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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编辑:清幽竹影 识别码:21-522335 12号文库 发布时间: 2023-06-13 21:37:22 来源:网络

第一篇: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但一些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引起各界的强烈关注

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强调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大家的共识,但一些人对社会公平的理解存在误区,导致在实践中不能很好把握和贯彻社会公平。本文试对社会公平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探讨。

一、如何科学认识社会公平的内涵

社会公平,是就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言的,体现的是人们之间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1]我们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社会公平进行分析,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公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公平是人们对社会经济关系种种现象的反映和评判,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发展变化的,社会公平的标准也随之发展变化。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抽象地谈论公平,把它当作某种亘古不变的原则。恩格斯明确指出: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2]。可见,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存在不同的公平标准。就是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阶级由于阶级利益的差别,对社会公平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认为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来获取剩余价值是完全合理的、公平的,因为他们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带来的;但工人们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剥削,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认为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外的那一部分价值。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我们的社会公平观必须反映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离开这一生产关系来讨论公平是没有立论基础的。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就要充分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其精神实质。

社会公平是一个具体的范畴。不能把不同领域的公平标准混为一谈。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一谈到公平,往往侧重从分配平均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并把社会公平等同于平均主义。但仅仅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公平,不利于全面认识社会公平的科学含义。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说平等,一向是指社会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决不是指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平等。”[3]一般来说,社会公平主要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和人格地位上的平等等。经济地位的平等,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具有相同的地位和权利,包括平等地拥有工作、劳动的权利,平等获得工作机会的权利,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权利等。政治地位的平等,包括平等的参政与议政、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还包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等。文化地位的平等,包括平等的受文化教育的权利等。人格地位的平等,即每个人的人格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而不管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如何。各个领域的公平标准不一样,不能把这个领域的公平标准作为另一个领域公平与否的判断尺度。比如说,等价交换、优胜劣汰原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人们之间存在一定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但在社会领域不能以此为公平标准,因为社会领域必须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作为社会公平的尺度。当前,我们在再分配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调节不同阶层的收入、实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是从社会领域公平标准出发的。如果在社会领域仍然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势必造成贫富的两极分化,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社会公平是一个相对的范畴。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社会。这是因为公平的实现总是受一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公平观,但由于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且发展不平衡,所以现阶段还不能真正实现这种公平观,还需要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此外,社会公平的实现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即使一种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消除了,但由于各种因素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愿望,而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制度完善的程度。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去评判公平与否,而是必须把公平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要研究这种公平观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是不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要求。[4]

二、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但一些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引起各界的强烈关注。例如,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总体收入的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不断扩大趋势。从城乡差别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差别看,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年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多元;从省际差别看,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为76976元,最低的贵州省为9187元,两地相差67789元。[5]与此同时,其他领域的不公平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医疗领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了提高,但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不健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在教育领域,教育改革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教育资源不均造成“择校热”、“收费生”愈演愈热;在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断加快,但作为“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保障体系仍不健全,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依旧脆弱。

针对现实中的这些不公平现象,有人认为这是我们党长期不注重社会公平的后果,甚至开始怀疑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不公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掌握了生产资料的阶级就有可能利用这种经济力量去剥削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是产生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指出:“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6]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逐步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分配领域中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根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为我国消除社会不公平现象奠定了经济基础,只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彻底消除社会不公平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并在实践中逐步推进社会公平的实现。毛泽东在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分配制度、工资制度、就业制度、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思考,开始探索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将实现社会公平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之中。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满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采取切实措施把社会公平问题作为涉及全社会的重要战略问题加以解决。胡锦涛立足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把促进社会公平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维护社会公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统计,2009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23550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合计超过12亿人;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2715万人、14896万人和10876万人。中国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至2009年底,有2347.7万城镇居民和4759.3万农村居民享受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2009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3597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6%。

我们也应看到,社会公平的实现是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制约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出现一些不公平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认为,造成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没有建立起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制度。一方面,原来的一些制度已不完全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凸显出不公平性。比如,延续了50多年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居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不公平。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制度和体制没有建立或不够完善,也带来了新的不公平。比如,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一些人利用政策的漏洞,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攫取财富的现象比较突出;政治、文化、教育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社会保障体制还有待健全,这些体制的不完善导致社会成员在权利义务享受上的不平等,存在着“先天性”的不公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十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和部署,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任务:一是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二是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三是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四是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六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这些制度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它的建立和完善必将为我们党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制度保证。

