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影响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影响

关键字：史传文学，今文文学，叙事文学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

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修改便加以利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时间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诡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后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散文中已经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的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唱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春秋聘问考》（徐杰令）、《“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王长顺）

《唐代传记文学研究》（史素昭）、《唐传奇“文备众体”论》（杨欣）

第二篇：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 散文创作的楷模 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

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第三篇：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中级，记录了西周初年至初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仅以笔者拙见分析一下《诗经》对我国文学的影响： 首先，文学体裁方面，《诗经》作品众多，内容驳杂，历史悠久，艺术风格虽然迥异，但是他们有着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写实性强，朴实 自然的文风紧贴百姓生活，感情纯真朴实，很多作品有着浓郁的乡土情调和强烈的生活气息，例如《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很清晰的展现了一个男孩子为见心爱的姑娘，以布换丝为由去见心爱的姑娘，两人两小无猜的感情在诗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其次，《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可以说是其一大鲜明的特色，主要变现要求婚姻自由和对爱情的忠贞，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下，大胆而又委婉含蓄的表达对爱情的向往。笔者所熟知的当属《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是一首爱情恋歌，描写了以为痴情小伙子对心上人朝思暮想的执着追求。自然朴实的感情流露，勾勒出诗中男孩儿从心中涌出的浓浓爱意，纯真的感情让读者为之动容。而诗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早已成了千古流传的佳句。最后，《诗经》中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是个艺术手法的基本特征，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模板。赋的手法在后世不仅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到汉代还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影响深远。而比兴之法影响也较为深远，竟后人的不断发展创造，成为了世人进行艺术构思和形象思维的重要表现手段。

第四篇：庄子散文艺术成就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庄子》的艺术特色

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一寓言为广”（《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

《庄子》一书，大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而“三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重言和卮言也都可以视之为“寓言”。《庄子》一书中寓言有二百多个。大量运用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如《逍遥游》用大量笔墨、寓言来铺张渲染鲲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衬托、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庄子》一书虽然看似是断断续续的一个一个独立的寓言，然而寓言之间并非没有关联，而是存在着内在结构上的联系的。《庄子》文章以明确的内在主旨作统领，通过各种各样的生动形象的寓言进行说理，使文章充满浪漫色彩，具有说服力、感染力。

《庄子》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寓言的数量庞大，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这些形象可人，可物，甚至可以是无生命的意念，各种各样，特征鲜明。其想象虚构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大胆夸张，恢诡谲怪。如《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化而为鹏；《至乐》中骷髅论道，《齐物论》中庄周梦蝶。想象奇特恣肆，伟大丰富。《庄子》用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表达其哲学思想，使其形成了“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艺术特征，构成了瑰玮奇谲的艺术境界，具有散文诗的艺术效果。

《庄子》的文学成就还表现在它对语言的灵活运用上，即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如《齐物论》中写大风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歌语言的特点。《逍遥游》的末段，堪称抒情诗。

二、《庄子》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都和庄子思想及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从曹植、阮籍等人的文章中可看出《庄子》的文风。唐代大诗人李白奇特的想象，豪放飘逸、意象奇特、大胆夸张的诗风，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刘熙载评苏轼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最得庄子散文神韵。苏轼的文和赋也多从《庄子》中来。古代小说戏曲创作也深受庄子散文影响。具有浪漫幻想特色的《牡丹亭》、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庄子》散文艺术精神的表现。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

（据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一卷和陈文新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上卷整理）

第五篇：4先秦叙事散文专题

章节名称：第三章 先秦叙事散文 授课时数4 教学目的和任务：

1、掌握《左传》的叙事特点和记言特征

2、了解《国语》的文学成就

3、掌握《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熟读指定的作品篇目，并掌握每篇作品的内容和特点。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三章 先秦叙事散文 概说：

