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及特点

（202_—202_学年第二学期）

民俗学 课程考试论文

课程名称: 民俗学（0296）

论文题目： 浅析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内容和特点

任课教师： 衣晓龙、陈华文

学生姓名： 陈琴

学 院 ： 人文学院

专业班级： 人文教育091班

学 号： 09120103

完成时间： 202_年5月28号

成 绩：

浅析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内容和特点

浅析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内容及特点

陈琴

（人文学院 人文教育091班 09120103）

【摘要】社火作为一种中国民间庆祝春节的传统活动，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山西等西北广大地区。从渊源上看，它是远古时代社祭和火祭活动的遗存；从表演形式和内容上来看，它都带有明显的民间信仰性质。本文以关陇地区的社火活动为例，在了解它的起源和基本表演形式的基础上，分析概括出它的民间信仰内容及特点，以便使得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关键词】关陇社火；起源；表演形式；内容；特点

社火，亦称“射虎”，是中国民间一种庆祝春节的传统狂欢活动，也是高跷、旱船、舞狮、舞龙、腰鼓等活动的通称。在我国大西北地区，社火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在此基础上，它又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殊的民间信仰。在我的家乡，每年正月初六至正月十五都会举行社火活动，各种各样的舞龙舞狮表演和腰鼓比赛，都体现出人们庆祝今年平安喜乐和祈求来年平安丰收的愿望和淳朴的心态。

一、关陇社火的起源和基本表演形式

1.关陇社火的起源

从词源学角度看，“社火”一词由“社”和“火”两个词语组成，应该与上古的“社祭”和“火祭”活动有关。事实上，社火应该是古代祭祀土地神和火神活动的遗俗[1]。“社”，古指土地神，《白虎通义·社稷》记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一一敬也，故封土立社”。郑玄作注：“后土，社也”。以后为便于祭祀土地神，又称社为地域区划小的单位。《管子·乘马》曰：“方六里，为社”。即方圆 6 里为一社。以社为单位“击器而歌，围火而舞”，故称社火[2]。社火产生的年代相当久远，它随着古老的祭祀活动而逐渐形成，又与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有着极大的渊源。图腾崇拜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极为漫长的时间，原始社会的人们，把本氏族的图腾标志雕刻在石壁、木柱或刺在身上，画在脸上，有的还制成面具，每逢祭祀的时节，人们在身上绘有图腾图案或戴上图腾面具，边击打着劳动工具，边跳着模拟图腾物的舞蹈，狂呼狂舞，祈望所崇拜的图腾能给予他们一种神奇的力量。由于远古时期的人类正处于幼稚时期，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先民们对人类的生死及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如对日月、灾荒等既不能抗拒，也不可能理解，只能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主宰它，于是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神，如土地神和火神也应该是图腾崇拜的产物。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转入农耕社会后，土地便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渴望风调雨顺、农作丰收或驱鬼逐疫的祈禳性祭祀活动便产生了。《礼记·记法》中载：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3]。到了商周时期，宫廷里便有了逐鬼的祭祀仪式，周代称之为“大傩”，1

浅析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内容和特点

是一种带有巫术性的舞蹈。《论语疏》称“傩”为逐疫鬼也[3]。《乐府杂录》记载：“驱傩用方相氏，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唱巫术咒语，在室内到处乱打，以使鬼惧怕而逃遁”[3]。随着岁月的流逝，经朝历代，这种驱傩形式由宫廷传入民间，逐渐形成了巨大的民俗礼仪活动，演变为乡村祭神、娱神、迎神的赛会，并加进杂戏表演，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沿袭下来。其实，这就是社火最初的一种表演形式，直至今天，它仍在关陇地区非常流行。

2.关陇社火的表演形式

社火包含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和民俗讲究。就其表演时间来说，有昼社火和夜社火之分。就其表演形式来说，又分为马社火、车社火、地社火、血社火、舞龙舞狮表演、背社火、以及高跷社火、山社火等等。以下就马社火、车社火、地社火、血社火和舞龙舞狮表演一一做一个简单介绍。

马社火：即骑在马、骡、驴身上表演的故事。演出用的骡、马、驴必须膘肥体壮、性情温顺。演员一人一马，在马身上要手持兵器，或刀或剑或戈，每人做出一种固定的姿势，依序排列，不得轻易变动。这样，人们从表演者的脸谱和兵器上便可分辨出名堂。当然表演马社火的时候，马不能太少，越多越好。

车社火：即在车上表演的故事。以前一般用的是马车、牛车、骡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代之以手扶拖拉机、四轮机、汽车。目前关陇地区的社火表演一般不用其他车辆，只用汽车。其具体做法是：先用木椽在汽车上搭成亭台、楼阁架子，然后用花布、花束、明镜、丝穗等精心装饰一新，视社火内容，有的分前厅后厅，有的也不分。演员可多可少，一车可表演一出戏里边的某一场景，也可表演两出戏里的两个场景。人们从演员简单的造型中，一眼就可看出是某一出戏的某一情节或其中表达的某种意思。

