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守成霸权的纵横与黄昏 论美国亚太战略的基本点和内在矛盾

守成霸权的纵横与黄昏

——论美国亚太战略的基本点和内在矛盾

梅新育

 202_-05-22 09:54:00

来源：《学术前沿》(京)202_年12下期

【内容提要】基于亚太地区经济重要性持续上升和亚太国家迅猛发展的形势，以及美国守成霸权的需求，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美国力图通过双边对话和区域、多边机制引导亚太区域各国经济增长方向。为了防止新兴大国崛起挑战其霸权，美国采取了三个层次的遏制策略。美国的亚太战略自身存在许多内在矛盾，不仅很多内容不现实，而且过多反映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主张，因此，未必能够顺利执行。

【关 键 词】美国/亚太战略/霸权/汲取富源/遏制对手

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

根据亚太区域的情况与美国的需求，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亚太区域集中了全世界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其中不乏经济规模和工业化水平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国家，美国要想增进本国经济福利，实现本国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对这个区域给予足够重视，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利用这个区域的经济资源。

亚太区域集中了二战之后全世界后发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群体。日本率先崛起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香港、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随后相继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大陆、东盟等又急起直追。作为一个整体，自1980年代以来，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①一直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群体(参见表1)。到202_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GDP已占全世界25.0％，几乎等于欧元区份额(14.3％)的两倍，仅中国一国实际GDP占全世界的份额就与整个欧元区相当。②同属亚太国家的日本为世界第三、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实际GDP占全世界份额的5.6％。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东亚太平洋区域的经济重要性还将持续上升。这是因为：以往10年的经济增长中潜藏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未来10年～20年间，以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为转折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期将走向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上升的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发生逆转。在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问题的考验之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工业发展和资本积累成就显著，中国202_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日本是世界第三制造业大国，韩国是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东盟制造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结果是东亚太平洋国家和地区GDP构成中第二产业的占比较高，202_年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达44.5％，比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南亚等区域高出10多个百分点，甚至近20个百分点(参见表2)。中东、北非第二产业占比虽高，但其中大多数来自石油、天然气等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制造业所占比重甚低。正是这样一种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经济结构，使得东亚太平洋国家在以往表现出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性，并将于正在到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震荡和分化中占据有利地位。

同样，正是由于亚太区域国家的迅猛发展，提高了该区域的国家成为美国眼里竞争对手的几率。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美国某些势力极力企图围堵、遏制的对象，对中国的忌惮之心尤甚。在美国精英阶层中，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者不乏其人，中俄两国发展势头越好，美国这些势力遏制中俄的内在冲动就越强烈。即使是对日本、韩国这类驻扎有大批美军的“盟邦”，美国统治集团也始终对其摆脱美国控制的任何动向保持着百倍警惕。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它不像19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令美国的守成霸权危机感倍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

区域经济一体化：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双重目标

正是为了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双重目标，美国力图通过双边对话和区域、多边机制引导亚太区域各国经济增长的方向，确保其经济增长运行在符合美国利益、不至于挑战美国霸权的轨道上，并确保自己对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演变的主导权。其中，力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为“TPP”)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此举有利于美国切入增长最快的亚太市场，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转型。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经过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洗礼，改变过度依赖于超前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在美国内外都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由来已久的出口促进战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已于202_年3月正式宣布“国家出口倡议”(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s)，其核心内容是提出“出口五年翻番”的目标。202_年3月11日，奥巴马政府宣布成立“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陆续在融资、审批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出口便利化措施，希望以不断扩大的出口拉动国内就业，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确保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从而确保21世纪仍是“美国世纪”(引用奥巴马本人语言)。由于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且挣扎不已，未来几年都要和高赤字、高失业率作斗争，加拿大和拉美要么市场容量有限，要么增长有心无力，亚太地区便顺理成章成为美国扩大出口战略的首选之地。从克林顿执政时期起，美国统治集团就高度重视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兴大市场”战略。奥巴马当政以后，对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评价更高，并自称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

202_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讲话时称：“我们知道，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将在亚洲书写。这一地区将出现这个星球上最具变革性的经济增长，亚洲的许多城市将变成全球商务和文化中心。”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罗兹就奥巴马202_年11月6日至14日亚洲之行吹风，说：“看看21世纪的趋势图就知道，亚洲的崛起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故事之一，经济增长的中心正朝亚洲转移。”③