一、散文概念的引入

1、散文的问世与北方汉文化的进步，特别是文字的出现有直接的关联。文字出现的九种浪漫传说：伏羲龙书、神农穗书、黄帝云书、苍颉古文、少昊鸾凤书、高阳蝌蚪文、高辛仙人书、尧帝龟书、大禹锺鼎文，虽浪漫但无稽。

2、散文概念的沿革变化

散文和诗是最早出现的文体，而且差不多是孪生姊妹。甲骨文记录的卜辞，有的既像诗，又像散文，或者说是诗和散文处于胚胎期的浑沌未分状态，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说它像诗，因为六句当中就有五句用“雨”字收束，加上句子长短大体一致，读来音韵复叠，节奏分明。后来的《江南可采莲》诗，就是对它的承袭和发展。但它从头到尾都是占卜的言辞，极为朴实，明白地记述了占卜的时间和内容，可视作札记式的散文之 祖。我国古代往往诗文并提，既表示两者联系紧密，也说明彼此处于对等地位，各立门户，不相混淆。

“散文”的名称出现较晚，最早称“文”或“文章”，它不像诗那样古今一贯，显得确定而鲜明。其实“文”也不单指散文，还有“文饰”、“文采”的意思，有时也兼指诗赋。刘师培说：

古者“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夫诗为有韵之文，且多偶语，以诗为文，似未尽非，若以笔为文，则与古代文字之训相背矣，而流俗每习焉不察，岂不谬哉!

“文章”与“文”的意思相近，指“文采”或“文辞”。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韵散兼收，可见不论是韵文还是散文，都可称作“文章”或“文辞”。南北朝时期有文、笔之分，“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从此有了朦朦胧胧的散文意识，其中也潜伏着矛盾，刘勰就指出颜延年“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的话自相祗牾。他说：“《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不得云经典则笔矣。”称散文为“古文”，始于北宋，而盛行于明。明人艾南英说：“欧阳公得旧本韩文，乃始知为古文。”这里所说的“古文”，是指韩愈等所倡导的一种文章体式，即散体文，而非“古时的文章”。北宋的柳开是这样解释“古文”的：“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这实际上是韩愈“师其意，不师其辞”一语的发挥。不过他说得比较具体，其中“随言短长，应变作制”，清楚地道出它的文体特征，即句子可长可短，一切取决于表达的需要。沈括又称之为“平文”，或许旨在反映它“平淡古质，不为浮华”的方面。直接称“散文”的是金人王若虚，他说：“欧公(欧阳修)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又说：“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蠢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这时，散文的概念才比较明确。它指有一定艺术性的散行文字，形式比较自由活泼，不受任何体制的人限制。一般说来，“散文”的概念在古代是和韵文对举而出的，为区别韵文与骈文，把凡不押韵和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统称散文。先秦时期，文史哲杂糅，文学尚未独立，故与今天的尚未概念相去甚远，需要辨析。

二、先秦叙事散文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阶段：原始的文字记录：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周易》

第二阶段：简拙质朴的史书：《尚书》和《春秋》

第三阶段：成熟定形的史书：《左传》、《国语》和《战国策》

三、史官文化

作为早熟的民族，理性精神较早地出现在北中国大地。与此种精神相伴而生的是“史官文化”。我们很有趣地看到，对神话持怀疑态度并从而“不语”“难言”并对之加以改造的孔子、司马迁，其身份恰是史学家。中国的“史官文化”相当发达而且发育颇早，古代王室很早就设有史官，这种对自身行为言语的过分重视，与一种崇尚道德的政治有关，史既是一种道德垂范，也是一种当下约束。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汉书·艺文志》)” 既有此种道德约束，就必须讲究“实录”，秉笔直书，《说文》：“，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家的职业道德与职业训练就使他们远离神话，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神话，并最终对之满腹狐疑地加以改造或直接弃之如敝屣。如此，神话在中国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第一节 散文的萌芽

