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赵姬与嫪毐吕不韦的故事

赵姬与嫪毐吕不韦的故事

毒缪本是秦国的宦官，因受秦始皇母亲赵姬宠爱，封为长信侯。毒缪依靠赵太后势力，形成与君权抗衡的后党集团，威胁到秦始皇的统治。后来，毐嫪发动**，兵败被杀。历史上说，毐嫪与赵太后夫妻一般生活，还养了两个儿子。后来两人私情暴露，小孩被摔死，毒缪被灭三族，赵姬被贬雍地反省，这真有其事吗？

这要从秦相国吕不韦说起。吕不韦原是阳瞿大商人，善作生意，有万贯家私。他选中了秦公子子楚进行政治投资。子楚当时在赵国作人质，受赵国冷遇，秦国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吕不韦耗费大量家产，帮助子楚改变形象和各方面关系，使得子楚被立为太子，顺利地登上王位，即历史上的庄襄王。吕不韦也如愿被封为相国，权倾一时，取得了政治投资的大回报。

吕不韦对子楚的投资，不仅有金钱，还有心爱的女人。吕不韦把自己的爱妾赵姬送给子楚，而身怀有孕的赵姬被子楚欢天喜地地迎回家，等儿子出生，还以为是自己的骨肉呢。这个小孩子赢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知道偷梁换柱成功，更是喜不自禁，对赵姬无限感激。两个人更是来往不断。（原文如此，当然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来揭秘吧不能妄下定论）。

庄襄王，在位三年即死去。吕不韦扶助儿子赢政即位。他全心全意地辅佐赢政，不忘父亲责任；对赵姬偷偷履行着丈夫的义务。三个人共享着天伦之乐。可是，随着赢政逐渐长大，处理政务果断干练，一副气吞山河的王者风范。吕不韦备感欣慰的同时，心里也惧怕起来。他害怕儿子察觉到了身世之谜，翻脸不认人的话，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了。他感到必须回避赵姬，保住权势要紧。

赵姬年纪不大，春心荡漾，与吕不韦缠绵不断。吕不韦害怕惹来杀身大祸，就想找人代替自己，以便摆脱赵姬，于是吕不韦找到了毒缪。此人本是市井无赖，为人阴险狡诈，有一套行淫的本事。吕不韦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让毐缪把特大阳具贯入车轮在街上行走。赵太后听到毐缪如此威猛，急于得到他。吕不韦施计：说毒缪犯罪应受宫刑，买通行刑官，拔掉须眉，假充宦官，送入后宫。

赵姬嫁给体弱多病的子楚，家庭生活毫无快乐。而那吕不韦醉心于权术，偷偷来往，也很不如意。健壮的毐嫪，让她如鱼得水，欢畅无比。赵太后不久就有身孕，为掩人耳目，就诈称神灵指示隐居避人，搬到雍地故宫居住，偷偷生下儿子来。毐嫪成了赵姬最心爱的男人，赵姬所掌握的政务，全由他作主决断。毐嫪借此机会积极发展后党势力，他拥有宾客一千人，家僮数千人。朝中官员也争相结交他，一时间，毐嫪成为仅次于吕不韦的第二号权臣人物。

第二篇：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庞慧

【专题名称】先秦、秦汉史 【专 题 号】K21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保定)2007年1期第86～90页 【英文标题】Lü Buwei and Lüshichunqiu

PANG Hui(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作者简介】庞慧(1971-)，四川巴中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外古史比较，先秦秦汉学术思想。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062 【内容提要】在 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宋代以来读书界普遍存在的因人废书倾向，但能否说就没有受到其他成见的荫蔽呢？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但具体的编撰工作，则由其门下积学之士担任。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吕氏春秋》绝非其为政指南。就《史记》、《战国策》等对吕不韦生平行事及其当政期间秦国国政的记述来看，吕不韦是一个精于权谋的“闻者”，而非励精图治的改革家。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Lüshichunqiu is a famous ancient book totaled by Lü Buwei, who was once an intelligent and capable merchant, and subsequently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Qin kingdom.Did Lü Buwei really participate in the practical work of compiling Lüshichunqiu? Did he contribute his thinking or learning, besides aids of money or power, to this book? Quite a number of scholars doubt it.Lü Buwei was not a strong-hearted reformer who aroused his all efforts to make the Qin kingdom prosperous.He, as many ancient writers had revealed in their works, was a worldly-wise minister who strengthened by all means his own power and influence.Lüshichunqi, in accordance, could not be the demarche which Lü Buwei followed to reform the Qin's traditional policies.【关 键 词】《吕氏春秋》/吕不韦/秦/“闻者”Lüshichunqiu/Lü Buwei/thought/Qin kingdom

中图分类号：k23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7)01-0086-05 一

历史上的吕不韦以一贩贱鬻贵之大贾，因为谙熟宫廷游戏规则而投机成功，位至相国。那么，此人究竟有无学识？他与以他的名义编写的这部书究竟是什么关系？概言之，吕不韦是否曾亲自参与编写《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否反映了吕不韦的思想和主张？这些曾是谈《吕氏春秋》者最喜讨论的话题，不同时代的学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差别很大。其间所反映出的古今学界在知人论世方面的心理变化，以及对著述立言之事的态度变化，也颇耐人寻味。

