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生态审美观论文

一

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实践品格决定了它是不断发展的、革命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性。我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一基本特性的鼓励下从事当代生态审美观的研究。我们为什么提出生态审美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具体地说又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适应。

首先，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前后，人类社会开始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1972年联合国发布《人类环境宣言》，将环境问题作为全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共同课题。我国也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202_年4月30日，我国学者更加明确提出“人类文明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对于我国来说，环境与资源问题显得更加紧迫，我国是以世界9%的土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不到14%，淡水为世界人均的1/4。而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也是空前的，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立即改变发展模式和文化态度，走环境友好型之路。

其次，是为了适应20世纪以来哲学领域从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以及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转型的需要。19世纪中期，黑格尔逝世之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古典哲学走向终结，开始了西方现代哲学探索之路，发生了由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以及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型，这必将引起美学的转型。

再次，是为了适应美学与文学自身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发生的由无视生态维度到十分重视生态维度的转型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诗学与环境美学逐步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

最后，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振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古代生态智慧是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到老子的“道法自然”观念，儒家的“民胞物与”思想，佛家的“善待众生”思想等等各有其一定的价值，为国际学术界所看重，成为开展国际学术对话的极好领域。

二

生态审美观是一种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达到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广义的理解指建立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生态审美观。

生态审美观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有新的发展，其发展主要表现于如下四点。其一，从美学学科的哲学基础来看，标志着我国美学学科的哲学基础将由认识论过渡到当代存在论，并从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生态整体。传统认识论是“主体与客体二分对立”的在世结构，而当代存在论则是“此在与世界”的在世结构，人与包括自然在内的世界的关系是人的当下的生存状态，人与自然的统一成为必有之义，从而得以建构当代的生态人文主义。其二，从美学理论本身来看，标志着我国美学理论将由无视生态维度、过分强调“人化的自然”过渡到重视并包含生态维度。其三，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看，将从自然的完全“祛魅”过渡到自然的部分“复魅”。其四，从审美研究的思维方式来看，将从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过渡到消解主客的生态现象学方法。这是一种对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极端私欲的“悬搁”，达到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三生态审美观的具体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生态审美观的文化立场。美国批评家施瓦布说，生态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有关哲学与文化的范畴成为生态美学观的最重要范畴，主要有：

（1）“生态存在论”。由美国大的卫·雷·格里芬首先提出，针对传统认识论与人类中心主义。

（2）“有机世界观”。美国环境哲学家J·B·科利考特提出，包含有机整体的内涵，与笛卡尔的机械论世界观相对立。

（3）“共生”理论。由挪威的阿伦·奈斯提出，包含人类与自然的相对平等共生共荣，与人类战胜自然的传统观念相对立。

（4）“生态环链理论”。由英国的汤因比与美国的莱切尔·卡逊等提出，包含人类是生态环链之一环以及享有生态环链之相对平等，也是与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理论相对立。

（5）“该亚定则”。由英国科学家拉伍洛克提出，将地球比喻为古代神话中的地母“该亚”，包含着敬畏自然与自然是有生命的理念，与传统的掠夺自然理论对立。

（6）“复魅”。由大卫·雷·格里芬提出，包含对于自然部分神秘性的恢复与对自然的适度敬畏，与工业革命的完全“祛魅”相对立。

其次，西方生态美学范畴主要由海德格尔等提出，其主要内容为：

（1）“诗意地栖居”。海氏提出，包含人的审美的生存之意，与工业社会完全凭借技术的栖居相对立。

（2）“家园意识”。海氏提出，包含人要回归最本真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与生话家园之意，与当代工业社会人失去家园的茫然之感相对。

（3）“四方游戏”。海氏提出，包含“天地神人四方自由平等相处之意”，与人类中心相对立。

（4）“场所意识”。美国生态批评家格罗特费尔蒂提出，包含人赖以生存的地方以及对其记忆，针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对于人的原生态的栖居地的破坏。

（5）“参与美学”。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在《环境美学》一书中提出，这是一种环境现象学美学，指出人在自然环境审美中人与自然的机缘性关系与意识的构成作用，与以康德为代表的静观的美学相对立，这种静观美学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律背反。

其三，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智慧，有待我们发掘，现举几例列出：

（1）“天人合一”观念。《周易》中提出并阐发，包含天与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古代生态观念。

（2）“风体诗”。《诗经》之主要文体，《说文》指出，所谓“风，从虫，凡声，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因此，“风体诗”即为反映人之生命律动以及与自然关系的“原生态”之艺术。

（3）“比兴法”。《诗经》主要艺术创作手法，《说文》指出，所谓“比，密也”，“从两大也，两大者，二人也”，而所谓“兴”，“兴者，举也，谓两人共举一物”。由此可见，所谓“比兴”均指人与自然亲密、合作之意，是一种东方式的与自然平等的特有艺术表现手法，后来发展到“比德”、“意境”等艺术表现手法。

（4）“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后汉何休所言“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明中国古代来自民间的艺术特别是民歌主要反映人的生命生存状况，其诗意集中于古代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方面，如“怨怼诗”、“桑间濮上诗”、“思夫诗”、“怀归诗”、“乐诗”等等。

