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饶毅：中国应加紧应用转基因

饶毅：中国应加紧应用转基因

11月24日晚，北京大学博雅文化沙龙组织了一场“透视转基因”的科普讲座，到场的嘉宾分别是原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许智宏、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教授和前副院长顾红雅教授。三位教授回应了各种有关转基因的尖锐问题。

演讲怕扔鞋 安保很严格

活动事先虽有严格的报名确认程序，最终进入会场的观众仍然充满了200余人的会场，很多观众站着听完了两个半小时的讲座。

与北京大学一般的讲座不同，这次活动除了有严格的报名程序，还安排了特别的安保力量。讲座过程中和讲座后，饶毅都有调侃会不会有观众向嘉宾扔鞋的问题。一方面可以窥见挺转专家留给部分公众的形象，或许也可诠释为三位学者的作为科学代言人的社会责任。

本次活动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针对“什么是转基因？转基因到底安不安全？”这个问题许智宏院士做了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主持人对当今转基因的热点问题对嘉宾进行提问。比如“转基因会不会打破自然界物种平衡”、“转基因的利弊”、“转基因与食品安全的关系”等。第三部分：各位观众针对自己关心的转基因的疑问与嘉宾进行互动。

许智宏：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20年增长百余倍

首先针对“什么是转基因？转基因到底安不安全？”这个问题，许智宏院士做了介绍，生物工程与现代农业关系密切，植物是是食物的主要提供者，而许多农作物，如栽培稻是用人工驯化的方式由普通野生植物驯化而来，这经历了长期的选择。经过驯化，番茄果实变大上百倍，马铃薯块茎变大几十倍，黄瓜由苦涩难食变得香甜可口。美国农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Dr.NormanBorlaug将小麦从高秆变为半矮秆，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袁隆平院士培育出具有杂种优势的超级稻，大大地提高了其产量；而小黑麦就是小麦与黑麦杂交的结果。在作物育种的过程中，科学家利用了大量的杂交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涉及到大规模的基因转移。总之，今天我们吃的大多数农作物都是人类长期人工选育、转移基因的结果。基辛格说过：“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

许智宏还指出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发展速度很快。全球转基因作物2012年种植面积与1996年相比增长了100倍，生物技术育种效益进一步展现。生物技术成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安全问题，许智宏提到为评估转基因食物的风险，中国已建成与国际接轨的评价与管理法规体系以及技术支撑体系，从分子特征、食用安全、环境安全方面进行全面评价。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美国人每天都在吃转基因食品；已有的严格的科学实验并不能证明转基因作物会破坏免疫系统和致癌；对之前的“先玉335”玉米的“安全事件”，许指出“这些不是转基因玉米，根本与转基因无关”。

饶毅:国外科学家反转基因是为了发文章

接下来先后是主持人和现场观众的提问环节。大学问将一些重要问答则要整理附下：

问题：转基因会不会打破自然界物种平衡？改变物种原来特性和代谢？

顾红雅：这没有必要担心，植物中的叶绿体最早来自细菌，这些基因交流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转基因的技术只是有目的转入一个或极少数的基因，进行定向改造，比如青蒿素产量低，转基因后提高其代谢的某个步骤，使之产量提高。这些做法并没有切断转基因植物与其受体植物之间的基因流，产生不了新的物种。

问题：转基因的弊端有哪些？农作物的抗虫基因，毒蛋白杀死害虫，会不会加快产生超级害虫？

许智宏：疯长的杂草其实并不是转基因产生的，而是各种大量农药、除草剂的交叉使用，使杂草抗药性增强。中国科学家在温室里做过实验，转基因害虫会比较快产生。但自然条件不会那么快，并且平时会保留一部分非转基因农作物“保护”害虫，害虫还可以跑到旁边的非转基因农田生存。

问题：有些商家标注花生油不含转基因成分。怎么看？

饶毅：中国的标记不可靠，中国的官方不可靠，我不相信中国农民，也不相信中国政府。但我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科学家。因为我相信转基因原理上没问题，他的危险性远远低于我们坐高铁和骑自行车。

如果转基因是不安全的，靠标记在中国是没有用的。因为在原理上经过美国批准的转基因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才能安心。目前阶段，中国官方和民间都难建立广泛的信任。我有培育转基因的果蝇，本来想带来现场吃一下，但怕观众恶心就没带来。