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记事文字，也是书面文学的萌芽。其后是商周两代的铜器铭文和周代的《易经》。第二节《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散文集。原只叫《书》，“尚”字含义乃“上古之书”的意思，可能也包含着后人对它的“崇尚”，后来儒家尊之为“经”，又叫《书经》了。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它包含着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比较可信的是商书和周书这两部分。收集的是商、周时期王侯的誓、命、训、诰，所以，以记言为主。其中颇有一些生动的段落，如商书中的《盘庚》，周书中的《秦誓》，但总的说起来，《尚书》是艰涩难懂的，唐代的韩愈都觉得读起来很难，有“佶屈聱牙”之叹(《进学解》)，我们今天若没有详尽的注本和足够的耐心与毅力，是不大读得进去的。

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zhuó）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第一部书的命运？!）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如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第三节《春秋》（性质、作者、内容、特点等）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编年史，应是鲁国史官所整理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属于记事体。它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时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典、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

《春秋》“春”与“秋”为一年四季中的二季，春种秋收，春生秋杀，（春还有“春华秋实”、“春花秋月”等）春秋代序为一个周期，一年，所以，“春秋”合称，就是指时间的运转。古代史最初的体例是编年的(按时间顺序依年编纂)，故以“春秋”作为史著的通称。而《春秋))则特指据说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而成的一部史书，孟子和司马迁都说是孔子所作，实乃不妥。据《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里的《鲁春秋》当为现今《春秋》之原本。这一年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仅十多岁，可能孔子对《春秋》做过删改和修订，《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

但这部记录242年问大事的史书，文字却仅有一万六千多字，二百多年各诸侯国大事，其间纠结缠绕，勾心斗角，因果相联，人事相搅，多少复杂烦难，以一万六千余字当之，定须简洁而谨严，要言而不烦，一以当十。这就形成了《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者，言语简洁而精省也，大义者，内涵丰富也，且包孕着主观倾向性。这对事对人之“主观倾向性”褒贬，又往往是暗示而非明宣的，此所谓“《春秋》笔法”。《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显然孔子作《春秋》不仅为客观记叙史事，为后人索隐，更为表达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并以之矫正世道人心，故《春秋》微言之中，有褒贬在焉。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但用一万六千余字写242年历史，可以想见其疏略简陋，这不是语言的锤炼所能避免的。所以，实际上，《春秋》并不能真正完成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记录，它只是一部“历史提纲”。王安石更直接批评它是“断烂朝报”。从叙述事实角度看，它实际上没有叙事，因为它没有“叙”，只有“记”，它只记录事件的孤零零的结果，而无起因、发生、发展之过程，更遑论其间的诸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包括各类人物的不同作用。（《左转》起而补之）就对事件的评论看，它亦没有论事，因为它没有“论”，只是过分依赖、迷信语言的多义性、丰富性，滥用其模糊性，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增加无约束甚至无规则的随意联系，这给我们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增加了难度。至于某些为尊亲者讳的用词，更值得商榷。如“践土之盟”时，春秋笔法：由于孔子和《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即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而实际上这也是鲁国史官的思想主张。孔子不可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记事，他只是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同上）这种“见之于行事”或称“属辞比事”的写法，就是春秋笔法。朱熹：“直书其事，善恶自见。”（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

如“践土之盟”，本是晋文公通知周天子参加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而作者记载此事时却写道：“天王狩于河阳。”晋文公为盟主，召集诸侯大会，也通知周天子到会，主弱臣强，天子竟被诸侯呼来唤去，形同被挟，实为周天子一大耻辱，但孔子记曰“天王狩于河阳”，用一“狩”字，为之遮丑。一个“狩”字，为尊者讳，强调了天子的身份地位，达到了“正名”目的。但这种做法，也遮盖了历史真相，实为史家所不宜取也。《春秋》三传：（或谓孔子故意“述而不作”，让学生承继）《春秋》既有这些叙事和论事上的不足和缺点，就须有人对之作阐释。被后人称之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就是传释《春秋》的著作。虽然其中《左传》又有人认为是独立著作，但客观上，我们仍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春秋》的注释。这三部著作，《谷梁传》(鲁人谷梁赤作)，《公羊传》(齐人公羊高作)乃是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的，对《春秋》的“论事”作深文周纳的注释和阐释，有时不免穿凿附会，这两部著作实际上已不再是史学著作，而是政治学、论理学著作，已与文学无关。而《左传》则补《春秋》“叙事”之不足，史料既丰富多彩，格局又规模宏大(19万多字)，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都堪称一流。

