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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整体上把握草原文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应当说还处在起步阶段。正因为如此，草原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很多问题，还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有的甚至还未引起注意。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就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于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状况。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事实上，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正逐步表明，在草原文化发祥地的我国北方，不但分布有丰富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认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以其丰富的内涵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国北方草原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第一个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并作出系统解读的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当时虽然没有使用草原文化这一概念，但他对西辽河流域文化的阐述，同我们今天所指的草原文化是完全一致的。苏秉琦指出，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氏族社会的发展，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距今8000年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则标志着这里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标志，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国家；约1000年后，在距今4000年前，我国中原、关中、山东、西南、江南等地区也相继进入古国时代，中华大地出现“满天星斗”式的万国林立局面。苏秉琦还不无感慨地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1000年。”（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牛森主编《中国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继苏秉琦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还相继确认，孕育“红山文化”的北方地区，还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差不多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进步的历史。对此，草原文化研究学者乌恩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秦朝统一到鸦片战争的2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都伴随着草原民族的身影。草原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割据王朝和统一王朝有20余个，统一时间累计逾1000余年（乌云巴图、葛根高娃著《蒙古族传统文化》，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除上述各点之外，还体现在它对现代文明的建构作用之中。一方面，它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奠定了现代文明厚重的根基；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多彩多姿的民族形式，推动现代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参见赵芳志主编《草原文化——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也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问题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再复杂，即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也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
笔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这一点，在草原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法律制度、少儿教育领域（儿歌中有大量保护生态的内容）中都有广泛的体现。例如，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就是以“万物有灵”、崇尚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宗教。在这种宗教看来，凡是天地间形成的自然物，哪怕是一草一木，都有神灵，或是神灵的化身，人们都应当顶礼膜拜。如果随意破坏，将是对神灵的不敬。如果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生态伦理观和思想萌芽。而这种宗教生态观，实际上就是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反过来，这种宗教生态观，也是催生草原生态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不难看出，抱着敬畏的心情，崇尚自然，爱护自然，是草原生态文化区别于其他生态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其富有生命力的优势所在。当然，我们如此界定，不是说具有宗教色彩的自然观比唯物主义自然观更进步，而是说这种自然观在保护生态方面，客观上具有内在的“强制”优势。