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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科学安全观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国际、国家社会发展为背景，综合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将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4种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定为主体的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确立的基础，而构成安全观的人生价值观及人命价值观等是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笔者试图以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的认识，旨在进一步充实完善安全学的学术内容。
【关键词】安全观;价值;价值观;人生观;大安全观
前言
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把握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国内安全问题;科学地研究包括与自然灾害，大范围突发传染病(如“SARS“)等突发事件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正确理智地对待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矛盾的环境安全问题;进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以人为本的生产安全与工程安全问题等，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如何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安全观，也是从认识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安全观，即对安全的作用、地位、价值等总的看法。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安全观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观也是不一样的。从安全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安全观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世界观的发展而发展，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安全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大课题，所以安全观也是一个覆盖众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大概念。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统一对安全观的认识，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找出安全观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安全观的共性问题。正像人们可以用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生活领域，生产领域乃至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的认识一样，用科学的安全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概念的认识应当是可行的。
安全观的演变
目前，关于什么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伊拉克战争、美国”9·11”事件、“ SARS”、炭疽杆菌、禽流感、基因工程与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与储存、巨型水坝、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例如粮食、石油等)的储备和供应、亚洲金融危机式的金融风险、吸毒贩毒以及艾滋病的传播、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等都成为关注安全、研讨安全观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所谓的安全观可谓多彩纷云，例如:国际社会、国家安全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新资源安全观;信息时代的新威胁观与安全观;安全生产观;经济安全观;安全工程观— 工程安全和社会和谐;文化安全观;粮食安全观;人口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药品安全观;甚至还有以以色列为代表的绝对安全观以及美国的歇斯底里安全观等偏执安全观。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观[1]
安全宿命观的产生由来已久，所谓安全宿命观简单地说就是“听天由命”。该安全观的产生在远古时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尚处在初始阶段，人们面对天灾人祸无能为力，表现出人们的一种无奈、无知和软弱，因而只能听天由命。
从历史过程来看，相对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无论到何时，人要顺应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认为，安全宿命观的产生与时代特点有关，但安全宿命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安全宿命观并不只具有消极的一面，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谐统一，强调的是人要适应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当然“宿命论”所强调的命运的决定支配作用或服从命运的主张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观”的主流，因为人们早就发现所谓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经验论与安全知命论
安全知命观，其中的“命”说的是天命。反映了人们开始依据经验，把握安全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总结积累事故的经验教训，从而得出与某事相关联的“命运”的好坏和安全活动的局部预知。
在我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或秦汉时期，就出现了朴素的辩证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化其
中矣”等富有朴素的辩证论的安全活动预知观点。
到了欧洲工业革命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又总结了农业、工业、工程技术和管理的相关安全经验，掌握了保护自身安全的技术，防护方法和措施，人们也就成了安全生产活动的有知者。
与安全宿命观一样，安全知命观既具有时代特点，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经验在不断总结，不断升华。经验始终是指导安全工作的宝贵财富，人们常说的吸取事故教训以指导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观的具体体现。
1.3 系统论与安全系统观
系统论的理论与系统方法的提出和应用，大大推动了安全系统论的发展[5]，实践证明，系统论是处理复杂系统工程问题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故也可能发生，所以凭经验预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当人们面对极端复杂因素的安全问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论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统中的成功应用，给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解决了安全工作者凭经验不能完全解决的事故预测问题，并从而树立了事故是可以预知的— 科学的事故预测观。
系统安全观对安全的认识的要点，首先是认为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学的方法是可以预知的。该认识和观点，它已经摆脱了宿命观和知命观以命(天命)为主导的对天灾人祸因果关系的原始认识。
系统安全观是科学的，它对事故的预测是按照事故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预测模型和解析结果。因为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所以目前事故预测给出的大多是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观
所谓大安全观是指针对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各个领域，关注安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点，对安全的内涵、目标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所得出的对安全问题总的认识。
目前,有关大安全观的提法可以归纳为如下4个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观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环境，或是把人类生活、生产、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归纳起来而提出的大安全观。
第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组织多样化而使国家国际安全注人了新的内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观[1]。
第三是提出了不仅只关注21世纪议程中的环保主题及自然灾害问题，而应充分关注安全、减灾为一体的大安全观，即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集安全、减灾、环保为一体的安全观[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观[4]。因为“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到社会一切领域，是社会公众及各行各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技术性安全问题社会化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地演化为社会问题，使得现代安全问题纷繁复杂。小到社会中的犯罪问题，大到民族性冲突、宗教冲突、文化性冲突、地区性冲突，甚至国家冲突，而冲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转变，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冲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升级、毒品泛滥、" SARS”及禽流感传播这些都已经打破了传统国家观念，使安全问题的平台提升到国际层面。
从以上几种大安全观的提出可以认为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安全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大安全观的提出不只是内涵的扩充或范围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学平台的提升和对安全问题达成的最广泛的共识和认定[4]。
安全价值观
安全价值观是人们对安全是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定。一切事物本身的价值的有无及大小，决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显然，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安全观确定的基础。所以，笔者在讨论安全观的时候，有必要对安全价值作一下简要的讨论。
安全是有价值的。其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价值和安全的经济价值。虽然，安全价值不能直接套用价值工程中价值的定义和算法，因为安全的某些价值(如社会价值)不能只用钱来量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安全价值的客观存在。
2.1 安全的社会价值
安全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效应。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一个优美、安全的生活环境，一种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个和平、和谐、安定的世界……总之，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人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健康、舒适、长寿、事业有成，安全的社会效应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
安全的社会价值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安全的战略意义，大多数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针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不是一时一地的临时措施。同时多数安全方针、政策都具有长效机制，不安全状态的改变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从国家、政治方面考虑，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安全方针政策举措关系国家大局。
