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4儒学+欲望

论儒家对欲望的态度

郝亚强

摘要：欲望，就是主要指想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个人认为，欲望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停留在物质阶段，即我们肉体对于吃喝玩乐的渴望；另一个便是精神阶段的，这种欲望的表达形式就是自由的思想。按照中国传统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人是要讲究制欲的。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在长辈面前不要随便说话，不要顶嘴，长辈、领导的观点就算是错的也不要当面点出，要等到事后委婉地提出来，或者心里知道错就行了不要提出来，这其实就是儒家‘德’‘礼’思想对我们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便是很多人所奉行的‘忍’的哲学。那我们所压抑克制的又是什么呢？思想！我们自己的观点想法！所以本文将针对儒家思想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欲望的不同看法进行系统的剖析，以便我们从理论角度分析我们的日常行为思想，更好地认清自己，理解自己，从而为更深一步的提高奠定基础。关键词：儒学，欲望，节欲

‘人虽然也是动物，但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差别，即人有道德心，而动物没有’，这是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古代的中国人把人的动物本能看做是恶的，需要去掉，也就是禁欲。禁欲越彻底，人就离动物性越远，道德境界就越高。因此道德就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或者说，人就是为道德而活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是最好的说明。据此，中国人把人性分为善和恶两个方面，诸子百家就人活着是为了惩恶还是扬善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如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人活着就是为了不断去掉私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靠强大的法制；儒家提出人性本善，因此人活着就是要不断修身，反之邪恶进入我们的灵魂，把成圣贤当做人生最高目标。

近些年来，中国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作出的成就一直不甚卓越，正如已故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问“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一直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有人说是体制问题，这个咱们无从置喙；也有些人把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归结于我们的传统思想，由于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经过几千年来对我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讲究的是克制，讲究的是理性，批判异想天开，那么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思想造成压抑。没有开放的思想，就没有开放的思路，所以就很难创新。不管怎样，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更好地认识自己，明得失，知不足，而后改进。

儒家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时期，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自由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讲究的是“节欲”，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荀子，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虽颇为艰难但也很是昌盛，有很多作品流产后世；第二个阶段是西汉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以董仲舒为首，这一阶段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儒学的发展极其迅速，被立为国学，但是已经没有大的创新和发展，主要工作是对原有儒经进行注解和引申；第三个阶段是在宋朝，当时的儒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进一步对儒家思想进行引申，从而发展成了一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

一：先秦儒学的节欲观 [1]

先秦儒家，孔孟荀三位思想家的“节欲”观，则将大有裨益于人们对自我节制欲求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节欲”之说发端于孔子，经过孟子，至荀子而大成。节欲亦曰 寡欲，亦曰导欲。

孔子对于欲的态度，虽不曾明说，但他尝自述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 为政》)说从心所欲，而又说不逾距，可知其是有节度的。七十而始从心所欲不逾矩，七十以前，必常注意节制自己的欲望。到七十岁，修养纯熟，不必节制而自然不逾矩了。这也是历代儒学家追求的精神境界。《论语》又云：“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 宪问》)仅仅去欲，是不足为仁的。而且孔子讲仁，尝以欲字来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 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己之所欲推之于人，便是仁。仁不在无欲，而在推欲”（《论语 颜渊》）。总而言之，孔子是主张节欲的。

孟子则言寡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 尽心》）意思是说，修养身心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减少物质欲望。他的为人如果欲望不多，那么善性即使有所丧失，也不会很多；他的为人，如果欲望过多，那么善性即使有所保存，也只是很少一点点。可见，寡欲是养心之道，乃德行之基础。孟子又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 尽心》）所不为即所不当为，所不欲即所不当欲。无欲其所不当欲，亦即寡欲。孟子不是根本排斥欲，不过认为多欲是不应该的。他又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也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 告子》）可见，在孟子看来，人们的欲求是受到道德规范制约的，而且应当按一定的标准去取舍。孟子还尝以欲字来讲善：“可欲谓之，善。”（《孟子 尽心》）善，就是可欲。而他，又是性本善论者。由此推导，人性本善，善是可欲。那么，人是可欲。也由此可见，孟子的根本态度是承认欲的，只不过是寡欲，认为过多的欲望是不应该的。

而荀子提出了一套较为详密的“节欲”理论。在《荀子 礼论》中他分析礼的起源 时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故，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物，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意思是说，人生下来就有各种欲求，欲求得不到满足，就不能没有追求。人们的追求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度和规定，那就不能不发生争斗。争斗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混乱会使社会陷入困境。古代的圣王为了防止社会陷入混乱，因而制定各种等级制度、道德规范、礼节仪式等，以规定人们的社会地位，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求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而自然物资也不至于为人们的欲求而用尽。总之，使自然物资和人的欲求相互制约，保持协调地增长，这就是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礼节仪式等产生的原因，这也便是节欲思想产生的原因。这就是说，人的欲求应当得到满足，但也不能任其自流，否则则会相互冲突，必至伤生以及会出现破坏环境等一系列的不良的后果，所以要由社会来加以限制和调节。

总而言之，孔子主张“节欲”，孟子主张“寡欲”，荀子主张“导欲”“养欲”和“节欲”。三者在欲的问题上一个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欲不应当无限度放纵，而要受到一定社会规范的制约。那么，先秦儒家的“节欲”观的现代意义，对当今社会具有哪些参考价值，大致，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对于合理的欲望，应予以尽量满足，以求安定，避免因物欲横流而导致的冲突。

2、人民和政府可以发挥社会各种制度，道德规范的作用，以节制人们过度的欲求。

3、可以利用欲为天性的特点，加以引导，以达到合理的目的。

4、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不去做那些不当做的，不去追求那些不当追求的。

5、试图在人们心中形成一个正确处理欲望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自己的欲望作出一个合理的选择。

二：汉代儒学

早在先秦人们就认为人性的根源在于天道，天道性命一贯，董仲舒的人性论就建立在天人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人有善质而未能善，从而将教化的权力转移到统治者手中。董仲舒批判地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人性学说，并着重假借天道的权威，阐述人性的本质与意义问题。董仲舒的人性论建基于天人感应学说，主张由天道论人事，人事的一切根源在于天，他崇尚元、始，具有本体论的意味； 崇尚天，君王也应当听从天意的安排； 主张尊阳卑阴，尊性卑情，在治国方略上更是弘扬重德而轻刑。对于论人性，以性未为全善，性情相与为一瞑，待教而后成，斥孟子性善说，又提升心的认知作用，自以为本于孔子论性之主张，主中民之性，排除圣人、斗筲者于性名之外，重王者化民之教，加强王者于万民之责任；实仅发挥孔子才质以论性一面，故不解人性之既内在又超越的自觉的意义，与告子、荀子近似，在荀子、告子论性的基础上提出气质、才质之性的说法。这种思想是不平等、不完善的，所以会有很多与人的本性、欲望相违背的地方，因此也对人的欲望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压抑也是符合荀子的“节欲”观点的，只不过程度上更加深入。

在他看来，性是天资之朴，善是王教而成，离开天生资朴之性作基础，圣王的教化作用就不可能实现；离开了王教的作用，天生资朴就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善。人性中含有善质，这是成善的内因和根据，后天的教化是外因，只有内外因结合人性才能成善。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所谓的“教化”，不是意指“矫正”恶，而是意在“限制”恶。原因在于，恶是人先天本就具有的，是不可以去除的，只能限制。在他看来，限制了恶，也就等于趋向了善。[2]

教化该由谁来实施呢？董仲舒给出的答案是君主，君王的使命就是教化。“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也。今案其真质而谓民性以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矣?”(《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董仲舒看来，老天生民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就设立君王以使民善之。因为民性不善，才有立王的必要。民得之于天的未善的性，要接受君王的教化才能变善，君王的天职就是通过教化使民性成善。如果民生来的性就是善的，那么立王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天子对民性施之王教，完全是遵照天意来办事的，是执行天的意旨。而天之所以会有此意旨，又是因为天生民性仅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且还有恶质，有为恶之可能，所以立王以教而向善。②“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天立君王，就是实施教化的，就是以教化民的[3]。但是要注意，这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董仲舒的儒学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当时的政治力量的，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儒学的发展方向，难免在发展过程中会对政治做一些妥协更甚至可能会完全按照政治的需要来发展。

所以这一阶段将古之道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定为四书，《诗》《书》《礼》《易》《春秋》定为“五经”，并确立为儒家独奉的经典，并设立“五经博士”这一学位，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同时，对于年幼的孩子也会接受一些儒学的启蒙性教育，如《千字文》《三字经》《孝经》等，让百姓从小就接受儒学熏陶。并且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三纲强调绝对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而五常则是调整这种关系的基本准则。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教，即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被董仲舒无限拔高，加以绝对化，成为人们行为的普遍准则，即以伦理纲常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任何违背这种规则的都是错的，但是明显这种思想是不平等、不完善的，所以会有很多与人的本性、欲望相违背的地方，因此也对人的欲望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压抑也是符合荀子的“节欲”观点的，只不过程度上更加深入。[3]

3：宋明理学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中国南宋哲学家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中的“天理”并非像后世误解的那样是纯粹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准则。“存天理，灭人欲”，尤其是“天理”的概念在其哲学、政治、经济、自然、天文、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和贯彻。朱熹说：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可见，朱熹“天理”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我们通常所讨论的“存天理、灭人欲”主要是倾向于伦理道德的范围，而朱熹指的“人欲”并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人们的正常的物质欲望，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明白的道理，但由于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对程朱理学歪曲利用和片面地发挥，导致了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礼教禁欲主义的流行和泛滥，严重而残酷地损害了民众的生存意志和创造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创伤。由此而导致了人们对程朱理学的厌烦和痛恨。但这并不意味着程朱理学真的就像人们误解的那样面目可憎。

朱子首先确信人的本性是“具众理而应万事”的。也就是说，人之追求理想的成功是有坚实的基础，是有人性之科学的依据的。但是，朱熹并没有完全沉浸在乐观之中，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有缺陷的，人性的圆满并不是现实的人所能轻易达到的。“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他天才地预测到了人类的遗传缺陷以及后天的恶浊环境和不良教育对人的危害，所以人必须修养自身，去掉昏蔽，日新、日日新，不但自己如此，还要大家一起如此;不但日日向善，而且坚定不移，始终不渝。这个过程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朱熹一再强调他的所谓人欲，并不是指人们正常的生活和物质欲望，而是指损害社会民众利益的自私的邪恶的欲望。[4]

这一点个人认为和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有一定的相通性，都是人的思想在发展到一定层次之后，欲望在理性的指导下的最优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欲望和理性完全融为一体，欲望成了理性活动的精神原动力，以趣味爱好和活力激情的方式显现，指向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最后转化成一种人的高级情感，以其沉稳、强烈和持久的品格来推进一种动机需要、价值目标和身心实践，推动人在科学、美学等方面做出突出成就。

三：总结

不管怎样，历史已经过去，古人的思想都已成为既定的历史，不可能改变，我们能做的只有思考，怎样利用古人的思想来完成我们的事业。一方面它能帮我们认清自己。兵书有云：知己知彼而百战不殆。了解历史、现状和未来，了解各个领域及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提高自身的素质，提高自我修养，为以后的生产生活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它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人类欲望的无限度膨胀的时代。不禁，不纵，让身心从那无尽欲求的栓桔中解脱出来，使生活的格调和情趣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何乐而不为呢？

参考文献：

[1]《先秦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今日论坛 臧衍杰（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2] 《人性与天道的契合——董仲舒人性论初探》法制园地 王永飞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3]《哲学大师点人生》中国言实出版社 黄永军 远光 p017 [4]《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9卷第5期

李士金 复旦大学哲学系

第二篇：《儒学》专题

理论·政策产业

挖掘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系列讲座之二十六:儒学专题讲座心得体会

陕西日报/2015 年/3 月/10 日/第 012 版

编者按 儒学也称为儒家思想或儒教，由孔子创立，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本期周末讲座邀请到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学智，为我们讲述《儒学》的古今大意，本报特撷取精华加以摘编，敬请关注。

专家讲义摘编

儒家文化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是因为它既有深在的文化渊源，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为历史和民族所认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博大气象和风貌。

儒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孔、孟、荀所代表的儒学，可称为原始儒学；汉唐时期经学化的儒学，称汉唐儒学；宋明时期旨在讲性理之学的义理化的儒学，称为宋明理学；现当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背景下的新儒学，可称为现代新儒学。

儒学虽然是由孔子创立的，但其文化渊源至少可上

溯到周代。周人给传统的天命神学注入道德的和民本的因素，强调“敬德”、“保民”、“尊祖”以及对社会人事的重视，是儒家德治思想、民本思想以及“听天命而尽人事”的天人思想的重要渊源。周公又“制礼作乐”，使社会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进一步有序化，成为孔子儒家政治和伦理思想的重要渊源。