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精神王国的至上原则，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的对象。人们经常会问，草原民族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豪放的性格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坚韧的品格和勇敢的气质？其实，这同他们践行自由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是草原文化践行自由的特质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上的反映。在草原民族那里，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必理论，不必言说，完全熔铸在民族性格之中。这是草原文化同其他文化相比最富个性的地方之一。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籍描写草原民族“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草原民族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蒙古民族中，人们至今喜欢用“英雄”（巴特尔）这一词汇作为自己的名字。蒙古族还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这些英雄史诗，如《江格尔》等通篇闪耀着英雄主义精神。草原民族对英雄的崇拜，有多方面的内涵，如对“力”的崇拜、对“勇”的崇拜、对“王”的崇拜。草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象征英雄的文化。这种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像一种无形的力量，为草原民族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英雄人物，为草原民族锻造出不畏艰险、不畏强暴的伟大民族性格。
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问题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义。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为各个地域文化作出新的样式。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以上三点，我曾写文章专门论及。文章发表后，有人对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相统一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游牧文化同农耕文化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两种文化形态，怎么能包容在草原文化中呢？再者，把草原文化视作游牧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统一，如何把握草原文化的特质？事实上，当我们从草原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存状态看，这种看似矛盾的统一，恰恰是历史的真实状况。第一，从草原文化分布区域来看，历来是多种生产方式共生共存地区，其中在有些地区，例如红山文化分布区，农耕文化还早于游牧文化产生。第二，从草原文化的民族主体来看，他们虽然一向被认为是游牧民族，但大多都同时从事过农业生产，在有些民族中，农耕生产曾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第三，从草原文化发展现状来看，草原文化已经成为建立在多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文化形态，这也是当今地域文化所共有的特征。如果我们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明，既不符合草原文化的实际状况，也很难解释当今草原文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我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单一的生产方式之上，在其赖以建立的主导生产方式之外，还应有其他生产方式作为补充。绝对的、纯粹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编辑太岁肉灵芝养殖整理http://taisui8.wanye68.com/ 严禁转载
第二篇：浅谈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浅谈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摘 要】从整体上把握草原文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应当说还处在起步阶段。正因为如此，草原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很多问题，还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有的甚至还未引起注意。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就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中国论文网 /5/view-5635302.htm
【关键词】草原；文化；研究
一、关于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
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状况。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
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
二、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
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也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问题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再复杂，即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也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
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
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
