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史量才与申报流通图书馆

若论近代中国历史上广为人知，号召力影响力最大的报纸非《申报》莫属。《申报》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中文第一报，其总经理史量才因张謇一句“量才录用”将原名史家修改为“史量才”。[1]史量才是杰出的商人、著名的教育家和出色的报业巨子。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二八”的时候他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会上他说：“我虽年老。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2]“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3]是他高贵人格的具体体现。

史先生曾说：“文化斯彰，民教以成，民德以立„„凡申报六十余年来论政事，搜史料兢兢业业，排日无间与之者，亦正尽其发扬民智之能事而已。然报为史家之别裁，编年之一体，能同期经而不能穷其纬，必也使人民得熏沐文化以尽其长，由之日笃，治道由之日宏也；[4]则于申报六十周年，别谋所以辅导之者，于是复有流通图书馆之确立。创办本馆是与申报互为经纬，殊途同源，合力文化。”史先生是穷苦出身，深知道穷人没钱读书的困苦，他一生致力于新闻事业，尤其注重文化教育，在开始筹备申报流通图书馆时，曾有人提议用“量才”二字做图书馆的名称，但史先生觉得不妥、深不以为然，于是反复向大家阐明了本馆的缘起。史先生认为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办报。可见史先生对于教育的重视。于是便有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经过紧张而短暂的筹备，该馆于1932年1 2月1日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枢―南京路慈淑大楼大陆商场三楼（今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楼上）正式对外开放，并聘请李公朴为馆长。虽然上海学校林立，但因环境的限制，很多成年人或青年人并没有求学的机会。全上海工商界的店员工友学徒工，其数量之巨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些失学者对于知识的渴望，就像干涸的土地需要雨水的滋润。对于他们来说这无异于沙漠中的绿洲。无论是就他们将来的生活而言，或是工商界业务的利益而言，更远一点，就整个社会的福利而打算，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使他们能得到一点读书的机会，帮助他们获得一些基本的常识，以增进他们的生活技能，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服务。另外，上海是一个纸醉金迷的繁华市场，一切不正当的娱乐和消遣，都可以使一个有用的青年走向堕落的深渊。在上海影戏院、酒店比比皆是，游戏场更是触目可得，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活动的，没有一个正当的活动场所，就有可能做不正当的活动，小之浪费时间与精力，大之影响社会国家，而为害群之马。就这点而言，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为他们创造条件，给他们读书的机会，引导他们对读书的兴趣，为大众为社会服务，何乐而不为呢！

开馆之初，馆藏图书为469333册，开馆一个月仅接待读者365人，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积极开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开馆仅一个月后，图书馆就致信读者，希望每一个读者，能介绍五个人以上加入阅读。介绍的方法，可将本人的在沪亲友的详细住址，依照图书馆致信后列的表格填明寄来，本馆收到后即将书目、章程、申请书等寄去。这一简单的方法，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

选购图书是图书馆办馆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若选购不慎，小之糜费款项，大则贻误读者，所以该馆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们采取了慎之又慎的工作态度，为此，他们组织了图书选购委员会，以读者的需要，为图书选购的标准，该馆印有一种[读者介绍图书卡]供读者随时来馆索取，将自己喜欢或需要的图书填进去。除读者介绍图书外，该馆从以下几种刊物里面选购图书。一是专家编辑介绍的书目；二是书店目录；三是各图书馆的目录；四是刊物上的新书介绍；五是报纸杂志广告。该馆在选择图书之前，首先根据读者的需要，注意数量的分配。哲学类占百分之十，文学类占百分之三十，自然科学类占百分之十四。馆长李公仆先生曾对图书采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大众化、二是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意义、三是负起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责任。[5]围绕着这三点，该馆积极开展行动，他们把不适合读者阅读的靡靡之书挑拣出来。

当时多数的图书馆都使用杜威氏分类法，但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同人认为分类的方法必须适合本馆的环境，所以该馆采用了王云五式的十进分类法，同时为适合本馆的藏书情况，该馆对王云五式十进分类法还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该馆的目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书本式目录，一种是卡片目录。

该馆始终把读者放在第一位。开馆不久，该馆就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呼吁开办阅览室。考虑到读者的诉求，该馆多次召开馆务会议讨论开办报刊阅览室的可行性，最终决定开设报刊阅览室。1933年3月1日报刊阅览室正式对外开放，阅览室中置备了中英日文报纸，其中本阜二十余份，外阜三十余种，杂志周刊月刊季刊一百七十余种，合订本旧杂志二百四十余册。为便利读者，提供人性化的阅读服务，该馆将读者平日爱读的刊物在杂志架上陈列，以便读者的取放。其借阅率较低的杂志，则陈列在藏书柜中，读者可随时取阅。