目前标注为非转基因和有机，都是为了抬价。

许智宏：大豆和向日葵在美国都不标记。标记是不公正的。很多公司标注转基因大豆，但非转基因标注多此一举。

问题：2014年11月11日欧盟议会的议员通过法令，允许各成员国有权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如何理解？

饶毅：我认为这是欧盟政府的政治商业阴谋，因为全世界都不希望美国农业部对他进行倾销，欧洲政府领导人和科学家当然知道种植和食用转基因没有安全性问题。

但是他在民众极左和后现代主义的推动下，他趁机不进口农业产品，他至少是商业得了好处的。中国现在是最愚蠢的国家，我们允许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棉花，这就证明我们相信种植没有生态风险。允许进口大豆，却不允许我们自己种，商业拱手让给对方。

顾红雅：转基因种植面积一度世界第二，现在掉到世界第六，落后印度和巴西。

问题：一个西红柿如何分辨它是不是转基因的？

顾红雅：称这用肉眼一般是看不出来，转基因食品我们国家是要求标示的；转入的外源基因是可以PCR方法检验出来的；不过转基因的紫色西红柿是可以用肉眼看出来的。

问题：动物上转基因食品在商业上的应用？

许智宏：美国的转基因大马哈鱼食品安全已经通过了，但没实行，抓野生马哈鱼的那些人坚决的反对，影响他们的利益。

饶毅：使瘦肉增加肥肉减少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目前还没成功。

问题：如果将来发现转基因有问题，怎么恢复到非转基因状态？如果可以的话或许这样能减少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

许智宏：中国科学家很聪明，早在1950年代就把野生动植物基因保存下来，建立野生动植物基因库。曾有些人对某种氨基酸转基因大豆过敏，科学家立刻终止了这种转基因。科学的本质就是为人类谋福利。

问题：一些种子飞船到外太空转了一圈，改变了什么？

许智宏：美国本来就有很多看上去比较大作物，比如辣椒，但这些是不是太空育种还不太清楚。Γ射线处理种子本来就很多。现在转基因需要更多更有目标性的，以反映科学进步。科学家应获得更大的自由。

饶毅：学生物的都在捍卫转基因，因为大家知道没有问题。我和方舟子十年前都抨击过拿科技搞利益。太空育种是瞎胡闹，很多情况下，飞船就是上了天没事干。太空的特点是放射性多，但这些放射性地球上都可以认为操作，而且成本便宜得多。

问题：中国转基因作物的知识产权情况？如何看待发改委最近有关放开外资进行转基因研发的举措？中国企业是不是面临外资企业竞争？

顾红雅：棉花转基因种植我国占主导地位。水稻知识产权限制，还不能商业化。国家投了很多钱，转基因专项投了上百亿，有很多知识产权，就希望政府放开。

饶毅：我们的这些产权都是山寨的，屏蔽外国，我们专利自己。但长期不用，能堵多久。入关以后不能长此以往堵别人。一方面我们的研发要加强，第二是要抓紧应用，还有就是堵住外国的种子不要进来。

许智宏：允许外资参与研发不意味着外资可以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种子。中国没有很多自己的技术，形不成很大的产业，中国企业都是小打小闹，中国如果能有政策产生支持更多有能力的企业就好了，但是中国距离这个太远。中国很多企业不爱自己做研发，美国企业研发投入多。中国体制有问题，如果我国相关研发经费的一半由中国企业投资，绝不是今天这个局面。

目前评估转基因的主要是食品安全部门，情况不是很理想。现在问题是科学家抱怨，发了许可，安检证书，但不能推广。政府主管部门欠缺，长期没有条例出台，很挫伤科学家的积极性。我有一个学生在“大北农”公司，获得了一亿五千万的投资，但还没有相关政策支持。

问题：科学共同体内部很多生物专家也反对转基因，为什呢？

饶毅：美国和中国都有一批科学家专门希望找到转基因的问题，从而发表一些重要论文。以图爆得大名。我认识一个农科院的研究人员，就有这样的心理。

问：在转基因的公共舆论当中，一般人选择了主持人而不是科学家。对此作为科学家三位有何感想。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来讲，很多人会放弃智力努力，这种情况如何化解？

饶毅：美国也有很多主持人参与公共问题，但他们是会先搞清楚科学，找到清楚的人问明白。中国的主持人是很少的几个人，并且有的人已经失去了信某人找了五个支持转基因和五个反对转基因的，看似平衡，本质却并不平衡。因为做植物研究的人99%都支持转基因，反转的才1%。这样各选五个选择的时候，整个全体都搞错掉了，本身就失去了信用。