《吕氏春秋》中有《序意》一篇，叙著书之意，篇首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1](P654)吕不韦封秦文信侯，故此处之“文信侯”自是指吕不韦无疑。如按《序意》所说，“十二纪”（指《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全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构成，举部分以代全体，乃古人行文习惯。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有不同认识，因与本题无关，此处不赘）就是在吕不韦的思想指导下编撰而成的。不过《序意》既为《吕氏春秋》之一篇，当然有可能假托吕不韦的口气说话，单凭《序意》此语，并不能说明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编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两汉至唐代学人的眼里，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成为问题。司马迁在吕不韦本传中，称此书是“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而成[2](P2510)，而在《十二诸侯年表》序及《太史公自序》中，又称其书为吕不韦所作①。《汉书·艺文志》“杂家”目中，班固于《吕氏春秋》下自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3]。《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列《吕氏春秋》，而记曰：“秦相吕不韦撰”[4]。这一时期的学人在其著作中提到《吕氏春秋》时，往往或称书名，或称“吕不韦曰”，并有称“吕子曰”者②。不过，其时学者们不刻意区分吕不韦与《吕氏春秋》，恐怕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做这种区分的必要性不大，并非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之间的分别③。

大约到宋代以后，这个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并被学人热烈讨论。宋元明清的学者，在谈到《吕氏春秋》时，大多先要就此发表一点看法。其意见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相信《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事编成，因而此书无甚可取，这应该是其时学界的主流意见④；第二类，主张《吕氏春秋》乃是吕不韦门下宾客编成，与吕不韦无关，持此论者一般对《吕氏春秋》评价较高⑤；第三类，认为《吕氏春秋》一书不错，吕不韦应该在此书编撰中起过作用且他的一些看法在书中得到了反映，持此论者甚少且其论点多遭批驳⑥。第一类观点后来受到激烈批评，在二十世纪初的学界，那些对《吕氏春秋》评价偏低的学者在研究或谈论此书时，总是谨慎地注意与吕不韦区别开来，以免招到因人废书的指责。第三类观点在二十世纪流行开来，在最近几十年已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

二十世纪以来的学界，在此问题上有一种愈演愈烈的倾向，就是从承认吕不韦亲自参与编撰《吕氏春秋》开始，进而将《吕氏春秋》的思想视为吕不韦的思想，又进而将吕不韦奉为一代大思想家⑦。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种看法无疑有其合理因素，但从学术研究首重求真的角度来说，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仍需谨慎从事。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肯定也在书中得到了体现，但《吕氏春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吕不韦个人的主张，以及《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是否曾指导过具体的政治实践，恐怕都需要经过认真考察之后才能下结论。

二

吕不韦，生年不详，死于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⑧，本为战国后期一富商，往来贩贱卖贵于赵、韩名都⑨。在邯郸街头，吕不韦偶遇秦质子子楚。其时秦赵交恶，子楚客居敌国首府，“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2]（《吕不韦列传》，P2506），颇为狼狈。吕不韦认为此乃“奇货可居”，遂以其财资助子楚，并亲自携巨资赴秦为其游说，终使子楚立为太子⑩。公元前249年，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2]（《吕不韦列传》，P2509）。从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相国至秦王政十年吕不韦罢相，这十三年间吕不韦一直是列国中最为强大的秦国的相国。《史记·吕不韦列传》详细记述了吕不韦的发家传奇，和后来因嫪毐事件牵连被不光彩地罢相并最后自杀之经过，但对于吕不韦任秦相国期间有何政绩，则无一语提及。这期间惟一被司马迁浓墨重彩加以记述的，就是吕不韦招集宾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事。司马迁在吕不韦传末感慨地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2](P2514)孔子论“闻”者，见诸《论语·颜渊》篇，其文为：“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5](P276)则孔子之所谓“闻”者，貌似有德，实多虚伪，能以虚言虚行邀名买誉，聚徒成党(11)。就《史记·吕不韦列传》对吕不韦生平事迹的记述及评价来看，司马迁是将吕不韦看作一个精于权谋、贪于名利、时望虽高，但行止有亏的小人。

《史记》之《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记载了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的军、政大事，可以补《吕不韦列传》记事之阙。据此三文，在庄襄王在位的三年间，秦连年大规模对外用兵，攻势凌厉：元年灭东周，伐韩、置三川郡；二年秦攻赵，定太原；三年秦攻魏拔二城，攻赵置太原郡。但庄襄王三年，“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兵败，东进受挫。是年庄襄王死。从是年直到秦王政十年吕不韦罢相，秦在对外扩张一事上无大作为，虽几乎连年用兵，但与东方五国处于胶着状态，迭有胜负，且国内频有灾、乱。庄襄王之时秦急速东进，应该也反映了身为相国的吕不韦的意愿。而秦王政初年秦之无所作为，其时身为“仲父”、辅佐幼君的相国吕不韦恐怕亦难辞治国不力之咎。秦王政在命令吕不韦徙蜀的诏书中责问：“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於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1]（《吕不韦列传》，P2513）秦王政纵是背本忘义的虎狼之人，他敢这样公开责难吕不韦，还是得有一定的根据。要之，吕不韦于秦之所谓“功”，所谓“亲”，主要是帮助子楚获得王位，及与秦王政生母的暧昧关系。但这只是私下里的隐秘勾当，难以公开宣扬。他治秦十余年能够公开宣扬之功烈，当然也有一些，但远不能与之前的异姓秦相，比如商鞅、张仪、范雎等人相提并论。而秦待他之优渥，则远远超过上述诸人。商鞅入秦二十年，积功无数，秦才“封之於、商十五邑”(12)。张仪在为秦出生入死多年之后，仅得五邑之封(13)。范雎受封较早，有一应县，亦不过万户左右(14)。而吕不韦初封即是富庶之都“河南洛阳十万户”。据郭沫若考证，汉初之河南洛阳郡为原秦三川郡的一部分，“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汉书·地理志》）”，仅及吕氏封户之一半而已[6](P371)。吕不韦受责后，默然饮鸩而死，虽可理解为从此对秦绝望，恐怕亦是无力置辨此种责难。因此，要说吕不韦反对秦传统的耕战政策，或者认为由吕不韦治秦，秦就一定不会二世而亡，可能都有点言过其实(15)。

