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澳头创新社会治理

澳头创新社会治理案例——澳头公亲会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澳头社区地处厦门湾东岸沿海，三面临海，港深水阔，是古时通往南洋的重要通商港口，也是闽南著名的侨乡。202_年以来，我们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成立社区民间组织，推进了澳头社区各项工作的发展。

在“美丽乡村”建设初期，许多群众对工程项目涉及的征地拆迁，投工投劳，认管认养等工作一知半解，社区共同缔造意识有待进一步深化。个别村民缺乏全局意识，在其他村民努力改善房前屋后环境、主动拆除鸡鸭舍的时候，只顾个人利益，不愿意将自己的空杂地进行整治，甚至阻扰村内道路建设。

为了使群众能更好的理解“美丽乡村”建设对澳头社区今后发展的重要性，让群众能够支持并参与到“美丽厦门共同缔造”之中，社区两委与老人协会主动找到社区里的热心人，由他们组建了澳头的社会自治组织“公亲会”。

公亲会

澳头“公亲会”是由澳头社区及辖区内的企业单位、群众团体自愿发起、自觉参与，遇事共商、共议、共同决策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社区基层社会组织。

公亲会的宗旨是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治，激发群众参与激情，发挥社区居民人缘、地缘优势，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建设，建立起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居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社区社会组织为补充、居民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社区社会新格局。

公亲会的工作原则是“尽职尽责、坚持不懈”。在“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自治管理中，开展“啄木鸟行动”，守护澳头大家庭。对积极参与澳头美丽乡村建设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于不遵守村规民约和恶意破坏共同缔造成果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批评、检举和制止，彻底打击歪风邪气，着力提高社区群众共同参与美丽乡村工作的积极性。

为了更好地开展“美丽乡村•共同缔造”，激活群众参与力量，组织和动员广大社区群众推进社区建设，特在澳头“公亲会”机构下设置宣传队、劝和队、督导队，公亲会工作开展情况每月向澳头社区两委汇报一次。

公亲宣传队

宣传队由社区“有热心、感情真、语表强”的群众组成，设队长1名，分宣传组、活动组、培训组3个小组，每组吸纳若干名群众参加，并从中推选1名担任组长。日常事务工作由队长负责领导全面主持，各小组分工负责。宣传队工作开展情况每周向澳头“公亲会”汇报一次。

一、宣讲组职责：

1、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深入群众，倾听民众的意见，对社区居民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关心的问题开展调研，并结合政策、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征地拆迁劝导等内容，拟定宣讲内容方向；

2、除法定节假日外的每周三晚，定期在澳头欢喜广场开展宣讲活动，重要的宣讲活动应安排宣讲员入户，确保宣讲内容落到实处。全年宣讲活动不少于30场；

3、负责澳头社区“示范片区”、“特色之家”、“美丽榜样”等评优活动的组织。

二、活动组职责：

1、定期排练。原则上，每周四下午在澳头欢喜广场、妈祖文化广场等休闲广场进行文艺演出排练。

2、节目演出。原则上，活动组每季度集中演出文艺汇演一次，成员根据自愿原则报名组合节目，促进节目更新。此外，组员要自觉接受澳头社区党支部、政府主管部门交给的宣传演出任务。

3、组织参与。定期组织居民参与文艺演出活动，开展寓教于乐、富有地方特色、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

三、培训组职责：

1、组织培训工作。组织宣讲组的理论学习、宣讲方式培训工作，全年组织集中学习培训不少于30次。

2、组织培训总结工作。每次培训学习后，组织讨论或座谈，听取学习收获和意见、建议，将所学归纳总结，应用到下一次宣讲活动中。

3、表彰奖励。根据工作实施情况、热情程度以及效果的优劣对各组及成员进行综合评价，评选出年度优秀成员，并表彰及奖励。

公亲宣传队·澳头在行动

1、开展宣讲活动。

宣传组成员采用“开大会”及“一对一”相结合的宣讲方式开展工作。开大会，即通过召集小组居民开展宣讲；一对一宣讲，即深入社区居民家中开展宣讲活动。通过两种方式的结合，开展美丽乡村共同缔造活动、认管认养活动等，由面到点，将宣讲工作落实彻底。

