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摘要] 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工作在理念、过程、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本土化呢？在向西方和港台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借鉴、学习、交流的同时，我们一直未关注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工作中寻找启示。本文主要从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中，就三个方面谈谈其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 乡村建设 社会工作本土化

引言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996:1）。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 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总之，从理念、过程、方法来看，梁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蕴涵着一种生长于本土的，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王思斌，2001:57）按照王思斌教授的定义，我们可称之为本土性乡村社会工作。而这一点，目前学界并未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将其同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联系起来。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有的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概念作比较，并对我国内地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做理想类型的划分，如王思斌教授将助人系统分为“民间系统”和“政府系统”（王思斌，2001:58）。从实践的角度，有些学者深切探论社会工作中国化的重要性、具体途径和成功经验，如从社会工作教学基地的建设方面谈对西方社工精神移植中国本土的重要性（李洪涛，1996:23-24）；还有从上海市社会工作的实务为例，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实现本土化的必然途径应注重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并以社会发展为主题（张昱，2004：8-12）。此外，也有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妇女自我概念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特别是妇女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刘梦，2001：28）。但我们认为这些对本土化的讨论偏重于现状和展望，而没有很好的反思社会工作在我国独特的历史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确蕴涵着一套中国社会工作的助人模式，目前我们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时，反观这段历史对我们是极其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目的是重温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来谈它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启示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个人道德——社会和谐

梁漱溟所著的《东西方文化和哲学》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乡村建设理论的哲学基础。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该研究院设立的宗旨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解决当时的社会实际问题。即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为此，他通过建立能够沟通调和中西文化的乡村组织，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新的道德风尚和规范，利用合作生产，相互救助，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梁漱溟先生清楚的认识到西方的理念与中国精神的不同，主张通过调和二者来构建新的团体理论。他说，“我们中国现在所急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团体组织，就是要往团体组织里去变；而求得团体组织之道，在中国是必须发挥伦理关系，发挥义务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恰巧现在西洋的团体组织之道也正在那里变：由„权利观念‟变为„义务观念‟，这样一来，便与我们相合了。”（梁漱溟，1989：665）可见梁漱溟的乡村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便有了传统的儒家理念和西方团体主义精神调和的味道。

相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社会工作者虽认识到西方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源于新教伦理、费边主义和西方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我国2 0多年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鲜有学者明确提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应有的哲学基础，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模糊不清。以至于有学者断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多年，进展缓慢，现在看来，正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所谓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导致我们走了弯路。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走了弯路是事实，不过本土化本身没有错，错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如哲学基础和理念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对本土化的理解不清。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指出，所谓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合后的社工理论、方法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我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个更基础的结合问题——西方社工理念同中国的本土理念的结合。大陆的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似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救助、矫治和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有哲学基础做支撑吗？如果没有解决理念问题，社会工作职业化在我国发展下去会不会导致功利化？换言之，没有适合本土社会的社会救助理念，一味注重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向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最后我们会不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社会工作本身被方法异化、社会工作者本身变得功利化。笔者之一曾在一次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上，听到一位学员谈他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看法，他的大意是如果是他的小孩，绝不会让他学社会工作专业，理由很简单，“父母平均花费5-6万元培养自己的孩子读这样的专业出来，去从事社区工作，工资报酬、社会地位那么低，岂不是浪费。”当时在座的闻者对他的说法多表示附和。可见，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我们这些从事第一线教学研究的社会工作者还未能明确，提专业化、职业化是不是太早了？或者说这样的专业化、职业化后的中国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工作吗？同时，对自发的民间救助团体也无法进行高度的整合。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确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其实梁漱溟先生在他展开乡村社会工作之前，也面临同我们一样的困境，不过梁先生明确了乡村建设、乡村社会工作的理念，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尝试着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理念要既高且明确——以发明和完善个人道德为始，调和西方理念和本土文化价值观念，用本土性的自身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完善与和谐。

启示二：发展基层社会工作组织，增强社会工作者的沟通能力

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运动的起点放在农村，建立乡村自发救助系统，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贫困问题，进而向现代化迈进。他创造了一种以新文化为基础的团体组织，即“乡村组织”，乡村组织的具体办法是——村学乡学，亦即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即在村建立村学，在乡建立乡学，将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为一体。其“意在组织乡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规定其组织间的分际关系，而想养成一种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之上。”（梁漱溟，1933：105-124）有学者认为：“梁漱溟希望的是通过学校中心废除官僚主义政府这个农民的祸根，相反，通过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在作为教师而与农民相联系的乡建干部，政府就将与农民相联系。„政府学校化‟将反过来导致„社会学校化‟，这样就能将农村改造成为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这种态度是设法打消农民对政府及公共事业那种传统的疑虑和敌视，而代之以农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非传统的能动主义。通过村一级的参与民主，政治的力量将自地方有组织的民众，上达于与国家；而不再是发自上层庞大的官僚机构所分布的官方命令。”（艾恺，1996：254）

乡农学校的组织由四部分人构成，学众（全体乡民）、学长（监督训导）、学董（行政管理）、教员（乡学又有辅导员）（乡村社会工作者）。用梁先生的话来说，“这四部分人就是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这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还可以各用一个名词来代表他，就是：学众即立法作用；学董即行政作用；学长即监督教训作用；教员即推动设计作用。”（梁漱溟，1989：697）

