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庸的管理思想

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中庸思想是管理上追求的“合理化”。要避免“过与”和“不及”,无论人、事、地、物、时及其它,都要求其“适当”、“合宜”,也就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中”的标准介于没有过与不及,没有或偏或颇,没有过猛过宽,或过刚过柔,没有或左或右,而是随时皆宜,随地皆宜,随人皆宜。

将中庸之道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和社会生活中，会对我们现代人的工作、生活中处理各种问题以极大的帮助。

”。《中庸》的核心观念是 “诚”。认为“诚”是“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皆赖以存在的根本，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人要通过道德修养工夫，“择善而固执之”，以求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境界。

中庸，是儒家学说和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的灵魂。胡适曾说“中庸的哲学，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宗教。”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庸，指出中庸哲学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集》）可见中庸对于中国人的重要。

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西方人是以“客观世界”为参照的，而中国人是以“自我”(包括：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为参照系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能有效的简化“信息”。

中庸思想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启示

中庸是人们行事的最佳状态，无过也无不及，恰到好处。“中庸”这一概念由孔子首先提出。中庸之道虽然常用于论述道德修养的问题，但在现代行政管理领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庸提倡“执两用中”把握“两端”寻求它们的“中”。“两端”是矛盾对立的两面，“中”即对立两面的协调、平衡和统一。

一、反对“过和不及”

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阐述了把事情做论文联盟www.teniu.cc过了头，或达不到火候两种相反的状况，均不合乎“中庸”的原则，不能恰到好处。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可见，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可取的，因为二者都背离了“中”。在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中，只有适中才是最好的。

“过”和“不及”就是孔子所说的“两端”，它们同样都是不好的。在孔子看来，过，犹不及，两者是等价的。“过”、“不及”可以划上等号，这是放在“中”的标准下来说的，这种将“过”与“不及”等同起来，认为它们不如“中”更有利于人际关系及事情的处理，这是中庸思想的一个典型体现。现代领导者在权力的掌握和运用上不能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能过于分散，尽量避免“过”或“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因为决策权过于分散容易出现目标冲突、各自为政的现象；而在管理方面工作量又比较大，需要整体把握，适当放权。所以领导者对于决策权要相对集中，对于管理权则可相对分散。

领导责任就是领导职位所赋予的任务，也可称之为职责。责任比权力能较本质地反映出一个领导者的“官品”。同时，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权力和责任成正比例关系，责任是一个制度、法律性的规定，它还与道德相联系，是一种道德的自觉。法律制度意义上的责任只是出于对人的邪恶的一面而做出的限制，是一种作为基准而存在的最低限度的责任，它对于弘扬真善美的一面来说就无法发挥作用。致使领导者仅满足于履行最低限度的责任，甚至尽可能地回避这种责任，缺乏主动性，甚至促使领导者为获得个人利益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出现。这是一种被动的责任。道德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补充，更是法律责任的提升，并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我国传统的管理理念，是一种通过不断完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来提高其道德责任的。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主张德治、仁政的政治家、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派从各个方面对官吏道德做了大量的阐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德治、仁政思想。这种德治、德政思想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强调“内圣外王”，以“内圣”为根基，以“外王”为目标，并将道德修养贯彻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去，以主导人的思想和行为。

二、提倡“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在其《论语集解》中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君子内心虽然所见略同，但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心怀天下，有的人出仕为官，有的人则教书育人，但由于他们内心都遵守共同的法则，这种“不同”反而可以致“和”；小人虽然嗜好相同，但由于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彼此相争，这必然会使他们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同”反而最终导致了“不和”。“和谐”、“以和为贵”的“和”文化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中庸思想中的“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概念的具体阐发。“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甚至也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法则和基本条件。

“过”和“不及”是我们所反对的两种错误倾向，我们提倡“和而不同”。“和”是矛盾对立基础上的协调，有条件、有原则的，不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无原则和条件的随声附和叫作“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看到了客观事物或认识主张即存在差别，又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领导者应严格区分“和”与“同”，做到“和而不同”。凡无关原则的小事，重和谐，要协调；凡事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不应苟同。适中地把握和运用，进行全局性的指挥和协调；不能盲目服从或献媚、附和，违背客观事实，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提出不同的建议。