因为史量才是穷苦出身，深知穷人没钱读书的困苦，他不但不要钱借书给人看。他还能时常督促、指导大家读书。史量才提出借书不收任何费用。摒弃当时上海甚至是公立图书馆借书收租押金的办法。该馆设有读者介绍图书卡，由读者推荐一些好的图书和他们所需要的图书。读者有时候需要的书籍被他人借去，而该读者又非阅不可，则可以预定，预订时，可来馆填明预定登记簿，等该书还来，该馆便用信件通知读者，读者接到信后，即可连同借书证持来借书；如逾一星期后，本馆不再保留。团体借书这些方法在当时的社会是先进的，是有着远见卓识的，是有着读者至上的心理，这些做法为现在的图书馆开创了榜样。现在图书馆中的馆籍互借业务和外借处的预约、保留业务就是延续了当时的做法。该馆为了方便不便到馆借阅的读者，于1933年3月开通了阜内邮借图书的方法，至1934年初又办理了外阜的邮借，但考虑到书籍在途中来往时，读者必定有一个时间没有书看，为解决这一困难，凡是外阜邮借的读者，一个证号，都领有两张借书证，以循环方法，使读者方便读书不间断。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多么执着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读者第一，读者至上。这可以说是申报流通图书馆对社会做出的一个卓越的贡献。该馆在短短一年内发展的形势是惊人的。同时，针对一些读者只是漫无目的和不加选择地看些无聊的小说书作消遣，李公朴指出：“我们决不愿意将本馆只供作读者的消遣”，“图书馆所负教育的使命，非常重大。”，[6]李公朴认为该馆读者多是未进过学校或中途失学的店员、学徒、工人以及低级从业员，这类读者急需一种正确的帮助与指导。为此，该馆打破图书馆一贯的只消极的供给读者以读物而不予以指示或帮助，而开辟有“读书指导”作为读者的良师益友。为了解除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茫无适从的困难，该馆向读者提供各学科的“书目”、“研究方法”、和“重要书籍提要”，使读者能有目的有系统地依照需要而开展自己的读书生活。为了纠正读者离开实际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为了排斥一些读者因闲暇无聊而读书的消极态度，该馆除了在选书的内容上严格把关，把仅供消遣的图书随时检出加以淘汰外，更加注意读者的阅读导向。1933年初该馆在申报上开设了[读书问答]专栏，作为读者的辅导园地。从1934年11月10日起[读书问答]改为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读书问答]专栏开设一年间，李公朴写了一千八百余封读者回信，解答广大读者提出的各种学术问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百科辞书”。量才流通图书馆不仅受到图书馆界的称赞，更受社会的好评，开创了中国图书馆界的先河，有着其它文化部门无法代替的贡献。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惨遭不幸，被国民党发动派暗杀了。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职员代表李公朴先生致辞中说到“„„我想我再补充一句，就是继承史先生的遗志，是继承史先生‘公’的遗志，继承史先生‘为公而不为己’的遗志。„„像史先生一样的纯洁，尽自己的力量，把图书馆扩大起来，„„把我们这种推进文化的工作，扩大到多数人不识字的穷乡僻壤去”。申报流通图书馆全体职工化悲痛为力量，同时，为了纪念史先生，申报流通图书馆更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该馆的工作不仅没有因史量才先生的去世而有所停顿。反而更加扩大。1936年8月量才流通图书馆创刊了《量才流通图书馆馆刊 》（后改名为《量才月刊》）。该刊辟有自学经验谈、青年习作、介绍与批评、读者园地、书报介绍、新书月报等栏目，进一步加强了读者辅导，并且积极开展图书评论工作，加强图书馆和读者的连系。“读者园地”刊登的读者来稿《我对量才图书馆的一点感想》中说道：“我对于量才图书馆的认识，已有一年的历史了。在未认识以前，我的本性是很野的，并且不肯坐在家里，老是东闯西奔的，游戏场电影院，是我唯一的消遣处，除了浪费宝贵的时间和金钱外，所得到的代价，只是一些低级趣味麻木神经淫荡的下流举动。一切恶劣的印象，使我内心感到莫大的恐慌和苦闷。„„加入了量才图书馆，这才开始改变了我的私生活，„„尤其是几本前进的创作，更给我无限的兴奋，鼓励真所谓‘书本是精神的食粮’！„。我对于量才图书馆，于是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贫苦的，一般失学的有职业的青年，得到无穷的恩惠。我可以说：这是我们一所公众的学校！精神的食品公司，没有钱的有志青年，可以免费入场。„„希望各位加倍努力！前途光明！”。另一篇读者来稿《认清读书的目的――给借不到旧小说的读者》中提到“本馆以改良业余生活，灌输学识，引导失学之成人与青年，对读书发生兴趣，增进其工作之技能与服务之效能为宗旨„„所以本馆的性质，与其他的图书馆有些两样。它不是供人专门的一个完完全全的图书馆，同时它也不是给一些有闲的人当做消遣娱乐的场所，它是要来适合一般失学青年的迫切需要，由它的启发和引导，使我们不致掉在时代的后面，变为落伍者。由于这点，本馆在选购图书方面，也就不能越出这‘适合迫切需要’的范围以外了，这样，至少对于专门研究的读者和借旧小说作为消遣的人，就有不能顾及的遗憾了”。[7]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历史虽很短暂，规模也不大，但确像昙花怒放，它在近代和现代的图书馆事业却独有特色及成绩。史量才为后人留下一笔了宝贵的财富，申报流通图书馆以及后来的量才流通图书馆都采用简洁的借阅方式，并且借阅方式多样，一切从读者出发并且创办以辅导读者为主的馆刊，注重阅读指导，认真做好各种统计工作，努力使自己的工作符合社会要求，这些工作经验仍然为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工作提供借鉴，他服务社会的精神及其图书馆事业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发扬光大。

第二篇：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

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

沈惠敏

徽州师范07文科2班

摘 要： 在中国的报业史上，最闪亮的报刊莫过于《申报》，若说最闻名的报人，那就是史量才。史量才用他的聪慧使《申报》成为了历史上虽不是办报最早，却是最具现代意义的报纸。他被冠以报王的称号，不仅是因为他的经营手段，更因为他的人格和精神，在那种**的年代，他能坚守爱国的信念，将《申报》作为战斗的战场，在面对强权的要挟时，他不屈不卑，一直在为人民做喉舌。他的人格和品质深深的感动着我们，即使最后他死了，但却也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

关键词：史量才；《申报》；袁世凯；蒋介石

《申报》作为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报纸，它的成功是我们所能见证到的。然而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他为《申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若非有他，不会有那个在百年报业史上散发出夺目异彩的《申报》。他是伟大的，他的精神鼓舞着所有的人，他为中国报业、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都令世人感到敬佩，这个人就是史量才。那么，他又是怎么样发展《申报》的呢？对此，我进行了一些浅略的研究。

一.办报前的史量才

史量才（1880-1934），名家修，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光绪二十五年中秀才。戊戌变法后，受到维新思潮的影响，放弃了科举。于光绪二十七年考入杭州蚕学院，同年，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毕业后，于光绪三十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院，同时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在后来与黄炎培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光绪三十四年，史量才任《时报》主笔兼职和专职编辑，辛亥革命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曾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

1912年秋，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实业家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中买下了当时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1916年还清张謇等在《申报》中的股款，从而使《申报》摆脱了张謇等的影响，从此真正踏上了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

二．《申报》的创办与史量才接手前的状况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由英国人安纳斯脱·美查和三个友人共同筹资出版发行，目的完全为盈利，因而十分重视办报质量。是外国人所办的报刊中第一家一直由中国人主笔的报刊。当时的全名为《申江新报》，因为“申”字常被用来代表上海，于是就缩写为《申报》。《申报》是上海历史上第二家创刊的中文报纸。

创办初期主要是以国人的口味为主，不刊登西方宗教文章，主要宣传的是孔孟思想，还针对市民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不少社论，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

