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最新贫富划分

法制晚报》【中国最新贫富划分】，1、富人家庭——年入200万以上，2、富裕家庭——年入80万-200万，3、中产家庭——年入40万-80万，4、小康家庭——年入20万-40万，5、贫穷家庭——年入10万-20万,6、贫困家庭——年入05万-10万，7、困难家庭——年入03万-05万，8、特困家庭——年入3万以下。

第二篇：中国贫富差异透视

中国贫富差异透视

作者：程超泽

来源：《读者》2013第1期

发表于：2013年01月07日

一个农民工的内心困顿

大雨倾盆而下。

23岁的顾永松从建行的取款机里取出了上个月的工资，1520元。他把钱揣进包里时，一辆奥迪车从路边呼啸而过，泥水溅了他一身。他骂了一句。雨雾里，一切迅速变得模糊„„亚热带的广东，所有事情都和这天气一样变化无常。还没进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一接通，是广州的堂哥打过来的。下个礼拜天堂哥结婚，请他过去喝喜酒。堂哥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年薪几十万，电话里说说笑笑的。对堂哥，顾永松只有羡慕。作为广东南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员工，从2009年5月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便从此一去不复返，“钱挣得太少”成了顾永松的一块心病。

顾永松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家在广东湛江郊区，工厂里的同事、快餐店的老板娘都喊他靓仔。这个20多岁的打工仔最讨厌别人喊他农民工。在顾永松的心里，农民工是个带有污蔑意味的词。出生于广东湛江农村的顾永松，对于城乡差别的最初感受源于小时候的一次走亲戚。1999年，10岁的顾永松第一次被父亲带到广州大伯家走亲戚。在大伯家，顾永松第一次看到了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电脑，大他6岁的堂哥帮他申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QQ号。

10多年前的那趟广州之行，让顾永松感受到了当公务员的大伯和在老家种田的父亲之间的巨大差别，城乡差别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了顾永松的心头。那一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两倍多。从那时起，顾永松便开始明白父亲为何一直教育他“好好读书，以后上大学进城坐办公室”的道理。

城乡之间的天壤之别，在顾永松的父辈中就已经存在。顾永松的父亲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用奶奶的话说，父亲的那条命是捡来的。父亲读完初中不久便成了生产队里一名挣工分的壮劳力。

1949年，当时的中国为了发展工业，设立了城乡二元的管理制度，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村大量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廉价原材料。仅1960年至1978年这19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统购统销，农村为城市工业奉献了3400亿元人民币的价差。

城乡差距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暂的缩小，到顾永松这一代又进一步扩大了。到了2009年，农民3年的收入才能赶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除了种地，打工就成了农民为数不多的谋生出路之一。2009年，顾永松也走上了父亲曾走过的打工路。当年，他进入广东南海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厂，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名小工。在南海工作，收入能够比湛江多出500元。这种地区间的差异，也导致大批像顾永松一样的粤西农民流向了珠三角。

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2009年，顾永松从湛江的一所职高毕业后，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成了一名打工仔；而大伯家的堂哥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在珠三角，顾永松所从事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不超过3万元，而顾永松堂哥参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发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顾永松的6倍多。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早在20多年前，与顾永松相隔千里、远在北京的李实，也产生过类似的疑问。1988年春，一直想搞清楚“搞原子弹为什么还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李实，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并开始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民间收入调查，这也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的民间调查。经过其后5年断断续续的调查，1993年课题组公布的1988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是0.325，城市是0.233。这一数据远远超出了当时学界和政府的预料，但当时社会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见并不强烈。

6年前，陈静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某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当时，每月工资虽只有3000多元，但陈静很知足：就业压力很大，能留京已十分不易。她相信只要先立住脚，过几年收入一定会好起来。然而，6年过去了，陈静虽已是该单位的一名部门主管，工资却刚过4000元，她说：“这点工资对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在北京生活压力是很大的。走进大商场，动辄两三千元一件的衣服叫人心慌，哪里还有勇气逛下去？”