2、开展评优活动。

由宣讲组为主要负责单位，组织开展每年一次的评优活动，包括“美丽榜样”、“特色之家”、“示范片区”的评选活动。发挥榜样在美丽家园建设中的示范引导作用，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热情。

3、开展文艺演出、排练活动。

活动组积极弘扬时代风貌，倡导健康、快乐的生活。定期组织开展文艺活动：社区包粽赛、斗阵闹元宵、国庆七天乐、和谐邻里节等活动，积极发动社区居民参与，丰富和活跃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活动，并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开展文艺交流活动，促进成员文艺能力的提升。

4、开展内部培训活动。为提升公亲宣传队成员的工作能力，培训组根据宣讲组及活动组的工作内容，定期开展培训、总结、交流活动，不断提升公亲宣传队的工作能力。

公亲劝和队

劝和队是一个劝和、调解社区居民内部矛盾，增进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的自治组织。劝和队由社区居民自愿组建，设队长1名，分片区管理，每个片区吸纳若干名志趣相投的社区居民参加，并从中推选1名热心能干、文化素质高的居民担任组长。日常事务工作由队长负责领导全面主持，各片区分工负责。劝和队工作开展情况每周向澳头“公亲会”汇报一次。

劝和队的职责：

1、调解纠纷。调解社区群众纠纷，促进家庭、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稳定；

2、信息收集。走访社区居民群众，了解掌握社情民意，向澳头“公亲会”及社区党支部传递信息，做好信息收集、反馈等工作；

3、维权服务。提供矛盾调处和维权服务，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协调处理家庭暴力等事件，引导居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心理调适等方面的咨询和创业就业信息服务。争取多方支持，为留守流动人员和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和服务。听取、收集妇女群众的意见或建议；

4、普及法律。向居民群众宣传政策、法律、法规，提升居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居民素质，促进社会和谐。

公亲劝和队·澳头在行动

1、开展“和事佬”征集活动。

为吸收退休干部、教师、退伍军人、乡贤等参加到劝和队伍中来，发挥他们基层的优势，构筑维护社区、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举办“和事佬”征集活动，组建一支富有群众基础的“和事佬”，分网格管理，助力劝和工作。

2、开展劝和工作。

“和事佬”每两天保证到网格责任区巡查一次。现场分析并妥善处理网格责任区内各种矛盾与存在问题，力争将矛盾化解在社区，问题处理在网格。积极主动并协调其他人员及时调查处理网格内居民纠纷、举报和信访等问题，积极维护群众利益和权益，防止重复纠纷、集体上访和其他案件的发生。对于涉及面大，深层次复杂的问题，以及当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及时反馈到公亲会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处理或上报社区两委或镇有关部门处理。

公亲督导队职责

督导队对社区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督导队由社区有关人员组成，设置队长1人以及区务监督组、卫生监督组。督导队工作开展情况每周向澳头“公亲会”汇报一次。

一、区务监督组职责：

1、协助社区居委会进行社区内的行政事务落实、实施现况，确保社区政务公开、公正、公平；

2、对社区内重大民主决策情况、区务公开和民主理财情况，社区内各项收支、公共资源交易、集体土地征收、工程项目招投标、工程建设等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确保社区政务公开、公平；工程建设进度、质量符合要求。

二、卫生监督组职责：

1、卫生保洁实行网格化管理模式；

2、进行常规的卫生检查和不定时的抽查，做好卫生评比；

3、监督管理公共场所的卫生；

4、负责全社区的卫生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

5、研究卫生方面的政策；

6、负责对全社区卫生监督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公亲督导队·澳头在行动

1、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课堂。

为进一步提升澳头社区生活垃圾的治理，由公亲督导队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课堂，邀请社区居民参与。在课堂中教授大家关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措施、垃圾分类等知识。通过简单易懂的的语言，全面地介绍垃圾的危害、垃圾分类的意义、以及如何识别垃圾分类标识、如何区别干湿垃圾、如何做到合理分类、正确投放等，让大家深刻感受到垃圾分类势在必行、垃圾分类福祉千秋。