总而言之，他试图以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入农村，引导农民联合，实现乡村和农民自力。另外也需要经过训练，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乡村社会工作者进行引导和教化。由此可见，梁漱溟淡化了政府组织的介入，他的乡农学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颇似非政府组织。其中的教员和辅导员是新文化的体现者，“他们多半是外来的人（不是本村或本乡的人），他们多半是在研究院受过训练或讲习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大的团体（乡村运动团体）分派出去负责使命作新的运动的。他们都负着帮助乡下人的使命，他们得到后方大团体的帮助——材料与方法的供给，然后再用以帮助乡下人。”（梁漱溟，1989：687）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联系到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现状，社会工作的发展太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明显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基层社会工作组织没有发展起来，各社区委员会没有转变角色，不能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基层组织的主导力量。目前来看，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主要以非政府组织（NGO）和非盈利组织（NPO）的形式在发展，但发展缓慢，举步维艰。原因在于，一方面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训练，理想主义精神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对独立的第三部门发展支持不足。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化程度同西方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发展出有本土特色的非政府组织，也将是目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难点；同时，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误解也比较普遍，如“认为咨询员是法院的法官，可以申张正气，是街道的调解员可以在两边做说服工作。当得知我们是妇联学院办的机构，就将我们当作专为受气妇女撑腰、出气、打官司的娘家人。误解和过高的期望为工作带来了难度”（李洪涛，1996b:24）。这些问题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的基层社会工作组织还能发挥出社会工作应有的功能。

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对团体的科学精神的强调，对乡村社会工作者理想主义精神的培养和专业训练，对我们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通过淡化政府对社会工作的介入行为，以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为起点（如大力进行社区建设和发展NGO），发动基层群体能动作用，使过去由自上而下政府引导福利发展转为自下而上的自我救助，这对市民社会发展程度不足，建设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昱以上海社会工作发展为例，指出，“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社会事务放到社会中，希望社会自己解决一些自己的事务。……那么，在社会建设中，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体承接政府返回的社会事务？矫正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通过组建社会团体的方式承接由政府下放的社会事实。……这些思想和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往由政府直接管理这些事务，由政府直接为对象提供服务的行政模式，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张昱，2004：9-10）

启示三 立足本土，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求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案和方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轴心是乡农学校和合作运动。他所建立的民间自我救助系统的核心是乡农学校，这种组织模式或曰具体方案是梁漱溟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他在山东菏泽中学的改革，正可以看成是整个社会改革方案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学校中，其“谋求的是对整个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上的指导及知识上的丰富，……学校也强调小组——这种存在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的非组织性的相互影响”（艾恺，1996:153）。后来，梁漱溟认识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的乡约精神过于强调个人道德素质，而相对缺乏社会责任感。同西方相比，中国缺乏的是团体生活，中国人没有纪律习惯，没有组织能力。因而他认为在借助传统的乡约时，要改变其中的义务观念，“这个义务观念与以前说的义务观念又不是同一点，以前所说的义务观念只是此人与彼人彼此个人间的（如父对子，子对父，君对臣，臣对君等）；而现在要有的是：个人对团体，团体对个人的义务观念”（梁漱溟，1989：664）。为此，他在具体的方案中加入培养社会成员组织观念和使其适应团体生活的内容。如“学生坚持写日记，记录感情、道德及学业上的情况，这个日记要交给班主任看，通过看日记，班主任了解了学生的内心生活，就有充分的准备给他们进行帮助。”（艾恺，1996:169）这些方法同西方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方法有相通之处。

在如何使公众成为团体的一分子，他提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对团体其他成员有关切心；其二是关心过问团体的公事不放松。其中的关切心，可以与现代社会工作中强调的同理心进行比较。“所谓„关切心‟，就是说，团体里面的每个份子，对于团体的事都要知道关切注意。”（梁漱溟，1989：679）。当然，关切心与同理心不是一个概念。同理心（Empathy）意思是“移情作用”，同理心是做好社会工作的前提。同理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理解其行为与感受。可见关切心是同理心的前提条件，同理心是关切心在面对面的互动层面具体而微的体现。因而，我们在社会工作中强调同理心的伦理价值时，需要先注意对关切心的培养。此外，梁先生还提出乡农学校不用无情义的方法，偏重德教而不是法律，多用教育而少用法律解决问题。如《村学乡学须知》中所说：“学长是要领导众人学好的。凡不学好的人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触犯刑罪！”这样的方法对于社会工作者仍有现实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试图以传统心理来面对现代社会，因此，人情、面子、关系乃至情理是交往的准则。如果简单套用西方贯穿理性主义主线的社工理论和方法，恐怕是难以操作的。

概而言之，梁漱溟通过建设调和东、西精神和理念的乡村组织，把散漫落后的乡村社会改造成一个蕴涵新的义务观念的团体组织。具体方案是建设乡学、村学、即乡农学校，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行为改变为积极的救助行动，民众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发展农村的生产力，逐步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继而改造整个社会，实现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终目标。并使个人生命和生活有所保障，个人能力和人格受到尊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余年，尽管有本土化的旗帜，也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工作具体方案和方法不具有文化适应性。但在目前2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专院校中，课堂上仍传授的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案和方法，教学和实践相脱节。其中有个别院校的教学实践基地对自己定位不清，似沦为咨询一类的心理医生角色。国内学者，如刘梦教授强调，“为了使社会工作扮演更有效的角色，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社会工作实务的重点、知识和价值基础，在发达国家引进知识和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西方的概念，如社区、人在环境中等，他们需要修订和发展出植根于本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概念性框架和方法论。”（刘梦，2001：28）但目前，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引起本土社会工作者的重视，也没有人去很好的反思我国本土性的社会工作，以便可以从中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们中国社会工作的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具体方案。王思斌教授曾提出过亲友互济系统及其群体力量投入的本土性社工方案和方法，但并引起大家认真关注这一问题。

