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党史上，我们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10年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今天我们就围绕开辟新的革命道路、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汲取血的经验教训三个方面为大家讲述一下这跌宕起伏的十年。

一、开辟新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扛起土地革命的旗帜，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还创建了一系列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英勇的武装反抗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为主席。

这次会议为挽救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换散中的中国共产党，为复兴陷人低潮的中国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新确定的革命方针，党先后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各级组织，发动武装起义。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在进攻

长沙受挫后，转往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寻求立足之地。12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

一直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其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最著名的三大起义，其他起义遍及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很快失败了。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武装暴动中建立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发出通告，将革命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此前有的起义武装已称红军）。此后，各地革命武装相继改称红军，继而又开始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

（二）胜利召开党的六大

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了，但怎样开展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应当通过十月革命一样的形式靠城市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把恢复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所部署的一系列武装暴动，都把向城市进攻、夺取城市作为主要目标。这种脱离实际的模式化方式，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酿成了不少严重的后果。党内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在这个关键时候，经过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多次沟通，党的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是唯一的例外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很多人都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莫斯科郊外的一座贵族庄园，对中国的影响比这首歌大多了！2016年7月4日，经过中俄双方10多年的努力，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第一次展示新容，并举行了建成仪式。习近平专门致贺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致贺辞。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了建成仪式，俄罗斯副总理也一同出席。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六大开会的地点安排在莫斯科南部郊区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一座叫“银色别墅”的贵族庄园里，距莫斯科市区40公里。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84人。大会主席团由瞿秋白等21人组成，周恩来为大会秘书长。斯大林、布哈林（共产主义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也参加了主席团，这在中国共产党党代会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大会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编定了号码。在大会上发言和领取物品、材料时，均用号码，不用正式姓名。

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长期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六大在当时极为复杂的局势下，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

（三）上山走出新道路

其实，早在八七会议后，1927年的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相继失利。当时，毛泽东面对现实、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作出了经萍乡退往湘南的决定。第二天，毛泽东就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踏上了沿湘赣边界山区向湘南农村进发的征途。9月29日，起义部队不足1000人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在此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特别是开始以连为单位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10月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茨坪。11月18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上山了！从此，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在边界各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加强人民军队建设，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意），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从此朱毛红军就诞生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突破了城市暴动或进攻城市的模式，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在这个时期，不得不提一次重要的会议，那就是1929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关键是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二、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

前面，我们讲到根据六大强调的“中心任务”，开展苏维埃运动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尝试。当有了根据地，这个中心任务就具备了基础条件。

（一）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当时，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据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把政权建设进一步提上日程。1929年10月26

日，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农村苏维埃区域，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政权。1930年，中共中央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

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得到共产国际批准。

通过两年的准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等根

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会议还通过了根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

则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

大会选举63人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设立人民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之下分设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9部1局，并确定了各部部长（人民委员）人选。会后，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县划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红色政权，是在局部范围执政的一次重要实践，是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习治国理政艺术的一次重大尝试。

（二）红色“苏区”的建设

从1928年下半年至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领导创建了一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系列主力红军部队，人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等省的边界地区。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到1933年，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以中央根据地为中心，周围的湘赣、赣东北、湘鄂赣、东江等根据地密切配合，中央、鄂豫皖、湘

鄂西三大根据地互为犄角、相互策应的战略格局。

当时的革命根据地都叫苏区，即苏维埃区域的意思，由此也可见苏联模式的影响。所以，当时中央领导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决策，也多少都带有“左”的倾向，这是后来招致失败的原因之一。因其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且是通过红军创立的，所以，习惯都称红色根据地。

在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机构，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开始学到治国安邦的本领，培养了执政能力，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主要有这些实践内容：一是进行政权组织建设。颁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的规定，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度。在中央苏区范围内，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二是开展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根据地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革命的命脉。土地革命的路线是：依靠贫

崔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据此，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给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和变化。

三是保证和促进经济建设。

1931年11月的一苏大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为苏维埃政权规定了有关工业、商业、财政、金融等项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依据。同时，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建设，以满足根据地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形成了苏区地方卫生管理机构。

在这场执政实践中，我们各级苏维埃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他们工作作风的生动写照。他们身体力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后来被称之为“苏区精神”，成为党的执政风格和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后来党的建设和执政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围剿”与反“围剿”的博弈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于是，“围剿”与反“围剿”，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博弈的主要形式。