活动结束后，记者就科学问题的公共探讨的问题与饶毅教授进行了交流。他表示希望跟有话语权的、关心转基因问题的专家和知识分子进行探讨。尤其希望能和崔永元先生面对面，并表示2014年初以来多次公开表达与崔永元当面交流的想法，却遗憾没能得到回应。并非常期待在凤凰网大学问沙龙的平台实现对话。

第二篇：饶毅：中国的未来与科学的隐患

饶毅：中国的未来与科学的隐患

编者按人文社科、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智慧难以有共识、并且随时间变化可能判断上有较大差别。相对而言，自然科学的智慧不仅容易有共识，而且也有人们普遍认为具有永恒价值的智力成果。从这个意义自问，中华民族有多大智慧尚待证明。有自信的中国民众敢于直面我国科学传统缺乏，将可能刺激我们思考未来科学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这一自问只是本文引起读者注意的一个侧面，该文讨论远超出所谓“智慧”问题。《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

我今天主要讲四点：1）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3）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4）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1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鼓励自己。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作为例子，而中国人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

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她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省身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确定，以后应该会出现。

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知识分子》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不敢做官发财，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带动中国科学。曾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误认为有农民背景，而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2015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为行政主管，协调全国多个单位。文革期间，以前的留学生很难参与科学研究工作，张昌绍等含冤去世、有一些人被打进牛棚、另一些人靠边站。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需要仔细知道可以看我们写的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是比较客观的有关青蒿素历史的书。《辛酸和荣耀》介绍了两代科学家的工作，从自杀的科学家，到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历程非常令人感怀。抗疟的523任务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项目。比如参与过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亚纲，他很快被调离抗疟研究是因为安排他参加支气管炎研究，其目的是为毛泽东的疾患找到治疗办法。70年代受文革影响很严重，还有很多人不从事科研工作、上班看报纸，大量才华被浪费。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如果说主要是这十几年，也有一定的道理。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可以算100多年，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只有十几年。3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50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此路不通，以前做官的失去生命、富人被剥夺财产，就是做1950、1960年代的官员也很容易被批斗，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环境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的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子弟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面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幼稚的观点，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增加并非无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如果用简单的、容易记的、有点肤浅的诺贝尔奖的数字来说：遥远的人口小国瑞士只有700多万人口，已经获得过20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邻国日本从1949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至今也已获20多次诺贝尔奖，可以预计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100周年，也是日本获得诺奖100周年，我们的诺奖获得者的数字应该赶不上日本，当然2049年中国科学总体能否超过日本的问题目前难以回答，仍需拭目以待。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要用诺贝尔奖数量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在超过犹太民族。

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4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是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她的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的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特别是50年代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其中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还与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的机构。

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而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本文转载自微信号知识分子（The-Intellectuals）这里是“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环球科学》关爱科研人的微信号“科研圈”，点击阅读原文，可以看我们都推送些啥。

第三篇：饶毅 2015北大毕业典礼致辞

饶毅 2015北大毕业典礼致辞 做自己尊重的人是北京大学教师代表饶毅教授在2015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精彩演讲词，堪称中国最高学府最短的毕业典礼致辞，演讲中受到学生们的九次鼓掌。饶毅教授告诉毕业生如何面对人生的得与失。

饶毅 2015北大毕业典礼致辞

做自己尊重的人

在祝福裹着告诫呼啸而来的毕业季，请原谅我不敢祝愿每一位毕业生都成功、都幸福;因为历史不幸地记载着有人成功的代价是丧失良知，幸福的代价是损害他人。

从物理学来说，无机的原子逆热力学第二定律出现生物是奇迹;从生物学来说，按进化规律产生遗传信息指导组装人类是奇迹。

超越化学反应结果的每一位毕业生都是值得珍惜的奇迹;超越动物欲望总和的每一位毕业生都应做自己尊重的人。

过去、现在、将来，能够完全知道个人行为和思想的只有自己;世界很多文化借助宗教信仰来指导人们生活的信念和世俗行为;而对无神论者也就是中国大多数人来说，自我尊重是重要的正道。

