家局于202_年新增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为定点扶贫点。为助力当地早日脱贫摘帽，国家局投入帮扶资金由每年1000万元增至202_年的1500万元，202_年将增至202_万元。同时，通过帮助当地组建包装企业、发展肉牛养殖等举措，推进产业扶贫、精准扶贫。去年，由烟草行业投资成立的宁夏弘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实现经营收入1.96亿元、税利3832万元，成为当地税收贡献的第一大户。

在对口援助方面，为帮助西藏自治区这个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202_年国家局决定，“十三五”期间烟草行业3年出资5亿元，着力帮助山南市扎囊县、贡嘎县，那曲市班戈县，日喀则市仲巴县吉玛乡“三县一乡”实现精准脱贫。如今，由烟草行业援建的扎囊县万亩植物种苗繁育基地等产业扶贫项目，已成为当地乡村实现振兴、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支撑。

在反哺农业方面，自202_年开始，国家局举全行业之力，以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为载体，在各地烟区大力推进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辐射大农业。截至202_年，全行业累计投入烟基建设补贴资金932亿元，完成各类烟基建设项目514万件，辐射基本烟田5000万亩；

复函水源工程援建项目268件，援建资金223亿元。一系列举措，大大促进了广大烟区的农业进步、乡村振兴、农民增收。

与此同时，行业各直属单位也积极贯彻党和国家部署要求，高举“两个至上”大旗，积极投身当地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局之中。

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和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掉队”的扶贫理念，对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阿昌族、保山市布朗族进行整族帮扶，以专项资金启动民生工程，以优势产业带动区域发展，去年已经帮助阿昌族、布朗族实现整族脱贫目标。

四川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将扶贫重点聚焦大凉山深处，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特补乃乌村进行对口帮扶，协调推进产业扶持、新居建设、基础设施、综合工程4个类别26个重点项目，使脱贫后的特补乃乌村成为省级“四好村”创建典范。

依法控烟履约建设健康中国

回眸历史，一部中国烟草发展史，也是一部烟草控制史。

新中国成立后，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烟草控制工作。尤其是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以来，努力确保所有烟草生产经营活动都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开展。

202_年11月，中国政府签署了首个针对烟草的世界范围多边协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进一步与国际控烟工作接轨。202_年1月，《公约》正式对我国生效。中国控烟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202_年4月，国务院批准成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对我国控烟履约工作加强组织领导、依法有序推进，我国履约工作迈出坚实步伐，烟草产业受到的管制愈加严格。

控烟履约工作以政府为主导，但也离不开烟草行业的积极参与。作为全国烟草行业主管单位和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国家局始终坚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始终从人民健康大局出发，努力在法治轨道上和职责范围内稳步有序推进控烟履约工作。

控制烟草供给、降低烟草危害、打击非法贸易、减少消费需求……烟草行业通过多层面多维度工作，将控烟履约要求落在实处。

事实证明，烟草专卖制度是一项有力的控烟措施。通过实行计划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能有效防止烟草产业盲目扩张、无序发展，提高烟草制品质量，减少吸烟危害。

自烟草行业组建以来，在国家局的严格管控下，全行业生产企业、卷烟品牌数量逐年减少，日趋集中。从202_年至202_年，卷烟生产企业由146家减少至31家企业法人、91家卷烟工厂，在产卷烟品牌由1181个压缩到81个，烟草供应的“水龙头”进一步拧紧。

控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烟草制品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在中式卷烟概念刚提出的时候，就把降焦减害作为四大战略课题之一，后来又将卷烟减害列为行业重大专项，努力实施降焦减害工程。

与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在系统性的降焦减害工作推动下，国产卷烟焦油量下降了60%以上，卷烟主流烟气主要危害成分逐年降低；

同时，随着我国单箱卷烟烟叶耗用量逐年降低，消费者的烟草吸入量减少了40%以上，低焦低害已经成为中式卷烟的一大特色。

根据《公约》相关要求，烟草行业始终保持打击烟草制品非法贸易高压态势，持续提升卷烟打假打私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常态化水平，有效维护消费者利益。