孔子非常推崇周礼，他早年的诸多活动，都是在春秋末出现“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尽力去恢复周礼，这叫“克己复礼”。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是从办私学、传道授业开始的。虽然他也曾在鲁国为官，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以宣扬其治国的理念，但是在他的生前，其学术思想始终未能在政治。上予以成功地实施。可以说先秦时的儒家学说，仅是百家争鸣中一个在积极探讨并尽力陈述其一家之言的学术门派而已。不过，孔子创立的儒家又不同于其他学派，由于他培养了大批弟子，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遂使儒学有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所以儒学才能在后来得以发扬光大。自孔子后，儒学经由曾子、子思以及孟子等人的继承和发展，逐渐在百家之学中凸显出来。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礼”和“仁”。其重礼的思想，此后发展出儒家经国济世的外王之道，而其“仁”学思想则在此后发展出以内省修养为特征的内圣之学。后者在后来被认为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正宗和主流。

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其核心精神可以概括为:重视秩序，仁爱为本；推崇道德价值，义以为上，利他主义；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及中庸和谐等。

孔子极重视“礼”的思想，他虽然是要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进行恢复周礼的努力，但其超越的价值则在于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向往。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非礼”勿视、听、言、动，都是强调人们对社会政治准则、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守。孔子在为实现其理想而到处碰壁之后，把重心转向了仁学的构建，他认为把“礼”落脚到“仁”的内在修养上来，是建立理想秩序的一条可行的路子，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在其人生的后期，更关注仁的学说、道德修养体系的建构、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理想人格的培养。

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说“仁者爱人”。仁爱首先表现为亲情之爱，这种爱集中体现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关系中的亲情之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亲亲”原则，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孝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即能做到孝悌是达到仁的根本。“孝”是处理自己与父母、长辈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悌”(弟)则是处理自己与同辈之问关系的基本原则。孔子也主张把这种爱进一步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强调还要关

爱他人，这集中体现在他所说的“忠恕”之道中。“忠恕”是处理自己与更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原则，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里仁》)孔子以为，按照“恕”道，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进而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一个“仁者”了。仁爱在社会生活中，也体现在要遵循道义原则，所以孔子讨论了“义”与“利”的关系，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强调“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孔子逝世之后，孔门弟子在思想上出现了分化。有若比较推崇孔子关于礼的学说，子夏、子张等人都尊有若为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孟子·滕文公上》)。曾子则认为仁德的培养，重在内省修养，重在精神境界的提升，所以不赞成推尊有若为圣人。子夏与曾子在思想上的分野，成为后世儒家“外王”与“内圣”两系分化的契机。到了战国时期，因其“取舍相反、不同”，儒家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据《韩非子·显学》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分化后的儒家八派中，有一支叫“孟氏之儒”，一支叫“孙子之儒”，这就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以孟子和荀子分别为代表的儒家流派。

孟子当时所面对的社会思想态势，是儒家几乎失去

了话语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非常崇尚孔子，他自觉地担当起“距杨墨”和承继孔子道统的重任。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于:其一，探寻了孔子所说的仁的本原根据，并把这种探寻与关于人性的探讨相联系，提出了“性本善”说。“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中心观念，许多问题多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其二，承传孔子、子思关于内省修养的思想，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说以及一系列有关道德修养的理论；其三，提出“仁政”说，把孔子的“仁”学推广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一套政治原则和主张。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所谓“制民之产”等等，这些都有鲜明的民本思想，可见孟子代表的是当时改革派中较为温和的一派。而稍晚于孟子的荀子，其思想则带有综合百家的特征。他站在儒家立场上，吸收了法家、道家以及阴阳家的思想，建立了一个颇有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其特点在于:其一，他改造了传统的天命论，抛弃了其中的宿命论成分，吸收了道家的自然观念，使“天命”成为一个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范畴，并建立了颇具无神论色彩的天道观。在天人关系上，既重视客观规律，也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提出“制天命而用

之”的思想。其二，隆礼重法，以法度来充实礼治。荀子认为“礼”“法”是相通的，都有“正国家”、安社稷的重要作用，从而把礼与法结合起来。其三，吸收了告子和道家的自然人性论，主张“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他认为人生来都有欲望，欲望的过度膨胀就会导致“恶”，由此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而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并提出“化性起伪”的主张。他关于人性恶的学说，其目的在于为社会礼法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人性论的根据。正因为此，他批评孟子性善说的危害在于“息礼义”(《荀子·性恶》)。

到汉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经过很长时期的努力，儒家思想逐渐被提升为治国的纲领和正统的学说，将学术与政治、为学与治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被一步步政治化。汉代大儒以董仲舒为代表，其贡献在于:其一，强调“大一统”，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即赞扬国家和政治的统一。其二，强调思想的统一。他针对当时“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情况，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卷五六)，此即后人概括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该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经过汉朝诸帝的承继和长期努力，儒学逐渐被定为一尊。其三，提出了以“天意”为中心，以天人感应为特征，以儒家的政治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天人关系学说。董仲舒是以阐发“春秋公羊学”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故史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卷二七)。“独尊儒术”和儒学的经学化，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此之后儒学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推尊和改造，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面貌。汉儒讲“三纲五常”，特别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在一定的意义上为中华民族确立了精神生活的核心价值，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汉代被定为一尊的儒学，其特点在于:一是儒学逐渐经学化。先秦时期儒家的学者们往往都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某种见解，但到了汉代儒术独尊之后，儒学与政治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儒家学者关注的是先前的“六经”，在治学方式上也逐渐转向以治经、解经为主，这就是所谓儒学的经学化。儒学经学化后一大变化，就是儒家学者不再能自由发表见解，“经”成了不能自主解释、不能自主改动和违背的教条，于是社会思想逐渐被禁锢。二是儒学政治化。儒学改变了原来比较纯粹的学术性质，而逐渐被意识形态化。此时经师们的解释往往成为为政治和皇权辩护的工具，尤以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说为代表。第三个特点是，儒学逐渐综合化，即与道家、法

家特别是阴阳家等思想相结合，在内容上较前更为丰富和更能适应政治的需要。原先“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被改造为不仅大讲性与天道，且以阴阳家思想为其基本框架了。第四个特点，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下，不仅儒学逐渐被神圣化，孔子也由一个原来的布衣儒生逐渐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和崇拜的偶像。

儒家的经学化一直影响到隋唐，这一时期的儒学已经从“学”、“道”变成一种“术”，所以汉唐以来的儒家都重“三礼”，关注典章制度，使原先重于心性修养和道德境界的儒学逐渐工具化了。不过，这种情况在中唐后有所变化，韩愈在佛教盛兴的情况下一面反佛，一面推崇儒学，他主张儒学要有新的气象，不能走汉代以来经学化的路子。他写了一篇《原道》，提出“道统说”，认为在历史上有一个从尧舜一直到孔子、孟子的“先王之教”、仁义之道的传授统绪。其“道统说”的价值在于:一是由儒家经学向先秦的诸子儒学转向，认同孔、孟的学说，从而使儒家的心性论得到重视和高扬；二是主张以孔、孟为儒家的正统。“道统说”是韩愈的一个大贡献，在佛教、道教盛兴的情况下，被长期压抑的孔孟儒学由此才受到重视，尤其是孟子的地位得以彰显。故钱穆评价韩愈说:“经学非其所长，史学非其所愿。乃所愿者则在孟子。„„于是而下开宋儒。”《大学》《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文章，韩愈将《大学》中的

“诚意正心”与“修齐治平”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加以提倡，这一点对宋儒发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其心性论得到了重视。汉唐时期儒学常被称为“周孔之教”，此后则逐渐转称为“孔孟之道”。

宋代儒学以理学为代表。理学的奠基者和创立者是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其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周、程、张、朱创立的学派，分别被称为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周敦颐的思想特点是援道入儒，他著有《太极图说》，提出了一个儒道合一的宇宙论模式，他把宇宙论与儒家的心性论、道德论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将“宇宙一论理”相贯通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故被后世学者尊为“宋代儒宗”。我们陕西的学者张载，长期在眉县横渠镇讲学，他创立了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关学学派。张载一面旗帜鲜明地从宇宙论和本体论上反佛，批判佛老的虚无本体论；一面反思汉唐儒学的弊端，指出该时期的儒学之“大蔽”在于忽视了本体论的建构和孔孟一直倡导的道德性命之学。张载主张以“太虚”之“气”为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宇宙本体论和道德心性论的范畴体系，建立起把天道与人道、知识和价值、天道本体与心性本体相贯通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这对宋代理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身处河南的程颐、程颢两兄北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讲学洛阳，其创立的学派称为洛

学。二程主张以“理”为本体，认为在自然、社会和人生背后有一个“所以然”之“理”，这个“理”是绝对的、永恒的。他提出的“性即理”、“格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等命题，后来成为理学的基本命题。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朱熹等儒学大家经过选择性地吸收不同学派的思想，建立了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朱熹为儒家经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注，使这四部书后来成为官方钦定的“四书”。《四书集注》后来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和标准答案。

在程朱理学之外，宋明时期还发展出了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以“心”为本体。王阳明接受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观点，在系统发挥陆九渊的“心即理”说的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建立了集大成的心学体系，其影响相当深远。这样，广义的理学就不仅包括周、程、张、朱的理学思想，也包括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在内。其特征在于:其一，从思想渊源上说，他们都站在儒家立场上吸收了佛教、道家和道教的某些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通的产物；其二，从学风上说，理学从汉唐以来重名物训诂和注疏之学，转向重视对经典义理的阐发，成为一种具有思辨性、哲理性的义理之学；其三，理学的内容从汉唐重“礼”的实用之学，转向重视心性的性理

之学。狭义的理一般就指二程朱熹的理学。理学与宋明及其后封建社会的现实社会相适应，所以它在历史上起了维系后期封建社会的重要作用。

在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深化，特别是在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现代新儒家思想流派。第一期现代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学人为代表；第二期以牟宗

三、徐复观、唐君毅、钱穆、方东美等学人为代表；第三期以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蔡仁厚等学人为代表。现代新儒家不同于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一，坚持儒学为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同时又积极倡导通过援西学入儒学，致力于儒学的现代重建，力求使儒学再次居于主导的地位。为了重塑民族精神之魂，他们都主张以儒学的价值系统与人生理想来解救人们意义和价值的失落，以认肯儒学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主流地位为前提，积极吸纳西方文化之长，通过援西学入儒来实现儒学的现代重建。其二，他们都着力于挖掘和阐扬儒家人文精神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在他们看来，许多现代社会之病症都是因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产生的，而传统儒学正好可以医治这一病症。其三，都力图通过对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来深挖儒学传统中有利于当代社会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努力在儒家传统中寻找和挖掘科学与民主的内在根据，以使之与现

代社会接榫。总之，通过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谋求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新儒家的基本共识。以上就是儒学发展的大致历程和基本特征。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令世人瞩目的。但是，我们的国民素质却没有因经济实力的加强而得以相应的提升，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地位。总书记在去年 9 月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在目前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的严峻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其实人们已有了共识，就是向中华传统文化找答案。我们古人曾就解决人们的精神生活问题，解决人生价值问题想过许多办法，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做过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尝试，并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就为我们的精神修养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学说和方法。所以，努力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当代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写入十八大的报告中。总书记近两年来多次谈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还亲赴曲阜考察，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去年 月习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强调“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这为我们解决现实的精神生活领域的某些偏差指明了方向。相信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得到当代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认真得以践行，诚如此，我们的民族素质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也会一天天得以提高，这样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将会真正地落到实处。

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主流思想地位，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标准，成为中华民族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陕西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见证了周公制礼作乐成就“礼仪之邦”的过程，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和传承发展之地。学习研究儒学思想文

化，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陕西文化产业的内涵和质量，加快建设“三个陕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周文化与儒学源头

《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洲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这一记述，阐明了儒家学派的渊源和基本特征。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但儒学的基本思想源于周文化。

(一)周公“制礼作乐”——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公元前 1046 年，活动在渭河流域的周族部落在武王姬发的率领下，推翻殷商王朝的残暴统治，平定东方诸国，建立西周王朝。为巩固统治，西周政治家周公姬旦依据早期周族的原有制度，参以夏商之礼并加以损益，制订出一套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性为特征的社会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即礼乐制度。周公所制之礼乐，包括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准则、典章制度、礼仪规范以及人们的行为准则，如分封制、宗法制及井田制等，国家活动的礼仪制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宴请往来礼仪等。礼乐制度成为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渊源，被儒家视为理想社会的蓝本。孔子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提倡“克己复礼”，认为只有恢复礼乐制度，实行仁爱，才

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孔子又将礼与仁结合，并通过诗、书、礼、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使儒家礼学具备中正刚健特征的同时，成为一种人人皆须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秩序，而知书达礼的君子也成为世人心向往之的典范。因此，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二)周人对天命神学的改造——儒学“听天命、重人事”的思想基础。