《申报》的版面分为新闻、评论、文艺和广告，由此奠定了我国中文报纸四大块的基本结构。《申报》的报价每份仅8文铜钱，除了在上海本地发行，又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以后又逐渐开展到其他城市，销量逐步上升。

创办初期，重视新闻报道，重视猎奇性、趣味性强的社会新闻，在其他城市聘请特约记者，以报道当地新闻。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华人经理席子眉病逝，其弟席子佩继任《申报》经理，美查公司因《申报》经营不振，而所属江苏药水厂又急待筹款扩充，最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式以75000元代价将《申报》全部产业出让给席子佩等人。1909年正式签订合同，主权依归国人。

在席子佩得到《申报》的经营权之后，未善加管理，导致《申报》的销量一跌再跌，几近破产。无奈于1912年以12万元将《申报》卖给史量才等人。卖出后席子佩便感到后悔，1915年，他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说他卖的是报馆产业，“申报”两字商标并未卖出给史量才等人。结果史量才败诉，又拿了245000元付给席子佩，作为承购商标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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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从此，这家由英商美查创办于1872年的近代报纸，才真正摆脱了外国人的掌控，成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一张报纸，基本上代表着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三、史量才对《申报》发展的贡献

史量才对《申报》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经营手段和他的人格，都使《申报》有了足够的势力和精神力成为报业中最闪耀的一颗星。那么，史量才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人格和经营手段呢？

（一）办报立场

史量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军阀和蒋介石不满，又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坚定了爱国民主的立场。他聘请著名进步人士黄炎培做《申报》设计部长，请李公仆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

他经营的《申报》不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而且成为针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无党无偏，言论自由、独立之精神、服务社会”是他办报的思想核心，他生前把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和军阀的操纵。有人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任何一个政党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

（二）史量才的经营手段

报纸虽然是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但也有其盈利的一面。史量才在经营的方面也展现了惊人的天赋。最为著名的是他开创了报纸的中缝广告。这在中国的报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开创为报馆带来了许多的盈利，这也是他为何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还清所欠张謇等债务的原因之一。在之前那么久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到了利用中缝，那对于报纸而言是多么大的浪费。也正是《申报》对广告的重视，广告版数也迅速增多，报纸在广告上的广泛运用促生了中国广告代理商的出现，广告代理商是由报纸广告代理人演变而来的。《申报》报刊中就列有“苏杭等地有欲刊告白者，即向该报店司人说明„„并须作速寄来该价，另加一半为卖报人饭资。”这里所谓的告白就是广告，“卖报人”就是最初的广告代理人，“饭资”就是广告代理费。

《申报》后来刊登了第一个名人广告，并且最早对分类广告展开研究，在近代中国广告发展的辉煌时代，《申报》是当时广告承载量最大的一份报纸。他的广告经营方式甚至影响到后来独立广告代理公司的形式。

《申报》当时是以采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对时政不时发出评论。并且招罗了鸳鸯蝴蝶派为他主持副刊“自由谈”，并约请了鲁迅、巴金、茅盾等当时国内著名的作家为“自由谈”文艺作品撰稿人。在当时，有许多的读者都是相当关注鲁迅等人的作品和“自由谈”中所发表的文艺作品，而史量才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得《申报》的销量再次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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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黄金时代的《申报》的发行量已达15万份，为了让读者能在最快的时间内看到新闻，史量才花费了巨资聘请了大量的人力，进行邮寄，也因《申报》新闻的及时性使得其成为当时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三）史量才与各种势力的周旋

史量才在办好报纸的道路上走得并不是一帆风顺，他选择事事为民喉舌，自然会与多方政治势力有摩擦，而且报纸向来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少不了要与政治势力的领头人物打交道。他所得罪的人不计其数，而有两位却是当时的枭雄人物。

1、史量才与袁世凯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又做起了皇帝梦，紧锣密鼓的进行复辟帝制的美梦。他深知舆论的厉害，便派人调拨专款15万大洋，派《亚细亚报》总经理薛大可南下行贿报界。当时的《申报》在整个中国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所以，作为报社社长的史量才自然成为了其行贿的主要对象。

于是，薛大可一到上海，便派人带信给史量才，大意为：“只要《申报》不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便可得到巨额津贴。”当时的史量才正受到席子佩的诬告，被罚大宗赔款，经济上陷入了困顿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史量才毅然拒绝受贿，让人转告薛大可：“报章职责高于天，但以良心立论，不受津贴。”不仅这样，在第二天他还揭露了袁世凯的这一行为。《本馆启事》刊登了在《申报》1915年9月3日头版头条，所占位置与字体引人注目，启事开门见山，一上来就点名了刊登这则启事的原因：“有人携款15万元，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随之表明向来不收贿赂的操守：“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接受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营业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年。但到了“洪宪元年”的1月1日，《申报》仍用民国纪年。10天过去了，《申报》刊头还是民国纪年而无“洪宪”字样。袁世凯得知后大怒，发布消息曰：“本年改洪宪元年，今查上海各报仍有沿用民五年者，应即知各报馆，若再沿用，不奉中央政令，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史量才非常聪慧，钻了该消息的空子，只去了“中华民国五年”字样，却并未调用“洪宪”纪年。到了1月24日，史量才接到了日报工会转来的上海警察厅公函：“如不用洪宪纪年，即奉令停止邮寄，本厅辖管地内，如3日内不遵改，一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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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止发卖，并将报纸没收„”为了报纸的生存，继续为民之喉舌发挥作用，史量才只得答应，将“洪宪元年”四字的位置放在报纸的第4行，而“洪宪元年”的字体也只相当于如今的8号字，小得连笔画都分辨不清，对此，大家自然都心知肚明。

2、史量才与蒋介石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汪精卫和孙科的压力下被迫第二次下野，通电请辞国民政府主席等职。而就在这一天，史量才的《申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时评《欢送》，“欢送”蒋介石离开南京，滚回老家，并且还详细列举了他的种种不得人心的政策。蒋介石在看到报纸后，拍桌大骂史量才。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派人暗杀了邓演达。宋庆龄得知后，悲愤的写下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团体》。她在文中强烈的谴责了蒋介石的卑劣行径，并直接宣称中国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蒋介石就是灭国民党之人。当时无人敢发表这篇文章，唯独史量才看到后说：“这么好的文章为什么不发？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并在第二日《申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宋庆龄的文章。

此时的史量才已然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但蒋介石明白想要除去史量才并不容易。于是他第二次复出后多次拉拢史量才，封官许愿，重金相诱，史量才仍不为所动。

