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涤荡污名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构建形象方面的主要障碍来自国民党媒介的污蔑丑化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面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政治隔离和新闻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让外界真正认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如何把延安的声音发出去，让世界认识真实的延安，争取话语权，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筹办新华社积极主动发声

为了突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舆论封锁，发出红色中国的声音，中共中央把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宣传上要以我为主”，精心部署，主动作为，把传播媒介办起来了。成立由毛泽东负责的宣传委员会，在办好新华社、《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同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办起了《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延安新华社工作条件与通讯设备都极为简陋，被称为“窑洞通讯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舆论工作。延安新闻媒体在宣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反映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报刊也发行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还传到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传播效果。

善于和外国记者交朋友

延安主动向中外来宾打开了热情的大门。借由外国记者的观察记录，澄清了国内外对中共的误解。延安大门的开启，是国际舆论处于弱势的中共对外宣传策略的重要一环。通过外国记者及其所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国际上宣传了中共的主张，对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央领导以身示范，善于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善于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正确引导国际国内舆论。在陕北苏区，毛泽东曾敞开心扉，向第一个进入苏区，也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并破例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这里很穷，出无车，食无鱼，不过我们以诚交友。”斯诺启程离开保安时，毛泽东挥毫抄就《长征》一诗相赠。毛泽东和斯诺在长期交往中已经建立了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深厚友谊。

朱德热情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并主动提供写作素材，最终促成史沫特莱为其撰写自传，完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共也曾安排中外记者团参观根据地的红军学校、歌剧团以及到前线考察，开放了几个模范村供外国记者去参访。通过有效地应用议程设置，积极引导外国记者的关注点，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周恩来要求南方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的每个人都要结交一些外国记者朋友，向国内外人士说明中共的立场。《新华日报》对于中共在重庆争取话语权方面功不可没，实际上已经成为陪都文化界的“舆论领袖”，把抗战的坚定信息传达给了后方的广大人民。

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记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良好风范赢得了外国记者的赞誉。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中共的形象，通过外国记者和媒体这条纽带传向世界。

善用外媒通过“他塑”进行形象构建

延安时期，在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之下，共产党借助外国媒介的传播力量，通过“他塑”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表达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将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向国际传达。

1946年6月，斯特朗经宋庆龄牵线，搭乘美军飞机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坪接受斯特朗的采访，这次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一经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1947年3月当党中央准备暂时撤离延安时，斯特朗请求留下，她想要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周恩来在窑洞里邀请斯特朗等外国朋友吃饭，毛泽东和朱德也来了。周恩来说：“毛主席交给你很重要的材料，只有你才能送到美国发表。”斯特朗随最后一批外国人离开延安，到东北旅行，每天撰写的报道都传到美国，发表在《人民世界》《圣路易斯邮报》等十几家报刊上。就这样，斯特朗成了中国对英语国家的重要代言人。

白求恩说过，“假如你要问我为什么来到中国，就请认真读一读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8年1月3日，《西行漫记》在美国向公众出版，成为美国人民和政府了解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共的了解就始于这本《西行漫记》，并因此调整了对华政策：由“扶蒋”改为“扶蒋联共”。

美军观察组成员赴延安考察后撰写了大量报告。谢伟思的报告从国共两党对比、中共与苏联关系、中共人民武装、中共群众支持等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为：“观察组成员认为共产党很明显是一支迅猛扩张的政治、经济力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抗日战争贡献巨大。”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得出一个总体结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的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认为，“这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队伍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

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

中国共产党争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一场斗争。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善于利用舆论战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1943年7月，蒋介石准备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闪击”，毛泽东获悉这一信息，决定以发起舆论宣传而先发制人，阻止内战。新华社转入战时工作轨道，与《解放日报》一起，以主动积极的防御姿态发表一系列报道揭露国民党意图，形成了舆论攻势，使国民党此举受到外国媒体的质问，英、美、苏驻华大使也发出不得发动内战的警告，否则就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蒋介石不得不向外界宣称“误会”，下令撤去部分军队。积极主动的对外传播化解了军事危机。