我国非法卷烟占国内市场的比重一直控制在4%以内，保持全球领先水平。我国烟草行业打击烟草制品非法贸易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世卫组织《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中就借鉴了中国专卖管理、打假打私的有关规定和实践经验。

卷烟价格是控烟的一个有力杠杆，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提高烟草税来实现控烟。《公约》指出，价格和税收措施是减少各阶层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烟草消费的有效和重要手段。

我国烟草消费税先后于1994年、1998年、202_年、202_年、202_年进行过多次调整。202_年，更是通过“提税顺价”把提高税收的效应传导到消费者，从而对减少烟草消费产生积极影响。仅202_年当年，全国卷烟销量就比上年减少600.5亿支，降幅2.36%。

一连串铿锵有力的足迹，向全社会、全世界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控烟履约答卷，也展现出了烟草行业的责任与担当。

第四篇：一支卷烟,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

一支卷烟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之三

“小草纷缠市，何年火利开。神农经不载，吕宋国移来。叶槁干时切，花红露下栽。曲生风味似，为尔减深杯。”

清代文人万光泰这首《烟》诗，既道明了烟草的来历，也记录了当时人们栽植利用烟草的情况。

不觉间，烟草传入中国已有400余年。历经时光洗礼，这株“小草”从农耕时代的鼻烟、旱烟、水烟、手工卷烟等，变身为机械化时代的机制卷烟，成为映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镜子。

新中国成立以来，机制卷烟从内在风格到外在形态，从生产技术到品牌规格，都随时代之变而变，展现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

从“跟人学”到“自己走”

“中式卷烟”开辟发展新纪元

盘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卷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中式卷烟”发展方向的确立，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一个从“跟人学”到“自己走”的过程，是一场从追随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1903年，官商合办的北洋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卷烟品牌——“龙珠”。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民族卷烟工业发展艰难，我国烟草行业及卷烟市场基本上被外国资本垄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卷烟生产体系，“中华”“黄金叶”“熊猫”等一批新品牌应运而生。

由于历史上我国卷烟和烤烟生产都由英国人开发，卷烟类型基本上是英式烤烟型。新中国成立后，英美烟公司撤出，原料已有所改变，我国卷烟已不同于原来的英式烤烟型卷烟。

20世纪中期，国际市场上已逐渐形成四种比重较大的卷烟类型：英式烤烟型、美式混合型、法式深色晾烟型和中东香料烟型。

20世纪50年代以后，降焦减害成为世界烟草行业的共同目标。混合型卷烟因在降焦方面的优势而得到快速发展，法式深色晾烟型和中东香料烟型卷烟急剧萎缩并逐步被取代。

这股风潮也在改革开放后刮到了国内，对我国卷烟风格带来了一定影响。

一方面，受国际潮流影响，我国烟草行业提出了卷烟降焦减害的目标，改进了加香加料措施，其香味风格与英式烤烟型已有较大差别；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提出并大力发展低焦油混合型卷烟，“都宝”“金桥”等混合型卷烟产品纷纷面世。

202_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烟草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如何整合资源，突出自身优势和特色，成为中国烟草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202_年4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在云南召开全国烟草行业降焦减害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中式卷烟’为主攻方向的科技战略”。

什么是“中式卷烟”？

202_年11月，国家局在发布的《中国卷烟科技发展纲要》中如此阐释：能够满足中国卷烟消费者当前和潜在消费需求、具有独特香气风格和口味特征、拥有核心技术的卷烟，主要包括中式烤烟型卷烟和中式混合型卷烟。其中，中式烤烟型卷烟占主体地位。

如灯塔照亮前途，发展“中式卷烟”这一战略性决策赋予了国产卷烟一个清晰的定位，使其区别于美式混合型和英式烤烟型两种国际主流卷烟类型，为中国烟草开辟了一条新通道。

随后，围绕“中式卷烟”这一核心，烟草行业高举降焦减害旗帜，各项工作不断打开新局面。

烟草科技工作把握“一高两低”（高香气、低焦油、低危害）导向持续创新，在中式卷烟品牌发展、降低原料消耗、卷烟科技减害、现代烟草农业、卷烟自主调香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为品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工业企业围绕“一高两低”导向设计中式卷烟，一系列低焦油产品纷纷面世。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随着中式卷烟制丝生产线等一大批重大专项陆续启动实施，烟草行业技术创新步伐进一步加快：

