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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之道：五百年的经营启示
晋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一个生意场上的传奇故事。
晋商作为商帮之首，起源最早、衰亡最晚，晋商发迹于宋代，明朝时与徽商南北并峙，至清朝晋商便独占鳌头，明清两代辉煌500年。晋商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晋商不仅店铺遍设全国通都大邑，而且经营范围远涉日本、西亚和俄罗斯等地，控制了史上多个行业如盐、铁、茶、丝绸等，清代的票号经营更将晋商推向史上最为辉煌的顶点，在世界金融史上也据有浓墨重彩的记录。晋商创造的财富，徐珂在《清类钞》中列举山西富户十四家，加起来“三千万两银子”，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晋商超越于其他商帮的突出地体现在股份制、身股制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义制利、诚信经商、乐善好施的商业伦理道德也成就了晋商的发展。
(一)晋商的崛起和兴盛
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商人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独出现于山西？
自然条件和政策鼓励出现了第一批富裕的山西商人，于宋元年间长足发展，为明清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远古，自然资源是产生贸易的唯一条件，即运城的河东盐池。山西主要是由于拥有这种自己独有而别人离不开的盐，同时春秋时期，晋国推行鼓励商业的“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因此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出现了第一批商人。
制度变化也为晋商带了历史机遇，北宋时期实行“折中制”放开了盐的运输和销售(折中制：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由政府给予“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种制度为山西商人参与并扩大盐业贸易创造了条件，晋商形成的历史机遇。
除此之外，山西固有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地理条件等因素一定程度辅助成就了晋商的逐步崛起和兴盛。自明朝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北方的政治中心重新确立起来了，这对于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晋商也正是从这时起逐步兴起的。山西历史悠久，人口比较稠密，耕地相对不足，剩余劳动力多；山西地区处在北京和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交通要道的中间位置，同时具备陆路、水路的便利交通条件，有这样好的地理条件，同时存在现实的就业压力，造成了很多人从商。
晋商辉煌500年的发展机遇来自于哪里？
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商帮，还是一个国家，机遇都是重要的，晋商的机遇就是明初实行的“开中制”，放开了盐的销售和运输，晋商抓住了这个机遇；促进晋商盐业发展的是另一项政策：政府退出盐业生产。山西人利用这个机会，作大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需要相互帮助，形成了“纲”(浙直、宣大、泽潞、平阳、浦洲)，以地域乡情为纽带的松散商业联盟，这就是我们说得“晋商”。
明代中期，盐业政策转向“折色制”，大盐商迁到扬州，其余晋商开始多元化发展，寻找与北边少数民族的贸易机会。
清代后，晋商抓住了两次机会，一个是清统一中国后，清政府的边疆政策和对外政策给晋商带来了贸易机会。清政府的统一边疆、开放边疆、管理边疆过程中，晋商抓住机遇，成就了进一步的发展，做到了“货通天下”。清政府的对俄贸易政策推动晋商走向持续繁荣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清政府对这种贸易采取了鼓励的政策，凡行商于恰克图一带的商人，必须持有理藩部颁发的“信票”这几方面的政策，使得晋商的市场地盘更加扩大，远距离贸易更加发达。
另一个是道光年间的金融创新－票号。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在票号出现之前，金融业的业态主要是典当、印局、钱庄、账局。晋商在金融业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了。在这些金融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也涌现了许多人才。
晋商的票号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
票号产生有其偶然性。过去商人挣了钱都是雇镖局，然后把挣的钱运回去。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当时社会不太安定，各地的农民起义非常多；当时平遥有一个姓李的李家，这个主人叫李大全，他开了一个颜料坊，叫西裕成颜料坊，他在北京有分号，在天津也有分号。所以有朋友就托他把自己的钱放在北京，然后他给开个条，到山西再去取钱去。后来他那个掌柜，掌柜现在我们叫总经理了，他的掌柜叫雷履泰。雷履泰就发现他的东家是把它作为好事，帮朋友忙的，其实他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也就是进行银钱的汇兑，异地汇兑，所以他就劝他的老板，把这个颜料铺干脆改成一个票号。所以道光三年，也就是1823年，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叫做“日升昌”就此诞生了。
其实，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随着商业活动的发达，它一定是金融事业的发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那么商业很难再进一步发展。所以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也就为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要求。也就是商业发达了，商品经济发达了，一定要金融也发达。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票号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要求。晋商从资金、网络、人才和信誉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因此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
资金，从事票号需要大量的资金，要钱、要资本，而当时山西商人是“富甲海内”，在海内可以说是最有钱的。网络，金融业既然是搞异地汇兑，在全国一定要有分号，而山西商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分号，那么这些分号做票号进行汇兑就非常方便。人才，山西商人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是有一批非常精通业务的人。这批人就可以成为票号的骨干。信誉，最关键的就是山西商人的诚信是天下有名的。票号是接受客户的真金白银，为其开一张没有法律保障的汇票，这张纸能不能再换为真金白银，取决于票号的信誉。信誉是票号的生命线。奉行”以义制利”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几百年的坚守诚信而置。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全国一共拥有的51家票号，其中有43家由晋商开办。而票号的英文也被翻译为“shanxi bank”，西方人还将票号称做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票号的业务，主要是两种业务：一种业务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第二个业务就是银两的汇兑，也就是我们说的异地汇兑。比如说你要到四川去做买卖，你从北京你不用把银子带过去，你把钱放到票号里边，票号里边给你开一个条儿，然后你自己到四川去，到了四川成都以后你可以找到这个票号的分号，然后再把这个票换成银子在当地使用。所以这个票号的汇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汇款，就是从事这个业务。另外第三个业务就是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通过冶炼，给它变成成色统一的一个标准化的银子。所以票号主要是从是这样一些业务的。
票号的盈利来源于汇费收入、压平擦色(平指秤，色指白银成色，压平擦色即收付银两时，在平码上高进低出的盈利手段)、存放利差的收入。
票号的客户，最初的客户是民间贷款，商人为主；后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票号的发展有影响，业务收缩，其服务逐步转向与清政府的结合，存款的大多数变为各省官府机构的公款以及地方贵族显宦的积蓄。因为政府的汇兑这一块数额非常巨大，所以这就给晋商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另一次机遇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我们知道慈禧和光绪皇帝西逃，在西逃的时候就受到山西商人的接待，山西商人就接待了慈禧太后，因为当年慈禧太后很狼狈了。逃出来非常狼狈，慈禧太后就受到了山西商人的接待，不仅接待地非常好，而且还给了20万两银子让慈禧太后路上用，随便花花。慈禧太后回去以后非常感谢山西商人，所以就把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的赔款，我们向各国的赔款，全部交给山西人办，总额，本息总额在一亿两白银。所以这个也使得晋商在1900年八国联军以后，一直到1910年清政府垮台以后，其实这是晋商最辉煌的这么一个时期。你看这个晋商通过了这么一系列的过程，所以做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
随着晋商对俄贸易的衰落，一方面晋商将大量的资本转向蒸蒸日上的票号；另一方面，其业务重点从办理国内商业汇兑转向存放款业务，其中又以承担清政府的官款汇兑和官吏存放款为大宗，从而造成畸形发展及其最终的衰落。(二)晋商成功经营的秘诀
晋商能够走向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商业头脑和知识储备的人才。可是，晋商又是如何吸引人才的呢？票号里那些几近苛刻的制度，为什么没有把员工吓跑，却成全了山西人口口相传的“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的民间谚语呢？
晋商成功秘诀之一制度建设
晋商的制度建设是晋商成功的核心秘诀之一。制度包括企业治理制度、内部运营制度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其中股份制、激励机制、用人机制和内控制度是企业的核心制度。
(1)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两权分离使得资金所有者和无资金的经营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股份制之前，已经出现了贷金制、朋伙制和伙计制。明朝后期的伙计制已是股份制的前身了。伙计制就是有一个或者数人出资，雇佣伙计经营，建立在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相互信任地基础之上。
股份制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银股就是东家出的资金，东家承担无限责任，东家的财产都是后备资本。银股又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是合约资金，每股多少根据票号的规模而不同，多者每股1万两银子，少者每股为202_两银子，每股分为10厘，银股所有者享有永久利益，父死子继，夫死妻承；只享受分红，没有股息，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抽出，补进或增添新股份，正本承担全部责任。副本又称护本，他有两种，一个是东家除正本外又投入票号的资本，另一个是东家、掌柜及有顶身股的员工在结帐期分到的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存入票号，副本不参与分红，只得利息。
晋商的股份制已有现代股份制的特点：一是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和有相对控股的大股东；二是实现了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两权分离的制度下，东家决定大掌柜的任职及所享受的身股，主持每个账期的结算和分配，决定扩大投资、奖惩员工，并承担无限责任；对大掌柜实行“全权授权经营”，日常经营管理等一切事务由大掌柜的说了算，东家不得过问，而且也不给票号推荐人，尤其不让三爷(少爷、姑爷、舅爷)进入票号；在处理要东家决定的重大问题时，大掌柜有建议权。
这种制度对晋商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两权分离中权责利是不对称的，尤其是大掌柜有权有利，但并不承担责任；东家与大掌柜之间是相互信任，以信义为先，且东家有权威，大掌柜真心诚意，这种制度是有效的，但在晋商末期，这些条件不存在或者弱化时，企业就会出问题，这也是衰亡的一个原因。
(2)内部业务运营管理制度，有效防范了风险。
为什么在防止内部人败德行为上，现代银行还比不上票号？
一个企业管理与运行的制度化首先看内部组织架构的设置，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是：适应企业业务的需要，而且内部各个部门权力不交叉也不遗漏，每个部门和每个人权责利明确而一致。票号设计者们没有学过现代管理理论，但是理论来源于实践。
总部的分号管理制度，主要是通过统一管理、考核制度和报告制度。
晋商企业实行总分支机构制，总号设在山西本地，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以至国外。总号对分号实行集中管理，从分号的开立、经营、人员配置、资金、收益等都归总号调度，实行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资金调度。总号对分号的控制，一是考核制度；二是报告制度。总号对分号的考核，以“结利疲帐定功过”，且以不对它号造成损失为原则，否则给予处罚。报告制度为书面报告与口头报告两种，书面报告有正报、附报、行市、叙事报和年终报告五种，口头报告是每日晚上面报主管、每年两次大掌柜(或委托钦差)巡视时分号掌柜面报、班期回总号面报等。
票号的银行密押制度，规避了作业层的风险，这样一套系统、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保证了票号与客户双方的利益，在山西票号存在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很少发生汇票骗领事件。
首先，从总号到每个分号，都有专人用毛笔书写汇票，并将书写人的字体报给总号及各个分号，预留备案。这样，所有在号人员都能够根据预留的备案识别真假。如果需要更换书写人员，更换后必须立即将字体报告给总号及各个分号，并预留备案。
其次，汇票写完后，需要加盖印鉴，印鉴正中有人物像，周边刻有小字，以防假冒。同时，汇票的金额、时间均设有暗号。只有票号的人才能识别，持票人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认票不认人”。山西票号在经营汇兑的过程中，还创造了以汉字作为汇票签发日期和银两数目代码的暗号，机密度极高。汇票的印刷用麻纸，内加水印，每家票号的用纸、款式、水印都不同，只有各家票号的人才能识别，这样，汇票就很难被伪造。
