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寻根情结（teniu推荐）

最近同学们在微信上聊得很高兴。清晨刚开网几百条消息就倒了出来。惊诧的以为怎么了，原来是高中同学在聚会。好多的聚会照片发了上来。21年了。变化看来不大，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难得一聚。远方的同学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喝着家乡酒，吃着家乡饭，最亲的是说说家乡的话。再叙青春时的友谊，难得的相聚，难得的机会，只有在家乡的桌子上才能让漂泊已久的心暂时的歇憩。没有工作的烦扰，没有人情的应对。那些烦心的事统统远去，让心绪飞扬。

第二篇：余秋雨散文中的“寻根”情结

摘 要：文学上的“寻根”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余秋雨先生是散文中在寻根文学方面的先驱，余秋雨先生用深刻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同时对文化流失的愤懑,余秋雨先生的散文不仅仅对当代散文文体具有拓展性的意义,同时也把寻找文化之根的命题灌注到他的作品当中去,使其作品拥有很高的文化思考价值和审美价值。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寻根

文学上的“寻根”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寻根一词比较早出现在李陀的《创作通信》文中，何谓“寻根”，每位作家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却有着共同点。“寻根”文学提出前不久之后，在文学的创作上起到了一定积极影响，许多作家投入了对传统文化或地域民俗文化的寻觅和再创造。文学寻根不仅仅是文化的传承，更是心灵的归宿。通过寻根，让我们后人继承古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文化认同产生共鸣，让人民更加的贴近，民族更加的具有凝聚力。“寻根派”文学随即产生。余秋雨先生是散文中在寻根文学方面的先驱，余老先生用深刻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同时对文化流失的愤懑。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体现：

一、文化认同方面

在文化认同方面，余秋雨先生的散文中也有两方面的体现，一个是文化认同，另一个更加深入的就是文化的保护。

（一）文化认同的体现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共有37篇，最初接触余秋雨的文章是《道士塔》，在《道士塔》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寻和反思。一个道士掌管佛教圣地，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王道士不懂文化的珍贵也就不能保护文化的流传更不用提认同文化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对宝贵的文化财产进行胡乱的涂刷，肆意的破坏，对洞窟文化的大肆破坏，对于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涂涂改改，一遍不行就两遍，不仅如此，对于无意中发现的洞窟里的财宝却没有认同，只是当成一种奇怪现象说给官员说，就算官员有对文化的认同，却没有珍惜，他们有大笔的钱去挥霍，却对运送经书的运费而摇头，农民人的王道人不认同的宝藏廉价的卖给了西方来的“强盗”，那些西方来的“强盗”带走了我们宝贵的财富，可是却没人出来阻拦，当时的官员没有，政府更是没有一点行动，那些“强盗”就那么大摇大摆的带走了那些在多年后，让敦煌文化者为之心痛的文化遗产，作者在文章后半部分提出抗议，可是这抗议确是那么的无奈，是啊，官场那么挥霍，却没有运送经书的运费，诺大的中国，却放不下几本小小的经书。这不仅仅是民族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余秋雨先生用平淡的语言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对文化并不认同的道士对洞窟文化的肆意破坏，作为现在的我们改变不了什么，多年后，我们的敦煌学者只能通过购买微型胶卷透过放大埋头钻研，心中越是恨，越是加紧钻研。细细品味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平添许多感慨，时代的错误，掌管者的昏庸导致我国的瑰宝流落在外，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一丝的希望，在文化认同的道路上，我们的学者通过各种方法复原那些祖国的瑰宝，让那些文化得以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后代有根可寻。文化必须得到认同并得到良好的保存，优秀的文化遗产还要得到继承和传承，这才是文化寻根的最终的目的。在文中最后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道出了：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读余秋雨先生的作品，犹如读一本厚厚的历史，他思接千载，有包罗万象人生的世态，有丰富细腻的个人情感，更有对历史的领悟，在字里行间中,用灵动的语言表达历史世态，利用渊博广阔的知识沉淀出厚重的历史反思，他的作品渗漏出一个文人的精神追求，其中这种反观历史，以现代的思维角度映照历史现象，在历史的反思中重铸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与“文学寻根”非常契合的。

