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第四节生物多样性损害
一.概念
生物多样性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一定地区(或空间)的所有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及其变异和其生态系统组成的复杂性。它通常包括三个不同层次的多样性,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的三个不同层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种多样性是遗传多样性的载体,遗传多样性是物种多样性的基础。物种多样性构成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反过来,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为物种进化和种内遗传变异提供保证。
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当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1.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2.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药物来源。
3.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丰富的工农业原料。
4.生物多样性保存了物种的遗传基因,为人类繁殖良种提供遗传材料。
5.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为人类建立生态农业提供了可能性。
三.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
目前,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物种,恐怕还难以准确地断定。经过近200年的研究,人类已将其中170多万种进行了分类和定名。其中动物130多万种占70%多,植物40万种,占20%多。实际上,物种的总数远远高于此数据,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对热带生物所知甚少。生物学家普遍认为生物种类的最少数目约500万种,有些人认为可达3000万种。根据近年来发现物种的速率推算,动物可能有400多万种。
新的物种的形成伴随着旧物种的灭绝,这已成为进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自然现象。整个物种谱经历了多次变化,从而形成今天地球上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物种灭绝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物种自然灭绝和自然形成过程仍在继续进行,但是,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物种形成和灭绝除受自然因素制约以外,更多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由于人口的猛增,人类活动大大加快了物种的灭绝的速率。
从公元初到1600年,全球共丧失724个物种,而从1900-1950年的50年间就丧失了60个物种。
应用种-面积曲线,科学家发现在20世纪初-1986年,中美洲湿润热带森林的砍伐可能导致15%的植物种灭绝,亚马逊河流域12%的鸟类灭绝。从理论上讲,如果继续毁林,直到所有的森林消失,将会有66%的植物种和69%的鸟类将要消失。
四.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
1.大面积森林采伐,火烧和垦殖农作物造成的。
2.草地过度放牧和垦殖
3.生物资源的过分利用
在所有濒危、渐危和罕见的脊椎动物中,大约37%是由于过分利用而濒临
灭绝境地的。比如,许多毛皮兽像灰鼠、骆马、大水獭的种群已下降到临界水平,大多是由于为了利用其毛皮造成的。非洲象在1981-1987年从120万头到76.4万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获取象牙造成的。海龟、犀牛和某些种类的猴子也都处于这种状况。世界珍稀野生动物走私是仅次于毒品和军火的第三大国际走私活动,每年金额达50亿美元。1987年从中国走私到日本的麝香达700多千克,相当于迫捕猎了10万头麝。
4.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5.外来物种的大量引进和侵入
所有濒危、渐危和稀有脊椎动物的19%都受到外来种的大量引进或侵入的威胁。这也影响植物和无脊椎动物的生存,特别是在岛屿上更为明显。外来种可能通过捕食或竞争直接威胁动植物区系,或通过改变自然生境发生间接影响。例如,在厄瓜多尔格拉帕戈斯群岛上,黑鼠通过觅食蛋而降低巨龟和暗尾燕的种群,并且消灭了群岛上的一些啮齿动物。这个群岛上的许多外来种,例如牛、山羊、野猪已经大大改变了岛上的植被,包括高原上的林木和类似南美草原的草地,也破坏了仙人掌灌丛。
第七章 环境问题原由剖析
第一节人口与环境
一、人口增长的特点及世界人口的现状
1.世界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
1998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据有关资料推测,公元前8000年人类还以采集食物为生时,世界人口只有500万,当时人口增加1倍约需1700年。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人口增加迅速。1650年世界人口为5亿,工业革命后仅过150年,到1800年,世界人口就增加了1倍,达到10亿。从第1个10亿到1930年第二个10亿历时130年。此后,人口增长更加迅速,到第三个10亿仅用了30时间,到第4个10亿只用了15年的时间,到第5个10亿用了13年的时间。
可以看出,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的时间间隔愈来愈短。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人口几乎按等比级数增加,1987年7月11日世界人口突破50亿大关,1990年5月底达到53亿。这就是说不到一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就增加了1亿。现在,全世界人口在10年内将会增加一个欧洲人口,每14个月增加一个英国人口,每月增加一个瑞典或两个新西兰的人口,每秒钟增加3人。如果世界人口一直按这个速度继续增加,到2330年,整个地球的表面包括南极、北极、沙漠等,每平方米就有一个人。到3545年,世界人口的总质量将等于地球的总质量。
2.世界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快
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南亚、非洲愈贫穷的国家,人口增长愈快(年增长率在3%左右),中国由于大力提倡计划生育,到1990年已降至
1.56%,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西欧人口增长率一直在0.1%,北美洲目前为0.7% 左右,澳大利亚、新西兰为1%左右。这种差距与传统、文化、经
济等因素有关。
3.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出现人口的老龄化。
发达国家由于经济、文化、卫生和医疗条件较好,所以死亡率低,老年人所占比例高。一般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4%以上,即可称为老龄化社会。1986年英国65岁以上人数占15.3%,瑞典为16.0%。
中国情况有些特殊,由于大力提倡计划生育,迫使出生率下降,加上经济发展良好,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使死亡率大大降低。因此,目前30-50岁人数较多,老人比例有所增加,而儿童比例呈下降趋势。
二、人口剧增的后果
1.粮食供应不足
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对粮食和其他食品要求增加,从而加重了土地资源的负荷。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率远远超过粮食的增长率,加上土地退化,大量占有耕地,民族冲突和战乱,非洲许多地方的饥荒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据1986年世界银行报道,非洲多数国家人口增长率为2.92%,而粮食增长率仅有0.2%。中国粮食增长基本上与人口增长相近,创造了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但是在有限的耕地和粮食产量,不可能满足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如果不加以协调则国人将面临饥饿,国家的发展也将受到阻碍。
2.环境严重损害
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人类不合理的行为,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包括森林面积减少,淡水不足,能源短缺,资源危机,生物多样性破坏,环境污染等。如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能源需求总量增加。目前,全世界能源主要不是以不可再生的煤和石油等为主,非洲、南美洲、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大量使用柴薪。这不但加大了能源的耗竭速度,也增加了大气中的CO2、NOX、SO2和尘等污染物,造成大气环境污染。第二,人口增长是造成森林资源破坏、海洋资源枯竭的重要原因。四川省是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省之一,由于人口增长,其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的19%降至1955年的9%。另外,人口增长使其对鱼类资源需求量的增加导致的过度捕捞,造成了世界许多地区鱼类资源锐减,不少珍贵鱼类,几乎灭绝。例如,中国东海,以往每年黄鱼汛期,黄鱼几乎在船边成群结队地跳跃,而现在绝迹了。第三,人口的过度增长制约了经济发展。首先它降低了人均享用量;其次,不利于自动化和新技术的推广,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四,人口的增加,使环境污染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过密本身就是一种污染,而且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迫使他们进一步破坏自己的环境。