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取缔、查禁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并得蒋介石批准之《新华日报》在西安翻印，竟被国民党封闭，禁止《新华日报》在各地代售。国民党还以新闻检查为名限制中共宣传。国民党各地新闻检查机构对刊载关于中共方面的新闻报道均刻意刁难，对《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更是绞尽脑汁，肆意“砍杀”，常常弄得一篇文章语不成句，话不成章，无法使用。《新华日报》时常被强行铲版，一个版面上有时要开三个天窗。更有甚者，有时整版文章都被“扣押”，如《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等。

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新华日报》原稿有260件被免登，有150次被删节，仅1月8日送检的15篇稿件就有11篇被扣。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漏检刊登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上午6点发送，10点即遭禁。国民党宪警四处搜查、没收，逮捕了100多名售卖《新华日报》的人员。但这一天的报纸发行数量却比平常多了好几倍，各界读者均以一睹周恩来此沉痛之题词为快。

第二篇：打破妖魔化污名化铁幕——延安时期我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便实行严厉的宣传封锁政策，把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政治声音压制到最低点，对共产党进行了歪曲的宣传及宣传的限制，以期造成一党独尊、一己独大的局面。

就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而言，国民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国民党当局的眼里，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就是“贿赂”“侵吞公款”“焚烧”“奸淫”“杀戮”“卖淫”“吸毒”“高利贷”“赤匪”“共产共妻”等的代名词。当时，有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全世界人民都对“红色中国的情况”充满着神秘感。可以想象出来，在国民党这样大肆歪曲宣传的情况之下，对于红色中国的状况，不用说西方人知之甚少，就连很多中国人恐怕也知之不多。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之时，针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及外界并不了解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种种误解，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政策。他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

针对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迫于战争环境的残酷以及开创立身之本的革命根据地的迫切需要，虽然也认识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和宣传限制问题，但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的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以挽救党在国统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所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

毛泽东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时期，党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样的宣传平台，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党的宣言、党的决议案、党的告民众书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战争所取得的战绩的宣传力度，并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所施行的德政、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等学校教育的进步事迹等在该报尽量发表，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行径、英美等国实行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及国民党保甲制度施行的黑暗、国统区青年运动垄断的不公、抗战书报禁止之无谓、救亡团体封闭之失策和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内幕之黑暗、军队中下级军官枪毙壮丁、某些地方政府屠杀抗日分子等尽情予以揭露。这对读者辨别是非，判断国民党、共产党孰好孰坏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新华日报》还针对国民党的宣传限制政策，探索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一方面采用多种增强宣传效果的方法，包括重复宣传，加深读者印象；利用中央社的“权威”，以求“客观”效果；与其它报纸配合；巧设修辞，另一方面则想出种种对付检查的办法，包括推迟送检、暴检（包括留白、开天窗、直接刊登启事）、不遵检、不送检、暗度陈仓、制造新闻检查机关间的矛盾等。

改变对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党已经认识到打破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党认为，在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要想树立起自己正面的国际形象，就必须尽快物色一些有正义感、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到边区进行采访和报道，以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通过这样的外国记者的努力宣告于世。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之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天通过上海地下党准备找到这样一位理想的外国人。最后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和协调，选定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最佳人选。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和陕甘宁边区。在这里，他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访问，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等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军队将领等的个人经历及在党内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更与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民众进行了密切的接触。采访结束以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一开篇就指出：“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真相介绍给全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活动的人们。

正当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和有所感悟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埃德加·斯诺于1939年10月21日在英国《每日先驱报》上发表了他与毛泽东的谈话。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看到后，直接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询问此事，并提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今后最好“不要再向外国记者发表”类似这样的谈话。因为一些西方记者往往会利用这样的谈话内容对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进行肆意的歪曲或者挑衅。他还指示中共中央对于这样的挑衅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之内，采取了对英美等西方国家记者比较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

到了1940年，党根据世界各大国关系变动的新特点，明确提出了“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的对外政策。根据这项政策，中共中央在1940年12月25日发出的内部指示中提出，对接洽来访的英美记者应该采取比较欢迎与热忱招待的态度对待之，不要再像以前那样采取比较冷淡的或者不合理的态度。正是在对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态度改变的前提之下，中共南方局积极开展了与英美记者的联络工作。正是在英美记者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帮助之下，国民党对于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新闻封锁才终于被冲破。当这一事件的真相公之于国际社会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特别是有关的国际舆论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关注和议论，并终于导致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对于蒋介石正在推行的反共内战政策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可以说，它是促使国民党当局暂时放弃反共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1944年，在经过几番力争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成行，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访问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