刘梦教授的主张可以称的上是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的本土特色给予了一个的高度概括。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他的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应立足本土，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中国社会救助问题的方案和方法，而不能机械盲目地引进或照搬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

结语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此外，香港和台湾地区已基本完成了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本土化过程，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借鉴的局限性。理解在当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等因素，是能否成功创建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关键。回首梁先生的实践，他的那种崇高的理念，对组织农民自觉的热情，和对立足本土来解决社会需求的坚定决心，那种教育者与实践者高度统一的精神无不震撼着每一个社会工作者激动的心弦，1996，《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梁漱溟，1933，《村学乡学须知》，山东邹平书店。梁漱溟，198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王思斌，2001，《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第2期。李洪涛，1996，《教学基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验园地》，《中国社会工作》第4期。张昱，2004，《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上海社会工作发展过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刘梦等，2001，《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6期。

第二篇：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透视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内容提要：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当今的新农村建设面对道德危机、教育问题和文化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启示，首先以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只有以教育为本才能培养新农民，因为新农民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的；其次是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发挥知识分子文化和技术的优势为农村服务才能有效的指导新农村文化建设；最后要以乡村学校为基，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只有以乡村学校为基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文化创造力和自主性，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关键词： 乡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 教育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标榜自己先进还是被人称作保守，其情一也，皆是为了中国的复兴而苦苦探索。前面说过三大思潮，其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一度被称为保守，被认为是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却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经验。乡村建设理论的时代特征体现在，它是在中国现代化事业屡屡受挫后、激进主义思想要全面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之际，提出的一种在肯定民族文化合理因素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的理论。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从这意义上说是一种“内生型的现代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那些成绩优秀的后来者们大都采用的是这种“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例如，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问题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以乡村教育为基础和重点，这一条很符合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的需要。新农村文化建设，包括教育建设都要以教育来完成和提升其水平，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一）以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改造农村

梁漱溟认为：“教育„„天然要转向乡村，由于方向的探索，也一定要归到教育„„教育家为了方向的探索，也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1]我们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得到三个教育为本的重要启示：一是基础教育要提高教师素质，强调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二是成人教育培养农民农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精神训练；三是职业教育以农为方向，提倡多渠道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1、基础教育阶段的强调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

现在在教师培训上提的最响的一个口号就是教师专业化，认为教师应该向医生和律师一样成为一个专业，拥有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精神，并且有专门的从业范围。这就会使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只是具有学校教育功能，而不注重自己的社会功能。但是梁漱溟却认为作为教师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这些思想值得反思。梁漱溟认为乡学村学（可以类比为现在的农村中小学）的教员不仅是学校的教师，还应该是“乡村运动者”。职责不仅仅是教书，还负有推进社会建设事业的责任。“乡学村学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亦既是广义的教育功夫——村学乡学的教育，本以阖村人众为教育对象，要在推进社会为主，而亦将通常

[2]学校教育归包在内。故教员责任不以教书为足，且不以能教学校学生为足。” 因此，在梁漱溟的新社会组织乡学村学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员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他们是乡学村学和乡村组织与社会运动这个大系统联系的纽带，是代表一种新眼光、新知识和新方法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如果把乡村建设的大系统比作社会的总脑筋，那么乡学村学的教员就是许多个细微的神经末梢，与这个总脑筋相联系，方可应付和解决种种乡村问题，促进乡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现在的农村，以中小学教师的文化水平最高，他们是本村本乡的文化高地，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离不开他们的积极参与。他们不能只是在学校里做专业的教师，而应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文化资源优势，对周围乡村民众进行教育和指导。从事文化设施的管理和应用，以及带领学生或者其它民众编排节目，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城市的教师不需要担负这些责任，可以做专业化的教师，而农村的教师要担负更多的农村建设的责任就必须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发挥教师的社会功能并不会降低对农村教师质量的要求，相反对于农村教师的要求更高，这需要教育部门给予农村教师更高规格的培训和补充高质量的教师；在教师的职业之外的工作还应该适当给予补贴，以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梁漱溟的乡学村学教员，多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毕业生，在任教期间还会不时受到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在职培训。现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应该开设一所专门培养非专业化的农村教师的研究院或者学校，用以对农村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以及整合教师文化资源。一个教师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需要一个组织来统一支配，形成合力，发挥最大的效用。

2、成人教育培养农民农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精神教育

梁漱溟认为农村成教不能仅进行知识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对农民的精神陶冶。现今培养新型农民，知识技能的学习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精神教育却很少同步进行。梁漱溟创立的村学和乡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教育组织，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培养农村民众“人心向上”精神的社会政治组织。他认为：“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发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3]他这里提到的“本能”即人的“情意”，也就是精神。梁漱溟始终认为情意（精神）教育比知识教育更加重要，他说：“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在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4]在当时梁漱溟进行精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重塑农村被冲击而破坏的伦理道德体系，从传统旧文化里转换出适应时代的新文化来。80年过去了，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依然承受着道德下滑的痛苦。所以今天的新农民的培养要借鉴梁漱溟的精神训练的方法，在培养新型农民时，重视精神的教育。把情意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把精神教育和知识技能的教育结合起来，培养高知识高技能高修养的新型农民。另外不能只是由外在的动力和压力来教育训练，更要培养农民的自学和自省能力，梁漱溟说，教育不是教你成功干什么，而是教你更会受教育，让你学习更会学习。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不仅要教会他们当前需要的知识技能，更要重视他们以后的发展。自我教育和自我学习不仅能提高学习知识技能的水平，而且惟有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情意精神的自我完善和道德人格的自我超越。如果今后的农村成教能在精神教育方面加强，加上知识技能的培训，这样才能培养出在知识技能和情意精神两个方面都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