三、如何认识分配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于是,一些人把这种不公平现象归咎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关于这一原则还要不要坚持的看法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不同的观点:

一是继续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不仅不应改变,而且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否则会影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颠倒了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应该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结合”过渡。

三是主张“公平优先”,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摆在突出位置。

上述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中,效率和公平究竟谁应处在“优先”地位。解答这一问题,必须搞清楚“效率”与“公平”的内涵和实质。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分配原则中,“效率”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的,强调的是社会财富和社会价值的生产创造。而“公平”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讲的,强调的是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和社会价值的合理分配。公平与效率并不属于同一方面的问题,效率侧重于生产力的角度,公平侧重于生产关系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提高效率,会做大物质财富的“蛋糕”,为实现公平提供物质前提;另一方面,注重公平,使物质财富的分配更加公正、合理,能为提高效率增添动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分配合理,人们的积极性就高,随之效率就会提高;效率提高了,可以用于分配的财富就多了,就容易实现公平。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为我们在新时期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以,我们在分配中究竟什么时候强调效率、什么时候突出公平,必须依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离开当前的经济发展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抽象地谈论谁先谁后,没有实际意义。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生产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挫伤,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将效率放在优先位置。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7]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把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发展的重点,实行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使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大幅增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党也越来越认识到在继续强调效率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注重社会公平的初步思路,“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8]。因此,我们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应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继续强调效率。

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原因在于:第一,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来看,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二,从社会不公平造成的后果来看,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必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社会不公平现象会造成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势必引发或加重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的不安甚至是动荡。第三,从国家经济实力的角度来看,进一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近12倍。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我国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贫富不均问题奠定了物质基础。

要继续强调效率,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就是提高效率。尽管我国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经济落后和效率不高的情况仍未根本改变。例如,2005年,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

41、日本的1/36,而且单位产值消耗的能源、原材料、资源还很惊人。[9]第二,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必然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由此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效率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为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必须继续强调效率。第三,只有继续强调效率,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有效解决包括贫富差距过大在内的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

高健

第二篇:探讨我国教育不公平现象

探讨中国现阶段教育公平问题

(演讲稿)

学院

计算机学院

班级

软件1103

学号

1111611028

姓名

陈蕾

2012.11.11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探讨我国现阶段教育公平问题》。首先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我国现阶段教育现状与发展公平吗?

答案可想而知,当今社会教育不公平现象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这在我看来也必须成为焦点,因为教育问题是一个国家兴盛的关键,也是中国能否在世界中拥有自己的声音的必然问题。

曾经看过一个名叫《大国崛起》的纪录片,它主要记录500年来9个世界性大国的起伏跌宕.其中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些国家在遭受毁灭后短期内就能恢复过来,并且还取得超前的成绩..其实没有别的,就是:他们将教育放在了国家建设的第一位,将人才的培养放在了第一位。

以德国为例,一个历史上四分五裂的国家,被称为“欧洲的战场”.这样一个苦难的国家,终于在俾斯麦的"铁血"手段下获得了统一.国家刚刚统一,教育就被摆在了各项事业的首位.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很贫穷,还要支付对法国的赔款.但是德国孩子读书不需要交学费,不读却要受到处罚.当时的国王还把自己的宫殿拿来做大学校舍.德国如此的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使德国在统一后不到几十年里国家的实力就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恰恰是这样的例子。

正是由于对教育问题的重视才造就了德国与日本的强盛与发达,这也恰恰证明了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而反观现阶段的中国教育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也是使民众将目光聚焦于此的原因,正圆了那句话,群众的眼光是雪亮了。