采取主动与英美国家接触与交往的政策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党的对外交往的重点基本上都放在了与苏联的关系上，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大体上只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只能从国民党及其政府与军队等方面获知，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有意回避或者歪曲宣传，这样就十分容易造成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偏颇之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党适时改变了这一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英美国家接触与交往的政策，以此改变之前已经形成的被动局面。

基于这样的考虑，党于1941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实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正是在这一新的对外政策的指导之下，“中共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在对美统战方面的工作迅速活跃起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各种人员不仅利用各种场合有意接近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而且还力争与这些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建立密切的关系。党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促使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既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够依靠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的作用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1944年，党利用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机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果做了大量的宣传和介绍，以澄清“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经过我方的宣传和解释，观察组逐步改变了对中国抗战的整体印象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谢伟思在其报告中多次提出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建议“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

主动向外界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和新闻封锁政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制造了多起反共摩擦事件，但在向外公布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者发生原因之时，却把责任推到了共产党的身上。对于国民党当局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做法，党认为必须予以重视和纠正。

1943年7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的时候，特别希望苏联记者不仅能够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或者其它革命根据地里面的所见所闻报道出去，而且更能够将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所处的紧张关系迅速向苏联与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予以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根据得到的有关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确切消息，立即指示中共重庆办事处，要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让英美方面尽量知道这一消息。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再次通知重庆办事处，为了防止国民党突然进行新闻封锁，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有关国共两党关系恶化的资料立即通报给英美使馆。重庆办事处的中共代表据此立即展开行动，一方面迅速加强对外的宣传与联络工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途径大造舆论以使美英等驻华使馆知晓这一问题及其严重程度。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种种努力之下，这一时期美英驻华使馆和驻华美军司令部才从中共方面了解到了有关国共危机和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全部情况，并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它们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有一次，在国民党中宣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有关国民党制造内战危机的情况。张道藩尽管当场矢口否认，但事后不得不承认，“包围边区事，已闹得中外皆知”。7月20日，美国著名评论家汉森在《纽约时报》发表中国问题专论，批评国民党政府对日消极作战，认为国民党政府发表的战报不可信，只是为了骗取美英更多的军事援助。汉森的文章在国民党政府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8月11日，苏联《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著名记者罗果夫的题为《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的文章。该文对于国民党中顽固派不断制造出来的各种冲突与事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谴责，其影响曾经轰动一时。对此，国民党中宣部亦承认，罗果夫对国民党的指责“一时颇动国际视听”。

第三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经验

作者：张旭东 来源：学习时报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这近13年时间称之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十三年里形成了包括“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在内的“延安精神”。正是这些精神的力量，才使中国共产党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延安奇迹”。毛泽东称赞：“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延安奇迹”的出现最根本的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认真践行和落实群众路线。

前提：科学界定人民群众的内涵和范围

群众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语境中，群众概念通常可以与人民、人民群众相通用，是指无数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人们。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和范围。正因如此，毛泽东1925年12月1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之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相继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当时的“左”倾中央片面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背叛了革命，开始反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将他们排除在群众之外，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是这一时期共产党的主要任务。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因而，这一时期的人民群众所包含的范围大大扩展，包含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成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他们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对于他们，共产党要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人民群众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划分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群众的内涵做出新的界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发动内战政策，自然就成为我们的敌人。其他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1947年10月，毛泽东在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所以，这一时期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广大阶级和阶层。由这些阶级和阶层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巩固、更加广泛，从而也就为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为广大的民心和民力。