鉴于现存的亚太经合组织以自主、自愿为特征的运行机制难以满足美国要求迅速、又强制力地开放自己占优势市场的主张，更不用说满足美国强行给贸易增加许多政治要求的主张，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拉拢小圈子、另起炉灶，就成了美国的理性选择。正因为如此，202_年3月15日，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澳大利亚八国经贸官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之前，奥巴马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表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将为贸易协定提供一个新标准——不仅有利于(美国)工人、商业和农民，而且“会与我们最为珍视的价值紧密相连”；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也声称，至少在202_年前，亚太地区经济增速将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而建立“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确保美国在这个富有活力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不仅如此，力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有助于美国保持、掌握区域经贸协定谈判主导权，从侧面包抄，最终按照己方意愿塑造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及以后谈判的面貌。回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进展，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于1986年启动，1991年2月，日内瓦乌拉圭回合终期会议磋商续会破裂；当月，美、加、墨三国首脑宣布决定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1991年6月正式开始谈判，1993年12月签署协定，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其中许多内容成为其后达成的《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模板。

基于连续十年相对优异的经济增长业绩和综合国力上升的事实，包括亚太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日益活跃地力图对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规则掌握更多话语权：从多哈回合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参与、联手从谈判议程中抵制一批西方国家力推的议题，到提高在同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美国遏制潜在和现实竞争对手的动机，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僵硬地拒绝新兴大国的一切旨在扩张利益和影响力的主张。只要不危及美国经济、政治霸权的根本，只要有助于引导对方走上符合美国利益的发展轨道，美国完全可以同意向对方作出妥协，更何况美国向新兴国家作出的妥协常常是由其欧日盟友“埋单”，如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增加的份额和投票权就来自欧日转让。

遏制策略的三个层次

为了防止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崛起挑战自己的霸权，守成霸权美国可以采取的遏制策略分三个层次：直接对抗阻挠中国“赶超”不过是下策，在中国国内制造内乱才是上策。在这方面，美国的最大优势在于该国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人士有着神奇的魔力，令他们膜拜不已；而“颜色革命”在一些国家的成功，也令某些势力跃跃欲试。同时，令人警惕的是，如果中国国内的某些重大政治变动中有境外势力深度介入，就有可能为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埋下一大隐患，亦即外部敌对势力可能以此为开端干涉、操纵中国高层政治，令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重蹈晚清以降政治之覆辙。我们对此应保持冷峻清醒的认识。

扶植印度、越南这类与他们“异质”程度较低、实力较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中国，令中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以及支持中国周边国家骚扰、围堵中国，则是中策，胜于西方国家自己赤膊上阵直接对抗中国多矣。扶小制大，扶弱抑强，是国际角逐中实施这一策略的基本原则。从春秋晚期晋国扶植吴国遏制楚国，到英国的“光荣孤立”；从19世纪起英美扶植日本抑制中俄，④到二战后扶植台湾抑制大陆，扶植巴基斯坦抑制印度，以及在南海之争中扶植越南、菲律宾之辈遏制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表现，莫不如此。而中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又会创造自己被其他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初期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如能挑唆其他后发国家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乃至核战争而两败俱伤，那就更能收到“二桃杀三士”之奇功。在美国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舆论精英中，这种“扶印制华”策略已成共识。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202_年12月的电报中，时任美国驻印大使莫尔福德对“扶印制华”策略作了充分的阐述：

“虽然印度永远不会具有中国那样的强大军力，但它的兵力投送能力不可小觑。通过拉印度进入美日澳同盟，美国获得的好处是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民主包围圈。„„虽然美日澳伙伴关系把美国带到太平洋西岸，但印度的加入会使得美国打入南亚。”“需要把印度崛起当做我们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来运用。”

在指责中国军费在过去15年增长10倍、且不遗余力地向亚洲投放军力的同时，莫尔福德声称：“事实是，虽然中国积极地通过上合组织、珍珠链战略或其他外交活动扩展影响力，一个更加清晰的关日印友谊关系将表明，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也在寻求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给其他有潜力的新兴国家提供一个明显不同于中国的模式„„有了美日印的强有力联系，任何来自中国的威胁最终不会增加，而是减少。”⑤

美国亚太战略的内在矛盾

即使不考虑美国企图遏制的国家必然会采取的反制行动，不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增强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使得它们不愿意在新兴大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美国上述企图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的双重目标的亚太战略也存在许多内在矛盾，未必能够完全顺利执行。以其力推的TPP为例，从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要奉行高标准，其规则将大量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内政事务，如经济立法、透明度、反贪污、金融改造、产品标准统一、环保评估标准，等等。这样的高标准目标中的很多内容都不现实。