其四，当代美学以席勒为开端，对资本主义开展了审美的批判，这正是美学的重要功能之所在，生态审美观在对现实的审美批判中增加了生态的维度，意义重大。

《寂静的春天》对人类使用农药破坏土地与自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徐刚《伐木者！醒来》是对滥伐森林的批判；加拿大阿特伍德《羚羊和秧鸡》则以反乌托邦的形式对人类滥用科技进行批判，等等。

第二篇：生态公民论的论文

摘 要：生态公民理论是20世纪末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话题。笔者首先简要介绍了斯廷博根和多布森的生态公民理论，继而从生态文明视野的角度阐述了生态公民的四个重要特征：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

关键词：公民身份；生态公民；生态文明；世界主义

Abstrac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y has become a branch of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since the end of 1990s.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ecological ヽitizenship theories articulated by Bart van Steenbergen and Andrew Dobson, and then ex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important features of it.The author argues tha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is the citizenship wit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cosmopolitism, and ecology.Key words: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smopolitism

一、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起

加拿大学者金里卡和诺曼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话题是社会正义，80年代讨论较多的是社群与社群成员身份，而90年代政治理论的焦点则是公民和公民身份。[1]英国学者斯廷博根也认为，公民、公民权利与公民身份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社会难题和问题，如贫困、族群认同、跨国移民、女性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似乎都可以通过公民身份的视角富有成效地加以分析。[2］1西方学术界的这种研究氛围也蔓延到了环境政治、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领域。生态公民问题逐渐成为这些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从生态公民理论角度探讨环境保护问题的论文和著作相继发表和出版，成为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景观。①

斯廷博根于1994年发表的“迈向全球生态公民身份”是较早探讨如何理解生态公民之意涵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该文中，斯廷博根分析了理解生态公民概念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扩展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认为，公民身份问题主要是一个权利享有者资格的问题。根据自由主义公民理论的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把权利享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后代人以及动物。例如，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就认为，动物（至少是高等哺乳动物）和人一样，也是生命的主体，是内在价值的拥有者，因而，它们和人一样，也是基本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的拥有者。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未来后代，这是权利扩展运动的又一个成功范例。但是，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和非人类存在物，超出了正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应用范围，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们如何能够以及应该在这方面走多远，这将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2］167

第二种模式是扩展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权利和资格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公民的美德、责任和义务的问题；公民的首要特征是对共同体的认同、忠诚、责任与义务。根据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生态公民身份意味着这种责任向自然世界的延伸。”[2］167共和主义的生态公民理论强调扩展责任范围的重要性；它要求人类把自身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自然的进化。

第三种模式是扩展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主义的生态公民身份理论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与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综合，既关注生态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更强调生态公民身份的全球维度。斯廷博根认为，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全球生态公民。第一种是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这种生态公民强调环境问题的全球维度，承认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局限性，并认识到全球合作与联合国体制对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主张改革现有的国际关系，加强并改善联合国在解决全球事务方面的功能与职能。全球改革者把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增长作为中心目标，认为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就能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因而，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具有明显的技术乐观主义特征。第二种类型的生态公民是地球公民。如果说全球改革者关注的是对全球环境的管理与控制，那么，地球公民关注的则是对地球的关怀和关爱。地球公民强调地球作为养育者、作为栖息地、作为生命之根、作为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地球公民是对地球充满感激之情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在斯廷博根看来，扩展权利主体范围的模式“是否富有成效是值得怀疑的”，而扩展责任范围的模式似乎是更富有成效的。扩展责任范围的生态公民模式试图在参与的基础上与自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但是单纯的责任扩展模式也是不充分的，只有把以参与为核心的责任观念与强调关怀地球的地球公民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建构起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态公民理论。[2］173

英国学者多布森教授的《公民与环境》是迄今最为系统地探讨生态公民理论的学术专著。该书的“导论”说明了研究生态公民理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第一章“走向后世界主义”，从全球化的非对称性影响出发，分析了“对话型世界主义”和“分配型世界主义”的局限，并指出了走向后世界主义的必要性。第二章“公民身份的三种类型”，分析和说明了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与后世界主义的公民理论的主要特征（表1）。第三章“生态公民”，详细阐述了多布森教授所理解的“后世界主义生态公民理论”的具体内容。第四章“自由社会的环境可持续性”，探讨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环境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中立性是否相容的问题。第五章“公民、教育与环境”，从自由主义角度为英国政府把“生态公民教育”纳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程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和说明。

多布森所理解的生态公民是后世界主义公民的典范。生态公民理论拥有后世界主义公民理论的所有特征。首先，它强调责任而非权利，而且，这些责任不是互惠性的。因而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与自由主义公民理论和公民共和主义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迥然有别。后两者所理解的责任主要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互惠性的责任。其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不论是在公共生活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人们都应遵循某些公共的道德规范，因为人们在私人领域的行为（如家庭的消费模式与个人的生活习惯）会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则认为，公共的道德规范只适用于公共领域，不适用于私人领域。再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美德是公民身份的核心构成要素。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只要求公民遵守法律，认为美德对于自由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虽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但它所理解的美德主要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美德，例如勇敢、正直、节制、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等。这些美德与军事活动有一定的联系，具有明显的阳刚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美德主要是公共领域的美德。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美德（如公正、关怀、同情等）既包括公共领域的美德也包括私人领域的美德；这些美德是阴柔性的，与军事活动无关。最后，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主要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则是超越了国家界限的所有人。由于其他的生态公民与我们自己并不一定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因而生态公民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公民。作为生态公民，“我们不仅对彼此是陌生的，而且对彼此的生活地点以及生活年代都是陌生的”[3］106。因此，生态公民是世界公民。