核心：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实现自己的利益。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成为“为民谋利”“人民救星”的光辉典范，并涌现出像白求恩和张思德那样的楷模榜样。毛泽东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延安时期，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活动，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坚持把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党的根本任务。“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著名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内战爆发后，从1946年开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各地分局具体负责，在新老解放区陆续开始了土改。1947年10月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土改运动推向了高潮。使得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翻了身。由于中国共产党真正解决了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坚定地为农民谋利益，因此，就赢得了占中国人口80%农民的坚定支持，同他们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共产党认为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需要它们在中国来一个广大地发展。另外，共产党人严格要求自己，拒腐防变、为政清廉。在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辟了根据地的一片新天地，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讲到，“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从上到下都一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保证了共产党人作风上的纯洁性，也赢得了延安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延安老百姓自发地改编民歌来表达对共产党的热爱：一疙瘩玻璃四下明，咱和共产党一娘生，共产党来了烧开水，反动派来了埋地雷。周恩来后来也动情地说道，“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

关键：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就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就是“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做社会调查。1941年3、4月份，毛泽东专门为《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强调：“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另外还强调做好社会调查一定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去扎扎实实地开调查会，倾听群众意见，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由于征收公粮太多，边区群众普遍感到不满，甚至有人喊出“雷劈毛泽东”的怨言。听到这些怨言，毛泽东没有生气，而是主动找来一些老乡代表到窑洞里谈心，采纳和集中群众的意见，实施“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些举措的出台不仅受到边区干群的一致拥护和好评，而且使边区的困难局面大为改观。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最终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第四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思想和政策[范文模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思想和政策

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敌后根据地科技事业的发展，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以发展科学技术推动根据地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吸引并激励科学工作者将科技研究与群众劳动生产实践和抗日救国大业紧密结合起来，对完成民族抗战和推进科技服务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事业

中图分类号：G3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4-0192-02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处于反抗民族侵略战争后方腹地和防范国民党顽固派封锁绞杀的地理历史时空中，政治、经济、军事上面临诸多困难。可以说，此阶段发展科技事业所需的外部条件非常恶劣。但中共中央从抗战统一战线和敌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出发，高度重视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科技发展。

一、党内高层重视特殊历史环境中的科技事业发展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说，自然科学非常好，它能解决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他还从哲学视角分析指出，同掌握社会科学可以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迁，进行改造社会的革命建设活动获取人类自由一样。人类要在自然界中获得应有的自由，就需充分了解自然，改造自然。1941年4月下旬中央根据毛泽东根据地应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做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强调了全体党员应向党内外一切拥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学习。

此外，朱德根据抗战国内科技人才避难流散和根据地急需科技人才的现实需要，代表全党热诚号召和欢迎边区以外的工程师和各种专家以及熟练工人及学徒大批来边区工作。陈云指出，研究自然科学既可以提高生产力，也可改善边区人民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尊重和重视自然科学的党。他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怀有创新奋斗的精神，下定决心投身于自然科学研究中去，为事关民族解放的抗日大业和边区根据地建设贡献力量。

二、中共延安时期科技政策的具体制定和推行办法

为加速推进陕甘宁根据地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我党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发展观为正确思想指导和行动方针，细化制定并实施了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举措。

第一，科技发展，教育先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展边区教育事业。中共中央在延安经济条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陆续创办了各类各级的学校培养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科技人才。1937年9月，陕北公学正式创立。1940年中国医科大学成立。随后，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边区农业学校等也开始为根据地培养科技人才。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在职教育。抗战期间，根据地新办中小学近千余所，各工矿厂内的职工需要坚持每天2小时结合本职工作的组织学习。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党为中国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打牢基础的同时，迅速普及和提高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培养出了一批工人出身的技师和工程专家。

第二，广募人才，合理使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各级政府将广泛招募人才和自力更生培养人才相结合，扩大边区科技人才的来源途径。同时，有计划地将懂科技的知识分子调配到合适的技术研究与实践岗位上，将来自全国各地投奔根据地的知识分子都派遣到科教文卫部门去工作。工作上不以政治认识高低为根本标准，侧重看重人才的知识技术水平和实践工作能力。放手大胆地使用值得信赖的科技人才，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使其能更好地发挥其技术专长服务于敌后根据地建设和抗日统一大业。