最后，山西票号还制定了“见票三五日兑付”和兑付后“汇票即焚”制度。这个制度的意思是票号在见票之后，要无偿占用顾客款项3到5天，一方面使票号在见票后有时间准备款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全保险。对于持有汇票的人，见票即付当然好，但是若是汇票被盗窃或者遗失，来不及挂失就会被取走。而“见票三五日兑付”为持票人挂失腾出了时间，同时“汇票即焚”又做到了票号的绝对保密，维护了票号的信誉。
票号的资金的管理制度，通过分号之间资金余缺调剂、灵活调拨，一方面保证存、放、汇的顺利进行，同时又做到了资金的充分利用。山西票号分号很多，但是由于各个地区经济状况不同，各个票号的现金盈亏、行市好坏亦不相同。有的票号现金盈余，款项放不出去，资金闲置；有的票号现金短缺，利率上升却无款可放。于是，山西票号运用“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票号的经营管理制度，根据时局对规模和网点进行调整，有效规避了盲目扩张的风险。山西票号根据经营成本的变化对存贷款利率和汇水(票号运作的收入为汇费，也就是汇水)水平进行适时的升降。例如，逢镖过节利息上升，汇兑存放要谨慎，不宜大额贪做；分号开设时一般只做汇兑，等熟悉市面后再做存放；根据时局对规模和网点进行调整。八国联军侵华时，日升昌的大掌柜适时撤销了成都、重庆、广州、汉口、张家口、开封等地的分号并且辞退员工，避免了因战乱导致的更大损失。另外，制定、实施了一种叫做“预提护本”的利润分配制度，即在每次分红时，先按一定比例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建立风险基金，并实行专款储存，一旦发生重大意外事件，可以此作为保障，以维持正常经营。
(3)激励机制－身股制，把员工的利益与商号的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
晋商之所以成功，就是有一套相当完善的激励机制，它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说晋商里面工作他的收入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收入我们叫做“固定收入”，那么这个固定收入又分做两块，一块就是你在票号里边工作，你的穿、你的吃、你的用，一切都是由票号给你，实行“供给制”。有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票号的后人回忆他父亲在票号时候的待遇，他说待遇非常优厚，比如吃的是每天中午都有肉，而且基本都有酒，冬天还给黄酒，票号里边吃的东西基本上是半个月不重样，每天都是换一样，你看这个吃得非常好。穿的呢，应该说穿得也非常好，夏天都是丝绸，冬天都是毛料。其他的，比如说你在外地工作你要回来探亲，你坐车也好坐船也好，一切费用都是由票号支付。这块儿我们叫什么呢？叫做供给制，供给制的待遇相当好。
那么另一块固定收入叫做“辛金”，这个辛金就是我们所说的工资，那么一般从什么时候起步呢？通常出徒以后起步，第一年是二两银子，第二年是四两银子，然后工作了十四年以后银子涨到了一百两银子。一百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历史学家计算，大体上当时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块钱，也就是一百两银子就是一年的固定工资，就是两万块钱，这两万块钱就是让你养家糊口用的。我们说这是一部分收入。
那么另一部分收入，叫做“身股制”。这个身股制在晋商里边是个特殊的创造，所谓身股制，也就是晋商票号里边的股份有两种称呼，一种就是前面说的银股，就是东家出的钱，出的资本，叫做银股；一种叫做身股，这个身股不是花钱买的，是什么呢，是东家给你的，给你干什么呢，作为你分红的一个凭据，就是你分红能分多少红呢--身股制就是让你参加分红--能分多少红就看你的身股有多少。晋商票号里边怎么分红呢？我们比如举个例子说，假如我们今年的票号一共盈利是100万，那么当年签订合约的时候就讲清楚了，比如说银股和身股叫做**分成，所谓**分成，也就是这100万两银子里边有60万两是出钱的东家所获得的，然后东家根据他们的股份再去分这60万两银子；剩下的40万两银子是员工的身股分红的，你比如说一共有100厘的身股，有40万两银子，一股就是四千两银子。都是按这样来分的，那么你分多少就看你身股有多少，然后决定你分多少。这个身股制我们现在也叫做全员分红，也就是所有的员工都参与分红，也就是说都根据你身股的大小来决定你分红的多少。大掌柜的身股由东家定，其他员工的身股由大掌柜定，一般大掌柜可分到10厘，二掌柜9厘，三掌柜8厘；其他人按照职务递减，也有1厘的；学徒工不给。一个普通员工，身股就是三厘，平均每年能分到1075两银子；当面一个知县包括养廉银在内的全部收入不过如此。也就是山西人口口相传的“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民间谚语的有力佐证。
(4)晋商的用人机制
晋商的用人原则是用乡不用亲、择优保荐、破格提拔。用乡不用亲，用乡是为了利用乡情加强凝聚力，不用亲是为了严格管理制度，尤其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择优保荐，择优就是选择优秀的人才；保荐是实行担保制度，所用之人必须有一定地位的人担保，被保人的问题由保荐人负责；破格提拔，是对优秀人才打破常规，破格任用。
晋商的人才培养制度－学徒制，为晋商培养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学徒制有三个环节：选人、学习、实践。
选人：从中选出有培养前途的人，选择的标准包括外在与内在素质。学徒年龄为15－20，身高五尺(1.7米以上)，五官端正，举止大方；懂礼貌，善珠算、有一定文化基础，精楷书，不怕吃苦，能远行。此外还要家世清白、有人或店铺担保。??进号，进号称为“请进”。
学习：新招员工需要经过三年学徒期：第一年，为掌柜“提三壶”(茶壶、水壶、尿壶)，打水、扫地、干杂活，伺候掌柜，不设座位。这一年更主要试职业与个人道德的考察和培养，放点银子在不起眼的地方，看学徒如何处理？如果学徒在打扫卫生的时候，自己把银子揣起来，日后一定会让这个学徒离开，在票号这样与银两打交道的地方，品行是非常重要的；再就是观察其工作态度和为人处世之道，道德培训这一年做到“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第二年进入业务学习，包括文化课(四书五经、蒙语、俄语等)、业务课(珠算、商业性能。记帐、商业信函等)。第三年在柜上跟着师傅(老职工)学习做生意。三年内不得回家，考核成熟正式录用。
基本形成“徒弟-师傅-掌柜”的阶梯，不仅激励员工奋斗，而且上下指挥如意，具有高效执行力。
(5)晋商的约束机制，就是利用传统儒家文化建立自己的约束机制，这些观念也成为晋商企业文化的核心。
对于晋商来说，幸运的是可以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道德制约的基础，儒家文化有三个有利于建立约束机制的特点：强调尊卑有别的等级和服从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下者服从上者；认为克制人本能中的贪婪的本性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把忠义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人无信而不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约束机制是建立在用人的原则上的。用乡不用亲，用乡就是便于约束，当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家族观念也强，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要考虑到对自己家族和亲戚的影响。家族利益是一个人行为的制约。招收学徒必须有担保，由担保人对被保人的一切行为负责，也是一种有效的约束；晋商的内部有员工行为规范的，通常称为“铺规”或者“号规”。有“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有的票号规定不准娶外乡女子为妻。
你知道规定得这么严，为什么员工愿意执行呢？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介绍的激励机制非常有效，也就是说，我好好在票号工作，根据我的业绩，根据我的职务，我的身股不断地增加，我分红也多了。票号做好了，那么我钱挣得也多了，因此他愿意受这种约束，而在票号里边努力工作。晋商成功秘诀之二企业文化
晋商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
我们说晋商的企业文化就是诚信。所谓“诚”也就是店家，也就是开商店的、开票号的对于顾客一定要讲究一个“诚”字，以诚来对待自己的客户。所以在晋商里边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八国联军时期北京的分号都被八国联军毁坏了，账本也给烧了，钱也丢了，但是晋商仍然坚持只要你拿票，只要你在我们这儿存了钱，有账本，我们给你照付不误。
那么第二就叫“信”，所谓信，也就是员工要忠于东家。你想当年东家把这个钱全部交给大掌柜经营，由你控制，你想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你想怎么调配就怎么调配，如果这个大掌柜不忠诚的话很可能自己卷款逃跑，讲究信，我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在晋商里边形成了一非常强烈的传统。讲究诚信，这一点也是晋商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凡是有山西人的地方，都有关公庙，大家都以拜关公而求财。关公以一介武夫而成了神，是因为他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忠义精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不仅是一种仪式，而且把关公作为一个符号，一个代表他们企业文化的符号。
晋商的成功在于他们突破了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内容：“学而优则仕”改造为“学而优则商”；“义利信”，义利并重，在义和信的基础上获利。
晋商成功秘诀之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商帮就是以地域或者是血缘为纽带，一个松散的商业联盟。它一定有一个纽带，你比如说徽商的纽带其实是血缘关系，徽商是讲究家族关系的，是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而晋商是以地域为中心的，所以晋商里边讲究叫做“用乡不用亲”，用人一定要用老乡，但是不能用自己的亲属。这种老乡的观念就把大家团结在一块儿，统一在一块儿，所以晋商里边讲究群体精神，互相帮助、互相制约、互相进行协调，这是第三个成功的原因。晋商成功秘诀之四：官商结合
第四个我们说它成功，你也得看到他们成功里边也有官商勾结。换句话来说，在封建社会里边，任何一个成功的商帮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都靠了一个官商勾结，都和官方要勾结起来。晋商里边官商关系也是走得很厉害，你比如他们和当年的各省的巡抚，比如说张之洞，我们知道张之洞，和许多贝勒，和许多亲王，其实都有密切的个人关系。这种个人关系就对晋商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慈禧住进大德通，晋商有了回报，慈禧回去后，不仅同意票号可以汇兑官饷，而且把《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银子交给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交给票号，由票号再汇给汇丰银行。1900-1910是票号的鼎盛时期，形成这种极盛的是官饷和赔款的汇兑。慈禧还把大清银行的事交给票号，可惜山西人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权利决定一切的官本位社会中，官商结合是必然的，商人利用官员的权利致富，成本是最低的，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必然现象，我们很难用“好”和“坏”来评价。宽容的看待历史吧。
(三)晋商衰败与消亡的原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商的衰败，主要因素还是内因，企业治理缺乏制衡，制度的缺陷，在外部环境相对恶劣的条件下，进一步放大了缺乏制衡机制导致的后果；而当晋商内部问题严重时，社会的动荡就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传统的儒家文化帮助其成就了晋商的成功，但是晋商后期的保守和封闭表现突出，是其衰败的本质原因。总之，可以归纳为企业治理缺乏制衡，依托官府职能异化，固步自封拒绝改革，农商思想不能远谋。
企业治理缺乏制衡
儒家文化是人治，晋商的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人治，两权分离是建立在知人善用的基础之上，依据的是传统文化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种思想的前提是你所用的必须是好人，这个前提下，东家和大掌柜之间的权责利不一致的这种有缺陷的制度设计才能起好作用。一旦知人不善，就会出项败德行为。
财东对大掌柜的约束监督制度有缺陷。
财东对大掌柜充分授权，所有的日常经营和管理实物均有大掌柜一人决策，财东放弃了决策责任，在晋商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但是，这种激励体制下的责权利不一致，大掌柜有权有利无责，一旦外部环境出现剧烈变化、大掌柜的个人能力和知识对行业趋势的判断和把控不到位、或者大掌柜个人的品德出现问题的时候，票号业务的经营就出现了灭顶之灾。
从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票号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改组为银行这个事实，充分暴露了固有的制度缺陷带来的危害。首先，晋商大掌柜的知识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在变革时代，缺乏对现代银行知识的更新，影响了社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方向的判断。其次，缺乏监控机制。票号的所有决策集中于大掌柜手中，一人决策替代了群体决策和组织决策，没有相应的监督机构评审大掌柜的能力和品德，以及经营管理的业绩，比如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监事会、董事会、股东大会等。
由于股东放弃了决策责任，一是使其他不了解行业发展大势，无法正确决策，只能听大掌柜的，造成了总经理的独裁，分号的呼声被大掌柜的打压下去，票号后期迟迟不能向银行转变。二是使其不了解未来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大掌柜。三是大东家的后代吃喝玩乐，一旦钱不足就去票号取，纪律不强的大掌柜的为了迎合财东破坏制度，而后期财东为了取款方便，选任大掌柜的时候考虑听话等因素。因此后期票号出现离心离德现象丝毫不怪。票号鼻祖日升昌的垮台，就是选了一个组织纪律不强，能顺应财东偏好的大掌柜。
票号信用机制建立的基础是初级信用机制，与现代银行的高级信用机制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在动荡年代导致其衰败的另一个内在原因。票号的信用机制是建立在初级信用的基础上，在外部环境已经是诚信危机、社会动荡不堪的时候，晋商放出去的高利贷不能回笼，晋商坚持的的诚信文化，使其坚持对客户的汇兑，当财力出现危机，现金流不足的时候，票号业务的衰败就是顺利成章了。依托官府，职能异化
票号的客户，最初的客户是民间贷款，商人为主；后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票号的发展有影响，业务收缩，其服务逐步转向与清政府的结合，汇兑政府官饷；另外的一次机遇是：慈禧住进大德通，晋商有了回报，慈禧回去后，不仅同意票号可以汇兑官饷，而且把《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银子交给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交给票号，由票号再汇给汇丰银行。1900-1910是票号的鼎盛时期，形成这种极盛的是官饷和赔款的汇兑。