3.使社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人类既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又生活在社会环境中,人口的过快增长,会使社会环境恶化。首先,人口剧增使就业问题严重。其次导致人民生活贫困化。人均GNP低。
人口迅速增长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自然资源严重不足,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人口迅速增长,威胁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所以,必须立即采取对策,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第二篇:人口的性别结构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的性别结构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需求不断升级的今天,人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追求人口规模适度方面,而是有了更为全面、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层次上,它要求不但人口自身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协调,而且人口与外部各个因素之间也要相互匹配;在内容上,它要求不但要实现人口数量上的理想状态,而且要实现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多方面的理想状态。在此背景下“人口均衡”概念被提出来,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数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人口均衡型社会是一种以人口均衡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集中反映为出生性别比失衡,这已成为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背景
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了国际人口大会,强调不适当的高生育率对国家、家庭和个人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并阻碍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想社会兴旺、经济腾飞,就必须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因素——人的发展。1994年,根据人口出现的新问题,在开罗又召开了有史以来联合国规模最大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以“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突出了人权,包括发展权,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讨论人口的问题,对人口、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人口的更新、世代的更替以及单纯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且也包括人口更新和世代更替过程的若干“质量”方面的属性特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或人口发展持续性的“质量”属性特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合理的性别结构。
二、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的现状及原因
(一)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状况。
出生性别比是指某地区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生的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对于出生性别比值域的界定,联合国在其出版的《用于总体顾及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方法》中指出:“出生性别比偏向于男性。一般来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置于102——107之间。”此分析明确认定了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是102——107之间。
在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出生性别比在正常范围内的有11个省市,出生性别比高于110 的省市是安徽、河南、广东和广西;在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出生性别比在正常值域内的只剩下6个,分别是上海、贵州、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而出生性别比高于110的已经由1982年的4个省市增至15个省市;再看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情况:出生性别比在正常范围内的省市只剩下3个,出生性别比在110——120之间的省市有17个,高于120的省市有7个;200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出生性别比在110——120之间的省市增加到了18个,出生性别比在120以上的增加到了8个。由此可见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不再是局域性的,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导致我国出生性别比连年持续升高的原因是什么。
(二)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
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原因本文主要归纳为两点:一是思想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重男轻女”,“养儿防老”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使人们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健全的情况下无法真正落实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人民宁愿交超生的社会抚养费,也要追求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二是我国国家公共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人们为了尽可能的满足自己生育男孩的需求,人们通过B超技术鉴定婴儿性别和人工流引产满足男孩偏好的性别选择。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的滥用是导致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中缺乏性别平等的视角,导致一些政策规定传递到人们那里就是生儿要比生女好。这些政策法规上的性别不平等,使本已存在的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更加根深蒂固。
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1987年世界环发大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以人为本”,“强调和谐”,“追求公平”。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是不利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