烟草农业发展由传统烟草农业转向现代烟草农业，特色优质烟叶开发取得巨大成效，全面开启烟草研究基因时代；

卷烟制造工艺技术不断进步，自主调香技术上升到行业战略高度；

降焦减害成效更加显著，202_年启动卷烟减害技术重大专项，到202_年国产卷烟平均焦油量从12.2mg/支降至10.3mg/支；

从烟叶生产到卷烟加工，从产品设计到降焦减害，全面加速推进科技创新使中式卷烟核心技术跨越式发展，中国烟草科技成果丰硕，形成与欧美企业并行、局部领跑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卷烟市场70%左右的份额被外国资本控制。如今，“中式卷烟”成为国内卷烟市场上的“主角”，产品广为消费者接受。对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局面，对比改革开放之初的情景，确定“中式卷烟”发展战略的意义不言自明。

从多到大从大到强

卷烟品牌在时代大潮中蜕变

对于国产卷烟品牌来说，202_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向前看，国产卷烟品牌经历了孕育期、萌芽期和成长期，品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随后渐趋集中；

向后看，烟草行业酝酿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产业经济随之迎来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期，品牌由多到大、由大到强，在“新常态”到来后进入维护创新期，继而开启高质量发展之路。

站在202_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看，没有大品牌，这是起步晚、底子薄，处于成长中的国产卷烟品牌最大的“痛点”，也是未来十几年其砥砺奋进、实现华丽蜕变的“起点”。

从1902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国产卷烟品牌处于孕育期。这一时期诞生了诸多卷烟品牌，但因为没有统一组织和管理，全国手工卷烟厂近万家，品牌杂乱繁多，却无一包自己生产的甲级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烟草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精简卷烟牌号，有限的原料、人才、技术等资源得以向最具战略价值的方向集中。由此，肩负“做中国人自己最好的卷烟”使命的“中华”横空出世，“黄金叶”“哈尔滨”“熊猫”等一批新品陆续创牌。1963年，轻工业部试办中国烟草工业公司（烟草托拉斯），将卷烟牌号由900多种减为270多种。烟草专卖制度确立之后，烟草行业开始步入统一规划管理时代。

中国烟草总公司组建后开始了一轮品牌整合，到上世纪90年代末，300多家小烟厂和上千个卷烟牌号退出了市场。与此同时，优质原料供应日趋稳定，大规模的技术改造陆续展开，卷烟价格放开及名优卷烟品牌评选推动了行业整体品牌意识觉醒，中国卷烟品牌迎来了新的发展时代。

大品牌的诞生，除了要具备原料、技术、装备等基础要素外，还不可缺少体制机制的支持和统一开放市场环境的推动。如果说202_年之前中国烟草更侧重于对基础要素的“稳扎稳打”，那么202_年后对体制机制的“建构和重塑”则为品牌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21世纪初，世界烟草产业风云变幻。中国烟草审时度势，确立并实施“中式卷烟”发展战略，着力提高卷烟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全行业总体竞争实力。

一方面，从工商分开、品牌整合到跨省联合重组，从卷烟销售网络建设到取消县级公司法人资格，体制机制层面的一系列变革不断打破“封锁”、整合资源，为培育“大市场、大企业、大品牌”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从“36个名优品牌”到“百牌号”，从“两个十多个”到“532”“461”，中国卷烟品牌一步一个脚印地奔向发展目标。

从202_年到202_年，“红塔山”“白沙”等国产卷烟品牌迈上了更高台阶，“中华”“云烟”“芙蓉王”“双喜”等站上了新的发展高地，中国烟草涌现出一批知名大品牌。

伴随宏观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后，中国卷烟品牌迎来新的压力与挑战，在不断推进的卷烟营销市场化取向改革中接受洗礼。