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任命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我们战术不变，在5月16日到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多，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人”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历时3个月，歼敌3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对其他根据地也进行了“围剿”。特别是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先后进行了四次“围剿”。两个根据地军民坚决斗争，粉碎了敌人前三次“围剿”，也使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上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余人撤离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于10月退出洪湖地区。

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2月至3月，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里可能大家就要问为何是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原因就是在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会议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以及毛泽东对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错误战略方针的批评，并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蒋介石又集中100万兵力对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根据地。但是这次，由于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并实施堡垒主义新战略，苏区力量和资源也陷于枯竭，加上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中央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陷于失败。党中央被迫率中央

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三、汲取血的经验教训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经受了一系列大起大落，中国共产党也经受了一系列大起大落。这是一种磨难，也是一种考验，必须系统总结、深刻汲取这些血的教训经验。

（一）“左”倾错误的危害

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几次重大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危害。邓小平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实际上从建党以来一次次用血换来的教训！

第一次“左”倾错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召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要求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造成了许多损失。

1928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这一决议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基本结束。

第二次“左”倾错误：六大之后，革命形势有所好转。在在1929年间，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共中央发来四封指示信，这些信的精神都是反“右”的，导致了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手指示信的决议，党内“左”的急性病又出现了。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不切实际地提出“左”的“策略总路线”。随后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所有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成立了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到了一些党和红军领导人不同程度的抵制，也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于是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其错误。于9月24日到28日，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

第三次“左”倾错误：不幸的是，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以批判“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为名，宣扬“左”的错误观点。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口号，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临时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将肃反斗争扩大化，使大批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对红军反“围剿”斗争造成严重影响。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人中央根据地，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和政策。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宣称中国革命进人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其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除陕甘、海南琼崖以外的各根据地

也都相继丢失，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又一次跌人低谷。

（二）战略转移与历史转折

长征，完整和准确的定义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陆续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地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从鄂豫皖转移。1935年

3月，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红二、红六军团（后来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还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遵义会议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等会议（都在我们驻地附近，后面将组织现地参观见学）；遵义会议后，召开了鸡鸣三省、扎西等会议，这些会议研究决定了与遵义会议内容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有时也称之为总书记），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及组织等重要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不应视为一次孤立的会议，而是以遵义会议为主，包括前后多次会议在内的系列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从历经时间上看，按四路红军计算，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整整两年。按各路红军所走最远的路程计算，红一方面军长征2.5万里，红二方面军长征2万余里，红四方面军长征1万余里，红二十五军长征近万里。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约为6.5万余里。

从艰难程度上看，长征途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共进行了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120多次。四路红军出发长征时，总人数为20.6 万人，沿途补充了 1.7万人，到结束时共保留下来5.7万人。这就是说，在长征途中，红军一共损失了

16万人。其中牺牲营以上干部达432人。

从历史意义上看，长征宣传了党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曾形象的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尤其是，所形成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三）党在磨难和考验中成长

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大革命失败、左倾主义影响、反围剿斗争失败等严峻危险中，在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做好抗战准备的时间中，党不断探索和学习，纠正自己的错误，总结血的经验教训，一步步成长起来。

一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扩大力量。

1927年4月党的五大时，有党员5.7万名。大革命失败后，据1927

年11月的统计，只剩下1万多名。但是党没有屈服，在革命陷于低潮时继续坚持斗争。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在城市，组织群众开展特殊形式的斗争。到1928年6月六大召开时，全党党员恢复到4万多名。六大的举行，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0年3月，党员增加到10万多名。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与此同时，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结合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加强思想理论建设。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首次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条件”，还具体规定了党内教育的方法。

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党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也就面临着执政的考验。1932年初至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

廉政建设的初步尝试。

毛泽东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比如在1935年12月，毛泽东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说明了党的政策上的诸问题；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党的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高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科学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样，就看是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共产党人。

三是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党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长征胜利后，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同时克服了关门主义，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的政策。

1936年3月底，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若干党的组织，并派出一些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从而使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遭受重大损失的白区工作有了恢复和新的发展。直到年底，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扭转了时局，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到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党员总数已发展到4万余名。

土地革命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这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种种错误。正因如此，党才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