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
三、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问题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义。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
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为各个地域文化作出新的样式。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
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作者简介：高玉祥（1968―），男，蒙古族，现在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镇政府文化站工作。
第三篇：草原文化起源
辉腾锡勒草原深处牧人家度假村
1草原文化起源：内蒙古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生活的足迹。呼和浩特市东北郊地区“大窑文化”和伊克昭盟乌审旗的“河套文化”就属于旧炻器时代的古人类足迹。最早出现的文字记载的游牧民族有凶奴，林胡，楼烦，东胡，鲜卑，乌桓，突厥。蒙古族兴起于公元十二世纪，它的历史摇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额尔古纳河以东。是古代东胡系统室韦各部 的一支，在唐代的汉文史籍上写作“蒙兀”。经过几个世纪的繁衍，发展。蒙古各部逐渐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1206年铁木真称汗，经过几十年战争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游牧贵族政权“大蒙古国”。2草原旅游前景：1：前景广阔
渐渐趋向成熟化
规模化。
2：发展潜力巨大
旅游取向更加适应现代人生活。3：后备资源丰富
4：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增多。
5：草原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知名度越来越高。
3草原现状：1：草场退化 沙化严重。但现以得到合理治理。（每十五亩草地限养羊一只）
2：植被覆盖率减少。
3：草原野生动物数量减少。
4：政府治理力度增大。
5：牧民保护意识提高。
6：降低牧业生产，大力发展旅游业。草原概况：沧海桑田，历史变迁。使得历史上的天堂草原和现实的相比已经大相瑾庭。因为历史上的敕勒川就在我们脚下。现在以成为城市 农根地区。而阴山以北则仍然是传统的蒙古大草原。敕勒川已经成为历史。留给我们无限的回味，内蒙古草原是我国最大的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居延海湖畔。草原面积达88万平方公里，占我国草原面积的三分之一。有效利用面积达三分之二，占全国草场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居全国五大牧区之首。（青海 西藏 新疆 甘肃 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的天然草场范围很广，从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一直到西部的阿拉善荒漠，是内蒙古草场资源的基本部分。由于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内蒙古的天然草原从东到西地形，气候，土壤等条件差异也很大。可划分为森林草原，草垫呼伦贝尔，草原，干旱草原，（典行草原），及荒漠草原，四个地带。草原主要有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四大草原。其中以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最为著名。是内蒙古最好，最具代表性的草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每当春季到来，便有先开花后长叶的植物冒雪迎春。到了夏季则绿草如荫没，百花争艳，牛羊成群，构成美丽的草原画卷。5阴山：阴山山脉位于黄河南岸，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是历史上著名的山脉之一，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古代大漠以南所有的山都被称为阴山。这符合道家八卦学说—“北属水，水属阴”所以叫做阴山。阴山东西连绵1000公里，南北延伸50—100公里。西部为狼山，色而腾山和乌拉山。中部为“大青山”东部为低山丘陵，可延伸只北京以北的燕山。阴山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海拔在1500-2000之间，最高峰为2346米。阴山巍峨壮观，千峰陡峭，万壑争丽。形成于7000万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阴山不但是内流水域和外流水域的分界线，也是季风区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在当地也是城市，农村，牧区，农区的分界线。阴山中部的大青山东西700公里，解放前是有名的革命抗日根据地。为解放全中国做出突出贡献。功绩甚大。在近代，1938年9月，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建立著名的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这里又称为“革命老区”
帝王之乡武川：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北糜，呼和浩特市北。清代史学家赵羿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周，齐，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建立北魏王朝的拓拔氏就以武川县世代为家。武川现在是全国有名的绿色蔬菜马铃薯基地，这里的土豆由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生长时间长，所以营养丰富，绵甜爽口。这里的谚语就有“羊肉熬土豆，打上都不走。”北魏至隋唐是武川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北魏末年，以武川为核心形成了风光无比的军事集团，这就是纵横中国200年的关垄贵族集团，它起源于武川，建于汉中，共创造四个王朝。西魏，北周，隋，唐。这在历史上是奇迹。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新高峰。7马头琴：蒙古语称“毛林胡尔”是蒙古人民特有的民族乐器。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据说古代马头琴一根琴弦有81根马尾组成。马头琴声音浑厚，古色古香，优美动听，辽阔粗犷，仿拂诉说着天地沧桑，草原的沧劲，人生的坎坷。（马头琴的传说略。）