而这种不公平现象或者说是差异大多表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

第一方面: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比如,城市居民,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享有的教育资源(如教育经费、教学条件和师资等)和教育机会明显多于农村居民;再比如,各地大学数量的不同和高考招生的名额限制,以及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客观上倾向于城市等原因,最终导致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巨大差距。近两年有关高考录取率的报道表明,我国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报考青年的录取率已经高达70%以上,而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省份高考录取率还在50%以下。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录取比例上,还表现在录取层次上,农村学生考上本科与重点院校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城市学生。这也意味着农村毕业生要想争得良好的社会待遇和享受较好的文化生活,是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第二方面: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近年来,东部地区9省(市)全部通过“两基”验收;中部地区13省(市)中92.4%的县市实现“两基”;而西部地区9省(市)中实现“两基”的县市仅有71.7%。在我国现行的教育投资体制下,各地区基础教育投入的大部分资金是由本地区财政承担所以区域教育发展水平同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密切相关。西部和东部拥有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贫困地区脱贫要依靠教育,可当地高校资源多数贫乏,学生考大学难是个不争的事实。部分高校虽名义上是全国招生,但实际上本地考生已超过70%。

而造成这些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原因也有如下几点:

(一)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一些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产生与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有关,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未能明确意识到义务教育不是非公共产品,也不是准公共产品,而是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全部承担,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不应让老百姓分担其成本。政府未能尽到应有的职责,未能很好地贯彻有关法律法规的精神,让老百姓埋了不应该埋的“单”。同时,政府对仅有的资源配置不够合理。

(二)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因为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教育经费投入有限,教师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需要寻找补偿的渠道。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很低。经过努力,近年来虽有较大改观,但情况仍不乐观。尽管1993 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国家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在20世纪末要达到4%,但1998年仅为2.25%,1999年也只有2.79%,甚至到了2008年,还只有3.48%,仍未达到规定的4%的指标。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着教育的发展,进而阻碍着实现教育公平的历史进程。

(三)社会的不公平。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处于发育阶段,市场经济的不规范拉开了人们的差距,不仅是绝对的差距,而且相对差距也在拉大。首先是人们的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社会不公,也带来了教育不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地方农民的收入增幅较小,导致他们无法承担子女最基本的教育费用,不得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迫使子女辍学。

使教育公平不是一句空话,但是如何才能将公平落到实处?那我们接下来谈一谈如何采取措施使教育达到公平。

(一)招生录取制度应最大限度实行信息的完全公开化。以完全杜绝权力和金钱对招生工作的腐蚀。

(二)支持和关注环境不利以及弱势群体的教育。

(三)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改变无视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别的“大一统”模式,消除整齐划一带来的弊端,实现教育发展的地方化和多样化。

(四)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支出,努力平均或向西部和中部倾斜教育资源,不要出现差者更差的现象。

教育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每个人也应拥有平等受教的权利。所以,我们要努力保障国人受教育的权力,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杜绝教育腐败现象的发生。为营造和谐公平的教育环境而不懈努力。

第三篇: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

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

1.在我国目前新的发展阶段,发生社会冲突的诱因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层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是来源于与参照群体比较中认同阶层比较低的人群。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认同阶层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人们自己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对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识。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例如,当我们调查社会公众“在同事或邻居因特殊事情邀请其参加集体上访时”个人所持的态度,结果显示,处于认同阶层的最低层的被调查者有37.4%持参加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阶层。说明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引发各种突发事件,其行为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客观阶层中那些贫困的人更容易参与和支持社会冲突。

人们往往认为,客观指标所标定的贫困阶层最容易抱有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产生激烈的社会对抗行动。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客观阶层中的底层在解释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冲突的严重程度”这个变量时,并不具有统计推断意义;而更具有统计推断意义的解释变量是“认同阶层”。人们对贫富之间冲突程度、干群之间冲突程度、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冲突程度、劳资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等,都与人们的认同阶层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因素是不同的,在整个社会处于温饱线以下的时候,贫困人群是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贫困是非常普遍的社会感知,因而客观的贫困群体会对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重要影响;但当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普遍处于小康生活状态时,认同阶层就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解释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指标。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认同于哪个社会阶层,就会从那个社会阶层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目前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认同阶层应当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的指标。

2.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到,即便是将我国大城市市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且,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只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发达大国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5%以上,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都在55%以上,较高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均达到了7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韩国亦达51%;而这一比例在我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与此同时,国际比较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我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较低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低于3%,较高的韩国为9%,意大利为8%,印度为7.5%;但在我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

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向下偏移”的倾向表明,我国即便在城市社会中也还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这个结果的产生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形成不同于一般国际发展经验的曲线,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在特殊因素和一些新因素的影响下,继续朝着差距扩大的方向发展。我国的特殊因素包括,非技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财富积累速度的加快等;新因素则包括,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快速提升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收入的影响,以及信息成本快速降低导致的组织结构网络化变化和中等管理阶层重新分化。