3、职业教育以“农”为方向配置专业，培养未来的新农民

农村聚落的特点决定农村里农民的居住特点不会如城市那般密集而分散布局的，而且又忙于农业生产。在如今民工潮全国大流动的情况下，更增加了农民职业教育的难度和必要性。面对这样一个数量庞大而情况复杂的群体在教育模式上绝不能照搬普通教育和城市职业教育那种学校式的办学模式。而要对这群特殊的教育对象运用特殊的教育模式,要因材施教、因人施学、因业施导。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时就认为各乡学村学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开设特色课程，如植树造林课，农民自卫课等等。目的是“施以其生活必须之教育，其与本村社会中各分子皆有参加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5]在很多乡学都开办了职业训练部，用来教授农民需要的农业知识技能和其他与农业相关知识技能。另外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合作教育，以培养农民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无论梁漱溟在邹平施行的职业教育有多少种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是以“农”为方向，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不是为农民进城做准备和使农村向城市看齐。

在如今的新农村建设中也可以借鉴梁漱溟的经验，根据各地村镇的不同情况，开设村本和乡本课程。对于新农民的职业教育应该以农业知识技能和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这些知识技术包括新技术、新品种、新农具和新农艺的培训，特别是现代农业技术操作管理的教育和新实用技术的培训；农产品的深加工培训，使农民通过掌握农产品的深加工技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信息搜集分析和农产品营销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用组织专题讲座、分类编班授课和开展巡回教学班等形式，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新农村建设中职业教育应该以“农”为方向配置专业，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对象，以农业为重点。在组织形式方面可以把城镇的职业学校分成小的学校分散到各个乡村，或者并入当地的初中，这样可以增加职业教育和本地情况的适应性。另外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单个或者一户农民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要团结合作。建立类似邹平合作社的组织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当今的农村已经有一些类似的组织，但是没有形成规模，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有待发展。如果在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就可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

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绝不是送书下乡和送戏下乡等表面工作能够办到的，而是需要活的文化人为载体薪火相传，和广大农民一起重新塑造乡村的伦理道德文化。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下乡，是改变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的根本方式，也是日趋没落的传统士阶层在现代社会新的事业和使命，更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最佳选择。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广大农民的自觉和知识分子的投入，其中知识分子的投入是先导，农民自觉是基础。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这个问题的只有他：问题之紧迫虐苦或更在蚩蚩无知之分子，而感触亲切成为问题并有一方向摆在面前的，则必在他。”[6]当然知识分子也是有区别的，本文认为主要应该促成两种知识分子下乡，一种是功成名就的高级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未来的社会中坚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有着广博的知识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对于近期的新农村建设有巨大作用；大学生是未来的主人，但在现在巨大就业压力面前难免无用武之地，而农村可以给与他们历练的平台，同时也为新农村建设的未来种下光明的前途。

1、高级知识分子下乡

虽然当前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应是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的背景下，国家和政府应该鼓励甚至资助大量学问修养高深的知识分子和文武官员在退休后返归乡村，一方面有利于他们的身体修养，另一方面亦可担负起培育农村文化要素，引导新的农村文化发展方向的使命。同时积极吸引各方面有较高修为的高级知识分子走进乡村社会进行农业及相关知识技能传播和教育工作。正如梁漱溟所言：“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现力量，非得与农民联系起来，为农民说话。”[7]梁漱溟本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虽然对于和梁漱溟一起进行乡村建设的人的学历介绍很难看到，但是同为乡村建设两面大旗的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人员中有多达70%以上的博士和硕士。因此可知在当时进行乡建的人员大部分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批专业知识技能水准高，同时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而且热心于发展农村的知识分子是难得的巨大发展力量。“如高级农艺师的实地技术指导可能远远超过农民自己学习，这些充满知识和理性的知识分子走进农村，走进农民可以带去新知识、新信息、新技能、新风尚，这种简单而又高效的社会教育方法可以使农民得到实惠。”[8]目前农村缺少的正是这种社会教育人员，因此，应该提倡知识分子要到条件相对差的农村“留学”，让他们深入农民群众，深入实际，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技能指导农民进行生产生活实践，教会农民如何使用新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如何运用最新科技，如何学会农产品经营宣传等，为培养真正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奠定基础。除此之外，还可利用公共体育场，图书馆，观看影戏场所等机构场所集中培训、学习和锻炼。总之，高级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教育和社会影响的结合对于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可以起到巨大作用，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向新型农民大步迈进。

2、大学生走向农村

高级知识分子和退休文武干部固然可以短期内有效提高农村的文化氛围和水平，有利于培养农民的科学知识和道德素养，但是他们的到来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也仅是输血而非造血，造血则要使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从城市回到农村参与新农村建设来达到，当然如果城市大学生愿意来农村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就是一个地道的城市子弟。对于很多农民子弟来说上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实现自己跳出“农门”的卑微的愿望。无论是民国还是当今，城乡的巨大差距都导致了农村人才的严重外流和农村文化建设者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农村文化衰弱和无力。但在如今大学生就业难的市场背景下，大学生在城市已经如过江之鲫，为了找到心仪的工作耗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青春。如果国家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城市过剩的大学生去乡村工作和创业，在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也给新农村建设输送了造血的骨髓，因为回农村的大学生基本上还是从农村走出去的。虽然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并没有现在那么过剩，甚至于中学生占得国民比例都很小。然而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去农村的比例却较现在大很多。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就体现了大学生下乡的意义，但是仅仅只是以村官的形式还是不够的，应该以各种形式、各种渠道来激发大学生建设乡村的热情和进取心，并且使他们在乡村也能自我实现其人生价值。比如师范类的大学生回乡任教；农林类的大学生回乡创业；销售和管理类的大学生沟通城乡之间物流和信息；建筑、设计、美术、音乐等等类别的大学生都可以在农村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当然，前提是国家和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和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