周本为殷商属国，在灭殷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在观念上取得社会的认同。于是周人一方面继承了殷代的天命神学思想，继续尊重和强化“帝”、“上帝”的权威:“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另一方面，周人改造了夏、商二代“君权神授”思想，认为周代殷而立是天命转移的结果。“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而天命的转移必须遵从民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只有有德之人、得民心之人才能承受天命。《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革命表现出周人从根本上重视自然规律、社会人事和道德追求，表明周人已基本奠定了人本和道德的价值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周人系统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等道德理论。这一思想被孔子所继承和发挥，形成了儒家“听天命而尽人事”的思想，并被后世

儒家发展为“天人合一”的重要理念。

(三)周人的“德治”理念——孔子“民本”、“德政”思想的重要源泉。

西周王朝通过总结商纣暴政亡国的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重要性，形成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并树立起“明德慎罚”、“为政以德”的德治理念。周公“制礼作乐”以及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所发布的诰命，明显地体现出德治的思想观念，所谓“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要求统治者“先知稼穑之艰难”、“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尚书·无逸》)，做有德有道之君，体现出鲜明的民本理念。这一思想被孔子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王道原则；被孟子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原则；被《礼记·大学》发展成为对儒家具有纲领意义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信念。

二、儒学的核心思想和传承发展(一)儒家核心思想和历代变迁

儒学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思想内核为“仁、义、礼、智、信”，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秉持的崇德重礼、以民为本、趋时尚中、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崇尚和平等主流思想。在两干多年历史长河中，儒学经历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

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1、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受到周文化的深刻熏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克己复礼”为终生奋斗目标，提出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内圣外王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推延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士”的阶层受到各国执政者的重视，学术思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发展局面，儒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孔子之后，儒家内部分化形成八个学派，演化出“外王”与“内圣”两大传统。《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式之儒。”战国中期的孟子，对孔子的思想作出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新诠释，在遵循孔子思想的前提下发展提升了儒家学说，主张性善论，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把“仁”从个人道德层面拓展到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战国后期的荀子综合百家之学，引礼入法，提出“隆礼而重法”，主张性恶论，“礼法并用”，把内在的道德追求发展为外在的礼法规范约束和敬畏。

2、两汉经学。西汉初期以黄老之学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将儒学确立为治国指导思想。公羊学派经学大师

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新儒学。西汉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开设五经博士，学习儒学成为国家教育文化生活中的大事，涌现出一批注解、阐发儒学思想的经学大师。东汉时期，研究儒家经典蔚然成风，由于对儒家经典存在各种不同理解，汉章帝时朝廷制定了对经书的统一解释，由史学家班固等人整理成《白虎通义》，奠定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3、魏晋玄学。魏晋之际门阀士族盛行，出现了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易经的玄学，一直影响到南北朝后期。魏晋玄学将《周易》、《老子》、《庄子》合称为“三玄”，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其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4、隋唐三教合流。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为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儒家学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唐朝建立初期，唐太宗因儒学经书章句注疏不同，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颁行全国，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得以恢复。唐朝中期佛道盛行，儒学大师韩愈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积极推动古文运动。安史之乱后，文人学士们在坚守儒学的同时，广泛吸收佛

教和道教思想，出现了“以儒学为主，三教合流”的趋势。

5、宋明理学。宋代形成的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周敦颐被视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张载开创的“关学”，程颢、程颐开创的“洛学”是宋儒理学的重要流派，南宋的朱熹以近40 年时间撰《四书章句集注》，将三教统一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里，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宋儒理学以“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以“气”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到明代中叶，王阳明大力弘扬“心学”，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使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明末清初兴起了具有早期启蒙性质的社会批判思潮即实学思潮，涌现出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在中两文化的冲突中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的思想流派。经过激变与冲突，科学与民主思潮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出现了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出路的学术思想流派，一些学者称之为“现代新儒家”。

(二)儒学主要经典及其形成过程

儒学《十三经》是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西汉立《诗》、《书》、《易》、《礼》、《春秋》于学官，为五经；东汉在此基础上加《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公羊传》、《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至开成年间刻石于国子学；宋时加《孟子》，因有十三经之称。《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自西汉以后，历朝历代对儒学经典进行过无数次修订，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南宋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一起作为儒家的经典著述，即“四书五经”。元代延佑年间，科举考试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三)儒学的历史地位及国际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中华文明史上长期占据着主流思想地位，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处世理念，而且渗透到建筑、文化、艺术等领域，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修齐治平的基本

遵循。儒家文化倡导的理想、道德、礼俗等，既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更是社会矛盾的润滑剂与调节器，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学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对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儒学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17 世纪以后，儒学传播到西方社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都受过儒学影响。20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儒学具有的入世、平实以及中庸的精神，是值得西方文化借鉴的重要品质。儒学的现代价值越来越被世界诸多国家所重新发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日渐扩大。

三、陕西儒学文化资源及相关历史遗存

(一)制礼作乐，奠基五经。陕西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传统道德礼仪文化积淀深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与陕西密切相关，不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统，而且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遗存。周文化的奠基人周公被奉为儒家思想的鼻祖，相传其墓葬位于我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贺家村，墓前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墓碑“元圣周公之墓”。隋唐时期在陕西岐山县营建的周公庙，后世相继翻修，至今香火缭绕，成为海内外中华子孙的重要精神家园。位

于汉长安城未央宫殿北的石渠阁，是汉丞相萧何为收藏图籍档案而建的藏书之处。汉武帝以后石渠阁由单一的档案典籍收藏机构发展为兼有学术讨论性质的场所。汉宣帝甘露三年(前 51 年)诏萧望之、刘向、戴圣等儒生，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辑成《石渠议奏》，又名《石渠论》。位于我省汉长安城未央宫北的天禄阁，西汉时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西汉著名学者杨雄、刘向、刘歆等都曾在天禄阁校对对书籍汉成帝时，曾命学者在未央宫天禄阁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校勘工作，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初期，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汉武帝时因为多年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国家实力逐步强大，开始改变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公元前 134年，汉武帝征召天下著名儒生入长安策问，其中著名儒生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应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得到汉武帝的赞同，在全国的思想及仕进上只采用儒家思想的观点。此后，汉武帝大量任用儒生为官，逐渐使通晓儒家经典成为为官为吏的必要条件之一，儒家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陕西现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件有关的遗址有:石渠阁遗址、天禄阁遗址、董仲舒墓等。

(三)活用经典，六爻建城。儒学经典《周易》对我国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长安城的设计者宇文恺将龙首原六坡与《周易》的乾卦结合起来，将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乾之六爻，充分利用地形制定规划，成就了一座规模宏大、设计周详、制度谨严、布局井然的大都市。由于遵循自然，布局合理，营造严格，城内百业兴旺，人口最多时超过 100 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四)开成石经，文化宝库。陕西关中一带，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亲历了儒家经学的繁荣和发展。著名的唐开成十二经刻石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 年)，开成二年(837年)完成，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今西安碑林，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中国经书石刻，也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西安碑林博物馆还存有著名的《石台孝经》，由唐玄宗李隆基作序、注解并书，太子李亨篆额，镌于唐玄宗天宝四年(745 年)。

(五)关学渊源，考古鼻祖。北宋时期，陕西形成了在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关学”思想。“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在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开创“关学”，他总结汉唐以来的阴阳二气学说，建立义理派易学体系，把学术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联系起来，对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名言，是当时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的心声。同一时期，蓝田吕氏兄弟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相继拜张载为师，在关中开宗讲学，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蓝田四吕”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金石学被公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而金石学的创始人就是陕西蓝田的吕大临，他也因此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

四、继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发展陕西文化产业

(一)深入学习研究儒学核心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们要善于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有益于弘扬正

气，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并结合时代条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其思想内涵，比较分析其在历代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与影响，总结其对中华民族特性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影响及其现实意义。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成新时期推进改革发展的共识和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改革攻坚期，形势纷繁复杂，人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传统文化中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广泛兴起克服浮躁情绪，崇尚修身养性的良好风尚，注重从日常生活点滴中修身养性，提倡人们从心灵深处围绕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悌慎廉、勤正刚直勇等方面进行自我提高，通过自觉遵循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更好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三)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提升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内涵。

我省与儒学的形成和发展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为我们依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重要载体。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得力措施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深入研究、梳理和挖掘其文化内涵，依托历史遗存规划旅游线路、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要把壮大市场主体作为重中之重，培育一批骨干文化企业；要把产业融合作为基本路径，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把项目带动作为重要抓手，打造一批精品文化工程；要把体制创新作为根本保障，为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快把文化产业打造成我省的支柱产业。

(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待儒家文化。

儒家传统文化形成的基础是以尊卑贵贱等级制度和封建宗法观念为依据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主义消极因素。如男尊女卑的家庭伦理观、“三从四德”的妇道观、封建愚忠的等级秩序观念等腐朽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局限性，儒家思想中论天命、神权、吉凶的思想严重地桎梏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学习传统文化，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因势利导，使传统优秀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彰显魅力、发挥作用。

省政府副秘书长 张光进

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在漫长封建社会时期，绝大部分时候儒学都处于主流地位。研究和借鉴儒学思想，对于建设现代社会，实现中国梦也具有重要作用。

一、对儒学的基本评价

早在 1938 年毛泽东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认真的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 26 日和 28 日在山东及曲阜孔子故乡讲儒学与中华文化，强调儒学“它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判断是非美丑，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及“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传统美德系统完备、博大精深”，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讲话中说:“儒家推崇君子人格，讲‘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义以为质’、‘故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等等。”对于我们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类似的孔子论君子的言论还有“君子以仁存心”，“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和而不流”，“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尊贤而容众”，“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坦荡荡”，“君子必诚其意”；“君子以自强不息”，“仁以为己任”等等。2014年 9 月 24 日在北京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在国际性纪念孔子的时刻，表达了对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敬意，系统阐发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要义及其在民族复兴、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学习儒学就是要结合毛泽东、习近平、孙中山等人的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吸收，灵活使用，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儒学的核心思想

孔子上承尧舜“克明俊德”、“协和万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及夏商周尤其是周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明德慎罚”等思想，创立仁礼之学并经过孟子、荀子和汉儒的不断演化，形成“五常”，即“仕、义、礼、智、信”，“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政”道德体系。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提倡五常的同时又提出“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隋唐时期，建立科举制度并编纂《五经正义》，儒、释、道相互融合，形成以儒为主、释、道为辅的三教鼎立与互补的新格局，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民国时孙中山提出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三、儒学在世界的影响

儒学对世界的影响，原来局限于中华文化圈的越南、朝鲜、新加坡、日本等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世界上的孔子热经久不衰”，陆续在全世界设立了 282 所孔子学院和272 个孔子课堂，遍布 88 个国家和地区，影响空前广泛。秘鲁前总统加西亚在《儒学与全球化》一书中分析了儒学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它与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契合性。拉丁美洲三十年前国民经济总产值高于中国，三十年后，其经济停滞不前，远远落在中国后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奇迹背后和深层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凝结的仁爱、和谐、务实、整体、重史、责任、勤奋的民族性格，因改革开放而得到发扬的结果。2014 年中国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而拉丁美洲长期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其所以如此，儒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发改委主任 方玮峰

儒学是中华文化之精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儒学文化以历史悠久、内质独特、影响广远著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并被世界广泛认同。儒学文化对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治国理政能力和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益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抽象提炼和时代升华，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本质超越。《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特征、精神走向、思维模式及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哲学体系中蕴含的“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以及“天人合一”的认知模式对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掘

和利用儒家文化资源，推进我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步伐。

二、有益于增强治国理政能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汲取了道、法、佛等文化的内容，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现代人可以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现实难题的办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养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以仁王天下、以德治国、君主民本、人治观念、改革变通思想等成为多个历史朝代治国理政的主流思想。其所具有的重民、以民为贵，亲亲与尊尊同体并用，着眼伦理本位，强调对封建统治者权力加以约束等的特点受到诸多君主和政治家的追捧。

在今天，儒家文化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虽然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一些不相符，但是其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对提高我们治国理政能力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从儒家等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因素，既要以修身为本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又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为本，将各项政策落实到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实处，还要对儒学的价值观进行时代改造，将儒家理论与推进民主、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使

之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成为我们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理论源泉。

三、有益于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至今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实基础。当前，世界各国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已经逐渐由经济、工业等硬实力之间的竞争，逐渐延伸到包括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以及意识形态等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境争。文化软实力也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因此，我们更应珍视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儒家文化的根本思想和精华理论，借鉴儒家文化的智慧，在根本上发掘中华文化断层的原因，探索借鉴儒家文化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途径，探寻儒家文化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实现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我省丰富的儒学文化资源，发展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提高我省文化的竞争力，为实现“中国梦”、“陕西梦”提供强大的动力。省教育厅厅长 李兴旺