随着“总量控制、稍紧平衡，增速合理、贵在持续”方针的确定，“大品牌、大市场、大企业”发展战略的坚定实施，烟草企业内部的成长动力不断被激发，中国卷烟品牌以令人瞩目的成绩迈进了高质量发展元年。

回首过去，70年来，中国卷烟品牌一路攻坚克难，走过了一段从多到大、从大到强的发展历程。计划和市场这“两只手”从“各行其是”到“形成合力”，推动了中国烟草的大品牌崛起。

从限量供应到个性化多元化

品质提升与品类建设紧跟消费“鼓点”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70年来，商品种类不断丰富、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人们从“吃饱”到“吃好”，从满足基本需求到追求品质、彰显个性，卷烟产品的迭代也成为这一发展轨迹的见证。

卷烟产品从紧缺到丰富，由“凭票供应”变为大众消费品，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多，消费日趋个性化多元化，其背后是烟草工商企业不断保障和满足消费需求、不断丰富和完善卷烟品类、不断改善和提升产品品质。

新中国成立之初，卷烟品质与消费等级的一个重要标签是“等级”。

当时卷烟按质量优劣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国产卷烟主要是丙和丁两级，直到1951年新中国第一个甲级民族卷烟品牌“中华”的诞生，才打破了英美烟公司对高级卷烟市场的长期垄断。

不过，当时的卷烟还是“光嘴烟”，直到1959年第一批“中华”（甲）过滤嘴卷烟成功下线，国产卷烟才开启了过滤嘴时代。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卷烟和大多数商品一样需要“凭票供应”。

上世纪80年代，烟草专卖体制的建立使烟草行业步入统一规划管理时代。随着烟叶生产的发展、烟草科技的进步和烟机装备的革新，卷烟供应紧缺的局面得到改善，置身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卷烟品牌也开始在计划和市场“两只手”的推动下茁壮成长。

1988年，“中华”“云烟”“玉溪”“红塔山”等13种名优卷烟品牌的价格放开，卷烟品牌第一次接受市场浪潮的洗礼。上世纪90年代，国家全面放开卷烟调拨、批发、零售价格，这标志着一个市场更活跃、竞争更激烈的时代到来了。

此时卷烟产品也从按照“甲乙丙丁”级分类发展为根据“价类”划分，从一类卷烟、二类卷烟直至五类卷烟。“价类”成为除了品牌和规格之外，消费者对卷烟的又一个认知维度，直到如今其依然是卷烟生产和销售的重要参考。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产卷烟品牌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几经探索与实践，发展“中式卷烟”成为中国烟草的战略选择，卷烟品类建设也逐渐贯穿卷烟的生产、销售和消费过程。

202_年，国家局在湖北武汉召开了中式卷烟品类构建与创新研讨会，提出大力推进品类构建，三年后又提出品类构建要做到“有支撑、成体系、能感知”，进一步突出市场在品牌发展中的作用。

从“淡雅香”开始，行业诸多品牌通过以香型为基础的品类构建进一步彰显了风格和特色。

品类构建丰富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也促进了大品牌发展，许多品牌借助品类构建走进了更多消费者的视野。

以香型为基础的品类构建探索，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规格推动品牌发展的思路，为品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当消费市场从“增量共享”转为“存量分割”之后，中国烟草卷烟品牌更注重从满足消费者的角度去开发培育新品类，卷烟产品不断细化、品类构建不断深化，进一步贴近市场、适应市场。

在香型构建的同时，“中式卷烟”品类标准开始逐渐外化，出现了细支烟、中支烟、短支烟等基于烟支的品类构建，品牌借助这种品类构建，来适应和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

品类构建为品牌注入了新元素，丰富和重塑了品牌形象。

以“南京”卷烟为例，其深耕细支烟市场十余年，成为细支烟市场的引领者。而“中华”卷烟则借助“中华”（金中支）、“中华”（双中支）和“中华”（金短支）别开生面，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从品质到价类，从香型到烟支，相较于国际烟草大品牌来说，中式卷烟通过品类构建表现出更丰富的内涵，中国烟草行业也显现出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品类构建紧贴市场，不断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