2)安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安全生产、安全性合格的产品才能保障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保障产品有市场和竞争力。现在市场上的许多产品，食品、药品、家电、汽车等生活用品，工农业生产用的设备、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没有安全保障的产品就不会有市场，所以安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效应是很明显的。
3)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说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安全。强调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产安全，个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一个安全和谐的氛围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昌盛繁荣进步的社会。
4)安全既是人类有生以来的本性需求，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素质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对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一个安全的社会、安全的单位、安全的工作岗位必然会培育安心敬业奉献的人才。同时，所说的安全既是针对个人的，又是针对群体的。个人做事既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也要考虑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属于安全论理，道德标准问题，所以对个体来讲，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质的表现。
2.2 安全的经济价值
由于安全系统具有灰色系统的特点，所以安全经济价值也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滞后性和反直观性。所谓，既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是说有确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价值的回报，不确定性是说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预知、滞后性、远期性或难以量化计算;反直观性是说安全投人所生产的间接经济效果，是不确定性的延伸。
据联合国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世界各国平均每年的事故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5%，而预防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约占3.5%，合计为GNP的6%。如果没有预防事故与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发生率及事故损失将会增高许多，到底损失多大，目前尚无可信的统计数据。
从理论上讲，安全价值可以参照一般价值工程的计算方法来表述:
安全价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价值工程是一种运用价值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某技术管理措施进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图用最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从而提高安全技术经济，即安全价值的方法。
安全价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优化分析为重点，同时要尽量降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以充分、可靠地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为目标[8]。
随着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安全产业的兴起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从事安全技术、安全经济研究的院所，以及专门从事安全产品生产的企业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必将促进安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保安公司、保安队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世界观、人生观与安全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观点。世界观也好，人生观也好，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这是经典的世界观、人生观概念。
当前，考 虑“人生观”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的联系，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思考使人生观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内涵。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把对人生观的思考更现实地表述为“生涯”或“生计”，或进一步引申为个人一生的道路与发展路径的思考。这其中价值观的澄清和确认，以及寻求社会需求与个人需要的最佳结合点或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人生的目的依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状况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适、健康。人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道路或发展路径，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标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从生命的角度讲，安全观是人生观的最基本的目标。
3.1 安全是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安全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人生价值可分为人生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的自我价值。
人生的社会价值，是指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他人、集体、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会价值的实质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9]。
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人一生通过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对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积极作用。
任何个人应该既有人生的社会价值，又有人生的自我价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价值的人其价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价值也是一个“关系”范畴，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价值，不是指对他自身来说有什么意义，而主要是指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孤立的个人是无所谓价值的。
安全作为个体生存的首要问题，也是作为社会安全、团结、稳定的中心问题。否则不管是什么个体，还是作为社会都将会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也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保障。上升到观念，即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3.2 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体，所以生命(人命)也应该包括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方面的含义。
人的生命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价值，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价值;
第二，生命延续的价值。从社会角度讲是人类的繁衍发展，从个人角度看是寿命的延长对于个人创造和发展的意义。
第三，超越生命的价值即是牺牲的价值，因为牺牲不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否定，而是生命价值的升华、确证和增值。
长期以来，人们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种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种必然，其实不然，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价值问题的研究对于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完全发挥生命的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人的身体、能力的储备、生命的延续[10]，体力、智力的再生和发展等生命的自我价值。但这不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命价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创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的发挥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生命的价值是人们对人的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一种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内涵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顺利的延续，从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所以说，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围绕着生命价值而运动的，即生命价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观念范畴，也可以说，生命价值观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生观、安全观、安全价值观的相互关联归纳如下图所示。结论
1)安全观理论是指导确定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又是安全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依据科学发展观，可以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这些安全观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特点。
3)安全的社会价值观和经济价值观是安全观建立的基础，是认识安全观的客观的依据。
4)大安全观是当今安全观发展的最高层面。大安全观的确立，标志着安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5)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保障，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第二篇：再论科学安全观
再论科学安全观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国际、国家社会发展为背景，综合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将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4种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定为主体的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确立的基础，而构成安全观的人生价值观及人命价值观等是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笔者试图以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的认识，旨在进一步充实完善安全学的学术内容。
0 前言
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把握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国内安全问题;科学地研究包括与自然灾害，大范围突发传染病(如“SARS“)等突发事件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正确理智地对待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矛盾的环境安全问题;进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以人为本的生产安全与工程安全问题等，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如何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安全观，也是从认识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安全观，即对安全的作用、地位、价值等总的看法。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安全观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观也是不一样的。从安全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安全观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世界观的发展而发展，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安全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大课题，所以安全观也是一个覆盖众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大概念。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统一对安全观的认识，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找出安全观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安全观的共性问题。正像人们可以用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生活领域，生产领域乃至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的认识一样，用科学的安全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概念的认识应当是可行的。