另外，《战国策》中有九章谈到了吕不韦，涉及吕不韦为相前与子楚之交往、在秦国宫廷之活动、为相时之势焰、罢相传闻、罢相后的活动等(16)，所言大抵都是吕不韦如何发家、如何弄权之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一节谈到在吕不韦任秦相国期间，秦曾联合赵国攻打燕国，燕国“以河间十城封文信侯”，“文信侯受封，乃与燕交，而迫赵撤军。”[7](P113)《战国策·秦策五》有“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章”，可证《战国纵横家书》所言不虚。这些材料所反映出来的吕不韦当政期间所作所为，颇近在吕不韦死后不久入秦的韩非对秦国国政的批评：“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8]（《定法》）。据《战国策》，吕不韦罢相后，似乎有到其他国家发展的打算。他去了赵国，当了一段时间的“守相”，因秦“下甲攻赵”，不得已才离开赵国[9](P280-286)。

综合以上材料来看，吕不韦是一个权欲极盛、私心甚重的人，有智略、精权谋、善于邀名买誉、招揽人心，但很难说有确定不移之政见。司马迁称吕不韦为“闻”者，应算较为客观的评价。因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吕不韦罢相之年，为秦王政亲政之第二年，其时秦王政23岁。前一年即秦王政九年，“王冠，带剑”[2]（《史记·秦始皇本纪》，P227），意味着可以亲政了。正是此时，“长信侯毐作乱而觉”[2]（《史记·秦始皇本纪》，P227）。秦王政以雷霆之势平息了嫪毐之乱，并因“事连相国吕不韦”而“欲诛相国”，只因吕不韦“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辨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但在第二年初，即免去吕不韦的相位[2]（《吕不韦列传》，P2512）。当年秦国又“大索，逐客”[2](P230)，应即是针对吕不韦广招宾客而起。至于因嫪毐事件而败露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生母之间的丑闻，大约不过是为秦王政逼迫吕不韦下台提供了契机，很难说秦王政真的将此事看得那么严重。秦王政十二年，吕不韦饮鸩自杀，其舍人窃葬。当年秋，在处理完那些窃葬吕不韦的舍人之后不久，就“复嫪毐舍人迁蜀者”[2]（《史记·秦始皇本纪》，P231）。吕不韦舍人中凡是秦国之人亦都被迁往蜀地(17)，但终秦之世，未见召回之令。这应该不是太史公一时疏忽所致。史乘可证吕不韦之子弟宗族在吕不韦去世入葬之后，还是被强制迁到蜀地，并从此居留于蜀(18)。这样的处置似可说明秦王政最为忌惮的，不是宫廷丑闻，也不是所谓要夺他王位的嫪毐及其党羽，而是把持秦国国政多年的吕不韦的势力、影响力。《史记》记吕不韦罢相后，“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2]（《吕不韦列传》，P2513）；吕不韦自杀，其舍人敢于抗命窃葬，这都说明吕不韦声望素著，且能得人死力。对于刚刚成年、雄心勃勃的秦王政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现竟然有许多人更忠于吕不韦，而不是自己更恼火的事呢？秦王政要亲政，吕不韦必失政；秦王政要专制于一己之身，吕不韦必无交结诸侯宾客之可能，或者去死，或者孤独地终老荒野。这其实是作为“闻”者的吕不韦的必然命运。当然，吕不韦能让那么多的才智之士舍死相从，亦说明他在才识、行事、交接等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并非一不学无术的庸碌之辈。