置于烟草传入中国的400余年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卷烟品牌发展这70年是不平凡的70年，其得益于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得益于烟草专卖制度的护航，得益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推进，得益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得益于烟草行业融入大局、服务大局的砥砺奋进。

70年来，一代又一代烟草人为实现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奉献着智慧和汗水，谱写着奋斗与进取之歌。

70年，是一段行程的结束，也是高质量发展征程的开始。初心不改，奋斗不止。

第五篇：一把利剑,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

一把利剑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综述之五

202_年8月，夏末初秋时节。

云南省宣威市热水镇营沟村烟农付顺昌，将自家所种的烤烟送到了烟叶收购站。“按合同种烟、按约定交烟”成为烟农们的一种共识。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卷烟厂卷包车间挡车工俞优敏，目送一件件卷烟通过“一号工程”完成打码。“严格计划管理、规范‘两打三扫’”是卷烟工商企业的“规定动作”。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零售户王超，领到了到期换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无证经营风险大、执证卖烟才安心”是零售户们常挂在嘴边的实在话。

从烟田到车间再到柜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从“大盖帽”打假到“大头鞋”缉私直至“大数据”监管……尽管时空有变、方式各异，但有一项工作一直深度参与烟草行业运行，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这就是烟草专卖管理。

自1981年国务院决定对烟草实行国家专营以来，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始终聚焦巩固和完善烟草专卖制度，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着力抓好专卖内管、市场监管、打假打私等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为烟草行业乃至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铸剑，以完备之法度

1915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明确要对烟酒实行“公卖”。这是中国最早的烟草专卖制度，烟草专卖管理也崭露头角。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政令不通，“烟酒公卖”并不成功。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的烟草专卖制度开始酝酿，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财政部发布《专卖暂行事业条例（草案）》，将卷烟用纸纳入专卖范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烟草专卖的一整套理论逐渐成形。彼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必须对烟草行业进行宏观调控、总量控制，尤其要把烟草专卖立法摆上重要日程。随后，烟草专卖体制机制建设逐渐加快。

1981年5月，国务院决定对烟草实行国家专营，现行烟草专卖制度由此发端。

1982年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1983年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1984年国家烟草专卖局设立，专卖管理工作进入发展快车道。

1991年和1997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先后颁布实施，烟草专卖管理正式走上依法管理的道路。

202_年和202_年，国务院先后下发文件，进一步明确烟草行业“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和专卖管理工作的体制、机构、职责等，为后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_年以来，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了数次修订，专卖法律法规体系更趋完善。

烟草专卖制度是烟草行业的“尚方宝剑”，做好专卖管理工作是烟草行业的根本职责。以“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为核心的烟草专卖制度和管理体制在我国逐步完善，烟草专卖管理的“大专卖”模式逐步建立。

“大专卖”着眼于“完全专卖”。在行业层面，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对全国烟草行业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业务的集中统一管理，通过国家垄断、计划管理、行政许可等手段，履行加强烟草专卖内部管理、烟草专卖生产经营及有关保障、坚持和完善烟草专卖制度的职责。具体到“专卖专营”层面，主要包括三大法定许可制度，即烟草专卖品生产和进出口的法定许可证制度、烟草专卖品销售和经营主体的法定许可证制度、烟草专卖品运输的法定准运证制度。

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烟草行业专卖专营的体制机制。烟草行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格按照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要求，坚决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组织生产经营，确保各项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磨砺，以计划为锋刃

《烟草专卖法》开宗明义：“为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实行计划管理的关键是总量控制，迈出的关键一步是“清理计划外烟厂”。

纵览70年历史，凡是将“计划管理、总量控制”落实较好时期也是烟草行业发展较快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对烟草行业（主要是卷烟工业）的管理逐步从分散走向集中，计划管理工作开始起步。这期间，全国卷烟工业布局得到了较好调整，卷烟工业企业从1949年的1249家减少到1957年的110家左右，企业效益明显好转。