当蒋介石在忙于“剿匪”时，《申报》又连续发表了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在这一年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使蒋介石和史量才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蒋介石终于在戴笠给他呈上的《申报》相关材料上狠狠的写下了六个大字，“申报禁止邮寄。”后来经过史量才的朋友的多方求情，加上禁邮并未对《申报》影响力有所减弱，于是提出了三个恢复邮寄的条件:“一是《申报》改变反政府态度，总编辑陈彬必须离开，由一向社论温和、少谈政治的张蕴和代替；二是接受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三是立即辞退陶行知、黄炎培等重要报人。”史量才只接受了前2个要求，却拒绝第三个要求。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刊35日后，国内民众呼声不断，才勉强同意以前两个条件为交换，解禁恢复邮寄。

自1932年12月起，史量才启用黎烈文，改革“自由谈”副刊。副刊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大量针砭时弊的评论、杂文。黎烈文本人也不时在“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内幕。这些行为都已经超出了国民党所能容忍的尺 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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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国民党当局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

终于，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劝他不要与政府作战，并威胁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精兵。”史量才针锋相对：“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在中国报业史上也许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对话的双方一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另一个是报业巨子，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笔杆子拒绝了枪杆子的威胁，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四、结语

史量才是伟大的，《申报》也是伟大的。但终究敌不过那些政党。最终，史量才遇害，在由杭州回到上海的途中，行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从此，报界再无人与国民党抗争。《申报》也不幸于1949年5月27日停刊（总25600号），历经77年的《申报》，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纸，在百年报业史上射发出夺目的异彩的报纸，甚至没来得及见证到新中国的成立，就永远的停刊了，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其实，史量才的被杀和《申报》的停刊都向我们说明了舆论始终是舆论，它虽然能在短时期内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但若想与政治力量进行斗争，还是如同以卵击石一般。舆论自古是为政治服务的，对于政治而言可以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若想与政治对着干，其结果一眼即可看出。政府有的是硬势力，而作为报业的领导者却没有那样的势力。史量才的死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个道理。不仅当时的时代如此，当今的社会亦是如此。在当今发达的信息世界中，有许多的政治都是禁止报道的，自然，也没有谁敢像史量才那般肆无忌惮的揭示当局的阴暗面。

史量才是伟大的，是值得人们敬佩并铭记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许久未曾看到的骨气。试问，在中国的新闻界，有几个像他这样的人？甚至说，在整个中国又有多少这样的人呢？今天，我想写下关于他的事迹，不是担心历史上先生的形象不够高大，而是担心有一天己也会忘记史量才这个人。

参考文献：

⑴ ⒃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3页。⑷ 李文绚：《报章血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⑵ ⑸ ⑹ ⑺ ⒂ 刘雪梅.浅议《申报》广告的阶段性演化[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_.⑶ 方汉奇著：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1991.⑻ ⑼ ⑽ ⑾ 《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页。⑿ 庞荣棣.《史量才》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⒀ ⒁ 张军编著：《民国十大秘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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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史量才

史量才

[编辑本段]

生平介绍

一、史量才的出身

史量才（1880～1934年），名家修，祖籍江宁，１月２日生于松江县泗泾镇。清同治三年（1864年），其父移居松江府娄县泗泾镇，开设泰和堂中药店，遂入娄县籍。早岁颖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秀才。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年假归里，与地方人士筹款，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蚕学馆毕业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同时，又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曾亲至石湖荡桥梁工地现场擘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响应革命，曾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二、与报业的结缘

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民国五年（1916年）还清了张謇等在《申报》中的股款，从而使《申报》摆脱了张謇等影响。自任总经理，开始对版面内容有所改变。《申报》以采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对时政不时发出批评，如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了扩大销路，史量才招罗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为他主持副刊“自由谈”，连载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申报》销路达增，史量才在报界的威望也不断提高，1927年，他又收买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他凭借在报界的实力，向其他产业发展，1921年，参加创办中南银行，还发起设立民

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他实力日、增，在哈同路（今铜仁路）购买了豪宅，有花园假山，珍奇异玩，美奂美轮。

三、史量才与《申报》

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军阀和蒋介石，不敢公然反对，又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坚定了爱国、民主立场。他聘请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他一改“自由谈”的面貌，聘请进步作家黎列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经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申报月刊》创刊上刊载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等进步文章。他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在国民党政府有关重大政治经济举措上，常常旁敲侧击予以批评。在他同意下，《申报》还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文章，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他以中南银行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时，拒绝认购巨额债券，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还捐出了巨款。这些举动深为蒋介石不满。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打兼校长段锡朋事件，当时中大校长一职虚悬近半年，经费也业积欠达半年之久，因此当行政院简派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兼代校长后，早已不满的学生以段系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向段当面质询，段则扬言捉拿为首喊打的学生，由此引起**，《申报》据实报道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并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教育日益败坏，最大根源在官僚主义的侵入，并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盛怒之下，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向蒋介石举报，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受蒋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国统区，一律禁止《申报》的邮递，后经过史量才多方放求助，蒋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遭史量才拒绝。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颇为不满，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四、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峙

沪战结束后，上海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仍被推为会长。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

而进行的“剿匪”内战。为此，《申报》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国民党当局任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不为笼络，虚与委蛇。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均无效，遂遭忌恨，直接导火索为其刊登**文章后，蒋介石阅后批上6个红字，申报禁止邮寄，于是长达35天的停刊，随后，在与蒋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威逼说：“我有100万军队……”史却说：“我有100万读者……”于是蒋遂下定了去除史的决心。

五、报业巨子史量才之死

1933年底，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将它翻译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设法发表，史量才虽然没在《申报》上刊登，但通过关系，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凡此种种，迫使蒋介石下了暗杀史量才的决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与妻儿等人由杭州回沪，在行驶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特务枪击，不幸去世，从此，报界再无人敢与国民党抗争。

六、不能忘却的中国新闻烈士史量才

69年前的11月14日（1934年），当时全国最繁华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受到致命一击——报社总经理史量才在沪杭公

路上被拦道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赵理君、惯匪李阿大等凶手枪杀，遇难时54岁。这一天，是中国新闻界的又一个黑色的纪念日。此前，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刑场遭北洋军阀杀戮，仅40岁；同年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阀枪杀在天桥刑场，年仅52岁。