安全观的演变
目前，关于什么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伊拉克战争、美国”9·11”事件、“ SARS”、炭疽杆菌、禽流感、基因工程与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与储存、巨型水坝、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例如粮食、石油等)的储备和供应、亚洲金融危机式的金融风险、吸毒贩毒以及艾滋病的传播、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等都成为关注安全、研讨安全观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所谓的安全观可谓多彩纷云，例如:国际社会、国家安全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新资源安全观;信息时代的新威胁观与安全观;安全生产观;经济安全观;安全工程观— 工程安全和社会和谐;文化安全观;粮食安全观;人口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药品安全观;甚至还有以以色列为代表的绝对安全观以及美国的
歇斯底里安全观等偏执安全观。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观[1]
安全宿命观的产生由来已久，所谓安全宿命观简单地说就是“听天由命”。该安全观的产生在远古时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尚处在初始阶段，人们面对天灾人祸无能为力，表现出人们的一种无奈、无知和软弱，因而只能听天由命。
从历史过程来看，相对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无论到何时，人要顺应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认为，安全宿命观的产生与时代特点有关，但安全宿命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安全宿命观并不只具有消极的一面，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谐统一，强调的是人要适应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当然“宿命论”所强调的命运的决定支配作用或服从命运的主张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观”的主流，因为人们早就发现所谓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经验论与安全知命论
安全知命观，其中的“命”说的是天命。反映了人们开始依据经验，把握安全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总结积累事故的经验教训，从而得出与某事相关联的“命运”的好坏和安全活动的局部预知。
在我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或秦汉时期，就出现了朴素的辩证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化其
中矣”等富有朴素的辩证论的安全活动预知观点。
到了欧洲工业革命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又总结了农业、工业、工程技术和管理的相关安全经验，掌握了保护自身安全的技术，防护方法和措施，人们也就成了安全生产活动的有知者。
与安全宿命观一样，安全知命观既具有时代特点，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经验在不断总结，不断升华。经验始终是指导安全工作的宝贵财富，人们常说的吸取事故教训以指导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观的具体体现。
1.3 系统论与安全系统观
系统论的理论与系统方法的提出和应用，大大推动了安全系统论的发展[5]，实践证明，系统论是处理复杂系统工程问题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故
也可能发生，所以凭经验预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当人们面对极端复杂因素的安全问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论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统中的成功应用，给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解决了安全工作者凭经验不能完全解决的事故预测问题，并从而树立了事故是可以预知的— 科学的事故预测观。
系统安全观对安全的认识的要点，首先是认为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学的方法是可以预知的。该认识和观点，它已经摆脱了宿命观和知命观以命(天命)为主导的对天灾人祸因果关系的原始认识。
系统安全观是科学的，它对事故的预测是按照事故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预测模型和解析结果。因为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所以目前事故预测给出的大多是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观
所谓大安全观是指针对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各个领域，关注安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点，对安全的内涵、目标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所得出的对安全问题总的认识。
目前,有关大安全观的提法可以归纳为如下4个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观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环境，或是把人类生活、生产、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归纳起来而提出的大安全观。
第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组织多样化而使国家国际安全注人了新的内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观[1]。
第三是提出了不仅只关注21世纪议程中的环保主题及自然灾害问题，而应充分关注安全、减灾为一体的大安全观，即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集安全、减灾、环保为一体的安全观[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观[4]。因为“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到社会一切领域，是社会公众及各行各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技术性安全问题社会化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地演化为社会问题，使得现代安全问题纷繁复杂。小到社会中的犯罪问题，大到民族性冲突、宗教冲突、文化性冲突、地区性冲突，甚至国家冲突，而冲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转变，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冲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升级、毒品泛滥、" SARS”及禽流感传播这些都已经打破了传统国家观念，使安全问题的平台提升到国际层面。
从以上几种大安全观的提出可以认为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安全科学
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大安全观的提出不只是内涵的扩充或范围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学平台的提升和对安全问题达成的最广泛的共识和认定[4]。
安全价值观
安全价值观是人们对安全是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定。一切事物本身的价值的有无及大小，决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显然，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安全观确定的基础。所以，笔者在讨论安全观的时候，有必要对安全价值作一下简要的讨论。
安全是有价值的。其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价值和安全的经济价值。虽然，安全价值不能直接套用价值工程中价值的定义和算法，因为安全的某些价值(如社会价值)不能只用钱来量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安全价值的客观存在。
2.1 安全的社会价值
安全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效应。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一个优美、安全的生活环境，一种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个和平、和谐、安定的世界……总之，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人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健康、舒适、长寿、事业有成，安全的社会效应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
安全的社会价值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安全的战略意义，大多数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针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不是一时一地的临时措施。同时多数安全方针、政策都具有长效机制，不安全状态的改变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从国家、政治方面考虑，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安全方针政策举措关系国家大局。
2)安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安全生产、安全性合格的产品才能保障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保障产品有市场和竞争力。现在市场上的许多产品，食品、药品、家电、汽车等生活用品，工农业生产用的设备、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没有安全保障的产品就不会有市场，所以安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效应是很明显的。
3)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说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安全。强调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产安全，个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一个安全和谐的氛围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昌盛繁荣进步的社会。
4)安全既是人类有生以来的本性需求，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素质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对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一个安全的社会、安全的单位、安全的工作岗位必然会培育安心敬业奉献的人才。同时，所说的安全既是针对个人的，又是针对群体的。个人做事既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也要考虑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属
于安全论理，道德标准问题，所以对个体来讲，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质的表现。
2.2 安全的经济价值
由于安全系统具有灰色系统的特点，所以安全经济价值也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滞后性和反直观性。所谓，既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是说有确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价值的回报，不确定性是说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预知、滞后性、远期性或难以量化计算;反直观性是说安全投人所生产的间接经济效果，是不确定性的延伸。