辉腾锡勒草原介绍
1.辉腾锡勒，蒙语意为“寒冷的高原”。位于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中南部辉腾锡勒草原上，距集宁市80公里，距呼和浩特135公里。这里土地肥沃、降水充沛，每到五月至九月间，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旅游点现有蒙古包几十座，可供游客就餐，休息和娱乐。主要有骑马、射箭、摔跤等活动项目，还可举办歌舞和篝火晚会。位于阴山山脉东段，海拔1800多米，顶部平坦，面积180多平方公里。辉腾锡勒草原冬季寒冷，夏季凉爽，平均最高温度为18摄氏度。
50多平方公里的辉腾席勒草原，土地肥沃，降雨充沛，每到5月至9月间，整个草原水草丰盛，鲜花遍野，牛羊游动，牧歌撩亮，香风温馨，绘织成一幅美丽的草原春画。而被游人誉为“塞外江南”的黄花神葱沟，更有一番诗情画意，它集山水灵秀于一体，山势险峻，奇峰突兀，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水流潺潺，鹰翔长空。“双驼峰”、“卧龙峰”、“剑门山”、“佛手山”、“神龟岭”、“挂瀑崖”、“仙人洞”、“三叠泉”、“一镜天”、“木鱼台”和“神葱岩”，堪称塞外奇观。5000余亩的独贵林区，森林茂密，古柏参天，那林间富有弹性的绿色草坪中，白蘑菇、黄花、百合花点缀其间，这更为大自然增添了美 丽色彩。奇观森林和厅花异草组成了天然的大花园。
这里青山秀水，瑰丽多姿。每年5月至9月，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旅游景区主要分神葱沟和黄花滩两大去处，共有15大景观。美丽图沟有座天然洞府，山洞离地面垂直高度100多米，洞内可容纳近百人。怪石嶙峋的黑山，有大小岩洞99个，最大可容纳200-300人。这里的旅游景点还有黑山奇观，其上怪石嶙峋，有大小溶洞99个，唐代以后，很多隐士、和尚、道士隐遁于此。清康熙帝也曾到此游览。
有90多个天然湖泊，点缀在碧绿的草原上，既有牧区草原苍茫雄浑的格调，又有江南水乡明媚清秀的色彩。整个旅游区规模庞大，设施完善，蒙古包、木屋、四合院、欧式豪华别墅、日式板房等等可供游客住宿。这里开展的旅游活动项目有：骑马、乘驼、射箭、摔跤、登敖包山、品尝民族风味的奶食和奶茶、吃手把肉,喝马奶酒.辉腾锡勒草原深处牧人家旅游点，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中南部，距呼和浩特135公里。辉腾锡勒草原，蒙语意为“寒冷的高原”，海拔1800多米。从呼和浩特乘车需3.5小时，这里有大大小小九十九个天然湖泊，镶嵌在碧绿如茵的草原上，向西约25公里处有一黄花沟，漫山遍野的小黄花，高耸的峭壁悬崖和清泉小瀑布，即有草原苍茫雄浑的格调，又有江南水乡明媚清秀的色彩，甚为壮观。99个天然湖泊，点缀在碧绿的草原上，既有牧区草原苍茫雄浑的格调，又有江南水乡明媚清秀的色彩。这里青山秀水，瑰丽多姿。每年五月至九月，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美丽图沟有座天然洞府，.....2.辉腾锡勒草原审处牧人家度假村：辛展 联系电话：***
第四篇：关于浙商文化问题研究（最终版）
关于浙商文化问题研究
——以周大虎、周小虎的温州大虎打火机为例
公共管理学院徐楹楹1220100232
摘要：浙江的经济飞速发展得益于经济的全球化，更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温州，一座浙江的东南沿海小城，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发展起来，凭借其发达的私营经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商人凭借其吃苦耐劳的浙商精神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作为地道的温州人，我为我们的温州感到骄傲，为我们的温州商人感到自豪。今天，我想通过介绍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周大虎父子的创业故事以及其个人品质等来认识我们温州商人的魅力，进而浅谈浙商精神和浙商文化。
创业故事： 一 创业之路的启程:从流浪到创业
在“老革命”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下放到乡下邮电所之前，周大虎的童年、少年生活充满温馨和阳光。但在家庭发生变故后，他的生活一下子变得颠沛流离。
而真正改变周大虎命运的，是不起眼的打火机。
早在1985年前后，温州就已经有人开始生产打火机。他最初进入这一行时，也是迫不得已。1991年，周大虎的妻子下岗，领到了5000元的安置费后便赋闲在家。当时的周大虎琢磨着该如何摆脱困境：“我发现，做打火机比较方便。这主要是当时温州打火机的零部件生产厂家多，我们只要投入少量资金就可以生产出打火机。”
依靠这笔安置费，周大虎招了三五个工人，将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腾出一间做厂房；工作之余，周大虎还替妻子跑销售，结果，他发现打火机市场利润丰厚。于是，一年后他干脆辞职，把全部心思放在了打火机上。
1992年，周大虎租下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招了100多个工人，开始正式创业。
如今，周大虎的“虎牌”打火机已经远销很多海外国家。周大虎还在不断的开拓新的海外市场。“我最近几年很有可能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建设跨国的生产基地，这还要看当地的政策及经济情况。”
而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也由此成为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其生产的金属外壳的“虎牌”打火机，则占到全球打火机市场90%的份额，并已击垮了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使当地90%以上的厂家倒闭。(1)
二 创业之路的过程：企业的经营管理
〈1〉周大虎十分注重产品的质量。他会经常到仓库里拿一只打火机，看
似给自己抽烟用，其实是揣在兜里“偷偷”地检验。打火机有许多非技术标准，地域和气压的不同，检验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各国海关的检验指
标也不相同。然而周大虎的指标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出问题。一天，周大虎兜里的打火机摸起来有点滑腻，他拿出来一看，是密封圈有点松了。周大虎当即召集职能部门开会。经查实，这是一批售往香港的货，总共10万只，已经装车起运。周大虎的态度是：拦下来再说。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温州到广州有1000多公里，飞机去，汽车回，费时又费钱，不如先通报客商，等那边反馈意见。也有人说，也许就这一只呢？还有人说，货款已经付了，说明客商在起运前已开箱抽检，他和我们这笔业务的手续已经完毕。周大虎说，在质量面前，没有假设，没有也许。既然已经出了问题，就说明我们产品还不是百分之百合格。周大虎义无反顾，亲自飞往广州，把这批货拦了下来，开箱重验。(2)