第四节《左传》

一、《左传》

《左传》的作者，说法不一，比较可靠的是鲁国的左丘明。孔安国注《论语》时说：“左丘明，鲁太史也。”这位鲁国史官很可能在后半生遭遇什么不幸，便双目失明，成了一名瞽史。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作传授曾申。”（孔颖达《杜预〈春秋序〉引》曾申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儿子，据此左丘明应该是孔子的晚辈。但孔子对左丘明十分敬重，并引以为志同道合者。《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正是左丘明所具备的良史之德，著述《左氏春秋》成功的主观条件。此外，左丘明还有撰写史书的客观条件，他所在的鲁国，原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号称礼乐之邦，保存周代文献比较完整。晋杜预说他“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春秋经传集解序》）为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他又同孔子一起到东周观看有关史料，回鲁后以孔子修订的《春秋》为纲，仿照其体例，写成了一部详备的史书《左氏春秋》。

《春秋》是编年体的断代史，依经作传的《左传》当然也是此种体例。它的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比《春秋》多了十三年，共255年。另外，《左传》最后还有一节附记，署日“悼之四年”，但所叙事迹至韩、魏灭智伯，已是鲁悼公十四年左右的事。所以也可以说《左传》记事下迄至悼公十四年(前454)。《左传》不是专史，但凡此二百六十多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人物诸多状况，在《左传》中皆有生动而具体的反映。要了解此间的历史，《左传》是最翔实、可信的材料。

《左传》在对历史事实作客观真实的记叙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文明的思想倾向。它赞美明君贤臣，斥责暴君酷吏，宣传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并且突破孑L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观念，对统治阶级丑陋、残忍、荒淫、无耻等进行了记叙和揭露。这一切，都是《左传》进步性的表现，也是其价值的体现。

与此同时，它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对宗法制度等等级制度的维护等。但这些都不足以掩灭其辉煌成就和巨大的史学价值。

由于《左传》是在“叙事”上下工夫，这就使它有可能在叙事、写人及语言诸方面得到相当高的水准，取得与之相关的文学成就。事实上，《左传》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不仅是以其巨大的史学成就为人重视，也因为其巨大的文学成就对后来的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为历代所推崇。

如果说《春秋》是对历史事件“结果”的记录，并用谨慎选用词语的方法含蓄地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那么，《左传》则是对历史事件“过程”的记叙，并在记叙过程中“于叙事中寓褒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趣的现象是，相较于《左传》对历史事件过程的生动、翔实的记叙而言，其对历史事件结果的记录反而显得草草——事实上，由于对历史事件过程的叙述已足够充分，对事件原因、发生、发展过程的描述已足够细致具体，其“结果”往往已是不言而喻——不需要太多的“言”即可“喻”之于读者。很显然，相较于《春秋》对历史事件结果的过分重视，《左传》的作者更关注对历史事件“原因”的探究。这种对“因果”的追寻，可以说是深入到了史学的本质，也就是说，《春秋》可以说是档案(历史事实的堆积)，而《左传》则不仅是“史”(历史事实的堆积)，而且是“学”(对历史的研究)。由此观之，《左传》作者在对史学的理解上，对史官(家)职责和素质的理解上，远超孔子之上，而《左传》的史学价值也远远超过《春秋》。