三

战国后期，秦统一天下之势已经明朗。吕不韦任秦相国后办的第一件大事，是亲自带兵将周王朝最后一个孑遗东周消灭(19)。其时周室积弱已久，东周君的实力不过相当于秦一小县，故此举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价值。吕不韦大约欲藉此昭示秦继周而起的姿态，也许还有为自己定封的用意在里面。《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相国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2](P223)。《吕氏春秋》一书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要为新“天子”创制立法，出谋献策之意图，应该就是吕不韦发起编撰此书的用心所在。因此吕不韦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在这方面，吕不韦可能提供了一个基本意见，至于具体如何去剪裁、融会诸子，并将其组织成文，汇编成书，当由门下积学之士分任其事。《吕氏春秋》最后被吕不韦“布咸阳市门”，并“悬干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1]（《吕不韦列传》，P2510），说明它得到了吕不韦的认可，吕不韦认同《吕氏春秋》的思想。因此，如果对“思想”一词的要求不那么严格的话，也可以说《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不过，如果“思想”指的是一定见解之成系统的表述，则只能说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些学者极力主张吕不韦为相国时就是按照《吕氏春秋》思想来施政的，并称之为“改革”[10](P77-94)。如果根据《吕氏春秋》，推测吕不韦或有改革秦政治传统之心，也许不误，但一定要说吕不韦必有改革秦政治传统之事，则嫌于穿凿。从上述各种史籍对吕不韦当政时期秦国政事之记载来看，找不出其时发生过什么有意义的改革举措，而秦王政初年秦政事之紊乱拖沓，适足以证明吕不韦并非励精图治之大臣。郭沫若认为吕不韦的政见“对于秦国的政治是一种改革”，但他亦承认吕不韦“在政治上的施设没有留下什么”，并归因于“秦国内部也有莫大的阻力存在”[6](P402)。郭老真是善为吕不韦开脱。其实，以吕不韦好虚名重实利之为人，很难想象他会为了秦国的长远利益，而去坚韧不拔地推行那种势必会触动许多既得利益集团，遭遇重重反抗的改革措施。在吕不韦时代之秦国，《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多半只是一个纸上的蓝图，最多不过是吕不韦口头上用以邀名买誉之号召而已。

收稿日期：2006-08-10 注释：

①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称：“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上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则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②如《说文解字》引《吕氏春秋》时或称“吕不韦曰”、或称“吕子”曰；刘向《新序·杂事五》引《吕氏春秋·尊师》篇，称“吕子曰”。

③学界一般认为到春秋后期，即诸子时代之起，中国才出现了私家著述。而自春秋战国至汉，著作不题撰人之名。在中国古代，明确地以撰述为事业，极看重作者之真伪的想法，宋代以后才被普遍接受。余嘉锡《古书通例》中有专论“周秦古书，多不题撰人”之例。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二章第五节“古者著述体裁”，都讨论过中国早期著述活动中的这种现象。

④宋代的韩彦、清代的卢文弨等学者都曾批评过读书人中因人废书、轻视《吕氏春秋》的积习，由此可见其时读书界对此书的普遍态度。韩彦云：“《吕氏春秋》言天地万物之故，其书最为近古，今独无传焉，岂不以吕不韦而因废其书耶。愈久无传，恐天下无有识此书者，于是序而传之。”（《黄氏日钞》卷五十六《读吕氏春秋》引）卢文弨《〈书吕氏春秋〉后》曰：“世儒以不韦故，几欲弃绝此书，然书于不韦固无与也„„世儒不察，猥欲并弃之，此与耳食何异？”（《抱经堂文集》卷十，149页）。

⑤明方孝孺言可为此种观点之代表：“不韦以大贾乘势市奇货，致富贵，而行不谨，其功业无足道者，特以宾客之书显其名于后世，况乎人君任贤以致治者乎？然其书诚有足取者，其《节丧》《安死》篇讥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罚不如德礼。《达郁》《分职》篇皆尽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后秦卒以是数者偾败亡国，非知几之士，岂足以为之哉？”语见氏著《读吕氏春秋》，《逊志斋集》卷四。

⑥如宋代高似孙在《子略》中说：“秦王不好士，不韦则徕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计；始皇甚恶书也，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其说为吕不韦张目，被时人视为“可怪”。不过，高氏此说亦是信笔所至，未加深思。

⑦写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胡适《中古思想史长编》、钱穆《秦汉史》等书在谈论《吕氏春秋》思想时，都特别强调吕不韦本人的东方文化背景。1943年，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提出《吕氏春秋》是吕不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政见，与秦传统尤其是秦始皇唱对台戏之作。最近十余年，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作为思想家的吕不韦的专著、论文。

⑧《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钱穆先生认为不韦入秦游说华阳夫人之时，年事当近四十，《史记》记此为昭襄王末年事，而《战国策》载入秦说立子楚已在孝文王时，依《史记》，不韦卒时年逾六十，依《战国策》，“其卒盖年踰五十，犹未及六十耳。”说见钱穆先生《吕不韦著书考》（《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22页）。

⑨吕不韦为何处人氏，史有异言。《战国策·秦策五》称：“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史记·吕不韦列传》则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后来高诱《吕氏春秋训解》序调停二说，而称：“吕不韦者，濮阳人也，为阳翟之富贾。”按：当以高说为近。战国商业发达，出现了不少“结驷连骑、游聘诸侯”之富商（参见《史记·货殖列传》）。吕不韦当即属于此类富商，故《史记》说他“往来贩贱卖贵”。他的主要经商据点当在韩之阳翟、赵之邯郸。

⑩关于吕不韦游说秦宫廷的具体时间，游说之顺序，《史记·吕不韦列传》与《战国策·秦策》的记载不尽相同，但二书所记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及其弟其姊之说辞基本一致。

(11)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第一册，本书276页。(12)商鞅在秦孝公三年入秦，秦孝公二十二年受封为列侯。详见《史记·秦本纪》及《商君列传》。