地社火：就是在“地上”表演的故事。这种“故事”适宜晚上表演，家庭院落、机关单位院子、街道、打麦场都可作为表演场地。地故事在内容上有的同马故事相同，源于古典传说，也有自编自演的创作节目。

血社火：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三寺村的血社火是陕西乃至全国唯一保留的一个社火种类，它是每逢闰年表演一次。赤沙镇血社火是以水浒武松杀西门庆为武大报仇的故事为题材，表演内容主要以斧子、铡刀、剪刀、链刀、锥子等器具刺入西门庆和其他坏人头部，使社火的内容恐怖血腥且十分逼真，故叫血社火。又叫快活。取名“快活”有两种意思，一是取《水浒》中地名，即“快活林”；二是取其意，即铲除了为非作歹的恶人后人心快活。

舞龙舞狮：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灵之首，人们对它是敬而畏之。舞龙最初应是一种祭祀，寄托着民众祈福迎祥一种愿望。狮子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种瑞兽，象征着吉祥如意，从而在舞狮活动中寄托着民众驱邪避害、求吉纳福的美好愿景。

二、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内容

民间信仰是一种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漫长岁月的传承、发展、演变并延续至今的文化现象。分析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问题，我们可以将其信仰内容归为以下三类：

1.对神祗的崇拜

关陇社火起源于对古老的土地神与火神的崇拜[4]。在以农业文化著称的中国 2

浅析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内容和特点

中，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火为人们提供了光明和热源，使得食物得以煮熟，也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加之，远古人们认为火也具有灵气，并视之为具有特殊含义的神物，加以崇拜，于是，形成了尚火观念。古老的土地神与火神的崇拜，产生了祭祀土地与火的风俗。再者，这种神祗崇拜还表现在对灶神、财神、观世音、寿星等俗神的崇拜上[2]。在家乡，过年的时候总要在灶头附近的正面墙壁上贴上灶神像，父亲一边跪拜灶神，一边念念有词，希望灶王爷上天向王母娘娘说好话，保佑一家健康平安，而且来年家境殷实。在社火表演的时候，父亲也要请舞龙舞狮队在灶头跟前戏耍一番，以敬畏灶王爷。同样的，这种神祗崇拜也表现在对其他俗神的崇拜上。财神是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一种主管财富的神明，属于俗神，民间流传着多种不同版本的说法，赵公明被奉为正财神，刘海被奉为文财神。在社火表演时，一般都有人走在队伍前列，扮成财神模样，高举“招财进宝”横幅。或者，有演员饰成刘海，手捧金蟾，装扮成“刘海戏蟾”的模样，给人们送来财富。观音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传入中国后逐渐与道教神灵混杂，尤其是除了担负着救苦救难的职责外，还承担着招财送子的职责，所以，在民间广为供奉。额高头长、大耳短身、秃顶白须的老寿星同样是关陇社火中常见的装扮对象，表达了民众祈求长寿的愿望。

2.对生命力的崇拜

人类早期，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需要强健的体质来延续生命。人们对生命力和生殖的崇拜，便产生了以健壮、雄伟为美的原始审美感觉。而农耕经济又为这种审美感觉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关陇社火不管在装扮内容还是游演阵势上都以其粗犷、劲健、雄伟让人感到气势磅礴、心灵震撼。宝鸡陇县独具特色的背社火，也就是将装扮的人物用硬木支架固定在身上，背负进行游演，以肩扛背负体现出人的身强体壮、力量强劲。从另一方面来说，关陇社火装扮内容大多是神仙天将、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以英雄角色居多，人物威严勇猛。社火队出行，一般都会有身强力壮的开道人和指挥人，加上锣鼓队、仪仗队、护卫队和社火队，人数有时多达三四百人，阵势宏大、气势磅礴、威风八面，让人颇能感受到那生生不息、巨大无穷的生命力量，是人生命力的有利展示。

3.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物多是与原始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动植物。用一定的技艺把这些崇拜物画、刻下来，决不仅仅是对客观对象的模仿，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原始人类企求生存的美好愿望，既是对崇拜物的尊重，又是祈求崇拜物保佑本氏族多产多猎更好地生存。关陇社火与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着很深的关系，也与我国古代民间的祭祀活动密不可分。原始社会的人们，把本氏族的图腾标志雕刻在石壁、木柱或刺在身上、画在脸上，有的还制成面具，每逢祭祀的时节，人们在身上绘有图腾图案或戴上图腾面具，边击打着劳动工具，边跳着模拟图腾物的舞蹈，狂呼狂舞，祈望所崇拜的图腾能给予他们一种神奇的力量。关陇社火脸谱也与图腾崇拜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在社火脸谱绘制中，鱼纹、蛙纹的运用是图腾图案的遗留，除了突出人物性格外，人们希望用它来驱邪镇宅，祈求五谷丰登，安泰吉祥。关陇一带的传统社火，在演员“开脸”之前，可以有说有笑，一旦“开脸“之后便不是自己，不能随便说话。脸谱在这里起到了人与神的转化作用，这也是原始巫术的遗风。