第三，制定政策，激励人才。为激励科技人才服务根据地建设，中国共产党为在延安边区工作的科学技术人才制定并落实兑现了一系列优惠激励政策。比如，大胆提拔既懂科技又懂管理的人员承担科技事业的领导工作。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的科技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在鼓励科技人员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生活上各级党组织给予科技人员大量特殊照顾，提供相对优厚的物质待遇。设置奖励奖金，调动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激励他们从事发明创造活动。

三、延安时期科技事业建设与发展获取成绩的总结

第一，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为提高陕甘宁根据地生产力，保障边区人民正常生活的物资需求以及满足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的需求。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建自然科学院，直接归属中央财经部管理。1940年初，在此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该研究会成立的核心目的是要科学合理地掌握和运用自然科学技术，使其成为民族抗战的宝贵力量，有效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配合抗战。

第二，促?M边区工农业生产。起初，延安边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机械设备和原材料极度匮乏，技术工艺粗糙简单，工业品生产十分艰难。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根据地科研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加强自然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实践探索，攻克了工业发展面临的许多技术瓶颈，取得了众多出色的业绩。有效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发展。至抗战胜利前夕，陕甘宁根据地工业的发展规模在量上有数十倍的扩张，生产技术水平含量也有质的飞跃，边区整体工业生产体系初现。其间通过广大科研人员科技创新活动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其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效解决了边区建设和军事战备的急需，为夺取全面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力保障。在农业生产方面，科学技术人员加强创新研究与实践摸索，发明并推广了一系列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更新了过去简陋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设备，大量兴修水利工程，积极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加大对农业病虫害的防治研究力度，科学合理高效的施肥，加强田间管理等。使得边区的粮食产量增产幅度接近20%，有效解决敌后根据地粮食基本供给问题。

第三，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党中央号召边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应用到边区劳动生产实践上去，数年之间，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贫瘠的革命边区创建出纺织厂、冶炼厂、皮革厂、棉被厂、火柴厂、造纸厂、肥皂厂、玻璃厂、制鞋厂及基本化学用品工厂等近150所，产品广泛覆盖边区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纸质用品、棉被战服、毛巾肥皂、玻璃火柴、鞋袜衣帽等轻工业用品。在深陷民族抗战，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恶劣并遭受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的诸多不利条件下，各革命根据地建设能够取得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成绩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及正确地制定方针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经验与启示

事实上，延安时期，我党在发展科技事业的战略政策制定和执行上虽然处于初步探索时期，但依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延安时期，科技事业发展不但为建国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对我国现在推行的科技兴国战略的实施也有一定的借鉴启示价值。

第一，结合具体国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科技发展战略制定与执行的理论渊源和行动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提升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物质的属性功能的认识，深化了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控。这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延安时期，我党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全面武装全党，并紧密结合民族抗战的现实需要将其与边区的实际状况相结合，确立了一系列的科技发展战略和举措，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科技文化建设事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所形成独具特色的科技思想理论成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将科学技术研究与民族抗战国防需求相结合。科学技术发展必须有效服务于抗战救国之大业。边区各级党和政府反复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工作是革命抗战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理论技术研究作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直面最紧迫的现实需求，服务于民族抗日之大计。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力争用自然科学的力量来化解持久抗战进程中军事武器以及原料物资上的严重匮乏，例如面对抗战形势的逐步严峻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经济物资封锁，各革命根据地普遍缺少军火等战备物资，广大科技工作者临时搭建的木棚里开办工厂，自行研制硫酸、硝酸，合成研制出威力各异的弹药和爆破设备，供应战斗之急需。可以说，将科学技术研究与民族抗战国防需求相结合，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结合现实需要发展科技事业的一条宝贵经验。

第三，将科学技术研究与边区群众劳动生产相结合。早在1944年5月底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朱德同志就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响应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将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运用结合起来，多多学习科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多多参加生产工作，在实践中动手摸索研究，在生产中学习，学理工科的要多进工厂，学农科的要多下农场，学医学的要多入战地医院病房。反对根据地科研人员将过去已有的科学技术知识，机械僵化地套用到边区落后的现实生产生活中，强调科技工作者在某些问题上要甘拜劳动群众为师，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Y合实际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科学技术研究不与边区群众劳动生产实践相结合，就很有可能陷入务虚空谈之境。至1944年抗战结束前夕，在各根据地工农业基础基本建立，技术骨干基本形成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提出“争取工农业产品全部自给”的任务。此时，边区生产的粮食食盐、牙粉肥皂、香烟火柴、衣物鞋帽等群众生活物资都能自给。可以说，延安时期将科学技术研究与边区群众劳动生产相结合，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潘李军.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2] 李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5.[3] 王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4.[责任编辑 陈 鹤]