《公民与环境》一书的另一独特之处是，根据“生态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来理解生态公民之责任和义务的具体内容。生态足印指的是我们在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时所消耗的生态空间（ecological space）。生态空间既包括我们所消耗的物质产品的数量，也包括需要用来吸收废物的自然空间的数量。我们可以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平等分配的原则来确定每一个人或共同体可以合法享有的生态空间的总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足够的、与他人同等的生态空间。多布森认为，从全球范围的角度看，生态空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人们留下的生态足印也是有差别的，因而，生态公民所负有的生态义务也是有差别的。“只有这样一些人才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占有了生态空间，以致妨碍或损害了现在和未来的其他人追求他们的重要目标的能力。”[3］120由于一个人留下的生态足印会影响到其国界之外的其他人和未来的人们，因而，一个人对其他国家的人和未来的人都负有道德义务。多布森指出，生态公民的义务不是对称的。“如果我的生态空间超过了可持续的规模，那么，我的义务就是减少我的生态空间。要求某个在生态空间方面处于赤字状态的人也相应地减少他的生态空间，这是荒谬的。”[9］120-121同样，生态公民的义务也不是无限的。“生态公民之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乃是由于生态空间的不公平分配。一旦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得到校正，生态公民的义务也就停止了。”[10］121要具体地测算和平等地分配每一个人可以合法地拥有生态空间的数量，虽然具有一

定的操作难度，但是生态空间的概念确实为我们确定生态公民的生态义务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科学┍曜肌＊

二、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公民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的政治结构以普遍人权和全球正义为基础，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基本需要之满足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主义取向。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助手。生态文明的有机自然世界观突显作为整体之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突现关怀、责任与和谐的价值，倡导理性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

这种全新范式的文明不会自发地出现。它的出现离不开那些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意识的现代公民的自觉追求。具有生态文明意识且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之建设的现代公民就是生态公民。生态公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基础。只有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公民意识中加入生态公民的新元素，并在器物（技艺）、制度和观念层面系统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最终才能由理想变成现实。

作为生态文明的主体，生态公民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第一，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和国家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本质特征。拥有公民身份即意味着拥有了获得某些基本权利的资格。权利不仅为作为个体的公民提供了自主的空间，还为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提供了一道保护性的道德屏障，使得个人能够免于他人或国家的干涉或伤害。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及其合法性基础。由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基本权利的合法拥有者，因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被称为普遍人权。人权的范围是逐步扩展的。第一代人权以政治权利为主体，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安全权等；第二代权利以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主体，包括福利权、工作权和教育权等；第三代权利以集体权利为主体，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与环境权等。根据对人权扩展历程的这一理解，环境人权是第三代人权的重要内容。

环境人权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质量而逐渐被人们所认可的一项新的权利。197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发表的《东京宣言》，首次建议把“人人享有不损害其健康和福利之环境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有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次年，欧洲人权会议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也将环境权作为新的人权加以确立。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再次确认：“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环境意识在全球范围的普遍觉醒，环境人权已经成为一项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共识，并逐渐被落实到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法以及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

作为一项全新的权利，环境人权主要由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与程序性的环境人权构成。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主要包含两项合理诉求：一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能够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环境善物（如清洁的空气和饮用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居住环境等），二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不遭受危害其生存和基本健康的环境恶物（环境污染、环境风险等）的伤害。程序性的环境人权主要由环境知情权（即知晓环境状况的权利）和环境参与权（即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两个部分组成。明确认可并积极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这些环境人权，是生态公民的首要特征。

第二，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不是只知向他人和国家要求权利的消极公民，也是主动承担并履行相关义务的积极公民。《人类环境宣言》在肯定人类对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环境拥有权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形式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特定义务有三类：一是遵守已经确立的环境法规，二是推动政府制定的相关环境法规，三是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主动实践生态文明的各项规范。从其性质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义务具有非契约性（不基于公民之间的利益博弈）、非相互性（对后代的义务不以后代的回报为前提）、差异性（那些对环境损害较大的人负有较多的义务）等特征。

生态公民还是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与公民个人的行为密不可分。单个地看，公民的许多行为（如高消费）既不违法也不会对环境构成伤害。但是，这些看似无害的行为累积在一起，却导致了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公民如何约束自己的这类行为，主要取决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是，公民在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却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公民的消费方式对商家是否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有着重要导向作用。因此，对环境保护来说，公民的消费美德以及私人领域的其他美德（如节俭）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政府的环保措施是有限的，环保法规的制定也比较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需要采取主动行为，积极参与环保事业。这种参与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各种民间环保活动，二是推动政府加快环保立法。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离不开美德的支撑。

在创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现代公民不仅需要具备传统公民理论所倡导的守法、宽容、正直、相互尊重、独立、勇敢等“消极美德”，还需具备现代公民理论所倡导的正义感、关怀、同情、团结、忠诚、节俭、自省等“积极美德”。生态公民的这些美德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创建的前提，也是这些制度体系得以良性运行的润滑剂。公民如果不能养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美德，生态文明即使能够建立起来也难以长久地保持下去。