中国如今所显示出的收入差距与菲律宾和俄罗斯不相上下，公平度远不及日本和美国，甚至连东欧都比不上。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还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大约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23倍，这一比例还有可能被低估了。在当今中国，你几乎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现，收入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差距缘何拉大

导致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拉大。其中，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0%。

除了上述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农民工的大量存在。农民工没有组织、缺乏谈判能力，因此经常有拖欠、压低该群体薪酬的事情发生。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在一定阶段不但没能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反而产生了新的双重的二元结构。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收入差距大只是阶段性现象，在未来将不可持续。当城市化、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可以扭转。

一个颇为奇怪的问题是，在中国贫富差距这么大，究竟钱都到哪里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0%，但同期，资本报酬的比重却上升了20%。与资本回报急速上升相比，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持续走高。大批财富向政府集中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比当年的中央财政总收入还要多。庞大的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另外，由于制度漏洞，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利益输送、银行等金融单位上市也成了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

在任何社会中，国家拥有最大的行政垄断权力，这是人类结成和维护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行政性的制度垄断是市场之外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大因素。但是应当公正地指出，这种影响未必都是负面的。即便像许多国家都有的对市场的部分直接干预，如对水、电、油、气及其他公用事业价格的垄断性干预，其目的也往往是为了社会稳定和保护弱势群体。但是，应当指出，在中国至少有3项垄断性制度安排，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追求另外的政策目标，在全局规模上严重恶化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第一项是土地的制度垄断。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长期严格限制农民进城落户转为市民，禁止进城农民工在城市搭建住房，禁止城郊农民自行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而由国家垄断控制农村土地的工业化、城市化使用。但在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非农使用的目的和制度设计，又不是为了改善农民的境遇，不是为了已成为工业化主力军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进城后的安居乐业。巨量的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被密集投入到围绕城市户籍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方面，造成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飞涨，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财富从农村居民向城市户籍居民以万亿为规模的持续转移。

第二项是垄断和封闭的城市户籍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但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除了对当地农村人口进入本地小城镇有所改变，基本没有松动。随着这些年来农民工逐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农民工变成了离家别子、居无定所的社会流动大军。当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数万亿的惊人积累，以至全世界都为中国工人其实是农民工的勤劳和奉献所震撼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地带找不到自我。

第三项是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的制度垄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商品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迅速高度市场化，土地价格随拍卖而市场化，甚至股票价格也高度市场化了，但唯独最广大劳动者的最主要财产性收入即储蓄存款利息没有市场化。垄断性的利息制度，通过人为压低公众的财产性收入，既为企业主要是大中型企业提供了廉价资金，也为银行提供了丰厚的息差和低风险的客户，作为这种制度安排基础的，是广大储户变成了金融稳定的牺牲品。

总之，造成当今中国贫富分化局面的原因，既有制度安排的缺陷，权钱交易加剧的资源分配不公，也有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滥用、贪婪和催肥，还有市场竞争内生垄断引起的马太效应。显然，无视这些多以万亿规模分配的财富和国民收入大格局，仅着眼于一些并不改变问题本质的枝节问题乃至虚构的矛盾，不可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

国民“弱势心理”的蔓延

在北京，夜幕降临后，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耀眼，这类广告在各大城市里大多如此，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所附近的几个小区翻捡居民垃圾箱。“物业的清洁工早晨才来，我能捡到不少有用的东西。”王元菲56岁，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价涨得厉害，她说如果自己不出来“拾荒”，家里人吃饭、水电费都会成问题。捡回来的东西堆在院子里味道不好，左邻右舍都有意见，这让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年近七旬的刘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顶上乞讨。高海拔的日晒在她脸上、手上留下了一层硬痂。别人劝她进城去讨，她舍不得家里的瘫痪儿子。刘四玲说，家里的地被“开发”了，但给她的补偿款比别人少。她找到村委会，人家三两句就把她打发走了。“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谁说理去？”

尽管有专家说，“弱势群体”是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但在当下的中国，像王元菲、刘四玲这样的人，无疑是绝对的“弱者”。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

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近年来，在征地强拆、黑砖窑、拖欠工资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几乎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