2、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果展览。

开展生活垃圾治理成果新旧对比展览活动，提升居民对社区环境维护意识。

3、开展“阳光居务·人人参与”社区居务监督开放日活动。

为打造社区居务监督公开、透明平台，提升基层居务、财务民主管理水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居民参政议政意识，促进社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开展“阳光居务〃人人参与”社区居务监督开放日活动。

活动日间，邀请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区务监督组成员与党员代表、居民代表等进行面对面的互动沟通：共同巡视社区现建设项目的推进情况；负责人汇报社区工作开展情况、工作计划及各项财务收支情况；民情、民意、意见建议座谈收集，与会代表就有关社区居民的各种事项与热点问题进行提问互动；与会代表进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满意度测评等。

第二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一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

— 1 — 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二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三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二）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目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利益诉求。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利益表达功能。全面推行阳光信访，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把网上信访打— 2 — 造成群众信访主渠道。积极推进网络参政议政，搭建党委和政府同群众沟通交流新平台。二是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谋发展、搞建设，都要统筹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要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原则，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多同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前臵程序，努力使评估过程成为倾听民意、化解民忧、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的过程，预防和减少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健全利益保护机制。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大多是由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引发的。要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办大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三）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创新多方参与机制，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会治理。一是发挥好企事业单位作用。企事业单位不仅承担着防控安全生产风险的重要责任，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共

— 3 — 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机制，构筑起全社会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做到知风化险、规避风险。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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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三）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

— 5 — 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如何预防化解易发多发的社会矛盾，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组织，发展信息员，完善社会矛盾滚— 6 — 动排查、及时预警机制，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臵在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引导群众更多地选择非诉讼渠道和方式解决纠纷。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权威性、公信力。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

（三）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

— 7 — 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一）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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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二）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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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四）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国家治乱兴衰。要把确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压态势，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

第三篇：创新社会治理

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治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此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社会管理”。新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

按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参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会治理必须强调“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也不能靠一场“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社会管理”的最显著的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倡导“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

社会治理必须兼顾“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社会排斥”的色彩。

社会治理必须注重“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二、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十八大提出，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做到：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第四篇：关于创新社会治理论述

《决定》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坚持源头治理。对此，可从以下4个方面来进行正确把握。

第一，坚持系统治理，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一是加强党委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要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组织起来，去做直接服务群众的工作，努力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服务优势，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社会能力。二是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政府不能越位、错位、缺位。三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治理网络。要创造公众参与条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把广大群众有效动员组织起来，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

第二，坚持依法治理，治理方式要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一是强化依法治理理念。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二是切实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工作，依靠法律来规范个人、组织的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监督和保护公共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三是各级执法机关要严格公正执法，努力把各项社会治理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四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第三，坚持综合治理，治理手段要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一是强化道德约束。要善于运用道德的软力量，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发挥道德力量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二是规范社会行为。加快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体系，通过自律、互律、他律，把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地纳入共同行为准则的轨道，形成既要维护社会公共权益、又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环境。三是调节利益关系。善于运用教育、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更好地调节和保护各方面的利益。四是协调社会关系。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第四，坚持源头治理，治理环节上要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前移。一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更加重视民生和制度建设，使社会治理关口前移，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二是以网格化治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科学划分网格，把网格内人、地、物、事、组织全部纳入网格，使网格服务管理人员承担起了解社情民意、采集治理信息、服务社区群众、化解矛盾纠纷等职能，把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最末梢，把服务工作做到群众身边。三是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社会矛盾说到底大多是利益矛盾，治本的办法是把握群众利益诉求点，协调平衡利益关系。特别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202_市委一号课题出炉记 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晨报讯 历时近一年，202_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结出果实，聚焦创新体制、加强基层、夯实基础、落实保障，形成“1+6”文件。基层干部普遍反映，“为之一振，眼睛一亮”。

古语云：郡县治，则天下安。“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对上海意味着什么？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事关上海当前改革深化和未来长远发展，事关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全局，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要更加注重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希望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历时近一年 终摸清情况

课题组组长：市委书记韩正

课题组副组长：相关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调研组：4个，全市抽调了41人

调研组组长：方惠萍、龚德庆、张学兵、斯福民，由担任过区委书记、对基层社会建设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担任