而且，由于《左传》热心于对历史创根究底，热心于对历史事实作细致的观察并记录在案，又出乎意料地使《左传》具有了极高的文学价值。这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叙事的成就上（长于叙事）。它善于叙事，精于剪裁，详略得当，而且细节描写也大放异彩。并且在细节描写中，刻划了人物的性格，洞悉了事件发展的隐微动机。其对战争描写的擅长及取得的成就，更是历来为人称道。我们前面说到了，《左传》更关注历史事件的“因果”的追寻，所以，它写战争，并不把重点放在战争结果上，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战争的背景、起因、交战各方战前的准备，政治、经济状况，人心向背，兵力布署，外交情况，将帅的性格与士兵的士气，战略战术的运用等等，围绕这样的主题，作者把大量的历史事实网罗了进来并组织起来(这也就实现了对历史的记录)。而组织这些材料，并委婉周详、生动活泼地加以叙述，使之有跌宕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矛盾，张弛有致的节奏，突出明确的中心，兼之谨严而巧妙的结构，清晰而相扣的层次，《左传》的叙事艺术也就自然地凸显出来。

与叙事艺术紧密相关，《左传》在写人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善于写人）。显然作者认识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尤其是当事人，其品性、人格、性情、修养、见识等等，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所以，《左传》写人，也是为了“叙事”，为了更好地叙事，更好地说明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

《左传》写人的方法，约略有四：一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实际上“说什么”和“做什么”是一个人性格的主要表现。二是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之中，通过描写人物如何应对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的行为、思想、心理来展现人物性格。“如何做”“如何说”——也即“方式”的选择，是人物性格的又一突出表现。三是通过对比手法来衬托人物性格，把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对比着写，从而使各自性格特征在对比衬托中更加显明。四是细节描写。细节描写可以使我们对人物性格有更深入，更细致，更深刻，更近距离的了解。

《左传》叙事、写人之成就，可以举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为例说明。《春秋》在此年月下只一句：“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只是把事件中的“结果”系于月、年，而整个事件过程及起因、发展则阙如，而《左传》则以一“初”字领起追述，一下子就把事件起因追溯至40年前。按：郑武公娶于申在武公十年，公元前761年；武公十四年，公元前757年，生“寤生”；武公十七年，公元前754年，生共叔段；公元前743年，庄公即位；公元前722年，即隐公元年，庄公克段于鄢；而36年前庄公出生时的“寤生”(难产)，乃是这一件历史大事的近乎微不足道的“因”，真令人感慨!不仅统治者内部所谓的神圣伦常之爱，被撕下了面具，甚至历史理性也受到怀疑。就叙事言，《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到了《左传》，就变成了七百多字的，起因、发生、发展、情节曲折而生动，具体而翔实；人物性格鲜明而突出的大文章。其写情节，自“庄公寤生”引起姜氏厌恶起，接叙姜氏“欲立”共叔段，为之请制，请京，收贰，完聚，将袭郑，庄公伐京，段出奔共，颍考叔献计，庄公母子隧而相见„„环环相扣，层次清晰。故事的展开，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出场，都有条而不紊。其写人，则姜氏之偏执自私，乖戾狭隘；共叔段之飞扬跋扈，有恃无恐，无知愚蠢而野心勃勃，都在情节展开中自然地显示出来。尤其是郑庄公，其行事之周密，用心之险恶，处心积虑而不动声色，欲擒故纵而貌似忠厚，果断斩决而善待机会，深谋远虑而委曲求全，在其行事及语言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令人发粲的是整个事件结束后的最后一句“遂为母子如初”，一个“初”字，照应了全文开头的“初”，也让我们自然想到：这对母子，他们之间的“初”是什么样子呢?“如初”不过也仍然是内怀怨毒，尔虞我诈，互相拆台罢了。这出“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的“隧而相见”闹剧，只不过是掩了天下人耳目，庄公得以保持“孝悌”之名，而姜氏仍可以养尊处优，重新恢复**的地位，继续过着寄生的贵妇人生活而已。这篇七百多字的奇文，以“初”始，以“初”终(后面一节“君子曰”与全文情节互不相关，其思想倾向又近于画蛇添足，置之勿论可也)，首尾可对照，可对接，完然自足。文章结构之精妙，令人惊叹!《左传》艺术成就的第三个方面，是其语言上的特色（工于记言）。其叙述语言，典雅、平实、简炼丰润、含蓄畅达、曲折尽情。其人物语言，与人物的性格、修养、身份及其处境，在事件中的地置，十分贴切。其行人辞令(外交辞令)，更是历来为人称道。我们看鲁僖公三十年(前630)的“烛之武退秦师”一节中烛之武对秦穆公的一段说辞：