“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正在消逝的中产阶层现象

在国际上，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幸福度较高的人群。然而在中国，中产阶层普遍压力较大，没有很强的幸福感，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在房价不断飙升的当今中国，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被高房价消灭。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是最有可能成为中产阶层的群体，然而，在这个遍地都是大学生的年代，我们却看不到中产阶层成长的希望。毕业即失业已是一种常态。初入社会的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生活幸福感在不断降低，“房奴”“孩奴”比比皆是，整个群体被焦虑与失败感所困扰。

丧失安全感、稳定感是中国中产阶层群体心理的特点，这同时也是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原因。

3年前，日本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一个让中产阶层的人不寒而栗的观念：中产阶层的消逝。他用最简单的问题来询问：“你自认为是中产阶层吗？请自问3个问题：

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

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

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层的行列。套用大前研一的调查，中国还有中产阶层吗？也就是说，我们还未迎来中产阶层的完全诞生，就已经目睹这个阶层陷入了困境。大前研一将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描述为“所得阶层两极化”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层社会的崩溃”。

如果中国真正想要一个中产阶层的社会，政府就需要正视中国中产阶层消逝的问题。政府应该努力挤压存在于房地产和教育之中的费用泡沫，因为为这种高昂费用买单的主要是刚刚诞生的中产阶层，而其结果，就是他们无可避免地要陷入贫困化。总之，让更多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同中国GDP的增长速度相吻合，而不要让他们恐惧于自己资产的增长速度落后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贬值速度。

（周海明摘自中国言实出版社《中国成长的烦恼》一书）

第三篇：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获得了较快增长。但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也是愈演愈烈。

所谓贫富分化是指人们之间的财富出现了差距，财富是以货币来表示，贫富分化也就是说人们之间支配的货币出现了差别。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收入分配悬殊，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当前阶段的因素。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一套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机制，社会结构正日趋合理和平等开放，但是，种种因二元体制或结构转型而形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的制度和结构因素仍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重要影响。所以，在讨论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时，有必要将宏观的结构和制度性因素纳入到关于贫富分化的分析和研究框架之中。

以下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和缺陷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体制转型。

二、社会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

三、各经济类型单位和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较大。

四、权力参与分配。

五、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

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指数叫基尼系数，这个系数是二十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确定的。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76上升到0.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46.6%。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按照中国的统计，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上升到0.458，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158.1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倍。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变化来看，贫富差距在近10年中越拉越大，社会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特征。

贫众而富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私有资本有着无限积累的冲动和愿望。如此畸形发展的社会是在游走剑锋。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即每天1．25美元生活费的贫困线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约有2.54亿人（仅次于印度），远远高于官方估计的两千多万人的数字（我国官方指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1196元。美国2005年的贫困线是：单身年收入低于9570美元；两口之家低于12830美元，三口之家低于16090美元；四口之家少于19350美元；五口之家少于22610美元。2007年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21203美元，单人贫困线为年收入低于10590美元。）

这种贫富分化严重的状况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即官富民穷。其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另外，行业收入剪刀差不断拉大。其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其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另外，国企改制、商业用地开发、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相继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不断上演着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群众利益被变相剥夺的悲剧。

贫富分化对社会和谐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贫富分化破坏社会公正。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正对并将

持续对社会公正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社会公正的理念格格不入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不能由少数人拥有和享用，必须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背离。第二、城市贫富分化破坏社会安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保持社会安定有序，这是和谐社会基本特征和必然要求。而我国贫富分化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克服与解决的重要问题。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但是，国家要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为了很好的抑制贫富分化，应从各方面入手：第一，变革不合法的分配方式。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扶助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第三，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第四，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第五，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 第六，调整相关税制。第七，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

贫富差距势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影响到社会安定，国家的繁荣，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得努力来更好的缓解或抑制贫富分化的加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才能建设更美好、更和谐的家园！

第四篇：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原因及策略

当前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新华社日前发表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文章说，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具体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