之所以说不现实，不仅仅是因为标准太高，而且因为许多体制成本过高，只有美国这种高踞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顶端的国家才能承受，而且效果不一定好。如反腐败，美国许多合法的做法在中国就是腐败。而美国期望在TPP中实施的规则中有太多内容反映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与主张，在金融业方面体现得相当突出。在历史上，美国金融业就曾经先通过区域经济协定在国外开展国内不允许的业务，然后反攻国内市场，典型的代表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美国又想在亚太区域重施故技。

截至目前，在全世界所有区域经济组织中，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差较大而区域市场一体化又达到了较高水平者当数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多个方面确定了区域内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服务市场的一体化，在该协定第十一章“投资及争端处理”第三十八条(协定第1138条)的“定义”中，“投资”的定义极为多样，包括：企业；企业的股权证券(股票)；企业的债权证券(公司债券)，且该企业是投资者的关联企业，或该公司债券原始期限不少于3年，但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债券，无论其原始期限有多长；对企业的贷款，且该企业是投资者的关联企业，或该项贷款原始期限不少于3年，但不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无论其原始期限有多长；企业的权利，其所有者有权获得分配盈余或利润；企业的权利，其所有者有权在企业解散时获得分配资产，是第3、4项之外的另一种债券或贷款；预期获得或为经济利益或其他商业目的使用的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有形的或无形的)；由缔约国领土内的资本或其他资源投入该领土内的经济活动所衍生的利益，例如来自以下合约的：促使投资者投入其在该领土内财产的合约(包括总承包或建筑合约，或特许权)；或实际依靠企业的生产、收入或利润而获得报酬的合约。

在上述定义中，非资金投入(如品牌、自有技术等无形资产)所获得的盈余/利润和清算资产分配权、证券组合投资占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从墨西哥当时的外资形态和结构来看，如此多样化的“投资”定义显然极为“新潮”。然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证券组合投资在流入墨西哥的外资增量中迅速占据了大头，1994年墨西哥证券市场吸收的外国组合投资高达30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当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6倍以上。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十四章“金融服务业”要求各缔约方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到202_年1月1日逐步实现区域内金融服务业自由化，自由化程度衡量标准除市场准入外，还包括其他缔约国金融服务供应商在一个缔约国某类金融机构资本总额中所占份额上限，如美国、加拿大在墨西哥所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占墨西哥所有保险公司资本总额比率上限依次为：1994年1月1日，6％；1995年1月1日，8％；1996年1月1日，9％；1997年1月1日，10％；1998年1月1日，11％，1999年1月1日，12％。这一章赋予成员国的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义务涵盖面相当广泛，其第六条(协定第1406条)“金融创新”规定各缔约国应允许其他缔约国金融机构提供金融创新服务；在附录C中，墨西哥特别承诺许可美国和加拿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墨西哥境内开展商业贷款、消费信贷、抵押贷款、信用卡服务等典型的商业银行业务，实际上是允许这两国的金融机构在墨西哥进行当时在美国国内还不允许进行的混业经营；墨西哥允许美国和加拿大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工商企业建立联盟开展金融业务，更是远远超出了美、加两国当时的金融管制章程，因为直到1999年11月美国国会才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取消分业经营管制。而且该章条款具备优先效力，其第一条“适用范围”(协定第1401条)第3款明确指出，“本章条款与本协议其他条款有冲突之处，以本章条款优先适用”。

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承担的跨境证券交易自由化义务超过了加拿大，在此前后还实行了全面的资本账户自由化。

结果，资本管制和金融市场准入的全面放松直接导致了1994年～1995年墨西哥陷入金融危机。墨西哥遭受的这种不对称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墨西哥的决策失误，这一“教训”是站在墨西哥的立场而言，对于美国而言，这不是教训，反而是成功经验。

也正因为如此，亚太区域内不少国家并不愿意接受TPP的巨大预期代价。如越南，其内部对参加“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意见分歧：固然有人主张加入，但认为代价太高的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毕竟越南202_年才加入WTO，还有许多“入世”承诺尚需完成。由于越南贸易壁垒较高，削减速度也低于其他主要东盟国家，仅仅完成入世承诺的负担就很沉重。202_年越南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11.79％，比亚太经合组织平均水平(6.95％)高70％，高于亚太经合组织所有拉美成员国，在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东盟国家中仅次于泰国；特别是越南高关税项目甚多，截至202_年，越南税率超过20％的高关税项目多达1880项，占关税税号总量的20.7％，超过泰国(1619项和19.5％)、马来西亚(1384项和13.3％)，为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方中高关税项目最多的成员。⑥在此情况下，急于参加“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要承担更多新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承诺。越南究竟能否承受，不少人仍然心存疑虑。