由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在绵延 20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居于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不仅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儒学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但从先秦儒学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其核心思想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从孔子起到孟子、到荀子，先秦时期的儒学思想都肯定社会要有道德教化，人人讲道德操守，注重发挥教育功能。孔子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提出以“仁”修身的思想，竭力强调“克己”“修身”“为仁由己”等，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并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荀子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强调自我修养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与孔、孟更多寄希望于人的本性自觉，带有浓厚理想主义成分的思想相比，荀子的思想不仅有继承，也更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些都充分说明儒学思想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这也正是儒学长盛不衰、居于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儒学重视文化传承创新，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孔子对“五经”的整理，并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使文化

得以传承。而且儒学随着时势需要，经书从“五经”到“七经”到“九经”，宋代更是达到“十三经”，紧跟社会的需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充分体现了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创新精神。同时，儒学虽长期处于我国思想领域主导地位，但其对非儒学的文化典籍并不强加排斥，甚至对一些批评性的著作都能包容，比如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一书中的“问孔”“刺孟”等篇章，都得到了流传。再比如，东汉初期外域文化佛教传入，历经数百年，佛教与中华本土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发展到唐代，更是形成了“三教并立”的文化大繁荣的局面。儒学这种注重创新、包容兼蓄的文化特征，不仅对丰富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孔子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也使得儒学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此外，孔子创立的儒学有系统的教育思想和内容，又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方法，坚信众人通过教育皆可以成为圣贤，教育可以使普通人在精神上提升为“君子”，成为有道德操守、有理想、有知识的文化人，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有重要启示。

陕西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特别是作为西周礼乐文化的摇篮，是包括儒学在内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学的理论源头所在，儒学在发展

演进过程中更是与陕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太学、国家图书馆，最大的国家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心都建立在长安，历朝历代的经学大师更是数不胜数。当前，我国对加强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多次提及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构筑国家精神，今年春节前夕在陕视察时还特别指出，要发掘和用好丰富文化资源，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大力推进文化建设。我们要充分发挥陕西的儒学文化资源和优势，认真汲取儒学思想中的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以及蕴含其中的道德规范和治国智慧，结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进一步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在增强文化自信方面走在前、作贡献。省财政厅厅长张社年儒学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它在生国存续几千年，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

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渊源来自于周公制礼作乐。周代重礼的传统、民本的思想、明德的观念，都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后来儒家思想的重要渊源。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其学说的核心是“礼”和“仁”，法治与德治也是孔子关注的重要方面。战国中后期，在

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背景下，孟子、荀子将孔子思想进行总结、弘扬与发展，共同推动儒学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汉代儒术独尊之后，儒家学者在治学方式上逐渐转向以治经解经为主。宋儒承接韩愈反佛崇儒的重任，开创、发展宋代理学，其集大成者宋熹的宋子学盛行宋元明时期。明清以后，西方科学与民主观念的冲击使得传统儒学与现代西学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新儒家一派，坚持崇儒尊孔，谋求儒学的现代复兴，谋求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学现代化道路。

儒学历经千年，几经变迁与发展，始终在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中占据主体地位。直至今日，其光辉的思想仍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重要依托。陕西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变迁的重要见证地，应深挖儒学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充分传承和展现中华文明。具体可按人物与遗迹两条主线开发儒学文化。

以人物为主线的儒学历史演变的动态展现。历史名人历来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儒学历史演变过程中重要的陕籍人物层出不穷。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创始人孔子的陕籍弟子有秦子、燕子、石作子和壤驷子，东汉时期陕西经学家有贾逵和马融，晋南北朝时期陕籍经学家有杜预和徐遵明，明清时期陕西的儒学家有周至的李二曲、户县的王心敬、朝邑的李元春、三原的贺瑞麟以及长安的柏景伟等。上述这些文人都对儒学产生过一定影

响但遗迹甚少，将他们作为陕西儒学开发的主线之一，有利于弘扬儒家思想，有利于提高陕西文化的经济、社会价值。

以遗迹为主线的儒学发展进程的史料考证。开发文物古迹是陕西目前最主要的旅游和文化发展方式，可依托儒家文化资源，以朝代为依据开辟三条线路。一是儒学在周秦时代的形成历程线路。长安马王镇附近的西周车马坑，就是儒学渊源西周的王室生活写照。秦朝最著名的“焚书坑儒”，其政策制订是在陕西咸阳，“坑儒”就发生在陕西临潼县洪庆村的“坑儒谷”。二是儒学在汉唐时期的地位提升历程线路。汉朝时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太学设立在长安，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遗迹在西安北郊的天禄阁小学内，西汉最大的国家图书馆和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心——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北面，位于西安碑林的唐石经是经学繁盛于唐朝的证明，这些遗迹都见证了儒学在百家学术中逐步走上独尊的地位。三是儒学在唐之后的完善成熟历程线路。元世祖忽必烈在封藩之地——以京兆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诏著名学者许衡出任京兆提学，推动了朱子学在陕西的传播；元明清时期儒学家在陕西建立的书院有三原的学古书院(元)、渭南的酋西书院(明)、三原的弘道书院、泾阳的味经书院(清)、泾干书院(清)，蓝田的芸阁学舍等。此外，韩城的党家村是保留浓郁明清乡村儒家文化

的一个典型标本，更加真实贴切地反映了儒学在此时期全方位普及的历史现象。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各地文化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解决目前人类所遇到的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儒学在陕西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其开发既是大势所趋，也必然大有前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 翟四虎

一、儒学的形成、发展和历史地位

儒家思想最早起源于周礼。儒学流派，是申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学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汉唐董仲舒、韩愈等所代表的经学化、政治化的汉唐儒学，宋明时期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等所代表的义理化的宋明理学，现当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背景下的现代新儒学。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超越了单一化的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以“近

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全球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

二、儒学对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影响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实际来看，儒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其原因就在于作为其核心的儒学所具有的先进文化特性和永恒的普世价值。孔子学说所崇尚的“礼”和“仁”两大思想分别被后世发展为经国济世的外王之道和以内省为特征的儒家内圣之学。孔子所提出的“重视秩序”、“仁爱精神”、“道德价值”、“义以为上”、“利他主义”、“中庸和谐”、“理性主义”等儒学思想一直影响至今，突出强调道德的约束和调整作用，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同样，“以儒治世”亦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根据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

儒学及其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在朝鲜、39

越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都有广泛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在《论孔子》中写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

三、学习儒学及其思想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积极意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今天，我们应该从古为今用的原则出发，运用现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汲取传统的和谐文化中的有益养分。

儒学思想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虽然主要强调道德仁义的教化作用，但是并不否认法治对于社会统治和管理的意义。孔子很早就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问题:“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战国末期，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以法度来充实礼治，认为“礼”、“法”相同，都有“正国家”、安社稷的重要作用，强调礼和法的结合。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突出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实际工作中，要坚持学习儒

家的“仁爱观”，坚持“服好务”，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孔子讲“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最基本内涵，要亲爱他人，对他人有同情心、对他人尊重。人社系统干部职工每天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为人民群众提供人性化优质服务，营造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不仅有利于人社工作的开展，更有利于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所谓的“仁爱”，不是一种义举，一时冲动，而应是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以“仁爱”之心善待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认识上，而是要付诸行动之中，思想上尊重人民群众，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工作上方便人民群众。省文化厅厅长 刘宽忍

儒学也称为儒家思想或儒教，由孔子创立，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大体分为四个时期，包括先秦孔子、孟子、荀子所代表的原始儒学；汉唐时期经学化的汉唐儒学；宋明时期义理化的宋明理学；现当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背景下的现代新儒学。

孔子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总结继承了夏、商、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即儒学。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的核心是“礼”和“仁”的思想，其重礼的思想，此后发展出儒家经国

济世的外王之道，而其“仁”学思想则在此后发展出以内省为特征的儒家内圣之学。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重视秩序、仁爱精神、道德价值、义以为上、利他主义、中庸和谐、理性主义等。之后，孔子学说思想分化重礼、重内省；孟子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继承发展，进一步提出“天人合一”说、“性本善”思想和“仁政”的政治主张；荀子则建立了天道观，主张以法度来充实礼治和“人性恶”。儒学历经不断演化发展，逐步形成了今天儒学为中华传统文化本位的新儒学。

近年来，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几个朝代建都于此，深厚的文化传统、悠久的人文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省委、省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精神，更为我们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下一步，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引，42

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深入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加强传统文化研究和利用，辩证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和智慧，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结合、相统一，发挥其对我们治国理政的借鉴作用，指导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

二是全力办好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办好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国风·秦韵”陕西传统文化展演、第二届陕西·中华传统文化周、第三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等活动。加大《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宣传贯彻落实力度，坚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抢救性保护，推进数字化保护，推动整体性保护。抓好中国陕北民歌传承与创新工程、“传统文化示范县”“村镇文化示范点”和“优秀传统文化示范基地”建设工作。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抓好艺术精品创作。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支撑，也是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重要资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国学精华、传播中华文化创新成果”为宗旨，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结合我省众多优秀传统文化遗存，在舞台艺术、美术、书法、摄影等各门类艺术

创作过程中积极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充分展现我省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地位和艺术魅力，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在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的同时，以其中蕴含的优秀价值理念引导社会大众、关怀感化人心，为改革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精神动力。省文物局局长 赵荣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聆听儒学历史发展专题讲座，进一步加深了对儒学发展脉络及思想特征演变，坚定了保护我省儒学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陕西文化软实力的信心。

一、陕西是儒学的重要源地

陕西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儒家的奠基人孔子，一生致力于维护和恢复西周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作为周文化发祥地的陕西是《论语》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圣地；汉武帝接纳了一生治经著述、改造儒学、实践儒学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在 2000 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宋明理学主要学派“关学”的开创者张载，隐居关中著书讲学，建立起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儒学发展的历程当中，陕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陕西儒学遗迹丰富

周秦汉唐是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陕西正是这些朝代的所在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于此，著名的历史人物生活于此，因而留下了大量见证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历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如:收藏于西安碑林的唐《开成石经》，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儒家经典石刻，涵括了《易》、《尚书》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共 114 石、228 面，65 万余字，堪称儒家经典石质图书馆，印证西汉时期儒学发展的汉长安城中的天禄阁与石渠阁遗址，以党家村为代表将儒学思想融入建筑当中的古村落。陕西还拥有大量儒学重要人物的遗迹，如位于今西安市碑林区下马陵的西汉董仲舒墓和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的张载祠等。这些都是陕西值得珍视的文物资源，弥足珍贵。

三、做好我省儒学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几点建议

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讲道:“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

贡献。”结合我省文物工作的实际，下一步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做好我省儒学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一是加大对儒家思想重要源头周文化的研究力度，依托周原遗址，建设周文化核心景区。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周原遗址出土了大量反映周文化特别是周礼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拓展研究视野，创新展示手段，有助于“留住文化根脉”。二是加强对“王莽九庙”的保护工作。王莽九庙是汉长安城遗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礼制建筑遗存，由于历史原因处于被包围和占压状态，保存环境和状况有待改善。建议在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建设中，以“减法”的形式，让“王莽九庙”成为城市的绿肺，让古老的礼制建筑群在有效丰富汉长安城遗址展示内容的同时，为提升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三是做好陕西孔庙的保护利用工作。孔庙是被历史物化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内涵深邃，积淀丰富。目前，省文物局已开展了陕西孔庙专题调查研究项目，经初步调查，目前全省现存孔庙含遗迹 42 所，其中关中地区 25 处、陕北地区 6 处、陕南地区 11 处。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做好孔庙的保护利用，全面展示我省儒学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省旅游局局长 杨忠武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的传承、创新、发展以及多次遭遇攻讦、批判、否定，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为什么?因为儒学是做人的学问，儒学的做人标准是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上自君王，下自百姓，都首先以做人的道德规范自身、以人的本质投身到“修齐治平”的社会化之中。“礼”的法则也好，“刑”的法则也罢，“德”教也好，“政”教也罢，所要提倡、坚持的就是每个人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才能在由家而国的社会化过程中说人话、做人事、为仁人、为贤臣、为明君。任何人不在做人的道路上“克己复礼”，就有可能为恶人、为佞臣、为暴君。从本质上说，克己，就是克服生命个体物种人动物式利己排他本能性；复礼，就是坚持社会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绝不损人利己的社会性。虽然，历代儒家并未清晰地提出社会化与人性化有机统一的人类社会本质性，但儒家所有伦理道德的各种表述，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强调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和谐。这正是一切人类社会必须永远具备的本质内涵。政权，可以是封建君主的，或某一阶级集团的，但社会因非人性力量的主导变得失掉人性公德、失掉社会和谐、失掉社会平衡时，就会出现“汤武式革命”，就会出现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但是，暴力革命只能一时