(13)事见《史记·张仪列传》。

(14)范雎于秦昭王三十九年入说昭王，秦昭王四十一年，受封应县。详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5)吕思勉认为：“使秦终相不韦，或能行德布化，以永其年，不至二世而亡，使天下苍生，不蒙其荼毒，未可知也。”（语见《经子解题》）郭沫若更断言：“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十批判书》，421页）(16)《秦策》3章（《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章”、“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章”、“文信侯出走章”）、《楚策》1章（《楚策四》“楚考烈王无子章”）、《赵策》4章（《赵策一》“或谓皮相国曰章”、《赵策三》“苦成常谓建信君章”、“希写见建信君章”、《赵策四》“秦召春平侯章”）、《魏策》1章（《魏策四》“秦攻魏急章”）。

(17)《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而据《史记正义》，后两类人都被迁往房陵。

(18)《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裴松之注引孙盛《蜀世谱》，云：“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汉）孝武帝时通博南山，渡澜沧水{K21R3150.JPG}溪，置{K21R3151.JPG}唐、不韦二县，以彰其先人恶。”(19)事见《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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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有关吕不韦的中国历史故事

春申君做了楚幽王事实上的父亲，不曾得到好处，却赔了自己的命。吕不韦做了秦王政(始皇帝)事实上的父亲(野史)，却得到极大的好处，当了三年丞相，九年相国。最后，虽则遭遇放逐，却保存了性命。

他既非像四大公子中之三个，为齐赵魏三国王室的一分子;也不像春申君那样，是楚国的世家子弟。他只是一个政治地位不高的商人.虽则是很有钱的商人。

有关吕不韦的成语：一字千金

他是韩国阳翟的商人，经常住在赵国国都邯郸。阳翟在河南禹县，禹县在今日仍是全国药材的聚散之地。邯郸即今日的河北邯郸，当时不仅是赵国的国都，而且也是一大商业都市。有钱的商人住在邯郸，或来往于邯郸的极多。市面很热闹，有不少的饭店旅馆与娱乐场所。商人之中的最有钱的每每在家中养了若干能歌善舞的美女，称为姬，作为宴会时表演之用。

在吕不韦的姬之中，有一名被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公子楚(当时名为异人)所看中。吕不韦把她送给公子楚。司马迁说：公子楚不知道，这位美女已经有了身孕，所孕的是吕不韦之子。

公子楚不仅喜欢这个姬，而且爱她，立她为夫人(作他的妻，不作他的妾)。他与这位夫人生了一个儿于叫做政。这个“公孙政”其后便是秦王政，这个秦王政于统一中国以后，自称为“始皇帝”。他极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而不是公子楚的儿子。

我曾经收集反面的证据，以证明司马迁所说并非事实.而是痛恨秦始皇、痛恨秦国的六国王室成员或孤臣孽子或在坑儒之时幸免于难的儒生，所造出来的谣，借口出气。然而，我不曾找到，只好暂且以司马迁的所说为根据，大谈吕不韦的政治阴谋了。

吕不韦有钱，好客，朋友多，不足为奇，他和公子楚作了朋友，也很自然。他富而不贵，公子楚贵而不富。他有了公子楚作朋友，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进入了政治圈。公子楚有了他这样的朋友，有了钱花，也足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公子楚的祖父是秦昭襄王;父亲是其后的孝文王。母亲是孝文王的一个不甚喜欢的妃子(姨太太)，不是孝文王的夫人(其后的王妃)。孝文王的夫人，是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儿子，想在各位妃子所牛的若干儿子中，挑一个作为太子。

吕不韦自己去秦国，带去五百金，买了珍贵物品，设法送到华阳夫人之处，说是公子楚的，也说了公子楚如何崇拜华阳夫人，想念华阳夫人，感激华阳夫人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

这一招很成功。华阳夫人也派人到赵国，赏东西给公子楚。嫡母与这位受宠的庶子之间，因信使来往联系，渐渐变成了像亲生母子一样了。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秦赵两国翻脸，秦军大败赵军于长平：次年，秦军围攻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君臣，依惯例，可以杀掉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公子楚。在杀他以前，先派人把他关起来。

吕不韦有钱而舍得用，花了六百金贿赂看守公子楚的人，让公子楚逃去，逃到秦军阵营，随军回秦国。

昭襄王在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去世，公子楚的父亲孝文王继位，立刻，由于华阳夫人的建议与坚持，册封公子楚为太子。数个月之后，孝文王去世，公子楚以太子的身份继位为王(作了历史上的庄襄王)。

这时候，吕不韦早就再度来到秦国。新即位的庄襄王，在次年(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同时封他为“文言侯”，食邑十万户。

吕不韦当丞相，一直当到庄襄王三年，庄襄王去世。在这三年期间，他替庄襄王吞了“东周”，吃了韩国的成皋荥阳，魏国的高都，赵国的榆次。

所谓“东周”，不是东迁洛阳的周朝王廷，而是周公旦后裔的诸侯国之一：东周公爵国，周公旦本人被封在成周(洛阳)，儿子伯禽被封在鲁。伯禽的后裔，作鲁侯(不是鲁公)。春秋书中所称的鲁定公、鲁哀公等等，其公不是公爵之公，而是等于英文之中的Lord，不是英文之中的duke。