浅析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内容和特点

三、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特点

关陇社火既具有一般社火的民间信仰特点，又有其独特之处。总的来说，一般将其归纳为兼容并包性、自发娱乐性、实际效用性[2]三类。

1.兼容并包性

关陇社火这种独特的民间信仰存在是以原始信仰为根基，以道教为表征，而以佛教为补充。在一场社火表演中，儒家的圣人、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菩萨和民间信仰的众多神灵，被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并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和反对。甚至一个人可以同时信诸多神灵，自己也并不觉得有何不妥。民众需求的多样性和神灵功能的单一性使得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这种兼容并包的现象。社火作为一种寄托着民众信仰的重要民俗活动，在其表演过程中，各种信仰交融在一起，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自然也就表现出了各种信仰兼而存之的特点。

2.自发娱乐性

关陇地区的社火表演，大都是村民的一种自发活动。所有的道具、服装和车马都是村民自筹资金配备的，所有的演员和组织者都是无偿奉献的。并且，如果有一个村子想耍社火的话，也会鼓动附近其他的村子一起加入。这种自发性是民众的一种自觉自愿行为，通过社火表演这种活动，在代际之间无声地传播着这种信仰。

社火不仅是民众寄托信仰的娱神活动，更是一种民众宣泄情感的娱人活动[5]。远古时期，人们在进行祭祀时，一般都有敬神娱神的舞蹈活动，这是社火中民间信仰娱乐性的渊源所自。在最初，这种娱神表演带有神圣的性质，服务对象是神灵。后来，这种娱乐性转为娱人而非娱神。在宋代的时候，社火中的娱乐成分已经掩盖了祭祀因素，以至于人们难以认识到它的来源。范成大《石湖集》卷二十三说：“轻薄行歌过，癫狂社舞呈”。并自己注解道：“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①。时至今日，在社火巡演时，万人空巷、车水马龙，少至百千人，多至数万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欣赏各种社火造型、评论各种人物，这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其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传统活动和民俗表演，就如同社会性的狂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时，顶礼膜拜的色彩已非常淡化，娱乐欣赏逐渐变成了主色调。

3.实际效用性

民众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诸多问题，比如说，生老病死，缺吃少穿等等，因此就产生了众多的需求。这些需求在实际上的不可能满足就使得信仰的产生成为可能和必然，而不同的需求产生不同的神灵，比如说，需要祛灾勉祸、祈福迎祥时，民众寄希望于社神、火神、山神等；需要多子多孙时，又寄希望于送子观音娘娘；需要财源广进、生意兴隆时，寄希望于财神爷；需要福寿绵长时，寄希望于老寿星等。所以说，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装扮形象、祭祀神灵。

四、结语

关陇社火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一般在春节期间表演，但有时在祭社、庙会迎神、祈雨时也会表演。它渗透着人与自然界的情感交流，其“敬神”、“拜神”、①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0页。转引自白志勇《关陇社火中的民间信仰》，文艺争鸣，202_年06期。

浅析关陇社火的民间信仰内容和特点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纯朴民事信仰体现着人们对大自然的亲近与尊敬。关陇社火表演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也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不管它的内容、特点和功能如何，都反映着这一地域人们因为具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共同的行为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而表现出的和谐的社会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充满祈望的诉求活动，使广大民众热心投身社火观演之中，唤起生命的感性欲望、寻求个体幸福自由、获得神我一体、地天同在、和谐共生的主体价值感觉。也正因为在场民众集体的纵情欢乐，才使传统社火具有了狂欢节的气氛和热闹，成为关陇地区年年乐此不疲的民间盛会。

参考文献

[1]李智信.社火溯源[J].青海民族研究，202_年04期 [2]白志勇.关陇社火中的民间信仰[J].文艺争鸣，202_年06期 [3]网站.http://baike.baidu.com/view/6612.htm

[4]薛昌辉.浅析宝鸡社火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禁忌[J].群文天地，202_年06期

[5]蔡秀清；钱永平著.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_.8

第二篇：蔚县民间社火

蔚县民间社火，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它是劳动人民庆丰收、欢度节日和寄托美好愿望的社会性民间娱乐活动形式，俗称“耍红火”。常见的民间社火形式现存22种。

灯会：是蔚县传统的自发性民间赛灯活动，一般有挂灯、提灯两种。挂灯是指内燃蜡烛的花灯悬挂于大街小巷、庙门、户首，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的赛灯形式。提灯是在春节和元宵节晚会上，大人小孩手提花灯集体游街串巷。花灯有花鸟灯类、瓜菜灯类、农作物灯类、建工灯类，还有宫灯、福字灯、河灯、对联灯等。暖泉镇因花灯制作工艺精细、品种繁多被誉为蔚县“花灯之乡”。

