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范仲淹知庆州时的历史功绩

范仲淹知庆州时的历史功绩

刘文戈

范仲淹于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五月，以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知庆州，监管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时年五十三岁。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十一月，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与任同职的韩琦共同开府泾州，但与韩琦有分工，韩琦监管秦凤路之事，他监管环庆路之事，因此，他仍然多次来庆州，过问庆州的战事。直到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调回京城开封，先任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才算离开了庆州。然而庆历四年（1044年），他宣抚陕西、河东，曾讨论过在环庆路与泾原路之间修筑古细腰城，以断属羌明珠尔、灭藏、康奴三族之间联系的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的参知政事之职被罢，又以知邠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的职务，多次巡边到过庆州。因此，范仲淹在庆州的活动，大约有四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他一生黄金时期，无论是政治主张或者是军事思想，都非常成熟。庆州成为他施展才华、实践主张的舞台：他安抚诸羌，调整军民关系；兴利除弊，整肃军队；增修城堡，巩固边防；实行军屯，发展生产；兴办仁政，惠及于民。他竭尽全力，上为朝廷尽忠，下为黎民免灾，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实践“后天下而乐”的誓言。他在庆州任上，用自己不平凡的一生重重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一、调整关系，团结诸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庆州，即现在的庆阳县，在延州（今延安）之西、渭州（今平凉）之东，是宋王朝防御西夏中路入侵的军事要地，历来都派军政要员驻守。这里与西夏主要组成民族——羌民相靠近，情况复杂，战事纷争。正如在好水川战死、曾任环庆路副都部署兼知庆州的任福上言：“庆州去蕃族不远，愿勒兵境上，按亭堡、谨斥堠，因经略所过山川道路，以为缓急攻守之备。”范仲淹也在《书环州马岭镇夫子庙碑阴》一文中说道：“庆历二年春正月，予领环庆之师，出按边部，过马岭镇，四望族落，皆镇之属羌，而戍城之中，有夫子庙貌。”文中说的马岭镇，在今庆阳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属今庆阳县管辖。上面两段话中，“庆州去藩不远”、“过马岭镇，四族望落，皆镇之属羌”都说明，在庆州的周围尽是与西夏同为一族的属羌，这些属羌的归附，是巩固边防的一件大事。正如《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三、五月壬申条云：“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环庆酋长六百人约与贼为乡导，后虽首露，犹怀去就。”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西夏主赵元昊暗地里引诱属羌帮助他进攻宋王朝，在环庆一路就有六百名酋长与赵元昊相约，愿作他们的“乡导”，以后虽然这种密约暴露了，但这些酋长仍然暗怀投靠赵元昊的意向。对于这种情况，范仲淹心中十分清楚。因此，他到庆州任后的第一件事，“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

十、马一。贼马人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为给食；即不入砦，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这段记述，反映出范仲淹在争取属羌归附上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以诏书犒赏诸羌”，用皇帝的恩赐吸引诸羌的归附；二是“阅其人马”，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军事虚实；三是“立条约”，就是用规章制度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与诸羌的酋长订立的条约可分两部分：一是针对属羌之间的矛盾订立的。在环庆之间，就有属羌六百多个部落，这些部落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矛盾重重，经常发生争斗。为了使自己部落能在争斗中占居上风，就在外寻找靠山。西夏瞄准了这一点，引诱属羌投靠自己，利用他们来对付宋王朝。因此，范仲淹就是先从消除属羌之间的矛盾着手，团结他们、争取他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条约中明确规定：如果两个部落的争斗已经和解，但还有人私下里搞报复并伤了人的，就交罚羊一百只、马两匹；如果因私人搞报复杀了对方的人，那私报仇并杀了人的人就得被斩首。因为债务问题引起的争执，得到宋朝官府中去申告，由政府官员判决，如果不经官随便私自绑缚对方人员作为人质，就会被罚交羊五十只、马一匹。二是针对西夏入侵后属羌的背向订立的。条约规定：西夏军队部分入侵，有人私自追随其中而不回到本部落去，这一部落每户罚交羊二只，并将本部落的首领交宋军作为人质；西夏军队大规模入侵，各部落的男女老幼全部入保本寨，官府可以供 给食物，如果一人不入保本寨，这家人要罚交羊二只，如果全部落人不入保本寨，要将这一部落的首领扣押起来作为人质。这些条约简明而且有理，羌民听后都同意执行，从此以后，环庆路内的六百多个部落的羌民都忠于宋王朝，为宋朝所用，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军事势力。

为了进一步联络属羌，他奏请朝廷准许枢密院及宣微院给宣头空名者各百道，根据战事的急缓书填，以劝赏战功及招降蕃部，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他又奏徙深得羌民人心的种世衡知环州，以其信义和威望镇抚属羌。他屡次命其属僚为蕃户解决耕田牛具，按口借给蕃户粟米，解决其阙食问题。他在为种世衡写的墓志铭中说：

庆历二年春，予按巡环州，患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与夏戎潜连，助为边患，及召蕃官慕恩与诸酋长仅八百人犒于麾下，与之衣物缯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顺者，赠银带马绂（弗fú,系印的丝带。）以旌之，然后谕以好恶立约束四，俾之遵向。