随着晋商对俄贸易的衰落，一方面晋商将大量的资本转向蒸蒸日上的票号；另一方面，其业务重点从办理国内商业汇兑转向存放款业务，其中又？?而造成畸形发展及其最终的衰落。
第三次金融风暴是1897年的贴票风潮和1910年的橡皮股票的风潮。大量钱庄倒闭，钱庄是票号的主要客户之一，对票号造成很大影响。1900年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又给票号以重创，成为抢劫对象，损失惨重。辛亥革命给了票号致命一击，革了清王朝的命，也革了票号的命。靠封建王朝而生者也随着这个而亡。因此，当晋商内部问题严重时，社会的动荡就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故步自封拒绝改革
现代银行和传统的票号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呢？传统的票号资本都很少，大概是几十万两银子就算是多的，最多的几乎没有超过40万两银子的，所以实际上资本的实力很小。而现在的银行它是什么呢，它这个资本金特别雄厚，因为什么呢，因为现代银行是广泛地在社会上实行招资。但是票号一般是针对大户，很少针对小户的。再一点，现代银行靠的是制度，靠什么呢，比如说抵押制度。而票号就是靠什么呢，就是靠一个信誉，我对你的信任。所以叫什么呢，叫做万两银子一句话，只要我觉得你这个人讲信誉，你说一句话我这银子就借给你。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算了。而现代银行是讲究你有贷款保证，你贷我的钱我看什么呢？房子，你把房契拿来，工厂，你把工厂的地契拿来，我才贷款给你。所以这两个制度不一样。
从根本上说，我们说晋商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而且这一面在晋商的后期表现得特别突出。什么叫做保守和封闭呢？也就是当年的山西晋商根本不了解世界形势的变化，认为自己的钱庄、票号也就是最好的金融形态。其实这个时候外国的银行已经进入了中国，而且中国的银行也最早基本上是由宁波人创办，银行也开始出现了。
现代银行的机会有没有呢？有呢，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让他们办大清户部银行，也就是国家银行，那么要晋商出钱、出人来办这个银行。但是晋商拒绝了，我们出钱出人，银行是你管，那我才不干呢，所以晋商拒绝了。后来经过和政府谈判，清政府同意是由政府出钱、由山西人办银行，这个机会多好啊！但是晋商又拒绝了，觉得银行不行，又拒绝了。拒绝以后，北京这些票号的这些总经理们就非常着急，所以他们就策划通过股份制的方法，把小的票号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现代银行，所以他们进行了许多次讨论，而且提出了方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决策者，当把这个方案报上去以后，位居高位的大掌柜和东家们实际上对这个方案都持了一个否定态度。
农商思想不能远谋
我说他们是小老板心态，觉得自己在票号里边当一个大掌柜挺舒服，做了股份制银行以后我还能当总经理啊？当不上了，我当不了了，我得当部门经理了，那说什么也不干。所以最后晋商失去了这次宝贵的机会。那么这次宝贵的机会失去以后，晋商这个票号没有办法和现代银行竞争，因此在1914年就垮台了。所以我们说票号实际上，成也是有传统思想，也就是我们说的讲信义；但是败，也败在传统思想上，也就是封闭和保守。所以辉煌了500年的晋商终于在20世纪初年最后走向了失败，(四)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抓住机遇，成就辉煌；逃避威胁，导致毁灭
从晋商的崛起和兴盛，我们看到是他们抓住一次次历史机遇，从春秋时期晋国的贸易鼓励政策成为中国第一批商人；北宋年间的“折中制”，抓住盐业放开销售和流通渠道的机会，参与并扩大了盐业贸易；明初实行的“开中制”，放开了盐的销售和运输，晋商抓住了这个机遇，后又抓住了政府放开的盐业生产的机会，晋商登上了历史舞台；明代中期，盐业政策转向“折色制”，开始了与北边少数民族多元化的贸易；清代后，晋商抓住了两次机会，一个是清统一中国后，清政府的边疆政策和对外政策给晋商带来了贸易机会，成就了“货通天下”；另一个机遇是道光年间票号的产生，铸就了晋商的辉煌。
而清朝末年，晋商的固步自封，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严峻性和巨大的经营风险，且未采取正确的风险应对措施。就票号来说，没有从封建钱庄的金融制度转化成为现代银行制度，票号的经营缺少了战略层面的审视，缺少了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析和趋势的把握。
对现代企业的启示很显然，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战略的审视，只有通过外部宏观环境的分析、行业分析，把握行业发展的趋势、竞争对手的竞争策略，抓住机会，通过明确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动态调整企业的竞争策略，达成企业长久的发展。
有效的制度，塑造成功的基因组织；有缺陷的制度，加剧组织的毁灭
晋商的成功很大程度得意于其制度建设。股份制度中的两权分离，顶身股的激励机制人才的选拔、培养、激励和约束制度，在晋商的发展史上保留人才，激励人员发挥最大的价值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内部防范风险的各种运营制度，有效理顺内部的架构和流程，使得总号对分号的管理、各类业务的管理、财务的管理、资金的管理都落到了实处，有效防范了风险，极大降低了内部的败德行为。
而具有缺陷的两权分离制度，在知人善用基础上的两权分离，具有一定的缺陷，责权利的不对等，同时没有有效的约束监督制度，历史机遇面前，导致票号走向了最终的衰败。
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完善的制度建设可以规避企业的固有风险，提升企业运作效率。当然，其前提是制度的制定是合理的、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当前众多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不缺少制度，但是能够有效执行的很少，究其原因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制度的管理，通常缺少统一的归口管理部门，制度缺乏统一的规章制度管理思想，缺少制度分级分层管理体系、规章制度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规划计划管理，有些制度尚处于各个部门自发建设管理阶段，形成了各个部门各自把握制度管理原则的态势，有可能造成制度管理的割裂；
二是制度的制定，由于各部门在制度管理和制度制定方面的“自发和无序”状况，本位主意现象存在，因此存在制定的合理性和操作性不足，导致执行效果差或者无法执行；三是制度的执行环境，公司严格按照制度行事的环境有待加强，各级领导的以身作则是制度执行的关键；四是制度的执行，制度内容的不合理性造成执行的偏差，制度环境，按照制度行事的氛围对制度的执行具有影响，制度执行的刚性不足，同时公司尚未建立起对制度执行情况周期性、有序的监督、评估和改进，至使制度的陈旧，更新慢，难于适应企业的变化，造成的执行不利。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成好人，一个不好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这就是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积极的企业文化引领企业超越，封闭保守的文化促使其灭亡
晋商的诚信文化是其成功的根本基因，促使其走向辉煌的票号的诞生，也是得意于其传承的“义利信”的诚信文化。在晋商的发展史上，诚信文化为其一次次的发展和辉煌奠定了基础。对现代企业的启示就是做商业要讲商业道德，就是要讲诚信，这也就是说你靠坑蒙拐骗能赚一时的钱，但是绝对做不成大企业，而晋商做得好，就是他们确实讲诚信。“小富靠智，大富靠德”。
而传统文化中的封闭和保守，也导致了晋商的衰败。因此，如何塑造积极，与战略发展想适应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研究课题，而同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剔除与战略发展不相符的消极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另一个课题。
通过基业常青企业的研究证明，制度强制人达到标准，文化引导人超越标准，文化培养了员工的自觉和自律，是企业发展的牵引力。
第二篇：组织文化之我见——浅析晋商成功之道
组织文化之我见
——浅析晋商的组织文化发展
姓名：李建国
陕西理工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101班
组织文化之我见
——浅析晋商的组织文化发展
摘 要
明清时期的晋商，位居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写就了中国500年的商业辉煌史，诚信经营理念遍及大江南北，贸易涉及亚欧数国。她不仅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商帮，而且在世界商业经济的发展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她的组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弘扬晋商优秀经商文化，可以使我们明确组织文化建设的基础。对现代企业的文化建设与组织经营管理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关键字：晋商文化，诚信经营，组织文化建设
组织文化是组织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一个社会组织文化的形成、壮大与发展必定是由于该组织的经过长期的智慧累积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的群体认同与形式外化所表现出来的。而这样的组织文化的形成需具有两个必备的条件：
一、特定的组织成员结构。
二、文化的累积与发展。晋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的。
一、晋商文化的形成基础
（一）组织基础
组织是指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中，依照法定程序建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法人授权管理的正式机构或正式团体，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商业公司、社会团体、院校、学术机构、各类协会等。梁启超先生曾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晋商组织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大商业组织。他们把山西人的艰苦朴素、敦厚老实带到了商业领域。设立会馆，尊奉关公，“合伙经营”，使得晋商组织的经营规模日益壮大。根据研究发现，作为晋商组织这样庞大的一个商业性组织，其发展壮大的基础来自以下方面。
1.山西自然环境对人的“磨练”为晋商组织的形成提供了民风基础。
山西位于我国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山多地少，自古以来就少雨多灾，土瘠民贫。朱嘉《诗集传》云：“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说明就是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塑造出了山西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坚韧不拔、敦厚老实的品质。史志中有关山西人民风的记载：太原府：“士穷理学，兼集辞章，敦厚不华，淳俭好学，工商务实，勤俭。”汾州府：“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潞安府：“民多勤俭而立农，士尚气节而务学。”泽州：“淳而好礼，俭而用礼。”辽州：“其民信实淳厚。”可是，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客居他乡，踏上从商之路。
2.移民政策使晋人弃农从商，为晋商组织的形成提供了人员保障。
据《明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河南人1891000人，河北1893000人，而山西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要多30万人。明廷处于经济、政治原因考虑，在洪武、永乐年间从晋省移民18次，近百万，所迁之民被政府安置在了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小农经济”的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家有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更是对此的诠释。然而由于移民政策的实施，使得自古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山西人不得不移居他乡。这也使得山西人由之前的“以农为主”
开始转型，形成了“商农并重”的就业方式。
在社会的发展史上，像这样由于移民而出现劳动者生活生产方式转型的不为少数。如在英国的圈地运动过程中，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我国现代的三峡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根据长江建设委员会的统计规划，全库区计划1997年前迁移11.56万人；1998－202_年迁移53.21万人，202_年－202_年迁移34.98万人，202_－202_年迁移21.13万人。这些人口也都是在移民政策的实施中离开世代的居住地，客居他乡，就业方式开始转型，进而出现了大批的商人。
3.“开中制”的实施与发展，为晋商组织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
寺田隆信在《山西商人研究》中总结道：“山西商人的发展，北部边塞军事地区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开中制是由山西行者提出的由明朝政府通过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让商人输纳以粮食为主的涉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到军需地点，然后换取盐引运销获利的一种交易制度。后经明朝政府批准实施。开中制简单的来理解，就是商人通过把远方的粮食等军需品运送到指定地点，然后换取盐引（食盐专卖权），通过买卖食盐赚取价差。这就使得那些没有资本的山西人通过低门槛的商业进入，从而迅速的垄断了河东池盐，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为了减少由于长途运输粮食带来的利润损耗﹐晋商就在各边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这也就是商屯的兴起。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有些行商变成了就地经营，这也就出现了坐贾。晋商的原始财富就在此时期积累起来。而后，随着社会的不断繁荣，开中的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需求丰富与发展起来，形成了以盐引为交易主体的社会产品的商贸活动，晋商也开始了多行业的商业贸易。
4.商业会馆的设立与运营，为晋商组织的形成提供了组织平台。