调研方向：从街镇、居村两个层面入手，分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和远郊三类地区，围绕基层体制机制、基层队伍、基层综合治理、基层服务保障四个方面展开。

整个调研历时近一年，韩正先后主持召开了20多个专题会和座谈会。

从2月底到7月中旬：按照“放开放开、再放开、找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和群众需求”的要求，四个调研组深入全市17个区县和街镇、居村调研，共调研走访152个街道乡镇、228个居村，座谈访谈4745人；

从7月下旬到9月底：按照“聚焦聚焦、再聚焦、切实提出解决问题对策举措”的要求，四个调研组聚焦12个重点问题，联合市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开展研究，提出初步政策方案；

从10月份开始：按照“政策意见重在求实，突出操作性”的要求，市委办公厅、市委研究室会同四个调研组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论证，集中开展成果汇总转化。

11月中旬：一号课题相关文件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区县、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762条，经过逐条研究，最终采纳了402条。

深入调研：了解基层所思所盼，提炼基层首创经验

大型居住区的居民办事咨询便捷吗？老小区被物业“抛盘”怎么办？街面乱设摊顽症能根除吗？广场舞大妈与周边居民的矛盾谁来解？……发生在基层社区的世相百态、纷扰矛盾，看似“一地鸡毛”，实则关乎百姓安居乐业，关乎社会治理之基。

“围绕一号课题，调研组和市里召开的相关座谈会，我参加过近20个，可见这项课题调研之深入。”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党工委书记胥燕红告诉记者，调研组不但到区里、街道开座谈会，还深入居民区，到居委干部、楼组长、社区党员群众中听意见，跑到街道的窗口服务单位听群众反映。

原本，四个组的调研方向各有侧重，并对口几个区县。后来，为了把各自的“子课题”做得更扎实，各调研组之间相互“串门”。

胥燕红说，“虽然与静安区对口的是第一调研组，但其他组也到我们这里来调研，着重了解我们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网格化管理等方面的探索、成效和困惑。”

参加过20个座谈会的胥燕红，尽管忙，但忙得高兴。“课题组真正沉入基层，把我们的所想、所虑、所盼提出来；还注重了解基层创造的经验做法，总结提炼，吸收为课题成果的一部分。”

第二调研组组长、上海久事公司党委书记龚德庆，曾在多个区县担任过领导，对基层情况原本就十分熟悉。但此次调研，让他和组员获取了更多新鲜、直观、丰富的一手材料。比如，居委会要敲的图章多达四五十个，而许多章根本不该由居委会来敲；市中心有的街道，忙于招商引资，影响服务，疏于管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盘点基层四大“不适应”

调研沉下去，问题浮上来。

基层工作就像“万花筒”——

有五彩缤纷。凌云街道梅陇三村“绿主妇”们，从关注环保、公益，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成为小区自治管理的当家人；延吉街道“睦邻中心”，用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小区居民吸引到公共空间，社区的生态悄然改变。

有推陈出新。静安区率先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体系；徐汇区在区、街镇、居民区三个层面构建区域化党建联盟； 金山区各村全部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有酸甜苦辣。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过多，有人形容，“上面水龙头在放水，街道是个筐，居委是个缸。筐里的水流到缸里，缸里盛不下，水漫金山”。而开展社区共治，基层社区“一头热”，驻区单位和相关社会力量“一头冷”。

有啼笑皆非。为了与“上面”对应，有的街道有20个科长，约10个科长是“有长无兵”。许多居委会深受“敲章”之苦，敲的章里居然还有“家具以旧换新，证明旧家具是我家的”之类。

调查阶段，大家解放思想，打开思路，查找问题，“放开放开、再放开”；而专题研究阶段，则需要“聚焦聚焦、再聚焦”。

如何聚焦？目标明确。哪些是基层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对基层服务管理有哪些迫切需要和突出意见？哪些问题现阶段可以统一设置改革路径？哪些需要确立指导性意见，让基层明确方向？