范仲淹就是采用这些措施，将沿边大部分羌民蕃户争取过来，不但除灭了敌对势力的帮凶，而且和睦了汉羌之间的关系，稳定了边疆的社会秩序。这对于巩固宋王朝的边防、发展庆州的经济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这也是羌族人民亲热地把范仲淹称为“龙图老子”，并为他建立生祠的原因之一。

二、兴利除弊，整肃军队，提高了宋军的战斗力 “陈桥兵变”，使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宋王朝。他又怕 “陈桥兵变”重演，听取大臣赵普的建议，逐步采取了一系列集中军权、削弱藩镇力量的强干弱枝措施。这种措施关键的部分有四点：一是保卫京城的禁兵与遍布各州的厢兵数量相等，但禁兵的待遇和训练要优于厢兵。二是天下之兵总管于枢密院，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师”，“三师”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三是规定各将领领兵有定数，其中部署只能领兵万人钤辖领兵五千人，都监领兵三千人。而且按照宋太祖制订的“更戍法”，规定轮派禁兵出外戍守，戍守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年，表面上是利用这种办法使士卒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弩怀士之恋，”实质上是要使军队经常流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主将与部署之间号令不能相通的状况。四是每次作战，官卑者先出。这些措施有效的防止了唐末那种将帅反叛和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正如宋范祖禹说：“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范太史集》卷二十六，《论曹诵劄子》）。但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宋王朝采用这种强干弱枝的办法，虽然有效的制止了藩镇割据和将帅反叛，但却出现了宋兵抵御外寇方面常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不要说面对强大的辽国的攻击无能为力，就是对付小小的西夏入侵，也是力不从心。在范仲淹知延州的前后，就发生了宋军与西夏军的三川口、好水川等战斗，都以宋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而告终。针对宋军这种软弱无力、边备废弛、武将无能、士兵散漫、很难克敌制胜的状况，范仲淹首先在知延州的任上，下决心从兵 制上开刀，厉行改革。他将延州的一万八千士兵，分隶六将，每将各三千人。六将统帅所属佐校，平时负责训练士卒，战时则估计来敌的强弱而轮流迎战和策应，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和官卑者先出的旧规。在整顿军队的过程中，又注意召募当地人充当士兵，替换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即东兵），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范仲淹对军队的这种整顿效果很明显，周围诸路也多仿效取法，因此在短期内，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边界的形势有所改观。如宋仁宗康定元年九月八日，仲淹遣殿直狄青、侍禁黄世宁攻西界芦子平，大破之；“环庆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夏白豹城，克之，军还，贼遣百骑袭其后，守神林北路都巡检开封范全设伏崖险，贼半渡，邀击之，斩首四百级，生获七千余人。”因此，夏人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是指范仲淹的前任范雍。

范仲淹的这种整肃军队的办法，在其创始之初，我们推测，与延州相邻的庆州可能认真学习借鉴了；后来，他知庆州，我们肯定，他对这种办法必然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将士是作战的主体，如何对待他们，充分反映了一个主帅的素质。范仲淹深知良将的作用，对于选拔良将，特别留意。首先他了解到修筑青涧城的种世衡有一种别将未有的长处，即素得羌心，立即保举他知环州。又识拔狄青于诸将中。据《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三·仁宗康定元年十一月丁卯条云： 青每临敌，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当者。尹洙为经略判官，与青谈兵，善之，荐于副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才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

狄青后来功业显赫，成为一代名将，这与范仲淹的识拔和栽培不无关系。范仲淹不仅注意选拔汉族良将，而且对蕃将如赵明、范全等也重用之。他在选拔良将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对将领才能的培养。如其《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令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云：

臣窃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则未曾习学兵书，不知为将之体，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挥陕西路、河东逐路经略司，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挑选识文字的有机智武勇、久远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马，讨论胜策。

他对于士卒，赏罚分明、恩威兼施，以此提高官兵的斗志。他在其《奏论陕西兵马利害》云：

臣窃知陕西禁军、厢军，不下二十万，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有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如此则兵有斗志，将以增气。

又《奏乞急定战功赏格》劄子云：

臣等窃见用兵以来，战阵行赏，逐处起请，所见各异。……欲 乞朝廷将元定赏格，并诸处起请条贯，重行定夺，颁下诸路，所贵军中知信，第赏无差。

在当时，兵士有黥（qíng擎）面的陋习，就是在兵士脸上黥字刺黑作为记号，以防逃跑。这种陋习始于后五代朱梁时期，宋初因袭了这种办法。如此士兵一进了兵营，就如签了终身合同，不得逃脱，于是士兵都丧失了自尊心和自由，人民以当兵为耻，怕黥面而四处逃亡，兵源越来越不足。仁宗时，“西师屡衂（nǜ女去，损伤、挫败），正兵不足，乃籍陕西之民，三丁选一以为乡弓手。”范仲淹针对这种陋习，改黥面为仅刺其手，这样战时过后，兵士可以恢复平民之身。对于这件事，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富弼撰《范文正公墓志铭》云：