据联合国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世界各国平均每年的事故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5%，而预防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约占3.5%，合计为GNP的6%。如果没有预防事故与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发生率及事故损失将会增高许多，到底损失多大，目前尚无可信的统计数据。
从理论上讲，安全价值可以参照一般价值工程的计算方法来表述:
安全价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价值工程是一种运用价值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某技术管理措施进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图用最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从而提高安全技术经济，即安全价值的方法。
安全价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优化分析为重点，同时要尽量降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以充分、可靠地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为目标[8]。
随着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安全产业的兴起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从事安全技术、安全经济研究的院所，以及专门从事安全产品生产的企业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必将促进安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保安公司、保安队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世界观、人生观与安全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观点。世界观也好，人生观也好，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这是经典的世界观、人生观概念。
当前，考 虑“人生观”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的联系，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思考使人生观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内涵。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把对人生观的思考更现实地表述为“生涯”或“生计”，或进一步引申为个人一生的道路与发展路径的思考。这其中价值观的澄清和确认，以及寻求社会需求与个人需要的最佳结合点或为人们所
关注的焦点。
人生的目的依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状况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适、健康。人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道路或发展路径，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标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从生命的角度讲，安全观是人生观的最基本的目标。
3.1 安全是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安全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人生价值可分为人生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的自我价值。
人生的社会价值，是指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他人、集体、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会价值的实质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9]。
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人一生通过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对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积极作用。
任何个人应该既有人生的社会价值，又有人生的自我价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价值的人其价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价值也是一个“关系”范畴，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价值，不是指对他自身来说有什么意义，而主要是指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孤立的个人是无所谓价值的。
安全作为个体生存的首要问题，也是作为社会安全、团结、稳定的中心问题。否则不管是什么个体，还是作为社会都将会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也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保障。上升到观念，即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3.2 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体，所以生命(人命)也应该包括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方面的含义。
人的生命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价值，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价值;
第二，生命延续的价值。从社会角度讲是人类的繁衍发展，从个人角度看是寿命的延长对于个人创造和发展的意义。
第三，超越生命的价值即是牺牲的价值，因为牺牲不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否定，而是生命价值的升华、确证和增值。
长期以来，人们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种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种必然，其实不然，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价值问题的研究对于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完全发挥生命的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人的身体、能力的储备、生命的延续[10]，体力、智力的再生和发展等生命的自我价值。但这不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命价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创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的发挥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生命的价值是人们对人的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一种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内涵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顺利的延续，从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所以说，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围绕着生命价值而运动的，即生命价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观念范畴，也可以说，生命价值观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生观、安全观、安全价值观的相互关联归纳如下图所示。
结论
1)安全观理论是指导确定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又是安全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依据科学发展观，可以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这些安全观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特点。
3)安全的社会价值观和经济价值观是安全观建立的基础，是认识安全观的客观的依据。
4)大安全观是当今安全观发展的最高层面。大安全观的确立，标志着安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5)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保障，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第三篇：论治本安全观
论新形式下治本安全观的转变与落实
根基稳健，方可长成参天大树；源流充沛；方可聚成壮阔海流；纲领先进；方可汇成磅礴力量。曾几何时，我国的监狱建设以无犯人脱逃，无犯罪事件，无重大疫情和安全事故为工作重点，满足于表面的安全，仅定位于罚执行机关的单一角色。然而，随着司法部提出了“治本安全观”的新理念、新要求，我们的监狱工作都将要彻底的转变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为社会输出合格产品。
这是历史的契机，是新时代下将监狱工作彻底升级强化的重大机遇；这是回顾与改革，是基于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反思而提出的吐故纳新之举；这是奋进与追求，是全体监狱事业人在为中国梦的实现而不断探索、不懈追求的目标。
丰富内涵是开始，转变理念是关键——
治本安全观的提出，并非否定过去以安全保障为根本的工作方式，而是将底线安全视为“起跑线”，着力填补过去在改造与更生领域的不足，打开解决核心矛盾的潘多拉魔盒。首当其冲，全体监狱工作者必先统一思想，深刻理解治本安全观的题中之义，广泛开展关于新理念的讨论与学习；解放思想，强化理论框架的构建，丰富理论的内涵。与此同时，必须加快工作理念的转变，从队伍建设着手，逐步舍弃“限制监管+强制劳动”等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特别是要摒弃“重生产效益而轻教育改造”的模式，要用监管与劳动的减法，换取心理与三观矫治的加法，以教促改，调动服刑人员悔改向善的积极性。
可以预见，治本安全观的理论将会在日后实践工作中逐步完善，并融入更多的真知灼见，以卓越的成效形成完备的体系，终将深入人心。
硬件设施是保障，制度创新是根本——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就揭示物质基础的重要性。理念再好，制度再先进，没有硬件的保障，也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监狱场所的规范化、科学化建设，是治本安全指导理念得以践行的重要根基。
规范场所建设，提升设施保障水平，并不是指筑高围墙和强化电网，而是不断满足教学、德育、感化和培训工作的硬件需求，为服刑人员的学习、矫治提供合乎要求的场所。诸如：增设“文化道德长廊”、功能化阅读场所、实用技能培训平台和信息化管理等等硬件建设，能够有效保障教育工作的开展，事半功倍。
体系运转与发挥作用，必须依靠于合理而高效的制度。制度的设计应以树立服刑人员正确的三观为主导，以传统道德来洗涤心灵，以法律为外在约束，攻心治本，筑牢心理围墙。从集体教育向个别教育转变，从“开大会”向“上小课”转变，针对不同特征的罪犯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矫治方案，提升教育实效，切实转变思想认识，提升法律意识，使其从心理上服从管理，一心向善。
夯实人防基础，约束干警的制度应与时俱进。干警的规范执法工作流程、明确的职责划分、督察与考评体系完善等方面，应浓墨重彩的体现于新制度。
法治教育促守法，融入社会造“成品”——
检验狱内改造成效的最重要标准，在于犯人能否成为合格的产品、再度融入社会，成为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创造社会价值。
首先，监狱干警要公正执法，在工种安排、处遇兑现、计分考核、行政奖励、减刑假释等方面要严格执行规定，创造公平环境，能让罪犯耳濡目染，受到法制化管理的熏陶。更为重要的是，要确立法制教育在整个改造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量化法制教育的工作任务，以课程宣教、考试或者场景模拟等创新方式来灌输法律知识，塑造法制的灵魂。然而，现行的监狱普法教育大多依靠管教员实施，基本是流于宣读条文的形式，忽视了罪犯的文化差异，难以满足差异化、精细化管理的需要。因此，监狱急需建立一支水平过硬的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队伍，将社会和民间力量引入改造工作中，为我所用。
提高狱内的文化教育水平，对罪犯因材施教实行就业技能培训，是使其重新融入社会的前置条件。与此同时，监狱可与劳动部门、社会企业共同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帮扶就业；联手教育部门，促进后续的知识技能深造；委托社区小区，进行跟踪服务，提供必要的生活与心理辅导。
加强民警队伍建设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保障。
监狱民警是监狱工作的主导者、组织者、实施者。民警队伍建设抓不好，监狱安全稳定和各项工作都没有保障。加强民警队伍建设，不妨尝试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开展人本管理。