〈2〉1991年周大虎才开始创业，1992-1993年，在资金依旧贫乏的现状下，他坚持要做虎牌产品的宣传铜牌，赠送给国外的代理商，国外的造价太贵，他便在国内请人做好，打包免费送给自己在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市场的代理商，请他们挂在店门口宣传虎牌打火机。开拓市场的时候，他还开出了一个让所有同行目瞪口呆的怪招，即“新客户有优惠，老客户没优惠；买少的客户给予优惠，而买多的没优惠。”或许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周大虎解释说：“从前打过交道的老客户，他清楚我这的东西好，所以下次还会来买，新客户不知道，所以给予优惠，但如果买很多，优惠太大我又给不起，所以买少的客户才给予优惠。”(3)三 企业品牌的维权：打赢反倾销案官司
2002年6月23日，这是让周大虎难以忘记的一天。
当时，周大虎有些傻眼，对于“反倾销”案件，政府不能介入，而且还不能在一些相关场合出面；而自己从未经历过此事，对“反倾销”一无所知。呆坐了半天，他意识到，作为烟具协会的会长，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他立刻把律师叫来商量对策。
让周大虎意外的是，仅仅过了5天，欧盟便宣布对中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可充气打火机实施反倾销立案调查。
周大虎迅速将部分协会成员召集到一起，共同商讨对策。得知被反倾销后，大家都不知所措。通知规定了16天的应诉期，眼看着时间过去了一半，所有的企业老总都坐不住了。经过众人协商，大家觉得还是温州烟具协会出面应诉，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应诉程序随之启动。此后，周大虎代表温州烟具协会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4次报告，说明中国企业反倾销的理由，律师也经常跟欧盟方面进行交涉。
2003年3月21日，温州烟具企业交涉团远赴欧洲，作为中国“民间第一团”，企业代表李中坚与欧盟官员汉森进行了一场“平等对话”。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界第一次组团奔赴国外，面对面地制止欧盟采用CR法规对中国实施技术壁垒限制。
回到温州后，交涉团发言人黄发静披露了交涉结果：欧盟认同中方意见，CR法规草案将打火机安全性与价格挂钩，确实不合理。假如投票后CR法规获得通过，那么，欧盟将启动修正立法的程序，修正CR法规，但这需要时间。
就在周大虎和其他温州打火机企业准备组团远赴比利时听证时，2003年7月25日，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以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打火机企业胜诉。“当时我们只知道胜诉的感觉真好，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得知结果后，我觉得一下放松了，而且有一种自豪感，一种成就感！”周大虎笑称。“但是，这次官司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我们在海外市场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周大虎显然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4)
对于周大虎、周小虎父子的认识：
周大虎，从流浪到创业，艰难的获得了今日的成就。他相信：只要自己有毅力和耐力，坚持到底就一定会取得胜利。创业起步的艰辛，打火机行业的激烈竞争，虎牌维权的艰难旅程，周大虎都凭借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坚持了下来。周大虎的好胜让他充满了斗志，信心满满地为自己的事业打拼。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决不服输”。而正是这份永不服输的执着，周大虎获得了今日的成功。出生平凡的周大虎，在管理企业方面却别有一番心得。他十分注重细节，力求完美。在企业文化中，特别强调卫生清洁，特别是厕所的清洁。同时，他用军事化制度来管理员工，强调时间观念，同时讲究粮食节约等良好习惯的培养。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环节，周大虎十分强调产品的质量和诚信。这也是温州虎牌打火机拥有大量的海外订单，并在海外畅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平日的生产过程中，周大虎经常亲自到车间去检查产品，严格把关，力求出厂的产品没有瑕疵。与此同时，周大虎十分重视诚信。他相信：唯有讲究诚信，虎牌打火机才有市场、才有未来。
为培养下一任领导人——周小虎，周大虎也煞费苦心。周大虎为虎牌能不断打响，将儿子的名字改名为“周小虎”。此外，还将儿子远送加拿大留学进修商务管理。在培育儿子方面，周大虎严格要求，希望儿子能够早日担此大任。在厂里，大虎没有给儿子特权和优待。小虎平民化，员工化，与工人们一同乘车上班、吃饭。周大虎认为：儿子需要更多地与普通员工、管理人员、车间工人相处，建立良好的感情基础。在未来的日子里，儿子将会成为这个群体的核心，需要周围的人支持。虽然小虎如今学业有成，工作能力也很突出，但父亲仍有一定的担忧。作为一名父亲、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代和创办人，周大虎希望自己亲手创出的品牌能够传承给下一代，下下代、生生不息。好在小虎肯学习，肯钻研，定将能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收获。
运用浙商文化理论评价周大虎：
提起世界打火机行业，不能不看占据全球八成左右市场的温州。而在温州打火机行业，又不得不提到周大虎。
周大虎——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之所以会受到关注，并非由于周大虎的过亿身价，而是因为在打火机市场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的时候，周大虎被推到前台，成为这一产品的中国代言人。因此周大虎，被称为世界打火机教父。周大虎，这位打火机业的传奇人物，温州企业家的佼佼者之一，在其光华的背后，却又是那么平凡朴实的温州人。如今，我们看到了成功富有的大虎，却忽略了他为企业奔波劳累的背影；我们羡慕身为富二代的小虎，却不知他学习企业管理的努力和即将接手家族企业的压力。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正如每一位成功的浙商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奋斗史。周大虎从平凡的邮局员工起步，为了给下岗的妻子谋生计开始投资生产打火机，进而找到商机，毅然辞去原本稳定的工作，全身心地建设属于自己的事业，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信念。起初打火机生意的黯淡，市场竞争的激烈，一周连续三次遭遇车祸的霉运，令大虎陷入人生的低谷，但他没有抱怨，没有言弃。他坚信自己的努力终有一天会有回报。正是凭借这样的吃苦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大虎成功了，大虎打火机走出了国门，走向了海外市场。