周公旦的小儿子承袭了成周的公爵国.其嫡系后裔世世代代，被称为周公某或周公某某。例如，周公黑肩。到了战国之时，这个公爵国分裂为二，一是东周公爵国在洛阳，二是西周公爵国，在洛阳之西。秦庄襄王所灭的东周，便是在洛阳的公爵国。

周的王室，在幽王之时丢掉镐京，在平王之时另建王廷于洛阳，仍叫做周，并不自称为东周。称平王之后的周为东周的是后代的历史家。

在洛阳的周王廷，于公元前256年结束。最后的一个周王，周赧王，亲自跑到咸阳，把户籍、地图，及若干档案献给了秦昭襄王。当时，王廷的土地，只有三十六个小城，人口，只有三万人。各国的土地与人口，在魏惠王称王以前，名义上仍属子周，虽则不是直辖。魏惠王及其他四国的王纷纷称王以后，他们的土地与人口便和周王廷毫不相干了(楚君一向是自称为王，与周王在事实上是平起平坐的。不过，在礼貌上对周王相当尊重)。

秦庄襄王有了韩国的成皋荥阳，又有了魏国的高都，赵国的榆次，使得以后他的儿子(吕不韦的儿子)秦王政，容易灭掉魏赵两国。

秦王政继位为王之时，年纪不满十四岁(有十三足岁)。朝廷大权仍旧操在吕不韦之手。吕不韦通过“太后”(秦王政母亲)之支持，用秦王政的名义把自己的官衔由“丞相”升为相国。

他当相国，当到秦王政九年，遇到嫪毒(读作lao ai)造反，受累，于次年，秦王政十年，丢掉了官，到河南洛阳一带，“就国”(到所封的文信侯国去居住)。一年多以后，秦王政又下令免去他的文信侯的爵位与食邑，流放他到蜀(四川西部)。吕不韦觉得自己不必再长途跋涉了，就在自己的文信侯的侯府，饮了毒酒而死。

那造反的嫪毒，是吕不韦介绍给太后(秦王政的母亲)的一名假太监，和太后私底下生了两个儿子。他于秘密暴露之时企图阻造反的方法先发制人，保护自己。他战败，被杀。他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的所有成员，也都被杀死。

吕不韦在担任秦王政的相国之时，九年中，又取了韩魏赵三国不少的险要地区。赵国的将军庞媛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领导楚赵韩魏燕五国的军队，作了历史上第四次的合从攻秦的壮举，不曾能够奈何秦国。吕不韦，正如秦国前前后后所用的客卿一样，是对得起秦国的。

他自己也正如四大公子，养了很多宾客。这些宾客之中的文人，替他捉刀，写下了一本好书，叫做《吕氏春秋》。吕不韦十分高兴，认为这本书不仅内容好，文章也好。他把这本书挂在咸阳的城门，说：“任何人倘能改动其中一个字，就赏给千金。”结果，没有一人来改字领赏。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美国朋友。美国朋友说，“大概是大家都知道，这千盒之贵，可能会带来灾祸罢。”

第四篇：樊姬之力的故事

春秋时期，楚庄王与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合称“春秋五霸”。

有一天，楚庄王上朝听政，下朝很晚，他回到后宫，他的妃子樊姬走下厅堂来迎接他。樊姬问道：“大王，为什么退朝这么晚?恐怕饥饿疲倦了吧!”

楚庄王兴奋地说：“寡人今日上朝听到很多忠臣贤士的言论，寡人已经忘记饥饿疲倦了!”

樊姬又问：“大王所说的忠臣贤士，是各国的宾客呢?还是国内的名士?”

楚庄王说：“是沈令尹。”

樊姬听说是沈令尹，就捂着嘴笑了。

楚庄王感到很奇怪，就问：“你为什么要轻蔑地一笑呢?是嘲笑寡人吗?”

樊姬说：“贱妾不敢。”

楚王追问：“那你到底笑什么呢?”

樊姬说：“我有幸能侍奉大王，主管大王的洗浴，手持毛巾、木梳给大王擦拭梳头，整理被褥坐席，已有11年了。我还曾派人到梁国、郑国寻访美丽少女，进献给大王。她们当中与我地位相同的有10人，比我强的有2人。我难道不想专享大王的宠爱吗?但我不敢因为自己的私欲而遮蔽众女的美貌。让大王见到众多的美女，是想让大王了解到她们的才能啊!”

楚庄王说：“你的贤惠，寡人早就感觉到了，但这与你的笑有什么关系呢?”

樊姬说：“我笑沈令尹虽然是一国宰相，可是还不如我呢!”

楚庄王说：“这话怎么讲?”

樊姬说：“沈令尹在楚国执掌相位已经多年了，却从未曾推荐过一位贤人，也从未曾辞退过一个坏人，这哪里称得上是忠臣贤士呢?”