注释：

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分类，“亚洲发展中经济体”(developing Asia)不包括中东国家与俄罗斯。

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_年4月)》，第179页。

③《人民日报》，202_年11月7日，第2版。

④盎格鲁－萨克逊人从19世纪以来就非常擅长挑动东亚区域各国相互斗争、自己分而治之的把戏，日本因国土狭窄、资源贫乏而先天不足，中、俄则具有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先天优势，前者受扶植而兴起之后因先天不足仍难以摆脱自己手掌心，后者一旦兴起将因其先天优势而无法挟持，因此扶植前者以制衡、削弱后者最为可取，这就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谋臣策士们的谋略所在。据于建胜、刘春蕊所著《落日的挽歌——19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2_年)第242页～243页记载，1867年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与美驻日公使德朗在为日本谋划侵占中国的台湾后，德朗在给美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就声称：“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便“使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彼此仇视”。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俄两国围绕中亚和中国的新疆、西藏展开了争夺；1873年俄国并吞整个中亚之后，英俄对峙格局形成，英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遏制沙俄南下印度洋的野心。为此，英国需要在远东寻找一个盟友。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年日本为了发动侵略中国、朝鲜的战争而进行了多年的全方位准备，其中在外交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谋求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特权。此时，英国选择正在日益兴起和向前发展的日本作为其远东盟友，因而于1890年正式宣布可以考虑放弃在日本的特权。此举不仅提高了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威望，增强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而且减少了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顾忌，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1894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乞求英国斡旋，英国虚与委蛇，同时向日本要求其保证尊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得到保证之后便退出调停。清军在平壤、黄海两战失利之后，英国社会舆论几乎一面倒地对日本表示同情和赞扬。在日俄战争中，英、美两国从战前就开始大力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前的1904年1月，美国就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日本对俄国作战，美国将对日本采取“善意”的态度。同时，应邀访日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H.Taft)在东京再次向日本政府重申美国支持日本的立场。日俄战争一爆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 Roosevelt)就向德国和法国政府表示，如果再出现类似1895年那样的俄德法三国联合对付日本(即三国干涉还辽)的情况，“我当即站在日本方面，而且为了帮助它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英国是日本的盟国，对日本的支持更为积极。英国除了从政治上声援日本之外，还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拒绝俄国黑海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驶向东方。在战争期间，英、美两国又源源不断向日本运送大量煤炭、石油等战略物资；日本消耗的大约10亿美元战费中约有一半来自英、美两国财团提供的财政援助。正因为如此，我一贯主张，我们必须看到，在当前中、美、日、俄四大国对峙的东亚力量格局中，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都有可能给另外两方提供渔利的机会；即使对于上述四大国之外的其他某些东亚国家的某些势力而言，中日相争而互相削弱对它们也是有利的。我们如果早早陷入同日本的全面敌对，将损害本国的整体、长远利益。

⑤“美支持印度抗衡‘中国模式’”，《环球时报》，202_年4月26日，第6版。

⑥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方历年单边行动计划(IAP)，转引自宫占奎：“APEC进程20年——茂物目标视角分析”，载中国APEC研究院：《亚太经济发展报告·202_》，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_年。

第二篇：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日关系影响

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日关系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当前的局势来说，中国显然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的环境之下，中国、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随着中国的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亚太地区的局势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该地区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陡然紧张,一些原先就已经存在的热点问题急剧升温,区域外大国在近年也和中国发生了很多的摩擦，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与大国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的升级，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使中美日关系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中国一直在美国的压迫下艰难崛起，在重多国际困难的重重包围之下迅速发展，可见中国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

美国重返亚太地区，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钓鱼岛事件使中日关系紧张，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重返亚太地区存心是想打垮中国，美国的这一做法让美国与中国关系陷入困境，使得中美之间变得更加的不和谐，从台湾事件开始就注定中美在未来的道路上不可能和睦相处，虽然近些年中美高级领导人经常互访，表面上看似中美关系正在一步步走向和缓，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这种这种敌视一直存在，从来都没有消失过，所以如何应对当前的挑战是中国最需要考虑的。