本来，他们都可以躲过被枪杀的噩运，只要笔下留点情，不要太不顾及报纸的声誉，甚至只要“裤腰带松一松”，“送上来的金钱该收就收”，无论是《申报》，还是《京报》、《社会日报》，都会好生活着，而且可以尽享荣华富贵。谁知，他们偏偏要做捍卫正义与监守良知的报人，偏偏不畏死，最后真的当了烈士。一个被杀了还不够，还有两个、三个勇敢者，站了出来，以死报死。如果说真理是上帝的化身，那么，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上帝。

这就是中国报人的骨气和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敢于献身的。1946年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时，发表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我们都会像李公仆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民主是杀不完的！”

著名的民主斗士李公朴先生，作为史量才的朋友，也是《申报》的积极加盟者。1932年，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超过15万份发行量，进入黄金时代。史量才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坚持“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的方针，聘请著名进步人士黄炎培做申报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约请鲁迅、巴金、茅盾为“自由谈”文艺作品撰稿人。

捍卫言论自由，并不是用嘴巴随便说说就可以捍卫的，而是靠吃豹子胆才能为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在专著《报海旧闻》中写道：蒋介石对《申报》不大听话大为不满，让杜月笙随史老板来南京谈话。蒋沉下脸来直露底色：“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句被认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也为他后来被枪杀埋下了伏笔。

不为权力所吓倒，不为金钱所打动，史量才的人格就是《申报》的报格，史量才的献身就是《申报》的永生。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本来，这是一句刺客的诗，今天用在被刺者身上，却令人产生一种特别的“易水寒”感觉。古往今来的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储安平们，无一不是心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夙愿，他们以行动证明，他们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的“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男子汉，大丈夫，生命若无价值，活着不如死去。

遗憾的是，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在出版77年之际，不幸于1949年5月27日停刊，一共出版25600号。此后，历史上的史量才和《申报》几乎被人淡忘了。今天，我在史量才先生遇难纪念日之际作一提醒，不是担心历史上先生的形象不够高大，而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忘记史量才这个人。

七、《申报》史量才与大亨

大亨一词出现于清末的上海，是上海方言中专指称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然而“大亨”一词，并不是中国的“土产”。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John A Hanson，1803--1882)发明了一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马车命名为“亨生”，亨生几经改良，成为豪华私人马车。随着上海的开埠，亨生豪华私人马车于1880年后进入上海，被称为“亨斯美马车”。根据1900年的统计，当时整个上海拥有“亨斯美马车”者不足10人，而且全部是工部局董事或外商大班。华人中第一个拥有“亨斯美”的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还是花费了数十万两之高价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后来引伸开来又把称雄一方者叫做大亨，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编辑本段]

史量才故居

史量才故居

史量才故居为一座一层的砖瓦房，墙上有202_年3月原江宁县人民政府所立的一块牌匾，上书“史量才故居”五字。故居内陈列有史量才的生平事迹及政界要人为史量才所题的字。史量才原名史家修，1880年生于湖熟镇杨板桥村，原《申报》总经理，著名新闻事业家，社会活动家。史家世代务农，唯有他的父亲出外在松江县泗泾镇经营药店，他随母留在家乡。8岁丧母后随伯父生活，15岁时才同父亲在泗泾居住。史量才从小刻苦攻读，1899年应童子试考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任教。1904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学堂，受到上海商学各界重视，1905年参加上海学界组织的宪政研究会，与黄炎培等发起并组织成立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参加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12年被委任主持沪关清理处与松江盐务处工作。史量才1908年曾一度担任《时报》主笔。1912年借助他人的资金合作，购进我国出版最早的报纸之一《申报》，被推为总经理。从此，他抱着新闻救国的理想，以办好《申报》，作为终生事业，悉心经营，锐意改革，使《申报》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他的声望日益提高，财富也越来越多。1931年，史量才在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士的频繁接触中，爱国思想得到进一步提高。他经营的《申报》不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而且成为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蒋介石政府为控制上海舆论阵地，曾拉拢史量才，给他以“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荣名高位，但他坚持正义不为利用。最后，蒋介石指使戴笠派遣特务于1934年10月13日杀害了史量才。史量才生前关心家乡建设，给家乡人民很多支援。1907年他在南京发动全国务农联合会，被推为总干事。他还与江宁人士陶保晋等组织南汤山建业公司，集资购地造林，筑路凿泉。他成名后几乎每年出资援助家乡修圩、造桥、救灾、办学，为家乡人民解难济困。

第四篇：关于史量才与_申报_三个问题之思考与追问

关于史量才与《申报》三个问题.之思考与追问

口朱春阳

摘要

史量才和《申报》是现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代表，对他们的研究，由于受到各类历史原因的限封，某些结论还植得进一步推敲。本文就其中的三个问题提出食己的看法，希垒能够有益于对他灯史为全面的认识。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史量才是商人还是社会改良者?钟椰是新闻优先，还是言论优先?史童才的钾摊与租界的关系性质 如何？

[关键词史量才;申报;三个问题

关于史量才与砷椰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众多，但是由于各类政治逻辑，抑或经济逻辑单一视角主导的原因，部分结论尚有待推敲。本文列举其中三个，即史量才是商人还是社会改良者？《申报》是新闻优先，还是言论优先?史量才的《申报》与租界的关系性质如何仑通过多类材料的考察、引证与对照，希望能够回到厉史的现场，探寻史量才先生带给我国新闻事业的真正历史财富，当然，这一探寻未必就是真相，本文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对上述问题的关住。