第三，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大都具有全球性质。环境问题的根源具有全球性。许多国家（特别是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都是由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起的。发达国家的消费取向和外交政策往往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没有国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全球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其他国家的配合与协作，单个国家的环保努力不是劳而无功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全球治理的形式。

全球治理的实现需要以全球意识的觉醒为前提。全球意识的核心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一种强调每一个人的平等价值、突现对每一个人的义务的价值观念。世界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关心，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西方传统的人类共同体观念，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都是世界主义理念的不同表现形态。(注： 具体参见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2_年第5期）和赫尔德的《世界主义：观念、现实与不足》（赫尔得、麦克格鲁编的《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_年出版）。)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强调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平等的道德价值，强调平等地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人，强调优先满足基本需要，逐渐成为全球政治和伦理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边界在法律和道德上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全球公民身份的挑战。国家或民族的界限不再是权利和责任的边界。

在世界主义看来，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基于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共同体。成为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这只是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所决定的偶然事实；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这才是一个更为基本和更为重要的事实。在确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时，国家界限并无决定性的道德意义。作为整体的人类才应当是我们认同的首要对象。[4]因此，世界主义强调个人之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强调人类成员之间的价值共享、相互尊重、普遍义务、彼此关心和团结互助的重要性。它要求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负有义务的同胞来看待，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促进人类整体福利的责任。

生态公民清醒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维度。他们不再把国家或民族的边界视为权利和责任的边界，而是在世界主义理念的引导下积极地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世界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关心，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倡导全球民主与全球正义。具有世界主义理念的生态公民不仅关心本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积极地关心和维护其他国家之公民的环境人权，自觉地履行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积极推动本国政府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一方面直接参与各种全球环境NGO（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致力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

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是全球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不平衡、不对称的进程。政治的全球化往往落后于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给全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尚未得到全球政治的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将有效地弥补全球政治的不足，并对跨国公司不关心全球环境的行为构成有效的约束。全球消费者手中的货币是引导跨国公司最重要的“选票”。强大的全球环境NGO是推动和引导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博弈力量。因此，具有世界主义理念之生态公民在全球市场和全球政治博弈中的选择和承诺将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第四，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健全的生态意识是准确的生态科学知识和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的统一。生态科学知识是生态意识的科学基础，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意识的灵魂。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人们才会有足够的道德动力去采取行动，自觉地把生态科学知识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价值观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发动机和牵引器。

整体思维和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两个重要特征。整体思维要求人们从整体主义世界观的角度来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能依赖单纯的技术路径。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创新，更需要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相应变革。环境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环境破坏问题，它与贫困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等密不可分。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构成了复杂的“问题群”。对于这些问题群，必须采取综合的治理措施。环境保护所涉及的也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只有同时调整好这三种关系，环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整体主义世界观还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部分之间保持着复杂的有机联系。人类对生态系统之整体性、变化性与复杂性的认识和了解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在干预自然生态系统时，必须要遵循审慎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要为后代人的选择留下足够的安全空间。

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文明。人类依赖自然提供的空气、水、土壤和各种动植物资源而生存。现代科技虽然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直接依赖程度，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这一基本前提并没有改变。神奇而美丽的自然还能抚慰人类创伤的心灵，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望。对于这样一个养育了人类的自然，现代公民应怀有感激和赞美之情。

尊重自然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并维护自然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尊重自然的前提是认可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既不对自然顶礼膜拜，也不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臣民和征服对象，而是把自然当作人类的合作伙伴。尊重自然的理念与环境人权并不矛盾。人们对之享有权利的对象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的部分构成要素以及自然提供的部分“生态服务”。作为整体的自然不是任何人的财产，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对环境人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所有者。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保护了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环境人权才能最终得到实现。

总之，具有上述特征的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生态公民的培养当作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加以重视。

第三篇：论园林生态美的创造论文

我国将在202_ 年全面建成“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发展成果、提高生活品位的前提。在人口密集、高楼林立的城市中，由于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建筑扬尘、热岛效应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城市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的动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最大的消费者—人，作为城市的主体，深深地渴望生活在绿树、碧草环抱的环境之中，渴望生活的环境日臻改善。要想维持人与生产者—绿色植物之间的平衡，必须大力发展园林事业。

园林造园手法多种多样，植物种植模式丰富多彩，植物修剪造型千差万别，而讲究园林生态美，就是要提高植物在园林造景中的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植物特有的生态功能，为广大市民遮荫纳凉、调节碳氧平衡、降低噪音和温室效应、调节小气候以及防风固沙等创造条件。因此，探讨园林生态美，可以为园林事业顺应时代发展指明方向，从而满足人们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宿求，为小康社会的建设提供保障。生态美在不同园林中的地位

一般来说，园林主要分为规则式和自然式，二者在植物配植、造型修剪等诸多方面存有明显差异。西方园林属于规则式园林，各种建筑是园林的主体，具有生态功能的植物只是其中的点缀，充分体现了人的意志。植物常以松柏、绿篱为主，并以修剪整齐划一的绿廊、绿墙、绿门、绿塔，或者以各种动物形象形式出现，并配以几何图形的模纹花坛、花境，亦或是行列式、对称式种植。这种造园手法虽赋予了植物更多的形象，但因去枝删叶，极大地消弱了植物的绿量，减弱了其生态效能，不利于在有限的绿地上产生最大的生态效益。这种造园手法在中国园林中不能大量使用，这是由我国人多、地少、森林缺乏的国情决定的。