在你们加入社会后看到各种离奇现象，知道自己更多弱点和缺陷，可能还遇到大灾小难后，如何在诱惑和艰难中保持人性的尊严、赢得自己的尊重并非易事，但却很值得。

这不是：自恋、自大、自负、自夸、自欺、自闭、自缚、自怜;而是：自信、自豪、自量、自知、自省、自赎、自勉、自强。

自尊支撑自由的精神、自主的工作、自在的生活。

我祝愿：退休之日，你觉得职业中的自己值得尊重;迟暮之年，你感到生活中的自己值得尊重。

不要问我如何做到，50年后返校时告诉母校你如何做到：在你所含全部原子再度按热力学第二定律回归自然之前，它们既经历过物性的神奇，也产生过人性的可爱。

第四篇：饶毅——做自己尊重的人

饶毅：做自己尊重的人

（北大2015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教师代表致辞）

含标点，535字！北大2015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教师代表饶毅教授的这一份致辞，堪称中国最高学府的最短毕业典礼致辞，更赢得3'56内的9次满场热烈掌声。

以下为全文：

在祝福裹着告诫呼啸而来的毕业季，请原谅我不敢祝愿每一位毕业生都成功、都幸福；因为历史不幸地记载着有人成功的代价是丧失良知，幸福的代价是损害他人。

从物理学来说，无机的原子逆热力学第二定律出现生物是奇迹；

从生物学来说，按进化规律产生遗传信息指导组装人类是奇迹。

超越化学反应结果的每一位毕业生都是值得珍惜的奇迹；

超越动物欲望总和的每一位毕业生都应做自己尊重的人。

过去、现在、将来，能够完全知道个人行为和思想的只有自己；

世界很多文化借助宗教信仰来指导人们生活的信念和世俗行为；

而对无神论者——也就是中国大多数人——来说，自我尊重是重要的正道。

在你们加入社会后看到各种离奇现象，知道自己更多弱点和缺陷，可能还遇到大灾小难后，如何在诱惑和艰难中保持人性的尊严、赢得自己的尊重并非易事，但却很值得。

这不是：

自恋、自大、自负、自夸、自欺、自闭、自缚、自怜；

而是：

自信、自豪、自量、自知、自省、自赎、自勉、自强。

自尊支撑自由的精神、自主的工作、自在的生活。

我祝愿：

退休之日，你觉得职业中的自己值得尊重；

迟暮之年，你感到生活中的自己值得尊重。

不要问我如何做到，50年后返校时告诉母校你如何做到：在你所含全部原子再度按热力学第二定律回归自然之前，它们

既经历过物性的神奇，也产生过人性的可爱。

第五篇：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从美国梦到中国梦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从美国梦到中国梦

发布时间 : 2013-04-17

来源 : 中国教育报

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分子生物学。图为饶毅在天津大学做题为“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的主题报告。本报记者高海涛 摄

4月2日，中国教育报走进高校“中国梦与我们的使命”主题活动来到天津大学，举行了首场主题报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为天津大学师生做了“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的报告，对比了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异同，阐述了大学的使命，畅谈年轻一代的理想和责任。本报刊发演讲实录摘编，以飨读者。

■主讲人：饶毅

在摆脱屈辱历史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实现

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做具体工作。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梦的说法。美国梦很强调个人努力和个人奋斗，这种强调的背后实际还有另一层含义，不过大家并非都完全清楚：意思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种体制，美国本身代表了高尚理想，美国的体制本身几乎无需修改。我们在此无需争论美国梦该如何理解，同样，大家对中国梦也有不同的理解。

我所理解的中国梦，与我国近代的历史有关。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间，中华民族在外敌当前的情况下，有过很长的屈辱历史。这段历史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留下了很长的阴影。当然，我们已经从这个阴影中走出了很多，特别是我们已远离了1840年到1940年这段低谷。在走出阴影的过程中，这段历史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考。我相信很多中华儿女都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摆脱屈辱历史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实现，这是我心目中的中国梦。

我们国家、民族为探索自己的道路，很多人做出了各种努力，虽然我们在探索与努力中曾走过弯路，但是，我们不仅生存下来了，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现在走上了可以乐观的道路。这样的历程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有问题，有时有很大的问题，但我们以后可以做得更好。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做具体工作。

这也是我回国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归属感。在没有很大生活压力的情况下，自在地思考人生，得出有关归属感的结论；发生由客为主的心态改变后，自主地审视美国文化，客观地比较中美差异，有助于自我认同；从学生变为教授后，自由地批评美国的问题，让我更易理解中国，知道什么需要发扬、什么需要改进；当历史巨变发生在自己的祖国，继续待在国外不仅不合亲情，而且不符合美国文化中值得学习的勇气和开拓精神；意识到很容易看到中国的缺点，而这些缺点也正是中国发展的潜力所在，就不能停留在指出中国问题的层面，而要投身其中解决一些问题。