摆灯展：兴起于清代，距今约200余年，主要流行于暖泉、桃花、吉家庄、宋家庄和柏树等乡镇，活动于元宵节前后。灯盏的制作是用磁盘或小磁碗，内放棉捻食油，放置在圆形小薄木版上，外糊筒状彩条即成。灯盏摆置在墙头、井台、窗台为摆灯盏。此外，还有摆灯山、布灯阵，并有平年摆360盏，闰年摆390盏的规定。灯山一般陈设于庙宇、戏楼前，在竖起的两根木杆，分层横搭数条木板，四周加灯框，形成4米宽6米高的主体，各层横板陈设灯盏，摆出“天下太平”、“人寿年丰”、“天官赐福”等吉祥词语，前面再罩上黄纱布。布灯阵又称“九曲黄河图”等距设木柱，驾起横杆，形成弯曲行道，各柱安放灯盏，图案可间插一根36尺高的木杆，上挂红灯，游者从入口弯曲转入大杆前，表达传统的“抱抱杆，活一千”的美好愿望。焰火：分简易焰火和架子焰火，在蔚县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流行于河川地区。简易焰火是指零星点燃的焰火。架子焰火又称“点杆”、“响杆”，艺人将多种花炮组合成一个系列装置，通过四方斗、紫金树等支系，利用花炮的不同表现形式，交错有序的燃放半小时至一小时左右，环环紧扣，首尾呼应，场面极为壮观。

树花：又称“打树花”，在蔚县已有几百年历史，流行于暖泉、县城一带。表演形式是将生铁炼成铁水，保持恒温，打花人用长把木勺舀起铁水甩在城墙上，铁花四溅，形成树冠形的火花。

龙灯：俗称“斗活龙”，在蔚县兴起于元朝，距今约800余，流行于平川地区。龙灯长约12~13米，用铁丝、竹条、麻纸、纱布、木柄等扎制而成，表演分双人舞和单人舞，套路有“二龙戏珠”、“二龙出水”、“单龙吐火”、“口吐灯联”、“双龙叠盘”等，热情奔放，为节日不可缺少的民间娱乐活动。

牛斗虎：民国34年（1945年）蔚县第一次解放后，一名区干部传授于暖泉西古堡村，后又流传于城关、南留庄镇一带。牛斗虎由5人表演，其中2人扮牛，2人扮虎，1人扮牧童。表演套路有牛吃草、喝水、跪卧、舔毛；虎吃飞食、伸腰、挠腮、掏耳、跳跃翻、滚等，而后牛、虎大战，以虎败结束，寄托了劳动人民对于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美好愿望。

背阁：在蔚县约有400多年的历史，主要流行于暖泉、南留庄、县城、代王城、桃花、白乐等乡镇。将扎好的背架捆在背者背上，并将一小孩捆绑在背架上的脚踏板和腰卡处，扮装成所需角色。上下两层人为一架背阁，一般平年12架，闰年13架，在打击乐的伴奏下，下层人按节奏迈方步变换队形，上层人摆动起舞，以悬险、奇妙、美观取胜。

扛阁：流行于蔚州镇一带，道具制作原理与背阁相同，只是力的支点在肩上。表演形式近似背阁。抬阁：在蔚县已有300年的历史，流星于白乐、县城等地。道具制作原理与背阁相似。抬阁是4人抬木板，木板上站立几个小孩分别扮饰一出戏里的几个主要角色，并与道具主体组成一个完整的戏剧造型，如“天女散花”、“常娥奔月”、“西游记”等。随着时代发展，现已由机动车代替了人抬，上层人物增加到了十几人。晃：清代兴起于暖泉镇西场庄村，距今约300多年，流行于西部平川地区。晃的制作根据杠杆原理而成。表演时，杆稍座板坐一小孩，扮成芝麻官，俗称坐晃，十几人推动车轮，同时将晃杆不断压放起伏，左右摆动，坐晃人随杆而舞。近几年人们将晃杆支点固定在汽车或拖拉机上，提高了升降高度和摆度，减轻了劳动强度。

独杆轿：源于暖泉风水庄村，距今约200多年，流行于暖泉、县城、白乐等镇。表演者站在取掉座板的古式太师椅中间，椅子扮成轿状，前面按有稻草扎制的假腿。表演者提起椅轿，身着古代官服，乘兴而舞。活马：也称“骑马人”，在蔚县有500多年的历史，流传于平川与部分丘陵区。活马用白纸裱糊而成，表演的青年男女从中间跨起，一手握缰绳，一手执鞭，随着打击乐碎步颤跑，变换队形。旱船：兴起于清代，又称“跑旱船”，流行于平川地区。

推车舞：在蔚县兴起于明末清初，约有300多年历史，流行于平川地区。推车由简易手推车装饰成轿车形，一架推车舞由4~5人表演，分别扮作跨车女子、车夫、帮手、玩童拉绳等，表演套路有起车、晃车、倒车、陷车、单手推车、双手推车等。

跑驴：解放后传入，流行于白乐、西合营、县城等地，道具用竹条、麻纸、铁丝、白麻扎制而成。表演者将装饰好的驴挎起，驴身围着布围，遮住表演者双腿，再在跨两侧安装一条彩裤、着绣鞋的假腿。表演者扮作少女，观其外表，似一少女骑在驴背，另一人扮赶驴男子，与骑驴人化装成一对夫妻。表演套路有上下坡、过河、卧驴、跑走、惊驴、拦驴等，表演风趣幽默。