楚庄王听后觉得樊姬的话很有道理。

第二天早晨上朝，楚庄王便把樊姬的这番话告诉给沈令尹。沈令尹听后，感到很惭愧，就离开席位，把孙叔敖推荐给了楚庄王。

楚庄王召见孙叔敖，任命他为楚国令尹。孙叔敖治理楚国三年，楚国强大起来，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

史官提笔在史策上写道：“楚国能称霸天下，是樊姬的力量。”

第五篇：历史名人宋徽宗赵佶与肇庆的故事

历史名人宋徽宗赵佶与肇庆的故事

肇庆的历史曾经很“辉煌”，做过南明王朝皇都，做过两汉时期苍梧郡郡治，又是明清时期两广总督府所在地；同时在肇庆起家的皇朝亦有数个，比如南北朝的陈国，五代十国的南汉，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在肇庆发迹的皇帝不得不提——他被就是史家称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赵佶，这位中国艺术上史上独一无二的全能天才，在政治史上却是不称职的最高领导，背着昏庸荒淫的骂名，最后被金兵俘虏北上，做了亡国之君，死后尸油被点了天灯。这样一位历史名人，却跟肇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肇庆地名之来就跟他登上皇位有关，近日记者翻阅各种史料和采访有关专家，就“宋徽宗与肇庆”的话题进行追溯。

在宋徽宗的慷慨拨款下，郡守郑敦义在1113年将土城扩大，筑为砖城，从而有了今日宋城墙之雏形。西江日报记者 钱荣森 摄

肇庆之名的由来，相信很多市民都了然。肇庆古称端州，改名为肇庆是在900多年前的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徽宗亲笔御书“肇庆府”三字，端州故有此名，并沿用至今。

端州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古代各朝各代行政区划与地名不断变化，在唐宋之前，端州并没有作为固定的历史地理概念被人熟知，相反今隶属于肇庆的高要、封开（封州），却频繁在出现在历史记载中。记者翻阅史料得知，端州作为地区中心形象出现，应该是唐宋之后，尤其是以端州荣升为“府”，改名肇庆为分界点，自此以后现在的城区所在地开始统领其他地区，逐渐以西江甚至岭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形象登上政治舞台。这一点跟宋徽宗的破格提升有紧密联系。宋徽宗为什么要如此看重肇庆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背后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非嫡非长

赵佶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其中的偶然与必然，让史家每写到此都不免感叹。明代学者张溥就认为，北宋的覆亡就源于这样一次阴差阳错的任命。

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生有十四子，宋徽宗排行第十一，赵佶的生母御侍出身，身份低微，生下他不久就过世。按照立储规矩，赵佶非嫡又非长，自然是继位的冷门。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赵佶的异母兄赵煦即宋哲宗继位。其他继位无望的诸子相继被封为王，其中赵佶被封为端王，享受端州百姓的供奉。

出人意料的是，1100年，在位15年年仅24岁的赵煦突然病死了，病因是纵欲过度，导致“精液不禁”，但又膝下无子。怎么办？只能从哲宗兄弟中找继承人。而这时端王赵佶同样是冷门，哲宗有皇弟１３人，其中８人已死，５人尚在，即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越王赵偲。5人之中，申王赵佖是老大；简王赵似是哲宗的同母弟，是被尊为皇太妃的神宗朱德妃所生。历朝历代的皇位继承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死去的皇帝无皇子，则论血缘关系亲疏，立同母弟；入无同母兄弟，就立长者。简王赵似无疑是一大热门人选，申王赵佖次之。

据《曾公遗录》记载，在立帝朝议中曾发生激烈争吵。神宗遗孀向太后主持会议问大臣，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曾残酷迫害司马光、苏轼的新派、当时权倾朝野的宰相章惇提出“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 皇后痛斥：“都是神宗儿子，有何区别。”同时她解释说按立长的规矩，当立申王，但“申王是个独眼龙，所以次当立端王。”朝下大臣见太后执意立端王，掂量利害得失后纷纷附和太后意见。章惇恨恨地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向皇后为什么执意要立端王，学界还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赵佶能做上皇帝，跟皇后喜欢他的才气以及孝顺有关，同时不排除她有打击简王母亲，排挤章惇的的嫌疑。但端王“轻佻”预言却被不幸言中，这位风流才子走上政治舞台后，重用蔡京、童贯、高俅等奸臣，亲手将北宋江山毁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北宋江山的覆灭便源于这次阴差阳错的安排。

丽谯楼是古代肇庆府衙的所在地，为古代肇庆的政治中心，建于宋重和元年（1118年）是为供奉宋徽宗赵佶亲笔御书“肇庆府”而建，故称“卸书楼”，明代改为“丽谯楼”，明末，朱由榔在肇庆建都抗清，在此楼登基，改作“永明宫”。西江日报记者 钱荣森 摄

2、荣升为“府”

肇庆——寓意好运的开始

18岁的赵佶当上了皇帝，对这份上天赐予的“好运”，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据史料记载，赵佶本人非常迷信，笃信谶纬之学。南宋《曲洧旧闻》记载： 1102年有人上了一道奏本说：十二属相中狗居戌位，是陛下本命，如今京城到处都在杀狗，是对陛下的大不敬。徽宗听后马上下旨，严禁天下杀狗。