回国后的这段经历，让我对回国不仅不后悔，而且很乐观，并希望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加盟”。国家已经对年轻人回国以“青年千人计划”的渠道提供支持，也开始通过“万人计划”对已经回国的年轻人提供支持。有些人好心地为我们回国工作遇到的阻力而担心，同样的担心可能影响海外学者和学生。阻力虽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没有阻力，我们的工作可能价值很小，因为人人都能做。

国家坚定地支持改革，海内外人心所向也非常明显。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国内工作的前景很乐观。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今天我们的时代可以说：“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知道先辈如何工作，使我们更加理解中国梦

他们都在不同时代为我国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工作条件与今天科研工作者的条件无法相比，这激励我们今天的师生努力做出好的工作。

从1995年开始，我写过至少几百个人、几十件事，都基于我自己所找的历史资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与事并非国内的大众甚至学界认识到的或者完全赞同的。我相信自己挖掘历史，寻找证据，了解本行的先辈是如何工作的，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梦非常有意义。

我研究的领域是神经生物学，使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手段，主攻的核心问题是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我从历史资料中了解到几位科学家。早期有林可胜，我称之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8岁被送往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到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在上世纪20年代有着超乎现实的目标——医疗、教育和科研。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可协和医院却要求做卓越的科研。在这样的氛围下，林可胜成为了早期协和医学院系主任中的中国人，而早期的协和医学院基本都是由外国人做系主任和教授的，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著名科学家。

林可胜在协和医学院期间，在胃肠道生理方面做了重要工作。但在那个时代，因为有极强的救亡图存思想，他放下科研，上了前线。上世纪50年代至1969年他去世为止，他主要在美国的一个中型药厂做研究部主任。虽然他当时已经年迈，但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发现阿司匹林镇痛作用不是在脑里面起作用，而是在外周起作用。这是阿司匹林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可以看到，这位先驱科学家对科学有极高、极强烈的追求，但他却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放弃了科研，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奋斗。他于194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也就是说，在杨振宁、李政道还在读书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位被世界推崇的中国科学家。

在林可胜之后，有一位科学家叫张昌绍，1941年从美国回到战火中的重庆。战争期间，他虽然不能上战场，但在后方为中国介绍了很多药物。当日本占领金鸡纳产地后，同盟国中国、美国、英国等都缺抗疟药，张昌绍便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神经药理研究，改做抗疟药。

从1943年到1948年，张昌绍在中国的刊物和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科学》和《美国化学会志》上，带领他自己的课题组，或与化学家合作，连续发表多篇论文。他们从中药常山里面提取有强大抗疟作用的常山碱。当时，英美也在进行这项研究，查看当时的文献可以发现，中国在这项工作中，在好几个步骤上领先于美国。

常山碱后来没得到应用，原因是它有副作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和美国竞争找抗疟药，中国组织多个单位从1967年5月23日开始，寻找抗疟的多种方式。其中，1972年，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与其他一些科学家在发现青蒿有抗疟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其中的分子——青蒿素。青蒿素作为药物被发现以后，在“抗美援越”的时候没来得及发挥作用，但在今天已经向全世界推广，现在抗疟首先就要服用青蒿素及其衍生物。

青蒿素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做出来的，其整个思路、做法完全是张昌绍1943到1948年的做法，所以是我国第二次在抗疟药上领先。

这些科学家都在不同时代为我国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工作条件与今天科研工作者的条件无法相比，他们使用的资源都比我们现在少。这激励我们今天的师生努力做出好的工作。

中国梦虽然有很强的集体团结成分，但并非没有个人作用，就如美国梦虽然强调个人作用，但美国作为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其实也强调团队合作。我比较的结论是，在合作上，美国人比中国人做得好，这也激励我们要更好地合作，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实现中国梦，教育需要改善很多问题

很多年轻人甚至少年儿童没有梦想，因为社会和家长都叫他们不要做梦，只是以总分为唯一挑选和奖励的标准，没有鼓励孩子追求一辈子的幸福和更高的目标。

我曾经写过《从美国梦到中国梦》这篇文章，以上一些内容文中有所提及，有兴趣的人可以检索我的全文。追求中国梦很重要，如果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都没有了梦想，那是全社会的悲哀。