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综上所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三、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重和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引起了各门社会科学极大的研究兴趣。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此凸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央政府政策的产物，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鼓励制造贫富差距，这无需回避，只是所鼓励的“贫富差距”是以其不达到“两级分化”为界限的，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贫富差距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据此，我们要突出的关注政府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政府，作为政策输出的主体，在试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所必须处理好的最基本的关系，是这一差距的程度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在天然和历史的一定条件下，仅就政策的输出而言，贫富差距的程度主要源于效率的供给，而社会保障体系则主要是一个政策主体的公平供给的产物；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主要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往往与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底线’直接相关。”。由此，对于由政府控制导致的贫富分化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原因：

1、权力参与分配。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许多事例都可以证明，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维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在目前的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权力，从而使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很容易占有优势地位。出现类似行政垄断、市场信息不对称、规则难以实行的状况。处于劣势的群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极分化越拉越大，却无能为力。

2、政府行为不规范。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机构定位不清，导致政府行为惯性运作，因而“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突出，政府行为亟待规范。现实中的政府行为还带有计划经济的明显痕迹，整个经济活动，多是以政府为中心展开，随意干预企业的现象随处可见。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行政上的集权式机制。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自发性本应由党和政府进行积极调控和校正，但我国目前的现实又是上层建筑改革滞后，原行政集权式的管理机制仍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在高度集权的机制下，政府官员手中握有较大的审批干预权,而对他们的监督、约束又不到位，行使权的程序又不规范。由于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行政集权管理的机制还有相当的权威，少数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本化，使本来就不健全的收入分配法则更加混乱，致使政府威信下降、企业失信、民众道德滑坡，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并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兹生蔓延。

3、政策体制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大体上是比较健全的，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及各方面。我国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考虑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要求，对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并且加大了经济扶持，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偏远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上相对落后；我国的税收制度仍不够健全，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杀贫济富”的现象，在遗产税和赠与税方面仍有漏洞存在，从而导致借机偷税漏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投入过多，而公共服务开支仍然不足；投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忽视投资的经济效益，对民间投资还存在过多的准入壁垒和审批；土地、环境等资源管理不规范，价格失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成本高昂；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且在扶贫助贫方面的措施实施不力，对社会上广大的弱势群体关心和帮助不够。

4、政治腐败严重。

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够,致使黑色富有阶层发展过快。毋庸讳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反腐败斗争,而这期间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专家估计,2007年至2009年,我国外逃资本大约在1520亿美元上下,其中,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一定比重

。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理解:在社会财富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腐败分子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聚敛的财富越多,靠诚实劳动的普通老百姓所获得的财富就越少,贫富差距自然就会拉大。如果我们反腐败斗争非常有力,有效防止腐败分子鲸吞巨额财富,而将保护下来的财富用于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我国的贫富差距会比现在小得多。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近些年来权力经济、违法经济、犯罪经济的猖獗所致。

5、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专家组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测算，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四、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整对策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我们既不能因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忽略它对社会稳定、公平存在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其存在种种问题而全盘否定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是要求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的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它应包括这样几点：

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法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这是治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之策。各级政府应认真理清行政行为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树立服务观念，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理人民”到“服务人民”的思想转变，压缩和净化管理队伍，打击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减少经济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调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而缓解人们之间利益调整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弱化改革风险，减轻社会震荡；完善和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运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打击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烧杀抢掠、借封建迷信敛取钱财等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创建和谐社会。

其次加快实施西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振兴东北。积极推进经济二元结构转化，实现工业现代化，逐步消灭工农之问、城乡之问、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问的本质差距。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要考虑到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政策应适当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政策优惠，鼓励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投资，扶持和搞活地方经济，减少收入的不平衡。

2、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第五篇：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原因及策略