现代领导者在其管理活动中，可以借鉴中庸“和”的思想，提高其管理协调能力。以帮助领导者用来协调、调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孔子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作为管理者，多与属下接触，关心其工作生活，爱惜、激发其才能，上下一心，这样的组织又怎么会倾呢？解放后，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甚至出现了“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后，又对其全盘否定，在这种情形下，邓小平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著名论断，引领了新时代“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

“和而不同”意味着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时时处处持宽容的态度，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艺术化的沟通策略。在纠纷处理时采取调停的办法，在合作时采取共赢的主张，在学习与交流时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等等。

现代领导者应借鉴儒家德政思想，不断增强道德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力及自身的道德修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注重自身的示范作用。廉洁奉公，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甚至做得更好；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当前，人类正快速步入知识经济论文联盟www.teniu.cc时代，新事物、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领导者要经受的考验也越来越多，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日益复杂。因此，现代领导者若要符合新时代对领导者的道德要求，就应要不断地学习钻研最新的科学技术。

三、强调“权变时中”

儒家提倡的“中”随着条件、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就是在不同的时机上审时度势。“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则援之以手，权也。”是说，虽然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的一个原则和要求，但若嫂子掉入水中，弟弟则应当伸手把她救上来。在现实生活中，要学会因情势之异而权变。在现代领导工作中，领导者运用中庸思想也不能死板，要随机应变、因势制宜。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解决问题。在权力运用时也应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领导决策和执行方法。

领导服务的实质是为人民排忧解难，谋取利益。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领导者的权力是广大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用来服务于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曾强调干部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邓小平也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著名论断。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民本”论文联盟www.teniu.cc整理、“重民”的政治思想十分丰富，其中儒家的“民本论”思想最为突出，影响也最为深远。“亲亲而仁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的这种“立君为民”和“载舟覆舟”的认识较孔孟爱民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可见儒家在论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发展相关问题时，始终把人民放在关键地位。由此可见，领导服务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的本质属性，正是在服务的基础上才界定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工作的职责、任务和内容。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思想来强调领导的根本宗旨。每一位领导者都应以为人民用好权、服好务、掌好权作为自己的天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参考文献：

[1]《礼记·中庸》．

[2]《论语》．

[3]《孟子》．

[4]《荀子》．

[5]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7]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中庸思想，是一种仁的思想。企业不是一 台台冰冷的机器，是人们创造社会无论是 精神还是物质财富的重要场所。渗透着中 庸思想，可以让企业人性化，充满着人情 味儿。

谈到管理，紧接而来的是制度、模式、领导、控制。。条条框框，很是束缚。中庸式 的管理，不是去掉边框，而是把它们 变得温和而可接受。

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吴经熊先生说过：“西方文 明，可说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在目前已发达到 饱和状态，所以西方的好学深思之士，反而感 觉不足，也就在这时，认识到东方的伟大。”

就个人而言，更喜欢中国沉积了数千年的文化。不否认其中的糟粕，但更为它其中的精华而骄 傲。也不否认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既然 能选择，何不让二者有机地结合，让 管理生活变得有滋味。

第二篇：《中庸》教育思想

《中庸》中的教育思想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之道 就是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中庸》是论述个人修行的一篇哲理性极强的论文。首先，它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与作用。《中庸》一开头就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继承思孟学派“性善论”的思想。意思是说，上天所赐予的称作“性”，顺应和发扬这种本性称作“道”，修明和推广这个道，就称做“教”。也就是说，教育即修道，而教育的作用则在于“率性”，尽量把天赋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体现出来。其实本无什么天命，所谓天命，都是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杜撰出来的，用以震慑和愚弄民众，所以这种教育本质论既是神秘主义的，又是专制主义的。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的过程，这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步骤。“博学”就是广泛的学习，“审问”即对博学中的内容详尽设问置疑，“慎思”即对审问的内容谨慎思考，“明辨”即通过慎思而明辨真伪是非，“笃行”即将明辨的结论付诸切实的实行。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学习和修身方法，包括了学、问、思、辨、行等几个主要环节。对于教育途径，《中庸》认为人可以从两条途径得到完善，一是发掘人的内在天性，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这就“自诚明，谓之性”，或称“尊德性”。二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求知，以达到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或称“道问学”。意思是说，学习和教育的实现需要有人性的依据，故要尊重德性，发扬自己先天的善性。同时，人性的完善又要依赖于学习和教育，故要注重后天的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中庸》认为这两条途径是相依并进，相辅相成的。