美国重返亚太地区，造成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钓鱼岛事件使中日关系紧张，中国与日本的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日本一直都依附美国而生存，虽然看似日本在一年一年的强大起来，但这背后与美国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美国一直支持日本的发展，所以美国的这次行动在实质上来说日本也参与其中，因此提高中国的国际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总之，美国重返亚太地区这个战略使中美日三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国际不和谐因此增加，给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亚太地区将会变得更加的不安宁，中美日三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也将会发生改变，中国怎样应对当前的战略局势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美国的这次行动让中美日三国战略将会发生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将会变得更好，因为美日有共同的利益，而中国与美日的关系却会不断的恶化，会使亚太地区冲突不断升温。

第三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之危与机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之危与机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原因

(一)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在亚太地区争当霸主，显示美国的存在，不允许在亚太地区出现一个排美的政治、经济、安全力量格局。

（二）搭上亚太高速发展的顺风车

搭亚太高速发展的顺风车，解决国内经济困境。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境况下，与陷入欧债危机的欧洲相比较，亚太地区成为引领全球经济提速的引擎，美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一半以上都在亚太地区，因此，美国的战略重心必然要朝亚太地区倾斜。

（三）在亚太地区重新找回存在感

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给美国的小伙计吃定心丸。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五大军事同盟，最近，美国又与一些南海声索国加强了军事联系。美国此举的目的之一就是向他们传递一个信号，尽管美国大幅消减军费，但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不会降低。

（四）重返亚太，遏制中国崛起

在亚太地区提前布局谋势，遏制中国崛起。尽管一些美国政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宣称此举不是针对中国，但这只是欲盖弥彰。放眼看去，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化与五大军事同盟的关系，调整五大军事基地群的部署，在中国周边寻求更多的军事基地准入权，开发更多可资利用的战略伙伴和资源，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侦察和联合军事演习，谁能相信你不是针对中国？特别是，美国最近刚刚颁布的“海空一体”战略，提出要应对中国的“反介入”能力。试问，你凭什么介入？你如果不介入，哪里来的“反介入”？因此，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就是试图军事强行介入亚太，就是霸权重返亚太，就是冷战思维回归。美国想的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具体方面

（一）军事上重返亚太—“五三二一”战略

“五”指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有五大军事同盟、五大军事基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五大军事同盟是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澳。现在美国加紧和这些军事同盟进行军事演习。跟泰国搞过“金色眼镜蛇”演习，和菲律宾搞“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和韩国进行“秃鹫”联合军事演习。可见，美国是要强化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五大军事基地：一是东北亚军事基地群。它主要控制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封住中国北部门户。由此，美国可封死我国海军从东海走出西太平洋的战略通道。二是东南亚军事基地群。它主要控制马六甲海峡，封住中国南部门户，以封死我国海军从太平洋西出印度洋这条南向的战略通道。三是关岛军事基地群。美国提出要把驻日、驻韩的部分美军撤往关岛。关岛的战略地位非常适中，它距离朝鲜半岛、台湾、南海各三千公里。这好比是美国回缩的两个拳头，随时准备出击。四是澳新军事基地群。美国提出要加强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澳大利亚有两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第一，它是美国信息战的一个中心。美国打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时，从空中接收的信息情报都是从澳大利亚分派出去的。第二，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达尔文港的北面就是印度尼西亚，中间隔了巽他海峡。如果美国封死了马六甲海峡，我们的海军还可以从巽他海峡西出印度洋。美国一旦控制住巽他海峡，我国根本无法走向印度洋。五是夏威夷基地群。它是美军太平洋战区指挥中心和太平洋航线上的航空战略枢纽。“三”指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的三个岛链，即三道封锁线。第一岛链指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在第一岛链，美军重点是提高驻韩美军战略机动能力，加快美日军事一体化进程。亚太地区有五大军事同盟，其中美日、美韩、美菲三大军事同盟部署在第一岛链。中间隔了一个台湾，虽然台湾不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但是美国的重大军事盟友。由此形成美国军事盟友围堵我国第一岛链的局面。第二岛链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和美国的马利亚纳群岛等岛屿组成。在第二岛链，美军重点是提高驻关岛美军的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美国驻关岛的战略轰炸机可以在4小时内飞抵我国东南沿海，美国的攻击核潜艇可在40小时内直抵台海备战作战。美国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驻有美国最先进的F22战斗机。美国共有135架F22战斗机，其中60架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在关岛的战略轰炸机中队常年处于战备执勤状态，B52、B1、B2战略轰炸机中队每4个月换防一次。美国在关岛还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其飞行半径达到1300英里，已经可以深入到我国的腹地。第三岛链就是夏威夷群岛。在第三岛链，美国主要是要强化驻夏威夷美军的指挥、控制机能，增强战略投送与保障力量。美国把亚太总部设在了夏威夷。