第五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现象剖析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现象剖析

钟君 郑承军

2010-3-9 16:18:33

来源： 郑州大学学报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使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复杂的态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毫不动摇地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前,曲解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赋予“意识形态”一词贬义色彩,使意识形态“污名化”的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的历史背景

首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客观现状使一部分人的社会主义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一定的怀疑。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趁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恶毒地攻击,严重诋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其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单质化和历史扁平化消解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伴随着全球市场的日益形成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国的同质性越来越大,世界单质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长期共存,历史扁平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条件下,看似“中立”的全球主义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再次,以市场化为趋向的社会改革也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倡导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然而,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有的人把利益导向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滋生泛滥,致使一部分人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吹取消公有制,主张实行全面私有化的市场经济。

最后,多元化的社会构成也消解着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社会分层和社会利益日趋多元,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总之,种种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人们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元化指导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的基本表现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现象的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公然诋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好注脚。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当前一部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诋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伎俩。“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为达到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常常采取以下方式:曲解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思想(如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杀鸡取卵、断章取义;错误判断当前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故意放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把马克思的个别过时的论断和观点置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当前在知识分子队伍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仍有相当的市场。某些理论工作者和高校教师,甚至在课堂内外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主张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等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少部分人,公开诋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诋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造三大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对立。他们或者用毛泽东思想否定邓小平理论;或者用邓小平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否定毛泽东思想;或者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邓小平理论。

(二)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吹取消公有制,实行全面私有化的市场经济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取消公有制,实行全面私有化”、“资本统治劳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极分化不可避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尾随而来。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直接作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企图误导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全盘私有化的主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实质上就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釜底抽薪。虽然我国政府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西化”中国的企图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是其社会影响不可低估。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视为市场经济无用的附加,更视为市场经济的牢笼和阻碍,其目的是通过大力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意识形态化”,从而在思想上、经济上根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鼓吹多党制,实行资产阶级宪政民主

一部分“政治浪漫主义者”鼓吹多党制和宪政民主的实质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权力软约束、腐败、权大于法、民主化程度低等弊病都是由一党专制政体和集权造成的,因此主张用“宪政民主体制”代替四项基本原则,其真实目标并非促进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而是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多党制的实质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四)歪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鼓吹消费主义,大肆宣扬大众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正在迅速扩张。消费主义鼓噪消费是生活的主要目的,一味地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至上,以追求享乐主义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媚俗的大众文化借势迅速蔓延。某些电视选秀等节目,过度娱乐化,以收视率为唯一目标,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消费主义指导下的大众文化最大的危害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不知不觉中对西方资本主义宣扬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产生价值观认同,最终从文化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近几年来,在历史学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蔓延,否定中国人民爱国主义行为、诋毁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论时有出现。这些观点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基础。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否定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冲击将更为严重,并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

总之,尽管国际国内各种消解和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潮披着形形色色的面纱,怀揣着林林总总看似自洽的逻辑,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各种消解和诋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了中国具体的国情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其根本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现象的成因

(一)“意识形态”概念被曲解为“虚假意识”和“政治标签”

意识形态是随着近代西方哲学发展而形成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其解释和界定,国内外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意识形态现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多变、歧义丛生的政治哲学概念。正是因为如此,意识形态的概念被“污名化”成为可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意识形态概念做出了科学的界定。马克思主义话语和视野中的“意识形态”概念需要系统、全面的理解和分析。一般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抽象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通常是“虚假的意识”。

然而当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被曲解为“虚假意识”。有个别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有意或是无意的肢解,从而从根本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他们紧紧抓住马克思早期关于意识形态的个别论断,意识形态的“要害是为现状辩护,因此它是‘虚假意识’”[ 1 ](P367),认为意识形态的实质功能就是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抽象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2 ](P100),以达到支配全体社会成员的思维和意识、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企图。因此,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利益是狭隘的利益,是虚假的普遍利益,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其真正功能在于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和统治现状服务。诚然,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这种认识的确来源于马克思。