时朝廷以戍卒屡衂、议黥，乡人惧甚，窜匿不愿黥。公改命，但刺其手，非校战，请农于家。后罢兵，独环庆路乡军得复为民，民德公，至于今不忘。

庆州戍卒，多是从内地调来，戍卒三年不能回家，也不得休息，日久生怨，削弱了战斗力。范仲淹体察士情，改为轮换戍守，以一年为限。范仲淹赏罚分明，爱兵如子，在兵士之间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兵士也乐为其用，官兵一体，自然战斗力大大加强，成为抗击西夏的一支劲旅。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三、以守为主，增修城堡，巩固了边防

范仲淹在同西夏军对垒的实践中，反复权衡宋夏双方的实力 对比，认识到：宋军人数虽多，但因长久的体制问题，造成缺乏应有的强将精兵，战斗力不强，而夏军人数虽少，但人擅骑射，兵精马劲，飘忽不定；宋王朝国土虽大，但在其北部面对辽夏两个强敌，防守任务大，首尾难以相顾，使宋王朝穷以应付，很难集中强大兵力攻击西夏，而且如若兴兵攻击，粮草辎重运输，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受敌骑的截击，而西夏国土虽小，但他们结好于辽国，专门对付宋王朝，且境内山川险恶，又多沙漠，其都城远在黄河以北，倚远而险，不易攻取；宋王朝国大且富足，能持久打算，而西夏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都赖于从宋王朝输入，成为他的致命弱点，只能搞速战速决，很难作长久的计议。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主张对西夏采取守势，不做进攻的打算。具体是：对内修固边城，精练士卒；对外坚壁清野，不与大战。如若西夏军大攻，就闭垒以待隙；小攻则扼险以制胜；同时，实行经济封锁，两三年内西夏自然会困弱下去。这本来是一个符合客观事实的很好的战略决策，但并未被朝廷和其他人士所认识，把这个战略决策斥之为怯懦的表现，就连与他交往很深的韩琦也不能理解。他说：“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闻臣僚坚执守议以为必胜之术者。臣恐春失数寨，秋陷数堡，边障日虚，士气日丧，贼志乘此，则有吞陕右之心。”但范仲淹不为其所动，毅然决然地执行以防为主的对西夏的军事策略，直至去得了显著的效果。

范仲淹在执行自己的主张时，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 一是顶住各种压力，不参与主动攻击西夏的行为，为宋王朝保存军事有生力量。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正月，宋仁宗命韩琦与范仲淹合谋，应机乘便，出师征讨西夏。但韩范二人攻守的意见不合，范仲淹深感事情重大，连上三表，反复说明主动出击的危险，但都无效，只好请求留下鄜延一路作为牵制和招纳西夏之用，宋仁宗勉强答应了。但事情还未完，作为陕西主帅夏竦按照朝廷出兵征讨的意见又派尹洙去延州劝说范仲淹出兵，范仲淹仍然执意不肯。尹洙见他坚持己见，不禁叹息道：“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败于度外。’今公乃区区过慎，此所以不及韩公也。”范仲淹听了此言，立即反驳说：“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韩琦知劝不动范仲淹，便冒然决定泾原一路自行出讨。他调集镇戎军的全部人马，又临时招募了一万八千壮士，全交给能征惯战、时任环庆路副都部署的任福率领，出兵西夏。任福与诸将贪功冒进，为一小股西夏兵引诱，脱离原定的行军路线长途追击，行至六盘山南麓的好水川口时，突然鼓角声大作，伏兵四起，人困马乏的宋军陷入西夏军的包围圈中，经过血战，任福与诸将战死，阵亡的士卒达六千多人。韩琦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回来时，只见数千名阵亡将士的家属拥在韩琦的马前放声大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声震动山野，韩琦满面惭色，不禁潸然泪下。范仲淹听到败讯，叹息说：“当是时，难置胜败于度外也。”（以上几段引文见《东轩 笔录》卷七）好水川惨败的事实，教训了韩琦和朝廷中主张速战速决的大臣，充分证明了范仲淹的主张的正确。仁宗也放弃了进攻的方针，改而采取守策。范仲淹的主张虽然是正确的，但朝廷仍然借故其他之事，将范仲淹由大郡延州的知州贬为小郡耀州的知州，后又升任为军事要地——庆州的知州。范仲淹在庆州，始终如一地执行了以守为主的策略，所以从史料中看，未见范仲淹在庆州任上有大的军事进攻行动的记载。

二是修筑城堡，派兵驻守。修筑城堡，最早是在延州的任上。范仲淹首先采用种世衡的建议，修建了青涧城，占据了西夏军队入侵的要冲，扼制了西夏的侵犯；以后又建议朝廷修复了承平、永平等寨，对招还流亡，防守西夏，起了很大的作用。延州的经验被推广到各路，尤以庆州为最。这是因为范仲淹的军事思想是以守为主，加之他又直接任庆州的元帅，更加强化了这方面的工作。最出名的是他率军修筑了大顺城。《宋史列传七十二·范仲淹传》中说：

庆之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他，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即大顺城是也。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顺城既成，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