1.合理设计职位。合理设计职位一方面需要管理层对监狱机关的每一个职位的工作量、难度和技术水平进行综合测算，再根据测算的结果对不同职位配备相应的警力。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人多岗，多人一岗，部分岗位没有人愿意担任，民警之间工作量极不平衡的现状。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每个职位要有用武之地和一定的发展空间。一个人的工作若其职位发展空间太小，不足以向他的能力挑战，其结果不是不愿干，便是很快变成“老油条”。我们常常也会感叹：“想不到满怀壮志的年轻人会一个个地消沉下去”。其实，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可能不是青年民警个人的问题，而是职位发展空间太小所致。这就需要管理层在设计职位时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设计职位时只对工作的结果和追求的目标进行确定，对工作过程和细节无需诸多限制，充分调动每位民警的积极因素，发挥其创造力，才能提高达到目的的时效。
2.用人重其能力和大节，而不求全责备。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必须要有某些特定的才能。所以某一职位的合适人选，不一定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通才，而只要精通某一门武艺的普通人才。所以在考虑用人时，只要这个人能胜任某些工作并会有突出表现，那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他，如果再将职位与其志趣街接起来，更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其个人的发展，尽管他有其他短处。但在监狱工作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少数干部因有一些与职位无关的缺点而得不到任用。这就要求决策者要认识到人本管理的核心是“人”，即使是能力非常强的人也应安置在适合其能力发展的岗位上。
3.责任追究中体现人本思想。监狱工作本身就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所有民警在工作中都不希望出现事故，但由于现阶段经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罪犯脱逃、伤人等监管安全事故很难完全避免。社会上很多行业都不可避免会发生安全事故，但在责任追究中，领导层应有人本观念。首先要分清事故的性质，对那些可以作为而不作为、因工作的失职、渎职或玩忽职守造成的事故，责任人要严肃追究。而对于那些不能作为或难以作为的事故处理应实事求是，分清责任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原因。经常听到监狱民警说：“自己在家睡觉都能睡出处分来。”民警在这样的压力下工作，只能小心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根本没有精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因此在追究责任中应体现人本思想。
4.用足激励手段，完善激励机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除了金钱和基本的需要之外，还有许多精神层面上的激励措施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和摸索。如《非金钱激励员工的108种手段》中提到的榜样激励、目标激励、授权激励、尊重激励、沟通激励、信任激励、宽容激励、赞美激励、情感激励、竞争激励、文化激励、惩戒激励中的108种激励手段，感觉很好，很受益，这为我们积极探索民警队伍建设的新途径，不断完善民警队伍建设的激励机制提供了思路。
5.实施权责对等的原则。权责对等是指管理者使组织成员所承担工作的责任和权利基本相等。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只有做到了权责对等，才能真正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激励人们工作的热情。监狱民警作为一种高危职业，承担着监管改造和组织生产两大任务，承担着监管安全事故的巨大风险，这就需要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现有的法律，对监狱人民警察规定更多的职权或者工作要求，其中没有一项体现人本精神。实施权责对等，应将民警的物质保障权、工作知情权、工作建议权、劳动保护权等最基本的人本权利纳入其中，并且只有将这些权利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使监狱民警真正负起责任，才能产生较高的工作效率。
（四）做好罪犯改造工作，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根本。
建立监管安全长效机制、促使罪犯平稳顺利完成漫长的蜕变过程，我们需要树立循环论的理念，即要树立“运用一切手段促进罪犯进入良性循环的改造轨道，运用一切手段切断罪犯进入恶性循环的环节，从而实现监管安全长效稳定”的理念。
1.正确运用罪犯改造良性循环论理念。人的行为与心理是遵循知——情——意——行的运动变化规律的。只有形成认知，才能对具体事物产生感情，而后产生行动的意图、目的，最后作用于自己身体转化为具体行动去贯彻实现自己的认识。运用罪犯改造良性循环论理念，首要需要明确罪犯改造良性循环的具体环节。即：认罪服法——服从管教——积极求改——获得可预期的奖励分——受到监狱行政奖励——受到法院刑事奖励——积极求改……对这一良性循环思路，不仅我们民警要确立稳定地认知，更需要罪犯自己确立这种认知，并形成其稳定的改造认知、改造意志。
2.强化罪犯对改造良性循环的认知。知是这个运动变化过程的最初一步，形成知有两条途径,即：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罪犯个性与监狱环境的碰撞、磨合形成直接经验，民警的明确教育形成罪犯的间接经验。很显然，后一种途径比前一种途径要有益的多。要让罪犯形成改造良性循环的稳定认知结构，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必须要民警带着明确意识、明确目的向罪犯灌输循环论理念。我们可以时时讲、事事讲，大会讲、小会传，要结合监狱的各种制度，结合对罪犯的奖惩，让罪犯明白道理、体会这种理念。只有通过言传身教，日常点点滴滴的教育灌输，才能达到让罪犯形成改造良性循环认知，自觉的践行良性循环，自觉的避开恶性循环。
3.积极营造罪犯改造良性循环的外部环境。罪犯改造的良性循环，需要一个良性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监狱这种特殊的监管环境下，外部因素的强制灌输作用、外部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相对于其它环境更为突出。营造良性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是努力营造公正、严格的执法环境。在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中体现公正、严格，更能让罪犯直接感受到刑罚、法律的公正、严格。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下，罪犯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奖惩的结果，才能自觉地进入法律规定的服刑改造的良性循环中。另一方面是努力营造体现人文关怀的管理环境。进一步发挥文化对罪犯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稳定的作用，促进罪犯群体良性主流文化的形成。在公正、严格执法中体现人文主义，给罪犯更多的人文关怀，对于罪犯平稳、顺利度过漫长的服刑生活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也是改造罪犯的应有手段。
4.堵住罪犯进入改造恶性循环的入口。罪犯对待挫折的态度决定罪犯面临挫折时所选择的行为，从而决定罪犯是否进入或远离改造恶性循环。因此，在罪犯遇到挫折时，如何将强制措施的威慑作用与教育引导的疏导作用捏合起来，形成合力，引导和强制罪犯正确对待挫折，走出恶性循环的入口，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是我们必须科学处理的问题。堵住罪犯进入改造恶性循环的入口，首先要保持制度的威慑力，保持高压的态势，只有以国家暴力为后盾，才能使制度威慑作为一种新的元素强有力的进入罪犯的心理结构，为罪犯心理结构的重建提供可能；其次，根据不同罪犯的不同情况，分析其犯罪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对症下药，逐步的改变罪犯的心理结构，促其形成稳定的罪犯改造心理，逐步进入改造良性循环的轨道。
治本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监狱工作全面进入2.0时代，既要坚守安全，更要着眼于创新改革，将工作高度从“求稳”提升到“求精”。我们要把握要求，提高思想政治站位，抢抓发展机遇，主动迎接司法体制改革的挑战；要围绕治本安全新布局，把新理念作为监狱改造工作发展的不竭动力。
第四篇：再论遵义会议
再论遵义会议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历史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有时往往令人异常惊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一分为二，成为前后两个14年。这个中间点，既是党的历史第一次由“左”的错误濒临绝境走向正确的转折点，也是党的领导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线。
重温这段历史，深入分析遵义会议前后的若干重要节点，科学地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对于全面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不无裨益。
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三个改变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所谓“生死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多人，过前三道封锁线损失了2.2万人。湘江战役异常惨烈，又损失了3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后受创最重、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诗中叹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
然而遵义会议后，红军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使国民党围堵之军疲于奔命。同一支军队，局面完全两样，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在于遵义会议实现了三大改变。
（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
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 12月 18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倾向大量出现。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过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就是一个典型。那时，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五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全然不顾这个困难形势，仍照搬共产国际对于形势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硬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今后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实现”。（参见《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页。)别的不说，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进入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只有13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一些区域，还要扩红1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参加长征时只有8.6万多人。
这样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注定是要失败的。遵义会议后改变了这个状况。
例如，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所以，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不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问题，而是审查黎平会议到川黔边的决定。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虽不到一个月，但敌情有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所以才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后，战争局面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三）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
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完全听从李德的指挥，不仅让他参与战略战术的制定，而且还让他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前方军事，广昌决战就是这样遭致失败的。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堡垒主义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堡垒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页。)
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长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军事领导权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2_年版，第 355页。)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党的军事路线就完全改变了。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进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上述三大改变，最重要的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有了这个改变，才有思想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是与其前后召开的系列会议密切相关的