中国园林多为自然式园林，最早的园林是在自然地形上围筑而成的，山、水、植物、地形共同构成园林的主体，到后来，苏州的私家园林，甚至北方的皇家园林都以这种手法造园，模拟再造自然山水景观，虽由人做，宛如天工，自觉不自觉地把植物运用于园林之中，成为主景或者构图的主要因子。在植物的运用上，中国的传统园林考虑最多的是植物的绿化和美化功能，重视的是景观美，而不是生态美，往往注重色彩、体量上的搭配，而忽略植物间的相生相克规律，没有更多地考虑适地适树问题，没有充分地论证某些病虫害的传播危害问题。

生态园林是现代园林发展的趋势，是建设城镇生态文明的根本措施。这种造园形式，把植物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让植物成为园林景观的主体，不但追求绿地率，而且追求绿视率，更追求单位叶面积指数，从而在有限的绿地上创造出更大的生态效益，为人们创造更加洁净、舒适的生活、工作、游憩空间，增加人们的幸福指数。园林生态美的创造

园林植物是园林中唯一有生命力特征的要素，是园林生态美的承载者和体现者，是园林景观中的装饰物、建筑设计的陪衬物，还是现代景观空间的主要建造材料。

植物造景是生态园林的主要造景手段，是发挥园林生态效益的最有效办法。植物造景是从丰富多彩的自然植物群落及其表现的形象汲取创作营养，依据生态学原理，应用乔木、灌木、藤本、草本植物来模拟再现自然山水景观，充分发挥植物的形体、线条、色彩等自然美，形成山水—植物、建筑—植物、街道—植物等综合景观，并形成崭新的时间、空间和营养结构，减少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硬铺装的使用，减少对植物生长不必要的干预。

2.1 植物选择

2.1.1 植物种类的选择

以乡土植物为主，适当配以外来植物，是生态园林建设的基本原则。乡土植物是大自然长期选择的结果，对当地的土壤、气候等因素有着较强的适应性，同时具有很强的抗逆性。由乡土植物构建的绿色景观是区域特色和城市个性的体现。以乡土植物作为绿化基调，同时适当引进一些适合本地生长的外来植物，以丰富绿地景观。

丰富的植物材料来源于发达的苗木产业。然而，我国许多地区只注重苗木引进，而轻视本地苗木的引种和培育，不但造成了千城一面的景象，还增大了种植和养护成本，不利于生态园林的建设。有的苗木输出地为了获得非法利益，直接到丘陵、山地或风景名胜区掘挖老树，从而造成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加强苗圃建设，可以为生态园林建设奠定稳固的基础。

2.1.2 植物规格的选择

植物规格是根据景观需要而定的，但不知从何时起，各地在进行园林建设时，都热衷于使用大规格苗木，成千上万的大树被调入城市，造成了严重浪费。大规格苗木可以加快园林景观的形成，但如今许多地方甚至将30~40cm 的银杏、悬铃木、国槐等种植于街道、公园和防护绿地中，成活率不足30%，特别是银杏一年只发一次春梢，极难在短时间内形成秀美的园林景观。一般来说，苗木规格越大，其分生能力越差，发枝、发梢的能力都不及幼树和壮年树。因此，选择适宜规格的苗木，既利于节约型园林建设，又利于园林生态美的展现。

2.1.3 植物冠型的选择

植物起挖过程中，总要去掉一些根系，这必然会影响水分的吸收。然而，许多园林工程要求全冠种植，这又必然加大植物体内水分的蒸发，造成水分代谢失衡，从而导致大量苗木死亡。因此，适当地剪去部分枝叶，虽然短时间内可能影响景观，但有利于苗木的缓苗、恢复生长、提高成活率，特别有利于反季节种植的苗木。

2.2 植物配置

2.2.1 模拟自然群落

在自然植物群落中，不同的植物无论是处于上层的，还是中、下层的，无论是长在旱地的，还是湿地的，无论处于肥沃之地的，还是贫瘠之地的，都能顺利地生长、繁衍，这是大自然的造化，为人工园林绿地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要创作完美的植物景观，必须将科学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既要模拟自然群落，又不能照搬自然群落，既要满足植物与环境在生态适应上的统一，又要通过艺术构图原理体现出植物个体及群体的形式美及人们在欣赏时所产生的意境美。选择的植物种类如果不能与种植地点的生态环境相适应，就会生长不良，甚至死亡，无法达到造景的要求;设计的人工植物群落如果不符合自然植物群落的发展规律，就难以成长发育，无法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

应遵循自然群落的发展规律，通过乔木、亚乔木、灌木、地被、草、花等相互间的搭配，建成符合自然生态的各种植物群落，最大限度地增加绿地率和绿量，提高生态效益。同时，在绿地内开辟利于游人出入的观赏空间，增加人与植物的亲密度。