会馆是在明清时期由于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商人流动与人口迁移等背景下兴起的一种以地域情缘为纽带的同一地域客居他乡的人自发出资筹建与运营的社会组织。作为商人而言，商业贸易的目的就在于赚取利润，但是，商场如战场，贸易过程中会面对许多难以预测与处理的问题。而各地商业会馆设立与运营恰恰为这种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交流平台。出现问题的商人通过与会馆其他商人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抵御来自市场的冲击，增强他们在市场的竞争力。山西会馆作为当时会馆兴盛的代表，其内在的商业议会模式、资本运作体制等等对今天的商业交流、商人会馆建设与管理等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化基础
文化是人在实践过程中认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及其创造、保存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社会制度的总和。在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中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随之而形成。儒家文化主张的礼治，仁爱等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得中国文化打上了儒学思想的烙印。晋商的文化基础正是建立在对“儒家文化”的兼收并蓄，弘扬与创新之上的。
1.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体的商业道德体系。
我们知道，晋商文化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商业信条就是“仁义礼智信”。对此可以通过晋商中的代表田氏家族的祖训“大忠大爱为仁，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 理解。而这一思想理念正是经过了儒家数位思想家所继承与弘扬而形成的。孔子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孟子曰：“仁之实事亲
（亲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尊长）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孟子·告子上》）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经营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做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晋商不仅用儒家这种用以修身养性的思想来提高自身素养，而且他们将这种思想用于商业贸易，从而建立了的晋商群体的商业道德体系，为晋商的声誉奠定了基础。
2.建立“学而优则商”的行业价值观念。
在封建王朝集权制度时期，国民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按照传统的观念，一般俊秀之士皆以科举及第、为官入士最为荣耀，但是在明清时期的很多山西人却不这样认为，而是将传统思想“学而优则仕”转变为“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仕”。所以才可以形成家族经商的社会氛围，进而提升了商人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颇具盛名的晋商组织文化。
二、晋商组织文化对当今企业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注重企业文化价值观与道德理念的建设。
一个企业组织的发展的根本就是来源于顾客对企业的支持与信任。也就是说，只有企业在顾客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样形象的树立就要求企业诚信立业，诚信兴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我国在企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是摸着石头过河，使得我国市场经济在发展中由于信用缺失而导致的危害骇人听闻。在这种情况下，以晋商诚信精神为借鉴，努力建设企业诚信精神，提升企业组织文化建设水平，成为中国企业发展走出困境，打造品牌的重要战略。
（二）注重组织的团队文化建设。
晋商在商业贸易中很重视发挥团队力量的作用。他们用地域情缘将彼此凝聚在一起，用会馆加强彼此联系与交往，提升了晋商在经商活动中业务的扩大与商业的竞争中实力。晋商也因此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商业群体组织。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企业的基业长青是需要这个企业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现代企业的竞争，更多的是人才队伍的竞争，是企业团队文化建设的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企业的业绩才能更快地提升。结语
企业的改制转型不仅是制度设计与实施上的问题，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学习西方的优秀管理经验与完善的管理制度。但是，中国企业的文化建设是受到民族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而晋商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以诚信经营为主的组织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是值得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学习与借鉴的。
参考文献
《组织文化学》石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晋商学》高春平著山西经济出版社
《晋商企业制度与经营管理》陈啸等著经理管理出版局
《晋东商业文化》王智庆李存华著科学出版社
《晋商兴衰史》张正明张舒著山西经济出版局
第三篇：传承晋商文化，永铸诚信之道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传承晋商文化，永铸诚信之道
在开始演讲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神话故事：今天的临汾在清代时是平阳。这里是尧帝的故乡，原来的临汾市区也改名尧都区。明清时这里是山西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也是商贾聚集之地。平阳的大街上原来有一家当铺，后来又有人开了一家新的。故事就从这家新当铺开始。
有一天，新当铺进来1个人，拿1个金罗汉，要典银1000两。以后连续3个月，这个人每天来典当1个金罗汉。这家当铺的资金几乎要用光了。店主问怎么有这么多金罗汉来典当?来人说，我家主人有500尊金罗汉，现在只典当了90尊，以后每天还要来当。店主问来人，主人是谁?来人说是亢氏。店主知道亢氏号称“百万富翁”，自己不是对手，只好向来人求情，让亢氏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高飞。
这是一个传说，有无其事无法考证，但亢氏之富的确是历史有记载的。近人徐珂的《清稗类钞》就把亢氏列为山西首富，资产在数千万两白银以上。
今天的晋商为何牢牢屹立于世界商界之林不倒呢?我相信，正是由于晋商的诚信之道铸就这一辉煌的。
“晋商守信用。”那么晋商的信用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下面请跟随我一起穿越到明清时期的山西，一起去领略晋商的诚信之道，晋商的生意经。
晋商为长途贩运商，后来又发展为票号商人，经营范围十分广泛。既然要利以义先，就首先要做到取利有道，要“公道待人”、“童叟无欺”，要“勤俭为先”;其次，利要服从义，要为义舍利。在此举两个典型事例:其一，光绪初年，山西连续遭灾，以致饥民饿死。祁县商人乔致庸率先开仓放粮，县里其他富商群起效仿。结果祁县死人、逃亡人数为各县最少。其二，清末民初，国难当头，晋商募捐一百多万两白银，赎回矿权，还积极筹办保晋公司，并认购二十万股，为全国各地纷起的保矿运动带了头。晋商积极参与保矿运动，使得商人的忠义人格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御辱自强的辉煌史册。
山西商人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和气生财。
清代汾阳人崔崇圩以卖丝为业，往返于张家口和大同一带，虽利润不太丰厚，但也算富足。一年，市场行情不看好，年终结账亏损很大，崔崇圩的财东对他很不满意，并由此而丧失了对他的信任。崔崇圩愤然剖腹自杀，肠子流出数寸，甚为悲壮，气绝前还说:“我不善于贸易，以至于主人亏本，愧在人世。”
晋商崇信“管鲍遗风”,视经商为“陶朱事业”,崇尚信誉,讲究一诺千金,在信用制度匮乏的封建时代争取了从上层社会到普通阶层的一致认可,以诚信著称天下。梁启超曾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由此可见,晋商的诚信声誉斐然。晋商的外部诚信体系主要体现在一下的方面:
1.货真价实的诚信。晋商出售商品讲求货真价实。在晋商的诸多事例中,祁县乔家的换油事件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厚利,在油中搀假。掌柜发现后,即令另行换装,并收回售出的掺假油或补其差额。经济上虽一时受了点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晋商秉持的质量诚信观念,严格保证产品质量,以优质的产品赢得顾客的信赖。他们对于生产加工的商品,从原料选择、工艺制作到运送储存,都始终严格要求、十分讲究,泡制虽繁从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因此,晋商创出了许多知名品牌,至今仍颇负盛名,如六必居酱菜、杏花村的汾酒、太谷广盛药铺的龟龄集和定坤丹等。据史料记载,由于晋商提供的砖茶质量可靠,西北人曾以砖茶代替银两货币流通,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以至于几百年过去了,前苏联人来中国时还打听祁县长裕川的名牌“红梅茶”。
2.经营理念的诚信。晋商十分重视商业信誉,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从不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更不缺斤短两、“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秤平、斗满、尺满足”、“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4]。晋商中流传的这些商谚就充分体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经营理念。
3.童叟无欺的诚信。晋商的诚信还体现在不因顾客年迈或幼弱而坑蒙拐骗,而是一视同仁的诚信。清朝末年,山西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老太太,一天拿着一张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要匡付白银。这张汇票历时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藏在身上,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惟一的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到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声名大振,成为晋商中的佼佼者。
无论是在监督、约束机制并不健全的封建社会,还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当今,以诚信求发展是每个商家的必由之路。晋商的诚信体系给了我们诸多启示,对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价值和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的诚信现状不容乐观,市场经济诚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和完善。虽然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机制,任何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都必然被淘汰出局。但是近年来,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失信状况愈演愈烈,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的10% ~20%,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XX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XX亿元,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合计5855亿元,此外还会有一些如人情、道德、法律、行政等方面的间接损失,每年因不诚信而被拖垮的企业也不计其数。这说明企业在诚信方面的意识还比较淡薄,建立和完善诚信机制刻不容缓。面对这一现状,关注并借鉴晋商诚信体系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一剂良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晋商诚信体系的借鉴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培养诚信意识。个体的对事物的认知决定着他们的行为,是否拥有诚信意识决定着诚信行为是否会发生。诚信意识的缺失是导致不诚信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培养全民的诚信意识至关重要。晋商对诚信意识的培养是从孩提时代即已开始,在家教中申明诚信的重要性和意义,儿童从小就有了诚信的观念,从而使其成年后的从商生涯中以诚信为美德。因此,我国的诚信意识的培养也要从儿童、青少年做起,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中进行普及,从而进一步扩展到全民诚信意识的培养。
2.鼓励诚信行为。晋商的诸多诚信行为都广为流传,不仅使其名声大振,同时收获了相当的经济利润,这无疑是对诚信行为的正面激励,促使诚信行为的发生。在当今社会中,我们需要对企业、个人的诚信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宣传,树立企业和个人的诚信品牌,让诚信逐渐成为人们对企业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也成为个人美德之一。
3.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诚信体系。诚信涉及到企业、组织或个人的方方面面,有效地诚信机制必须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完善的诚信。晋商中颇负盛名祁县乔家在经营活动、内部管理和家训中所体现出的诚信行为,至今仍可视为效仿的典范。
综上所述,晋商作为明清时期最为杰出的经商群体之一,其外部诚信体系、内部诚信体系和个人诚信体系对当今社会的诚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身为山西人，我相信我们山西人应做到传承晋商文化，永铸诚信之道，紧跟时代潮流，将三晋文化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绽放光芒!