回农村的大学生不仅可以对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他们在农村的锻炼，对于以后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梁漱溟曾经说过中国的老根只保留在乡村，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会发现依然如此。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的“老根”才有可能在以后的时间里得到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从现在从南到北的读经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实读经不如去一些农村历练一段时间，也许会得到更多。农村的历练可以使他们从道德素养到实际能力都得到提升，而中国独特的人情伦理社会只有在农村也能体会的最深刻。因此大学生下乡可以实现大学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造血的双赢。

（三）以乡村学校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

乡村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农村文化活动单一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存在，邹平实验县属于比较落后的地方，文化落后，赌博成风，和今日之农村何其相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邹平县在移风易俗的基础上，以乡学村学为基地，以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和乡学村学师生为主力，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自排文明戏，送戏下乡；组织农民自编自演节目；县电影队下乡放电影和举办农民冬季运动会等措施来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9]针对现在农村文化设施问题，也可以参照梁漱溟的设计借鉴而予以改造。

1、以农村中小学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

梁漱溟认为乡学村学有支持农村各项社会建设事业的责任和义务，“期于一村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增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10]文化建设更是乡学村学责无旁贷的义务。当今农村由于资金和条件的限制，所谓的文化站和图书馆很少或者仅设在乡镇所在地，普通民众很难享用。而每个村子都有学校，学校都应该有图书馆和操场以及相应的文化设施。每个乡镇都会有几所初中，其文化设施相对而言更加全面。农村文化站和图书馆的建设和中小学的图书馆和操场等设施合并建设，有两个好处，一是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学校的条件更好；二是使农民可以就近组织和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有人认为这样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不过学生有双休日和寒暑假，时间易于错开；而且农民可以和自己的子女一起参加活动，在调动双方兴趣的同时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2、以中小学师生为主力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农村中小学师生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把学生都按照城市人的模式培养，使他们渐渐远离农村和农民文化。即使这样，中小学教师依然是农村里最有文化的群体，中小学学生也是村里最有朝气和活力的群体，这两个群体对于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小学师生可以作为宣传新文化、破除迷信和组织文化活动的主力，编演话剧和小品、组织运动会、文化宣传和政策宣讲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如果能发挥中小学师生的积极性,必然会带动其他农民的积极性，造就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另外农民中大有能人，这些能人音乐、美术、文学和体育的天赋并不亚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他们需要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可以由中小学师生来构建。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必然对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结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虽然是在距今八十年前设计并实践的，但是他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设计乡村建设理论体系的。如今中国的农村老根依然存在，中国的农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新农村建设的构想就是农业现代化的延续和升华。现在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已经很高了，但是城市现代化所代表的“非内生型”现代化适合农村嘛？梁漱溟给与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内生型”现代化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以中国原有的东西为基础结合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实现属于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西化。如今正是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文化问题，完全可以用梁漱溟的设计来解决。这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给当今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问题的启示。以教育为本虽然有悖于现在提倡的以经济发展为本，但是农村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就目前看有点困难，更多是自我实现的问题，如果国家给与农村更多使他们自我实现的机会，知识分子下乡的大潮指日可待。以学校为本，统筹文化基础设施虽然有时会影响到学生学习，但从长远看，使孩子生长在一个好的文化氛围中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总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我国农村建设思想中非常珍贵的遗产，对当今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极具价值的启示意义，值得借鉴。注释：

[1]中华职业教育社.[M]梁漱溟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152-156页.[2][1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459页.383页.[3] [4]宋恩荣编.梁漱溟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4页.4页.[5] [9]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66页.314-315页 [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452页.[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460页.[8]张菊霞、夏金星：《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与新型农民培养》，《职教论坛》，2007年1月上，第62页.

第三篇：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之比较及对新农村教育的启示

摘要：推进新 农村 建设，必须推行新农村 教育，提到新农村教育，不能不论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其中晏阳初与梁漱溟领导的乡村教育 历史 最长，影响最大。对二人的乡村教育思想加以比较，可以得出对今天实施新农村教育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晏阳初；梁漱溟；乡村教育；新农村教育

晏阳初与梁漱溟

乡村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相同的乡村教育思想出发点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教育的出发点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之处。首先，他们走上这条艰苦的乡村建设之路，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又拒绝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因而谋求和平改良的途径。其次，他们都认为 中国 问题的实质不是 经济 和 政治 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问题。再次，他们都认识到了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痛惜农村经济的惨状，试图在现有制度下，以农村为切入点，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改良振兴农村，从而达到以乡村 发展 带动国家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

相同的教育目的：改造乡村再造民族面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全国上下似乎有一种共同的觉悟，就是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中国的农村，要建设中国，必先建设中国的乡村，因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一切问题的重心。”①基于这样的认识，乡村教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乡村教育运动应运而生。晏阳初与梁漱溟便是这场运动的领头人，希望通过各自的乡村建设活动达到改造乡村的目的。其活动的开展主要有以下特点：（1）成立不同形式的教育社团作为组织机构，如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年）和梁漱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1929年）。（2）创办大量的实验区，如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实验（1929年）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区（1931年）。（3）形成特色各异的乡村教育思想，晏阳初把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结合起来，以期达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的，而梁漱溟则从文化伦理本位的高度谋求乡村建设的和谐统一，他们都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与追求，即通过乡村教育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的目的。