(一)以人为本。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社会中人都是居于主要地位,人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体现为男女两性比例的失衡,这将直接影响人口的再生产,人口无法持续绵延。人口的再生产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人口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的话,那么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二)强调和谐。出生性别比偏高本身就意味着男性与女性人口数量的不匹配。当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同批人成长到婚育年龄时人口的最大可能性婚配概率只能以人数“短缺”的女性为基数,在同批人中“富余”出来的男性根本不存在与之相配的女性。这样男性不得不寻求其他办法,这样婚外恋、强奸、包养等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随之涌现,而社会的不稳定必将影响人口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三)追求公平。首先出生性别比偏高对各个年龄段的影响随时间呈波浪式推进,将影响总人口每一个年龄组的性别比,由于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使的每一个年龄组中的男性都存在“富余”。这样当已经成长到婚配年龄的一组男性在同组中无法找到与之相配偶的女性,那么他将不得不从下一个年龄组中寻求配偶。而本来就存在“富余”的下一年龄组中男性在本年龄组无法找到与之相配偶的女性,只能到下下一组,以此类推。这对每个年龄组都是一种不公平,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一种代际和代内的和谐,而婚配比例的后推使得代际和代内都无法实现公平。
第三篇: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纵观人类发展观的变迁,经历了由只注重经济因素,到关注环境因素,最后强调社会因素的过程,把发展的概念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把环境问题由对工业污染的控制扩展到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全方位环境保护,把发展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完成由传统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我国有的学者对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补充: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需求又未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5个领域。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核心问题的“生态核心论”。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所谓资源,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有价值的物质。它既包括作为人类消耗对象和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水、森林、草原等,也包括现有的和可能具备的生产和技术条件等社会资源,如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管理资源、文化资源和信息资源。
人类对于资源的需求,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增长不仅以自然资源作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受技术进步、科学教育、信息服务、资源有效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影响,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速度。然而经济的增长是以地球的资源作支撑,以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基础的,这种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只能带来资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和走过的历程,重新审视发展的目的和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上,率先提出和讨论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成为引发全世界对可持续发展思考和谋划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源头和“催化剂”。显然,环境状况是不同发展方式的结果,因而也就成为检验发展方式是否可持续的试金石和警示器。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环境。由此,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终极目标。无论社会进步到何种程度,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是永不会停止的。生态环境的支持能力左右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决定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难易程度,最终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学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中某一生物种群的数量多少直接受到其周围生态环境支持能力的限制,这一规律同样存在于人口生态系统中。尽管人口生态系统的人口环境容量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动物环境容量存在本质的区别,人类通过建立农田生态系统、依靠水、肥、能源、交通等的大量投入换取高量产出,使人口环境容量大大超过自然生态系统条件下所允许的环境容量成为可能,然而农田的扩展、水、肥、能源的多少最终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所能提供这些资源的能力。研究表明,生态环境支持能力直接受生态环境脆弱程度的影响。生态环境是由地质、地貌、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动物以及微生物等共同组成的环境综合体,既对人类的栖息生活起着生态调节功能,同时又几乎都是人类从事生产的对象,起着资源作用的功能。因此,生态环境的形成和演变,不仅与生态组成因素特性相关,还与资源开发和人类活动紧密相连。地质构造、地貌特征、地表组成物质、生物群体类型以及气候状况等因子,是影响生态环境脆弱度的自然因素;而人类过度垦殖土地、过度放牧、过度采樵、过度采药、长期连续不合理灌溉、矿山开发以及农业污染等,都是加大生态环境脆弱度的社会因素。我国特有的自然结构和地理特征决定了我国自然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我国又是人口大国,来自人类各种活动的影响,都将扰乱自然生态的平衡,更进一步加剧环境污染、生态的破坏,增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尽管我们已通过采取技术、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但从整体上看,目前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被破坏的速度,我国仍将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国家之一。
我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重大举措,经过多年努力,全国重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基本遏制住了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一些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生态保护和建设得到加强,防止了环境质量的全面恶化,基本保障了国家环境安全。
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看待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具有互惠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的特点。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着生态环境,实现自然的人化;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又作用于人类,迫使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和维护自然权益,实现人的自然化。这种自然向人类的生成和人类向自然的生成,使社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在总体上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无法剥离的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人类对自然利益的保 2 护,实际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人类对自然利益的损害,也即是对自身利益的损害。人类需要重新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将过去那种征服自然,以人类为中心,最大限度地谋取和占有眼前物质利益的功利型思维方式和做法,转化为尊重自然界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对自然尽人类的道德责任的互利型思维方式和做法。在实践方面,大力倡导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走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为新型思维方式创设条件。