（二）文化保护的体现

《道士塔》中作者对文化的深深地认同以及追寻的情节，在《废墟》中作者也充满了对废墟文化的热爱，在文中的首句就提出了“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的观点，并直言中国历史缺少废墟文化，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不仅仅是破败，更是新生的开始，废墟文化也是如此，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那个台阶上。它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正如我前面所说得的，废墟代表的不失败，而是失败后的重新的起点，通向成功的起点。只有承认失败，承认废墟的存在，才能更好的进步。这也是文化认同，文化寻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传承方面

在《风雨天一阁》中，通过天一阁的历史风貌的描写，不仅赞扬了范钦健全的文化人格，并且通过“藏书”这一行为，展现了作者对文化保存的关注，同时“藏书的最终意义还是要让它广泛的传播”。

第三篇：寻根致辞

在中华黎氏宗亲寻根黎城第二次研讨会上的 致

辞

大家好！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在这充满收获的金秋时节，在这合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们迎来了中华黎氏宗亲寻根黎城第二次研讨会的召开。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我代表16万黎民百姓，向千里迢迢“回家”团聚的黎氏乡亲，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节日的问候！

黎城古称黎侯国，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靳家街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黎城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文明史长达2700多年。境内名胜古迹星罗棋布，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城隍古庙飞檐凌空，广志盛景古朴苍幽，板山风光绝壁雄峰，红山景区流光溢彩，黎侯古城大气磅礴。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众多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许由洗耳、女娲补天、西伯戡黎等等，广为流传，更加彰显了这片土地的厚重。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万里长流，必有其源。据考证，黎姓早期发源地位于黎城，其后几经迁徙，黎族后人遍布南方各省区。人有思祖之情，物有报本之心。千百年来，沧桑岁月风蚀了多少石刻牌坊，模糊了多少历史记忆，却从未扯断黎氏宗亲对故土魂牵梦绕的眷恋。

2010年7月20日，68位黎氏后裔首次回到黎城，千百年的寻根梦终于成真。今天，血脉相连、同族相亲的深情，让我们再次相聚在美丽的黎城。举办这次活动，根本的目的就是为黎氏后裔搭建一座文化交流、信息交流的平台，为黎氏后裔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搭建一座畅通的桥梁，进一步增强黎氏宗亲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弘扬根祖文化的同时，推动黎城经济转型、社会发展。

真诚地欢迎各位乡亲常回“家”看看，更多地了解黎城、关爱黎城、支持黎城。最后，衷心祝愿中华黎氏宗亲寻根黎城第二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衷心祝愿黎氏宗族人丁兴旺，事业发达！衷心祝愿各位黎氏宗亲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第四篇：红色寻根

红色寻根

——一幢建筑一个故事

北桥中学六（2）班

孙瑜雯

红色，向来是党的标记；而党的标记，就是毛主席。这次的红色寻根，我就要探访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的旧居。

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旧居位于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办公厅楼右边的山坡上。院内有三孔坐西向东的石窑,中间一孔是办公室，左边一孔是寝室，另外一孔是工作人员的住室。1938年11月至1943年10月间，毛主席在此居住和工作。在此期间，毛主席写下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共产党人＞发刊词》、《纪念白求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等光辉著作，还发表了他著名的《讲话》。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他开始思考建立中国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问题。他提出要“废止洋八股”，“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解决当时文艺界存在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就是从这里走向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会场。

延安杨家岭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驻地，期间发生了不少有影响的事件。其中世人知晓的有1946年8月，毛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党章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争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

通过这次红色寻根，我看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在面对艰苦的居住条件时，没有喊苦，没有退缩，坚持不懈地在石窑中撰写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播，在革命历史上留下了关键的一笔。

第五篇：筷子巷寻根

筷子巷寻根

文/一江春水

去年夏天，回乡省亲返粤。大约傍晚时分，列车驶入南昌市区，但见灯火通明、满眼繁华。一到南昌，人们自然会想起滕王阁。记得当年在武昌求学时，那篇《滕王阁序》基本上能倒背如流。10多年过去了，如今依稀记得的篇幅还不到一半。不过，让我至今仍然不能忘怀的是，文中所言之“都督阎公”竟是麻城人，好歹也算作我1000多年前的老乡（其时我的故乡黄安为麻城所辖，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从麻城分置，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红安县，为全国第一将军县）。这位都督算得上王勃的伯乐，是他让王勃——“序”成名。否则，唐代文坛，便会少了这篇千古华章。