社会中间层通常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即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趋稳定,更不容易受较极端思潮的冲击。因此,我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现象,潜藏着一种发生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3.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人们在利益格局变动中所处位置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冲突倾向,从利益的损失到实际的冲突行动之间还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根据统计分析推论,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导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价值认识,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那些认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人、认为自己未来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认为当前人们的财产占有不公的人,都普遍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会趋于严重。因此,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是保持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另外,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给予适当的补偿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也是减少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4.社会分化的两极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调查中发现,“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贫”者都认为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迅速致贫”者的社会冲突心理,认为那些具有“相对剥夺感”者更易于形成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但通过深入研究可发现:“迅速致富”(“在过去5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者也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

造成生活快速富裕的人群也有较强社会冲突意识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快速的社会结构变动中,尽管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有好处这一观点,但多数人都对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满,希望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使收入差距更加适度合理;在这种普遍的社会舆论中,富裕阶层也对自身财富的安全产生担忧。其次是因为人们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调查结果显示,最高层人员中有35.4%的人不同意多征有钱人的税帮助穷人,还有13.6%持无所谓的态度,两者相加约有一半的社会高层人员不支持多交税以帮助穷人。

5.城市公众对干部的看法应当引起深思。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2002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党政干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0个群体类别中,只有2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其中,有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排名第一;有55.4%的被调查者认为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这个问题基本形成共识。按照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认同阶层这两种不同分层标准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处于最高层和高层的人员约有一半左右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处于最低层和低层的人员中,约有70%左右的人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

城市公众产生改革开放中干部获益最多这种看法,与不同职业群体实际收入状况的比较结果并不一致。公众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而且市场风险越来越大,“下海”已不再是“发财”的代名词,相比之下,公务员成为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可以不断提高、生活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就业)比较完备的职业;二是某些官员中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犯罪金额的曝光,在民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影响了干部在公众中的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当前城市面临着两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是失业下岗问题,占被调查者的70.4%;二是腐败问题,占被调查者的54.7%。这项调查结果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6.公众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感受最为强烈。多数城市公众都认为,当前我国劳资冲突的问题比较严重。其中有两个比较醒目的结果:一是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问题感受最强烈。调查者在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四种类型的劳动关系进行比较时,认为私营企业中劳资冲突最为严重的人数最多,这与我国私营企业用工和管理制度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证等现实原因有关。二是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判断对其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最为显著。分析表明,对“国企管理者与劳动者”冲突的判断,是影响人们对整体社会冲突感受的最重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国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人们对国企劳动关系冲突的心理承受程度比其它类型企业要低。

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人们对劳资冲突看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符合常识判断的因素,如职业地位较低、收入水平较低、自我认同阶层较低的人群以及近年来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人群,都更倾向于认为当前劳资冲突问题比较严重;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和容易忽略的新因素,如教育水平较高者、年龄较轻者和居住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人群,对劳资冲突问题更为敏感。人们对劳资冲突强度的判断越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就越低,他们越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并对整体社会冲突程度作出较高的判断,在实际的行为倾向上,他们也越可能采取比较激烈的冲突行为来处理矛盾和纠纷。随着人们教育素质和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劳资冲突问题将更加关注;而在现实中,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而损害劳工利益,从而导致劳资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有效地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冲突,将是保持未来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第四篇: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反腐力度

反腐倡廉一直是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论述。如何看待当前的反腐形势?我认为还要辩证全面地看待。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消极腐败现象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党反对腐败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这个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我们反腐败的教育、监督、制度、改革、纠风、惩治,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应该说,经过这些年的反腐败斗争,我们首先是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逐步成型了,就是我们强调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样一个战略方针。另外就是我们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我们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一些领域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还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完善,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在短期内还难以消除,这就导致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领域仍然易发、多发。一些腐败案件,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腐败案件,影响非常恶劣。还有就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还有奢侈浪费、挥霍奢侈等问题,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还是非常不满意。对我们党解决这些问题充满了期待。