第四篇：清代旅蒙晋商的经商之道资料解读
清代旅蒙晋商的经商之道
李伟志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旅蒙商人兴盛于清代初期，鸦片战争之后便失去“黄金时代”。在这一百多年间，旅蒙商人的足迹遍布大漠南北，他们勤俭、诚信，秉承了晋商的“经商精神”的精神。本文从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角度对旅蒙商人进行研究，阐述了旅蒙商人的经商之道以及分析了旅蒙商人经商之道的成因。
关键词：旅蒙晋商；经营之道； 清代
中图分类号：k294.305
旅蒙商人崛起于清代初期，是指在蒙古地区从事边疆民族贸易的商人、商号的总称。旅蒙商大部分是晋商，所以又称为旅蒙晋商。清嘉道时期国力开始衰微，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化，蒙古地区逐渐变成沙俄的势力范围之后，大批旅蒙商人及商号便失去了“黄金时代”，开始衰落。旅蒙商人经历了有清一代一百五十多年的繁荣时期，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晋是山西省的简称，清代山西省的地理位置与今天的基本相同，只多包括了内蒙古的土默特地区。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除汾河流域土地肥沃外，其余地区地表沟壑纵横。由于自然条件差，不利于种植业发展,为谋生计，人们不得不经营四方[1]。晋人经商，历史悠久。有的学者认为，“贾”出于“盬”，“盬”即指[2]河东解州池盐。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有着密切关系。最早的重要商业就是盐，因此中国最早的商人恐怕就是晋商。[3]“晋省多商贾，视为重要恒业，次为务农耕，再次者方读书求吏。”[4]而且晋商经营贸易，攫取致富者多在外埠，即所谓晋商之人，四方经营者居多。因此晋商成为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
晋商经营活动范围极广，其中有一部分商人北出塞外，或走西口，在漠南、漠北等地区经商成为旅蒙商人，主要销售商品以砖茶、布帛、烧酒、烟糖、挂面等,这些是每个蒙古族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另外还做穿戴服饰用品、饮食茶点用品、生产工具用品、家具器皿用品、装饰头戴用品、宗教祭祀用品。[5]旅蒙商人在商业营运中，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例如旅蒙晋商王相卿在归化城开设的商号大盛魁“资本近万万辆”[6]旅蒙商人成为商业史中一支重要力量。那么旅蒙晋商人成功的秘诀安在？通过翻阅旅蒙晋商史料，旅蒙晋商的经营艺术起了关键作用。
1、自主创业
大批晋商初到蒙古地区后，人生地不熟，为了生存则必须有自己的一片生存空间，才能立足于蒙古，如大盛魁商号创始人的王相卿。王相卿，绰号王二疤子，山西太谷武家堡人，在康熙初年与张杰、史大学同在将军费扬古的部队中做军厨、服杂役……三人后来创办大盛魁商号，王任经理（掌柜）。[7]经过历代发展，资本近万万两。还有包头广恒西商号的经理牛帮良也是自主创业并且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例。牛帮良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山西定襄人。牛帮良在光绪六年（1867年）走西口到包头明远堂皮毛店做学徒。后来他邀请萨拉齐人邱才进、山西代县人李学庆组建广恒西商号，自己充当牙记人，经营皮毛业……光绪二十六年，牛帮良改任广恒西经理，他效法洋商经营办法分坐地经营和产地设庄两种经营形式，生意越做越火。最盛时每日成交额竟占到全包头商家营业额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每年佣金收入达六万两以上[8]。
2、乐善好施，勤俭为本
山西省恶略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旅蒙晋商能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勤俭乐善好施的性格,他们来到蒙古后不改本色。徐吉升,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卒于宣统三年(1911年)，山西偏关城关人。徐吉升自幼家贫，但从小在父亲指导下，攻读四书五经，破晓孔孟礼仪和为人处世之道，17岁到归化城，后来被元盛德商号接收……后来去了元盛德在后营（是元盛德驻库伦的分柜即今外蒙乌兰巴托）。他对有病求药者，不分贫困无偿奉送，有求必应，受到乡亲们的广泛赞誉，成为城内有名的富户，他为人心地善良，仗义疏财，给子孙留下格言：“练达人情皆学问，揣摸世道即经纶”。[9]李召柱，生于同治二年（1863年），山西河曲县桑林坡（今归偏关县）人。李召柱自幼家贫，因荒年恶月，背井离乡。后来定居刘家窑村的李家，辛勤劳动、艰苦创业……后来在托克托城市开设六陈行崇德泉。崇德泉商行三进大院，加工出售米面、油、酒。铺面规模可观，买卖兴隆。李召柱虽然家业鼎盛，但不忘出口时的苦楚，不忘在口外创业的艰难，仍旧粗茶淡饭，勤俭持家，并且教育子孙勤劳节俭，常常让子孙到地里劳动，体验生活，使他们
[10]知道盘中餐来之不易。在经商活动中乐善好施有利于取得政府对其好感还可以收买民心。奉行勤俭，一方面有利于降低成本，把握时机，另一方面可为属下人员树立勤奋的榜样，激励他们尽心尽力地工作。好处很多，不失为一条致富的捷径。旅蒙晋商因此富甲一方不在少数。
3、薄利多销
“欲长前，取下谷”[11]早在战国时期，白圭就懂这个道理，在商业活动中薄利多销，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旅蒙商人对此相当熟悉，在与蒙民中经常运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汉族过春节时，蒙古人亦过“白节”。旅蒙商号大盛魁知到蒙古人过节时喜欢吃饺子，但他们不会自己制做饺子。于是每年到了冬至以后，就用白面和羊肉馅加工大量饺子，冷冻储藏，在临近春节时，便运往蒙古人居住的屯营地供应节日商品。[12]总之，大盛魁的经营思想是，不论价值高低，只要蒙古人所需要的商品，他们就尽量去生产和经营。因此，蒙古人形容大盛魁经营商品齐全为：“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有。大盛魁商号经常教育员工注重在经营活动中进行调查研究，既做大生意，也不放过针头线脑的小买卖，更要看到长远的供求发展。经营中获取利润，不贪高，而图多。看起来做小生意获利微薄，实际上营业面很广，担风险小，反而获利丰厚，达到薄利多营的目标。
4、流动销售，灵活多样
旅蒙商经营要熟悉蒙古人性格和游牧业生产特点。各大旅蒙商号都派遣“出拨子”[13]的流动商人，随着蒙古人游牧季节性的移营转换牧场，走屯串包，时而定点扎帐，时而流动销售，经营灵活多变。蒙古游牧民族选购商品时只考虑能够满足其消费需求为目的，不擅长数字计算。因此他们与旅蒙商人做生意，用牲畜交换商品时，只要认为某些货物适合需要，明知商品价格高，多付给商人一二只羊或毛皮等畜产品也不去计较。为此旅蒙商人从热情服务做到满足牧民需要的质量较好的商品，即使他们的商品加上运输和其他费用定出的销售价格比较合理，照此路子经营发展亦能获得较大利润。根据畜产品生产季节性强的特点，旅蒙商经营中采取赊销商品，或印票销售。如在春夏之交，牲畜和畜产品还未收获的季节便派“出拨子”的驼队或车队，将各种日用百货串营走账先赊售货物名称和数量记入账簿，并不言明商品具体价格。而等到秋冬季再去收取货款，往往将他们赊销百货等商品价作高，而将牧民交售牲畜产品和毛皮等作低价。旅蒙商在秋冬季畜牧业丰收年景，往往向旅蒙商号多销售牲畜和毛皮等，作价记入账簿，并开给一张盖有商号印章的票据，交给牧民收存。待来年以此票据购取所需的货物[14]等等。善于流动销售，善于“趋时观变”，从牧民的实际情况来捕捉时机的旅蒙商不胜枚举。
5、诚信无欺，保证质量信誉至上
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晋商管理思想的核心。旅蒙晋商将它运用于规范社会的经济行为，旅蒙商人非常清楚，骗术只能得逞一时，要想永久地赢得顾客，财源茂盛，只有恪守诚信原则，文明经商。旅蒙晋商柳演在光绪年间走上经商之路，由小相公（店员）熬到店铺大掌柜，以诚信带人，不取不义之财，对被骗蒙客，主动赔偿道和赔礼道歉，收到蒙客的称赞。由于经营有方，柳演在[15]而立之年被选为商会会长。当今，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古代也是这样。可以说，不论古今，凡是具有卓越识见的商家都注重商品的质量。春秋后期的范蠡用计然的理论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遵循的法则之一，就是“积著之理，务完[16]物”。可见对商品质量的重视。旅蒙商人更懂得用保证质量的方法，建立信誉，占领市场。大盛魁商号为了取信蒙古人，他们在售货时，如发现顾客对选购商品质量有所怀疑时，除向顾客耐心详细解释商品成分和使用方法外，对于有的蒙古人怀疑布鞋的鞋底内，垫的是布还是草纸，便当面用刀将鞋底切开，向顾客展示，以取信顾客，从而大大促进销售。[17]千方百计扩大营业额，维护商号信誉，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是大盛魁奉行的经营作风。可以说诚信是旅蒙晋商致富的又一大法宝。
6、缘义取利
义、利是一对矛盾的范畴。怎样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一件让历史上一些思想家们犯难的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故一直存在着义利之便。商人们的愿望就是获利，他们当然不会同意儒家“重义轻利”的观点。但他们认为“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应“以义为利”不应以利为利。[18]旅蒙商起初到蒙古地区经营，沿袭山西商人勤俭与注重信义取悦人心的商德，作为经营的守则。贸易“虽亦以盈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19]但是因为旅蒙晋商深受晋商的影响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处理的比较和谐。如商人乔致庸，他经常告诫子孙：经商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戒“骄、贪、懒”3个字。[20]也许有人会说，如此经商肯定不会赚钱而且会亏掉老本。那么请看下面事实：旅蒙商号大盛魁每年收账时不会把牧民拖欠的财务一次性收清，而且往往还会把零头抹去。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旅蒙商人的行为在人们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社会上赢得了好的生于，商人以及商号在蒙民的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社会上赢得了好的声誉。商人及商号的知名度就高了，自然，前来与之做生意的人就会增多。他们怎么会不发财呢？正如大盛魁总资产“近万万两”此种经商技术可谓旅蒙商绝活。
二
由上可见，清代旅蒙晋商的经营之道涉及到了现代经营管理思想的许多方面，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旅蒙晋商也正因此而发财致富，腾飞蒙古地区商界百年之久。但他并非旅蒙晋商杜撰，而是旅蒙晋商在继承晋商传统经营艺术的基础上，在融合蒙古这一特殊地区下经营的结果。
旅蒙商起源于随军贸易，清王朝为解决庞大的军队给养，根据需要建立起随军服务，因而有山西商人随军进入蒙古草原进行贸易，如王相卿等三人创办大盛魁。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朝召集漠北喀尔喀三部和漠南蒙古49旗的王公和寺院上层呼图克图喇嘛，在多伦诺儿会盟，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等一致要求放宽对中原与蒙古地区经济交流的限制，要求清王朝允许中原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清王朝鉴于平定噶尔丹叛乱和漠北喀尔喀三部已归服清朝，并为了笼络蒙古各封建主，巩固对北部边疆的统治地位，康熙帝允许今后中原内地的“旅蒙商”，北出塞外进行交易，但是，必须限定一年内返回，而且还有种种限制。自是中原内地商贾，纷纷出塞，到蒙古草地做生意。[21]晋商利用靠近蒙古地区有利的地域条件以及民间向有往来，一些人通晓蒙语等，大批涌入蒙古地区，传统的晋商经商原则的“晋商精神”[22]成为旅蒙商人经商之道的重要原则，如勤奋、刻苦、谨慎等敬业精神。还有团队精神,旅蒙商通过行帮发展壮大，在蒙古地区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大的旅蒙商，如大盛魁，曾经一度依托行帮控制城乡牧区市场，垄断内蒙古经济，对蒙古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团队精神。
旅蒙商人经商之道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在蒙地经营达百年之久，具有蒙古特色。它是由吸收蒙古族的某些生活观念和习惯而成的。蒙古人的观念和习惯对旅蒙晋商的经商之道的浸润，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旅蒙商学习蒙语，了解蒙俗。旅蒙商号重用熟悉塞外游牧民族社会风情，又善于经营之道的商贸、金融、牙记行人才。久而久之这些人通过学习蒙古地区的文化，在行事风格和与蒙古族交流时有些蒙族特点。第二、与蒙古族的融合。清王朝曾有明确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区经营时不得与蒙古族妇女结婚，但在多伦地区流传一个真实而又动人的“姑娘胡故事”[24]，和盛魁商号少东家洪长顺与蒙古族姑娘乌兰托娅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最终是以悲剧结束。但从中可以看出蒙汉两族交流不可逆转。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对蒙古地区的入侵，清政府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旅蒙商人可以在蒙地购房长久居住并且可以与蒙族姑娘通婚，强化了旅蒙晋商的地区性民族特色，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第三、搞好与封建上层的关系。旅蒙商通过贿赂蒙古王公、寺庙上层喇嘛和政府官吏等，得到允许建筑固定货栈和店铺得以发展旅蒙商的贸易。有一部分蒙古王公和喇嘛与商号合伙经营，有的拿出银两投资入股。如旅蒙商号天义德，**雅克格圪加入二股……[25]再比如说旅蒙商号大盛魁李顺廷任经理期间，取得为清廷驻前营、后营（即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大员和大小部门供应军需，为外蒙古王公向朝廷纳贡、值班、引见提供贷款和服务费用的特权，乃至到嘉庆年间包揽清廷对外蒙古的税收。[26]这在清初是不可想象的，假如旅蒙晋商还是像初到蒙古时处处加以限制的情况下，代替政府增税这种情况不可能实现的，可见旅蒙晋商具有了鲜明的蒙古特色，以及蒙古