摧毁非人性化的政权，并不直接就能建构起一个永恒的人性化的社会。任何贵族、任何党派、任何宗教的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力发展进化形成的动物式物种人，其利己排他本能性与生俱来。任何人不在社会化过程中自觉地努力做人，不自觉努力地“克己复礼”，即不以社会人性标准与社会人行为原则规范自己，反而一味地追求自我实现，随着智能的提高，权利的扩大，他的利己排他本能性就会极速无限地膨胀，他就必然会走上一条妖魔化的不归之路，损人利己、危害社会，最终毁掉自己。因此，人类社会的任何人，始终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行为置于与人为善，与社会和谐的社会化与人性化有机统一的过程中，他就必然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真正的人。如果一个人只从是否利己来置身于社会实践，那他或许可以获得权势、获得财富，过上穷奢极欲的富贵生活，但他事实上仅仅是一个丧失人性的智能化高等动物而已。一切为了自己活着；活着的一切为了自己。这样的人其实才是人类社会的异己!把儒学看做是做人的学问，与人为善，与社会和谐就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与最高标准。这正是儒学永不过时的真谛。

陕西日报传媒集团总编辑 张仁华

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

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思想宝库的珍贵精神财富。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儒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当前形势下，深入研究儒学思想，合理扬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学思想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强调”德治”、“仁政”，孔子强调“为政以德”，“有耻且格”，指出用礼来教化人，用德来感化人，人有了知耻之心才不会犯罪，他还讲求“爱人”、“泛爱众”，认为统治者应懂得体恤民众。孔子之后，儒学“性善论”的代表人物孟子提倡“以德服人”，认为推行德治才能令人心悦诚服，赢得民心；“性恶论”的代表人物荀子则认为通过教化可以引导人们趋善、遏制犯罪。可见，儒学虽然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在“德治”和“仁政”方面却始终有统一的认识。

这种建立在“民本”思想之上的“德治”和“仁政”，儒学认为是实现德主刑辅，选贤用能，礼乐教化，社会和谐的“王道”政治的核心渠道。这种治理方式的本质是要求统治者从事治国活动时，一定要考虑到民众的愿望，满足民众的基本欲求，尽可能和谐有序地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关系。孟子认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实质上描述的就是实施“德治”、“仁政”要达到的和谐社会状

态。虽然儒学对“和谐”的论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德治”、“仁政”的思想和其对民本的重视，对我们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二、学习儒学对提高个人的修养有很大帮助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仁”字始见于儒家经典《尚书》:“予仁若考”指好的道德。孔子把“仁”作为儒学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了一套关于“仁”的学说，并发展成为“仁政”学说，后来成为封建阶级统治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学认为“为仁由己”，即施行仁义，关键在于自己的主观思想和行动，而并非是因为外界的因素，强调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强调了学习和交友的积极态度。“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阐释了人不管哪种情况下都要积极适应外界环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儒学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使人心怀世界，志存高远。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强调了人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以此激励了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强烈的“以天下

第三篇：儒学

?? 儒家学说代表人物 孔丘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有些人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目录 英译 儒学概观 儒学起源 周礼所述 孔子思想 孟子思想 荀子思想 独尊儒术 郑玄通学 程朱理学 陆王心学 现代新儒学 儒学历程 先秦儒学 两汉儒学 宋明理学近现代新儒学 未来展望 不同的展望 儒学现代发展 时代要求

贺麟先生的观点 儒学意义 发展主要取向 再说“孔丘” 展开 英译 儒学概观 儒学起源 周礼所述 孔子思想 孟子思想 荀子思想 独尊儒术 郑玄通学 程朱理学 陆王心学 现代新儒学 儒学历程 先秦儒学 两汉儒学 宋明理学近现代新儒学 未来展望 不同的展望 儒学现代发展 时代要求

贺麟先生的观点 儒学意义 发展主要取向 再说“孔丘” 展开

编辑本段英译 Confucianism 编辑本段儒学概观 儒学起源

儒学乃中国文化之主脉，是为国人，不可不察。

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唯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较为确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周礼所述

周礼曰：儒家得道以民。所谓得道，一曰礼乐，二曰仁义。先得礼乐者，乃儒家元圣周公（？—约前1095）姬旦也。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洛邑，六年制作礼乐，依据周制，参酌殷礼，制定了田制、管制、禄制、乐制、法制、溢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典章制度，世称周礼或曰周公之典。周公曾作大诰、康诰、酒诰、周官、立政诸篇，倡导天命不僭、天命靡常之思想，张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孝养父母、以德辅天之言行。孔子于周礼向往不已，曾有吾从周之誓言。孔子于周公膜拜顶礼，为久矣，曾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而长叹。为阅周公之典，访元圣之迹，孔子于周景王年间，携弟子南宫敬叔入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

??周公

春秋时代乃中国文化之轴心时代，原初儒学应运而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儒家之道统。修己安人，内圣而外王乃儒家之正统。设坛授徒，有教无类乃儒家之学统。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之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孔子思想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人，乃原初儒学之创始人。仁有三义，一曰仁者爱人。无论老幼贵贱，凡属人类，皆有可爱之处。爱人之道即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之忠；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为之恕。二曰克己复礼为仁。礼为周礼，尊亲为本。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弟悌乃理想社会之秩序。尊卑贵贱亲疏长幼乃爱人社会之规则。三曰君子之仁。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世传《论语》二十篇。孟子思想

孟子（约前372年—约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鲁国邹人。孟子以心释仁，断言心仁必性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也。善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也。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礼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也。四端出四德，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

??孟子

以义行仁。笃信，仁为人之安宅，义为人之正路。王道仁政之论，颇具民主精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人共性之说，亦为百代哲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著《孟子七篇》。荀子思想

??荀子

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赵国人。性伪之分乃荀子理论之支柱。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故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化性起伪，积善不息，可以通于神明，参于天地。人皆可为尧舜。荀子以礼释仁，隆礼重法。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矣。法者，治之端也。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不乱。与天人合一相违异，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人可制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著《荀子三十二篇》。独尊儒术

??董仲舒

秦皇不仁，焚书坑儒，圣文埃灭，志士仁人，心惶意恐。及至汉武，董仲舒诸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主张，确定儒学之典籍《诗》、《书》、《礼》、《易》、《春秋》为士人必读之经典，始有经学之说。自此而后，儒家所倡，智信仁勇，忠恕孝悌，恭敛敏慧，礼义从善，莫不遵从，为标榜也。创儒正统，德昭千古，历两千年，余韵犹存，遗风未艾。郑玄通学

东汉末年，世道衰败，是时儒学，王霸杂用，儒法糅合，神道互陈，原初儒学之道统几断绝。唯太学生郑玄（127—200），今古文经兼通，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使学者略知所归。世人称之为郑玄通学。汉末以降，玄学盛行在先，儒、释、道鼎力在后，儒学独尊地位不再。

??郑玄 程朱理学

??周敦颐

迨至宋明，儒学复兴，史称新儒学。宋明新儒学分为两支，一曰程朱理学，二曰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将孔孟之政治伦理思想之人性论起点，升华至追问世界终极存在之本体论高度，促成儒学质的飞跃。宋明理学之祖师周敦颐（1017年—1073年），熔铸老子之无极、易传之太极、中庸之诚意、五行之克生、阴阳之调和为一炉，创制了无极而太极之本体论。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两兄弟，少小受业于周敦颐，自周敦颐处继承颇多，但决不拘泥。天理是二程哲学体系之核心，程颢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确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天理人心固有，用敬涵养，致知进学，即可理心会一。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存天理而灭人欲。著《二程全书》。

??朱熹

宋明新儒学中，朱熹（1130年—1200年）是集大成者。朱熹乃二程四传弟子，于二程天理思想之基础上，融入北宋思想家张载（1020年—1077年）之气学说，构建了一个完整独特的朱子学。理是本，气是具。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理而后有气。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一分殊，一多相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切摄。一物两体，一分为二。化而裁之存乎变。天理人欲，同行异情，革尽人欲，复明天理。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

??二程 陆王心学

陆九渊（1139年—1193年），将儒家思孟学派之学说与佛教禅宗思想相结合，并承袭程颢天即理之观点，提出了心即理之命题，乃儒家心学之开山。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著象山先生全集。

??陆九渊

??王阳明

王阳明（1472年—1528年），深受南宋陆九渊心学之影响，集儒家心性学说之大成。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心即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著《王文成公全书》。现代新儒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会通西学，谋求儒学现代化的一个思想流派，学界称之为现代新儒学。以粱漱溟、熊十力、牟宗山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形成了新陆王学（新心学）。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儒家，形成了新程朱学（新理学）。梁漱溟（1893年—1988年），为现代新儒学之先驱。尊孔崇儒，于中西印三种文化形态中，断言调和持中的儒家文化最有前途。熊十力（1884年—1968年），是现代新儒学哲学本体论的奠基人，开创新唯识论，被世人称之为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的集大成者。牟宗山（1909年—1995年），以康德哲学为范本，完成了中国儒学道德的形上学之重建，强调儒学道统之内圣，应顺乎现代化之潮流，开出科学学统与民主政统之外王。冯友兰（1895年—1990年），以贞元六书为标志，以真际实际两世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境界为骨架，构筑了一个完整庞大的新理学体系。

以上概观，乃一家之言，不足为训。——（以上撰文 杨晓塘教授 2006年9月于洛阳）

??冯友兰

??梁漱溟

编辑本段儒学历程 先秦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两汉儒学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书》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朝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宋孝宗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宋明理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包含着的精华。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93;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样。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在这方面，韩愈的弟子李翱是最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复性书》）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那么，李翱所发掘出来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究竟是哪些经典呢？我们从他所著的三篇《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内容看，主要是《易》和《中庸》。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性

??儒学

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在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一般形上学原理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仁”的阐发。前面我们列举了许多条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如程颐在论“仁”时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而所谓的提升到了“义理”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同上卷第十五）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然而，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所以，伊川反复地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在一次答弟子问仁时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同上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同上卷第十五）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如：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尽心下》注）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中庸》章句）

“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依乎天理”（郭象《庄子·人间世》注），“天理自然”（同前《齐物论》注），“自然已足”（王弼《老子》

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至于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其中，前两句不就是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本性清净”、“念起欲作”等理论中变化出来的吗？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所以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近现代新儒学

中国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身而起，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而此时的儒学，不管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阻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作用。以至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去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儒学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到了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局面。中国儒学的向近代转化，或者说把传统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方文化连结起来、融通起来，我以为是从康有为开始的。由于康有为始终表忠于清朝皇室，又积极支持张勋搞复辟，因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康有为作为保皇派的形象超过了他作为一名维新改革派的形象。其实，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早、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帜，借用儒学，特别是抬出孔、孟来宣传其维新变法的理想。他一方面在宣传当时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时，总要引经据典地到中国传统儒家孔、孟的学说中去寻找合适的言论，以证明他所推行的那些社会改革方案也正是我国古代圣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对儒家孔、孟学说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发挥，使其符合于当时人们所了解的西方文化，并以此证明他所推崇的传统儒学是完全合乎时代潮流的。康有为对孔子学说有一个全面而简要的介绍，他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然后，他加以发挥说：“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害；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从这个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已经是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来解释和发挥孔子之道了。康氏注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一句说：“盖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论语注》卷十二《颜渊》）这里，康氏之意与上述程朱之意正好相反，而且他心目中的“博爱之谓仁”也不同于韩愈所谓的“博爱之谓仁。”他的博爱说中已含有某些近代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成分。他把“仁者爱人”和子贡所讲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无欲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联系在一起解释说：“岂非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至于把孔子说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解释为“舜任官得人，故无为而治。盖民主之治，有宪法之定章，有议院之公议，行政之官，悉由师锡，公举得人，故但恭己，无为而可治。若不恭己，则恣用君权，挠犯宪法，亦不能治也。故无为之治，君无责任，而要在恭已矣。此明君主立宪，及民主责任政府之法。今欧人行之，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论语注》卷十五《卫灵公》）以及把孟子所说的“得乎丘民为天子”，解释为“共和之民，选总统也（《救亡论》）等等，则在康有为的著作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谭嗣同受康氏的影响，专门提倡“仁学”。他也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的体现就是“平等”。所以他说，孔子学说的根本精神是：“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仁学》）

康有为对于儒学，特别是原始儒学孔、孟思想的崇拜和信仰是不容置疑的。他认为，传统思想文化中有某些基本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去掉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位主张变革维新的人。尽管他反对彻底取消君权的民主共和制，但他也反对固守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而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制。所以，康有为自始至终是借儒家孔、孟思想来宣传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的，而不是为君主专制主义作论证的。同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也许这种探索和努力还不是自觉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说现代新儒学的概念是指把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融通起来的话，那么康有为应当是第一人。