“二”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两大战略支撑点。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南北“双锚”。“北锚”指日本，“南锚”指澳大利亚。现在美国以朝鲜发射卫星为借口，要在我国周边部署反导体系。这个反导体系的两个支撑点分别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

“一”是指美国对中国形成的满月形包围圈。美国在我国周边像下围棋一样在摆子布局。

（二）经济上重返亚太—宣布加入TPP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发起国：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202_发起，202_年签约）

（三）政治上重返亚太—参加东亚峰会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之危与机

（一）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挑战

毋庸讳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中国形成了重大外部压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美国对华军事压力增大。202_年1月5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名为《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先优势：21世纪国防的优先事项》的新版美国国防战略评估指南，其核心内容是“削减军费”“重点投入”“战略转型”与“保持优势”。这份新军事战略指南中曾3次提到中国，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在亚太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和安全等许多方面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并且指出中国的军事发展对美国安全构成了挑战。因而，新军事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军事上的一个重要挑战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高强度军事布局显然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军事防范力度的增强，这必然给中国造成较大军事压力以及增加了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系数。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正在寻求打造亚太地区联盟战略的升级版，即加强美澳日三边合作。202_年8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关于美国亚太政策的演讲中就表示，美国与澳大利亚“同意扩大我们同日本的三边合作，这将让我们能在应对更加广泛的一系列安全挑战的过程中进一步使美日同盟关系现代化”。

二是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复杂。近期，部分与中国存有领土、领海争议的邻国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向中国发难，影响到中国周边的安全和秩序。其中，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南海问题升级，其背后都可见到美国的身影。202_年4月21日，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之前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他“赞赏安倍首相加强日本防卫力量和深化我们两国军事合作的努力，包括修改目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令”。25日，白宫网站上发布的《美国和日本：塑造亚太及其他地区未来》的美日联合声明中，美国的这一立场再次得到了确认与强调。

三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近年来，中国通过参加亚太地区的各种机制建设，如东盟10+

3、中日韩首脑峰会、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提升了中国在地区制度建设中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之一便是恢复其在亚太地区的制度塑造力，从而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挑战。202_年7月，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11月举行了首届美国—东盟峰会。202_年11月19日第六届东亚峰会召开，美国作为正式成员国首次参加这次会议。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表示，奥巴马总统“将成为出席东亚峰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同样关注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介入，并重申对该地区机制的支持。202_年8月，美澳两国外长与防长在举行“2+2”会议期间共同撰文表示：“我们与东盟（ASEAN）密切努力，倡导新型合作、坦诚对话以及针对一系列挑战的务实协作，如海上安全和坚定国际准则的不扩散努力，以及确保所有各方的公平竞争。东亚峰会作为这一地区的首要领导论坛，对确定这一地区的战略远景具有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受到了重大影响。实际上，中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仅以中美缅关系为例。自202_年底缅甸政治转型之后，尤其是在吴登盛政府执政以后，中国在缅投资遭遇一系列挫折。中缅关系迎来了新的挑战，自此进入一个微妙的调整期。这与缅甸政府外交政策“向西看”有很大关联，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对缅外交施压与利诱有关。近几年内，美缅关系迅速解冻、升温，并日益成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成就与支撑力量。202_年11月30日，希拉里访问缅甸，这是50多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缅甸。202_年5月，美国决定向缅甸派驻大使，恢复与缅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202_年11月19日，奥巴马总统与希拉里国务卿一道访问缅甸。202_年5月中旬，缅甸总统吴登盛访问美国，成为自1966年以来首位访美的缅甸领导人。202_年8月9日，美国国务卿克里率团对缅甸展开正式访问，其间出席第21届东盟地区论坛外，还与缅甸总统吴登盛、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等举行了会面。克里表示，缅甸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奥巴马政府将继续与缅甸政府“携手鼓励政治和司法改革”。