大虎是典型的浙江商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浙商的平凡踏实、吃苦耐劳、坚持不懈、诚实守信等美好品质。他值得我们去崇拜，值得我们学习。
结语：浙江，这片风水宝地孕育出了无数位像大虎这样的浙商。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创造了无数的财富，为浙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既能睡地板又能当老板的浙商精神也随着浙商文化的发展不断的影响着当代的有志青年。在温州，一段段家族创业的辛酸血泪史创造了发达的私营经济。拥有“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温州商人遍布全球，他们在用自己的努力创造财富，创造属于他们的奇迹。
作为温州人，我自愧不如，但温州商人的美好品质已深深影响了我。创业不仅需要智慧，更贵在坚持。我们没有经历父辈的艰难，不能深切体会吃苦耐劳精神，但我们现代的温州青年，通过努力学习管理知识，运用我们的智慧来创造属于我们的新的奇迹。每位温州青年心中都怀揣着一个梦，那便是早日回到日思夜想的温州，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温州，因我们而美。浙江，因我们而荣。参考文献：
(1)摘自3edu教育网 创业故事
(4)摘自http://baike.baidu.com/view/3331472.htm 百度百科
第五篇：新疆草原文化区域系统研究 阚耀平
新疆草原文化区域 系统研究
阚耀平
新疆草原文化是西域文化的一部分，是古代西域地区游牧民族创造的一种游牧文化，属于中国古代两大文化类型之一［1］。本文的研究区域为现代新疆辖区内的西域草原，特别天山山脉及其以北的地区，即新疆草原文化区。这里的古代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
史岁月中从事的生产活动及本身的生活习惯等互相交织，形成了光辉灿烂的草原游牧 文化。
新疆草原文化的民族文化序列
从目前所知的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中得知，古代新疆草原文化区内，先后有大小几十个游牧民族如原始土著、塞种、大月氏、乌孙、呼揭、姑师、匈奴、高车、丁零、鲜卑、柔然、突厥、西辽、铁勒、回鹘、吐蕃、蒙古、哈萨克等民族活动于此，有些民族势力强大，活动时间长，范围广，形成新疆草原文化中民族文化的基本框架。
原始土著、塞种、乌孙、匈奴、突厥、蒙古及哈萨克族，这些民族的游牧生活或生产活动，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新疆草原文化中的主体民族。另一些民族由于部落相对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时间较短等诸因素，形成次一级的草原文化民族因子。如姑师、高车、丁零等民族。再一类的游牧民族恰似匆匆过客，在草原文化区仅留下短暂的一瞥，就似流星般消失。如迁徙中的大月氏族和唐代侵入北庭都护府的吐蕃族。除此之外，从西汉拓展西域以来，汉族及汉文化始终对新疆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原始土著文化
原始土著指生活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当地民族。这些民族无史料记载，通过考古发掘得知，这一时期的民族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居住在天山南北的低山丘陵地带、山间盆地、河谷两岸和罗布淖尔地区。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以采集和狩猎为主。从出土的铜镜、耳环、扣、珠、环等青铜器装饰物看，人们已具有原始的审美观念。
（二）塞种文化
塞种，波斯文献中称“萨迦”，主要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至战国时期。塞种的生活范围应该是以天山西部的伊犁河流域为核心，东延至乌鲁木齐一带，南至帕米尔高原，北达阿尔泰山脉之广阔的范围之内［2］。从阿拉沟墓葬出土的文物看，出土大量的金、银、铜、铁、陶、木、牛骨、羊骨等文物，说明墓主十分富有，而金、银、铜器皿均有不同动物的造型图案以及大量的羊、牛陪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塞种的经济生活方式是以畜牧业为主。这与《汉书》记载的塞种“因畜随水草„„”的游牧经济生活相同。且
［3］塞种人已会制作和使用游牧所需的毡房。
（三）乌孙文化
乌孙于公元前160年从河西走廊迁往伊犁河流域。不久，成为西域诸国中最大的一个邦国。也是当时活动于北疆草原上的主体民族。并且与汉朝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乌孙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的情况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汉细君公主远嫁给乌孙王为妻，她在《黄鹄歌》中描写乌孙的日常生活为“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以上资料说明乌孙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以游牧的畜牧业为主。同时，乌孙还出现了金属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物加工等种类的手工业生产。
（四）匈奴文化
匈奴是汉代活跃于北方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骁勇善战，常举兵南下，拢掠中原农耕民众。同时，匈奴右部活动于西域，西域诸国皆俯首称臣。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盐铁论》中描绘匈奴游牧生活的特点：“因水草为仓廪，随水草甘水而驱牧”。《汉书·匈奴传》言：“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习攻战以侵伐，其本性也”。公元前71年，乌孙与汉配合，一举攻破匈奴，俘获匈奴马、牛、羊、骆驼、驴等70余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匈奴在西域畜牧业的旺盛。
（五）突厥文化