但是，康有为为儒学现代转化的探索并不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还是要把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与思想修养层面的儒学捆在一起。他不仅根本没有想过要把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儒学区分开来，甚至主张把儒学改造成为宗教，并在宪法上把孔教规定为国教。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为正在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奋斗的人们所接受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清皇朝已被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从名义上讲也不再存在了。因此，除了一小部分当权者继续企图把儒学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则是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贺麟在四十年代一篇题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文章中，提出了“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口号，并且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见《文化与人生》一书）这是说，传统儒学只要善于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是可以得到新发展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儒学体系，大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就是在吸收、融会近代新实在论理论和逻辑方法等基础上对宋明程朱理学的发展。贺麟的“新心学”体系，则是在吸收、融会近代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基础上对宋明陆王心学的发展。至于熊十力，从《新唯识论》文言本、白话本，一直到《原儒》《乾坤衍》，他所构筑的哲学体系，我认为应当称之为“新易学”体系最为恰当。他在这个体系中，不仅汇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玄的思想、方法，而且也广采博纳近代西方新康德主义、柏格森主义等理论内容，对于以“易”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发展。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五十年代初），是现代新儒学发展活跃、丰富、有理论深度和价值的时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现代儒学发展的理论深度和体系影响很值得研究。编辑本段未来展望 不同的展望

由于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和评价的不同，因而对儒学未来也有不同的展望。依我个人肤浅的看法，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所以，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我是抱乐观态度的。当然，要获得这种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在这方面，我认为经过二十年代以来的各派新儒学，包括当前称之为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大批学者，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还有许多至今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教训等，都证明了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和必要。儒学现代发展

对于当前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为推进儒学的现代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一直是十分赞赏的。但是在儒学未来发展的取向上，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提出的“三统并建”说，我是不敢苟同的。所谓“三统并建”，最早是由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他在1948年《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说：“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以后，在1958年由牟宗

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四人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也再次强调要发展儒家的“心性之学”，并“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这也就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儒家的当前使命主要是要从“内圣外王”之学中开出“外王事功”这一面的具体内容。牟宗三在1979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坚持了这样的立场，他说：“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时代与感受》）时代要求

诚然，科学与民主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否能够，或者是否需要把它纳入儒家“继续政统”和“建立学统”的范围？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贺麟先生的观点

贺麟先生四十年代谈及“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曾特别指出：“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贺麟先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儒家思想，而是反对当时有些人简单比附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做法。如他说：“因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一个科学家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许信仰基督教，也许皈依佛法，也许尊崇孔孟，但他所发明的科学，乃属于独立的公共的科学范围，无所谓基督教化的科学，或儒化、佛化的科学。反之，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亦无须求其科学化。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儒学的发展取向，我想在贺先生的话上再加上一句，即“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政治，也无须政治化的儒学”。我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不必要把儒学与自然科学生拉硬扯在一起，而从历史的进化着眼，更不应当再用儒学一统天下的思惟模式去考虑问题，把儒学与“继续政统”联系在一起。儒学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在儒学中是可能提取出许多启发和促进科学发展，以及改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思想理论成分。相反，儒学中的许多思维方法对克服西方实证科学思惟方法中的某些片面性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同样，儒学中许多政治理想、治国原则，官僚人格等理论对改善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环境等也是甚有裨益的。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新的阐发，完全是凭借其学理上的深刻性和说服力去影响社会的，是与其他中西各家学说的一种自由、平等的竞争。当代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汇通中西文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努力以现代精神诠释儒家思想理论，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其精神也实在令人钦佩。当代新儒家坚持“返本以开新，守常以应变”的传统原则，这是一条极富辩证思维的原则。然而，由于他们大多带有某种程度儒家一统的感情色彩和思维模式，因而在努力完成“光大道统”、“继续政统”、“建立学统”的文化使命中，留给一般人的印象却是“返本”、“守常”有余，而“开新”、“应变”不足。而“三统并建”之取向，也极容易引起一般人，特别是青年人的逆反心理而拒斥之。发展主要取向

所以，有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的进步趋势，当代新儒家提出把开“新外王”（以“三统并建”为核心）作为当前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是很值得商榷的。就当今社会的现状和发展来看，把传统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是必要的，是有利于儒学的发展的。因此，相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注重于开出“新外王”的取向，我认为，开出儒学的“新内圣”之学似乎更为社会所需要，并且具有广阔而深远的发展前景。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儒学中那些有关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我们如果能密切结合时代的问题和精神，把儒家这些学说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充分阐发出来，则必将大有益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获得其相应的种种事功（这也可称之为“外王”）。而古老的儒学，也将由此萌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再说“孔丘”

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是经历了二千多年历史考研的定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有其博大精深的人文理念，教育人们如何做君主，如何做臣子，如何做人。有其安邦定国的政治理念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有着人们竭其终生而探索不完的无穷奥妙。所以，《千年孔子》获得金奖，当之无愧。要问谁爱孔子？我回一句：仁人志士。凡愿意做一个社会有用之人者，愿意做一个道德高尚、光明磊落、胸怀大志、有所作为之人者，愿意做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之人者，都爱孔子。

当然，爱孔子不能迷信。不能把过时的言论来约束我们现在的行为，约束我们现在的创新精神。不要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适用的思想搬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面对入学思想要全面地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合理地利用其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核。这个思想内核就是“仁”。

老苏在《孔子的爱》（《杂文报》第三者1375期第二版）一文中说：“孔子确实立了准则，但这时他就不是那些迷人的道德要求了。他是如何解决上下矛盾的呢？„„让在上的放开了手脚实现其欲望。”老苏的理解有点偏激，其实歪曲了儒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孔子提出的理想社会就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向往的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之于己，力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必，是谓大同”（《礼记》）。这个大同社会就是自古到今千百万仁人和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奋斗和追求的理想社会。然而，要求人人平等，个个富贵，自古至今是不可能的。在现实生活中，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事实就是事实，人有贤愚贵贱的区别。

第四篇：Appetite 欲望

Appetite 欲望（Laurie Lee）劳里 李

翻译 秦勤 评论 侯国金

One of the major pleasures in life is appetite, and one of our major duties should be to preserve it.生活的一大乐趣就是有个好胃口[h1]，所以我们的一大任务就是要保持这种好的胃口。Appetite is the keenness of living;it is one of the senses that tells you that you are still curious to exist, that you still have an edge on your longings and want to bite into the world and taste its multitudinous flavors and juices.其实，胃口是种对生活的热切的渴望；胃口也是一种感觉，它让你知道你仍渴望活下去，你还有许多未能实现的渴望，因此你还想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张大嘴巴去品尝世界美味。

By appetite, of course, I don’t mean just the lust for food, but any condition of unsatisfied desire, any burning in the blood that proves you want more than you’ve got, and that you haven’t yet used up your life.当然，所谓胃口，我不仅仅是指对食物的渴望，还包括任何不满足的渴望的情形，任何骨子里透出的对未拥有的事物的渴望，因为你还没有尽情地享受你的人生。Wilde said he felt sorry for those who never got their heart’s desire, but sorrier still for those who did.王尔德说他对那些未能得到满足的人而感到遗憾，但是为那些已经心满意足的人更加感到悲哀。I got mine once only, and it nearly killed me, and I’ve always preferred wanting to having since.我曾一度满足过，可那种满足几乎将我害死，所以从那以后我一直都让自己心存渴求。

For appetite, to me, is this state of wanting, which keeps one’s expectations alive.欲望对我来说，是一种心怀渴求的心态，它使得希望永存。I remember learning the lesson long ago as a child, when treats and orgies were few, and when I discovered that the greatest pitch of happiness was not in actually eating a toffee but in gazing at it beforehand.还记得，还在孩提时代，我就懂得这一道理了。那时人们之间的款待和纵情享乐的机会都不多。我发现最大的幸福不在于吃泰妃糖，而是在于吃之前注视它的时候。True, the first bite was delicious, but once the toffee was gone one was left with nothing, neither toffee nor lust.说实在的，咬下第一口真是美味，可是一旦糖吃完了，就什么也没有了，糖没了，欲望也没有了。[h2] Besides, the whole toffeeness of toffees was imperceptibly diminished by the gross act of having eaten it.此外，泰妃糖的美味就在一口一口的咀嚼[h3] 中悄悄地消逝了。No, the best was in wanting it, in sitting and looking at it, when one tasted an inexhaustible treasure-house of flavors.不，最棒的就是在渴望得到一颗泰妃糖的时候，在坐在[h4] 那里看着它的时候，那种爽劲儿就像是在美食宝库中品尝无尽的美食一样。

So, for me, one of the keenest pleasures of appetite remains in the wanting, not the satisfaction.所以，对我来说，欲望的最大乐趣就在于渴求而非满足。In wanting a peach, or a whisky, or a particular texture or sound, or to be with a particular friend.想吃个桃子，喝杯威士忌，渴望某种质感、某个声音或是与某个朋友在一起。For in this condition, of course, I know that the object of desire is always at its most flawlessly perfect.在这些情况下，我知道欲望的对象往往是在于它的完美无瑕。Which is why I would carry the preservation of appetite to the extent of deliberate fasting, simply because I think that appetite is too good to lose, too precious to be bludgeoned into insensibility by satiation and over-doing it.所以我宁愿通过故意禁食来保持我的好胃口。很简单，因为我认为好胃口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是因为满足和过分占有而让人不再以之为贵是很可惜的。

For that matter, I don’t really want three square meals a day—I want one huge, delicious, orgiastic, table-groaning blow-out, say every four days, and then not be too sure where the next one is coming from.因此，我并不渴望一天三顿的规律生活，倒是愿意每四天来一顿饕餮盛宴[h5]，而下一顿从何而来却不得而知。A day of fasting is not for me just a puritanical device for denying oneself a pleasure, but rather a way of anticipating a rare moment of supreme indulgence.一天的禁食对于我来说并非像被剥夺的快乐，而是在期待更多纵情享乐的机会。

Fasting is an act of homage to the majesty of appetite.禁欲是对欲望的神圣的一种膜拜。So I think we should arrange to give up our pleasures regularly—our food, our friends, our lovers—in order to preserve their intensity, and the moment of coming back to them.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安排不时地放弃一些享乐之事—食物，朋友，爱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持我们对他们的浓烈感情，才能保留与他们重聚的那一刻。For this is the moment that renews and refreshes both oneself and the thing one loves.因为，这一刻让我们自己和我们钟情之物都焕然一新，充满新鲜感。Sailors and travelers enjoyed this once, and so did hunters, I suppose.我想不管是水手，游客还是猎人都曾有过这种体会。Part of the weariness of modern life may be that we live too much on top of each other, and are entertained and fed too regularly.或许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令人厌倦之处就在于我们的生活太接近彼此了，我们的娱乐，我们的饮食都太有规律了。Once we were separated by hunger both from our food and families, and then we learned to value both.以前，我们因为饥饿而和食物、家人分开，于是我们学会了珍惜它们。The men went off hunting, and the dogs went with them;the women and children waved goodbye.从前，男人们带着狗出门打猎，女人们和孩子们和他们挥手道别。The cave was empty of men for days on end;nobody ate, or knew what to do.好多天来，男人们都不曾回来，妇孺们既没有吃的也不知道该做什么。The women crouched by the fire, the wet smoke in their eyes;the children wailed;everybody was hungry.女人们蹲在篝火边，看着潮湿的烟[h6]，孩子们哭闹着，大家都很饿。Then one night there were shouts and the barking of dogs from the hills, and the men came back loaded with meat.终于有一天，山上传来了喊声和狗叫声，男人们终于满载着猎物回来了。This was the great reunion, and everybody gorged themselves silly, and appetite came into its own;the long-awaited meal became a feast to remember and an almost sacred celebration of life.这就是盛大的团聚，大家都贪婪地吃着食物，这时胃口大行其道。而这次期待以久的大餐就成了一顿难忘的盛宴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的一次庄严的庆典。Now we go off to the office and come home in the evenings to cheap chicken and frozen peas.现在，我们傍晚下班回家就是吃廉价的鸡肉和冷冻四季豆。Very nice, but too much of it, too easy and regular, served up without effort or wanting.很不错，可是太多，太容易，也太有规律，不努力不渴望也能吃到。We eat, we are lucky, our faces are shining with fat, but we don’t know the pleasure of being hungry any more.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能吃，我们的脸上还闪耀着脂肪的光芒，可是我们却不再知道饥饿的乐趣所在。

Too much of anything—too much music, entertainment, happy snacks, or time spent with one’s friends—creates a kind of impotence of living by which one can no longer hear, or taste, or see, or love, or remember.任何一样东西—-音乐、娱乐、零食、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光---若是太多，就会形成一种无趣的生活，这种生活中，人们再也不能去听，去品尝，去看，去爱，去记忆。Life is short and precious, and appetite is one of its guardians, and loss of appetite is a sort of death.生命是如此短暂如此珍贵，而欲望就是它的一名守护者，失去欲望生命就近乎死亡。So if we are to enjoy this short life we should respect the pinity of appetite, and keep it eager and not to much blunted.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享受我们短暂的一生，我们就应该尊重欲望的神圣，让它保持热切程度不被磨钝。

