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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观后感(精选5篇)
编辑:风月无边 识别码:22-1025130 13号文库 发布时间: 2024-06-06 18:53:11 来源:网络

第一篇:西安事变观后感

西安事变观后感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班级:酒管102

姓名:张菲弛学号:10454040216序号:43

第二篇:西安事变观后感

篇一:西安事变观后感

自从有了网络,就很少看电视了。前几天偶尔看了一眼中央八套播放的连续剧《西安事变》,情节还算吸引人,于是也就断断续续的看下来了。不知道这部电视剧中真实再现历史的情节有多少,虚构的情节有多少,电视剧嘛,毕竟是文艺作品,只要大致符合历史就够了。

有关西安事变的图书资料、影视剧已经出了不少,我也看过一些。从我所了解的来看,至少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蒋介石也是想抗日的,但他的计划是先统一中国(主要是消灭共产党红军)后再抗日,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确实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感召和影响,西安事变前张杨已经分别同共产党接触并达成了停战的默契;三是张只是逼蒋抗日,并没有想要杀蒋或者是长期囚禁蒋已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只是一次兵谏。从这几点来看,该电视剧还是基本符合历史的。

我一直认为,任何人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他在当时所处环境和各方面条件制约下,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好,张杨的兵谏也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都是如此。西安事变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是非自有历史评说,所以我在这里不想去探讨各方的功过得失,我的水平也不足以去探讨历史,只是想说说自己的一些感想。

一是关于时间的感想。

蒋介石想在消灭红军后再去抗日,这种策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安内的时间,西安事变就发生了。其实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的这一策略能否付诸实现也未可知,因为红军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消灭的。如果不能很快消灭红军,久拖不决的话,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什么事变来。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有一个两广事变了,即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1936年6月起兵反蒋,要求北上抗日的事变。所以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很好,但没有时间去实现。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少,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时不我待啊!

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的策略,却没有时间去实现。比如有人说,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想法很好,但等你赚够了钱,你的身体还能够支撑你去全世界旅游吗?或许到时候你的大脑还会不会有类似的思维都不一定。这还是比较简单的需要时间来实现的想法。

如果你的很好的想法牵涉到别的人,时间上就更难说了。比如感情上的问题,你说:“妞妞,等我事业有成,攒够了钱,我就来娶你。”想法也可以理解,但对方能等到你事业有成的时候吗?即使她愿意等,她所处的环境容许她等吗?文艺作品中的类似的变故太多了。《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私下幽会并订了终身,但等到张生进京赶考,半年后得中状元再回来时,莺莺已被母亲许给他人,幸好张生及时归来,才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三起解中的王公子和玉堂春,两人情投意合,海誓山盟定下了终身,等到王公子回金陵老家苦读圣贤书,准备求取功名后再来娶苏三时,王公子自己却被父母逼迫先娶了妻,回到京城再去看苏三时,苏三也已被人贩子拐卖到他乡成了别人的小老婆。不过经过一番磨难,两人最终的结局倒还不错。但可以看出,很多好的想法是需要时间来实现的,但现实能不能给你这个时间却不一定,特别是在当今人心浮动的年代。

二是关于勇气的感想。

张学良在做出扣留蒋介石的决定之前,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他知道犯上作乱的后果。有可能人头落地,即使能苟全性命,但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知道这种后果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气实在可嘉。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又毅然决然地护送蒋回南京,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更是需要勇气。我看那时候的地方实力派和军阀中只有张汉卿能做得出来。抛开张发动西安事变的是非功过不说,就凭他这种敢作敢为的勇气,也足以令人钦佩。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虽说没有能改变历史的事情发生,但很多事情也是需要勇气的,得失之时的选择,荣辱之间的态度,都需要勇气。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你能做到淡泊明志吗?你能放弃现有的一切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吗?你能真正做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吗?得和失同样需要勇气。不要说这些生活中的大事,就是小事也需要勇气,比如,现在外面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你能冒着严寒去赴一个可去可不去的约会吗?

在面对生活中的困扰的时候,我真希望能有张汉卿那样不顾一切的勇气!