历史发展到现在,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来自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其他活动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增长意识、人口意识、人均意识、资源意识、环境意识、需求意识,这些意识的集合,构成了迄今为止人们确认的一种最佳的可持续发展意识。资源环境的人口容量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容量会随着资源、环境的破坏而下降;人口数量在继续增长,且每个人的活动能量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增强而产生很强的人口作为分母的“加权效应”。面对这种“下降”与“增长”,需要寻求不要“撞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即人口生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要以不损害环境质量和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为原则。这就要求在人口生产中遵循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节人口结构的“控制”、“提高”、“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树立资源的稀缺意识,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快可更性资源的发展,走节约与综合利用相结合的道路。树立环境意识,就是要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每一个方面的发展都要顾及到环境效应,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每一个方面的发展不能只顾及到单方面的效益,而必须同时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坚持“三个效益”相统一原则。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的,是要使社会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人类在地球上世世代代能够生活下去。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自然系统是一个生命支持系统。如果它失去稳定,一切生物(包括人类)都不能生存。
第四篇:论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
论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人口老龄化的产生及变化,取决于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我国于1999年进入老年型国家,再过20多年,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如何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使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的—个重要问题。研究我国的老龄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迎接老龄化高峰即将带来的严峻挑战,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曾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如果说自然环境是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么,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的人口,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总能力的综合表现,又被视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总体水平的基本表述。人口考龄化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既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代际经济交换,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合作加以综合处理的社会经济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每年仍然以1600万人的速度增长,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趋紧迫。
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使社会生产得到不断的发展。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较重的情况来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也不例外,它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的动态过程。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如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等,都是在社会发展、生产力提高和经济繁荣过程中出现的。在生产落后和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自然经济阶段,天灾、人祸、贫困和疾病等导致人口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制很短。高死亡率必然导致高出生率。亚当.斯密对此曾说: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历史事实表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和平均寿命低的情况下,老年人口数量少、比重小,人口年龄结构呈正金字塔形,不可能出现人口老龄化。
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加速了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状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抗病、治病能力,从而使人口死亡率下降。如英国的人口死亡率从产业革命前的22.2‰下降到1891年的16.4‰,德国从1880年的25.3‰下降到1910年的19.3‰,丹麦从1880年的18.7‰下降到1920年13.0‰,成为人口死亡率持续明显下降的第一次人口革命,为出生率下降创造了条件。
工业化生产把原来追求劳动力数量转换为强调劳动力质量,家庭在收入支配上开始把法码加在提高子女的质量上而不是增加数量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退休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人们“养儿防老”的生育观逐渐改变。由于以上诸多因素,欧洲—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如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从1851年的34‰下降到1901年的30‰,丹麦从1880年的32.1‰下降到1920年的25.1‰,德国则由1880年的37.0‰下降到1910年33.6‰,表现为继死亡率下降后出生率持续明显下降的第二次人口革命。
两次人口革命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重普遍加大,法国、瑞典、英国、德国相继成为老年型国家。二战以后,美国、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预计2050年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将占总数的91.6%,21世纪将是全球老龄化的世纪。
考察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实践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之间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矛盾,通过协调一切积极因素,在人口老龄化进—步发展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原来的24个成员国,除土耳其外,都是老年型国家。1998年,这些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都已超过11%,最高已达到18%,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未因人口老龄化的进—步发展而停滞不前,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79年平均为9440美元,1989年为19090美元,1995年为24930美元,1998年为25510美元。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瑞士为40080美元,最低的葡萄牙为10690美元,绝大部分成员国仍为高收入国家。