所以,我觉得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关键还是在于总书记所讲的“常”、“长”二字,一个是经常的常,反腐败要经常抓,一个是长期的长,就是反腐败必须长期抓。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实现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两个一百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开展反腐败斗争,有很多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比如说,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最根本的制度和政治保证。再比如说,我们是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在2005年的时候,党中央颁布了惩防体系的实施纲要,2008年的时候又颁布了惩防体系的五年工作规划。大家知道,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国家有五年规划,我们反腐败同样有五年规划,这说明我们是把这项工作在有序地、稳步地、扎实地向前推进,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再有就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物质基础、法律体系、文化氛围,还有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逐步形成,这些都是我们战胜腐败的有利条件。

另外,我们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倡廉道路。包括我们反腐败的指导思想、方针、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工作机制,还有基本的制度框架,这些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是我们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我们夺取反腐败斗争最根本的力量源泉。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把我们中国的这些特色和优势发挥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反腐倡廉的新成效,最终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奋斗目标,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你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反腐力度

2013年,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更加坚毅的决心和勇气,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从过去来看,曾有人统计过,平均每年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大概有6至8名,而十八大至今半年多的时间内,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数量之多、频率之高,确实比较少见。”长期研究反腐课题的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说,近三十年来,从省部级高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力度可以说是最大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给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从分配制度的变化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公务员的收入比较低。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因此产生心理失衡,这也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按照我们党提出的目标,我国要在短短四十年时间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也才过去二十来年,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虽然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本质区别,但由于经济体制转换的时间短、进程快,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这也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原因之一。

有些地区和部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工作薄弱,漏洞很多。有些地区和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对管辖范围内反腐败任务的落实情况没有认真监督检查。有些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甚至带坏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风气,引发许多腐败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从我们纪委特别是中央纪委的工作来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研究不够,及时向中央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对策不多;对各地区、各部门落实中央关于反腐败决策和部署的情况主动监督检查不够,监督渠道不够畅通,监督效果也不够好。由于以上原因,党政齐抓共管反腐败的局面在有些地区和部门还没有形成,以致一些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抑制。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不断强化,全党动手一起抓、群众积极参与的局面不断发展,党风政风建设带动民风社风好转有了实质性进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让人民群众信服的新成效,开创了令人振奋的新局面。

面对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的现象,党中央的认识是清醒的,反腐败的态度是坚决的,采取的措施是得力的。如果这些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是按照中央的路数开展反腐败斗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程度将比现在要严重得多,也决不可能有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如果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坚决按照中央的部署不断加大斗争力度,措施更得力一些,工作更扎实一些,一些腐败现象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严重。我们要正确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既要看到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深刻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个需要长期认真严肃对待的问题,不能期望采取几次大的行动就能彻底解决;又要充分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尖锐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越是处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时期,我们越应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倍努力工作,坚定不移地落实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只要全党坚决按照中央要求,切实加大斗争力度,就一定能够把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遏制住,进而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文本预览:

你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反腐力度

腐败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 放和社会的转型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适应新体制要求的具体法规制度尚不完 善,在这期间,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腐败问题已屡见不鲜。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 “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 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作为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 家之一,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不仅在我国造成了严 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对执政党的地位也构成严重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法制不健全,以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腐败现 象在中国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反腐败成为政府的一大重要任务。如何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 败 在党的十七大政府报告中,胡锦涛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保 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的十四大以后,党中 央提出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近十年来,我们党一 直坚持这个方针,反腐败斗争在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 效,腐败现象发展蔓延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是通过现有的那些数据,我们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对于当前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要依据我

国国情,实行综合治理,制定长效防范措施,达到最终消除腐败目的。根据 2011 年 2 月份的一项关于两会热点问题推出的大型网调显示,就当前腐败滋生的原因,77%的网友认为是惩处力度不够。关于有效 遏制腐败的途径,80%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加大查处和处罚力度。惩 治腐败,清正廉洁,这是古往今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为官者最基本的要 求,是人心所向的基础。总之,我们充分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反腐斗争的信心和 决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反腐倡廉建设中,以 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当今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一定会得 到有效控制。一个政治清廉、民主公正,国富民强的中国将不是梦想。