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讲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此前和此后的其他会议则很少提及。
202_年7月和202_年3月以后，笔者在做现场考察的“长征行”时，了解到党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间，比较重要的就达20多个，除遵义会议外，还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与这些会议的关系问题。
（一）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的系列会议。
1.通道会议。
这是血战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那时，国民党政府在湘西集结近20万军队。面临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中央领导对于红军的进军方向发生了争论。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反对北上湘西并陈述了改道去贵州的意见，得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的明确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贵州，但没放弃再去湘西的主张。只有李德顽固地坚持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
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只决定立即西进黔东。这样，通道会议虽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但实现了战术“转兵”。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
2.黎平会议。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_年版，第 439—440页。）
这就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实现了战略“转兵”。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另外开会，讨论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3.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底，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部队正忙着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李德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反复。他们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在1935年1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都反对他们的主张。毛泽东再次发言，驳斥博古、李德，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决定，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为遵义会议进行中央领导改组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
（二）对巩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发挥重要作用的系列会议。
1.“鸡鸣三省”会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来敌情不断发生变化，就进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转战。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前进。1935年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扎西会议。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由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
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会议还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充实红军作战力量。会后，红军迅速转兵东进，二渡赤水。
3.苟坝会议。
红军二渡赤水后，向敌军兵力空虚的贵州桐梓地区急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在五天内，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于是，蒋介石飞抵重庆“督剿”。为了粉碎敌军围攻，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经过遵义大捷，红军求战情绪高涨。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师摆在遵义以西的打鼓新场一带。中央纵队到达距离打鼓新场百余里的苟坝后，红一军团领导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在3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的20多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没能说服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将刚就职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两人去找朱德，三人认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朱德。第二天开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
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次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由于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他就是“总设计师”。对于毛泽东而言，苟坝会议显然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
（三）辩证地认识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
为了把握好遵义会议与前后一系列会议的关系，通过对上述会议的考察，笔者形成了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认识的三个方法论原则。
（1）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
（2）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
（3）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
据此，对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可以讲两句话：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既要讲“过程论”，即把遵义会议发生的伟大转折，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也要讲“合力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诸多会议都为推进这次伟大转折发挥了作用，同时还要讲“链条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都是实现党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结果，而应看到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重要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
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正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更加凸显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的正确决策，并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这两句话是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因此，讲遵义会议所产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既要讲前一句话，还要突出后一句话。
三、以遵义会议为界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14年
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认识，既要放在那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还要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习近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说：既不要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作为两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其次，就两个历史时期的曲折发展而言，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样，遵义会议前的14年，建党之后参与领导的头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首度辉煌，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这两个转折点，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危急关头。
——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30多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此一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呢？笔者在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方向校正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就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而言（既要从前往后看，又要从后回头往前看），这个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
（一）先看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
与此同时，要正确地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讲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在那14年，正确的指导思想还是主流，犯错误是第二位的。右的错误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过半年左右；“左”的错误主要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只有4年。
——讲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是就其成熟性、稳定性而言，并不是说党的历史只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领导都不算数。如果这样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误读。
——就是在党犯错误时期，广大党员和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还有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为革命仍然做了许多工作和巨大贡献。自土地革命战争起，开辟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铸就的。这些革命精神永远感天动地，熠熠生辉。
——对犯错误的领导人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错全错”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也是应当肯定的。
（二）再回过头来看，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
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消灭 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笔者以为，以遵义会议为界把民主革命的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 14年，并且从前后两个方面来辩证地、历史地认识我们党的这段历史，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认识党领导的 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第五篇：辨证法论文--再论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自然辨证法概论论文
再论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刘玉林
（兰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学专业，甘肃 兰州730050）
指导老师：扬 莉