法国和日本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型国家,1965年,65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进入老龄社会。以后,由于政府为解决老龄问题制定了包括从物质基础到思想认识的全方位老龄政策,并采取了相应措施,重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缓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从而使这个已经历了135年的老年型国家,尽管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1999年的16%,居世界第7位,而人均国民总产值仍在不断增长,1999年为23480美元,名列世界第21位。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所有发达国家。1970年日本成为老年型国家后,由于政府重视并采取多种积极政策与措施,减轻了老龄化的消极影响,保持了经济不断增长的势头。1999年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7%,居世界第2位,但同年的人均国民总产值为32230美元,居世界第6位。实践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可以相互协调,走向良性循环的。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和预测,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堪称世界老年人口大国。2002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 49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1 8%。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32845万人,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6%。现在,世界上每5个老年人中有1个中国老年人,2030年,世界上每4个老年人中将有1个中国老年人。
1.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虽然我国1999年进入老年型国家,比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晚了许多,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速度已经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3亿,预计今后40年间将以年均3%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总人口1.68%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世界平均和欧美各国的发展速度。据联合国统计和预测,1950年———2000年,世界老年人口增长176%,中国增长217%;2000———2025年,世界老年人口增长90%,中国增长111‰。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需要经历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美国为66年,英国为45年,中国只有25年。另据世界银行预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9%上升到18%所需要经历的时间,法国为142年,意大利为100年,瑞典为86年,英国为43年,中国仅为33年。
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低生育率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因而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允许其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而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1999年进入老龄型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780美元,低于人口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比重与我国相近国家的水平。
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还将继续一段较长时间。因此,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2.人口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有不规则性和累进性,并存在着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分析我国老龄化进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过多次转折,由于人口出生率时高时低,从而形成了不规则的特点。出生率急剧下降对老龄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1962———1973年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在人口年龄金字塔形成向外突出扩张的部分。高出生率的这一代人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总供养系数和年赡养系数都比较低,而当他们将来陆续进入老年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并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累进态势。
人口老龄化表现出由沿海到内地,从农村到城镇的区域差异。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致性,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但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到11 46%,早在1982年就已进入老龄社会,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上海、北京、天津、重庆人口老龄化最为快速,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11.53%、8.36%、8.33%和7.90%。其他东部省份如江苏、浙江、辽宁、山东等发达地区都率先进入了老年型社会,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省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老年人比重最低的青海省为3.07%。各地老年人口比重的差异导致对老年人的负担畸轻畸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赡养系数平均为9.22,最高的上海市为16.11,最低的新疆仅为7.75,两地相差一倍多。另外,各地区的老年人口大部分分布于经济水平较落后的农村。2000年全国8827.4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中的65.8%分布于农村,农村超级龄化程度达到10.89%,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及城市。伴随地区间、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老龄化程度不一致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3.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根据我国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和预测数据,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上半世纪,人口老龄化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82———200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前期阶段。在这期间,70年代生育率下降对总体年龄结构的作用刚刚开始,因而老龄化的速度不是很快,老龄化的程度也不很高,老年人口从0.77亿增加到1.28亿,老年人口比重从7.63%上升到9.84%,年均上升0.12个百分点,接近老年型的标准。2000———2030年为高速老龄化阶段。在这期间,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因此老龄化速度加快。预计老年人口将从2000年的1.28亿,增加到2030年的3.35亿,年均增长668万。老年人口比重从9.84%上升到21.93%,年均上升0.39个百分点。2030———2050年为高水平人口老龄化阶段。在这期间,老龄化速度开始减慢,老年人口数量增长幅度下降到年均364万。同时,由于少儿人口比例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同时下降,因此老年人口比例从21.93%上升到27.43%,并长期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影响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实现这一战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其中包括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要消除和缓解其不利影响,变老龄化的压力为动力,就必须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将导致我国劳动力不足。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础,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较小,甚至小于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就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现象。一旦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回升,而老年人口比重只升不降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会立即下降。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现在到2020年呈增长趋势,预计2010年增长到9 268亿人,2020年达到9.345亿人。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2022年以后,将出现递减的趋势,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将分别递减为8.879亿、8.654亿和8.357亿。从1970年起,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970年的53.5%依次提高到2000年的65.1%,预计2010年将达到67 9%。从此以后将逐年下降,2020年、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将分别为64.5%、59.2%、57.0%和55.1%。