黄瑛瑛 资环学院土管 1 班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反腐的力度

姓名:吴姜丽 学号:6300613101 班级:临床 1303 班

作为大学生,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祖国做出贡献,正确看待当前我国反腐的力 度。因为这牵连着全国的人民的根本利益,贪官腐败,必然导致民不聊生。腐败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转型 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 市场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适应新体制 要求的具体法规制度尚不完善,在这期间,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腐败问题已屡见不 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9 年,公安部在案通缉的携款潜逃的嫌犯就有 4000 多名,涉案金额达 500 多亿人民币。贪污、挪用、逃资海外、公款消费„„,光是 吞噬国有资产的方式就不可胜数。这些人涉及到党政机关各个方面,他们的职务 小到科室级干部,大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无形的损失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特别 大,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诱因。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党政机关用人不透明

2、对官员的腐败行为防范不周到

3、对官员的腐败行为惩治不力

4、改革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体制问题

5、官员的权力缺乏科学的运行

6、中国的人事制度特点:官本位。腐败能搞快一个国家,能使社会制度以病态的形式的进步。如果不及时解决有 可能导致政体的解散。虽然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 制度,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 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公务 员的收入比较低。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因此产生心理失衡,这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说白了,腐败的产生和人们 的人生观、价值观相连,说白一点就是人性的贪婪,没有人性的贪婪,就不会有 这样的情况产生。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本质区 别,但由于经济体制转换的时间短、进程快,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这也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党中央惩治腐败,态度坚决,有力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遏制 了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的势头,营造并维护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国际社会给予积 极评价,但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腐败是世界性的问题。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 义国家也有。中国这样有组织、大规模反腐败的声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们 每年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10 多名,对腐败分子的惩处也很严厉,杀了不少腐 败的高官,大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小到科员不都因腐败被枪毙了。我们对干部 的要求也较严格,有些事在西方不算问题,但在中国却是绝对禁止的。在西方,官员在生活作风上闹点名堂、赌博甚至嫖娼,是不会受处分的,可在我国却不行。

如果嫖娼,要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们反腐败力度大,对腐败问题处理也比较 严,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腐败呢?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各方面发展较快,相应 的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健全,漏洞多一些,腐败也就自然多一些。这个过程,任 何国家都经历过,美国也一样。20 世纪 50、60 年,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腐败 问题也很多。我们现在出现这样那样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有许多并不是腐败问题,但大家把它算到腐败的帐上了。什么是腐败,按照世界公认的观点,用公共权力 来谋取私利才是腐败。如,利用审批权、司法权、干部人事权等权力谋私,也就 是指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可有些人把腐败当个筐,什么东西都往内装。把经 济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房屋面积缩水、虚假广告、虚假彩票等违反诚 信原则和市场秩序的行为,不守信用、服务态度差、形式主义等工作作风和封建 迷信、人情淡漠等消极现象以及黄赌毒等社会丑恶问题,都归结为 “腐败现象”。如果除去这些,真正严重的腐败问题就不是如一些人说的那么多了。我总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状况与民族精神现在是在一个低谷状态。除了几 千年极权专制制度的积习和文革的负面影响以外,还有一方面也很重要。中国传 统文化基本上是反欲望的文化。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文化的角度,是对几千年传统文化一种伟大的革命,我们终于承认自己欲望的正当性,可以大 声说自己喜欢钱了。但压抑太久的欲望又使我们一切向钱看,眼中只有钱。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的这种堕落有一定的必然性。作为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 不仅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对执政党的地位也构成严重挑战。改革 开放以来,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法制不健全,以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腐败现 象在中国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反腐败成为政府的一大重要任务。在党的十七大政府报告中,胡锦涛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 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党的十四大以后,党中央提出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近十年 来,我们党一直坚持这个方针,反腐败斗争在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 成效,腐败现象发展蔓延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是通过现有的那些数据,我们知 道这还远远不够。对于当前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要依据我国国情,实行综合治理,制定长效防 范措施,达到最终消除腐败目的。以下,是我一些粗浅建议: 第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安身立命之本,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力量与 源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搞好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理想信念动摇,必然导 致精神贫弱、思想空虚,错误的观念、腐败的思想就会趁虚而入。现在,我们每 个党员领导干部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预防腐败问题上并不存在天然的免疫力,如果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就会导致群众观念淡薄,生活作风不检点、不正派;就 会导致精神不振,道德操守滑坡,就很容易受到腐败病毒的感染,甚至跌入腐败 的泥坑。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那么容易就陷入泥潭,究其根 源,还是在思想上出了问题。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把加强思想道德建 设作为第一道防线。第二:不断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法制建设 我们现有的廉政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的漏洞和不足,而此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 一个很长的过程。由于反腐斗争的形势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新的样式和类型的 腐败现象不断产生和发现,这就需要不断产生相应的法律条文以适应这种新形势 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因此,能否有一套严格而又较为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是防治腐败现象,进行反 腐败斗争中有无强制性对策的问题。第三:加强监督 对廉政建设和消除腐败来说,加强监督是关键。如果不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那么就是有再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会是一纸空文,只有做到违法必究、一查到 底才能真正贯彻好指定的各项廉政法律。且法律监督体系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监督 程序和一个职能健全、功能强大的执法监察组织作为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另一种 新型腐败的泥沼。在这里,我们必须通过专门机关(如人大、纪委、监察局等)的监督、司法监 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途径,运用各种制度、机制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监控,监督法律法规的实施、执行,以形成严密的监督网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社会 氛围,从而达到消除各种腐败现象的目的。第四:加大惩治力度 根据 2011 年 2 月份的一项关于两会热点问题推出的大型网调显示,就当前腐 败滋生的原因,77%的网友认为是惩处力度不够。关于有效遏制腐败的途径,80% 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加大查处和处罚力度。惩治腐败,清正廉洁,这是古往今来 广大人民群众对为官者最基本的要求,是人心所向的基础。总之,我们充分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认清 形势,统一思想。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反腐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坚持共产党的领 导,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反腐倡廉建设中,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当今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一定会得到有效控制。一个政治清廉、民主公正,国富 民强的中国将不是梦想。