路过南昌，与其他乘客不同，于我还有另一番心境。筷子巷——这条淹没在繁华都市中的普通街巷，竟然勾起我无尽的遐想与沉思。

（一）我第一次听说“筷子巷”这个名字，大约在七八岁的孩提时代。父母说，我们来自遥远的筷子巷。因为祖先们不愿远离故土，最后被官兵们捆绑而来，所以老一代人走路时至今还保留着反剪双手的习惯。我其时初涉世事，走在街头一看，好些老辈人确实如此。他们还说，春节时祭拜祖先，要在盛满饭菜的饭碗里插上筷子，意味着不忘故土、不忘根本。听说这些后，我脑海中便浮现出筷子巷的模样——一条小巷，两旁青砖黛瓦，中间一条青石板路。买早点的，挑担子的，修鞋的，剃头的，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当时县城的一些小街巷就是这个样子）。我那时刚识字，还没读过戴望舒的《雨巷》，要不，想象中的筷子巷一定比这更有韵味、更有诗意。

韶华易逝。及长，外出求学。再一次听说“筷子巷”，竟然与一个英雄有关。其时，报纸上大力宣传筷子巷派出所所长邱娥国的先进事迹。这个“筷子巷”会不会就是父母说的那方故土呢？我当时忙于生计，四处奔波，也没有细究。

我知道先祖们确实来自王勃笔下的这座“南昌故郡、洪都新府”，还是近几年的事。网络的普及和海量的信息，让我对先祖们生活过的那方故土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我猜想，先祖们踏上遥远的迁徙之路，应该是在中秋佳节过后。稻子割了，花生收了，农具绑好了，所有的行囊都准备好了，该告别故土了。朱元璋说过，鄂东地区连年混战，人烟稀少，土地日益贫瘠，得从繁华的南昌移民。“家有二子移一子，家有五子移一双。” 此去何止经年？关山阻隔，大江横流。这一别，就是永远的背井离乡，所以只能被官兵捆绑，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

近年来，有民俗学家把筷子巷比作客家人南迁的中转站，称客家人在筷子巷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后，再前往赣南、粤北、闽西。也有人认为，迁往鄂东地区的移民，也可能是客家人的一部分。对此，我觉得还是有些可信度的。我如今生活的这座城市，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一些字词的发音与鄂东地区有相似之处。家乡有一处叫做祝家楼的村子，坐北向南，依山傍水，东西两侧群山环抱，由3条平行巷道构成，每条巷道住有居民5至7户，共有大小院落30多座，房屋300多间，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民居以巷道为单元，既相对独立，又户户相通。这与客家围屋颇为类似。

旧时的华夏，改朝换代频仍，“各领风骚几百年”，有的甚至只有几十年，导致长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如果说，南迁的绝大部分客家人虽然也遭受过战火之乱，但好歹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决意南行，那么迁往鄂东地区的这些移民，则只能听从朝廷的摆布和上天的眷顾了。所以，我的先祖们，除了吃苦耐劳之外，他们生命基因中最大的特点就是 “隐忍”——冀望上苍但不迷信上苍，服从命运但不盲从命运。几百年后，在黄安、麻城爆发与秋收起义同样声名显赫的黄麻起义，决不是偶然的。

（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筷子巷居然还有很大的名气。我在网上搜索，竟然看到不少以筷子巷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千年回望》作者马卡丹这样写道：“筷子巷确实像一根筷子，长长的，直直的，不太窄，也不太宽。”这是这位客家籍的作家关于筷子巷的解读。于我而言，更愿意把筷子巷看做先祖们对富足生活的一种寄寓。手握筷子，便知稼穑之难、谋生不易，便知所有的希冀和向往都在眼前。

我不知道先祖们到达生我养我的那方土地时，田地是如何贫瘠、山河是如何破碎。但既来之则安之，且把他乡作故乡。于是他们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子孙后裔繁衍至今。

那个祭拜祖先时在饭碗里插上筷子的风俗，应该是他们到达这块土地上过第一个春节时创造的吧——列祖列宗，被逼迁徙，无以尽孝，且以首季收成，敬奉故土。我平时喜欢上网看这看那，某日在家乡的论坛上看到一篇题为《麻城孝感乡移民考》的文章。一看题目，我以为此“孝感乡”是今天的“孝感市”。仔细阅读全文，方知“孝感乡”为今天的红安县县城以及县南部分地区。据民俗学家考证，“湖广填四川”时期，大部分移民来自“孝感乡”。著名学者葛剑雄在参与《中国移民史》的撰写时，将“孝感乡”称作中国古代移民潮发源地之一。几年前家乡一个旅游团去四川旅游, 当地许多人都会对来自湖北的游客讲起“湖广填四川”的故事。当听说旅游团来自红安时，当地人非常热情。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湖广麻城孝感乡”。还有的民俗学家考证，也不乏来自其他地区而自称来自“孝感乡”者。确实，其时的黄安，估计人口最多也就十几万，而“湖广填四川”，人数至少当以数十万计，所以许多“填四川”的移民应该来自外乡。