相同的教育理念：大教育乡村观乡村改造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社会工程，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改造中都从教育入手，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改造，体现了“大教育乡村观”的共同教育理念。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颇具 现代 社会综合治理的色彩。实施“四大教育”的目的是使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而“三大方式”则发挥着教育的整体功能作用。他的乡村改造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教育、经济、政治、卫生等建设的整体进步，以达到振兴民族，复兴国家的目的。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中华民族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开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重点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设人员，探索民族自救之路。具体途径是在乡农学校中对农民进行知识教育、精神陶冶、生产劳动与自卫训练等，以此组织农村，推进社会，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

相同的结局：乡村教育实验的失败晏阳初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由于都是在旧政治制度中的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所以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点，最根本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本质，如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智的估计，忽视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等等，因此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实质问题，在动机与效果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晏阳初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认为教育可以改造一切，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梁漱溟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持反对态度，其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乡村建设只能是一场不成功的实践。

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同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族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形成了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学开蒙教育，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在进入香港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殖民地气氛和美国的排华倾向使他不堪忍受，在为华工服务期间，他体会到中国平民因文化水平有限而地位低下，国家依然是政客当道，百姓苦难与日俱增。在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贡献力量时，遂于1920年毅然回国。回国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对救国救民的重要性，于是投身于平民教育。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新儒学政治观。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是他反思资本主义弊端的结果，他从中国的传统出发，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性质等问题以儒家的理性伦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以此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生长点。1921年，他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 》一书，在该书中，他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历史考察，构建了他的西、中、印“文化三期重现说”，根据这一文化观，他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构造进行了分析，并以文化复兴为理念，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是由外部引起的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救治的办法就是进行乡村建设，开展乡村教育，从此拉开了乡村教育运动的序幕。

乡村教育的内容不同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内容是“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治“穷”，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治“私”，培养团结力。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实施两类课程，一类是各校共有的课程，包括识字、唱歌等普通课程和精神对话，精神对话尤其得到重视；另一类课程是各个学校根据各自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如成立农民自卫武装组织进行自卫训练等。

第四篇：浅谈墨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浅谈墨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论文概要及评价

-李金实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建设等方面都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良养料，特别是墨家思想中的“兼爱互助”、“交相互助利”、“以劳致富”、重视科学与教育、倡导“节用”等思想，都对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建设、树立社会本位利益观，以及正确的科学教育观有启示作用。

作者全文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证说明墨家倡导的五种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第一部分“兼爱互助”思想有利于社会公德建设；第二部分“交相互助利”思想有助于当今社会本位利益观的恢复；第三部分“以劳致富”思想有利于当代正确观念和良好职业道德的建设；第四部分墨家注重科学与教育的思想有利于现代公民爱科学、重教育观念的形成；第五部分“节用”思想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享乐观。

作者在文章中将墨家思想的五大精华精炼简明地概括，并结合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分层次地剖析了墨家思想的内涵以及对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启示，有理有据，非常有说服力。

作者认为，现代社会正缺失墨家思想中最核心的“兼爱”理念。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各城市之间，以及各种人际关系包括领导间、父子间、兄弟间、各家庭之间都应该相互爱护，互相帮助，应克服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混乱，尽量让每一个人都做到“为彼犹为己”，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才会安定和谐，变成一个大家庭。作者还将仁义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说明了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公众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提倡利己与利他人、奉献与索取相统一、协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和物质利益同等重要，我们应正确认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墨家重视劳动的理念也映射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制度和诚信不良的现象，强调人的本质和价值在于劳动，旨在扭转人们不劳而获、欺诈致富的观念。我们还可以发现墨家重视科学和教育的思想正契合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爱科学、讲科学”的主张，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道德教育是非常必要贯彻落实到群众中的。墨家早在古代就提出过节约加上生产才是治国安邦之道，而如今我国经济发展，随着人们收入增高，享乐主义也开始泛滥，腐蚀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则更应该在古人的宝贵经验中深刻反省。

2011.11.29

第五篇：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对我国企业海外经营之启示

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对我国企业海外经营之启示 【论文摘要]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制定并采取了本土化战略，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这对我国企业海外经营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研究了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具体内容，并提出我国企业走出去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建议。

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和承担者，在全球战略的指导下，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其经营活动延伸到了世界各国。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已大规模进人中国。面对与其母国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跨国公司不得不努力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融合，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企业制度创新，使之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认识到本土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式，在“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同时，这些战略措施对我国本土的起步较晚、不够成熟的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到境外进行投资、经营，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经营主要策略

(一)生产制造本土化

跨国公司在华的生产本土化，历史相对较长。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三资企业涉足生产领域，实际就已经开始生产本土化进程。近年来，跨国公司为加快产业转移，在华建立生产制造中心的速度明显加快。不少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投资建立十几家甚至几十家制造企业。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销售市场，目前，各大手机生产商纷纷大举进人中国，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菲利浦、西门子等行业巨头均将自己的手机生产线进行迁徙。又如医药行业，全球最大的25家医药生产企业已经有20家在中国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是全球最大的化工品生产商，在2001年初，巴斯夫与东北制药集团签订了维生素C合资协议，建立年产5.-2万吨的生产基地，从而相继关闭其在日本、美国和丹麦的维C生产基地。中国人世以后，更多的全球制药巨头，如葛兰素史克、罗氏、默克等已经不再把中国仅仅当作销售市场，他们每年投人巨资在中国市场进行临床研究并不断将生产基地移至中国。