由于许多城市绿地面积较小或狭长，很难模拟再现自然群落，甚至很难形成复层结构，但根据植物在自然群落中的分布状况来布置植物，则是容易做到的。这就需要设计者认真研究所用植物的生物学特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栽植，为日后植物的健康生长奠定基础。在北方一些城市，街道的分车带中种植了大量银杏。由于街道的空气湿度较小，容易造成水分代谢失衡，常常引起叶片严重黄化，大大降低银杏的绿化、美化效果。

2.2.2 根据绿地功能布置植物

防护绿地、车带绿地、街旁绿地、住宅绿地、广场绿地、公园绿地，功能各有不同，应结合不同类型绿地的功能，营造不同的植物景观。行道树的主要功能是组织交通、降尘除噪、遮荫等，因此，应选择树形优美、高大、叶密、荫浓、分枝点高、主干通直、生长迅速、根系发达、抗污染、病虫害少、耐土壤板结、耐修剪、发枝力强、不生根蘖且寿命长的植物，如悬铃木、国槐、杨树、七叶树、元宝枫等。

承担防护功能的绿地或者城市边缘的绿地，应以丰富多彩的林带、片林为主，草坪作为点缀，不能大面积种植，确保绿地的生态功能发挥到极致。在这些绿地中，还应广植观花、观果植物，为天敌的栖息、繁衍提供食物来源和藏匿场所，逐渐实现自然调节，减轻各种病虫害的危害，降低养护成本。

2.2.3 和谐种间关系

植物之间有着相互抑制作用，尤其是植物化感作用，对植物群体的构成与稳定有重要的限制作用。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应尽可能利用有相互促进作用的园林植物，避免相互抑制的植物在同一景点，或在其化感作用范围之内配植，如胡桃和苹果、松树与云杉、白桦与松树等都不宜种在一起。

有些病原物是转主寄生的，那么两种或两类转主寄主就不能种植在一起，否则就会加种病害的发生和蔓延，如梨桧锈病的转主寄主为梨、苹果、海棠和桧柏、紫叶小檗等，将其分开，往往会造成病原物完不成生活史而降低危害。有些单食或寡食性害虫，只危害一种或一类植物，减少单一植物种类的种植面积，可以有效地减轻这些害虫的危害，如国槐尺蠖以国槐或龙爪槐为食，若将它们与其它植物搭配，则会对尺蠖的传播起到阻隔作用，从而减轻危害。

2.2.4 处理好近期与远期的关系

植物生长发育需要一段时间，要想充分发挥树木配置后所形成的艺术效果，除应考虑整体美学构图的原则外，必须充分了解植物材料的生长规律，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相互配置，乔、灌、草相结合，促进景观的快速形成和植物群落的演替更新。

有些园林植物的生态美不是一时半时能展现出来的，需要假以时日，园林管理部门应做好规划，给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经常性地对园林绿地进行升级改造，不但造成经济损失，还会削弱绿地的景观效益。

2.2.5 考虑植物的季相变化

常绿树与落叶树，不同花色、花期的植物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间种。同时，还应考虑相邻植物枝形、叶色等的区别，尤其是叶色的区别，因为叶色是引起视觉区别的最重要因素，因而相邻两种植物的叶色区别越大越好。园林生态美的养护

3.1 造型修剪

传统园林中，常对植物进行过多的修剪，甚至重剪或者修成各种几何图形、动物造型等。“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这种造型手段适用于盆景的培育，对一些结实植物也勉强适用，但在广大城市绿地中应慎重使用。对植物进行强修剪，虽然可以体现人们的意志，也能创造出更美的造型，但这类造型只可小面积应用，不宜大范围推广。这是因为强修剪的过程，也是对植物造成伤害的过程，容易制约植物的生长，影响植物的新陈代谢，使植物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消弱植物的抗病虫能力，还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维持这种状态，违背节约型园林建设的宗旨，也不利于植物生态美的体现。

要发挥植物的生态美，应任植物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生长，展示自身的干、枝、冠形。现在城市多无架空线，对于高大的乔木，保留其中央领导干，任其自由横向、纵向生长，可以充分舒展其枝冠，从而形成一把把绿色大伞，极大地扩大单位叶面积指数，有利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高大的乔木只需及时去除主干以下的枝条、萌蘖，每年冬、春季剪去树冠内的病虫枝、下垂枝、徒长枝、枯死枝即可，不必修成固定的样式，保留健壮的枝干，是保证绿量的基础，如对待悬铃木就不必修成“三股六叉十二枝”。

对于绿篱植物，每年修剪2～3 次即可，不必见有嫩叶长出即剪，这样既能保持足够的绿量和漂亮的外观，也可避免蚜虫的危害。为控制绿篱的高度，可在春季发芽前进行一次重剪，同时进行更新复壮，维持绿篱长久的生命力。对于观花、观果植物，因园林上对果实的产量没有要求，所以不必像果树那样进行严格的修剪，只要适当地疏枝、疏花，能够保持基本的树形即可。

3.2 清理落叶

多年来，清理绿地中的落叶成了园林工作者的主要任务，管理者甚至要求绿地中不能见到一片落叶，这是不符合生态园林建设要求的。有些管护单位甚至使用大功率吹风机往外吹落叶，把尘土吹得漫天飞扬，“干净”了绿地，却严重污染了空气，得不偿失。植物是生命体，新陈代谢是自然现象，秋季的落叶可以为大地披上壮美的颜色，为天敌昆虫、鸟类等提供藏身场所，还可以保温、减少水分蒸发，防止土表板结。另外，落叶在分解者的作用下，逐渐腐烂，也可以为土壤提供肥料，促进园林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可以尝试在大型绿地中建设沼气池，将收集到的落叶就地消化，减少外运所需的人力、物力，还能提供高效的有机肥及照明用气。