It is a long time now since I knew that acute moment of bliss that comes from putting parched lips to a cup of cold water.很早前我就知道，当干裂的嘴唇触碰倒一杯冰水时，就会有种极其幸福的感觉。[h7] The springs are still there to be enjoyed—all one needs is the original thirst.现在，清泉犹在，只要发现内心的渴望就能一品清泉的甘甜[h8]。

[h1]这与题目不同，不知下文如何，我很担心。

[h2]这句的翻译胜过我们班的任何他人。

[h3]人家没说一口一口。你的是慢慢的过程哟。

[h4]？

[h5]跟一个同学的翻译一样！你没看她的吧？

[h6]看看王兰兰等的译法。

[h7]看我对小虎和兰兰的译法的评论吧。你的不是最差。

[h8]末尾很好。整体上很好。比一般人译得好。祝贺！今晚饿一顿吧。87分！猴哥，2007年12月15日星期六

论“欲”

原著：（英）劳里•李（1914—1997）

首发地址：http://www.teniu.cc/ArticleMod...JUfNOKzJ2GJJNQmTgIi

欲之所尽，乃人生一大快事。欲之所存，乃人生一大追求。欲为何物？对生活的热诚，对万物的好奇以及渴望的热切。心中所想的是“吃”遍天下，尝尽世间的酸甜苦辣、人生百味。

欲者，并非专指食欲，而乃渴望而不及之状态，以及那证明你永不满足、活力依旧的满腔热血。王尔德曾言：梦不圆者我同情之，圆梦者我愈加同情之。圆梦对我来说只有一次，却也差点要了我的命。之后的我，更喜向往而非拥有。

在我心里，欲即“向往进行时”——无时无刻不充满期待。这点我很早就意识到了。孩提时代没什么乐子，要说最大的乐子，莫过于眼睛骨碌碌地盯着太妃糖吞口水，而不动嘴咬一口。要是咬了，当然第一口回味无穷，然而几口过后，不单糖没有了，味儿也荡然无存。况且，不知不觉中，太妃糖独特的“太妃味”也被舌头、牙齿悄悄赶跑了。所以不如倚身而坐，痴痴观之，切切盼之，用心享受那无穷无尽的珍奇百味。

于是在我看来，欲之极乐最见于向往之时，而非心随所愿之刻。一只蜜桃，一盏浊酒，一匹好布，一曲销魂，一友相伴，此等种种，向往便是极乐。因我深知：向往之时，心中之人、之物总是处于完美无瑕的最高境界。正是因为此等向往，我甚至可以不吃不喝，以存食欲。只因欲之极乐，唯恐失去；欲之不易，唯恐纵欲饱食而失其敏锐。

这样一来，我所向往的便不是一日三餐都大鱼大肉，而是每隔几天，比如四天，备好一大桌美味佳肴，尽享狂欢之乐，听那满载美食的桌子吱嘎吱嘎的欢唱。敢问佳肴何时再来，把酒问青天。对我而言，禁食一天远非清教式的节欲，而是通向不可多得的极乐世界的阶梯。

禁欲乃是为了尊重欲望之庄严。因此，无论是对于佳肴美食，三朋四友，或是花前月下，我们都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有意地节制其中之乐，以确保乐之强烈，留住重获极乐的时刻。唯有此时此刻，我们全身上下才焕然一新，我们心爱之人才光彩照人，我们心怡之物才令人耳目一新。此等快感，我想那些水手、旅客和猎人定深有体会。世人也许都看腻了彼此面孔，吃腻了山珍海味，所以充满着倦意。而一旦忍饥挨饿，背井离乡，他们才懂得珍惜，珍惜桌上的美食，家中的亲人。想想原始时代，男人们时常挥手告别女人和孩子，带上猎狗外出狩猎。接连数日男人不归，洞中的家人忍饥挨饿，不知所措。只见女人蜷缩在火堆旁，烟雾浸湿双眼；又闻孩子饿得哭个不停，人人肚子饿得直叫。直到某天晚上，他们听见山里有人在呼喊、狗在嚎叫。男人们回来啦！有肉吃啦！这顿饭成了一顿丰盛的团圆饭，饥饿让他们胃口大开，大家狼吞虎咽，不可理喻。这顿饭仿佛等了好几个世纪，如此丰盛，刻骨铭心，几乎成了生活的神圣庆典。但是现在的人们，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吃的却是廉价鸡肉和冷冻青豆之类的东西。这些菜固然美味，但做法简单，轻而易举即可上桌，经常食用，食欲消失殆尽。我们非常幸运，顿顿饱餐，油光满面。但是我们再也体会不到饥肠辘辘时的乐趣了。

凡事多不得——音乐欣赏多了，娱乐享受多了，零食享用多了，或是与朋友相处久了，人就会变得对生活力不从心，再也无法聆听世间美妙的声音，无法品尝人间百味，无法饱览天下美景，无法经历花前月下，无法留住片片回忆。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生命可贵，需欲望之神将其守护。欲在人在，欲亡人亡。生命诚短暂，我们仍可乐在其中，只要我们将欲望之神供奉，让欲望之火熊熊燃烧，永不熄灭。

很早以前我就懂得，当我们干裂的双唇触碰到冰凉的甘泉，都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甘泉还是甘泉，等待着人们的品尝——而人类所需要的正是那种原始的饥渴，原始的欲望。

1.In what special sense does the author use the word “appetite”?

2.What leads the author to say “I’ve always preferred wanting to having since”? 3.According to the author, why is modern life full of weariness? 4.Why doe the author hold that loss of appetite is a sort of death? 5.What is the author’s thesis?

6.Making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text, say what methods the author uses to define “appetite”.

第五篇：儒学 试题

六经到今天还传下来的著作不包括（）。A、《诗》 B、《书》 C、《乐》 D、《易》 我的答案：C 2 以下属于冯梦龙的作品是（）。A、《今古奇观》 B、《初刻拍案惊奇》 C、《西厢记》 D、《情史》 我的答案：D 3 “自己如此”是古代汉语（）的原义。A、自己 B、如此 C、自然 D、自觉 我的答案：C 4 《中庸》强调适宜性的问题，这通常叫做（）。A、“时中” B、“关键” C、“平衡“ D、“和谐” 我的答案：A 5 现象学的创始人是（）。A、胡塞尔 B、舍勒 C、笛卡尔 D、海格尔

我的答案：A 6 《哲学全书》是（）的作品。A、费尔巴哈 B、恩格斯 C、马克思 D、黑格尔

我的答案：D 7 《周易》只有（）卦谈到龙。A、一 B、三 C、两 D、五

我的答案：C 8 孟子提倡的大学精神是：（）A、居仁由义 B、明明德 C、新民

D、止于至善 我的答案：A 9 中国哲学特别是（）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A、道家 B、佛家 C、儒家 D、法家 我的答案：A 10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自司马迁的（）。A、《史记•孔子世家》 B、《太初历》 C、《报任安书》 D、《艺文类聚》 我的答案：A 11 道家的处事方式是一种（）的态度。A、逃避 B、积极 C、散漫 D、无所谓 我的答案：A 12（）被称作“群经之首，百行之源”。A、《易经》 B、《中庸》 C、《史记》 D、《道德经》 我的答案：A 13 思无的“无”就是儒家所讲的（）。A、没有 B、不存在

C、大本大源，本真的情感 D、非物质性 我的答案：C 14 三纲领中具有统领性的是： A、止于至善 B、治国平天下 C、修身齐家 D、明德亲民 我的答案：A 15 《水龙吟》是（）的作品。A、辛弃疾 B、苏东坡 C、李商隐 D、陆游

我的答案：B 16 《孟母三迁》体现了（）的作用。A、主观能动性 B、教育 C、环境 D、遗传 我的答案：C 17 古代儒学可以概括为哪两个方面：（）A、明明德和止于至善 B、内圣和外王 C、亲民和爱人 D、格物和致知 我的答案：B 18（）提出的“仁者无敌于天下”。A、韩非子 B、老子 C、孟子 D、庄子

我的答案：C 19 “知行合一”是（）的观点。A、荀子 B、孔子 C、严复 D、王阳明

我的答案：D 20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是（）。A、顾炎武 B、王阳明 C、朱熹 D、周敦颐

我的答案：C 21 以下哪个国家不是君主立宪制？（）A、英国

B、日本 C、美国 D、西班牙

我的答案：C 22 只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或一个仪式里面就会有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叫做（）。A、法 B、德 C、乐 D、礼

我的答案：D 23（）中首先提出君子四德是元亨利贞。A、《易经》 B、《春秋》 C、《左传》 D、《汉书》 我的答案：C 24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的名言。A、荀子 B、老子 C、孔子 D、墨子 我的答案：B 25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字典是（）的《说文解字》。A、屈原 B、刘勰 C、苏轼 D、许慎

我的答案：D 26 韩愈在（）里提到了“博爱”一词。（）A、《原道》 B、《师说》 C、《进学解》 D、《杂说》 我的答案：A 27 《大学》的三纲领不包括： A、亲民 B、明明德 C、格物致知 D、止于至善 我的答案：C 28 对待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应该是（）。A、无所谓 B、全盘接受 C、全盘否定 D、继承和转换 我的答案：D 29 据历史文献记载，商王朝的创立者是（）。A、契 B、禹 C、启

D、周武王 我的答案：A 30 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A、《史记》 B、《中庸》 C、《尚书》 D、春秋

我的答案：B 31 在上古时代，汉语里面对“庸”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是（）。A、平常 B、需要 C、任用

D、庸者用也 我的答案：D 32 以下哪个是顾炎武的名言？（）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B、“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C、“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D、“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的答案：A 33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的言论。A、孟子 B、荀子 C、孔子 D、庄子 我的答案：C 34 单子是（）第一次提出来的概念。A、莱布尼茨 B、牛顿 C、休谟 D、欧拉 我的答案：A 35 佛教禅宗里分为两派，一派是顿悟派，另一派是（）。A、峨眉派 B、武当派 C、华山派 D、渐悟派 我的答案：D 36 中国轴心时代是（）时代相当与西方的轴心时代是古希腊哲学建构时代。A、战国时代 B、春秋时代 C、西周时代 D、两汉时代 我的答案：A 37 《中庸》认为宇宙天地万物的本质是（）。A、情 B、信仰 C、物质

D、真诚无望 我的答案：D 38近代哲学的开创者是（）。A、休谟 B、赫拉克利特 C、柏拉图 D、笛卡尔

我的答案：D 39 “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这段话出自（）。A、《上经》 B、《易传》 C、《易经》 D、《易•乾》 我的答案：D 40 20世纪三大哲学思想运动不包括： A、分析哲学 B、现象学 C、后现代主义 D、现代主义 我的答案：D 41 以下哪种思想是孟子所主张的（）。A、“克己复礼” B、“无为” C、“兼爱、非攻” D、“民贵君轻” 我的答案：D 42 大学作为一种学制从西方引入后所失去的大学精神是什么？ A、求实进取 B、居安思危 C、居仁由义 D、好学力行 我的答案：C 43 笛卡尔怀疑某些具体存在着的存在，除了怀疑（）。A、世界 B、上帝 C、存在者的存在 D、自我

我的答案：C 44 “忠恕之道”中“忠”的含义是（）。A、“推己之谓恕” B、忠皇上 C、忠君 D、“尽己谓之忠” 我的答案：D 45 《中庸》属于（）中的一篇。A、《学而》 B、《为政》 C、《礼记》 D、《乐记》 我的答案：C 46 以下属于笛卡尔的所提出的命题的是（）。A、“感觉是最坏的见证” B、“爱，所以在” C、“第一自明性” D、“我思故我在” 我的答案：D 47（）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存在总是存在着的存在。A、海德格尔 B、胡塞尔 C、舍勒 D、笛卡尔

我的答案：A 48 在（）年，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A、1924.0 B、1919.0 C、1943.0 D、1949.0 我的答案：C 49（）主张“兼爱”。A、儒家 B、法家 C、道家 D、墨家