(二)人才本土化

许多跨国公司认为，本地化的优秀员工队伍及管理层更能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更能帮助企业将其一流的科学技术及其成功的经验植根于中国文化，为其在中国的发展奠定基础。跨国公司基本上普遍强调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原则，重视利用本土人力资源，重用华人精英，让华人专业经理人掌控中国市场，使他们成为实施本土化战略的最重要的本土力量。人力资源本土化的开发利用，极大地帮助了跨国公司建立起与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为其实施产品和市场本土化提供了智力支持。跨国公司登陆中国后，大都培训、使用中国本地人才。松下公司将近千名在中国招收的员工送往日本培训，西门子公司不仅安排中国员工出国培训，而且专门投资500万美元在北京建立培训中心。特别是2004年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实行了高层本土化，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中国总部都换了中国本土的人员。

(三)研究开发本土化截止到2006年10月，外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数量达到创纪录的980家。与之相比，5年前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独立和非独立研发机构总共也不超过200家。这表明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重点，将逐渐由传统的制造业，向研发等上游行业延伸。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实行研究开发本地化，可以开发适应中国市场特点的产品，有利于其产品贴近中国市场;其产品开发既能满足科学家的创新性兴趣，同时又能满足公司的商业利益，这种科研管理方式，对于中国原来科技体制下的研发机构有一种很强的示范作用。

(四)分梢渠道的本土化

“得渠道者得天下”在营销界已成为共识，跨国公司进人中国后，并不都是急着建立自己的渠道，而是首先在典型的地区或城市设立探路性质的办事处，为最终进人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决定进人时，产品的销售尽可能地寻求当地渠道代理，以减少公关成本、协调成本，规避贸然投资失败的风险。随着对中国市场情况的日益熟悉，跨国公司逐渐加大前向一体化的力度，或收购，或新建，逐步构筑自己的营销渠道，并结合通行的营销理论和技能与中国当地的生意规则，促使自己的营销渠道通畅运作。另外，通过投资、战略合作等方式，借重中国企业中渠道建设良好者现有的营销网络，依然是跨国公司的重要选择。

例如惠普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由二级代理和二级经销商组成的二级分销渠道，将渠道控制在两层以便在价格、进货等方面进行管理，避免恶性竞争。柯达中国公司的渠道建设，包括重组代理、加强与经销商的沟通、继续开拓在线渠道、与众多电子商务网站进行合作，使消费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方便、快捷地买到柯达的产品。百事可乐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批发协助员队伍和直销员队伍，对百货商店、大型超市、货仓式平价商店、街头零售店、杂货店、夜总会、卡拉OK厅甚至机关、学校、部队、医院等单位进行全方位抢占，对零售终端进行多层次渗透。

(五)采购、生产本土化—最大可能地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以前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在设备采用和原材料使用方面，以进口为主，在国内采购的比例只有30%左右。其原因主要是外商认为国内产品不符合其采购要求，如质量不高且不够稳定、价格较高、交货不及时等。现在，这一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各大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在我国国内的采购力度，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

如世界最大的奶制品和咖啡制造商雀巢公司，雀巢为了占据中国市场，实现在中国卖牛奶和咖啡，他们深人农户，从帮助中国发展鲜奶和咖啡豆等原料的生产开始，进行本土化运作。公司1979年4月初次派人到中国寻求合作。1982年正式谈判与中国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合资建立黑龙江双城牛奶制品厂，1990年双城厂开工后，奶源立即成了突出问题，奶产量低，质量不高。为了解决奶源问题，公司派来一支专家队伍，不仅建立了一套鼓励奶农积极性的牛奶采集网络和收购制度，而且教会农户饲养奶牛的科学方法和采奶技术，大大提高了奶农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使原料基地的牛奶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同样，咖啡的原

料供应也采用本土化方法供给。经过努力，雀巢公司终于在培育市场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六)品牌与营梢本土化品牌是一个企业的重要标识，在市场营销中占有重要地位。品牌是跨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第一大法宝，如欧洲两家电梯跨国公司把自己的电梯品牌定为“迅达”(迅速到达)、“通力”(通力合作)，日本三菱电梯公司和日立电梯公司，在其品牌宣传上还加上了他们所在城市的名称，如“上海三菱”、“广州日立”等，从而增加了品牌的亲和力和用户的认同感。广告宣传本土化重在塑造企业和产品的形象，是营销的重要手段，进人中国的电梯跨国公司，根据各自的特点，选择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不同广告用语，如上海三菱电梯“上上下下的享受”，广州日立“天天向上的追求”，通力电梯“带您进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等，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营销本土化更多地体现在细节，体现在日常的营销活动中，而不是喊几句口号就“中国”了。正如可口可乐的“阿福拜年”广告，在看似不经意间流露出经典，如果不渗透中国的风俗文化，没有长久的中国的战略作指导是做不出来的。

(七)企业文化本土化

近年来，纵观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企业文化战略，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跨国公司在寻找企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上可谓煞费苦心、精彩纷呈。这其中有品牌理念上的中西合璧，有客户服务意识上的亲情路线，还有用人制度上的人本管理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情重义、诚信守节、亲情观念、天人合一等理念与现代管理理念结合，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背景。

在企业文化人乡随俗方面，松下作为一家知名的日本公司，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地缘经济优势。松下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企业文化与其在世界其他国家海外公司的都不尽相同。首先，秉承了创业者松下幸之助提出的“松下之魂”，即贯彻产业人应尽之责，力图社会生活之改善和提高，为世界文化之发展做出贡献。对于崇尚道义精神，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为本来平庸的商业经营增添了极具精神力量的一笔，也为松下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长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其次，松下提出了“七精神”:产业报国精神、光明正大精神、团结一致精神、奋发向上精神、礼貌谦让精神、改革发展精神和服务奉献精神。这7种精神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精神的精髓，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十分容易接受。回顾松下公司企业文化本土化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企业文化中处处体现着刚柔并济、宽严互补的精神价值观。这也成为松下公司屹立中国市场25年不败的法宝。