[摘要]： 社会科学的发展依托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物质成果，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动和指引科学技术的发展路线。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本质上是相互促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环境。本文在界定科学技术发展人文环境的基础上，阐述了人文环境对科技发展的种种影响，以及人文环境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科学技术发展；人文环境；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成为综合国力和竞争能力最重要的因素。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诸方面,都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科学无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方面，科学系统具有特定的文化功能，对文化系统产生明显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科学系统又受着文化系统的制约，以文化系统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正如林德伯格所说：“科学事业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犹如人类所有的创造，科学理论也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在形成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的内容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历史研究揭示得格外清晰砌”[2]。自然科学技术的创新在于揭示自然界发展运动规律，在于提出新的假说，创建新的理论，这一切都要依靠科学工作者的能动才能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帮助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方法启示，引领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繁荣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人文环境的重要方面。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相互促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环境[3]。本文将从人文环境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以及人文环境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行论述。
1.什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所谓人文环境，首先是指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拥有的文化底蕴，不仅体现于外在的人文景观，更重要的是指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包括人们的行为方式、道德准则、自然辨证法概论论文
对人对事的态度及社会风尚，作为高校良好的人文环境包括健康的校园文化、优良的学风、自由的学术氛围、深厚的学术与文化的积淀，这也是我在这里所要着重强调的。这些看似外在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转化成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内在动因。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5]：
（1）人文学科的发展状况。广义的人文学科是指对社会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无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如何获得极大的丰富，人们也同样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审美、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等人文科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支柱性地位。
（2）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互动的。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科学传统的形成，特别是通过影响科学传统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世界图像的形成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
（3）社会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客体对于主体需要所具有意义的认识，即人们对于事物的好与错、可行与不可行等的认识。它在人们头脑中起着认识向主观意向、向决策观念转化的中介作用，并最终决定着人们的实际行动。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科学家个人的价值观之中。
（4）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及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创造能力的大小，能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方面激起创造热情和灵感。而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的高低又决定着科学技术工作者人文素养的高低。
上述四个方面[5]
[4]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2.人文环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2.1 人文学科的繁茂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从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历史来看，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三种基本张力；社会张力、文化张力和科学张力。开放性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科学结构，就构成了这三种张力产生的基本因素。就开放性的文化结构而言，必然表现为人文诸学科，如哲学、文学、法学、语言学、伦理学等的蓬勃发展和对外来文化的广泛吸纳，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张力，这种文化张力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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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张力、科学张力一道就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文化动力及其内在动力，人文诸学科的普遍繁茂就成为科学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人文环境之一。人文学科的普遍繁茂，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障碍，起到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近代科学的孕育，是在文艺复兴运动扫清各种思想障碍的基础上完成的。文艺复兴运动把宗教神学所编织的僧侣主义、信仰主义、禁欲主义这些束缚近代科学发展的思想网罗冲击得百孔千疮，从而使被作为婢女的科学获得最初的思想解放科学技术的孕育、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扫清思想障碍，特别需要哲学的繁荣和昌盛为其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生机勃勃的哲学之树必然会结出丰硕的科学技术之果。反之，哲学的贫困，也难以提供科学技术生长的沃土，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因哲学的贫困而缺乏生机和活力。因此人文学科的繁茂必然会促进科学技术的昌盛。
2.2 民族文化传统对科学传统的影响
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科学传统的形成，特别是通过影响科学传统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世界图象的形成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在科学的历史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而各具特色的科学传统，这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科学传统和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科学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崇尚人伦关系的处理，是君臣父子，江山社稷；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重历史经验、轻逻辑推理。这种民族文化传统就直接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传统在顺应自然基础上的重实用、轻理论、重历史、轻逻辑，重整体功能、轻内部结构的特点。这种科学传统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尚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但却无法促使近代科学的诞生。明清以来，中国曾有三次孕育、产生近代科学的机缘，但都由于民族文化传统所直接决定的科学传统缺乏近代科学精神而丧失掉。希腊人崇尚理性，把智力放在首位，以探索自然的奥秘，追求科学的真理为人生的最大乐趣。他们把思想、知识凌驾于信仰之上，把逻辑和科学凌驾于权势、迷信之上。与希腊的这种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应，产生了自由探索、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善于理论概括、量的抽象、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研究艺术等科学传统。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使希腊科学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张扬，怀疑精神、冒险精神、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得到最大限度地阐扬，近代科学不可避免地孕育、产生于欧洲。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民族文化传统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打上了自己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对科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任何民族文化传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历史发展，随着新的文化形态的涌现，随着外来文化的融入，民族文化传统总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事实上，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互动的。我们相信，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当代，当它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之后，必将朝着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
自然辨证法概论论文 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在未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巨大作用。2.3 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
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客体对于主体需要所具有意义的认识，即人们对于事物的好与错、可望与不可望、可行与不可行等的认识。它在人们头脑中起着认识向主观意向、向决策观念转化的中介作用，并最终决定着人们的实际行动。社会价值观念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人类活动起着导向作用。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科学家个人的价值观之中。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日益明显，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但这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错，科学技术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用它造福人类，那是价值观念的善；用它毁灭人类，那是价值观念的恶。因此，体现价值观念的科技政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许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战后，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国家基金会法案，旨在通过国家基金会资助基础科学的研究。这一法案的通过它为美国科学技术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有力的保证；80 年代初，日本提出“技术立国”的政策，这对日本在短时期内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日本的技术和工业的发展越来越缺乏后劲，恐怕与此不无关系；中国在80 年代中后期，相继制定“863 计划”和“火炬计划”，这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863 计划”说到底只是一个高新技术的“追踪计划”，如不及时调整，恐难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潮流，江泽民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就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异常深刻并值得我们制定科技政策的人深思的。