由于大顺城所起作用特别大，其名由宋仁宗亲自起，而且宋朝大思想家张载专门写了一篇词文，进行了歌颂。说大顺城“老 不累日，池埤以万。深矣如泉，岿焉如山。百万雄师，莫可以前。”范仲淹这种利用建筑修寨进行防守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他对西夏战略决策的始终。就在他离开庆州，在朝廷任参知政事和庆历四年宣抚陕西、河东时，曾讨论在环庆路与泾原路之间修筑古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以断属羌明珠尔、灭藏、康奴三族之间联系的事，可见他对城堡寨垒在防御西夏中所起作用的重视。据《庆阳县志》记载，范仲淹在环庆一路，修筑城寨28座，烽火台44个。这些城台，在环庆路北部竖起了一排排屏障，构筑了强大的防御体系，有效地加强了宋军的防守能力，保障了庆环两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是上奏攻守之策，全面阐述防御西夏入侵的基本方略。经过一段与西夏用兵的实践，范仲淹较确切地了解了敌我双方的态势，掌握了对敌斗争的策略。他将自己的认识和主张汇集起来，写成了《攻守议》、《再议攻守》之策，于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十一月上奏朝廷，希望朝廷采纳。他的攻守之策的核心思想是以守为主，兼之进讨，将固守与进讨有机的结合了起来。他认为：西夏“兵马精劲”是他们的长处，而且居住在“绝漠之外，长河之北，依边面险，未易可取”。因此，他反对远距离进讨。其理由是：“臣谓攻远而害者，如诸路深入，则将无素谋，士无素勇，或风沙失道，或雨雪弥旬，进则困大河绝漠之限，退则有乘危扼险之忧。”他主张近攻，将深入到宋王朝界内的城寨派兵攻取、留兵固守，这样可以使宋王朝的疆界连成一片，相互 应援，更好的固守。他对攻守的看法是：“盖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相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用攻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远而民力不匮。”他反对随意举兵，劝解宋仁宗学习汉文帝的和乐做法，使“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达到“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的境界。范仲淹的《攻守议》与《再议攻守》两文，基本确立了对西夏的方略，也逐渐为宋王朝所认识，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使宋夏边界出现了一段长时间的稳定和安宁。

四、实行军屯，强兵富民，发展了当地农业生产 在边关地带实行军屯，是发展当地生产、巩固边防的一项重大措施，历来为各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作为有识之士的范仲淹也充分注意到了军屯的巨大作用，竭力实施了这项措施。首先他在延州的任上，发现了种世衡在青涧城实行军屯，当年收获万石粮食，保证了驻军的需要，就毫不犹豫的支持了他，并向其他地方进行了推广。他到庆州的任上，自然也实施了这项措施，并且在《攻守议》与《再议攻守》两篇奏折上对实施军屯的好处进行了充分证明。他说：

臣现今之边塞，皆可使弓手士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中粜出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而自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顾父母妻子而坚其守，比之东兵，不重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怀恋者，功相远矣。倘朝廷许行此道，则委臣举择官员，约古之义，酌今之宜，行于边陲，庶几守愈久，而备愈充，虽戎狄时为边患，不能困我中国。此臣所以言假士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为守之利也。

这段话将实行军屯的作用讲述得非常明白。如果实施“因置营田，据亩定课”的军屯，那么，既可以“兵获余羡”、“人乐其勤”，又可以“中粜于官”、“公收其利”，同时，还可以免除了黎明百姓由内地转输军粮的困苦。他还主张将兵士的家属徙来塞下，让他们同兵士一道垦荒务农，这不但使士兵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也使他们因顾全父母妻儿的安全死心塌地守卫边疆。他请求：倘若朝廷同意实施这项策略，那么他就推举和选择能吏干员，取法古代实行军屯的经验，结合现今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在边关大力推行这种措施。最后他断言：这种策略在边界上实行的愈长久，那么边防粮草储备就愈充实，虽然西夏一再侵犯，都不能动摇我们国家。为了敦促朝廷同意他的主张，他还列举了历史上汉代赵充国、三国时魏武曹操等实行军屯取得巨大成功的事例，说明他的主张的正确性。宋王朝同意了范仲淹的主张，在庆历元年后季，宋仁宗下诏书：“诏令逐路都部署司经置营田以助边费。”

在庆州大面积实施军屯，必然促进了庆州的农业发展；而且，范仲淹在实施军屯的同时，也对庆州的农业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充分证明：一是范仲淹历来重视发展农业，他在泰州任上坚持修复捍海堤，在苏州任上疏通淤塞的河道等等，都是为了竭力发展当地农业生产。他在以后任参知政事时大力推行庆历新政，把“厚农桑”作为《十事疏》的第六条予以充 分表述。他说：

《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肤体，爱肤体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寇自息。祸乱不兴，是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

因此，他主张由政府帮助农民兴利除弊，发展农业。他进一步要求政府：

每岁之秋，降敕（皇帝的诏书）下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池的意思）塘之类，并委本州军选官，计定工料，每岁于二月间兴役，半月而罢，仍具功绩闻奏。如此不绝，数年之间，农利大兴。（《十事疏》之六“厚农桑”）

他既然要求其他官员要重视农业，那么，在庆州任上，作为一州之长，必然把发展农业作为一件重事来抓，这是毫无疑义的。二是他在庆州的任上留下了一首《劝农》诗，表达了他劝戒当地黎民百姓要重视农业发展的心情。