3.3 肥料管理

园林绿地的施肥问题始终是个难题。城市园林绿地大多是在成分复杂、营养贫乏、有害物质多的土壤上建设的，种植前，对土壤进行改造是十分必要的。首先，要去除土壤中的砖头瓦砾、废铁、水泥块、白灰等;其次，深翻土壤、掺入有机肥，穴植的，可在穴内施入腐叶土或有机肥，提高肥力;另外，可用肥力较好的园土替换穴内土壤，为植物健康生长奠定基础。

对于开花或需经常修剪的植物，应适当追肥，尽管有机肥是最好的肥料，但使用不当会将臭味散发到空气中，倘若使用，必须沟施或穴施，切不可撒施，以免污染环境。速效肥，可以随灌溉施入，也可叶面喷施，缓效的复合肥，只能埋施，切不可撒施，避免因难以溶解而降低肥效。

3.4 水分管理

灌溉时，水分要完全湿润植物根系分布范围内的土层。一般来说，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壤含水量应是田间持水量的60%～80%。当土壤含水量降至最大持水量的50%时，必须及时灌水。另外，还应根据植物习性及其代谢状况、光照、气温、空气湿度、土壤墒情等情况，及时适量地给植物提供适宜、足量的水分。只浸润表土，不能达到灌水要求，且由于多次补充灌溉，容易引起土壤板结和土温下降。连续大量灌水会造成通气不良，影响根系呼吸、生长，并造成土壤中的肥料流失，导致土壤板结。

在日常管护工作中，见干见湿是园林植物灌水重要的、易于掌握的方法，即灌水时一次灌透，待土壤快干透时再浇第二次，这种方法既满足了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又保证根部呼吸作用所需要的氧气，有利于植物健壮生长。有的地方要求绿地每天保持湿润，更是走进了水分管理的误区。在同一绿地中，对需水不同的植物应区别对待。比如，银杏、白皮松、油松等，不耐长期处于水的浸泡之中，若与喜水的草坪种在一起，就需要做好围堰，防止草坪中的水进入树池。

3.5 病虫害治理

病虫害防治应推崇“绿色植保”的理念，把植保思想贯穿于园林工作的全过程，从设计、施工，到日常养护，都要把植保工作放在首位，为植物的健康生长创造条件。

3.5.1 采取物理机械措施

结合修剪去除病虫枝，可以减少侵染源，降低害虫如蚜虫、蚧虫、刺蛾、蛀干害虫等的虫口密度。利用诱虫灯诱杀对灯光有趋性的害虫，如金龟子、夜蛾等。利用植物释放的芳香类物质，吸引害虫前来藏匿、产卵，进而捕杀，如美国白蛾、双条杉天牛等。

3.5.2 扩大生物防治的使用

生物防治可以保护天敌、环境，延缓害虫抗性的产生，是建设生态园林的最佳选择。生物防治技术更适用于害虫的防治。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园林植物—害虫种群—天敌之间可以形成动态平衡，只要不是检疫对象或者毁灭性病虫，便要容忍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以不明显造成对树木危害为限度，目的是为了保护天敌种群，从而达到自控的目的。

一旦有害虫发生，应首先观察天敌的数量和对害虫的控制能力，观察二者的消长。在天敌控制无效的情况下，再选择生物农药进行防治。

3.5.3 改进化学防治技术

首先，要减少喷撒用药次数，喷撒农药最易造成环境污染，应在害虫达到防治指标后再使用，扩大土壤埋药、树干内注药等方法的使用。即使使用化学农药，也要在防治适期内用药，并选择气味小、无毒、无刺激的药剂，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许多园林公司为了节约成本，不是放任病虫害发生、发展，就是在病虫害严重时喷施高毒的有机磷农药，让美好的景致大大地打了折扣，既影响游人的兴趣，又起不到良好的防治效果，这也是重建轻管的一个典型表现，与园林生态美的建设相悖。

第四篇：论政治生态

论优化党内政治生态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是总书记在深刻分析我们党面临的严峻挑战、存在的严重危险和全面从严治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得出的重大判断和科学结论。202_年6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202_年1月13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尖锐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这些精辟论断，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优化乃至重构党内政治生态，是我们党必须面对和要深入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内在的紧迫要求，是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各级党员干部必须严肃担当的重大政治责任。在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认同和高度的政治自觉。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政治生态是指一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大体区分为政治内生态和政治外生态。政治内生态是指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政治外生态则是指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生态联动。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使命决定，党内政治生态是否健康、优化，不仅对所有党员、干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而且对其他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政治系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党的十八大深刻分析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优化政治生态尤其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最重要任务和最根本标准。