上海已在前几年出现了“青年人赤字”,北京到2010年也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出大于进的局面。
2.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供养系数升高,劳动力成本加大。人口老龄化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老年赡养系数和供养系数上升。我国老年赡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预测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0,到2050年进一步上升为47.5时,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少年儿童抚养系数高,所以总供养系数也高。此后,随着少年儿童抚养系数下降,总供养系数下降,1990年为56.5,预测2010年达到低谷时仅为47.3。随后,少年儿童抚养系数回升,老年赡养系数上升,总供养系数也相应提高。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68.9和81.4,大大超过了当前发达国家的水平(48—55)。由100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70-80个非劳动年龄人口,不但会使社会不堪重负,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离退休人员逐年增多,退休金的支出相应加大。据有关资料表明,1984年全国离退休人员总数1478万人,1990年为2301万人,1997年为3351万人,1999年增加到3727万人。预计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9127万人和10303万人。全国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用总额,1984年为106.1亿元,1997年为2068.3亿元,预计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73219 5亿元和182195.2亿元。
3.人口老龄化将影响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结果是,劳动年龄人口群体中,上年龄劳动者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这种变化在人口统计中叫做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国际上把劳动年龄人口划分为三个部分:15———29岁为年轻劳动力,30———44岁为中年劳动力,45———59岁(或45———64岁)为老年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中,年轻劳动力比重下降,老年劳动力比重上升,称为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一般认为,老年劳动力的体力逐渐衰退,反应不如年轻人快,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自动化水平较低,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影响就会更大一些。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还不高,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比较多。在这些行业,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四、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合理的规划、必要可行的措施和多方面的配合。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制定一个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能避免过度人口老龄化的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因此,要制定一个二者兼顾的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实现2005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 5亿人以内的预期目标,需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0.9%以内。从2000年到2010年,如果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不变,城镇的总和生育率由1.2提高到1.8,全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89上升到2.0左右,一方面,城镇人口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胎,避免家庭结构“四、二、一”格局的出现,同时也可以减缓城镇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另一方面,由于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可以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使2010年的总人口控制在13.74亿以内。2010年以后,农村和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保持不变,总人口在2035年达到峰值年时为15.03亿。此后逐渐下降,到2025年为14.68亿,在人口最大容量16亿之内。按照这—趋势,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将从2025年的2.76‰下降到2030年的0.99‰。同时经验表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人口增长率为2%时,15-59岁的人口比重为55.97%;增长率下降为1%和0时,比重分别上升为57.47%和58.35%。这样就既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减缓老龄化的程度,又能降低供养系数,有利于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要制定扶持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人口老龄化对市场总需求的影响,必然导致市场结构变化。因此,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市场,已成为保持市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途径。国外经验表明,重视老年消费问题,不仅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也是拉动国内需求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国家对发展社会助老服务等要给予经济扶持和政策优惠。2 建立健全老年法律和道德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都将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措施,归根到底要体现为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虽然1996年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有关老年的法制建设还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些涉老的民事纠纷方面,缺乏专项法律和法规依据。