从这些可以推断，迷信的赵佶认为，封地端州给自己带来了做皇帝的好运气，是福地。1100年宋徽宗登上皇位，当年十月，就将端州升格为“兴庆军”，寓意“兴旺喜庆”的意思，军是宋朝当时军事重镇的名称。为什么要升级？记者从《宋大诏令集》查到当年徽宗发布的《端州升为节镇诏》—— “惟高要之奥区, 乃南国之旧壤。土风淳厚, 民物夥繁。朕诞受多方, 绍承大统, 顾启封于兹土, 实赐履于先朝。茅社之荣, 是为基命，节旄之重, 宜锡隆名。”大有没有端州就没有我今日的意思。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拔钱八万贯，叫节度使郑敦义将兴庆军的土城拓建为砖城，驸马都尉王诜见皇上高兴，乘热打铁劝宋徽宗将兴庆军再升一级，宋徽宗便在十一月初六将兴庆军升格为“兴庆府”。记者翻阅史料得知，北宋将“州升府”称为“升大藩”，兴庆府是当时岭南唯一一个府级行政区，足见徽宗对封地的恩宠。

5年后，去广东的做转运判官燕瑛又建议改名，他查到，八十多年前，北宋死敌西夏曾将首府兴州改名为“兴庆府”。他觉得堂堂大宋沿用西夏国首府旧名，实属不妥，恳求宋徽宗赵佶改名。宋徽宗认为当初端王的封号实在祥瑞，想把端州封地改为“辛庆府”或者“升龙府”，征求他的意见。燕瑛经过反复思考，提议改名“肇庆”，寓意开始带来吉庆之意。宋徽宗认为：“肇”乃发端也，“庆”乃可喜可贺，合二为一，即“喜事是从这里开始”之意，乃同意此名。于是不假思索执起朱砂笔御批准奏，并用独特的瘦金体亲笔御书“肇庆府”三字。燕瑛欣喜异常，陪同钦差大臣到肇庆，并在知府衙前筑楼，悬挂宋徽宗御书，号为“御书楼”，即今“丽谯楼”。如今，这牌匾肇庆仍然挂在丽谯楼的前宇上。

3、地位提升

专家：并不仅是宋徽宗的恩宠

据了解，宋朝封王并无实封，封国但取空名，而没有其地。因此，端州只是宋徽宗的潜邸。那么，宋徽宗是否来过肇庆，我市多位文史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目前所查到的史书对此并无记载。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肇庆在宋朝非常受重视。文史学者陈大同介绍，肇庆在宋代隶属广南东路（今广东省名的来由），岭南地区为数不多升级为“府”的地方。此后，宋徽宗之子、宋高宗赵构未登基前亦被封为康王，登基后便把康州改为德庆府。南渡后，肇庆府与德庆府是广南东路三个“府”当中的两个。

由州升为府，单单是徽宗的恩宠？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学者鲁延召就认为除了因徽宗潜邸这个特殊的政治原因外,实际上也这一地区经济、政治地位情况的反映。肇庆地区在宋朝以前一直是西江流域的军事重地，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咽喉。正因为此，这里成为多个王朝的发迹地。

除了军事方面，隋唐以来，端州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人口一直位居广东前列。《刘伟铿史学文集》中提到，据《元丰九域志》，北宋端州有主户（占有土地者）客户（无土地的佃农）共25093户，是《新唐书》所载端州9500户的2.7倍，由此加速了西江沿岸端州、康州、封州的开发。肇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愈加突出。宋代经过冯拯、陈尧叟、包拯等人的努力, 已使端州完成了从单一的两广重要军事城堡向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多层次演变，而当时的广州在农耕经济与广府文化人户总量仍比不上端州。而不得不提的是，广州只是在南宋灭亡时才临时升为府的。

4、重视端砚

宋朝端砚生产贸易十分繁荣

宋徵宗亲笔题写的“肇庆府”三字既秀丽飘逸又挺拔瘦硬，这正是他自成一家的瘦金体书法。宋徽宗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而才华横溢的皇帝，他广泛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与伦比。而他的“瘦金体”和许多画作都是借助端砚流芳百世。

宋代是书画艺术发展的高峰期。广东省旅游特级教师谈雅伦告诉记者，宋徽宗不仅创作大量书画精品，还积极推动北宋文化艺术的发展，他建立健全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相应地提高了画院的政治地位，还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宋徽宗对书画艺术的重视，营造了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大大增加了文房四宝的需求量，端砚不仅为宫廷画师所用，在民间也颇受文人青睐。

据史料记载，宋代是端砚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市博物馆馆长陈羽在《端砚民俗考》一书中提到，宋徽宗对肇庆恩宠有加，不仅拨巨款修葺城墙”，同时征来大量端砚赏赐功臣。由于皇帝对端州和端砚的重视，加上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使端砚的生产和贸易十分繁荣。仅宋代开采的砚坑就有10多个，成为全国两大产砚区之一，其中坑仔岩和宋坑等名坑均开采于宋代。

宋徽宗爱赏赐大臣以端砚，中国文房四宝制砚艺术大师柳新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及此点，并谈到了《钱氏私志》记载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宋徽宗请书法家米芾到宫内写字作画，完成后，宋徽宗十分满意，赏给米芾刚才用来研墨的端砚。米芾如获至宝，马上将端砚揣入怀中，谁知墨汁溅了米芾一身，宋徽宗见状捧腹大笑。有“砚痴”之称的米芾对端砚的无比钟爱之情也由此可见一斑。（文/叶树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