“万花筒”里的纷杂“碎片”，经课题组梳理提炼，形成对全市基层发展和现状的大盘点：

——街道体制机制存在不适应。街道在城市建设管理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中缺乏参与权、话语权，影响社区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一些街道还在乐此不疲做“分外事”，比如，招商引资；街道部门设置存在着与上级条线部门简单对应、职能重复交叉等问题。

——居民治理体系存在不适应。居民区党组织领导和协调区域内各类自治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够；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过多，有的居委会行政性事务占据了85%以上的精力；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愿望不强，参与的多为老面孔，难以吸引年轻人和白领阶层。

——城郊结合部和远郊农村治理体系存在不适应。特别是随着本市乡镇撤并、旧区改造和大型居住区建设的大规模推进，郊区出现了一批大镇、大居，管理方面存在不少新矛盾。例如，不少大镇已经达到小型城市的规模，常住人口超过20万、甚至30万，但资源仍基本按照原来的镇级建制配置，管理服务难以到位。

——基层社区治理的保障方面存在不适应。中心城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年龄趋于老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薪酬待遇较低、发展空间狭窄，年轻的干不长。而基层社区队伍身份复杂，总共有机关行政人员、事业编制人员、社区干部、社工、协管员、聘用人员、部门派驻人员等七大类，仅协管员队伍就有四类20余支，管理多头、政出多门，待遇不同，忙闲不均。村干部队伍中后备人才缺乏。

改革路径：下沉上收，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课题组最终形成了“1+6”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以及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等6个配套文件。

课题成果形成中，找准切入点和落脚点——

街镇和村居，是基层的两个层面，承担着具体而繁杂的任务。要把街镇和居村的工作重心，真正转到服务和管理上来。民生服务、常态管理资源等进一步下沉基层；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等职责上收区级统筹管理。

下沉，为群众提供精准、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后，街道新的机构设置从原先“向上对口”，转变为更多地“向下对应”，内设机构由原有的11个至15个精简为8个。街道做强“六中心”——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社区综治中心，把机关工作和服务推向窗口化、平台化。

上收，让街道心无旁骛，真正把工作重心回归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上来。“取消全市街道招商引资职能，街道运转经费由区级财政保障”，就是一项重要举措。同时，各区县也要加强统筹镇招商引资，镇要进一步增强搞好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职能。

课题成果形成中，关键是梳理出基层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各个突破，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如何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相关文件中进一步明确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优化调整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加强居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明确“对就业年龄段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位、事业待遇‟。退休聘用的居民区党组织书记，按照同工同酬原则，逐步提高其工作津贴水平。”

街镇苦恼“责任无限、资源有限”？那就进一步下沉管理资源、执法资源，做实街镇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通过赋予街镇在城市综合管理中的协调指挥权、考核评价监督权、人事考核和征得同意权，使街镇的派单权和牵头处置权等得到落实。今后，“条”上的干部要提拔，“块”上的街镇干部如果“摇头”，提拔便无望了。

居村工作吸引不了能干的年轻人，已青黄不接了？上海建立统一规范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按照“人均收入高于上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原则，合理确定社区工作者薪酬标准。

郊区大镇、大居人口膨胀，“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根据文件要求，条件成熟的，析出街道；条件尚不成熟的，做实基本管理单元；加强镇管社区，探索在镇与居委会之间设立社区党委和社区委员会。

……

202_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已经交出答卷。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目前，全市各方面正形成合力，抓推进促落实。

第五篇：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社会治理创新集萃

近年来，全省各地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提供了一些实用有效的工作样本。

南京市的“建邺模式”：

整合部门，三级互动。区级层面按照“大部制”改革思路，将综治办、社建工委、民政局整合成立区社会管理服务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城市管理、综合治理、民生服务等工作，使全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为民服务一体化。街道按“一室三区”组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优化管理服务功能，组成社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通过部门整合和三级社会管理服务平台打造，集成了区域综合治理、民生事务协调和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三大功能。

参与多元，资源集成。设立86512345“幸福宜居热线”、“幸福建邺”微博、“微建邺”微信账号等互动渠道，2.2万件次居民诉求，全部在平台形成工单，按流程办理。公开招募市民网格员，以诉求兑积分换服务，调动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按“一体两翼”、“枢纽引领”的思路培育布局社会组织，即区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为主体，街道、社区培育中心为两翼，群团组织及驻区单位为枢纽，实现主体有效驱动、两翼衔接补充、枢纽引领辐射。建立公益创投基金，92个公益项目获得500余万元财政扶持。