突厥族主要活动在天山以北的地区，虽活动时间短，但对新疆草原文化的内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突厥语成为后来许多游牧民族语言的源泉。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两书，反映了其语言特点。现在全世界操突厥语系的国家和民族有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伊朗、阿富汗的一部分和我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等民族［4］。其次，突厥人的墓葬形式——石堆墓是草原上游牧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墓葬之一，成为后来游牧民族流行的墓葬形式之一。
（六）蒙古文化
蒙古族13世纪初～18世纪，一直是新疆草原文化区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由于他们统治的时间长，范围广，对新疆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蒙古族如今仍是草原文化区域内活跃的民族，如博尔塔拉、巴音郭楞、和布克赛尔等地均为蒙古族的聚集区。蒙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各方面对其他游牧民族都有影响，是新疆草原文化区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
（七）哈萨克文化
哈萨克族是如今新疆草原上仍然广泛分布的草原民族，占新疆山区90％左右的牧场。中国境内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布最多，国外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哈萨克族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畜牧业，是现在新疆草原上占主体的游牧民族之一。它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语言、住房、饮食、服饰、节庆与礼俗、文娱体育活动、家庭、丧葬、草原文学艺术等方面均具特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草原民族文化。
新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民族的大融合性
在新疆草原文化的历史舞台上，曾先后出现过几十个游牧民族，如今仍然活跃的游牧民族只有蒙古族和哈萨克族，这些游牧民族之间并非
单一的无联系性，而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后来的游牧民族占据了前一个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时，或多或少地融合了前一个游牧民族及其民族文化。这样发展的结果是今天的游牧民族多是历史上几个甚至十几个游牧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如现在哈萨克族的主要祖先是乌孙、康居、奄蔡等，后来多少融合了新疆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契丹、蒙古等民族，形成了今天的哈萨克族［5］。所以，新疆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发展史可以称作是一部民族的大融合史。
（二）居住的不稳定性
新疆草原文化的创造者，草原游牧民族的居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其居住条件简陋，便于移动。他们多数随水草而畜，一年四季均处于不同的地方，历史上越古老的游牧民族其游移性越大。他们居住的稳定性除受外来民族入侵的影响外，其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受水草肥美变化的季节影响。从现代新疆地区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居住情况看，多居毡房，且随季节的不同而移动。夏季，在海拔1500～2000米左右的高山地区，草木茂盛，牧民随牛、羊等畜群居于高山地带，称为夏牧场。8月下旬开始，随着天气转冷牧民随牛羊向山下移动，这时，基本上天天移动，牧民的居住条件更简陋，牧民仅居住在称为“活斯”的简易毡房，“活斯”用三根棍及毛毡搭造，空间极其窄小，仅能供2～3个人居住。冬天，多在山前低山区背风向阳的山坡或山前戈壁地带放牧，牧民也住进了冬窝子。来年开春，牧民再从冬窝子逐渐向夏牧场转移。结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迁移，这种由于游牧民族依赖自然条件的程度较强，决定其居住的不稳定性。
（三）文化遗存的多样性 新疆草原文化区内的游牧民族，由于本身的游牧特点，决定了其文化遗存与其他文化遗存类型的不同，具有独特的一面。游牧民族本身没有大规模的居住遗址，主要表现为岩画、石人、鹿石、墓葬等文化形式。
1.岩画。新疆的岩画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山脉，被史学界称为岩画的三大宝库，其从高山的夏牧场到山前的丘陵地带都有大范围的分布。笔者以为，这些岩画主要分布在山区，与山区的关系密切，应称为山区岩画艺术。而盖山林先生认为新疆的古代岩画与绿洲关系密切，应称为绿洲岩画［6］，恐为不妥。岩画的雕刻方式以敲凿法为主，颜料涂画法为辅。岩画的画面从单个造型的几个平方厘米到方圆几十平方米不等，岩画的内容丰富多彩，从羊、牛、马、骆驼等动物造型到狩猎图、人物造型图、生产工具图、车辆图及生育繁衍图等。其中狩猎图和动物造型图最多，各地均有分布，而生育繁衍图较少，以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岩画为代表，其图案有男女交媾图和众多的小人排列，反映了游牧民族祈求人口兴旺发达的强烈愿望。岩画是游牧民族最易创作的文化类型之一，其延续时间长，范围广，往往一组岩画中可见新岩画叠压在旧岩画之上的画面，新旧交错在一起，形成一部岩画的历史长廊。
2.石人。石人是新疆草原文化遗存的另一类表现形式，可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两大类。其主要分布在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脉的墓地周围。新疆现已发现的石人共186尊，其中墓地石人182尊，随葬石人4尊。时代为青铜器时代至11世纪，其中6～9世纪的石人最多［7］。石人的造型、面部轮廓、冠帽、服饰、执持器皿佩饰反映了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是研究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生活最有力的实物佐证之一。
与石人文化遗存相辅的还有鹿石，鹿石在新疆草原上发现不多，只在阿尔泰山的青河县，天山的吉木萨尔县和温泉县有所发现，较著名的为青河县的什巴尔库勒鹿石。鹿石一般立于墓前，面向东方，反映了墓主对太阳的崇拜，鹿石上的图案则为墓主所在的游牧民族的图腾。