舞狮：俗称“耍狮子”，在蔚县兴起于明末清初，约400多年历史，流行于平川区和少数半山区。表演的套路有“喜鹊登梅”、“二龙出水”、“回击头”、“急急风”等。

老汉背妻：同“猪八戒背媳妇”是一种形式，在蔚县兴起于清代，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为社火中最诙谐幽默的一种形式，主要流行于平川地区和少数半山区。

打架人：亦称“摔跤人”，是由1人背上道具扮作2人来表演的，我拉你推，你踢我办，生动逼真，活泼可爱，主要流行于东半县的吉家庄、白乐、桃花等地。

大头人：亦称“大头和尚”、“大头娃娃”，60年代从山西省广灵县传入暖泉镇中小堡村，逐步流行于大部分平川区和一些半山区。

高跷：俗称“蹬拐子”，在蔚县兴起于明朝，约有400多年的历史，主要流星于平川地区和少数半山区。过去参加蹬高跷的只有男性，近几年不少女青年也参加演出。在表演高跷时，往往还演唱一些群众自编的民歌，俗称高跷调，演唱题材已取消了过去不健康的内容。

地秧歌：亦称“地蹦子”，是蔚县民间社火活动中群众性较强的一种形式。流行于各个乡镇，表演形式很多，主要流行的有：担挑姑娘、提灯人、身披鱼、虾、蚌道具的舞蹈等，最常见的是“老妈子”和“老王八”两个丑角，表演滑稽风趣逗人。

灯官：在蔚县民间社火活动中，灯官是一种特殊的表演形式，流行于川下较大的乡村。灯官又是社火活动中的最高权威者，负责组织筹划社火活动的一切事宜，扮演者大都是当地较有名望的人。灯官的扮装类似于戏剧中县令的形象，坐骑高头大红马，行于社火队之首，因此也称“灯官大老爷”。灯官后面紧跟一斑灯吏，身着衙役服，手持“肃静”、“回避”堂牌和仗棒。灯官前面有12名古装美女手持彩绸，扭着秧歌，伴奏乐队在前面开道，烘托“大老爷”的威风。这一古老形式于50年代后逐步消失。

剪纸也叫“剪窗花”。是一种流传很广的民间手工艺品，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蔚县剪纸是当地农民艺术家们继承和吸收了河北武强木版年画和当地刀刻，刺绣等民间传统艺术形式而开拓的一种艺术品。蔚县剪纸深深扎根于民间，取材于人民生活。自画，自刻，自染，其刀工精细，色彩美丽明快，构图生活气息浓厚，把广大农民的朴实感情，美好愿望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倾注在剪纸艺术作品之中。

50年来，蔚县剪纸这一民间艺术，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扶持，使这一珍贵的民间艺术得到了充分发展。艺匠们大胆创新，突破了原有的花卉，戏曲人物，鸟兽等题材的局限，创出了一代新的剪纸产品，如“舞龙”，“二龙戏珠”，“喜庆丰收”，“渔歌”和“草原深处”等达202_多种。特别是：“渔歌”和“草原深处”等现代题材的作品，反映出了“北国江南”的精神面貌和塞外人民的美好生活。国内外剪纸爱好者和收藏家爱不释手。蔚县剪纸厂年生产能力达30万套，年出口量最多达14万多套。除国内销售外，每年大批量出口远销美国，日本，荷兰，意大利，墨西哥，比利时，英国，法国，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蔚县人一般把剪纸称为“窗花”。据史书记载，蔚县剪纸始于清朝道光年间，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它的作者多是农民，他们自画、自刻、自染，用灵巧的双手营造了一方充满活力的剪纸世界，把生活的周围装点成了一个生机盎然、万物争荣的艺术天地。蔚县剪纸以其特有的趣味性、装饰性在全国种类繁多的民间剪纸中独具一格，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蔚县剪纸题材广泛，意寓深长，生活气息浓郁。无论是反映人们对吉祥幸福的祁纳，还是来源于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及人物；无论是北方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民俗风情的再现，还是用于四时节令、婚寿礼仪等庆典，都体现了民间艺人高超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加上疏密有致的造型设计、细致入微的精湛刀工、绚丽鲜艳的独特点染，每一件作品都十分生动、有味、耐看。蔚县剪纸名扬中外。剪纸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美国以及东南亚各国。

蔚县人在蔚县剪纸的发祥地－－蔚州镇南张庄村建起“剪纸一条街”，游人随时可欣赏到刻制剪纸的全过程。每到冬季农闲季节，蔚县十大镇集贸市场上，一辆辆自行车载着一面面窗格式的木架子（俗称“亮子”），上面贴满了五彩缤纷的“窗花”，在冬日灿烂的阳光下争奇斗艳，这是只有蔚县才有的景观。中央美术学院民间艺术系主任杨先让教授赞叹说：“那气势，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处”。