史量才是商人还是社会改良者? 我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登申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了它的巅峰，史量才和 他领导的群体是这一辉煌的创造者。史量才接手《申报》后做了许多新举措。例如，不断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进印刷速度和质量，自办发行，扩大报纸销量;成立广告科、发展广告业务，改善广告服务质量，建立遍布全世界的通讯网络，增加报纸新闻量;注重人才建设，吸引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调动资本资源实现多元发展，规避经着风险，等等。初接触《申报》，一直以为是史量才这位成功的现代资产阶级商人在业务扩张的时候选择了《申报》，并因此获得了不菲的回报，上述经营方面的改良是出于商人逐利的本性和资本扩张的惯性使然，但随着关于更量才研究的史料不断丰富，现在看来，这个结论值得推敲。《申报》自1872年由美查创办，被认为是是“以牟利为目的，而且是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这样以营利为宗旨的报纸的出现，是我国近代商业报纸发展的重要动向，一个新的发展进程开始了，[l这种关于《申报》性质的认定一直持续到席子佩时期，以至于我们也习惯性的认为史量才接手这份报纸自然而然的也是“商人办报”了。这之间是否有区别呢?笔者认为，关于史量才在接办《申报》时候是否是个商业经营方面的行家里手是个关键问题。首先我们从他的资金积累来看。关于史量才购买《申报》的资金来源，较多的说法是来自一个叫沈慧芝的上海青楼女子。上海光复前，清廷曾委派一个叫陶保骏的大员充任南京军务要职，辛亥革命成功，陶保骏挟十余万巨款逃到上海，寄迹于名妓沈慧芝处，并将钱物托沈代为保管，未几陶即遭沪军都督陈英士枪决。而慧芝则幸得史量才周旋幸免于难，史量才遂取“望断秋水”之意，为她更名秋水。1911年，秋水身携巨款嫁入史门，并于次年月资助史量才以12万元低价盘下气息奄奄的《申报》。冈如果此说属实的话，史量才用于购买《申报》之款项并非之前商业经营所获，而其商业经营经验也没有更多积累的基础了。也有材料认为，是史量才与张睿合资买下的《申报》。1912年，史量才与张春等人以12万元从席子佩手中购得《申报》。但是，不久，席子佩以“未购买《申报》牌子”为由将史量才等告上法庭，史量才等人被判赔银24.5万两。遭次当头一棒，与史合股购买《申报》的股东纷纷脱离《申报》，史量才请上海纱厂资本家徐静仁作保，答应分期付款，才了结此案。!3]据此来看，史量才对报业以及经营业务并非十分熟悉，才着了席子佩的暗算，并几乎毁于一旦。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表明史量才经营方面的经验不足，或者说，还不足以证实他买下《申报》并非为商人逐利之目的，我们还可以看看他买下《申报》后的一个大的举措。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消息传出，上海《新闻报》汪汉溪怕战争一旦爆发，断了交通水路，没了卷筒纸，报馆就难为无米炊。他未雨绸缪，不远万里从挪威、丹麦等地买进足够用五六年的卷筒纸。而史量才却在《申报》二万号纪念会上表达了要为修史者留下可取材料的心愿。当时报馆里没有保存旧报，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刊登了《收买全部旧申报》的“本馆白”，收集《申报))创刊40余年的旧报。他的这一举动不但使同仁、同行目瞪口呆、不能理解，就连与之隔街相对的劲敌《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也猜不透这其中有何商机。141 那么，史量才的行为如何认识才是合适的呢?我们最好还是来看看办《申报》之前的史量才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据庞荣棣对史量才的经历研究显示:1901年史量才进入杭州蚕学馆学习，乘着年假，筹资创办了洒径米业养正小学;毕业后先是任教于王氏育才学堂，后于1904年创办上海女子蚕业学校;1905年发起创办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在保路权运动中奔走呼号，被选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08年兼任树报》主笔，发起成立全国农务总会，自己任总干事;1910年，南京举办南洋劝业博览会，史量才集全国农学家，参与审查研究参展农产品，推动全国农业生产;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史量才任上海海关清理处长、松江盐政局局长;及至1912年，史量才弃官进人新闻业，购入《申报井，开启了自己的报业人生。

从上述史量才的经历来看，可以推测两点:其一，史量才并非是由一个成功的商人转 向报业，而经历中似乎也没有可能积累起12万元购报款项的机遇。或许，秋水夫人资助一 说，有其可能性。其二，其购入《申缈之前社会活动均涉及社会公共服务事项，例如办学、成立学务总会、农务总会等，奔走呼号，多为尽社会服务之责。尽管在当时中国，救亡图存是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理想与目标，史量才的所作所为带有明显的那个时代的行为烙印，但是，谁又敢说，这一人生经历没有延续到他后来办《申报》呢?而且，《申报》作为一个社会舆论的载体，更便于直接实现服务社会的公共服务功能。如此认为，才不会割裂史量才的一生活动轨迹。其实，承办《申报》也是史量才已有行事原则的惯性而已。及至后来，1933年1月著名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创立，用通讯方式训练学员，学员远及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达800余人，史量才亲自担任校长。史量才为“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以养成管理与编辑地方报纸人才，训练采访新闻通讯技能为宗旨。”他不仅办起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还支持李公仆创办申报职工业余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流通图书馆，在《申报》之外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事业。其中“申报流通图书馆”创于1932年12月1日，馆址设在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藏书数千册，凡市民皆有借书权利，直接推进民众教育。流通图书馆的姊妹行“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为职业青年进修之所，于1933年3月成立，未及两年，学生增至20(力余人，分校增设5处之多。“申报服务部”于1933年6月成立，代内地读者购订书报杂志，颇受欢迎。

因此，我们可以简略的断定，社会改良者是史量才自我认定的第一身份，而作为不同于 梁启超等改良者的是他的改良活动的实现方式是建立在商业性带来的所谓经济独立基础上，而不是康梁等通过获取政治力量资助的方式创办政党报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史量 才作为一位社会改良者，尤其是原有强调教育改变社会、服务社会的改良方式始终伴随他的 办报生涯。

史量才时期《申报》的经营成功，或者说服务社会之独立经济基础得以实现，得益于他得到了既是朋友又有点姻亲关系的张竹平的帮助，知人善用是史量才与《申报》获得社会声誉与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张精明能干，受过国外高等教育，擅长经营管理，尤其对广告学颇有研究。张竹平一走马上任，就展露锋芒。他首先建议成立报纸递送公司，为客户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又提议设立了广告推广科，改变过去守株待兔的做法，主动出击，到处招揽广告。这些举措开风气之先，震动整个报界，《申报》馆死气沉沉的局面被打破，发行量迅速陇升。1930年，长期被史量才视为左膀右臂的总编辑陈景韩和总经理张竹平相继离开申报馆。这对史量才和《申报》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他对《申报》进行大胆革新，起用年轻的马荫良为经理，聘陈彬为总编辑，重组班底。1931年，史量才成立了《申