我的答案：D 50 中国第一篇“自觉的文论”是（）的《典论论文》。A、曹操 B、曹植 C、曹丕 D、诸葛亮

我的答案：C

二、判断题（题数：50，共 50.0 分）1 中庸实际上就是指遇事没有原则。（）我的答案： × 2 “诚意正心”与“格物致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的答案： √ 3 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最根本的共同点是一个存在着的东西。（）我的答案： √ 4 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中庸之道。（）我的答案： √ 5 儒家的“仁爱”思想超越了爱的差等性。（）我的答案： × 6 《大学》最早出现于汉代。我的答案： × 7 《四书》成为核心经典是从汉代开始的。我的答案： × 8 现代大学的宗旨是立德。（）我的答案： × 9 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儒学的态度是一样的。（）我的答案： × 10 “仁民”就是仁者爱人。（）我的答案： √ 11 大学之道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立德和爱人。（）我的答案： √ 12 儒家提倡的永生是通过立德，立言，立功这样的方式让人们永远记着你。我的答案： √ 13 朱熹是北宋人。（）我的答案： × 14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二者属于同一个时代。（）我的答案： × 15 理性主义的开启着是笛卡尔。（）我的答案： √ 16 卦词就是对整个卦的吉凶占卜。（）我的答案： √ 17 怀疑和思想是一回事。（）我的答案： × 18 所有的社会规范在儒家的话语里面叫做“礼”。（）我的答案： √ 19 现在法律进步性的表现就是对情感的尊重，对亲情的尊重。（）我的答案： √ 20 从孔子以后，《易经》这种占卜之书变成了一部哲学的书。（）我的答案： √ 21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社会形态及其观念形成的第一次大转型。（）我的答案： √ 22 儒家把仁、义、礼、智叫做“四德”。（）我的答案： √ 23 1919年，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我的答案： × 24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三大儒之一。（）我的答案： √ 25 一个人要修炼需要“求其放心”。（）我的答案： √ 26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句话出自孟子。我的答案： √ 27 如果说修身立德是针对他人而言的，那爱人亲民则是相对自身来讲的。我的答案： × 28 孟子对君主专制持肯定的态度。（）我的答案： × 29 凡是上当受骗的人的共同点是爱占便宜。（）我的答案： √ 30 孔子的全部思想可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我的答案： √ 31 可以下定义的东西一定是形而上的东西。（）我的答案： × 32 传统的大学之道的基本内容是“三纲领八条目”。（）我的答案： √ 33 知识就是智慧。（）我的答案： × 34 笛卡尔所确信的“毕竟有物存在”的这个“物”就是“我思”之“我”。我的答案： √ 35 《荷马史诗》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神分离。（）我的答案： × 36 儒家思想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我的答案： √ 37 知识和智慧不是一个层次，拥有知识不一定拥有智慧。（）我的答案： √ 38 “诚者自成也”的意思是诚是自成的。（）我的答案： √ 39 “体”、“用”乃是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一种基本架构，其中“体”是形而下者。（）我的答案： × 40 儒家所讲的教化是对社会的教育。（）我的答案： × 41 中国有56个民族，这里讲的民族是一个前现代概念。（）我的答案： √ 42 “二希传统”指的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我的答案： √ 43 世界万物都是由本体所生成的，我的答案： √ 44 《论语》是孔子编写的。（）我的答案： × 45 上梁在中古古代话语里叫立极。（）我的答案： √ 46 儒家基本上是关注生命个体。（）我的答案： × 47 孔子认为大学精神就是居仁由义。我的答案： × 48 春秋时代被称为疑神疑鬼的时代。（）我的答案： √ 49 西方人实现的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的现代化。（）我的答案： × 50 “三纲”指的是“臣为君纲，子为父纲，妻为夫纲。（）我的答案： × 1 六经到今天还传下来的著作不包括（）。A、《诗》 B、《书》 C、《乐》 D、《易》

我的答案：C 2 以下属于冯梦龙的作品是（）。A、《今古奇观》 B、《初刻拍案惊奇》 C、《西厢记》 D、《情史》 我的答案：D 3 “自己如此”是古代汉语（）的原义。A、自己 B、如此 C、自然 D、自觉

我的答案：C 4 《中庸》强调适宜性的问题，这通常叫做（）。A、“时中” B、“关键” C、“平衡“ D、“和谐” 我的答案：A 5 现象学的创始人是（）。A、胡塞尔 B、舍勒 C、笛卡尔 D、海格尔

我的答案：A 6 《哲学全书》是（）的作品。A、费尔巴哈 B、恩格斯 C、马克思 D、黑格尔

我的答案：D 7 《周易》只有（）卦谈到龙。A、一 B、三 C、两 D、五

我的答案：C 8 孟子提倡的大学精神是：（）A、居仁由义 B、明明德 C、新民 D、止于至善 我的答案：A 9 中国哲学特别是（）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A、道家 B、佛家 C、儒家 D、法家

我的答案：A 10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自司马迁的（）。A、《史记•孔子世家》 B、《太初历》 C、《报任安书》 D、《艺文类聚》 我的答案：A 11 道家的处事方式是一种（）的态度。A、逃避 B、积极 C、散漫 D、无所谓

我的答案：A 12（）被称作“群经之首，百行之源”。A、《易经》 B、《中庸》 C、《史记》 D、《道德经》 我的答案：A 13 思无的“无”就是儒家所讲的（）。A、没有 B、不存在 C、大本大源，本真的情感 D、非物质性 我的答案：C 14 三纲领中具有统领性的是： A、止于至善 B、治国平天下 C、修身齐家 D、明德亲民 我的答案：A 15 《水龙吟》是（）的作品。A、辛弃疾 B、苏东坡 C、李商隐 D、陆游

我的答案：B 16 《孟母三迁》体现了（）的作用。A、主观能动性 B、教育 C、环境 D、遗传

我的答案：C 17 古代儒学可以概括为哪两个方面：（）A、明明德和止于至善 B、内圣和外王 C、亲民和爱人 D、格物和致知 我的答案：B 18（）提出的“仁者无敌于天下”。A、韩非子 B、老子 C、孟子 D、庄子

我的答案：C 19 “知行合一”是（）的观点。A、荀子 B、孔子 C、严复 D、王阳明

我的答案：D 20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是（）。A、顾炎武 B、王阳明 C、朱熹 D、周敦颐

我的答案：C 21 以下哪个国家不是君主立宪制？（）A、英国 B、日本 C、美国 D、西班牙

我的答案：C 22 只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或一个仪式里面就会有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叫做（）。A、法 B、德 C、乐 D、礼

我的答案：D 23（）中首先提出君子四德是元亨利贞。A、《易经》 B、《春秋》 C、《左传》 D、《汉书》 我的答案：C 24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的名言。A、荀子 B、老子 C、孔子 D、墨子

我的答案：B 25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字典是（）的《说文解字》。A、屈原 B、刘勰 C、苏轼 D、许慎

我的答案：D 26 韩愈在（）里提到了“博爱”一词。（）A、《原道》 B、《师说》 C、《进学解》 D、《杂说》 我的答案：A 27 《大学》的三纲领不包括： A、亲民 B、明明德 C、格物致知 D、止于至善 我的答案：C 28 对待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应该是（）。A、无所谓 B、全盘接受 C、全盘否定 D、继承和转换 我的答案：D 29 据历史文献记载，商王朝的创立者是（）。A、契 B、禹 C、启 D、周武王

我的答案：A 30 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A、《史记》 B、《中庸》 C、《尚书》 D、春秋

我的答案：B 31 在上古时代，汉语里面对“庸”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是（）。A、平常 B、需要 C、任用 D、庸者用也 我的答案：D 32 以下哪个是顾炎武的名言？（）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B、“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C、“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D、“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的答案：A 33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的言论。A、孟子 B、荀子 C、孔子 D、庄子

我的答案：C 34 单子是（）第一次提出来的概念。A、莱布尼茨 B、牛顿 C、休谟 D、欧拉

我的答案：A 35 佛教禅宗里分为两派，一派是顿悟派，另一派是（）。A、峨眉派 B、武当派 C、华山派 D、渐悟派

我的答案：D 36 中国轴心时代是（）时代相当与西方的轴心时代是古希腊哲学建构时代。A、战国时代 B、春秋时代 C、西周时代 D、两汉时代 我的答案：A 37 《中庸》认为宇宙天地万物的本质是（）。A、情 B、信仰 C、物质 D、真诚无望 我的答案：D 38近代哲学的开创者是（）。A、休谟 B、赫拉克利特 C、柏拉图 D、笛卡尔

我的答案：D 39 “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这段话出自（）。A、《上经》 B、《易传》 C、《易经》 D、《易•乾》 我的答案：D 40 20世纪三大哲学思想运动不包括： A、分析哲学 B、现象学 C、后现代主义 D、现代主义 我的答案：D 41 以下哪种思想是孟子所主张的（）。A、“克己复礼” B、“无为” C、“兼爱、非攻” D、“民贵君轻” 我的答案：D 42 大学作为一种学制从西方引入后所失去的大学精神是什么？ A、求实进取 B、居安思危 C、居仁由义 D、好学力行 我的答案：C 43 笛卡尔怀疑某些具体存在着的存在，除了怀疑（）。A、世界 B、上帝 C、存在者的存在 D、自我

我的答案：C 44 “忠恕之道”中“忠”的含义是（）。A、“推己之谓恕” B、忠皇上 C、忠君 D、“尽己谓之忠” 我的答案：D 45 《中庸》属于（）中的一篇。A、《学而》 B、《为政》 C、《礼记》 D、《乐记》 我的答案：C 46 以下属于笛卡尔的所提出的命题的是（）。A、“感觉是最坏的见证” B、“爱，所以在” C、“第一自明性” D、“我思故我在” 我的答案：D 47（）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存在总是存在着的存在。A、海德格尔 B、胡塞尔 C、舍勒 D、笛卡尔

我的答案：A 48 在（）年，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A、1924.0 B、1919.0 C、1943.0 D、1949.0 我的答案：C 49（）主张“兼爱”。A、儒家 B、法家 C、道家 D、墨家

我的答案：D 50 中国第一篇“自觉的文论”是（）的《典论论文》。A、曹操 B、曹植 C、曹丕 D、诸葛亮

我的答案：C

二、判断题（题数：50，共 50.0 分）1 中庸实际上就是指遇事没有原则。（）我的答案： × 2 “诚意正心”与“格物致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的答案： √ 3 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最根本的共同点是一个存在着的东西。（）我的答案： √ 4 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中庸之道。（）我的答案： √ 5 儒家的“仁爱”思想超越了爱的差等性。（）我的答案： × 6 《大学》最早出现于汉代。我的答案： × 7 《四书》成为核心经典是从汉代开始的。我的答案： × 8 现代大学的宗旨是立德。（）我的答案： × 9 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儒学的态度是一样的。（）我的答案： × 10 “仁民”就是仁者爱人。（）我的答案： √ 11 大学之道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立德和爱人。（）我的答案： √ 12 儒家提倡的永生是通过立德，立言，立功这样的方式让人们永远记着你。我的答案： √ 13 朱熹是北宋人。（）我的答案： × 14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二者属于同一个时代。（）我的答案： × 15 理性主义的开启着是笛卡尔。（）我的答案： √ 16 卦词就是对整个卦的吉凶占卜。（）我的答案： √ 17 怀疑和思想是一回事。（）我的答案： × 18 所有的社会规范在儒家的话语里面叫做“礼”。（）我的答案： √ 19 现在法律进步性的表现就是对情感的尊重，对亲情的尊重。（）我的答案： √ 20 从孔子以后，《易经》这种占卜之书变成了一部哲学的书。（）我的答案： √ 21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社会形态及其观念形成的第一次大转型。（）我的答案： √ 22 儒家把仁、义、礼、智叫做“四德”。（）我的答案： √ 23 1919年，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我的答案： × 24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三大儒之一。（）我的答案： √ 25 一个人要修炼需要“求其放心”。（）我的答案： √ 26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句话出自孟子。我的答案： √ 27 如果说修身立德是针对他人而言的，那爱人亲民则是相对自身来讲的。我的答案： × 28 孟子对君主专制持肯定的态度。（）我的答案： × 29 凡是上当受骗的人的共同点是爱占便宜。（）我的答案： √ 30 孔子的全部思想可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我的答案： √ 31 可以下定义的东西一定是形而上的东西。（）我的答案： × 32 传统的大学之道的基本内容是“三纲领八条目”。（）我的答案： √ 33 知识就是智慧。（）我的答案： × 34 笛卡尔所确信的“毕竟有物存在”的这个“物”就是“我思”之“我”。我的答案： √ 35 《荷马史诗》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神分离。（）我的答案： × 36 儒家思想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我的答案： √ 37 知识和智慧不是一个层次，拥有知识不一定拥有智慧。（）我的答案： √ 38 “诚者自成也”的意思是诚是自成的。（）我的答案： √ 39 “体”、“用”乃是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一种基本架构，其中“体”是形而下者。（）我的答案： × 40 儒家所讲的教化是对社会的教育。（）我的答案： × 41 中国有56个民族，这里讲的民族是一个前现代概念。（）我的答案： √ 42 “二希传统”指的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我的答案： √ 43 世界万物都是由本体所生成的，我的答案： √ 44 《论语》是孔子编写的。（）我的答案： × 45 上梁在中古古代话语里叫立极。（）我的答案： √ 46 儒家基本上是关注生命个体。（）我的答案： × 47 孔子认为大学精神就是居仁由义。我的答案： × 48 春秋时代被称为疑神疑鬼的时代。（）我的答案： √ 49 西方人实现的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的现代化。（）我的答案： × 50 “三纲”指的是“臣为君纲，子为父纲，妻为夫纲。（）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