四是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奥巴马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价值观利益”是美国的一项持久利益，而其重点区域之一便是亚太地区。202_年7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财长雅各布·卢在参加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分歧，“美国将继续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念，倡导普世人权以及所有人都应享有的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对稳定与繁荣极其重要”。可见，美国对华进行价值观渗透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综上，我们在考察与评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效用之时需要冷静与全面。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牢固的国内政治基础，同时也有着现实的经济利益诉求与战略利益考虑。从效果上来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确实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性，并在中国周边安全、政治影响力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存在着内在缺陷与外在制约，其可持续性仍然值得进一步观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心。

二、中国军事发展获得重大战略机遇期：

（一）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有了大力发展军力的理由和契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军力发展出现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甚至在个别领域出现落后于周边国家的趋势。而某些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军力发展，大造“中国军事威胁论”，在舆论上制约和遏制中国军力的发展，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美国重返亚太是中国大力发展军力的最佳时机。

（二）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有机会实现力量格局的调整。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成长史都是在大动荡的国际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并实现了国际力量格局的重构。目前美国重返亚太其实是亚太地区力量进行格局重构的一个外在表现。中国应该以自己的主张和行动来确立其在亚太力量格局中的新地位。

（三）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有机会展示影响力。时势造英雄，美国重返亚太使亚洲出现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应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积极争取扩大自己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四）美国重返亚太促使中国更加积极地去解决与周边国家存在的矛盾。人们都不赞同鸵鸟面对问题的做法。当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冲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和平环境”下完全解决的。美国重返亚太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问题”提供了契机。中国是不害怕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应抓住美国重返亚太提供的机会，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的解决。

第四篇：再论现代教育的内在矛盾与未来教育的核心理念

二、个性与共性、知识与创新难道没有矛盾吗？我认为：【现代教育也有其内在矛盾，这就是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知识教育与创造教育，成才教育与幸福教育、民族教育与人类教育的冲突。】周先生指出“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知识教育与创新教育从来就不是冲突的。离开共性的个性，离开了个性，共性是不存在的。创新离不开前人的知识，而任何人时时处处都在创新。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妇女也会创新，她会变化食谱，尝试出菜肴的不同做法。”“冲突”与“矛盾”是同义词，我在文章中，先讲内在矛盾，后讲冲突，不能把二者割列开来。“共性离不开个性，个性离不共性”这是讲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共性与个性的斗争性，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讲个性与共性的矛盾是事物的普遍矛盾，是辩证法的灵魂，难道教育就可以例外？从现代教育来看，内在要求是个性教育，因为有个性才能有创新，但外在形式是规模教育，统一教材，统一规格，统一考试，是共性教育，尤其是东方式教育，崇尚求同思维，更加强化了共性教育，因此我以为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矛盾是现代教育的根本矛盾，也是中国教育的突出矛盾。知识教育与创新教育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创新本身就离不开知识，并且是以一定的知识结构为基础的，但是知识并不能必然就导致创新，死学知识的书呆子往往是最没有创造性的人。因为知识“太多”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就越大，青少年时期往往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时期，就是因为他们的知识还不够饱满，有更多的独立思考。中国现代教育的问题是我们把传播知识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成了知识的奴隶。中国的应试教育就是知识教育的典型形式，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个性教育的提出以及中小学目前的教材改革，就是认识到知识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内在矛盾而做出的反应。我承认人人都有创新，但创新与创新教育是两个范畴，教育学上讲的创新是有特定内涵的。如果说“任何人时时处处都在创新”，那么还提供创新教育干什么？