“诚”与“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教育途径论后被宋明理学家发挥，并以此为标准，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第三篇：《中庸》中的教育思想（定稿）

《中庸》 中的教育思想

《中庸》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宋代理学家把《中庸》、《大学》抽出来，与《论语》、《盂子》合在一起，作为《四书》，成为宋以后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

所谓“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一种基本观点和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点。

1、教育作用--“率性”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意思是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尽且发展自己的本性。郑玄解释:

“诚”，“天性也。朱熹解释:”真实无妄之谓诚。所以说，诚即是善，即是天成道德。《中庸》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意思是说，上天所命与或赐予的叫做性，顺从和发扬本性叫做道，把道加以修明和推广，使之实行则叫做教，这就是说，”修道“即是教育，教育的作用叫”率性“，循顺着先天的善性发展，尽且发挥内心的先天的善端，把天赋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体现出来。这是思孟学派”性善论“思想，与孟子的教育作用思想是一致的。

2、教育过程--”学、问、思、辩、行“

孔子讲过学与思、学与行的关系。荀子讲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中庸》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把教育教学的过程和步骤系统地讲出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之”就是广泛地学习政治、道德伦理方面的知识内容;“审问之”，即对博学中的内容，以“诚”为标准，审慎地间其真伪是非;“慎思之，即对审问的内容进行分析，谨慎地思考，并注意反省自己;”明辨之“，明辩了存在的问题，知道了努力的方向;”笃行之“，使观念和行为统一，切实地实行，最终形成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概念、观点。

这是一套反省的教学方法，通过节节反馈，层层深入、筛选，最后形成概念、观念和信念的过程，是符合反馈理论的，有其合理的因素。可借的是

《中庸》对于审问、镇思、明辨的具体过程，没有深入揭示。

3、教育途径--”尊德性与道学问“

孔子说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中庸》便把”博文”、“约礼”发展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意思是说，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讲求学问;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于中庸的行为;既要熟悉旧的知识，又要不断认识新的事物;既要笃实厚道，又要娴习礼仪。尽管“尊德性”指的是发扬自己先天的善性，这里是从性善论出发的，是唯心的;但“道问学”也包含着后天学习和努力的成分。这里也初步接触到思想道得品质的形成与掌握文化知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两个途径是相依并进、相辅相成的。这也还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的。

4、重视个别差异 “学知、学知、困知”

《中庸》继承了孔子的重视个别差异的思想，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意思是说，有的人天生就能知道。有的人需要学习才能知道，有的人必须经过困难才能知道。到了知道了以后却是一样的。有的人是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安然无事地去实行，有的人为了对自己有利才去实行，有的人是需要极大的努力才能实行。到了成功以后却是一样的。《中庙》这种重视个别差异、鼓励“困知”与“勉行”的思想是可贯的。

5、强调主观能动作用--“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强调个人的主观努力，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强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意思是说，除非不学习，学习了还没能掌握，一定不罢休。除非不追问，追问了还没能理解，一定不罢休。除非不思考，思考了还不能得出结果，一定不罢休。除非不分析，分析了还不明白，一定不罢休。除非不实行，实行了还不切实，一定不罢休。别人用一分力能做到的，自己就加上百倍的力;别人用十分力能做到的，自己就加上千倍的力。如果能用这个办法，即使是愚笨的人也必定会变为明智，即使是软弱的人也必定会变得刚强。这里明确地指出，一个人的聪明与坚强是在顽强的学习中培养出来的，决定于个人主观的努力而不决定于他的天资。《中庸》这个思想十分深刻。（完）

第四篇：《中庸》与管理之道

《中庸》与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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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相传是子思的作品，但同孟子的关系极大。人们一般认为，孟子的思想本原来自子思。加上《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所以，有必要指出《中庸》与传统管理思想的关系。

“中庸”这一概念是孔子提出的，《论语·雍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此后，中庸成为儒学的重要思想，在《礼记》中以专门篇章论述。自从宋代理学家二程和朱熹选编《四书》后，原来《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立即身价倍增，此后儒学信徒认为，儒家学说的精髓尽在其中。尽管人们通常都以“四书五经”连称，但宋人选编的《四书》影响之大，很快就超过了原本正宗的《五经》，明清时期，《四书》普及率远远在《五经》之上。