3.墓葬。草原上的墓葬是反映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又一种形式。历史上，新疆草原文化区内的墓葬形式主要有三种，乌孙人的土堆墓、突厥人的石堆墓和蒙古人的石块墓［8］。一般从墓葬地表的封土形式，墓葬的葬式以及出土文物，都能为人们揭示缺乏资料记载的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出土文物更能直接反映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从阿拉沟墓葬出土的金、银、铜等饰物以及尼勒克铜矿遗址，使我们知道古代塞种人已进入了青铜文化时代。考古学上，一般用墓葬名称直接命名墓主所在时代的文化类型，如从阿勒泰克尔木齐(切木尔切克)古墓葬的发掘与出土文物得出切木尔切克文化的概念［9］。这种文化往往代表了同时代多个游牧民族所反映出的相同的文化内涵。从而被统一到同一个文化概念之下。
4.顽强的自立性。由于生活环境艰苦，与外界联系不多，造就了草原游牧民族顽强的自立性和独立的家庭经济单元。游牧民族一般的经济形态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般生活用品多为自己制作，少数的生活必需品靠与外界交换获得。他们从居住毡房的毛毡，自身穿戴的衣物到一般生活所必需的食品，如奶酒、酸奶、奶豆腐、奶疙瘩等均为自己制造，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小而个体的自立性强。常常一家一户在深山老林中而逍遥自在地生活着。
新疆草原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在文化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文化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场所及基本条件，新疆草原文化区的地形、气候等条件比较适宜于草原游牧生活。
（一）自然地理 环境
新疆的地貌特征为“三山夹两盆”，三山即昆仑山山脉、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山脉；两盆即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山区内从高山到山前丘陵地带分布着大面积的肥美草场，极宜于游牧而不利于农业生产。据统计，新疆有草原12亿亩，占全疆土地面积的l／3。其中天山山脉中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伊犁河谷草原、玉其塔什草原以及阿尔泰山中的哈纳斯草原等都是水草丰美的草原。盆地内沙漠、戈壁广布，形成了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在沙漠与山区交界地带的河流两岸，适宜于农业生产。而在其他山区、荒漠戈壁地带，由于气候、地形、地表肥力等多方面的原因，只适宜于游牧业的发展，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游牧文化。
（二）人文地理环境
1.区位条件。新疆草原文化区周围所相邻的地区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和地区，西部的哈萨克大草原、东部的蒙古草原、北部的西伯利亚，都是适宜于游牧的国家和地区，其所在区的民族也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
2.交通条件。新疆草原文化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草原丝绸之路拓展了新疆草原文化区与外界的联系，也是各种游牧文化进出新疆草原文化区的重要通道。为新疆草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指天山北道与阿尔泰山南道两条道路，前者自长安向北经漠北草原西进，经科布多盆地至阿尔泰山南麓，顺额尔齐斯河至斋桑泊，西入钦察草原，进入欧洲［10］。后者起敦煌，沿天山北道经伊犁，入中亚一带。
3.人为因素。人为因素是影响草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为因素往往通过战争直接作用于草原文化，一场战争，即一个新的游牧民族的侵入，直接促使在新疆草原文化区域内，一种游牧文化的衰落或消失，另一种游牧文化的兴起。战争是新旧游牧文化更替的催化剂，特别是新疆历史上的伊斯兰化运动，对游牧民族原信仰的各种宗教文化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了操突厥语系民族的全面伊斯兰化。
4.牧民定居工程。游牧于山区与戈壁地带的游牧民族，由于世代以游牧为主，人们在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游牧思想，以至于在子女教育上，彻底贯穿游牧思想。从而导致在抗击自然灾害面前软弱无力，有时一场大的自然灾害，可使大多数牧民趋于贫穷。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推广的“2817工程”旨在使牧民放弃游牧生活，过上定居的农牧生活。这项工程在布尔里、富蕴等许多县市已得到实施，部分牧民已过上定居生活。另外，北疆其他地区，如哈密、塔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等，也纷纷筹集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实行牧民定居工程。为提高牧民的生活水平，创造一种新型的农牧草原文化奠定基础。
结 语
新疆草原文化系统是在新疆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山脉一带形成的一种游牧民族文化系统。在形成和发展中不断吸收的游牧民族文化，丰富和完善着自己的草原民族文化。它具有民族大融合性、居住的不稳定性、文化遗存的多样性和游牧民族本身顽强的自立性等特点，并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仍然对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2］G.N.鲁金科著，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3］W.M.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新疆民族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5］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
［6］盖山林：《我国北方草原岩画区域特征初论》，《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7］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8］阚耀平、杨兆萍：《青河县三道海子石堆墓的若干问题》，《干旱区地理》1998年第2期。
［9］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贾合甫：《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