诗云：

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调豳风。

豳风，说的是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刚刚开始的夏太康年间，一贯倡导发展农业的后稷的儿子不窋来到了北豳即庆阳这块土地上，率领周族人民，拓土开荒，教民稼穑，播撒农业火种，不但养育了周族人民，使她逐步强大起来，而且促进了庆阳经济的发展，使庆阳的农业绵延数千年。这就是豳风，豳风是农业昌盛之风。范仲淹认为：尽管周先民所处的时代与现在所处的时代不相同了，但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的习惯应该是一样的。因此，他希望周先民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农业的做法和风气在庆州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范仲淹在庆州大力推进和重视农业，必然带来了庆州经济的繁荣，实现了他一贯追求的强兵富民的目的。

五、免赋惩贪，兴办仁政，使庆民受益匪浅

范仲淹自小接受儒学教育，所以他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他处处时时为民着想，一切政事以利民为其着眼点，因此他奏请朝廷免除关中支移二税，以苏民困；他严厉惩罚贪官污吏，保护人民利益；他推行军屯，也是为了发展当地生产，起到强兵富民的作用。他兴办仁政，惠爱及民，使庆民受益匪浅。他这种体恤民苦的做法，赢得了民心，这也是庆州人民为他建立生祠的原因之一。

他多次向朝廷写奏折，要求减免包括庆州在内的陕西边民的科税。如其《奏乞免关中支移二税却乞于次边入中斛豆斗》劄子云：

臣窃见陕西数年以来，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兵间最为民患者，是支移税赋，转般斛豆斗。赴延州保安军，山坡险恶，一路食物草料，常时踊贵，人户往彼输纳，比别路所贵三倍，比本处州县送纳，所费五倍，害民若此，实非久计。臣等欲乞朝廷，指挥都转运司，体量关铺，今来灾害，民力困乏，如边储有备，其二税与免支移。并边上入中斛豆斗大段价高，出却京师见钱银绢万数浩瀚，亦令相度。权于次边州军入中所贵，减得官中贵价。既次边有备，则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军马于次边，就食粮草，既稍苏民瘵，又不误军期，如此守边，庶为得策。

文中所说的“支移”，是一种变相的徭役，要农民将应缴的物资运送到指定的地点交纳。《宋史》说：“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远，谓之支移。”这是最为害民的负担，因此他首先请求朝廷免除。其次，他又请求对于遭受天灾打击的农民也予以救济，其《奏乞救济陕西饥民劄》云：

臣等窃见陕西永兴军，同耀、华州陕府等处，今夏灾旱，得雨最晚，民间秋稼，甚无所望，官中仓廪，亦无积贮，若不作擘画，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众，兼军食阙绝，临时转漕不及。臣等乞朝廷，速降指挥，委本路都转运使孙沔，速相度上件州军向去救济饥民，及办给军食，有何次第。如难为擘画，即便于黄河内搬辇，自京以来斛斗，往彼应副，仍速行相度沿路如何计纲，即不艰阻。事状闻奏，候到，乞朝廷早赐施行。

救民于水火的那种急切心情，跃然纸上，不能不令人动容。奏折递上去不久，宋仁宗于庆历元年十一月甲子下诏“蠲陕西来年夏租十之二”。

包括庆州在内的陕西军民，要交纳战争的一切费用和负担转输支移的徭役，加之旱灾，已是困苦不堪，但还有些贪官污吏横 征暴敛、借机邀功，更使庆民雪中加霜。范仲淹得知后，立即予以纠正。在庆阳县城内，原有宋仁宗嘉祐五年知州周沆立的《范文正公祠堂记碑》，在其碑阴记文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文中说：

凤翔府天兴令，持监司符檄来摄州事，以刍粮数百万计，暴加于民，促图己功，沸若羹鼎，至有力不堪弊，群窜他邦，甚者断吭绝胫，死以期免。公是时方经略四路，请留延安，民闻之，亟相提挈，驰告麾下。公即日走符檄，放天兴令者还任，凡百苛敛，一切罢去。未几，公即受命专本路之师，窜者还，危者安，里巷相保，卒如平时之乐。

是范仲淹为庆民赶走了贪官酷吏，是范仲淹为庆民罢免了苛政暴敛，是范仲淹使庆民“窜者还，危者安”，安居乐业。范仲淹对庆民恩莫大焉！不仅如此，在《范文正公祠堂记碑》的碑阴记文中还记述了这么两件事。

先是，贼炎狂炽，日虞窃发，增屯士马，殆十数倍，民坊佛庙，皆得而止之。公恤其非便，乃环视内外，得州之北隅，拓城树宇，分列营校。工兴之日，有畚（用草做的盛器）锸（锹）发及枯骸者，询之，即昔之废垅焉。公命索其所余，以俸金买近阜民田，聚而葬之，丧具祭品，必亲视而后给。是岁久旱，已而后雨，佥谓公之阴德，故天报之。