现行本《礼记》，本身就是西汉人戴圣编辑的，其中各篇的成书时间和作者争论极多。关于《中庸》一篇，通常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写。然而，宋代欧阳修就对其提出疑问，清代袁枚、俞樾、崔述为此辩论不止，现代人冯友兰、徐复观各执一词。这种考证，并不否定《中庸》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作为普通读者，不需要弄清它的各章出处和具体作者，只需要掌握它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文本考证可以留给专家继续进行，我们只需要关心它对历史上的管理思想有何贡献。

关于儒家经典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受很多因素制约，但有一个人们似乎都不大注意的操作性细节值得重视，即《四书五经》的阅读年龄及其先后顺序。所有读书人几乎都有一个感受：同一本书，阅读的年龄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来说，积淀越丰富，阅历越广泛，读书越得法，阐释越透彻。然而，少儿时不大理解盲目背诵的篇章，有可能在无意识层面所起的作用更大，在本人都觉察不到的情况下更能影响人的行为。成年的阅读会提高理性，童年的阅读会塑造性格。所以，了解古人的阅读顺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经典在古人身上的作用。

自从《四书》被钦定为官方教材后，小孩学习的顺序是：先用《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识字，再读《四书》入门，最后才是读《五经》深造。所以，正经读书人读《四书》的年龄，正是十岁上下最淘气的时候，可以想象，其阅读只能是囫囵吞枣，机械背诵，即便有所理解，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到了真正“有志于学”的年龄，则要在更为艰难的《五经》中确定一经或几经，爬梳文字，由注疏到笺读，由考证到解诂，订正章句异同，剖析微言大义。清末学制改革后，《四书》明确为小学教科书，也能够反映出其阅读年龄段。这种顺序，势必导致学童对《四书》的感知大于理解，对于其中的思想深度，需要在读经以后再反身求之。

《四书》的阅读是在少年时段完成的，而《四书》的难易程度又不大一样。在二程和朱熹选编《四书》时，他们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所以为首篇;“《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是入门后的初级训练;《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籍，“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难度最大，所以列在最后。如果以少林武功比喻，《大学》相当于少林长拳，《论语》和《孟子》相当于少林七十二绝技，《中庸》则相当于易筋正法。但是，后人在出版时，为了照顾篇幅和格式的一致，把《中庸》提前，变成了现在通行的《学》→《庸》→《论》→《孟》次序。这样的排列，在文字形式上当然更齐整，但在内容理解上却给学童增加了难度。本来，朱熹列出读《四书》的顺序是：“学问当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朱子语类》，下同)。然而，编排顺序不可能不产生阅读先后的影响。如果没有《论》《孟》的底子，先读《中庸》，只会加剧小孩子半懂不懂的状态。对此，朱熹再三告诫：“《中庸》，初学者未当理会。”“《中庸》之书难看。中间说鬼说神，都无理会。学者须是见得个道理了，方可看此书，将来印证。”朱熹认为，只要先把《大学》和《论》《孟》读通，就有了一半读《中庸》的底子。而读《中庸》，也先不要细究，只需掌握纲领。就像练武功，先从少林长拳练起，同时把易筋经的口诀背下来，是否掌握其中的奥妙没关系，在今后的练功升级中慢慢领悟。

关于《中庸》的思想纲领，历代有许多解释。清代崔述在《崔东壁遗书》中称《中庸》一书“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用更古老的话说，就是《尚书·大禹谟》中所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需要时时警惕，道心需要细细体察，所谓中庸之道，就是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以诚为本，守其本心，秉行中正之道。这种学理推敲需要进行繁复的说明，但如果从性格养成的角度看，尤其是从初学者为儿童的角度看，所谓中庸，核心就是一个字——诚。从最简单的日用常事做起，在不知不觉中扎好下盘，打好基础。

为了说明“诚”，《中庸》给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逻辑体系。那么，什么是天命?天命中的“天”到底是什么含义?按照子思的回答，“天”就是“诚”。“诚者，天之道也。”钱穆先生对此解释得十分实际：天以诚示人，“天体乃真实有此天体，群星真实有此群星，太阳真实有此太阳，地球真实有此地球。凡此皆真实不妄。”子思的原话干脆概括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所以，天道即诚实之道。这种诚实之道下贯到人物，就是天命。“天命之谓性”的含义，是天道下贯，赋予万物和人类本性。二程说：“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