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各地逐渐出现大量未经国家计划部门批准的小型卷烟厂和雪茄烟厂（以下简称计划外烟厂）。计划外烟厂的出现，使得烟草工业出现管理混乱、盲目发展、产销失调、质量下降、效益降低的严重局面，同时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烟草行业逐步加大管控力度，通过“关、停、并、转”计划外烟厂等一系列措施调控烟草产销量。到202_年左右，烟草行业在全国清理关停了300多家计划外烟厂，小烟厂过多和无序发展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202_年，国家局做出新的战略性转变，提出“深化改革、推动重组、走向联合、共同发展”的战略部署，卷烟工业企业从此走上以“联合、兼并、重组、整合”为方向的“做大做强”之路，计划管理随之得以加强。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有效地推动了优势卷烟工业企业发展壮大，也为后来烟草行业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关、停、并、转”只是“非常手段”，加强计划管理还需“持久之功”。

在烟叶种植上，1997年后，合同收购制开始在烟区推行。签订种植合同成为约束地方政府、烟草企业、烟农严格执行国家烟叶生产计划的重要方法。202_年以来，随着现代烟草农业不断发展，烟叶生产组织形式发生显著变化，各个环节逐渐分离，专业化服务逐步铺开，这为严格落实烟叶种植计划提供了有力抓手。同时，随着烟叶计划管理的加强，“机耕到亩、育苗到户、物资到人、移栽到棵”成为从源头严控烟叶种植规模的有效手段。

在卷烟生产上，202_年上马的“一号工程”——“卷烟生产经营决策系统”将“计划管理、总量控制”落到了实处。这一基础性信息化工程，以物流跟踪为手段，通过“两打三扫”，及时准确采集工商企业卷烟产量、价格、库存、成本、销量和流向等卷烟生产经营数据，对提升宏观调控能力、规范经济运行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宏观调控上，“总量控制、稍紧平衡”是烟草行业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准则，贯穿改革发展始终。近年来，国家局多次明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总量控制、稍紧平衡，增速合理、贵在持续”方针，以调整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状态，保持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大专卖”，意味着专卖管理必须涵盖烟草产业链条所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影响专卖管理整体效果。烟叶生产如此，卷烟制造如此，卷烟销售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市场活跃度提高，一些地方逐渐出现所谓“卷烟自由批发市场”，被称为“卷烟黑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清理“卷烟黑市”逐渐成为烟草专卖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卷烟黑市”并逐渐扩大规模。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大的“卷烟黑市”甚至在当地“举足轻重”。如1996年被取缔的位于武汉的5个非法卷烟市场，共有烟贩360多户，年非法交易量达到湖北全省当年卷烟销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年非法交易额达35亿元，而所交各种税费却不足200万元。

重拳打击方显法律权威。对此，各级烟草专卖管理部门与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密切配合，对无证经营、“卷烟黑市”、销售假冒卷烟等进行了严肃查处和重点打击，净化了卷烟市场。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1998年，全国共取缔不规范的卷烟市场126个。到1999年年底，各类“卷烟自由批发市场”基本被取缔。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专卖管理的手段和重心也随着形势不断变化。202_年左右，真烟非法流通逐步成为专卖管理的重点工作之一。

202_年，经过在江西省烟草专卖局一年多的试点，国家局决定全面推行专卖内管委派制。专卖内管委派制下，各级烟草专卖局按照“垂直管理、双重领导、相对独立”的原则，调整专卖内管机构设置，建立专卖内管委派体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和奖惩机制，构建起“制度完善、职责明确、监管到位、奖惩严明”的监管体系。

同时，在改革发展大背景下，专卖管理工作还坚持同其他不规范行为作斗争。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局、总公司一成立就把制止卷烟降价竞销、整顿批发渠道等工作作为重要任务，维护了卷烟市场秩序。

上世纪90年代，各级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充分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执法权，在烟草专卖许可、准运制度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加大专卖管理力度。

从1999年开始，国家局、总公司陆续开展烟叶流通、卷烟体外循环、财经秩序等专项治理整顿工作，着力推进规范管理“两项工作”，确保行业始终沿着规范的道路前行。

实践证明，必须严格管理、加强调控，必须着眼全局、顾全大局，把发展建立在可靠市场基础和扎实工作基础之上，推动烟草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亮剑，御敌于国门之外