第五篇:论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范文

论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内容摘要 2011年,国内经济出现经济增速同比下降但物价涨幅同比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抓住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将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效,物价上涨势头初步得到控制,经济增长减速平稳。

2012年,受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拖累,世界经济延续缓慢复苏、低速增长走势,国内外因素要求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我国应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将进一步激发自主增长活力。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稳中求进 经济热点 物价 民生 内需

一、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概述

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出现新情况,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万众瞩目。12月14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大政方针、主要任务,“稳中求进”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基调。

在2011年,我国较为稳妥地处理了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物价涨幅见顶回落,输入性通胀压力减弱。经济增长平稳减速,没有出现大的起落。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保障房建设按计划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一定进展,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缩小,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发展较快。

但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大、自主创新能力弱、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结构性就业压力大等问题仍然存在。

二、当前主要社会经济热点问题

1、财政政策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的部署,记者发现,去年会议上提出的“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要求已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结构性减税将成为2012年财政政策的重点工作。

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对此表示,2011年实现全国财政收入大幅超收,近年来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为接下来实施结构性减税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减税空间,今后应重点推行减税而以同时达到调结构和保民生的目的。

2、扩大内需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只有逐步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才能实现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从过去过渡依赖外需向主要依靠内需转变。

3、通货膨胀

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控物价,就是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

专家表示,随着CPI涨幅逐步回落,“稳增长”已经取代“控物价”成为主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控物价,就是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

进入12月份以来,蔬菜、猪肉价格又重拾上升势头。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对于管理通胀预期有着积极作用,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4、楼市调控

“住房中可以有商品,但绝不能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指出,住房不应成为极少数人牟取暴利的生产资料,中国房地产投资化趋势还将延续。

谈及调控成效,王珏林语重心长——从2005年调控到现在,陆续出台的政策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调控真正取得效果就在2011年。

盘点2011年楼市调控政策,包括限贷、限购、限价等政策明年均会延续。王珏林更透露,房产税的试点范围肯定要扩大。

5、节能减排

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要严格目标责任和管理,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强化节能减排政策引导,加快建立节能减排市场机制。要加强环境保护,重点抓好大气、水体、重金属、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在距离完成今年节能减排目标还有很大距离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可以预见,2012年,节能减排仍将是贯穿全年的重要看点。

市场人士指出,节能减排继续作为调结构重要抓手的同时,众多行业也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据测算,到201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超过3万亿元。

6、产业结构调整

“如此排序直观地说明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因为在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次序还被排到提升传统制造业、以及加大服务业的规模。