从这段记文中，我们得知了以下四个情况：一是为了抵御西夏，在庆州的驻军多于以往数十倍，仲淹为了防止扰民，不在民家和寺院驻军，决定在庆州城之北，修建营寨。二是在修城建营 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无主骸骨，范仲淹命人收集到一块，掩埋了他们。三是掩埋无主骸骨的费用是从自己俸金中拿出来的。四是范仲淹的这一仁举，感动了上苍，久旱得雨，故天报之。

郡以处高，艰于井饮旧矣。公至，乃以地势迹之，命匠氏直城之西北，凿及甘泉，凡百余井。人无一金之费，日用一足。

范仲淹命人开凿的这百眼井，既解除了敌军围城后断水道的危机，又保证了居民平时用水之便，谁能说这不是好事？

范仲淹为庆州人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受到了庆州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是毫不奇怪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范仲淹的最大功绩，是他在北宋贫弱不堪的局势下，还能以局部的力量，阻挡西夏进攻的凶焰，使边境人民免受战争之苦，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安定。获得这样的成就，显然是很不容易的。罗从彦《遵尧录》卷六中说道：

范仲淹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在延州时，筑青涧城，垦营田，复承平、永平废寨，熟羌（《宋史》卷191“兵志”中说：“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熟户即熟羌。）归业者数万户。在庆州时，城大顺以据要害，夺贼地而耕之，又隋城细腰、葫芦，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皆去贼为中国用。自边制久隳（毁坏）至兵与将常不相识，仲淹始分延州为六将，训练齐整，诸路皆用以为法。方元昊窥边，其主谋张元辈闻朝廷命将若韩琦等，但嘻笑而已，独闻范仲淹至，则相顾有忧声。

叶梦得也对范仲淹的戍边作了这样的评语： 元昊叛，议者争言用兵伐叛，虽韩魏公亦力主其说。然官军连大败者三：初围延州，执刘平、石元孙于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败任福于好水川，福死之，庆历元年也；又明年，寇镇戎军，败葛怀敏于定川寨，执怀敏，丧师皆无虑十余万。中间惟任福袭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尔。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岁月经营困之，无速成功，故无大胜，亦无大败。

这两段话是对范仲淹守边、也是知庆州的功绩的赞扬和肯定，甚为公允。

范仲淹知庆州的功绩不仅仅是这些，因为遗留下来的史料所限，我只能写这些。有些功绩，因拿不到确切的证据，不敢妄断，如他办教育的事。范仲淹非常热心教育事业，在他从政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无论是在交通发达的润州、饶州、邓州，还是地处边陲的邠州（今陕西彬县），他都尽力提倡教育事业、兴办学校。这些教育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州郡办学风气。庆历四年，在范仲淹建议下，仁宗曾下诏在全国州郡建立学校、岁贡群士。所以在范仲淹的倡导和努力下，庆历年间，北宋的地方学校雨后春笋般地普遍出现。有人说：在封建王朝，范仲淹是继孔子之后，第二个重视兴办学校的儒家。既然如此，那么在庆州，是不是由他也办了学校？但遍寻各种史料，未见任何蛛丝马迹，只是在《庆阳县志》仲有这样的记载：“范仲淹旧宅：在旧府治东，仲淹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时所居。后为庆储库，今废。”过去庆阳府署在庆城的东南，俗称小南街的街口上，即现今的公路段处。在它之东就是范 仲淹旧宅，即今农业技术推广站。范仲淹旧宅之东，清初为凤城书院。从《庆阳县志》中看，凤城书院由清乾隆年间知府赵本植修建，修建时，这里为空闲之处。那么，这处空闲之地以前用于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是否可以设想：这里也是书院，为范仲淹所建，这不是不可能的，现在关键是要找出证据。所以，我提这一大胆设想，留待以后证实。

范仲淹知庆州，造福于当地，深受人民的热爱和敬重。当他去世的那天，“四方闻者，皆为叹息。”庆州的羌民，数百人来到生前为他建立的祠堂痛哭哀悼，斋戒三日才离去。

后记：

范仲淹知庆州，扼制了西夏的侵犯，和睦了民族关系，保障了边境的安宁，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建立了赫赫功勋，深受庆州各族人民的拥戴。与此同时，他的几个儿子也在庆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为人们所赞颂称道。

长子范纯祐在宋仁宗庆历元年五月随父来到庆州。偕同蕃将赵明领兵潜入庆州之北的马铺寨，抵住了西夏兵的侵扰。为其父亲修筑土城（后皇帝赐名“大顺城”），抵御西夏，赢得了时间。宋代学者张载撰写的《庆州大顺城记》云：“深矣如泉，岿焉如山，百万雄师，莫可以前”。

次子范纯仁在五十三年的为官生涯中曾两次知庆州。第一次在宋神宗熙宁七年十月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正值闹饥荒，他来不及上奏朝廷，擅自作主，将国库里的钱粮下发，进行赈灾，救济百姓。由于措施果断，庆州无一人因灾死亡。后有人诽谤他虚报浮夸，谎报成绩，全活庆州人民的情况失实。朝廷听闻后，便派人来追查此事。恰好这年秋季粮食大丰收，黎民百姓聚在一起喧哗说：“是公来救活了我们，我们怎么好意思连类公啊！”昼夜不停地输送归还原来赈济的粮款，到朝廷使者来时，国库里已不欠任何钱粮了。第二次知庆州，当在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即宋哲宗即位之后，十月份就被召回朝廷任官，前后不过半年时间。