为何出现那么多“孝感乡”移民呢？我开始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想，或许是因为当时的黄安民风淳朴，老百姓吃苦耐劳，官府认为便于管理，民众觉得易于相处。

我不知道，这些迁往四川的移民中，又有多少来自筷子巷，但我相信，哪怕跋涉千山万水、走遍巴山蜀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品格，他们肯定不会扔弃。

（三）在那些怀旧的国人心目中，一条街、一道巷意味深刻、隽永，代表着跟脉、力量，千百年来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图腾。据说，在南昌筷子巷附近，还有蚂蚁巷、半步街等街巷。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听上去有些俗不可耐的名字，在先民们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时代，蚂蚁就是力量，筷子就是希望。它们质朴实在，不投机取巧、不好大喜功，寄托着我的先祖们具体而实在的憧憬。

年轮飞转，物换星移。数百年风雨洗礼，先民们颠沛流离、四处迁徙的身影渐行渐远。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那些承载着农耕时代先民们希冀的街巷已经被高楼大厦、满眼奢华包围了，有的甚至变成了住宅小区、商业新城，最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媒体的一则报道说，南昌筷子巷早已改名为筷子街了。据说是有关部门为了统一街巷标准，大的叫做街，小的称为巷。因为筷子巷较大，所以改名为筷子街，使其带有更浓厚的商业性质，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也难怪，在如今个体的、社会的各种欲望被完全激活的情况下，在各种古老的、现代的资源被最大限度利用的时候，一条巷子的改名又算得了什么？！如今，不仅这条筷子巷，所有来自筷子巷的后代都变了。跨越漫无边界的时空，我们“像从一条浑浊的历史河道上潜泳过来，终于爬上了一块白沙滩，耸身一抖，抖去了浑身浑浊的水滴，松松爽爽地走向了现代„„血缘原则、情感原则、文化原则暂时让位给了开放原则、实用原则、经济原则”（余秋雨之语）。确实，飞速旋转的年轮和瞬息万变的变革已经无情地告诉我，当追忆成为我们缅怀先祖们无可奈何的最后方式，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这份情愫深深地刻在心间。

（作者现居惠州，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詹姓来源之说

上传日期:2010-04-09 阅读次数:135

詹 姓

一、詹姓来源之说

1、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周宣王时，封其庶子于詹地，建立詹国，为侯爵，史称詹文侯，其后世袭为周大夫。文侯在周幽王当政时任少师，见幽王宠爱褒姒，玩物丧志，遂辞职返回自己的封地。直至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亡国丧身，詹文侯却逃过了一劫，保持了詹地的安全，发展了人口，后世便以封地詹为姓。

2、据《路史》所载，相传古帝虞舜封黄帝之后得詹（同瞻，备受尊敬）者，其后子孙因以为氏。另有一种说法，相传在黄帝去世后，继位的人从他子孙中选出一些作为守护灵柩的人，这些人因得以瞻仰黄帝的遗容而受到尊崇。后来，这些人中的一些后裔为纪念这件非同寻常的职事，便以詹为姓。詹，意义与瞻相同，字的本身含有尊敬之义。