[23]王公甚至清朝上层对其的喜爱和信任。旅蒙商人大量涌入塞外草原，昔日的空旷的戈壁荒野，逐渐出现了农田村庄，昔日的交通枢纽地区，形成了新型城镇。这对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地区有重要意义，对增强抵抗沙皇俄国经济势力的入侵巩固我国边疆地区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旅蒙商人的经商之道成为清代商业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主要参考文献：
[1]内蒙古文史资料委员会.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2]形野，王新民.旅蒙商通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3]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5]张正明,张舒.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2_.[6]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M].北京：商业出版社，1995.[7]钟志祥.“漠南商埠”多伦诺尔[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注释：
[1]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43页。
[2]张正明、张舒：《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2_年5月，第002页。
[3]参阅《宫崎市定论文集》下《历史与盐》，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4]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北京：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第57页。
[5]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北京：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第63页。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与大盛魁》：1984年12月，第7页。
[7]邢野、王新民《旅蒙商通览》上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年2月，第693页。
[8]邢野、王新民《旅蒙商通览》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年2月，第578页。
[9]邢野、王新民《旅蒙商通览》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年2月，第563页。
[10]邢野、王新民《旅蒙商通览》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年2月，第577页。
[11]《史记·货殖列传》。
[12]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北京：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第60页。[13]行商把派店员下蒙地叫“出拨子”。
[14]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北京：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第62页。
[15]邢野、王新民《旅蒙商通览》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年2月，第581页。
[16]《史记·货殖列传》。
[1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旅蒙商与大盛魁》：1984年12月，60页。
[18]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45页。
[19]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北京：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第58页。
[20]邢野、王新民《旅蒙商通览》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年2月，第563页。
[21]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北京：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第29页。
[22]张正明、张舒：《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2_年5月，第127页。
[23]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北京：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第144页。
[24]钟志祥：《漠南商埠”多伦诺尔》，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年10月，第181页.[25] 邢野、王新民《旅蒙商通览》上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年2月，第290页。
[26]邢野、王新民《旅蒙商通览》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_年2月，第571页。
The way of doing business in the Qing Dynasty Shanxi
Merchants in Mongolia.Li weizh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merchants flourished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gradually faded out of the historical stage after the Opium War..In this hundred years, Mongolia traveling merchant's footprint throughout North and south of the desert, their diligence, integrity, adhering to the Shanxi Merchants in the enterprising, good faith, the spirit of unity.This article from the history,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 folklore and other aspects of Mongolia traveling merchant research, elucidate the Mongolia traveling merchant related concept, analysis of Mongolia traveling merchant business.Keywords: Shanxi Merchants in Mongolia；bussiness method；
Qing Dynasty
李伟志（1989—），男，蒙古族，内蒙古四子王旗人，西南大学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明清史研究
通信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体育东路国家税务局李文俊转李伟志（收）邮编：011800 电子信箱：398620471@qq.com近期联系电话号码：151 2338 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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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晋商导游词（范文）
晋祠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绵山旅行社欢迎您参加本次旅游活动。希望通过我的讲解陪伴您这次美好时光。
人云：“不到晋祠，枉到太原。”又有人说：“初到太原的人，不去参观晋祠，犹如外国友人到北京未去游览紫禁城那样遗憾。”所以到了太原一定要去晋祠看看。晋祠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悬瓮山麓，是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唯一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建筑、园林、雕刻艺术中心。
位于太原市区西南25公里处的悬瓮山麓，为古代晋王祠，始建于北魏，是后人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姬虞而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姬虞封于唐，称唐叔虞。虞子夑继父位，因临晋水，改国号为晋。因此，后人习称晋祠。北魏以后，北齐、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曾对晋词重修扩建。
晋祠是具几十座古建筑的中国古典园林游览胜地。环境幽雅舒适，风景优美秀丽，素以雄伟的建筑群、高超的塑像艺术闻名于世。游晋祠，可按中、北、南三部分进行。中，即中轴线，从大门入，自水镜台起，经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献殿、钟鼓楼、鱼沼飞梁到圣母殿。这是晋祠的主体，建筑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北部从文昌宫起，有东岳祠、关帝庙、三清祠、唐叔祠、朝阳洞、待风轩、三台阁、读书台和吕祖阁。这一组建筑物大部随地势自然错综排列，以崇搂高阁取胜。南部从胜瀛楼起，有白鹤亭、三圣祠、真趣亭、难老泉亭、水母楼和公输子祠。这一组楼台计峙，泉流潺绕，颇具江南园林风韵。此外最南部还有十方奉圣禅寺，相传原为唐代开国大将尉迟恭的别墅。祠北浮屠院内有舍利生生塔一座，初建于隋开皇年间，宋代重修，清代乾隆年间重建，为七级八角形，高30余米，每层四面有门，饰以琉璃勾栏。登塔远眺，晋祠全景历历在目。
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叔虞励精图治，利用晋水，兴修农田水利，大力发展农业，使唐国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造成日后八百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叔虞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其封地之内选择了这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了祠堂供奉他，取名“唐叔虞祠”。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后，因境内有晋水流淌，故将国号由“唐”改为“晋”，这也是山西简称“晋”的由来，祠堂也改名为“晋王祠”，简称“晋祠”。
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曾经过多次修建和扩建，面貌不断改观。南北朝时，文宣帝高洋，推翻东魏，建立了北齐，将晋阳定为别都，于天保年间（公元550——559年）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隋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在祠区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唐感观二十年（公元 646年），太宗李世民到晋祠，撰写碑文《晋祠之铭并序》，并又一次进行扩建。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在晋祠大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
自从北宋天圣年间修建了圣母殿和鱼沼飞梁后，祠区建筑布局更大为改观。此后，铸造铁人，增建献殿、钟楼、鼓楼及水镜台等，这样，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物就次第告成。原来居于正位的唐叔虞祠，坐落在旁边，退处于次要的位置了。
晋祠最著名的建筑为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圣母传为姬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名“女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含后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雍容华贵，凤冠霞披，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塑像形象逼真，造型生动，情态各异，是研究宋代雕塑艺术和服饰的珍贵资料。
鱼沼飞梁，建于宋代，呈十字桥形，如大鹏展翅，位于圣母殿前，形状典雅大方，造型独特，是国内现存古桥梁中仅有的一例。
金人台四尊铁人姿态英武，因铁为五金之属，人称之为“金人台”。西南隅的那尊铁人，铸于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不但保存完整，而且神态威武，英姿勃勃，气概不凡，销明甲亮，闪闪泛光，颇为独特。据说，一年夏天气候特别炎热，身披铁甲的西南隅的铁人忍受不了这难熬的痛苦。独自走到汾河边，只见汾河滔滔而流，怎么过河呢，铁人犯了愁。正在着急，忽见从上游不远沿岸边驶下一条小船。铁人赶忙上前招呼，要求船家把他渡到对岸。船家沉吟一阵，方才慢腾腾地说：“渡你一人，人太少，可再稍候一时，再等等有无旁人。”铁人一焦急，赶忙说道：“你能渡过我一个，就算你有能耐啦”船家看了看铁人说：“你能有多重，一只船不止装一人，除非你是铁铸的。”话一落音，一语道破了铁人的本相。瞬间，铁人立在汾河边，纹丝不动，怎么这人不说话了？船家抬眼一看，面前立着一位铁人。多眼熟啊，嗬，可不是嘛，是晋词的铁人。船家不敢怠慢，赶忙找了一些乡亲，把铁人抬回金人台。圣母勒令手下将领，把铁人的脚趾上连砍三刀，表示对铁人不服从戒律的惩罚。今日的铁人，脚上还留着连砍三刀的印痕。