三子范纯礼虽未在庆州任职，但也随父在庆州生活过一段时间，与庆州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四子范纯粹在宋神宗元丰年间中期，任陕西转运判官时，就经常来往于庆州。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他接替哥哥范纯仁知庆州。当时宋王朝正在同西夏谈判划分疆界的事，范纯粹建议归还靠战争夺取的西夏地域，被朝廷采纳，并有所施行。后又率先执行战守相互救援原则，有力阻击了西夏兵的侵略。

摘自《范仲淹知庆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篇：商鞅的历史功绩

万古法圣的千秋功业

摘要：商鞅，一个中国历史进入新篇章的开创者，战国史最后的胜利者，大秦帝国的奠基者，他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商鞅的千秋功业在后世无人能超越他,是中国历史最后的变法集大成者。孝公常有，而商君却是旷世之才，商君之后，中国历史就没有出现过如商君之才者，谓之万世之强臣。本文从商君的历史轨迹讲述，商君的千秋功业。

关键词：商鞅 变法 功业

一、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

卫鞅处于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年代，其人本想在但是魏国建立功业，奈何魏王不识人才，适逢孝公的招贤令，卫鞅入秦，观察秦国当时的环境，提出强秦九论，说服孝公变法图强。当时秦国在战国前期处于西方蛮夷之地，中原不愿与之交往，秦地文明开化较落后，国际上，当时是秦国处于“天下卑秦”和“天下分秦”时期，卫鞅和秦孝公，这对金牌君臣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坚持变法图强，东出函谷。

笔者认为，卫鞅和孝公在当时是整个社会孕育出的新鲜的血液，他们应历史而生，为大秦最后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奠定了基础，他们才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只识始皇，而不识孝公和卫鞅者，是一种遗憾。

二、变法的内容

卫鞅在秦国十九年，共进行两次变法，给秦国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也改变了战国的格局。变法的首要任务是改变百姓的国府的信任，所以就行成了著名的“徙木为信”的典故，改变了百姓对国府的信誉。而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内容：经济上如1.废井田，开阡陌；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3，统一度量衡。经济上的一系列措施改变了社会关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封建社会的繁荣。政治上如1.废除世袭，奖励军功，使得地主阶级强大起来，打击了奴隶主阶级，使得后来秦国军事实力强大，从“夷狄之地”到“虎狼之国”；2.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使得秦国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郡县制对后世影响至今。当然，商君并非神，推行的秦律里也有许多在我们现在人看来是极不民主和人权的制度，但是，如果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制度的秦法合乎情况，对秦国在短短20年左右从“天下分秦”到“天下惧秦”转变奠定稳定基础。

三、历史评价及认识

首先，对于许多学者和教材上均喜欢用上积极和消极的评价功能，笔者对于这种模式并不苟同，笔者认为对于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罪的评价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下去思考去评价，而不是现如今的许多学者和教材都喜欢用上现代人的思维和价值去评价，这种评价模式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误导。

商鞅的历史评价到底是什么呢？商鞅之后，对于商鞅在历史功绩上的评价有是什么呢？从许多历史的文献中，对于商鞅的评价是贬多于褒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当然对于太史公的评价,有可能受到儒家的思想的影响，因为法家和儒家处于对立面的；《旧唐书》里甚至将商君评价为酷吏；贾谊评价商鞅：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在中国历史从尊儒术后，对于商君的评价贬总是多于褒，儒学者不敢正视商君对于中国历史的作用，甚至将愚民加于商君，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学才是真正的愚民之说，也是贪赃枉法的理论，因为纵观中国历史从战国到清亡里，就只有秦不是因为贪赃枉法而腐败的；也有人把秦快速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商鞅及其所代表的法家，那是对法家的不了解，法家用刑的目的是以刑去刑，只是最后统治者没有利用好而已。

最后，笔者觉得正史对于商鞅的历史功绩没有系统的整理评价是一种遗憾，笔者认为对于商鞅我们不应该局限于其对秦的影响，不能用现代人的思想强加到对其的评价，笔者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在走向上的开拓者，他才是大秦帝国建立的奠基者，是战国思想中最后的胜利者，他的变法和他的法家思想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变革的需要，对社会成功转型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为秦国在“乱世用重典”做出了重要的作用，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为秦国的“平时用中庸”提出构思。但是其不应为秦快速灭亡买单，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第三篇：汉武帝的历史功绩

汉武帝的历史功绩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没有人不知道他。他好大喜功，一扫汉代对匈奴的屈辱态势，维护了中国的边疆安定；他重视文教，重用儒生，让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两千年主流；他也有很强的欲望，在封禅和求仙活动中耗费大量财富，把文景之世积攒的财富花的一干二净，他晚年后悔自己年轻时候的政策，亲自下罪己诏，承诺不再劳民伤财„„汉武帝的历史功绩究竟如何去评价呢？