二、我国企业“走出去”实施本土化战略之建议

在已经充分培养和发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有实力的本土企业可以实施“走出去”策略，参与到别国甚至是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去。本土化战略是企业走出去必须面对的课题，企业到底实施多大程度的本土化，或是说在哪些方面追求本土化受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在行业越是存在文化差异、收人与物质环境的不同，越不存在共同的顾客需求，企业就越要加大本土化的程度，扩大本土化的范围。具体说来，本土化策略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适用产品占领东道国目标市场，进行产品本土化

世界各国风俗文化多样，生活消费习惯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产出适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才可能在东道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如海尔在美国根据学生群体的需求特色，设计出带折叠活动台面和带电脑桌的小冰箱;根据老年人的需要，开发出一款不必探身取物的冷柜;根据单身贵族的需要，推出一款全塑料迷你型洗碗机。产品本土化战略的成功实施使海尔产品和海尔公司在美国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快速提升。

(二)与跨国公司合作，搭建本土化销售渠道销售渠道是产品从企业到消费者的通道，只有拥有方便、快捷、高效的销售渠道才可能将产品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在东道国寻求熟悉当地市场的销售代理，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利用它们已经成熟的营销网络，对于我国资金少、规模小、缺乏跨国经营经验的中小企业而言，不失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进军目标东道国的捷径。如2003年，奥康与意大利制鞋巨头GEOX公司创造性地进行了“双向借道”尝试，通过互相借用销售渠道，奥康以非常低的成本一举签下了GEOX公司57个分布于全球19个国家的代理商，极大地加速了公司的国际化进程，扩展了国际市场发展空间。(三)大胆聘用当地适用人才，实施人才本土化

与企业自派人员相比，东道国人才具有熟悉当地生产经营环境、了解消费者需求、善于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打交道等优势。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大胆聘用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的适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符合东道国企业行为规范，更快地拓展东道国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的防范抵触情绪，极大地增强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如飞跃集团分布在世界17个国家的18家分公司，除了总部派遣的一两个中国人以外，其余全部聘用当地人才，服务于集团总部和海外公司的外籍员工达300多人，这些本土化人才为飞跃集团国际化战略的顺利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积极与东道国社会文化融合，实现品牌与营稍本土化

针对当地传统风俗习惯，用符合东道国社会文化特性的方式介绍公司既有的品牌及产品，或者设计推出新的适应性品牌，可以增大消费者对公司品牌和产品的认同度，从而为开拓东道国目标市场预先铺平道路。如在越南市场，力帆聘请越南球星黎玄德做品牌代言人，举行力帆摩托飞跃红河的活动，极大地强化了公司品牌在越南市场的形象，这样不仅顺利地打开了越南摩托车市场，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产品出口的多元化，洗衣机、彩电、白酒等力帆系列品牌产品纷纷顺利进人越南市场。

(五)落地生根，实现生产本土化和原材料采购的本土化

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一是能够大幅度降低运输、人力等生产经营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开东道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三是可以极大地减少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富或生产要素成本低等区位优势;五是可以获得东道国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如宝钢集团与巴西多西河谷公司合资的铁矿在巴西刚刚投人运行，就又启动了在巴西合资建设一座大型钢厂的项目，总投资将达80亿美元，其短期目标是实现生产本土化和原材料采购本土化，中长期目标则是为了开拓美洲广阔的汽车、电子、通讯、机械等产品市场。

(六)了解产业技术信息和消费动态，实施研发本土化

研发本土化是产品本土化的有力保证，只有立足东道国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态，才能不断研发出新的适应性产品，持续提升东道国消费者对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诚度。对于总体科研水平落后、技术实力不强的中国企业而言，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研发的本土化程度，而且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术发展动态，大幅度地增强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如华为在硅谷、斯德哥尔摩、莫斯科等地设立了6家海外研究所，同摩托罗拉、英特尔、日电、微软等世界知名公司成立联合实验室，专门开发针对东道国目标市场的产品。目前，华为的产品已经进人德国、俄罗斯、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通过海外研发，华为还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截至2004年底，华为累计申请国内专利5 310件，其中授权1 028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累计申请专利400多件。

(七)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建设本土化公共关系

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东道国政府、银行、工商、税务、消费者、原料供应商等息息相关，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对立足长远的企业而言不可或缺。如首钢在秘鲁投资的铁矿公司，由于没有与当地民众和工会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公共关系，10年来遭遇了持续不断的抗议和罢工事件，极大地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时，一是要加强与东道国各级政府和工会等民间组织的对话和沟通，或者寻找企业代言人以获取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乡随俗，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同时，注意尊重当地关于营业时间、人员雇佣、薪酬福利的潜规则，尽量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参与东道国的公益事业，努力争取东道国公众的好感和信任。

(八)管理本土化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我国很多企业的产权并不清晰，公司治理结构也很不规范，不是按照计划经济模式中的官僚体系设置组织机构，就是采用“血缘、亲缘、地缘”式管理模式，跨国经营时，也倾向于照搬母公司的管理机制。但随着企业海外业务的持续发展，东道国市场地位的日益提升，在东道国设立管理营运中心，以全球市场为导向建立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实施管理本土化战略，其重要性也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