平遥古城
女士们、先生们：
地处三晋腹地的平遥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我国现仅存的四大古城之一。1986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在平遥召开，会议首推平遥作为申报联合国“人类遗产”项目的第一个古城，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查后把平遥古城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从此，这座小城名声远扬，慕名而来的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利用行车间隙我把平遥城的历史沿革作个简要介绍。
平遥古城，历史悠久，据出土文物考证，远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有史以来，建置沿革屡经变迁。最早称为古陶，是尧帝的封地；西周时名为京陵城，京陵二字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是平遥城的前身；北魏时改名为平遥县，并把县治迁到这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里曾有过它的繁华，也曾多次遭受战火的破坏。现存的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即1370年修建的。明清以来经多次维修，使古城墙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作为世界级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她留给我们的主要遗产有：古朴典雅、胜景迷人的镇国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双林寺；雄伟壮观的古城墙；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票号“日昇昌”旧址；以及明清一条街上的古寺庙、古市楼、古店铺和古代民宅。
首先我们要参观的是镇国寺。
镇园寺：位于平遥县城东北郝洞村的镇国寺，创建于五代北汉时期，原名京城寺。明朝时改称镇国寺。1988年被国务院批难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整座寺院坐北朝南，两进院落，中轴线上有天王殿、万佛殿、三佛楼，天王殿两侧配有钟楼和鼓楼。一进院东西廊有碑亭、三灵侯、二郎殿、财福神和土地各殿。二进院东西有观音殿、地藏殿等。
处于寺庙最前端的天王殿，是元代建筑。进入殿内，可参谒佛国护法神将——四大天王：南方增长天王，手执清风剑，气势磅礴；东方持国天王，眉清目秀，慈善温和，怀抱琵琶；西方广目天王，臂缠长蛇，泰然自若；北方多闻天王，手执宝伞，气贯长虹。四大天王很受民间“欢迎”，因为它们代表“风、调、雨、顺”，象征着“五谷丰登，天下太平”。出了天王殿，钟楼鼓楼相互对峙，钟楼上有金代皇统五年铸造的铁钟一口，形制古雅，工艺别致，而且钟声洪亮。据说在当年没有汽车火车的时候，镇国寺的钟声能传到30里外的平
遥城内，算得上是一件珍稀之物了。
朋友们，接下来要参观的是居于前院中央的万佛殿，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堪称“千年瑰宝”。这座殿宇造型独特，平面近似正方形，屋顶庞大，出据深远，但由于屋角反翘，使沉重庞大的屋顶呈现出轻巧活泼的建筑艺术形象，整个外观给人一种雄伟壮观、气势非凡的感觉，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建筑家在建筑科学方面的非凡技能。在殿内，共有彩塑11尊。中央是佛坛，主保释迎牟尼形体高大，坐在须弥座上，表现出安逸慈祥、和颜悦目的神态。旁边站立的是迦叶和阿南二****，阿南身着僧衣，一副出家人打扮，他显得聪明、慈善，是一位才气横溢的青壮年形象；另一侧的迦叶看上去是一位饱经风霜、含辛茹苦的老人，因为他从小出家、一生勤勉求进，苦修一世，历尽艰辛。前面分别是两尊菩萨和供养菩萨。两菩萨衣冠紧扣、面额丰满，显得非常文雅娴静，俨然一副贵妇人形象。两供养菩萨体形丰满，线条优美，体现出少女特有的娇柔之美。在菩萨的前面是两天王和两供养童子。两天王手执兵器，头载盔甲，是典型的唐代武士形象风采；两供养童子身体瘦弱、衣着俭朴，一副天真善良的农家少女形象。这11尊塑像虽是宗教神化的偶像，但却是按照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加以形象塑造的。这些塑像是我国寺庙中现存的五代时期的惟一作品，堪称“稀世珍品”，在我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朋友们，寺内还有更为精彩的去处，那就是三佛楼、地藏殿、土地殿。各位请随我一一参观。
这座三佛楼创建于明代，主像有三尊，分别是“法自佛、报自佛、应自佛”。这些佛像自然大方、造型优美。大家再请看两墙上的壁画，画的是释迎牟尼的生平八相图，集山水花鸟、人物于一体，描绘了释迦牟尼的一生。
位于后院西侧的地藏殿，俗称阎王殿，建于明代，主像为地藏王菩萨，四周为十殿阎王，六位判官、牛头、马面立于地上，这些塑像有的怒不可遏，有的文质彬彬，有的慈祥和蔼。再看这墙上的14幅壁画，集绘画、书法于一体，描述了不善之徒被受刑制裁的场面，其惨状目不忍睹。这些情节表现的是惩恶扬善的哲理，但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处在社会的最下层，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正如这幅对联所写：
“阳世奸雄欺天害理由直汝，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强烈地表现着惩恶扬善的愿望和人生哲理。
各位朋友请看土地殿正中的这一坐像，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得出他是土地爷了，他看上去和蔼慈祥，佛经中说它是山川郊社之神，他的两侧分别侍立着金童和玉女，手中各自拿着印玺和印盒，一副叫顺服侍土地的形象。
观赏完这几座主要的殿宇后，我们要返回前院，再去看看前院两侧的碑廊。这里共保存着历代石碑20余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半截碑”。由于该碑上下左右都有残缺，所以名为半截碑，以残碑的宽厚度估量，原碑非常高大。此碑内容与镇国寺无关，原来在镇国寺竣工时，在寺的附近捡回这块碑，想做碑座，结果发现书法甚佳，秀润苍劲，当时没舍得毁掉，才得以幸存下来。经考证，这块碑是北汉主刘崇之孙刘继钦的墓志铭碑，文物价值相当高。
朋友们是否注意到这棵古老的槐树，大家猜猜它的树龄是多少呢?这棵名为龙槐的树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据嘉庆《龙槐记》碑中记载，有了这座寺庙就有了这棵树，它长得高不盈丈，树身已满是裂缝，弯弯曲曲，枝干错综盘结，无头无尾，看上去张牙舞爪，腾云驾雾，也是寺内的一大奇观。
从寺门向寺内远望，杂树交荫，绿叶蓬松，环境优美，饶有古趣。
平遥城墙：从镇国寺出发，约半个小时，我们便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
女士们、先生们，前方那高耸的砖墙就是平遥城墙。据史书记载，西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低矮，大将尹吉甫驻兵于此，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筑西北两面城墙；明代洪武三年即1370年，扩建为砖石城墙。以后历代多次修补，基本上建成为现存规模。但在日伪统治时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80年国家拨出大量经费动工复修，使平遥城墙重现昔日光彩。
平遥古城素有龟城之称，寓意为吉祥、长寿、青春永驻、金汤永固。据传说，城池南门为****，门外的两眼水井象征着龟的双眼；北城门为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池东西有四座瓮城，两两相对，上西门，下西门、上东门和下东门，前三门的外城门均向南开，形似龟的三条腿，惟有下东门瓮城的外城门，向东而开，据说是古人建城时惟恐“乌龟”爬走，于是将其左腿使劲拉直，井用绳索紧捆在麓台塔上。城墙的四周，本来还有护城河，并设有吊桥，在古代战乱的日子里，这的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防线。
我们首先进来的是下东门瓮城，它是为保卫城门而设立的。这里地方狭小，四周有高墙围护，即使敌人攻入瓮城也只能进来少数，而且立即陷入包围之中，成为瓮中之鳖。大家再请看，瓮城里还有一个建筑考究而小巧的院落，这是小关帝庙。把关帝庙修进瓮城里，此乃平遥人的独创。
请朋友们随我上城墙参观，领略古城风貌。城墙周长共6157米，高度为6—10米不等，墙身内是素土，外包砖石，顶铺砖面，在这上面可并行两辆马车，宽阔而坚实。
朋友们也许会问城墙上两边各有一道短墙是用来干什么的?它叫女儿墙，起保护作用。我们看出两边的女儿墙并不一样，向外的女儿墙修筑了垛口，垛口上留着供了望和射击使用的小孔，是出于实战的需要。
大家很容易看到城墙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向外突出的部分，这叫做墩台，它的作用何在呢?大家猜对了，肯定是保护城墙的。我们知道，古代攻城的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弩机，守城的土兵轻易不敢探出身去，这样使得城墙脚下变成防御的死角，为改变这种劣势，在墩台上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射击网，从而大大增强了防卫能力。城墙上共建有72座敌楼，3000个垛口，据说是象征圣人孔夫子的三千****七十二贤人。
这座坚如磐石的古城，在古代起过抵御外敌的作用。如在清末，曾把抢劫商号，骚扰民宅的清军拒之于城门外，使平遥免遭其害。在抗战时期，城墙为挡住气焰嚣张的日寇作出了特殊贡献。
另外，在洪灾到来时，可抵挡滔滔洪水，使城内居民安然无恙。平遥古城，不仅以古老完好的城墙闻名于世，而且古寺庙、古市楼、古街道、古店铺、古民宅，荟集一城，构成了一个宏伟壮观的古文物建筑群。闻名于世的平遥八景吸引着无数游客，这八景是：金井市楼、贺兰仙桥、凤凰栖台、河桥野望、源池泉涌、麓台叠翠、瀴溪晚照、超山晓月。另有民间神话传说的古城八宝，也很有情趣，即：市楼金井内的金马驹、贺兰仙桥下的金蛤蟆、清虚仙迹中的透灵碑、凤凰栖台下的金龟子、鹦鹉巷内的鹦鹉石、文庙大成殿的杞木梁、木楔柱和九连钟。
接下来，我们将参观城内几处重要的景点。
清虚观：古城内的主要街道有南北大街、东西大街、政府街和城隍庙街，清虚观就坐落在东大街的路北方向。这里现在是县文物局所在地，原是一座道观。门前这座木牌楼造型巧妙，偌大的楼顶全由两根立柱、四根斜柱支撑。在这里保存着一批有价值的文物，古碑很多，其中元代一通碑，正面用蒙文，反面用汉语译文，结尾处用属相纪年法记录时间，据专家考证，这通碑和陕西重阳万寿宫保存的著名“八思巴文碑”如出一辙，据推测碑上的蒙文很可能就是八思巴文，很有史料价值。
朋友们，前面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日异昌票号的旧址了，我们一同前往参观。
中国票号博物馆：请大家看这座面宽五间的大屋，这便是有“天下第一号”美称的“日昇昌票号”的铺面，这里现已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里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的场面。朋友们可能很想知道票号究竟是什么?票号就是以前的钱庄、银号，在我国银行没有出现以前，票号几乎控制着全国的金融业。票号是随着明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的，主要经营汇兑、存款、放款、代官府解粮钱、收捐税等的金融机构。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曾说“这里是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清朝时交通不方便，商人们来回押运金银既麻烦，又不保险。道光四年，原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就把颜料行改组成经营汇兑业务的商行，取“如日初升，繁荣昌盛”之意，定名为“日昇昌”，从此揭开了我国金融史上崭新的一页。
大家或许已经发现，这个门很特别，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层次分明的门坎呢?对了，就是为安全起见，层层防御!
请先进左边这间铺面，这个梯子是直接通往楼上的，大家或许会想象当年楼上一定存放着大量的金银财宝，这个疑问到了里间就可以得到回答。正加大家所见，这间屋子除了摆放着一箱假银子，看来并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么金库到底会在哪儿呢?噢，对了!这儿有一个灰坑，把盖打开之后，这里便是金库!有人会问，这么小的地方，似乎与日昇昌的赫赫大名不相称吧?您说对了，这里只是个小金库，大库在什么地方，至今仍是个谜。
双林寺
三晋大地，古代寺庙星罗棋布，其中平遥古迹双林寺堪称艺苑奇葩，彩塑名扬海外，素有“古代雕塑博物馆”之誉。
双林寺，位于山西省平遥县西南六公里桥头村。双林寺原名“中都寺”，其地本为中都故城所在，因之得名。中都寺创建年代很早，因古文献记载失详，难以确考。寺中现存
最古之碑为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姑姑之碑”。年代久远，字迹模糊，第二十行“重修寺于武平二年”尚可辨认。“武平二年”(571)乃北齐年号，既是重修，其创建年代必早于此。即使从北齐算起，中都寺至今也已历经一千四百多个春秋了。中都寺当时为一方胜境，庙貌雄伟，香火隆盛，游人不绝，曾建有“七重楼阁，高可望省”，可惜毁于火灾，原阁础石至今犹存，直径一米有余，足证其规模之大。约至宋代，中都寺改名双林寺。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之地为古代天竺拘尸那城跋提河旁沙罗双树之间，尔时佛在双树之下，头北面西，右胁而卧，圆寂升天，四边双树顿开白花，称为“双林入灭”。宋以后，寺中曾住有尼姑，故有“姑姑之碑”及“贞义祠”等遗迹，盖与纪念尼姑有关。
双林寺建筑，历遭一千数百年的风雨兵灾之患，庙貌渐即倾圮，虽然历代皆有修葺，但到元末，已到了“殿楹损壤，厅廊倾颓”的地步。因此，明朝景泰、天顺、弘治、正德、隆庆年间以及清道光、宣统年间都曾大规模地重建或重修，现存庙宇已全为明代和清代建筑了。