天道至大，人则不然。没有人的参与，天道始终是自在的。人顺应天道，以天道引导自己的行为，才能自觉。此即“率性之谓道”。这里的“率”字是假借，本来应当作〖辶率〗，即先导之义。通过人的努力把本性引导出来，这就是道。由于它是人努力的结果，所以也称“达道”。这种道，实际上是把自然法则运用到社会上来。按照《中庸》的解释，“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仁、智、勇是人的内在之德，义、礼、信为人的外在之道，归结到一体就是诚。由此推论，“三纲五常”的内核是诚。

中庸之道，并不像人们平常理解的和稀泥、无是非，也不是对折式各打五十大板，更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辩证法模式。中为恰当，庸为平常，是最为一般也最为普遍的社会原理，这种社会原理又来自于自然天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它不需要高深的基础，虽凡夫愚妇，亦可行之。因为它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中”有未发之“中”与随时之“中”。当一个人没有任何行为，却在意识层面能够把自己的思想控制得恰当好处，在无意识层面能够养成 “中”的习惯，才能随时得“中”(也可把内在之中称“中”，把外显之中称“和”)。所以，中庸或者“诚”，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下意识的习以为常。孟子所说的“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尽心上》)，就是指这种大众化的中庸之道。

如果深入探究，中庸又可以引发出极高明的学问。下意识层面合乎中庸之道，普通人完全可以做到;对中庸形成理性的深层认知，圣人也有不可企及之处。所以，子思认为，中庸之道有平常浅近的一面，也有极其高深的一面。“君子之道，费(广泛)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对此，朱熹更加强调中庸之道的日常浅近一面。他说，中庸是平常粮食，不是珍馐美味。“中是道理之模样，诚是道理之实处。”“中、庸只是一事，就那头看是中，就这头看是庸。”夏天穿单，冬季穿棉，就是中庸。如果夏天拥火炉，冬季摇扇子，就是失中。守常不能，就要权变，而变得是，仍旧是平常。也许，对平易常用的强调，更适合于经验不足的学生来理解中庸。而事业成就后回过头来对中庸的探究，更适合于上层君子的修习。

尽管中庸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从自在到自觉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所以需要修行。“修道之谓教”，通过修习使自己对中庸的理解不断深化。“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把后天的修养与先天的性命融为一体。诚者固然是天之道，而诚之者就是人之道。所谓诚之者，就是“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为了达到中庸而有意识的努力，执着地向善行发展，这是人为向天道无限靠近的不二法门。这种修习需要一步一步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学习是修道的重要环节，子思强调学习中的学问、思辨和知行关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诚”展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的实现，可以使人之道和天之道融为一体，实现儒家的天人合一(有别于道家的天人合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的这一思想体系，对管理有着特殊意义。它对天人关系给出了儒家的解释。孔子很少说天命，而《中庸》却以天命开端，引出关于“诚”的全部学说。这一点，对于儒学具有重要思想价值。任何管理，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即行为正当性的判断(也可称为合法性，但国内的语境下，合法性一词有时不包含正当性含义，所以用正当性更准确一些)。人的认知总是有限的，如何在正当性上达成共识，是一个哲学难题。孔子的儒学，对正当性的论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这就需要不厌其烦地归纳并论证。而《中庸》则把正当性归之于天，无须经验证明。商周以来，从天命中寻找正当性的人物不少，但是，把天解释为诚是从子思开始的。以诚释天，由天况人，这就给人的行为的正当性确定了一个先验前提。天道无不诚实，只有人类才会产生虚伪。人的行为是否正当，要以天道为尺度。尽管诚还是需要解释的，但这种解释在《中庸》里已经不是论证式解释，而是理解性解释。诚的表现是可以解释的，但诚是否存在则不需要解释，一句“天之道”就可以等同于公理。任何管理，都需要有一个无须证明的前提，《中庸》给定的社会管理前提就是“诚”。它来自于天，不证自明。既然人类社会之道是诚道，商道即诚道即无须证明。