第三篇：邯郸民间信仰

巫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殷商甲骨文中就有着大量的巫的占卜记录，从那时到现代，巫在我国流传了几千年。解放后破迷信，批唯心，严禁巫的活动，至文革，巫几近绝迹。文革后信仰自由，巫又渐次兴起。近些年，在农村，许多庙宇重新修建，许多巫立坛祭祀，巫又成了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巫在邯郸有特殊的称呼，女子叫善友，男子叫巫祖码子。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为了为人祈祷治病。其次如求福、求财、求子、求女、求雨等也是他们的活动，但这些活动和祈祷治病比起来要少得多。巫长期为人治病也形成了巫的医学理论，他们认为人的病分为两类，一为实病，一为虚病。所谓实病是指身体的各个器官所生的实实在在的病，所谓虚病，是在由神灵降灾所引起的病。实病要实治，即请医宴药，虚病要虚治，即请神去灾。有事也用虚实结合治疗。过去，在农村，巫和医是合为一体的，巫即是医，医即是巫，所以过去的医生又叫巫医。既然巫医一体，所以虚实结合也是很容易的。

巫医治病。请神除灾在信奉中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在农村信奉神的人很多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请神，只有那些立了坛的人才能请神。请神的形式也哥不想投，但大都是先烧香磕头，再言请神，神来了之后，身上就有反应，打哈欠，流泪，接着神就要了解你要解决的问题。善友请神说说的话，不管多长，全是韵文，且有声调，听来像是歌曲，像是戏剧，很好听。立坛请神巫医治病用的最多的方式是立坛请神，乞求保佑。先烧香三柱，给神灵磕头，然后请诸神下届，向神灵说明缘由，请众位神灵保佑，最后送众神归位。

神灵信奉者的文化状况，十个有九个没有文化，只有一人有文化，由于这些信奉人员文化素质低，所以他们不可能像基督教那样有自己的教义，有自己的理论，这些人信仰神灵，还属于原始宗教状态。分散性封闭性也是他们信奉的明显特点。这些农村的神灵的信奉者是各信各的神，各烧各的香，他们无限之间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他们的信仰方式也和他们的生产方式一样，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一般一个家庭信仰一种神。在神的传承上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一般一种神灵只传给自己的子孙，而不传外人，这也造成了神的传承的封闭性。如果这家人丁兴旺，神就有可能传下去，如果人丁不旺，就有可能失传。就是一家人，如果后代不乐意传承先辈的神，先辈也没有任何强求传承的形式。所以在农村，一代人要产生许多神，一代人要消失许多神。民间宗教没有什么组织形式，纯属个人行为，没有什么教规、教义。是个人行为不向外扩展，流传也只传给自己的后代，如后代不接，就不再流传。

萨满跳神时，头戴系有铜玲的神帽，身着有许多飘带的神衣，腰束一圈铜镜。胸前挂一面护心镜，手持额姆琴神鼓。随着激扬有力的鼓点翩翩起舞。头上的铜铃，腰上束的那一圈铜镜，随着舞蹈的动作，发出有节奏的碰撞声。他越跳越兴奋，跳着跳着，突然放下手鼓，拿起神矛，在院子里横冲直撞，忽而跑进屋里从窗户跳出来，忽而爬山房顶剧目跳远，然后又跳下来，紧握短矛不断猛刺，嘴里发出“哈嘎”的喊声，他越跳越兴奋，甚至发起狂来，最后便昏迷过去。巫舞的舞者在跳舞时，一般都穿着特殊的服装，带有法器和一些特殊的装饰品，如鼓、铃、羽毛等，服饰上坠有金属、珠贝、护心镜等反光器物，舞蹈时，形声色浑然一体，增加了舞蹈的神秘色彩。

第四篇：上海民间信仰研究

上海民间信仰研究读书报告

在民间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仰活动,是源于原始信仰的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祭祀,禁忌等习俗.研究与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皆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习俗,不仅有助于解释文化深层的诸多方面,而且也为了了解一方风土人情打开了一扇窗户.由此可见,在上海尤其是上海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研究中,民间信仰的研究已应该受到重视.本书的宗旨意在对上海地区民间信仰习俗的传承和演化,作一尽可能全面的叙述和分析,期待以筚路蓝缕之功,手抛砖引玉之效.本书所谓的”民间信仰习俗”是相对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成熟形态的世界性宗教以及官方的宗教祭祀仪式而言的,特指在民间社会生活中流行的各类信仰活动.本书论及的内容属于广义的”民间信仰习俗”,如果按照民俗学通常的分类法,实际上广义涉及精神民俗门类中民间武术,民间信仰,民间禁忌等各种类型的信仰活动.巫术一种依靠虚构的”超自然能量”,企图用一套神秘活动影响,控制事物或环境,以实现某种愿望的行为.一般认为,巫术是原始信仰的一种形式.,其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对客体加以神化,向神灵敬拜求告,而是力图通过人类自己创造的各类法术仪式来直接影响或控制客体..原始巫术作为一中传承文化,往往与宗教相结合,继续在民间流行.所以,后世的巫术活动大都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是原始巫术的传承,一方面又以变异的形态,掺杂进许多新的内容,中国传统的民间巫术既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宗教的产生晚于巫术.人们从事各类巫术活动,目的是想通过某种符咒仪式迫使大自然服从自己的意愿,于是便凭借想象,认为现实世界之外存在超自然,超人间的众多神灵,相信这些神灵主宰着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对此他们感到无比的敬畏和崇拜,企图通过各种献媚取悦方式求得神灵保佑,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禁忌的原意为忌戒普通人接触的事,物或人,以及与之相应的忌观念.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一样,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要源头也是原始的巫术,原始宗教和原始禁忌,为此有必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此略作诠释,并就其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轨迹做一番研究.原始巫术