广义的烟草专卖即“大专卖”，狭义烟草专卖即“内管和外打”，“外打”又包括打假和打私两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制售假烟只在少数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主要为手工或作坊式制假，也零星出现了从事制售假烟的村庄和地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卷烟制假的机械化、专业化、网络化、规模化、家族化等特点开始显现，一些地区逐渐成为卷烟打假重点地区，部分地区打假形势较为严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级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始终保持卷烟打假高压态势，坚决遏制制假反弹，更加注重供应链打假，将加强原辅材料管理和打击非法经营原辅材料结合。一方面严格规范各类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加强对废弃烟草专卖品的监管；

另一方面，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制假原辅材料违法犯罪活动，持续打击非法印刷假烟商标行为。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各级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出动打假人员上千万人次，查处假冒卷烟案件约100万起，收缴假冒卷烟500余万件。

新世纪以来，卷烟制假又有了新的变化。卷烟制售假分子将制假窝点从东南沿海向周边省份、内陆地区及边境地区转移。

在重拳打击制售假行为同时，通过将卷烟打假列入地方政府打假工作重点、构建联合打假机制等措施，各级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坚持“打建结合、综合治理”，促进了制假重点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赢得了各级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的支持。

“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而法不同。”近十年来，专卖管理部门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创新打假模式，充分发挥信息研判系统在卷烟打假中的作用，努力在打假精准化、科学化上实现新突破。

在上海，公安部与国家烟草专卖局共同建设了上海打击涉烟经济犯罪情报研判室，互联网打假取得显著成效。在湛江，海关总署与国家烟草专卖局共同建设打击烟草走私情报中心。

202_年，全国共查处案值5万元以上假烟案件9100起，收缴制假烟机493台，查获假烟40.1万件、走私烟15.2万件、其他非法烟草制品4406万支，查获烟丝烟叶2.62万吨，直接挽回国家税收损失25.63亿元。

打假的同时，卷烟打私工作也稳步有序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70年代，卷烟走私违法活动还较为少见。但从80年代中期起，卷烟走私活动逐渐萌发并呈加剧态势，开始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

有关数据显示，1990年，通过非法渠道进入境内走私卷烟约为90万箱。据悉，当时沿海地区走私贩私外烟活动已成规模之势，走私团伙组织严密、装备先进。一些外国烟草公司在边境地区布局建厂，制造囤积大量卷烟，伺机抢占中国市场。

对此，各级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加强与公安、海关等部门密切配合，逐步构建“政府领导、部门联合、多方参与、密切协作”的烟草打假打私体系，重拳打击售假贩私网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特别是202_年以来，烟草专卖品走私被列为国家级打私重点品之一，大规模卷烟走私得到遏制，打击卷烟走私形势得以好转。

海水不干，打私不断。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影响，近年来卷烟走私总体呈现“案件增多、数量上升、品牌集中”等特点。数据显示，202_年～202_年，查获走私烟从3.7万件逐年增加，202_年查获走私烟达到15.2万件，打击走私卷烟形势严峻、任重道远。

打假打私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既不可能一劳永逸，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烟草部门与有关部门加强联合执法，力促边境口岸、物流寄递等领域打假打私新突破。在湛江，海关总署与国家局筹建了打击烟草走私情报中心，已指挥破获了多起烟草走私大案。

随着物流业快速发展，有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协作机制，加紧构建有效屏障，实施多线拦截，着力探索物流寄递环节有效监管的新途径。

面对新型烟草制品快速发展现状，各地认真研判新型烟草制品市场状况，针对边境地区、重点口岸等，切实完善监管政策、强化监管措施。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高收入国家卷烟市场净化率约为90%，中等收入国家约为88%，低收入国家约为83%。而我国卷烟市场净化率约为96%，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

唯有牢记《烟草专卖法》的立法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进一步把“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定职责落到实处。

唯有坚持烟草专卖制度，不断加强“计划管理、总量控制”，才能实现生产经营有序发展和烟草市场的供需平衡。

唯有不断加强严格规范，持续加强卷烟打假打私，才能维护良好卷烟市场秩序，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