双林寺坐北朝南，庙群占地面积约为一万五千平方米，内分东西两大部分。西部为庙院，沿中轴线坐落着三进院落，由十座殿堂组成。前院为释迦殿、罗汉殿、武圣殿、土地殿、阎罗殿和天王殿；中院为大雄宝殿和两厢的千佛殿、菩萨殿；后院为娘娘殿和贞义祠。东部为禅院、经房等(现为小学校所用)明代时于寺庙外围建一周高大的夯土包围墙，上置箭垛，外观颇似一座小城堡。
进入拱券形山门，正北第一座殿为天王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明间檐下挂一竖匾，书“天竺胜境”四字，笔力遒劲。前檐置五铺作斗拱，如意头假昂。明间置板门，次、稍间置窗。屋顶悬山式，屋脊正中琉璃宝顶上有明“弘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题记，乃明代重修时所置。天王殿廊檐下塑四大金刚，每尊约高三米，一字排开。这些佛的护法力士形象已突破一般金刚凶恶可怖的造型程式，采用了写实的造型手法，加之空间中宏大的架式和大块的形体，使人感到他们具有人间武士的亲近感，同时又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武气魄。
天王殿内，天冠弥勒菩萨结跏居中而坐，帝释、梵天胁侍左右。南墙倒坐四大天王，北墙两侧为八大菩萨。殿中塑像风格都较写实，人物造型生动。尤其是四大天王，高达三米之多，分别手持琵琶、宝剑、蛇和伞，各自护卫东南西北。四大天王手中所持物件，按佛教《圆觉经》中“四轮”之说，为土、金、风、水。因佛经在中国长期流传，又附会为“风调雨顺”，清代翟灏所著《通俗篇》引王业燕《阁知新录》说，凡寺门内四大天王，各持一物，暗喻“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穿过天王殿，北面坐落着释迦殿，同两厢罗汉殿、武圣殿、阎罗殿和土地殿组成第一进院落。释迦殿是本寺主殿之一，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栏额普拍枋出头，檐下无斗拱。明间置门，正中匾额书“灵鹫遗风”四字。屋顶悬山式，满布灰瓦，整个建筑风格质朴简洁。
释迦殿内，释迦牟尼正中高坐，左右胁侍文殊、普贤，是本殿主要塑像。殿内四壁运用圆雕、深、浅浮雕手法，采取分层组合、连环壁塑形式，表现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从投胎降生到涅槃成佛以及四方传经普渡众生的佛传故事。二百多尊人物形象身份不同，神态各异，活动于建筑、山石之间，构思构图绝妙，令人叹为观止，颇富有我国民间艺术的传统特色，释迦殿影壁墙后塑一座渡海观音，是双林寺彩塑中的精彩之作。观音用圆雕手法塑造，单腿盘坐于红色莲瓣之上，整个身形突出壁外，神情安详自若，与背景上波涛汹涌的海浪形成强烈对比，具有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观者无不称奇。
释迦殿两厢各为四间悬山式建筑，因在殿内隔墙，又分为罗汉、武圣、阎罗、土地四个小殿。罗汉殿内塑十八罗汉，是难得的艺术珍品，他们略与真人等高，分塑于观音两侧。这些罗汉像比例适当，解剖准确，形体厚重，造型优美，一个个神采奕奕，颇具个性，古代艺术大师运用纯熟的传统彩塑技巧，使这些罗汉塑像达到了呼之欲出、若闻其声的艺术境界，被人们称之为“神品”。武圣殿正中关羽坐像为清初所塑，气势威然，神态逼真。四壁满布悬塑，为关羽生前事迹，内容有“桃园结义”、“怒斩华雄”、“斩蔡阳”、“水淹七军”等，人物高约四十厘米，造型生动，设色艳丽，观之饶有兴味。阎罗殿内地藏王菩萨居中而坐，左右塑十殿阎王和判官，各像皆挺然危坐，肃穆森然。佛经称地藏王为四大菩萨之一，统领地狱，拯救诸苦。此殿即按佛经中“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的说法构思并塑造的。土地殿所塑土地像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管理，山川郊社之神，旧俗祭祀土地可保五谷丰登。土地像被塑成一长者形象，慈祥、忠厚。左右侍从为金童玉女，令人感到亲切可爱。
释迦殿两侧有钟楼和鼓楼东西相对，钟楼上现有明代嘉靖年间大铜钟一口，击之声闻数里，余音不绝。中轴线上第二进院落为正北的大雄宝殿和东西厢的千佛、菩萨二殿，布局较为宽敞。大雄宝殿乃明初重建，是全寺中最高大的建筑，单檐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六椽，“侧脚”、“生起”较明显，设一步前廊，四周檐下五铺作斗拱一圈，柱头、补间铺作各一朵。梁架结构整洁合理，颇合法制。斗模门窗装修及屋脊吻兽皆为典型明代风格。殿内主像为“三身佛”，两侧是文殊、普贤坐像。三身佛前有铁铸包泥“接引佛”迎门而立。这些塑像经清代重新妆绘，较其他殿塑像略有逊色。殿内还有明代所绘壁画《礼佛图》，惜于民国初年为白粉所盖，从1982年洗出的局部中，尚可窥到壁画一斑，线描挺拔，设色艳丽，尚有元代遗风。东侧千佛殿，悬山式建筑，面宽七间。
殿内彩塑达五百余尊，占全寺四分之一。主像为自在观音，面相恬静妩媚，姿态舒畅自然。左右侧塑韦驮和夜叉立像。韦驮像极富个性特征，武中蕴文，颇具动势，是明代彩塑中少见的艺术杰作。殿内四周为悬塑和壁塑，五百菩萨分为五至六层，或驾祥云，或骑异兽，与主像联系照应，浑然一体。窗台和门两侧还塑有供养人像三十多尊，这些塑像造型非常写实，他们的衣冠饰物是研究明代服饰发展演变的可贵资料。
菩萨殿在中院西侧，正与千佛殿相对，主像为千手千眼观音，结跏居中而坐，仪容丰满端庄，神态温柔隽逸，手势千变万化，塑造得十分纤巧而富弹性。如果不是背后伸出许多胳膊，真会使人把千手观音看成人间—个美丽娴雅、雍容大度的少妇。四周悬塑四百多菩萨，皆脚登彩云，作行进状，大有衣纹飘动，满壁生风之感。这众多的形象，艳丽的色彩，生动的造型，构成了一座古代雕塑艺术的殿堂。千佛、菩萨二殿外檐墙上尚残留少量明代壁画，绘供养菩萨等，为明天顺五年(1461)的作品。
娘娘殿为全寺中轴线上最后一座建筑，建于明正德年间，单檐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殿内“送子娘娘”塑像系根据民间传说所塑，清代曾重妆。前檐墙内有清代壁画“送子图”，娘娘殿东侧小殿为贞义祠，内塑“睡姑姑”和“药婆婆”塑像，乃民国年间重塑。娘娘殿和贞义祠内塑像、壁画制作年代较晚，艺术水平—般。
双林寺，是座历史悠久的佛寺。寺中的唐槐、宋碑、明钟以及古代建筑、彩塑和壁
画，都是稀世珍宝。尤其是寺中两千多尊彩绘泥塑，更令人称道不已。它们继承了我国唐代以及宋、辽、金、元彩塑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写实的风格，是我国明塑中的佼佼者。这些彩塑形神兼备，艺术价值极高，能够完好保存至今，实乃艺术史一大幸事。
千佛殿的韦驮像，在全国同类题材作品中，这尊塑像可谓之精品，备受海内外识者交口称誉，说他刚中有柔，武中蕴文，威而不悍，机智勇猛，浑身是力，身如强弓等等。概括之约有三点：双重性格的深入刻画；夸张变形身躯表现力度；面部表情高度传神。这些因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韦驮像的艺术特色，使这个人物具有性格特征而活了起来。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因素应强调指出，即韦驮静态典型中所表现出的运动——不动之动，这也是韦驮像之所以取得生动气韵，达到传神效果，在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由于是寺庙中的圆雕，观赏的最佳视点被巧妙地安排于一进殿门的位置，这既是由于当时宗教活动的形式所限，以符合人们的观赏习惯。从此视点看韦驮像的构图，其身体重心基于左足，下肢朝前站立，从腰部开始，由头部带动整个上体躯干向右侧扭曲，这种扭曲程度，已极大地超出了人体生理所允许的限度，很像—节麻花，但人们从整体气势观看，这种违反人体解剖结构的姿态，不仅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相反却从这种艺术夸张变形之中，感到一种强大的力度和动势，这是由一条从头到脚贯穿于韦驮全身的s形曲线所表现出来的，这条曲线极富弹力和流动感，构成了韦驮身体动态的主轴线，加之韦驮身上的飘带萦绕飞舞，本身就是大的曲线，从视觉上也加强了动势。韦驮右臂握拳下垂，肘部向外部伸出，让人感觉肌肉紧张，充满力量。左臂抬起，同右臂形成对比（手部已残，原来似握金刚杵)。韦驮整个身躯外轮廓构成一个略带倾斜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由左手、右手肘部和足部三个突出点形成。由于这个锐角三角形的顶点在下部并呈倾斜状态，给人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微妙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感，因而也增加了这尊塑像的活力和行动感觉。
此外，我们通过对韦驮像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一种时间的节奏性和动作的连续性。韦驮腿部动作为正面站立，身体重心立于左腿，右腿放松微向外伸出，这种姿态是符合为佛站岗护法的特定身份的，但这样处理，—般极易被塑造得呆若木鸡。
双林寺韦驮高明之处，就在于匠师不落俗套，打破了一般程式的限制，使韦驮上身向右扭曲，左臂抬起，似乎发现了捣乱不法的妖魔，正欲振臂大呼而击之，用上身的动作打破了下肢的静立呆板，形成了连续性的第二动作。而最为精彩的是韦驮眼神与头部方向的反向关系。按照人的自然生理动作，头部向侧面扭转时，眼珠总是转向同一方向，即头部向左侧扭转，眼睛必向左侧看，头向右侧扭转，眼珠也必然向右侧转动。这不但在方向上保持一致，而且在时间上也处于同一节奏。而韦驮眼珠位置的处理恰恰又打破了这种常规，其头部、身躯皆向右扭动，而眼睛却偏偏望着相反的左方。这样，在时间上就又增加了一个节奏。如果我们试着模仿一下韦驮像的动作和眼神，就能体会到这确实是神来之笔。我们纵观韦驮整个身姿，从下肢的稍息站立，到上肢的扭转和头部的扭动，再到眼珠的反向转动，在时间上形成了三个动作节奏，极大地增加了动作的连续性——韦驮塑像的“不动之动”产生了。这一艺术真谛，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早有深切体会：“所谓运动，是从这一个姿态到另一个姿态的转变，„„因为在移动视线的时候，发现这座雕像的各部分就是先后连续的时间内的姿态，所以我们的眼睛好像看见它的运动”。这是对韦驮塑像动感的绝好说明。
这些作品的创造者，我国古代不知姓名的民间艺术大师们，世代相传技艺，勤于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具有十分深厚的艺术功底，双林寺彩塑就是他们各骋奇思、惮精竭虑，倾注心血和汗水，创造出的不朽艺术杰作，有许多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称为
艺术神品当之无愧，双林寺文物精英，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蕴含有极为丰富、可供借鉴的营养，认真批判地继承这笔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研究其发展规律，总结其艺术成就，对今天的新美术创作或许能有某些启示作用。
王家大院
奢华的乔家，气派的渠家，壮观的曹家，今天我将带领大家去感受色彩最为浓重的的王家大院。推开王家大院这扇厚重的大门，近700年历史的晋商文化长卷便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民居建筑的典范，家族文化的表率，吉祥文化的标本，这里是中国耕读传家与官商经济的契合，封建文化与传统礼制的全释。中国北方浑厚的黄土高原上，奇骏而悲情的绵山脚下，这片苍劲古卓的建筑群落负载着千百年华夏文明的映迹，深深的凝结在锦绣三晋的表里山河之中。
于是王家大院就有了许多称谓，中国民间故宫，山西紫禁城，华夏民宅第一宅，还有蜚声遐迩的口碑“王家归来不看院”，所以有人说，王是一个姓，姓是半个国，家是一个院，院是半座城。王家大院地处晋中盆地的灵石县静升镇静升村，王家是太原王氏的后裔，南宋时迁至这里，清朝中期上升为名门望族，于是大兴土木，几近豪奢，修成了占地15万平方米以上的古建筑群落。王家大院建在背阴抱阳的山坡上，窑洞式设计使之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风水人气俱佳。这里的建筑群落，将砖木石雕陈于一院，绘画诗文书法熔于一炉，人物禽兽花木汇成一体，姿态分成，各具特色，既表现了大户人家的风范，又充分显示出自己身高位权的身份，达到了建筑必有图，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境界。
王家大院被天然冲沟分为东西两片。各自建有城墙，修有城门，砰然两座森严壁垒的大城堡，靠石拱桥连接，跨度之大，令人惊叹。两片大院共有院落54座，大小不一，东边的大院是东堡院，也称高家崖，为17世纪王汝聪，王汝城兄弟兴建于嘉庆十年，也就是1805年的建筑群落。占地面积11728平方米，共26个院落，212间房屋，建筑特点是背阴抱阳，背山而水，阴山构筑，依山重叠，层楼叠院，错落有致，建筑凭借山的高低，使平面空间结构立体化，山则因建筑的韵律而生气势。走进王汝聪的住宅大门，可以体味到极高的文化品味，使我们能联想到王家的身份，走过联系与分割前后院的夹道，穿过垂花门，主人生活的区域便趁现在我们面前。上房是长辈居住的地方，楼上则是为小姐特设的绣楼，这种布局在封建社会宗法礼教制度上，使长幼有序上下男女有别，充分显示了大院建筑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位于大院西边的桂星书院、花园院虽然不大，却也十分幽静，奇花异草使人心旷神怡，即使在封闭的院内，仍可登高俯瞰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是主任修生养性，吟诗作对的好地方。还有夹院是上学的私孰，可见主人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的确王家有不少子孙从此走上仕途。东部是厨房院，前中后三个院落，里外共七道门，不同身份的人走不通的门，进不同的餐厅，由此可见，连吃饭庄户人家都是有讲究的。过了石桥，便是西堡院，此建筑群早于东堡院100年，是建于清乾隆年间，19800平方米，俯视西大院，其平面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东西宽105米，南北长180米，因只有一个堡门，正对着城堡的主街，雄伟的堡门为两进两层，一方刻有恒真堡的青石牌匾，一方镶嵌在堡门正中央，因堡门为红色，所以称之为红门堡。
堡内南北向有一条用大块鹅卵石铺成的龙鲮街，长133米，宽3.6米，主街将西大街分为东西两大区，东西方向有三条横巷，一条纵街和三条横街相交，正好组成一个很大的王字，院院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呼应，互相联系，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自1997年王家大院
以中国民居艺术馆的名义正式开放以来，这个久藏深闺的室内桃源，以其花不知名分外娇的魅力，渐为人们关注与赏识，这个在中国大地，独处一隅乡间的闺院，确实令人反复吟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