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华颂,（演讲稿）

中华颂（演讲稿）

大家记得吗？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上中国人的不屈不挠； 大家记得吗？弥漫销烟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坚强不屈； 大家记得吗？汶川大地震中国人的同心协力……

当然，我们当然记得！

几千年的血雨腥风，几千年的龙争虎斗，有多少刀光剑影！

几千年的白云悠悠，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繁荣昌盛的中国！

我们更记得，我们是新时代的中国人！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自强不息，坚强不屈，顶头立地的血液依然在华夏人心中沸腾！

灵魂不会出窍，血液不会干涸，它们不会让我们忘记，中国人从来都是顶天立地的人，都是不跪的人！

昆仑——是我们中国骄傲的腰背，长城——是我们民族自豪的脊椎，千百年来，无论多少刀兵火水，他们都高贵的挺立着。

不会下跪，我们的母亲的血液里没有下跪的基因！

不会下跪，我们的父亲的骨骼里没有下跪的骨髓！

我们中国，伟大的中国，是顶天立地的巨龙。

杨靖宇不会下跪，他那严峻的面孔让日本人不寒而栗！

李大钊不会下跪，他那黑色的长衫让反动派恐慌！

我们站起来了！

中国从此站起来了!

我们站起来了，站起来走进了联合国，说话有分量，发言有权威，香港，回来了，这颗东方明珠，100 年后回来了； 澳门，回来了，这个久别的赤子，400 年后回来了！

我们站起来了，2008 奥运会在中国举办。

我们站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如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中国人的脊梁是硬的，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五千年顽强拼搏的精神，中国会强大起来，中国会走向繁荣昌盛。

第二篇：演讲稿-中华颂

中华颂

有人问 哪里是你的家

我回答 向东方走

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

那是一方灵秀的土地

盘古开天留下了久远的神话

黄河水在那里孕育了黄皮肤的儿女 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

四大文明 有我中华

四大发明 始于华夏

星汉灿烂 筑起了多少璀璨的灯塔 紫气东来 点染出江山如画 翘首强汉 你能听到金戈铁马 回眸盛唐 你会看到威仪天下 可强汉盛唐只是先辈的潇洒 青春中国 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

是啊，改革开放

一次大手笔的抒发

宏大的谜面

要用宏大的篇幅才能解答

春天的故事

唱响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港澳回归

把屈辱的历史洗刷

百年奥运

是中国精神的升华

嘹亮的国歌

仿佛还回响在北京的盛夏神七飞天

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太空里的一面红旗

你映红了地球上的万朵云霞

也许

那之前 你还看到了一场大灾难 但大难之中你才真正了解我的中华 就是那一刻

全天下的龙族儿女成为了一家 亿万人的牵手

创造了一个感天动地的神话

这就是我的中华

五千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 这就是我的华夏

新时代的画卷任你挥洒勾画 其实 复兴的谜底不难解答 和谐社会

一定能让中华民族繁荣强大 我的中华

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 喜玛拉雅 我的中华

你是炎黄子孙心底里

永远的牵挂

薪尽火传

不要问我们忠诚是什么

一声召唤

龙族血脉都将会排列在你的旗帜下 有人问 哪里是你的家

我回答 向东方走

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

记住了 中华是我的家

中华是我们的家

第三篇：中华颂演讲稿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第四篇：中华美德颂演讲稿

三

一九四九，二零零九，六十年，弹指 一挥间！蓦然回首，从五星红旗第一次升 起在天安门广场直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 国以矫健的步伐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如果 你问我为什么爱中国，我一定会马上说出 上百个理由来。“我爱中国，因为我们有 灿烂的五千年历史；因为我们有伟大的„ 四大发明‟；因为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中有 教育家孔子，军事家孙武，数学家祖冲之，大诗人李白等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为我们有古老的北京，繁华的上海，富饶 的黑龙江，辽阔的内蒙古；因为我们有高 耸入云的泰山，神秘莫测的神农架，风景 优美的庐山等自然奇观。因为我的母亲是 中国人，因为我的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因为中国有我出生的城市，有我说的汉 语，有我敬重的人。因为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同学、朋友和我共同生活的这个伟大 民族属于中国。跟我朝夕相处的大自然，我目睹的一切，热爱、学习、研究、崇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一切都属于中国。

历史上，无数先辈为了祖国的强盛，民族 的兴旺，前仆后继。奋斗不懈，做出了可 歌可泣的贡献。我们这一代，正处于这一 继开往来的时期。在座的各位有理想的青 年，有立志做一个无愧于祖国的人，无愧 于我们时代的一代新人。为祖国更加灿烂 的未来而奋斗！祖国，你是昂首高吭的雄 鸡——-唤醒拂晓的沉默，你是冲天腾飞 的巨龙——-叱咤时代的风云，你是威风 凛凛的雄狮——-舞动神州的雄风，你是 人类智慧的起源——-点燃文明的星火。缅怀漫漫岁月，凝聚缕缕遐想。翻开历史 厚厚的书页，我们却发现，昔日的祖国也 曾不堪回首

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身躯之时，当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祖国的 大门时，当圆明园遭受抢劫火灾而被摧毁 时，无数人民群众就惨遭杀害……中国人 民终于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含义，一 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开始奋起反抗。中山先生，在黑夜里开始规划治国方略;毛泽东，在贫瘠的土地上支撑民族的血肉 与骨骼；邓小平，把饱经沧桑的瞳仁放大，指引多灾多难的祖国从世纪的风雨中走 过……今天，他们谁敢不惊叹中国科技的 巨大进步和飞速发展？谁敢不佩服奥运会 场上中国健儿的奋勇！谁敢说，台湾不是 中国的领土！无论是神州7号的成功还是 奥运金牌榜上熠熠发光的金牌，一次又一 次让世界向中国投来了惊羡的目光，一次 又一次让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当五星红 旗在北京奥运会会场上冉冉升起，激昂、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响起，我有一种冲动，一种神圣的感觉，一种心潮澎湃。不，我 说不清楚，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 觉。激动、骄傲、自豪、庄严……我为我 们的体育健儿而自豪，我为国人综合素质 的提高而骄傲。2008年8月8日，第二十 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在 这次的北京奥运会中，我国取得了十分优 异的成绩：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 铜牌。奥运的成功，不仅实现了中国人民 几个世纪的梦想，更让中国的体育水平得 到了世界的认可。我的祖国山清水秀，景色怡人，吸引 了许多中外游客！那蜿蜒盘旋如一条长龙，与山相连，与天相接的就是延绵千万里 的长城，真壮观呀！城楼如同一个身披铁 甲，头带战盔的将军，镇守着祖国美丽的 山河。面对这象征伟大民族的智慧和气概 的伟大形象，我的心被征服了。那闻名中 外的兵马俑更是雄奇壮观的多了。这些佣 人中包括有将军佣……他们身份、装束不 同，神态也不同。这栩栩如生的兵马俑，我仿佛看到了那千军万马奔腾厮杀的古战 场，听到了那号角齐鸣，战鼓咚咚的敲打 声。此时，我感到了兵马俑那种豪爽的气

同学们，我们是初开的鲜花，我们是 初升的太阳，我们是中国强盛的主力军。我们今天的努力，就是明天的希望。让我 们用百倍的努力，学得知识，学得能力，用自己强健的双手再创祖国的辉煌！当我 们反躬自问时，能问心无愧地说：“祖国

在我心中！”

第五篇：中华颂的演讲稿

中华颂的演讲稿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

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

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在他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2 3 发表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