报》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兼总管理处主任，马荫良兼副主任，陶行知任总管理处顾问，由黄炎培任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兼总经理助理。1934年《申撇已突破15万份发行量大关，1935年《申报》每月的广告收入平均在15万元以上。1912年史量才刚接办《申撇时，发行量只有7000份，1920年达到30000份，1935年全国销量总共已达巧15.59万份。161 1921年北岩报团的主人北岩爵士到申报馆参观访问。这位世界报界泰斗称《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其实，和《泰晤士报》相比，《申报》在史量才时期可能在报纸社会公益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平衡做的还要好一些。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泰晤士报》被美国林肯总统称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份报纸曾经几度倒闭，创刊2(X)多年，直到1995年在国际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手中才实现了第一次赢利。相比较中国的商业社会成熟程度，《泰晤士报》经历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巅峰时期，具有世界影响力，但却役有办法在公益和商业之间做到一致性，而《申报》在史量才手中却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个是史量才的不平凡之处所在。

《申报》:新闻优先，还是评论优先? 《申报》言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温吞水”、“太上感应”，其时评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过，透过历史的空气，我们看到的这一评价可能更多的是单一政治维度考察而折射出的判断。作为一份民族商业大报，而不是以政治斗争为主旨的政党报纸，其言论的激烈程度当然无法和政党报刊以革命为使命的呼号相提并论。除此之外，关于报纸的社会价值，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论断中窥见一斑。当时报界斗士章太炎在《实学报叙》中论述到:“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他认为报纸是史官的后裔，初步看到了史官与记者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到1912年，他在《新纪元报发刊词》中对“史家办报”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日报之录，近承乎邸钞，远乃与史官编年系日者等”，“今史官既废不行，代有日报”。就是说，古代史官的职责，今天完全由日报来承担了。因此，他提出，记者必须具备良史之品德，如果“复有与秽史同迹者，则贻害于国滋大”。’，]l919年蔡元培在为徐宝磺的《新闻学》所作的序言中说:“余惟新闻记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讯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曾任《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之也用比较的方法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新闻记者与昔之史官不无相同点，惟史官多记载皇帝之起居，新闻记者多叙述民众之生活。史官应有不畏强权之精神，不惜杀身成仁之意志，而兼具才学识，新闻记者正亦如此。’8]可见，当时报人对报业社会角色的认定集中于“史家办报”，这是沿着中国文人思想演进脉络而自然而然递推出的一种理念，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形似而神异，记录历史被认为是报纸基本功能之所在。

身居这样的时代认知结构，史量才对史家办报思想也推崇备至。他主张记者应“负直系通史之任务”，“同人则以史自役”，完全是用史家的职责和道德要求记者的。《申报》的宗旨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也被认为是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在《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一文中，史量才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趋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傅读者惩前以毖后，择善而相从。盖历史本为人类进化之写真，此则写真之程度，且更超于陈史之上，而其所以纪载行迹，留范后人者，又与 陈史相同。且陈史研究发扬之责，属之后人;此则于纪载之际，即尽研究发扬之能事。故日报兴而人类进化之纪载愈益真切矣”。史量才同样比较了历史与新闻之异同，突出了新闻的真实性远在历史之上，其“研究发扬”之功效也远胜历史，但落脚点却是要求新闻工作者具有对历史负责的“史家精神”。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史家办报强调以实录为报纸第一职责也确定了报纸以新闻而不是评论作为首选武器，这个也是新闻纸与言论纸之区别。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的是，史家办报的精神和西方客观报道除了推动新闻向揭示真相发展之外，也存在自我保护的考虑。当时中国时局动荡，城头变幻大王旗，客观陈述新闻事实，而不妄加评论，也是报纸应对变幻莫测政治格局的一个策略。从媒体和社会之关系来看，商业化的报纸需要的是一个渐次改良的社会环境，稳定的、持续发展的商业环境是报纸存在的基础，因此，报纸倾向于保守，而不是激进变革。这一情况即便是在欧美国家的谁丑约时报》、《泰晤士报》等严肃主流大报的发展历史中也都有所体现。

综上所述，秉承史家办报理念的史量才，强调新闻优先，而不是言论优先是这一时期民营报纸实现时代价值，求生存，图发展的一种策略。不过，当打开《申报》，每日报纸呈现出的细致入微的民国生活，为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确保留了一份社会生活“活的地图”。但新闻纸毕竟不是仅仅服务于历史学家的“远望”，而是直接干预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因此，《申报》后期言论尖锐的时期往往被新闻史研究者所称赞。但是，《申报》后期言论的强化，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强力干预，笔者认为，并非是《申报》作为一张近现代报纸自然发展而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而很可能是由史量才自身的政治身份的变化决定的。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担任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务，被推上中国现代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直面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纷争，而《申报》的巨大转变恰恰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表明，言论是政党报刊时期的主要武器，而新闻是大众化、民主化报刊时期的首要武器。相对于之前的新闻优先，当政治斗争日趋白热化的时刻来临，《申报》言论的强化，可以看作是这份报纸在史量才身份由报人转向政治家的过程中，办报理念变迁的折射。从两种身份定位出发所关注的社会生活中心并非完全一致，在当时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这种转变表现了史量才勇气和胆识。

史量才的《申报》与上海租界的关系性质? 史量才办《申报》为何招来杀身之祸呢?窃以为，他办报的风险在于，中国与上海，上海与租界之间巨大的政治、经济反差。在政治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军阀，甚至国民党统治前期，都无法对上海的租界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而《申报》在外国领事馆登记，在公共租界里办报的方式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相对自由是中国其他地区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申报》才在军阀混战不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得到发展。在经济上，上海从20世纪初期起，就已经成为远东经济贸易的中心城市，至30年代达到发展的顶峰时期，而《申报》的成功发展也正是这一经济畸形发育过程中的一个侧面而已。租界带来的政治与经济的活动可能空间是史量才借用这一空间实现社会服务与商业运作的底线保护力量。但租界作为上海、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病疾，其衍生出的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幻象，很容易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演化的固有轨迹发生碰撞。尽管有研究者乐观的认为:“所谓夷夏、尊卑、男女的等级鸿沟，无不在这里(指租界公共娱乐场所)首先受到质疑、颠覆，逐渐瓦解淡化分;I9]也有人曾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或者认为:“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0]但无法回避的现实却是，民国早期的上海报业文化，和这座城市一样，国际上置于半殖民地体系中，国内置身于政治分裂、军阀专制的状况中。这两个特征充斥在当时报业文化的组织和报纸报道的新闻中。I川同时，对民国初期上海新闻报道的研究显示，大部分情况下，中国记者发现，向上海的外文报泄露消息，然后再把这些材料(事实上来自中国)从外文报翻译转引到中国报纸为他们带来了便利，这既可以免遭中国当局的非难，又可避免在中国区域引起社会尴尬。}‘2]这一新闻报道技巧表明，尽管都是在租界登记、出版，但中文报纸和外文报纸之间被允许享有言论自由的现实尺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半殖民性质的社会特征就隐 身干这类不平等带来的报道技巧的背后。