夜缒而出。见秦伯日：“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围攻，弱小的郑国当然没有军事上的任何优势，烛之武在谈判桌上也可以说没有一点砝码。所以，他先坦率地承认，若秦晋再围攻下去，郑国必亡，郑国人自己也知道并准备接受这种结局。坦承自己国家的处境，让人觉得他老实而诚恳。然后烛之武话锋一转“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亡郑固然对郑国是亡国之祸，但秦国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吗?这一转折，就使得烛之武此番说辞，好像并非为郑国打算，而是在为秦君谋划。接着他站在秦国立场上先就秦郑关系展开分析：亡郑，对秦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舍郑(放郑国一码)，对秦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秦郑关系不应该是敌对关系，你死我活关系，而应该是战略伙伴关系，至少应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军事合作的前景。下文写到秦穆公退兵后，留下了杞子、逢孙、杨孙“戍之”，实际上，是在郑国建立了军事基地，既可两面夹击钳制晋国，又可作为秦国争霸中原的跳板。秦国确实是从“舍郑”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在谈完了秦郑关系，化敌为友之后，烛之武又话锋一转，对秦穆公指出秦晋关系的脆弱性，秦晋两国根本利益的尖锐对立性。他也从两个方面分析。从过去看，晋负秦(晋惠公曾对秦穆公失信。晋人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秦穆公当然没有忘记)；从未来看，晋阙秦。晋要强大争霸中原必先抑制秦国，使无后顾之忧；而秦要东向，也必先越过晋国这一关口。秦晋之间正因为根本利益互相对立，所以虽是邻居，常常搞些“秦晋之好”的联姻之类的双方心照不宣的把戏(穆公就是晋文公的岳丈)，但世世交恶相斫不休的事实是不能掩盖的。三年以后(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谋袭郑，晋设伏于崤，使秦全军覆没，即可为烛之武预言注脚。上述事实客观存在，只不过穆公一时糊涂而未能了然。烛之武也只不过是给秦穆公提个醒，指出这个格局罢了。而在迷途中的穆公经烛之武的当头棒喝，幡然猛醒，结果是“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由此观之，烛之武对穆公所言，皆是事实，且果然是于郑于秦，皆大欢喜。这类外交辞令，当然是最值得推重，与后来纵横捭阖之徒，徒逞口舌，播乱是非，设阱陷人，构隙成奸，务为自利而损人的做法，有本质区别。

从文法言，这段说辞，层次清晰。先退一步，为一层；谈秦郑关系为一层；谈秦晋关系又为一层；最后两句“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是总结性的话，为一层。凡四层。层层相续相扣。就烛之武立论的核心言，则不外乎“利害”二字。穆公何许人也?唯“利害”可以动之。所以，烛之武开口便是“有益于君”中承“君亦无所害”的“害”，闭口则是“阙秦以利晋”的“阙”和“利”。一大段滔滔不绝之后，以四字收束：“唯君图之。”此君“图”什么?——唯利是“图”而已。秦穆公“图利”，烛之武乃说之以“利”，如此才能句句入耳，听之无厌，闻之心悦，最后言听计从，“与郑人盟”。而对与昨日同盟、女婿一旦决裂竞毫不芥怀，毫无愧疚，亦可见穆公英雄加流氓的本色。再验之以三年以后(鲁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穆公利用郑人信任而谋袭郑，亦毫不受信诺之约束。后来蔺相如庭斥秦王赢政：“秦自穆公以来，未尝有坚明约束者