当前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轻贫困和贫富差距上取得的成果归功于快速发展策略，但城乡贫富差距、地区贫富差距和贫困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政治学理论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主要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两极分化的现状和表现，具体分析了形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由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引起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一些对策，以期健全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关键词：贫富两极分化，成因，调整策略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新华社日前发表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文章说，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具体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综上所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三、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重和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引起了各门社会科学极大的研究兴趣。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此凸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央政府政策的产物，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鼓励制造贫富差距，这无需回避，只是所鼓励的“贫富差距”是以其不达到“两级分化”为界限的，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贫富差距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据此，我们要突出的关注政府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政府，作为政策输出的主体，在试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所必须处理好的最基本的关系，是这一差距的程度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在天然和历史的一定条件下，仅就政策的输出而言，贫富差距的程度主要源于效率的供给，而社会保障体系则主要是一个政策主体的公平供给的产物；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主要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往往与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底线’直接相关。”。由此，对于由政府控制导致的贫富分化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原因：

1、权力参与分配。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许多事例都可以证明，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维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在目前的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权力，从而使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很容易占有优势地位。出现类似行政垄断、市场信息不对称、规则难以实行的状况。处于劣势的群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极分化越拉越大，却无能为力。

2、政府行为不规范。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机构定位不清，导致政府行为惯性运作，因而“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突出，政府行为亟待规范。现实中的政府行为还带有计划经济的明显痕迹，整个经济活动，多是以政府为中心展开，随意干预企业的现象随处可见。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行政上的集权式机制。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自发性本应由党和政府进行积极调控和校正，但我国目前的现实又是上层建筑改革滞后，原行政集权式的管理机制仍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在高度集权的机制下，政府官员手中握有较大的审批干预权 ,而对他们的监督、约束又不到位，行使权的程序又不规范。由于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行政集权管理的机制还有相当的权威，少数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本化，使本来就不健全的收入分配法则更加混乱，致使政府威信下降、企业失信、民众道德滑坡，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并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兹生蔓延。

3、政策体制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大体上是比较健全的，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及各方面。我国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考虑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要求，对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并且加大了经济扶持，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偏远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上相对落后；我国的税收制度仍不够健全，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杀贫济富”的现象，在遗产税和赠与税方面仍有漏洞存在，从而导致借机偷税漏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投入过多，而公共服务开支仍然不足；投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忽视投资的经济效益，对民间投资还存在过多的准入壁垒和审批；土地、环境等资源管理不规范，价格失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成本高昂；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且在扶贫助贫方面的措施实施不力，对社会上广大的弱势群体关心和帮助不够。

4、政治腐败严重。

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够,致使黑色富有阶层发展过快。毋庸讳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反腐败斗争,而这期间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专家估计,2007年至2009年,我国外逃资本大约在1520亿美元上下,其中,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一定比重。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理解:在社会财富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腐败分子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聚敛的财富越多,靠诚实劳动的普通老百姓所获得的财富就越少,贫富差距自然就会拉大。如果我们反腐败斗争非常有力,有效防止腐败分子鲸吞巨额财富,而将保护下来的财富用于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我国的贫富差距会比现在小得多。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近些年来权力经济、违法经济、犯罪经济的猖獗所致。

5、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专家组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测算，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四、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整对策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我们既不能因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忽略它对社会稳定、公平存在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其存在种种问题而全盘否定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是要求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的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它应包括这样几点：

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法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这是治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之策。各级政府应认真理清行政行为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树立服务观念，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理人民”到“服务人民”的思想转变，压缩和净化管理队伍，打击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减少经济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调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而缓解人们之间利益调整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弱化改革风险，减轻社会震荡；完善和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运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打击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烧杀抢掠、借封建迷信敛取钱财等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创建和谐社会。

其次加快实施西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振兴东北。积极推进经济二元结构转化，实现工业现代化，逐步消灭工农之问、城乡之问、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问的本质差距。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要考虑到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政策应适当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政策优惠，鼓励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投资，扶持和搞活地方经济，减少收入的不平衡。

2、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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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杰.从基尼系数谈我国居民贫富两极分化[J].经济理论研究,2006,3 【4】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D]，江苏，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6 【5】周连云.社会两极分化及解决问题的路径[J].合作社与和谐社会,2006,4 【6】李伟.我国收入两极分化的因果实证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 2006(10)【7】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J].社会学研究, 2000,5 :121-123 【8】周松兰.对我国当前贫富差距问题的若干思考[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