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经过90多年血与火的考验尤其是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与锤炼，党内政治生态总体上说是健康向上的。但是不可否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域的政治生态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有的问题甚至相当严重。比如，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拉帮结派的山头主义、人身依附的宗派主义、我行我素的自由主义、不讲原则的好人主义、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游戏人生的享乐主义盛行，尤其是“一把手”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使党内政治生活变得低级庸俗、是非判断十分模糊，久而久之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败坏了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带坏了一批党员干部，乃至发生“连锁式”“塌方式”的腐败。党内政治生态被扭曲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潜规则”流行。一些党员、干部无视党的纪律、背离党的规矩，热衷于按“潜规则”做人行事。比如，在思想政治上，奉行“两个嘴巴说话，两张面孔做人”。在组织生活中，奉行“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在执行政策中，奉行“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在干部任用中，信奉“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人际交往中，奉行“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尤为甚者，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公然在党内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形成这个“帮”、那个“帮”的既得利益集团。剖析近两年来被查处的腐败分子，有不少就是被所谓“潜规则”所葬送的！党内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表明，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前进道路上确实面临着一个“优化乃至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新征途中逐步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是党执政使命的新内涵，是优化治国理政的新要求。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环节、是根本保障。扎实推进“四个全面”，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入落实“四个全面”，内在地提出重构政治生态尤其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任务。

优化乃至重构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能否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直接关系到能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直接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全面从严治党，包括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而针对新形势下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域党组织政治生态扭曲、腐败现象严重的现实问题，必须把凸显制度治党、坚持以规治党、重构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党内政治生态包括诸多要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制度，二是规矩，三是纪律。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将立制度、守规矩、讲纪律提到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对制度、规矩、纪律这三大要素在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中的功能与作用进行了精辟阐述。制度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因素。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规矩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规范。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人没有规矩必惰，党没有规矩必乱。纪律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也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以上三大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规矩和纪律都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养成的；而严格的规矩和严肃的纪律归根到底要通过完善的制度来保障与固化。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必须从制度、规矩、纪律三个方面共同用力，努力形成三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良性政治生态。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坚持“破”“立”并举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破”和“立”的辩证统一；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样要做好“破”和“立”这两篇文章。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也必须坚持“破”“立”并举，切实做好“破”和“立”这两篇文章。

所谓“破”，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以坚决的反腐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少数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恃权腐败，不仅严重侵犯了国家资产和人民利益，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高层领导干部公然在党内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权权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更是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形成了与党的性质和宗旨完全背道而驰的既得利益集团。事实反复证明，腐败分子不除，腐败势力不破，党风政风不可能好转，党的规矩和纪律不可能发挥应有的权威，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态不可能得到净化、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党内腐败分子的坚决查处，尤其对高层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严肃查处，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先进政党，是具有刚性规矩和铁的纪律的坚强政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是完全能够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坚强领导核心。面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客观情况，我们必须坚持“破”字当头，继续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和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决查处腐败。

所谓“立”，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从制度上纠正“四风”，以完善的制度固化党内政治生态。经过深入扎实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讲规矩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得到有效恢复。习近平反复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纠正“四风”必须坚持经常抓、横下决心抓，“常抓抓出习惯、抓出长效，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坚定不移的反腐败斗争必须与坚持不懈的制度改革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巩固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成果，乘势而上优化和固化党内政治生态。无数事实雄辩说明，只要我们坚持制度改革不动摇，强化制度建设不放松，严守规矩和纪律不留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懈怠，就一定能优化和固化党内政治生态，创造和保持良好的从政、执政环境，出色履行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伟大历史使命。

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举措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既是一项需要全党高度重视和常抓不懈的基础工程，又是一项亟待在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中重点突破、取得成效的紧迫任务。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对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具体安排。这是我们党继成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方面开展的又一项重大专题教育，是“破”“立”并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又一重大举措。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切实增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成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成效。

“三严三实”，是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具体要求，是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坚守的党性底线和立党准则。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敢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三严三实”，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生动体现了“破”“立”并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要求。“三严”，侧重于“破”，即深入破除在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与党的性质、宗旨、规矩、纪律不相符合的东西，使一切不正之风在党内无立足之地和生存之根，使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能按照党性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三实”，侧重于“立”，即将党性修养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标准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体现在精实谋事、扎实创业和老实做人上来。许多事实表明，没有“三严”，很难做到“三实”；坚持“三严”要求，归根到底是要促进所有党员领导干部自觉遵照“三实”标准谋事创业、治国理政，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工作姿态，开创改革发展事业的新局面、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第五篇：初中女生审美观

初中女生审美观

同学们，咱们今天要上一节心理活动课。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XXX。

今天到场的所有人有一个共同点，请问是什么呀？（大家都是女生）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我是女生。那老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喜欢你的性别吗？你喜欢当女生吗？”学生答：~。相信大部分学生都喜欢当女生，那当女生有什么优势？学生答：

既然大家都了解女生这么多的优势，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了解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有魅力的女生呢（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怎样提升自己的审美观？首先，请问大家：什么是美？ 美分为外在美和内在美----。在场的有没有李宇春、周笔畅的粉丝，有没有刘亦菲、杨幂的粉丝，前者是一种帅气的美，中性的美；而后者是一种温柔婉约，甜美乖巧的美。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女生？学生答：

在我们学校，老师看到了一些不太好的现象，我不知道咱同学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有请几位同学给我们大家再现一下老师观察到的现象。------现在请咱同学自己对这些现象做出评价。

如何提升自己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