要切实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我们应尽快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社会救济法、家庭赡养法、社区服务法、老年福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保证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要建立和完善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针对我国经济尚不发达,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来势猛、超前于经济发展等特点,我们应建立—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家庭养老与社区助老服务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由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组成,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宜采用现收现付与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模式,即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账户储存积累,多征集一部分保险费为积累基金,为21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退休金剧增作准备。这样既能保障近期内老年人的经济生活,又能缓解未来的压力。同时要大力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因为协调代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既要靠法制、法律的支持,又离不开精神文明和道德的保证。为此,要加强敬老、养老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3.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标志。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基于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的消失,特别是继石油危机而出现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保障制度速入困境,从而使所有发达国家出现了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困难局面。据国际劳工局的研究报告认为:出现社会保障危机的主要起因不是领取养老金者持续增加,也不是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缓慢和失业问题严重。社会保障的危机不是社会保障结构的危机,而是经济基础由于营运不良而受到侵蚀造成的。如果经济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社会福利的支出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更需要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以增强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对此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解决“老有所养”的根本出路也在于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增强综合国力。
4.充分利用老年人力、人才资源,变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为动力。要加快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让更多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发展,使老年人的潜力得以发挥。如果说当前中国劳动力比较富裕的话,那么20年后这一优势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一是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二是可以为国家多增创财富,三是可以变—部分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变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要加强老年学研究,发展老年教育,实现,健康老龄化,对我国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新事物,因此在制定老龄政策,开展老龄工作,发展老年教育,培训老龄工作者,处理代际关系,以及实现健康老龄化等方面,都急需老年学理论的参考和指导。为此我们必须加强老年学研究,才能为实现人口老龄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创造有利的条件。
第五篇: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12级工商管理
2012070136
谢金平
一、概述
人口发展主要包括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质量的提高,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指为了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注重提高人口的素质。
二、背景
人口过剩、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是当代世界三大社会问题,也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三大障碍。“人口增长-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使中国人口未来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压力,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主要是指:人口继续增长,人口素质低下,就业负担重,年龄结构迅速老化;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有些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环境污染迅速蔓延,自然生态日趋恶化。因此,要实施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发展战略,缓和与解决过剩人口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具体来说,就是要使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可持续发展;要使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可持续发展;要使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可持续发展。而从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不仅要强调人口文化智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口资源环境素质的提高,而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中国人口的现代化。
三、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
(一)我国人口现状
1、人口增长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05年的56年间,中国人口从54167万人,增加到130756万人,净增加76589万人,增长1.41倍。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增长出现三次高峰。第一次是1951年到1958年,七年共增加人口10798万人,平均每年净增长人口1500多万;第二次是1963年到1976年,十三年新增加人口2192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人口1702万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均每年增加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第三次是1985年到1991年,六年共新增加人口近1亿,平均每年净增加1600 万。1997年到2004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1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300多万,这一增一减,使得我国人均物质水平更加捉襟见肘,粮食安全、环境资源难以承受人口的增长。
2、性别比失调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7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为110.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3,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为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16.9,个别省份高达138。2005年,再次抽样调查,性别比高达118.58。男女性别比,城乡均出现异常,农村失调程度更为严重。正常情况下,男女性别比应该保持在103至107之间。2005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经测算,到2020年,20~45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婚姻挤压情况凸现,低收入及农村低素质者结婚就很困难。这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严重隐患。