我今天讲一些超出原来文章的内容，作为“中国梦的教育版”。我想讲四个层面：个人的理想、学校的培养、社会的文化、国家的环境。当前，我们在这几个层面都有问题。

首先是个人缺乏梦想。

我国很多年轻人甚至少年儿童都没有梦想，因为社会和家长都叫他们不要做梦。我儿子是9岁半的时候跟我回国的，他那时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现在读初三。我前天问他，我要去讲中国梦，讲中国教育的问题，你有什么意见。他说，中国的教育方式让孩子都没有理想，大家想分数高一点，不想将来做什么。

对此，我自己这几年的体会也很强烈。回国后，我很快发现国内很多大学生没有理想，也缺乏志向。比如，学院每年请30个国外科学家来做学术报告，这对老师和学生都十分重要。在我读书的时代，老师若得知全市某个地方有学术报告，只要这个报告和他的研究有一点关系，他们就骑车、坐公交车去。但如今的情况是，这样的活动参加的人不多。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某跨国公司借用我们学院的学术报告厅进行宣讲活动，现场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走廊都坐满了。如果读了北大、天津大学还只盯着本科毕业后第一个月的起薪，实在有讽刺意味。

我以前认为中文里最糟糕的词是“老板”，因为有很多人把研究生导师叫成“老板”。我后来才发现这远远不是中文里最糟糕的词语。我最近得知了六个字，“高富帅”和“白富美”，媒体和公众将它们作为正常词语使用，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文化很糟糕，因为这些词是把人当成动物在交换。如果这就是社会鼓励的人生理想和境界，那还不如做梦，不要醒来。

我们的学校从中小学到大学，都有单一求全的问题，中小学为了学生升学，把分数变成极端重要的事。如果是做科学研究，有些（当然不是全部）总分高的学生其实正好不能做研究，只能背书，背已经被咀嚼过很多遍的其他人的研究结果。这几年，我为学院的全体学生提供个性化选课的机会，起初多数学生不愿意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因为他没有梦想和目标，那么选择就成为了很大的困难。我宣布进行个性化教学的第一年，一共只有一名学生来找我，第二年有两个学生来找我，后来才逐渐多起来。特别是我们用了教育部的拔尖人才计划，把它改为学院所有学生都可以受益的计划，有些学生终于走出追求总分的怪圈，发展了特色，选了平时生物专业的学生都不学的课程，暑期到国外实验室好好做研究了。今年我们有学生被哈佛录取为研究生，而他们的总分排名不在全年级前三分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也录取了总分排名不是前几名的学生，因为他们确实有特色。这样会继续影响我们的学生找到自己的特色。

学校以总分为唯一挑选和奖励学生的衡量标准，不仅把很多学生的优点给扼杀了，还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制造了社会矛盾。小孩子很小就意识到我永远在跟别人排名，跟我越近的人越是我的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因而造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离你越近的人你越要打败他，离你越近的人你越恨他。所以，这样单一化的要求不仅是对个人的极大禁锢和束缚，同时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而正常的教育应该教孩子善于合作、交友。

社会对于教育的一些理解也是肤浅的，对教育的预期很狭窄，我们的家庭教育也有问题。很多华人家长把孩子上大学这个关卡变成了其本人作为家长的毕业节点，认为孩子只要读了大学，家长就毕业了，所以有的家长给孩子定的目标其实很低（上北大算目标？上了北大而不幸福、失败的人很多），没有鼓励孩子追求一辈子的幸福和更高的目标。社会和家长的问题，给中小学和大学带来极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学校进行很多改革都面临困难。让每个人都能追求自认幸福的人生

只有国家、社会、学校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每个青少年才能积极地找到愿意做的事情。

我希望个人、学校、社会、国家都做一些事情。

我希望国家首先带头，让社会有更多的信任感。国家首先要信任学校，给予学校自主办学权。教育部可以对学校的边界进行规范，也可以对学校有一定的质量要求，但是不要进行具体的微观控制。

学校要接受一定的社会监督，比如说，在有理事会、董事会监督的情况下，自行确定希望在哪些方面办出特色，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为了这些目标，学校自主决定开哪些课程、怎样授课、学生怎样选课。学校学位的名誉、社会认可度，由学校自行掌握。这样可以在实现学校自主办学的同时，让学校师生更有责任心，也可以显示出国家对学校的信任。