但是,他们有意地回避而且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即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根源于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换言之,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点只存在于严重阶级对立的阶级社会之中,而对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意识形态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实的。基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前提,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在意识形态威信扫地的同时,意识形态成为贬义词。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虚假论”在学术界似乎越来越受到“追捧”,成为一些所谓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鼓吹私有化和民主宪政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意识形态被曲解为“政治标签”。有人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为少数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为少数人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政治工具,不具有实质而普遍的意义。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坚持和维护的一种政治标签,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说是必要的,而对于经济发展,对于大众来说,则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约束经济发展,约束改革的重大阻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是“两张皮”,是相互对立的。与此同时,他们还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把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存在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等左倾错误看做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忽视或者诋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做出的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把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政治斗争、强制灌输、思想压制等联系在一起,将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虚伪性联系在一起,赋予意识形态更多贬义色彩。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悬空化”现象

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悬而不落,空而不实”的悬空化现象。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内含的一部分思想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对一些人民群众疑惑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能做出较好的回答。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对一些与社会现实和理论传统密切相关的“党的阶级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界定”、“社会主义优越性”、“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结合问题”等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在理论上的论证还不够充分。理论创新如果不能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困惑自圆其说,不能对实际问题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就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大而不当、空洞无物,导致党的思想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不足。

其次,党的思想理论在宣传教育过程中以自上而下的灌输为主,流于简单化和形式化。突出表现为部分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和笔头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标签,哪里需要,哪里贴,大搞“两层皮”。在实际工作中,处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基层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求不严,形式老套,师资严重不足,并且流于形式。开会读文件,散会写体会;强行摊派党报党刊;领导干部政绩观扭曲;中小学生的政治课以强制灌输为主;大学生的两课教育形式化严重,多数老师在授课时照本宣科,不注重授课的效果。多数学生被动学习,学习的目的仅为拿学分。大学生的两课教材与高中的政治课内容相差无几,形式单一,内容单调,容易引起学生反感;有些媒体的意识形态宣传多使用抽象的文件语言,缺乏生动、形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有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方面缺乏主旋律,风花雪月、社会不公等负面内容曝光过多,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积极作用,相反对社会风气的败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

再次,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存在空白地带,作为社会沟通桥梁和纽带的社会中间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几乎是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出现新的空白点甚至是空白地带。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民营企业、会计师、律师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意识形态教育亟需加强,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也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尽快占领。

当前,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力,而且解决了大量社会成员的就业问题,民营企业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会计师、律师等社会中介从业人员大多是自由职业者,有知识,有文化,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社会中介组织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社会团体,是政府和社会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传输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对民营企业、中介从业人员的意识形态教育缺乏配套的制度机制,单纯依靠体制内(党的宣传系统)的宣传教育明显刚性过强,力度不够,并且覆盖面过小,效果不理想。对民营企业和各类中介组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非常薄弱。

在当前的信息社会,在互联网上,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传播方式、作用方式及斗争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互联网盛行的信息时代,承载着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理论文章、新闻报道、思想观点,在互联网上能够自由地、快捷地同时也是激烈地争夺着全球有限的受众。然而,当前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建设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如何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上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问题。

(三)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虽然结束,但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和诋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浪潮之机,宣称“意识形态终结”,鼓吹“全球共同价值”、“人类普适价值”、“全球意识”和“全球公民社会”等概念,在其话语体系中,将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专制制度、将社会主义国家丑化为集权国家,将资本主义制度美化为自由民主制度。

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十条诫令》中明确指出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接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滥交。让他们不以浮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3 ]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明确提出了攻击和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明确主张西方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一种不同于遏制政策的更为有力或更为主动的政策。他要求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政治领导人,必须时刻记住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1 /3的人口的“解放问题”。他声称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要带头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发挥它的“深远影响”,“以缩短共产帝国主义的预期寿命”[ 4 ](P303-20.(作者单位：钟 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郑承军系北京语言大学)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