3、人口老龄化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43亿,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7%。预计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比重从2000年的9.9%上升到16.0%;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64亿,比重从2000年的6.7%上升到11.2%。老年人口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生活无法自理的空巢老人将会成倍增加,他们在生活中的照料、精神慰藉等问题,将更加突出,社会总体负担加重,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确保老年人口安度晚年是一个大问题。
4、人口素质
一个社会的发展,根本上有赖于人口素质提高。当前,我国多的是人口,少的是人才,如何把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力资源,是国家发展一大战略问题。2004年我国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共有5375万人,仅占13亿人口的4.1%,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差距太大。如美国硅谷地区,城市人口只有200万,高科技人员就有70万。人的素质是决定国家发展强大,生活富裕的资本。大千世界无论什么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知识的竞争,任何事务发展,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是办不到的。
(二)中国人口发展的困境
第一,人口继续增长,人口素质低下,就业负担沉重,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时起,就处于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增长最快的人口倍增的局面。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新的人口生育高峰已经来临,降低人口出生率的难度较大。人口众多,且人力投资微薄,致使中国人口素质低下。
第二,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有些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中国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这种短缺主要表现为:一是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二是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如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不足1/6,人均草原面积不足1/2,人均矿产资源也只有1/2。
第三,环境污染迅速蔓延,自然生态日趋恶化。一部人类发展史,从特定的角度来说就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质量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动直接作用于环境,尤其是人口数量长期持续增长,引起不同程度的环境恶化,已经开始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是如此,中国的人口增长和快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也超乎寻常的增长。
四、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发展战略
实现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实现中国人口的现代化。所谓人口现代化是指人口发展的未来方向,是指作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人类自身现代化建设。人口现代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即向现代人口类型转变;二是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是指与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相适应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所形成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再生产模式。即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的交互发展呈现“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质――高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率”高级循环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自产业革命后,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现代化、以及教育普及化相同步,已形成现代化的人口再生产模式。中国正处于人口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中,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水平的交互发展也正处于由初级向高级循环模式转变阶段。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来看,根据“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最广泛的定义,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这一思想就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要求,既包括吃、穿、用、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也包括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生存权利;
(2)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不断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走集约经营的发展道路;
(3)把近期利益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实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基础之间的长期平衡发展。
显然,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否定那种人口放任、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益低下、分配不公、教育滞后、闭关锁国、管理落后的传统的发展模式,而要实施特别对生态环境给以极大关心,强调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使自然资源不断更新、积累、增殖和永续利用的协调发展的整体战略。这一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1)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建立从严控制的人口再生产体系;
(2)维护资源基础,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资源产业,建立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的资源利用体系;
(3)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健全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4)集约利用资源,不断降低物耗,建立低消耗高产出的物质生产体系;
(5)满足人民基本需求,引导社会消费,建立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
(6)促进市场发育,改进宏观调控,增强企业活力,建立效益持续提高的经济体系;
(7)建立、健全劳务或劳动力市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体系;
(8)促进科技开发和生产结合,建立创新、实用的技术体系;
(9)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积极扩大职业教育,建立适应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教育体系;
(10)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建立稳定对外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谋求人口、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尽管现在中国和世界正处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然而,实践证明,人类是可以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来逐步找到以上矛盾缓解和协调的途径的,从而实现良好的人口环境,适度的经济增长,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持久利用的自然资源和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的。这正是人类能够走向未来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