圈网互融，幸福乐居。从202_年5月起，连续投入53亿元，分4批建设128个项目，形成5分钟便民生活圈、10分钟综合服务保障圈、15分钟优质医疗圈。全区按照无缝隙全覆盖原则划分310个网格，社区民警、交警、城管、工商、药监、环保等执法力量组团下沉至网格，构建由网格社工统筹协调的“1+N”网格服务体系，并制定网格职责及规范，规范网格员“六个一”配置，增强了网格解决问题的能力。

徐州市的“睢宁模式”：

构建村民交流平台。由财政统一扶持，通过“一个平整场地、一组亮化灯具、一套音响设备、一批时尚青年带动、一支村干部队伍服务”“五个一”形式，搭起“舞动乡村”的平台。由文广新体局、教育局等部门组织文艺骨干对镇村干部进行文艺技能培训。村里设立文明乡风工作站，组建义工调解室。

构建村民议事平台。每周由村支部书记在“舞动乡村”现场向群众报告村里工作开展情况，听取群众建议。每两月召开一次村民议事会，对重大事项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征求意见，组织票决。每半年在“舞动乡村”现场开展勤政廉政工作，村党支部书记公开述职，班子其他成员书面述职，接受群众评议和组织评议。

构建问计于民平台。开展“三解三促”、“三问三请”活动，建立干部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睢宁县四套班子领导深入所包挂的镇（园区），通过“舞动乡村”活动平台了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选派百名机关优秀干部进镇入村，走进“舞动乡村”活动现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基层实际问题。

构建干部服务平台。安排职能部门积极开展送政策、送科技、送法律、送文化、送岗位、送服务的“六送”活动。健全群众反映事项交办、督办、考核、问责制度，确保群众话有处说、事有人办、办不好有人管。

构建文化建设平台。借助“舞动乡村”平台，通过老歌新唱等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逐步渗透进去，结合乡村的特点，形成特色文化。

构建化育民风平台。要求各村在文化活动间隙建立“干部说事”、“有一说一”、“道德讲堂”等栏目，宣传政策、化育民风。

南通市的“海门模式”：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理念。将社会治理创新纳入财政专项预算，切实加大对重大项目、装备、队伍的保障力度，并配套建立奖励基金。手段上有效转变，在处理治理与服务的关系上更加突出服务，在加大服务中提升治理水平。

完善社会治理创新体系。率先探索建立平安法治建设综合指标考评体系，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反映社会走势的诸多因素进行量化处理，以“倒逼机制”传导维稳压力，增强维稳动力，变事后应对为事前防范，变被动保稳为主动创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项目。通过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落实、序时化查评的良性工作机制，强化对“十大社会治理惠民工程”、40个具体项目的推进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稳定风险评估等项目已成为长效性的工作机制。打造了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三中心一基地”、交通事故调处中心、社区管理“四长”负责制、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会治理舆论宣传工程、行政复议规范化、法治文化节等一批具有海门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品牌。

提升社会治理创新水平。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切实做到“应评尽评全覆盖”，实现矛盾纠纷由末端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通过强化民生服务，利益协调、法治保障、诉求表达、矛盾化解等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化解了大批矛盾和问题。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强化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动态治理能力得到增强，社会治安总体保持平稳，公众安全感、法治满意度分别达到了96.17%和99.67%。

常州市的“武进模式”：

科学划分社区网格。按照城市社区250户、农村社区150户规模，根据“任务相当，方便管理，界定清晰”的要求，充分考虑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地理位置、人员熟悉的程度等因素，共划分网格2521个。

配备专门管理人员。按“1+X+Y”格式实习网格管理。其中“1”为社区专职工作者，负责1-2个网格，为本网格内第一责任人即网格长；“X”为网格协理员，主要指党小组长、村（居）民小组长、治安联防人员、物管人员等；“Y”为网格信息员，如村（居）民代表、楼栋长、居民志愿者等。网格管理员在社区“两委”领导下，履行“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信息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居民事务协管员、民主管理监督员”等职责。目前，全区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已全面构建完成，共配备网格长2515名、网格协理员26446、网格信息员13904名。