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科学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除了对科学的热爱之外，还有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功利观。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科学家个人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旨趣可能使一些人获得名垂青史的发现，而使另一些人虽经百折而终无所获；一些人生前就能享受到发现带给自己的喜悦和功成名就的幸福，而另一些人只有在死后才能享有如此殊荣，生前却历尽艰辛与屈辱。2.4 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人文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科技工作者个人的思维方式，如较高的人文素养可以使人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另外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质状况及对科学技术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思维方式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现已得到世界各国科学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普遍认同，即使在西方，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哲学和科技史专家也承认这一点。譬如，英国物理学家、科学社会学创始人贝尔纳就曾写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认识科学在历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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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可能还只是关于宇宙以及控制宇宙的有效秘诀这类有趣的资料的不断堆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P.莫兰地说，“直至到了今天，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自然辩证法》——引者注)对于认识思维范畴的辩证关系和运用辩证法来探讨自然科学的各种问题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可见，思维方式对于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来说是何等重要。而思维方式的形成和转变又同每个人的人文素养，特别是哲学素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个通晓历史和哲学的科学家和一个对历史和哲学不甚了解的科技人员，他们的创造能力是不一样的。通晓历史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科技工作者，在进行本学科研究时，特别是在思维通道受阻时，他就能不囿于本学科的限制，而具有开阔的视野，善于进行类比和联想，从而突破思维障碍，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结果。众所周知，年青的爱因斯坦在1902 年曾和哈比希特、索洛文组成了仅有三个成员的“奥林匹亚科学院”，正是在这所奇特的“科学院”中，爱因斯坦通过学习科学大师和哲学大师们的著作，通过热烈的自由讨论，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维，为尔后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创造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哲学思想与科学思想基础。
早在十多年前就曾经有人提出，我们能否贡献出几个爱因斯坦? 这是十分深刻的。爱因斯坦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和音乐素养，可以说正是哲学素养和音乐素养，促使他成为世界大师级的科学家。
一般而言，世界大师级的科学家应该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诸如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马赫、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等人。在我国则缺少这类科学家，即缺少集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巨匠。其实，我国涉足于哲学领域的科学家并不在少数，但他们是在在本专业、本学科领域再也无所建树后才涉足哲学领域的，而一旦涉足哲学领域，他们就几乎切断了与科学界的联系，再也不去从事本专业领域的研究，因而，他们无法成为科学巨匠，也不能为后来者树立榜样。因此，要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造就爱因斯坦式的世界级科学家，就必须提高我国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尤其是哲学素养。而我国科技工作者人文素养和哲学素养的提高，还有赖于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全民族人文素养和哲学素养的提高。
3.人文环境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3.1 人文环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美国文化的积极方向是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二战”后至今，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由此观之，文化环境起着潜在的、深层次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良好的人文环境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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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是先进文化的核心部分。一个有利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文化环境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3.3 科技工作者培养创新思想需要文化环境的创新。
科技工作者的科学创新能力是科技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这种创新能力的形成，除与自身的科学素质有关外，文化素质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3.4 文化环境创新为科技的发展获得了人道方向。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使许多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开始显现。为了找回科学的人性，使科学人文化，必须对它们加以引导和制约。文化环境便为科技发展规范了人道方向。对科学方案进行人道主义鉴定，对新工艺进行道德评价，对科学研究进行伦理调节，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进行人道规范，这些都是文化对科技行为调控的准则。[6]
4.如何改善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4.1 培植适宜于科学生根和发育的价值观念。
在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科学不容易结出能够再生的果实。科学能够顺利地发展，必须社会文化环境与它融合。科学真正能够良好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把追求真理当作基本价值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唯真时尚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坚持的态度，科学的发展才会得到真正广大的支持。
4.2 强化人文涵养对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影响。
科学工作者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个性特征、人文学识等对其科学创造活动有直接的、积极的影响。科学工作者的意志、毅力、兴趣、激情和信念是其科学研究的动力之源。诚实、无私、公正、宽容、协作等品质是科学创造的必要前提。4.3 发挥正确自然观的导向作用。
为了持久而广泛地促进科学造福于人类，减少和避免科学的应用给人类带来危害，必须纠正各种有碍于科学造福于人类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一是要用以人为本，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科学的应用促进自然良性循环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协调发展。二是要从对功利与非功利和物质与精神等问题的辩证思考出发，引导科学的合理应用，既避免近代以来功利主义一味追求科学的物质功效的片面性，又克服当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想性。[7]
5.对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的几点思考
5.1 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培育风险意识。
科技的发展随时可能遇到技术、市场、财务、管理等多种风险，所以科技工作者需要有“入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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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的勇气和魄力，直面各种风险。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培育风险意识，应该宣传成功个人的创新事例。
5.2 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工业化以来人类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萎缩所造成的当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失衡，是工业文明的病根之所在。对此，人们提出了两条基本的途径以促进这两种文化的统一：一是用人文文化唤起科学的人文精神，重建科技理性；另一条途径是借科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科学从根本上人文化。[8]
5.3 构建创新的文化环境，必须改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建立新型的人文教育模式。
我国国民人文素质不高已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知识的贫乏，人文意识的不足，人文精神的失落，使科技发展的前沿所提出的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建立崭新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建立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必须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创新。[9]5.4 构建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原创性与拿来主义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来获得知识和成果，但作为科技政策的基点，更要突出原创性科研活动，强化原始创新。我们既反对非理性的民族狂热性，也应摒弃低迷沉沦的民族自卑心理。一个国家或科技经济实体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努力探求原始性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10-11]
（2）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关系。在现代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因素和制度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科技界在谈科技创新时，容易出现重技术轻制度、重专业轻管理的倾向。相对于科技创新，通过体制创新完成制度变革的变量更多、作用更大。
（3）个人创新和集体创新的关系。科技创新离不开人的智慧的充分发挥，也不排斥个人的重要作用。但在大科学时代，现代科研活动和创新实践更多的是团队协作的结果。时代欢迎创新方面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和宽容态度，呼唤带领团队创新成功的帅才、将才和领导人才。
总之，面对新世纪新的文化环境和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我们全社会应该重视和关注。对此，我们都应自觉地担负起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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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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