三、“小孩都是天才，现代教育使他们堕落成了人才”辩析“小孩都是天才，现在教育使他们堕落成了人才！”这是对现代教育最尖锐的批判。人们一下子接受不了，这在预料之中。有一句名言“天才进行创造，人才进行工作”，所谓天才就是最有创造性的人。好奇心、求知欲和想像力是创造的源泉，而这些素质儿童最好，因而最富于创造性。人们说艺术家、科学家都有一颗童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都是天才！”毛泽东讲天才无非就是聪明一些。我曾随机问过100个人，是大人聪明还是小孩聪明，有89个人回答小孩聪明。难怪老子在《道德经》中认为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婴儿境界”！因为在婴儿看来一切都是新鲜的神奇的！罗凡说，“不是生活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当代世界天才教育学的崛起，给我们以重要启迪。最新的教育理念不是给孩子塞多少知识，而是帮助孩子打开智慧的大门，开发其潜能和价值，鼓励其探索和创造，因为在孩子的脑细胞之中本身就保存有人类亿万年积淀下来的经验的秘码，教师的责任是激活它，把它引向创造之路。前景山学校的校长生前就曾经在《求是》杂志发表有关文章，极力倡导过“天才教育学”，正好抓住了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是警世之言。现代教育以规模教育、知识教育、成才教育为基本特征。而中国的当代教育则是应试教育为基本形式，小孩子从学前班一直到高中，甚至大学以传授知识为天职，学生负担太重，升学压力太大，忽视实践、生活，忽视基本素质，忽视个性心理，而求同思维模式更加强化了现代教育的内在矛盾，这是学生缺乏创新精神的主要根源。成才本身并没有错，培养人才是教育的目标之一。然而成才对人生而言并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的幸福，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如果成了知识的奴隶，是人才却没有人生乐趣，那么这种教育就值得怀疑，就有改进的必要。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教育是培养幸福的人”，这个思想是富有远见的。现代人，尤其是中国人成才的欲望太强烈，家长和学校都有急功近利的倾向，狠不得一下子把学生都培养成博士，让他们读那么多的书，参加那么多的培训班，节假日也不得休息，结果怎么样，考上大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获奖的学生人数也不少，但是原创性、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成果却不多，中国国内至今无一人得诺贝尔科学奖，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吗？杨振宁讲他们到美国读大学时，考试名列前茅，然而一旦研究问题就不知如何下手，经过几年时间才学会了适应美国大学的研究式教育模式。中国教育培养考试型人才，而不是培养创造型人才，这是中国当代教育的根本性缺陷。说“小孩都是天才，现代教育使他们堕落成了人才”，并不是全盘否定现代教育，而是指出以成才作为教育根本目的是有严重缺陷的，是近现代人工具理性的产物，正像现代人崇尚金钱、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一样，我们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价值观，但指出其偏颇，总不能说是大逆不道吧！

四、指出“中国教育落后”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吗？指出现代教育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大骂现代教育，在肯定中否定就是思想混乱，这是什么逻辑？江泽民同志只所以发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党的十六大把教育创新提高到与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就是出于对中国现代教育问题的深深忧患，和对民族的前途负责，对青少年一代的关心而提出来的。刘吉同志在《文汇报》1998年9月4日发表的《按照三个面向“改革教育”》一文，开宗明文指出“中国教育必须根本改革，而不是细枝末节的东改一点，西补一点，中国教育必须加速改革，这个跨世纪的关键时刻，千万别错过机遇。”中国教育如果不落后，不存在严重问题，为什么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指出中国教育落后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就是不客观，没有责任感，没有理性，就是骂娘”，那么我要问，只有给中国教育唱赞歌，说中国教育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就是有自知之明，有责任感吗？由此，我联想到柏扬先生写了《丑陋的中国人》说中国人死要面子，老虎屁股摸不得，取得一点成绩就觉得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柏扬先生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进行国民性批判，是一片爱国之心，在台湾坐牢房，在大陆受批判，他只有流亡到美国去。我的文章中说了一句“中国教育落后”也被人指责，“没有理性，眼里看不惯，心里有怨气”，大有建议有关部门撤销“副教授”职务的危险，试问中国还有没有学术自由？

五、未来教育的核心理念没有研究的必要吗？【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相结合，突出个性全面发展；知识教育与创造教育相结合，重视创造能力开发；成才教育与幸福教育相结合，突出幸福素质塑造；民族教育与人类教育相结合，注意和谐精神培养。未来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尊重个性、激励创造，追求幸福，实观和谐。而和谐精神是人类未来教育的最高理念，这就是身心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和谐中现代教育的矛盾将得到消解、缓和，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进入自由王国的教育和真正人的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人生教育将成为未来教育关注的焦点。】这是我的文章的结论。周先生和小布衣的文章，对以上观点进行了全盘否定。周先生说“这里描绘的未来教育，其实全是废话，教育历来如此，何况历代的教育，都是如此，都是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结合，都在激励创造。”如此说来我们国家提出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也全是庸人自扰，历史上的教育都在培养人的素质，都讲创新，中国还进行教育改革干什么？教育目标与教育手段，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教育的落后，不仅是体制和手段问题，首先是教育理论和教育理念的落后，教育哲学的落后，教育思维方式的落后。建国后中国没有产生有国际影响的教育家，这是中国的一个悲哀，这与学术环境有关系，而忽视对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究竟教育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理念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性，这是不是一个理论禁区？如果说我说的会是废话，请问你们认为未来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