实施“五位一体”管理。充分梳理社区服务管理事务后，将网格长、信息员、楼道长、城管、联防全部整合编入网格内。城管和联防全部由居委会从社区内招聘，由管理处任命社区民警任社区副主任，主抓社区网格化服务与管理工作。由社区居委会制定《社区平安建设考核细则》，明确将平安社区建设的5类18项指标分解到各个网格，作为各网格考核和网格长个人考评的重要标准，将社区力量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强化干群互动，建立了以各网格居民代表、社区党员等为主体的社区“民主议事会”，定期集中商议社区各网格矛盾、群众诉求等社情民意，不仅提高了社区网格化管理办事效率，也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民主参与热情。

苏州市的“张家港模式” 张家港市紧紧围绕“实力强镇、科技名镇、生态美镇、和谐新镇”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方法，试点推行“三约三会”制度，将基层党内民主、依法治村、村民自治和党的群众路线深度融合，从源头上解决各类矛盾纠纷，进一步优化农村发展环境，改进干部作风，促进社会和谐，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科学规范定“三约”。“三约”指村组织与村干部之间、村组织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以合同、协议、纪要、责任书、承诺书等形式，就经济建设、社会事业、社会稳定、基层组织建设四大类内容进行约定。一是村组织与党员干部之间，约责任、定目标。由村组织分别确定每名村干部的岗位分工、职责范围、重点工作、进度要求和评价指标，制定村干部岗位履职协议书。在每年年初，组织全体村干部签订岗位履职协议书，并将每份协议书张贴于村务公开栏向全村村民进行公示，接受全村党员群众监督。二是村组织与村民之间，约权利、定义务。在土地流转承包、拆迁安置、占地补偿、失地农民养老等方面，由村组织出面与村民签订协议约定，明确了村委、村民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有效取得村民的认同和拥护。在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方面，注重听取党员与村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将事务管理由村干部说了算，变成干部、党员、群众共同协商议定，充分体现群众意愿。三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约民规、定文明。以修订村规民约、制定居民文明公约为切入点，通过入户征求意见、村民代表参加讨论会议等多种方式，组织村民群众就倡导文明行为新风、发扬互谦互让美德等方面进行协商订约，作出共同承诺，形成一套全村认可、合理合法的村规民约。由全体村民自己明确“什么不可为”，自己承诺“违反后怎么办”，提升村民文明程度，推动“治民”向“民治”的转变。

发挥民主开“三会”。通过组织开好“三会”，有效促进“三约”的形成、制定、实现。一是民情征询会。通过“民情日记”活动、“网上村委会”平台等途径，村组织广泛征求社情民意，定期召开民情征询会，对征集上来的意见建议和矛盾问题进行梳理分析，能马上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或需要集体研究解决的，提交民主协商会讨论研究。二是召开民主协商会。村组织根据民情征询会提交的事项，提出初步方案，起草约定文本，并召开不同对象参加的协商会，讨论形成约定文本，进行公告、公示，征求群众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后，由法律顾问、上级有关部门和审核小组审阅把关，签订约定。三是监督评议会。每半年由村“两委”提议或党代表和村民代表联名提议召开。会议主要对民主协商会上确定的决议执行情况、签约履行情况进行评议，分别做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的评价。对满意率不达1/3的事项，村“两委”必须要进一步征求意见建议，确保约定落实到位。

完善机制亮“三招”。通过完善制度、细化要求、量化标准，全力打造机制顺畅、可行可用的基层协商民主模式。一是积极搭建组织网络。下发《关于在全镇各行政村推行“三约三会”制度的工作意见》，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同时要求各村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严格落实责任，为“三约三会”制度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二是细化分类工作内容。将“三约”内容科学细分为经济发展、公共事务、社会稳定、基层组织建设四大类。将“三会”功能确定为汇集民情民智、凝聚民心民力、督促实现约定的形成和执行，确保村民民主管理实践取得实效。三是严格规范工作程序。构建科学运行机制，对约定事项收集、约定形式确定、约定文本起草、约定签订、约定内容公开、约定执行与监督等环节，进行明确规制，严格工作流程和要求，保障村级民主管理透明化、规范化、民主化。无锡市的“宜兴模式”：