需要指出，现代管理也十分重视诚信。西方经济学以利害分析来论证诚信的积极作用，这种论证恰恰破解了诚信的先验性。今日有不少人讲诚信，所依据的逻辑是：只有诚信，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才可赚取更多利润。这在经验层次上固然没错，但却否定了“诚者，天之道”的先验性。因为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不诚信能够比诚信更赚钱，那就完全有理由选择不讲诚信。而《中庸》之“诚”，无论是否有利，甚至无论是否有用，它都具有不可辩驳也不能辩驳的正当性。所以，现代管理能否把古代诚信移植过来，反过来说，古代诚信是否适用于现代，其中存在着巨大的障碍。简单地把《中庸》的核心观念介绍给当今的企业家，有可能无法培育出现代商业诚信，甚至会适得其反。因为现代诚信是指行为本身的诚信，而《中庸》强调的古代诚信是来自天道的诚信。按照《中庸》，行为的正当性不是看是否对自己有利(哪怕是对整个人类有利)，而是看是否符合天道。诚信是来自于自身理性还是来自于天道信仰，这是古今思想的重大差别。但是，了解《中庸》的思想，可以激发对商业社会的反思。正如古代的自然法思想和中世纪的神法思想，可以对人类法提供正当性标准一样，《中庸》是以天道之诚为人类之诚提供了正当性标准。现代性以世俗化打破了神学的禁锢，而神学的价值观反过来检验着现代化的正当性。据说培根曾经说过：“稍微懂点哲学的人会倾向于无神论，而深究哲理则会使人的思想更接近宗教。”(A little philosophy inclineth men’s minds to atheism, but depth in philosophy bringeth men’s minds about to religion.)我们曾经以为砸烂孔家店就是走向现代，但到最后会发现，“头顶三尺有神灵”的信仰，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愚昧无知。

即便《中庸》的核心思想不能用于当代管理，它所倡导的修习方式也十分值得当代管理者借鉴。少年时代背诵《中庸》，哪怕不理解其中的奥妙大义，相关文句却会积淀在潜意识深处。粗知皮毛的半懂不懂，也能影响到性格形成。在当今，商业道德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曾经长期主编《哈佛商业评论》的安德鲁斯曾经撰文说过，个人的道德品质是远在加入公司以图谋生之前，通过家庭、教堂、学校等方面的影响下形成的。而现代化教育弱化了家庭的道德培育功能，糟糕的学校教育无力承担起家庭不再担负的社会责任，宗教的作用也不像过去那样有用。人们只知道谴责那些缺乏道德血液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却忘了他们正是在谴责者造成的现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至于工商教育，已经有严肃的研究表明，学习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学生，其道德水平低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当我们呼唤“基业长青”时，我们可能正在挖基业的墙角。而《中庸》倡导的学习方式，毫无疑问是在夯实道德的地基。尽管高楼大厦盖起来以后，已经无法看到地下的夯土层，然而地基没有打好的楼房，外表再华丽也靠不住。当今有太多的“顶层设计”，有太多的摩天大厦，然而基层往往在溃烂，基础往往不稳固。对此，我们不一定需要回到《中庸》的时代，却迫切需要重振《中庸》的方法和路径。最起码，当我们沉迷于组织与战略、成本与利润等管理问题时，需要想想，管理的地基是否坚固?管理之术对应的是管理之道是什么?管理之道的正当性来自何方?

第五篇：中庸

《中庸》

1.【纲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yú）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xiàn）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2.【知人】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3.【正心】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xiǎn）能久矣。”

4.【正心】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xiào）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5.【修身】子曰：“道其不行矣夫（fú）！”

6.【审问】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hǎo）问而好察迩（ěr）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7.【明道】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gǔ）擭（hu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8.【正心】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yīng），而弗失之矣。”

9.【正心】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10.【明道】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rân）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11.【正心】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12.【知物】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yù）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yuān）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13.【笃行】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nì）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zào）慥尔！”

14【修身】.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sì）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zhēng）鹄（gǔ），反求诸其身。”

15【齐家】.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xī），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lú）。”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16.【齐家】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zhāi）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shěn）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17.【知天】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xiǎng）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18.【齐家】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zuǎn）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19.【齐家】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dì）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20【治国】.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shài），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齐（zhāi）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jiá）；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21【知性】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22.【诚意】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23【诚意】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24.【治国】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xiàn)乎蓍（shī）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25.【诚意】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dào）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26.【博学】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fú）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quán）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yuán)鼍（tuó）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27.【修身】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dǎo）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28.【明道】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qī）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29.【明辨】王（wàng）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wù），在此无射(yì)；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30.【知法】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dào）；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31.【修身】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zhāi）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pǔ)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xiàn）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yuâ)。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yì）及蛮貊(mò)，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32.【诚意】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zhūn）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33.【正心】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fū）钺(yuâ)。诗曰：“不显惟德！百辟（bì）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yǒu)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xiù）。”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