3、出自古代官名，以官名为氏。据《百家姓溯源》载，古代负责詹卜（即占卜）的官职叫詹尹官，其后世以官职为姓，称詹姓。

4、据《姓氏考略》所载，春秋时晋国有詹嘉、郑国有詹伯，均以邑为氏。

5、由少数民族改詹姓。如蒙古、土家、高山、水族等少数民族改原多音姓为詹姓。

得姓始祖：詹文侯（简介从略）詹姓郡望：河间郡（今河北献县）渤海郡（今山东东部）

詹姓历史名人略记：周大夫詹父。战国术士詹何。唐代将军詹必胜。宋大学士詹适。明朝书法家詹希原。经学家詹凤翔。清朝实业家詹天佑等。

二、詹姓播迁分布情况

詹姓起源久远且头绪繁杂。春秋时，詹姓已分布于晋（今山西）、虢（今河南郑州西北）、郑（河南新郑）等地。战国时楚国（今湖北湖南）有术士詹何，东汉有武陵（今湖北西南）蛮詹山。可见湖北、湖南在两汉以前已有詹姓人士落籍。又有史料说，在两汉时的詹姓大多繁衍于古渤海郡、河间郡一带，即今天的河北东、山东北等地。晋代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为五胡十六国频繁更迭。动荡的中原地区使百姓万民很难有立足之所，于是出现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自北向南拉开序幕。永嘉南渡的迁徙方向多为华东、华南、中南等地。其时入闽八姓中，詹姓较多，并且在南方开基早而发展迅速。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又遭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侵，连年战火使居中原的詹姓人又一次大举南迁。这就使得原本南方较多詹姓家族的地区，更为扩大。如詹敦仁由河南光州固始避乱隐居闽地的仙游县，在此繁播詹姓并成该县大姓。明初，山西詹姓作为洪洞县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山东、河北、陕西、江苏、湖北襄阳等地。明中叶以后，随着明代的航海技术提高，闽粤等沿海之地的詹姓人渡海赴台和去南洋谋生。明末，张献忠大肆屠川，造成川地人口锐减，明末清初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中，詹姓作为江南大姓，必首当其冲，于是四川的詹姓得以发展。清中叶后，詹姓扬帆东南亚不乏其人。

三、红安詹姓来源之说

红安的詹姓，其始祖为詹同。詹同，原名詹书，字同文。明朝开国之初，为吏部尚书，谥号文宪。《明史》记：“詹同，婺源（江西）人，幼颖异，学士虞集见之曰‘才子也’，以其弟槃女妻之。元至正中，举茂才异等，除郴州学正。遇乱，家黄州，仕陈友谅为翰林学士承旨。太祖（朱元璋）下武昌，召为国子博士，赐名同。时，功臣子弟教习内府，诸博士治一经，不尽通贯。同学识淹博，讲易、春秋最善。应教为文，才思泉湧，一时莫与并。迁考功郎中，直起居注。会议袷禘，同议当，遂用之，洪武元年与侍御史文原吉、起居注魏观等循行天下，访求贤才。”以后由翰林直学士迁侍读学士。洪武四年擢吏部尚书，洪武六年兼学士承旨。与宋濂、刘基为《日历》、《皇明宝训》的总裁官。《明史》这样评价詹同：“同以文章结主知，应制占对，靡勿敏赡。”

詹同之子名詹徽，字资善，洪武十五年举秀才。《明史》记载詹徽：“官至太少保兼吏部尚书。有才智，刚决不可犯，勤于治事，为帝所奖任。然性险刻。李善长之死，（詹）徽有力焉。蓝玉下狱，语连（詹）徽子尚宝丞（詹）绂，并坐诛。”《黄安县志》载：“（同）子（詹）徽洪武间举秀才累官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有明一代，父子官吏部尚书者，自同与徽始。”

詹徽生三子，长子名詹绶，中翰林，定居于黄冈。次子名詹绂，官尚宝丞，定居黄陂。三子名詹綗，官三荫监，定居黄安。

詹同的从孙，詹綗的儿子名詹希原。《明史》载：“同从孙希原，为中书舍人，善大书。宫殿城门题额，往往皆希原笔也。”

詹徽与儿子詹绂为蓝玉案牵连坐狱被杀，其收骸安厝均由三子詹綗为之。坟墓葬在黄安三定桥东里许。黄安詹姓至清宣统年间约二十余代，人口衍数千之繁。黄安詹姓后裔有一支于明清之际迁河南光山、新县等处落籍。如今黄冈、新洲、黄陂、麻城、红安的詹姓皆为詹同后裔，其宗派辈字较统一。

红安詹姓缙绅略录：詹星，为清朝同治壬戌举人，汉阳、武昌教谕，附监考县丞。《黄安县志》评价詹星为：“监知事清廉，监经历清扬”。詹翼，举武职官，为记名提督，督办江北军务，帮理监务。詹起伦，官长胡尔察巴图鲁，江南徐州镇总兵。因父军功荫子者詹广元。詹起厚为副将衔游击。詹重康为花翎导备。詹以润为花翎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