宜兴市牢牢把握社区矫正的工作特性，科学统筹管理、教育、帮扶三项任务，积极探索具有宜兴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有力实现了社区矫正恶性重新犯罪零记录、违法违规零上升、教育监管零事故的“三个零”工作目标，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支撑。

建立健全“三大体系”，形成各方联动、齐抓共治的工作格局。一是建立纵向到底的保障体系。在市成立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基础上，将工作触角有效地向最基层延伸，建立镇（街）帮教工作站和村（居）帮教联络点，并按照1︰15的比例聘用58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实现社区矫正工作上下衔接和专业化运作。同时，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市镇两级财政预算，做到应拨尽拨、全力保障，202_年以来市镇两级共拨付专项资金3000多万元。二是建立横向到边的协同体系。先后建立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联动的教育监管机制，民政、人社等职能部门联动的就业帮扶机制，工、青、妇等群团部门联动的救助帮扶机制，从制度体系上形成各方参与、多元共治格局。三是建立各方共担的责任体系。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治理考核范畴和一票否决内容，明确司法行政部门牵头抓总，建立综治与政法部门高危人群情况通报制度、检察督查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强化日常督导和年终考核，促进各方主动作为、履职尽责。

创新建立“三大工作载体”，实现社会协同对社区矫正各环节的全程参与。一是建立集约化帮教工作平台。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于202_年投资202_余万元，建立了全国一流的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宜兴市方圆帮教中心。中心占地20多亩，建筑面积7800㎡，分设教育区、劳动区和安置区，实现了教育、监管、服务、临时安置等功能于一体。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202_年底又对中心进行功能拓展，在附近征地100亩设立社区服务基地，组织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劳动教育和技能培训，现已投入200余万元完成了一期建设。二是建立社会化就业安置平台。实施百家企业爱心帮教基地建设工程，政府动员全市骨干企业，每年预留1—2个工作岗位，用于安置有就业需求的社区服刑人员，有效创设了社会化、制度化的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安置途径。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展爱心企业271家，捐助岗位703个，安置人员271人。三是建立实体化帮扶运作平台。依托社区矫正工作协会，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实施“救助服务社区服刑人员”公益创投项目，围绕职业推介、技能培训、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救助帮扶，开辟了社区矫正社会化发展的新途径。

以创新“三项机制”为抓手，推进科学化管理、系统化矫治、人性化帮扶。一是创新监督管理机制。在社区服刑人员入矫之初就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教育管理，统一教育时间和内容，使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入脑入心，强化了社区服刑人员身份意识、服从意识、守法意识，有效降低了违规违法率。对于高危人员，推行重点管理模式，定期排查高危对象，逐一建立管理档案、落实监管措施，并实行市镇两级双重监管，有效压降高危对象的重新犯罪风险。二是创新教育矫治机制。开展心灵关爱工程。设立心理健康中心，引育专职心理咨询师队伍，构建集测试、辅导、咨询、治疗于一体的心理矫治工作模式，着力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和困惑，以心理转化促进行为转化。建立日常教育机制。落实专门人员、编写专门教案，以“一月一专题、一月一活动”的形式落实集中教育、专项教育，以走访、谈心等形式开展个别教育，实现因人施教、因需施教，有力提升了教育矫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创新帮扶解困机制。着眼于预防社区服刑人员因生活贫困而重新违法犯罪，大力实施特困救助工程，市财政每年拨付50万元，建立“社区服刑人员救助资金”，累计为425名特困社区服刑人员落实80余万元的经济救助。着眼于促进社区服刑人员自立自新、回归社会，大力实施就业培训、创业帮扶、特困救助工程，先后提供3000多人次的免费就业培训和学历培训，为25名创办实体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了50余万元的小额贷款担保，对245名创业人员给予免费法律服务，确保了每一名社区服刑人员就业有人帮、创业有人扶，有力地促进了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