作为前宗教现象之一,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体现了人类对于运动和变化着的大自然(包括人类自身)做所的最初思考和反应.所以说,巫术观念的起源几乎与人类思维的起源一样久远.巫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一种陈述可成为’理论巫术’;而武术作为人们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则可称为’应用巫术’.对于巫术的原理,原始巫术可分为”顺势巫术”(即”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两类.在中国长期传承且极为常见的还有”对抗巫术”(亦称”反抗巫术”),”蛊道巫术”和”预测巫术”.所谓” 对抗巫术”,基于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一种较高的超自然力量可以对抗和制服另一种较低的超自然力量.”蛊道巫术”是一种神秘而特殊的巫术,施术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蓄积并利用某种特殊的动植物或物品,以此迷惑,毒害他人,或迫人顺从其意志,或害人致死.”预测巫术”是指各种形式的占卜活动,及运用某种人为的技术和方法,想超自然能量或神灵询问未来的吉凶福祸,推知未来将发生的事情.上述各类巫术,就其功能和施术的目的而言,又可分为”白巫术”和”黑巫术” 两类.凡是意在趋吉避凶,皆为”白巫术”,也称”吉巫术”.凡是意在恶意攻击,侵害他人的皆为”黑巫术”,也称”凶巫术”.原始宗教

原始先民对自己生活密切关联的大自然极度依赖,又因其变化莫测,不可驾驭而感到无比畏惧,因此,大自然是人类最早的崇拜对象之一.生儿育女是原始先民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因而生殖崇拜在新石器时代非常流行.鬼神崇拜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相信人死后其灵魂依然存在.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尤其是动物崇拜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始信仰.在原始信仰中,被当做”图腾”加以崇拜的大多数为某种动物,少数为植物或自然物,自然现象.从中国原始宗教的传承与演变看,下属特点值得注意.其一,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各类原始崇拜不仅转化为民间信仰在后世长期传承.其二,原始宗教在传承中往往与更为原始的巫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互相交错,参透的复杂状况.巫术与圣灵崇拜相结合,实为中国民间一大特点.其三,原始宗教崇拜的神灵在转化为民间俗神的过程中,逐渐被偶像化和人格化.原始禁忌

禁忌的原意为忌戒普通人接触的事,物或人,以及与之相应的忌观念.一般认为其具有以下功能.其一,自我保护的功能.其二,心里排解的功能.其三,文化整合和社会控制的功能.

第五篇：蒙古族民间信仰 论文

喇嘛教对辽西阜新地区蒙古族信仰习俗的影响

摘要：喇嘛教在辽西阜新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逐渐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使辽西阜新地区蒙古族民间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对佛像的供奉礼拜、向喇嘛求助、丧葬礼俗、宗教节日活动以及建寺庙造佛像等宗教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已成为蒙古族风俗习惯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喇嘛教；辽西阜新地区；蒙古族；影响；信仰

每一种外来文化的传播只有当它深入到人民大众中，才能说它真正的在这个社会中站住了脚跟。喇嘛教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的传播也是如此。当然，人民大众不可能像少数僧侣和知识分子理解把握深奥复杂的教理，他们只能通过接受通俗易懂的道理，采用纯朴可行的形式完成他们的宗教实践，这就形成了特色的民间喇嘛教信仰风俗和习惯。

一、喇嘛教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的盛行

辽宁西部阜新地区的蒙古族信奉西藏佛教黄教派（格鲁派）即喇嘛教，阜新地区喇嘛庙多，喇嘛多，可谓蒙古族各盟旗之最。据调查统计，阜新地区在清朝时著名的喇嘛庙宇360多座，旗有旗庙，村有村庙，户有家庙，全县庙宇林立，形成了十里一寺，五里一庙的格局，而皇帝赐予牌匾的喇嘛庙就有4座。

喇嘛教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并兴盛起来是在清代。顺治八年，土默特左翼旗（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内）在旗治所南4 公里处修建了旗庙，后来康熙皇帝御书了“瑞昌寺”匾额，俗称“黑帝庙”。土默特左翼地方蒙古族民众信奉喇嘛教的人数日渐增多, 康熙八年由清廷出资，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乡内开始修建“瑞应寺”，直至康熙四十三年总体工程完结,，康熙皇帝御赐金龙镶边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镌刻的“瑞应寺”大匾额，现享有“东藏”美誉，号称“藏传佛教东方中心”。