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言之凿凿有据也。

此外，《左氏春秋》中还有作者丰富的想像和合情合理的虚构，作者采集的文字记载、历史传说、民谣故事、神话异闻，仅是一堆“材料”，作者的想像与虚构不仅补足了材料中普遍缺少的细节，甚至还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情节与人物的语言，它像粘合剂一样，把全部材料粘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统一体。想像与虚构是贯彻《左传》写作始终的一种重要艺术思维形式，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和母亲的对话纯属作者揣摩、想像而虚构的。想像与虚构的运用、作者对旧史料的修饰润色、对传说逸闻的广泛吸收，使《左传》行文更加铺排，叙事记言更加夸张，因而不少人从史学的角度加以非难，王充《论衡》：“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相违反。”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韩愈《进学解》：“《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从史学求真、无证存阙的原则看，《左传》不是严格的史事记录，然而从史传文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左传》艺术创造的重要表现。补充：

《左传》：„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译文：鲁国史书上写到：“郑伯克段于鄢。”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段的所作所为不像个做弟弟的，所以不说“弟”。像是两个敌国的君主打仗，所以叫做“克”。直称庄公为“郑伯”（郑老大），是讽刺他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说这是他本来的意思。不说“出奔”，是难以明说其中的缘故。）

解读：《烛之武退秦师》、《郑伯克段于鄢》

第五节《国语》文学成就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据司马迁、班固、韦昭说，《国语》是左丘明在失明以后将其编著《左传》剩余的资料略加整理、汇编而成。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除没《周语》3篇、《郑语》1篇涉及西周事以外，其余记载的是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等重点史实。《鲁语》2篇主要记载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故事，《齐语》一篇主要记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事，《晋语》9篇重点记载灵公、昭王事，《吴语》一篇、《越语》2篇着重记载吴越争霸。这些显然采自春秋时期各国史籍“百国春秋”中的资料，它上起西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规谏讨伐犬戎，下至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伯500年的历史。《国语》与《左氏春秋》有很大的不同，它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国语》是一部各国史官的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君臣谋议得失的谈话，基本上属于记言体。虽有记事，只是记言体中插叙和补充，比较接近《尚书》。《国语》在记言结束以后，往往缀上几句事情的发展或结果。如《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论楚公子围，记事言语不多，但构成了完整的史实记叙，比《尚书》富于故事性。其次，《国语》开创了以国为单位来叙述史实的体例——国别体，它集中叙述某国的历史，又往往可以集中叙述某人生平始末，为传记体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

最后，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饬，颇有气势。总的说来，《国语》文学成就不如《左氏春秋》，但它长于对话，有自己的特色。《国语》有些人物对话写得相当精彩，相比之下，《左氏春秋》或空缺、或简略，而缺少《国语》中人物对话的生动与风趣。如姜氏劝夫不成，《左传》写道：“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而《国语》中写道：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第六节 《战国策》

一、《战国策》的成书（策：成编的竹简，即史册）

《战国策》同《国语》一样，也是一部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国诸侯时陈谋献策或互相辩论的言辞，所载上继《国语》下限，下至秦并六国之后，即从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开始，迄秦二世即位为止，245年间各国诸侯政治、军事、外交等重要史实。这些资料大部分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和策士所记，来源不一，零散错乱，名称各异，有所谓《国策》、《国事》、《短长》、《长书》》、《事语》、《修书》等称呼。到西汉，刘向第一次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修订成书，共33篇。因其主要记载“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所以定名为《战国策》。到北宋，旧本《战国策》散佚甚多，文学家曾巩遍访藏本进行校补重编，才成今本规模。东、西周各1篇，秦5齐6，楚扎、赵、魏各4，韩、燕各3，宋、卫合为1篇，中山1篇。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著述27章，11000字，无书名、篇名，整理这些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或帛书《战国策》，其中11章内容与今本《战国策》、《史记》相同，16章属于佚作。这说明战国时史官及策士记载所谓“纵横家”论辩言辞的资料是很多的，传到汉时仍为数不少，刘向编订《战国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要想争霸天下，国势、军力固然重要，但政治攻势和外交斗争也是必备的条件。但在这种形势下，士阶层中分化出了一批又一批游说策士。他们继承了春秋时期行人相聘于诸侯的传统，熟悉纵横捭阖之术，凭借自己的口才，鼓吹“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为了自己功名利禄，朝秦暮楚，见风使舵，明辨利害得失，能为诸侯争城、掠地、杀人、灭国，出奇谋、划妙策。他们或游说君王，或互相辩难，无不变本加奇，铺张扬厉，形成文字，令人拍案叫绝。章学诚称为“行人辞令之极。”