篇二:西安事变观后感

这个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运动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

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起,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篇三:西安事变观后感

近来无事,我就观看了《西安事变》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深有感触。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达到西安后,联想到国民党中那些所谓哥们的表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共产党最仗义!而重新拍制的《西安事变》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最讲民族大义的张学良也是最讲哥们情谊的人。张将军为了抗战,扣压了他的“大哥”蒋委员长,应该说是一种为民族大义牺牲哥们情谊的表现,不过从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他的这一壮举也是最够哥们的,由此成就了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试想,如果不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促进下,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和谈,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怎么能成为抗战的总司令,又怎么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一定地位呢?直到今天,陈水扁将蒋介石的灵堂拆除,人们还能对他表示同情,也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表现。如果当年他没有转过来抗战,继续打内战,他就会像汪精卫那样成为“不齿于中国人的狗屎堆”。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影片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晚宴更是层出不穷,没有为国民做过什么实事。此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艰苦的为人民的美好未来奋斗,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赶出中国而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是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法西斯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军力也是不能抵的,此时只有联合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可是要想蒋介石放弃原有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难!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心里只有争权夺位,人民的死活和安慰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思考的。这时,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弃自己原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三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终于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口头答应:放弃原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整个影片让我感动最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一句话: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自己的,更不是打大学生的,我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当然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第三篇:纪念西安事变观后感

纪念西安事变观后感

202_年12月11日早上,我们在韩凯军、晁艳、丁浩三位老师的带领下到杨虎城墓扫墓,这次为纪念西安事变而举行的活动,让我感触很多。

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纪念日。“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土地。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严重关头,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结外。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6年春,国民党政府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合抗日。蒋介石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政要围攻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带领南京政府的大批军政要员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陕北的红军。12月9日那天,西安1万多名学生游行请愿,向蒋介石驻地临潼前进,要求联合抗日。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枪拦阻还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镇压。形势十分严重。张学良赶去劝阻,学生们悲愤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张学良深受感动,表示要用实际行动答复他们的抗日要求。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行动,派东北军冲进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驻地,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枪声,连衣服也没有穿,就慌忙跳过后墙,躲到了骊山的一块岩石旁。东北军战士冲进蒋介石的卧室,不见蒋介石,只见他的衣帽等都还在,一摸被窝,还是暧暧的,便立即搜山。天亮以后,战士们在山上逮捕了蒋介石。同时二七路军将士也解除了西安城里反动军队的武装,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电台等要害部门,跟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全部扣留了,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党中央和毛主席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 到达西安,与各方面进行协商,周恩来提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放他,以争取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这样,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及其团结抗日的斗争,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

杨虎城和张学良两位将军的爱国行为,西安事变的爆发结束了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状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调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值得我们每一位华夏儿女学习----10级广告二班张晶

第四篇:京剧《西安事变》观后感

京剧《西安事变》观后感

本学期的艺术鉴赏课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国家京剧院——高雅艺术进校园之《西安事变》的京剧演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传统艺术的人,平时介于学习和生活更多的是在晚上看之前的演出录像,而这次也是我为数不多在现场欣赏京剧的机会。

当晚的演出,剧情紧凑集中、扣人心弦。序幕中,红军重挫东北军,为事件交代了历史背景,为中共最终出面解决埋下了伏笔;“追劝”一场,张学良面对东北家乡流亡学生请愿时的质问,百感交集,起下誓言,展现了事件决定性因素的凝聚过程;“谋划”一场,张学良、杨虎城相互试探后挑明心迹,谋划兵谏,节奏瞬间催起;“惊疑”一场用暗场音效和音乐造势完成了兵谏过程,明场一开,蒋介石已被张、杨扣押,局势一时波云诡谲,将事件带来的各方冲突推至高潮;“酒会”一场,周恩来分析时局,阐述中共和平解决的立场,塑造了宽宏形象,舒缓了紧张节奏;“质蒋”一场,宋美龄看望并规劝蒋介石,周恩来登门见蒋,表明诚意,事件走向越发明晰;“释惑”一场,蒋默许“六项主张”,张学良同意放蒋,周恩来为张、扬分析局势,预示出“牺牲自我,闪烁光明”的悲壮主题;“放蒋”一场,张学良执意送蒋回南京,在决绝中走入历史,升华人生;尾声中,张学良被判刑,国共合作,抗战幕启,民族走向凤凰涅槃,历史的轰鸣声和英雄的悲壮感阵阵袭来,令观众感慨回味。

将这一人物众多、矛盾激烈、线索复杂的历史事件在 2 小时内清晰呈现。从效果看,其轻盈快捷的笔触,详略得当的结构,有效地铺排了事件,充分地发挥了京剧的特点和优长,取得了不知不觉、时急时缓、重点突出、印象深刻的良好效果,成为该剧成功的基础。