我希望社会能够真正建立起信任，人们能够互相尊重。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成员的多样性，比如从事各种职业、追求不违法的各种各样的个人幸福，人们都觉得有趣，都觉得值得推崇，而不是持有单一的价值观。

我也希望，学校能够鼓励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在同一个标准下做得最好。如果有多种评判标准、多种出路，能做得好的人就有更多。

教育要带动社会，不要经常抱怨，而是要鼓励每个人都要乐观、有信心，我们的老师要发现每个学生的特长。美国的老师从幼儿园开始就告诉每个孩子“你最棒”。我希望我们的老师如果发现学生的弱点，只需要提醒，不需要经常打击学生，应该鼓励学生用特长在社会上做出不同于他人的贡献。

我要讲一个我的切身体会。我在中国读完大学后，突然意识到我跟大家一模一样。我心里有点害怕。因而我大学毕业以后的历程，就是在努力把我自己变得跟别人不一样，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我现在太不一样了。但国家、社会、学校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才有各种人为社会做不同的工作。每一位青少年都能积极地找到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阳光的人生，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不容易的。

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把握住自己？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尊重自己。不管做什么职业，无论是小学教师、还是工厂的技术员，只要你喜欢，好好地做事，就能够为社会做贡献换取你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追求你认为幸福的人生。

【对话】

饶毅做报告后，与学生展开互动。以下为问答环节摘录。

国家要为个人实现梦想提供更好条件

学生：饶老师您好，我是天津大学机械学院机械系的学生，今年大四。目前我国各领域都在力主改革。您认为教育领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方式？

饶毅：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条件改革。如果放权的话，各个学校都可以选择一些方面来进行改革。比如说，我认为课程单一化是个需要改革的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高校一个院系有多个专业，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教育改革，很多院系做成了单一化。比如全国很多学校的生物系原来有五六个专业，而现在大部分生物学院只有一两个专业，有狭隘化的倾向。

改革单一化的课程设置，不需要国家层面做，甚至也不需要学校层面做，这个事情的权力完全在院系。我在这几年的实践中发现，只要院系承担责任、教师积极，完全可以改革课程设置，不能怪教育部和学校。按照现代生物学发展的需要，研究生物的人一部分要学很多物理知识，一部分要学很多数学知识，一部分要多学化学知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同时学很多数学、物理、化学知识，而应该是各有偏向，既适合学生的个性，也为学科发展准备了多方面力量。

要搞好课程改革，教师有很大的责任，要看教师是否愿意做、想做好。教师把每一门课教好，也很重要。教学能力差的老师，不用多教学。有些老师教学能力好，但不愿意认真教学，因为相比做研究，做教学得到的回报很少，这就需要学校和院系给予支持。比如，我在学院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支持做教学的老师，教学做得好的老师，收入可以高于善于发SCI论文的人。

总之，我认为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的改革，不需要等上级干预，老师积极就可以做，且可以切实对学生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学生：是什么原因让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回到中国来？请您结合在北大执教的经历，谈谈您了解的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饶毅：就我个人而言，我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我到了一定年龄后会想：我有没有归属感？如果有，我的归属感是什么？我认识到我在中国完全能从事我要做的自然科学研究，这样我的归属感就和我的职业联系在一起了。我带儿子一起回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对于小孩子来说，有自我认同比教育的具体问题更重要。

我想中美两国教育的不同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是否允许每个人不同的发展、不同的发展是不是都能得到支持上。我回国后一直在学院里推动个性化教育。在推动过程中，我才意识到，教育部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学校在这方面也没有问题，报上去的改革计划都能得到批准，只要负责任地做改革，都能得到支持。关键问题在于，老师们能不能积极配合做，学生能不能改变心态跟上对自身成长更好的培养方案。

学生：您说美国梦是以个体为出发点，中国梦以集体为出发点。中国梦和个人有什么关系？怎样吸引个人参与到实现中国梦的行动中？

饶毅：我相信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个人和集体都要一起努力。你可以说美国强调个人的时候没有强调集体，但是换个角度说，实际上是美国的集体体制非常好，不需要再做很多努力。所以你可以同样说中国梦强调了集体成分，但也可以是说国家和社会应该为个人实现梦想创造更好的条件。所以，集体的梦不是压抑个人，而是在个人做好的条件上，促使社会和国家为个人实现梦想提供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