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与去年的“扎实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有专家指出,“扎实发展”意味着,主管部门在2011年主要是对各地政府一哄而起投资冲动进行引导和控制;“培育发展”则意味着,相关部门在2012年将对新兴产业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从而“推动重大技术突破”。

三、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1、2012年,“十二五”规划第二年进入投资项目集中建设阶段,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投资及经济增长。从“六五”到“十一五”的经验看,一个五年规划中各年的平均投资增速分别为17.3%、24.1%、28.5%、18.8%、19.8%,受投资建设周期影响,五年规划第二年往往是建设项目进入投资高峰期。在重大规划项目建设的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2、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规划陆续出台给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动力。2011年7月2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此外,《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环境服务业“十二五”规划》也将陆续出台。未来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储蓄资源丰富、学习追赶国内企业和建设国际竞争新优势积极性高涨等一系列有利条件,传统产业将加速固定设备更新换代,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将在产业结构向上调整中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3、在区域协调发展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作用下,中西部不断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逐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随着区域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实施,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口支援西藏、新疆、青海省藏区的指导意见,兴边富民行动规划,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逐步贯彻,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将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4、扩大居民消费政策的不断完善将进一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十二五”内贸规划即将出台,也将有力促进国内贸易和完善流通体系。此外,随着个税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央针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收入也将稳步提高,消费购买力较强的城镇人口比重上升,政策因素和人口结构因素等将有利于我国消费需求保持稳步加快的增长态势。

四、国内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1、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的调整将使得社会总需求扩张速度放缓。2012年控制物价总水平的任务仍十分艰巨。2012年不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房地产调控政策在2012年仍将延续,受资金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投资将可能出现明显减速,进而带动投资增速放缓。

2、地方财政债务压力和土地市场交易趋冷对地方投资融资能力形成制约。2011年以来地方政府加大了供地力度,但由于受到房地产调控政策及资金链问题影响,土地市场交易数量却在降低,大部分成交土地为底价成交。因此,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相对于庞大的投资建设任务将更显不足,这将对投资以及经济增长形成抑制。

3、节能减排等对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出新要求,将制约粗放型增长。2011年,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和投资增速较快,使得节能减排形势日益严峻。2011年9月7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方案明确了未来5年节能减排的目标,这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两高一资”产业的增长形成一定制约。

4、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抬高了经济增长的成本。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我国经济运行将要长期面对的问题,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投资和生产经营的成本提高。

五、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

1、正确认识GDP增速逐季放缓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李朴民认为去年我国经济发展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其中,增速达GDP到9.2%。

去年我国GDP的增速保持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综合有关国际组织的预测,去年世界经济增长预计在3%左右,中国经济增速是世界平均增速的两到三倍,在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行列中,仍然名列前茅。

2、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态势不改

一是在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欧债危机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二是来自中国内需潜力巨大。三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释放出更大活力。

中国内需的潜力很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都将会处在较快增长的区间。

3、提高增长质量,加快结构调整

稳增长与抑通胀并存,调结构与促改革并重,在经济增速平稳回落之时,也是加快培育经济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良机。

“经济增速放缓,并不一定是坏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说,“增速适当放缓一些,‘三驾马车’的关系将更加协调,需求结构得到调整,百姓能得到更多实惠。”

4、经济效益较好 民生稳步改善

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去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4544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5%,集体企业增长34%,股份制企业增长31.2%,私营企业增长46%。另据财政部的信息,去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长24.8%。

民生事业不断改善是2011年的最大亮点。在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创历史新高,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136%。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面推进,全国1000万套保障房如期开工。

去年社会保障事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息,新农保试点迅速扩大,到2011年底,已有超过3.6亿人参保,超过1亿城乡老年居民领取基本养老金。今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望基本实现全覆盖,以养老、医疗、低保为重点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将基本建成。

5、稳中求进 深化改革促发展

李伟说,当前的经济形势对中国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要增强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要深化改革,加快创新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经济社会健康持续较快发展的基础。

对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吴晓灵也认为,应鼓励实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完善公共财政,科学界定政府边界和职能。

稳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统筹兼顾处理好各项目标。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在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方面,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适时适度进行微调。

参考文献

1、新浪财经网

2、《中国市场》2012年5月刊

3、《2012年经济蓝皮书》 陈佳贵 李扬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林江 主编 中国青年教育音像出版社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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