二、思想倾向

《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复杂，今略举大端。其进步思想表现在：

1、反映了民本思想。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十分流行，《战国策》有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齐策四》）这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有相通之处。又如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其中之一就是“焚券”、“市义”，使薛地百姓皆呼“万岁”。虽然是为了收买人心，但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人心向背对贵族的安危是如何重要。这种思想在书中比比皆是。

《战国策》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地揭露。如宋康王无道，“骂国老谏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任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于是“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卫策》）齐闵王拒谏饰非，枉杀直臣，弄得百姓不附，宋族离心，国被燕所伐，身卫淖齿所杀。（《齐策五》）作者对这些暴君都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2、有明显的“贵士”的倾向，把士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颜斶（chù）见齐宣王，大胆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垅”。燕昭王筑黄金台，尊郭槐为师，礼贤下士，“士争凑燕”，终于破齐复国，报了大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思想对于束缚人才的世卿世禄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冲击。书中还提出发现人才要不拘一格，不能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看大节，而不苛求小疵；要充分信任，而不要随便怀疑等，这些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3、《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虽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主张贵族子弟要及早为国立功，长辈不要溺爱，否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是非常危险的。公子牟劝范睢，“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果肉期而果肉至，果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唐且向信陵君建议：“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些话具有格言意义，包含了某种生活哲理。

4、对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战国策》给予充分肯定。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毫不退缩，同他们反复辩论，坚持到底。他多次宣布“反古未可非，循理未足多”。“便国不必法古”，礼、法、政、教都要从实际出发。并且明确表示，儒家所提倡的那一套不合时宜，不足取法。“仁义道德，不可以束朝”（均见《赵册二》）这些都是当时观念形态变化的真实反映。

5、从思想线索上看。《战国策》艺术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学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刘向已指出《战国策》的这种倾向。三国时秦宓曾攻讦：“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纫生，亡人纫存，经之所痊”（《三国志·蜀志·秦宓传》）。北宋曾巩指责《战国策》是“邪说害正”，要“放而绝之”。元人吴师道认为“是书善恶无所是非”，“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战国策序）甚至宣扬受贿有功，造谣言说假话有理，露骨的提倡个人功名利禄，宣扬利己主义等，无疑都是糟粕。

三、《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1、《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斶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

2、《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秦策一》中《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3、《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4、《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到此时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 “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5、多用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阅读作品：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鞌之战》、《殽之战》、《晋公子重耳出亡》 《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冯谖客孟尝君》

作业题：

1、从《郑伯克段于鄢》、《殽之战》看《左传》描写战争的艺术。

2、试析《晋公子重耳出亡》的人物形象。

3、从《苏秦始将连横》看《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4、由《冯谖客孟尝君》看战国时期“重士”和“以民为本”的时代风气。齐宣王见颜斶（chù，齐人）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陇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陇也。”宣默然不悦。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锺，万石虡（jù,悬锺的木架）。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处；辩士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不备具，而百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必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仅有好大喜功的野心是不能建功立业的，只有主观的空愿望而不去实行，愿望是无法实现的）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榖，是其贱必本舆？’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傅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命令我说话的人）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