辽西阜新地区的蒙古族人民，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对喇嘛教的崇信都处于根深蒂固的状态。

二、喇嘛教对辽西阜新地区蒙古族信仰习俗的影响

（一）风俗习惯的影响

喇嘛教在辽西阜新地区蒙古族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逐渐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与喇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婴儿出生后要请**或高僧取名，孩子在生长过程中，要向**、高僧求取护身符，以保佑孩子无灾无病、长命百岁。老人去世后，晚辈无论贫富都要请喇嘛诵经念佛，超度亡灵。由于受喇嘛教的影响，使婚礼也蒙上了宗教的色彩。在男女双方相处时要由喇嘛来定属相是否相克，结婚时请喇嘛占卜吉日等。

喇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后，蒙古族中也有了敬献哈达的习俗。在诞生礼仪、成年礼仪、婚嫁礼仪、寿诞礼仪、丧葬礼仪以及各种祝贺喜庆的礼仪上都会有献哈达的风俗。

喇嘛教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的广泛传播，改变了许多旧的礼仪制度，也产生了许多新的习俗。蒙古族传统的葬法是土葬，在喇嘛教传入后，有了火葬和天葬，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主要实行的是火葬。火葬是喇嘛教的仪规，在喇嘛教寺庙**、高僧圆寂之后大多实行此俗。一般的火葬，要邀请以为高僧担任上师，在火葬场举行丧葬仪式，并向燃烧尸体的火中添加芥子等多种物品。喇嘛教认为火葬是将尸体献给神灵，成了贡品，是一种风险行为。骨灰的处理上僧俗也有所区别，高僧的骨灰要供在寺庙灵塔里，而普通人的骨灰，或合于泥中或撒在山上。自从蒙古族人信奉喇嘛教之后，对死的观念也有了重大的转变。因缘和地狱轮回的观念也随之兴起。以前，萨满信仰兴盛时只有受命于天的思想，不谈因缘。佛教传入后，天上有了极乐世界。萨满信仰时期只有人死后灵魂仍保佑其后代或做崇的想象；佛教传入后有了作恶事会下地狱的恐怖，但经过佛法的超度，仍可得到好的轮回。至此人临终时通常亲人们请来一个日常受人敬重的喇嘛给他念经，叫他在经声佛号之中，安然离开人间。同时还派一个人去寺院中，向一位最有名望的喇嘛或**问卜，请他给死者灵魂指条明路，好叫他到西方乐土去，或是转生到一个好的家庭。并且还要尽量布施僧众，请他们为死者诵经超度。为超度灵魂的诵经有三七、五七或七七四十九天连续不断的，最短的也得诵经七日。

（二）节庆民俗的影响

16世纪后期喇嘛教派传入，以喇嘛教信仰为内容的节日逐渐兴起。喇嘛教各寺院的宗教节庆，是宗教法事活动的一种，为了形象地传播喇嘛教教义，吸引教民而床里的。一些大规模的活动集会的形式是讲经说法、艺术表演、作品展览，主要是弘扬教义，增加喇嘛教的公信力。这些法会都在固定的日子举办，最重要的法会有正月的诵经大法会、四月的斋会、六月的夏季大法会等等。法会期间僧人集中诵经、辩经，举行跳神仪规。跳神舞蒙古语称査玛舞。辽西普安寺的查玛舞队,起源清雍正年间，是普安寺二世**罗布桑阿旺扎木苏赴西藏学经时学到的表演艺术, 回寺后广为传播, 兴盛一时, 几经繁衍并融人了许多辽西地域色彩, 形成了辽西独有的阜新藏传佛教中心的查玛舞文化。辽西普安寺的查玛舞产生距今已二百多年的历史, 虽有过中断, 但凡举办法会, 必邀请其它寺庙查玛舞队来表演。

（三）建寺庙造佛像的影响 喇嘛教成为蒙古族全民的信仰，建寺庙、造佛像等佛事在辽西阜新地区也非常盛行。雕塑艺术中的石刻佛像, 其艺术价值令人称绝。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乡境内海棠山摩崖造像群,是中国“东方藏传佛教黄教中心”唯一幸存下来的蒙古族文化艺术瑰宝。海棠山摩崖造像, 据《阜新县志》记载, 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章嘉**其徒张、王、刘、杨、丁、郭等建造普安寺”,并雕刻造像。雕刻家采用了阴刻、阳刻、高浮雕、内浮雕等多种形式。据说在大大小小裸露的岩石上曾有一千多尊石刻佛像, 至今保存完好的还有260 多尊。海棠山摩崖造像, 是一处极其宝贵的文物遗存, 一个佛教艺术珍品的宝库。当然也是辽宁蒙古族人民的骄傲。

喇嘛教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的传入到衰败，经历了大约300年的时间，确实对蒙古族人民的信仰习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辽西蒙古族特色的民间喇嘛教信仰风俗和习惯。

参考文献：[1]蔡志纯

蒙古族文化[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1 [2]才让

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 M]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1 [3]阜新蒙古族县志[M] 794 页，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8 [4]蒙古族通史[M]，民族出版社,19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