汉武帝以前的汉代历史，是相当屈辱的，匈奴窥视汉朝的财富，隔三差五就入侵中原，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汉政府也没有解决匈奴问题的良方，只好与匈奴和亲，但和亲只能换来一段时间的太平，匈奴的入侵还是不能避免。经历了汉文帝、景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国积累了大量财富，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以后，就决定解决这一问题，他重用卫青、霍去病等人，对匈奴发动了数次战争，经过三次著名的战役，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终于打败了匈奴人，开拓了我国西域的疆土，我们可以说，没有汉武帝的军事政策，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辽阔疆土。而借此一举，中华文明和中亚、西亚乃至于欧洲的通道就此打开，不同文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我们今天能吃到的胡椒、哈密瓜、葡萄等食物也是从西域传入的。然而战争是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的，汉武帝的征伐，耗尽了汉王朝积累的财富，为了开源，汉武帝允许了卖官鬻爵，也允许犯法者用钱赎罪，这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恶政，而老百姓也忙于供给战争，最后许多自耕农破产，沦为奴隶，社会内部的动荡不安因素正不断增长。

雄才大略的皇帝，多半也是猜忌心重的人，汉武帝也是这样，他总怀疑有人会暗中陷害自己，为了不被暗箭所伤，他宠幸江充，对一切可能危害到自己的事情进行调查。而江充恰好和当时的太子刘据有隙，他担心汉武帝年高，去世后会受到刘据的报复，于是利用了汉武帝的猜忌心，他宣布宫中有妖气，这妨害到汉武帝身体的健康。而汉武帝信以为真，就派他进入宫中搜查。江充在宫中挖地三尺，声称自己找到了太子诅咒武帝的木头人，上面写满了大逆不道的言论。

刘据本与武帝关系较远，担心江充陷害，就假传圣旨，逮捕江充并将他杀死。他又征发长安城的卫卒，打开武器库，造成长安城的混乱。顿时流言四起，有人说太子造反了。而汉武帝听后大怒，命丞相镇压太子的“**”，丞相刘屈牦不断增加兵力，最终双方大战于长安城，死伤数万，刘据兵败逃亡，后拒捕自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而事后的汉武帝，逐渐明白这场**是由江充诬陷太子开始的，而太子刘据是不得已起兵自卫，为此他后悔不已，清算了当时镇压叛乱的许多人，包括丞相刘屈牦也因此被杀。这样一场闹剧牵连了许多官员，汉代的国本也因此动摇。为了表示对儿子的思念，刘彻修建了一座思子宫，又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以表示自己的后悔。

晚年的武帝，为自己早年的政策深刻反省，公元前89年，他下了一道罪己诏，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他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承诺以后将回归到安定百姓、休养生息的路线上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罪己诏。公元前87年，汉武帝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将政事委托给大将军霍光后安详离去，享年70岁。

班固在《汉书》中对武帝如此评价：“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当然这样的评价是比较积极的，但他也指出，汉武帝不够“恭俭”，给百姓的恩泽实在有限。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这就对汉武帝的缺点予以了直接的揭露，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汉武帝安定国家、开疆拓土的功业，也应该对他好大喜功、猜忌他人的缺点加以批评。

“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雄猜之主的命运就是如此，身后总有无数的赞扬与批评，这也许就是历史本身的魅力吧？

总的来说，汉武帝有以下功绩：

政治上：削藩平乱,颁布推恩令,加强监察制度,政治大一统。思想上：推行儒学教育,实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军事上：北击匈奴,解除北部边患。

疆域上：使西域归属西汉版图.加强对南方的经营,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联系。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论文

学号 20142745 姓名 房星

班级 计算机（2）班

摘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90多年来，它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时代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取得革命建设伟大胜利。关键词：土地革命

改革开放

维新变法

一、中国初期探索

（1）天京之变。天京之变是一次太平天国领导层的严重内讧。发生于清朝后期的1856年，地点在首都天京（南京），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燕王秦日纲在此事件中被杀，另有约两万人丧命，包括翼王石达开的全族（石达开本人逃出）。“天京事变”被视为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亦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2）维新变法。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二、中国共产党的功绩

（1）.北伐战争。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接管位于汉口的英国租界北伐战争，是1926年至1928年，由中华民国的广州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北进讨伐北京北洋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各路军阀，使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的战争。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进行北伐誓师，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奉吉黑三省由北洋政府五色旗改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即东北易帜，至此北伐成功。

（2）.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3）..解放战争1945年，中国结束了八年抗战，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内战，这是国共的第二次内战，即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有三大著名的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发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大的加速了中国国民党的垮台。

（4）.社会主义的改造。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点。经过三年艰苦奋斗，国民经济已基本恢复。这就要求国家社会形态应摆脱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过渡性质，而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最关键的因素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这需要他们制定正确的改造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确政策。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实现的。

（5）改革开放。改革开放。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南巡讲话发布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1992年中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新的改革时期。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

三、评述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90多年的时间里，它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做了三件事：

第一，新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中国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性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的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第三，改革开放，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同时有力证明，只有马克思才是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和团结中国各民族人民不断取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胜利。我们现在是中国的大学生了，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第五篇：22中共七大的历史功绩是什么

22、中共七大的历史功绩是什么？

第一，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指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的***，建立联合政府；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人民就用革命的战争，打到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第二，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经验与教训，指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第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倾向。

第四，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大会选举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