史量才，包括当时艰难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力量都面临着这一同样的难题考验。如何能 够以高超技巧周旋于租界与中国社会固有发展轨迹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规定，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是这时期史量才们必须考虑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史量才在这一过程中最终选择了不妥协。最能体现史量才思想的，莫过于他的这段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人格、报格、国格中最可贵的是独立、自由的精神。但是，在一个非正常状态下存在的国家与社会而言，很可能人非人、报非报、国非国才是近现代中国的现实写照。“三格并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恐怕才是非正常的。在近现代上海乃至中国的这一特殊社会形态背景下，史量才的死亡也属于非正常死亡，1934年11月13日被乱枪打死于沪杭公路。比较巧合的是，事发地点位于上海、浙江交界处，这一地点对于史量才被刺案的破解带来了相互推该的理由，贯穿两个行政空间的杀人事件也就因此成了悬案。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追问:史量才是死于租界政治，还是旧中国政治呢?两者之间有没有相互关系呢?讲到这里，忽然想到19世纪末期，林乐知曾经在中国出版的《万国公报》上撰文《印度隶英十二益说》，鼓吹英国统治印度的好处，并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本昔之治印者„„移而治华”。如果我们不能看到租界投射到中国近现代社会上的阴影，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反驳林乐知的劝说，似乎，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反抗殖民的运动倒成为历史的累赘了。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则谈到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同时，马克思还认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可以说，史量才的悲剧在于近现代中国的畸形发展带来的对独立精神的联合绞杀，而这也使得独立精神在中国社会变得十分稀缺，弥足珍贵。反过来，能够容纳史量才这一独立精神的社会环境的改造任务今天已经完成了吗?面对这一问题，或许我们还不能够有勇气给予肯定的回答。看起来，这样的一个传播环境改造的工程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征程，反思这些，才是史量才先生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注释: 〔l]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兀旧，第犯6页。【2]参见张云江《史量才之死》，《文史天地》202_年第5期;赵锐《愧对史童才》，《江苏地方志》2侧)4年第2期等。

【3]【5]【61衷英珍取申报>经营管理的史黄才时期》《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才盼202_年第l期。

【4]参见庞荣棣《为历史留下一份可信的资抖一一纪念史量才诞辰120周年》，《新闻记者》2(X拓年第l期。

【71章太炎《新纪元报发刊词》，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18]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见黄天鹤编《新闻学刊全集》。【91参见罗苏文《近代上海:多元文化的摇蓝》《史林》202_年第4期。110)参见王晓秋《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6年第ro期。【111112」l美】顾德受(B叮naGoodman)《上海报业文化的跨国性与区域性》，王濡年译，《史林》202_年第l期。更正本刊第7期目录《日本侵华新闻史中的一个特异人物—佐藤善雄在华活动考察》一文的作者应为刘爱君，系排版错误。兹向刘爱君博士致歉。

第五篇：图书馆流通工作总结范文

图书馆工作效率高低的主要标志是图书的流通率，图书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发挥其多种功能。为了提高图书的流通率和利用率，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

1．实现电脑管理，方便师生借阅

我们采用整班借阅的方法，学期初先按班为单位借阅，然后每月进行班级交换的方法进行借阅。

2．加强藏书建设，把好图书采购关

每次采购前，我们都要做好三项调查、分析工作：调查、分析图书馆原来的馆藏结构，了解已有了哪些书籍，保证所订图书不重复，又使馆藏的结构比例科学合理；征询读者的意见，了解最受学生欢迎的是哪类图书，现在师生最想看的是哪些图书，保证新订的图书能得到学生的喜爱；了解出版社的发行信息，保证购买的图书能反映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符合时代要求。本学期我们订阅大量师生喜爱的图书，并及时做好图书的剔旧工作，共踢旧书、复本等500本，使藏书质量得到提高。

3．加强经典诵读，提高文化素养

我校图书馆实行全天候开放，全开架借阅，不仅利用每天早晨、中午、课间、放学的时间让学生进图书馆、阅览室借阅，还在课表中安排了阅读课，让语文老师对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指导，利用每天的晨会课开展读书交流会、读书推荐会等活动，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对于教师，教导处还把教师进阅览室读书列入教师常规工作考核，这样确保了教师到馆阅览率。

4．培养小图书管理员，让学生参与管理

各班选择四名责任心强的学生担任学校图书管理员，经常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负责班级中图书的借还工作。由于充分发挥了学生服务员的作用，确保了图书正常流通。

四、营造书香环境，拓展服务功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逐步深化，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对唤醒师生的阅读激情有重要意义。

1．营造浓郁的书香环境。

为了在校园内形成一种浓厚的书香氛围，我们把学校的橱窗、墙壁、板报充分利用起来，让校园的每一块墙，每一块板报都能说话。我们在校园最醒目的地方拉上条幅“营造书香校园，丰富文化底蕴”；在校园的主要道路两边立有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宣传牌；在教室外的墙壁上展出学生喜欢的诗句；在橱窗内贴上学生自己的读书心得与体会，学校藏书室、阅览室环境布置优雅、美观，每月进行更换，所有这一切，令书卷的气息扑面而来，让芬芳的书香溢满校园，为师生共同徜徉书海创设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可以说，书香校园的环境布置，已成为我校一道亮丽的风景。

2．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学校图书馆是学生学习的第二课堂，它不仅能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形成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养成终身利用书籍获取信息的习惯，使学生从书中获得乐趣，从书中接受教育，陶冶情操。为了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每学期我们都要举行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读书节活动，还结合学校重大活动开展专项读书活动。每次活动做到有计划、有总结、有表彰，全校师生人人参与、人人有收获、人人有提高。在活动中进行“摘抄本展览”，“读书征文评比”，“演讲比赛”“读书小报评比”…… 每个年级评出“读书之星”。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丰富了他们的知识，为学生充分展示自我提供了保证。图书馆是学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机构之一，是让学生形成知识体系必不可少的基地，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只有加强学校图书馆的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才能真正发挥出图书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