演出中,在舞台上既熟悉又新奇的历史人物群像身上——熟悉在于影视剧中常有表现,新奇在于让张学良、周恩来、宋美龄、蒋介石、杨虎城唱京戏,还是头一回。

扮演张学良的演员,将张学良英朗洒脱的气质、激愤决绝的心境深刻演绎。“追劝”一场,张学良面对东北家乡流亡学生的请愿和诘问,将触景生情、抑郁悲愤、暗自起誓的心理过程淋漓展现;“惊疑”一场,张学良兵谏后对蒋介石肺腑陈情,将久积心底的一腔愤懑和酝酿已久的坚定抉择一涌而出,当唱到“睡梦里,一把大刀饮敌血;醒来时,两行热泪泪不干”时,坚毅的吐字,深沉的行腔,直入心底,令人动容。

而周恩来形象同样反响强烈。真诚、宽厚、睿智、潇洒。令人惊喜的是,舞台上的周恩来从语言习惯到肢体动作,从外部形象到内心呈现,都甚得要领,展现出周恩来在风云变幻中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伟人气质。“酒会”一场,周恩来“北风吼,刺骨寒,长夜漫漫”的【二黄】成套酣畅辽远,将人物深邃的思考和敏锐的判断融入期间。

演出中,多种视听元素既独立又融合,使舞台呈现立体浩大、多姿多彩。

由于现代服装和人物身份等因素的制约,很多传统京剧惯常的程式动作无法在剧中使用,通过强化人物的内心体验和人物间的交流,通过把握角色特定的形体动作,通过妙用京剧锣鼓等手段,角色的心理状态被生动呈现。

虽以文戏为主,但此剧为数不多的武戏却也颇为讲究。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 1937 年 9 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蒋介石让张学良写回忆的目的,在于总结大陆失败原因。故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被要求着重写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其同中共的互动。张学良对此总结说,“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但他同时也强调自己的民族情怀,称“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该不该送蒋返宁,史学界的认识不尽一致。总的说来,对张的这一举动婉惜、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有的甚至把这一举动说成是张学良哥们义气的感情冲动、不顾后果的鲁莽之举。但毛泽东对张学良送蒋返宁,却作出高度评价。1937年 3 月 1 日,他对史沫特莱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第五篇:西安事变的观后感1000字

西安事变的观后感1000字

下面是本人为大家推荐的关于西安事变的观后感1000字,希望能够帮助到你,欢迎大家的阅读参考,可以借鉴的哈。

范文一:

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有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

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

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

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

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

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个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 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

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范文二:

在1936年12月12日,是中国濒临种族危机的一个转折点,正因当年日寇侵犯我国领土,但我国当时中处于国共内战时期,战火激烈,日军趁着中国内战时期,对我国东北领土进行了强占。就在这段时期,拥有强烈的爱国精神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杨虎城十分不满蒋介石所推行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十分不慢,他们就撇开了成见,在中国***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毅然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

刚看完《西安事变》这部电影,深深地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精神所折服,他们明知道以下犯上是不允许的,一旦兵谏不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会面临着人头落地的危险,但他们为了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存亡,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进行了兵谏,他们的爱国情怀是多么的深,中国哺育了他们两个,他们誓要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保护自己的民族,保护自己的国家的尊严。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国精神啊,身为和他们相同种族的中国人的你我,难道不就应弘扬爱国精神吗?

他们为了国家的存亡,最后却落得客死异乡的收场,但相比之下,使我想起了那个可恶的中国汉奸川岛芳子,中国可恶的女汉奸,纵观她的一生,同样是中国人民,但她却丝毫不爱国,多次策划大阴谋,完全不把国家人民的生命当作一会事,多次卖国,真是令人发指。

她的爱国精神去了哪里?竟然为了利益而放下自己的祖国,试问这与杨虎城和张学良根本是天壤之别。身为现代主义的中国人,我们务必向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强烈爱国精神学习,大力宣传爱国精神,了解中国当年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史实,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弘扬爱国精神。

虽然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这天,也许不再需要学《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那样为中国而献身,但是我们有职责爱国,在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八荣八耻”当中也有提及到了“以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因此弘扬爱国精神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却少的,我们虽然是未成年人,但也务必拥有爱国精神,也有职责去弘扬爱国精神,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屹立在世界强大民族之林吧!

西安事变观后感(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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