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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导读”之六
《史记》导读
《史记》130卷，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年左右，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一、作者及书名
1、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节录）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报任安书（节录）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 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
十二、书八章、世家三
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臧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2、司马谈
《史记》中有部分内容最初可能出自司马谈之手。《论六家要旨》
《刺客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
3、其他人补写 如：
禇少孙：《孝武本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 冯商：《孝景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礼书》、《乐书》
书名：《太史公》（《法言》、《后汉书》）、《太史公记》（《汉书·杨恽传》、《论衡》）、《太史记》（《风俗通义·正失篇》）、《太史公传》（禇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称《史记》是东汉末年以后的事。
二、体例及影响
纪传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合一，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方法，成为“正史”的典范。
本纪：十二篇（编年史，大事记，为通史之总纲。一类以朝代为主，一类以帝王为主）
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卷二 夏本纪第二
卷三 殷本纪第三
卷四 周本纪第四
卷五 秦本纪第五
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表：十篇（史表，一为大事年表，一为人物年表）
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书：八篇（系统记述典章制度，分类史）
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世家：三十篇（记封国诸侯）
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卷四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列传：七十篇（一类是人物传记，有单传、合传、类传；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后世称为四夷传，外国传。
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卷一百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6
卷一百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卷一百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卷一百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卷一百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附：二十四史
1、《史记》 [西汉]司马迁 130卷
2、《汉书》 [东汉]班固 100卷
3、《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 120卷
4、《三国志》 [西晋]陈寿 65卷
5、《晋书》 [唐]房玄龄等 130卷
6、《宋书》 [南朝梁]沈约 100卷
7、《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 59卷
8、《梁书》 [唐]姚思廉 56卷
9、《陈书》 [唐]姚思廉 36卷
10、《魏书》 [北齐]魏收 114卷
11、《北齐书》 [唐]李百药 50卷
12、《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 50卷
13、《隋书》 [唐]魏征等 85卷
14、《南史》 [唐]李延寿 80卷
15、《北史》 [唐]李延寿 100卷
16、《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 200卷
17、《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等 225卷
18、《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 150卷
19、《新五代史》（《五代史记》）[宋]欧阳修 74卷
20、《宋史》 [元]脱脱等 496卷
21、《辽史》 [元]脱脱等 116卷
22、《金史》 [元]脱脱等 135卷
23、《元史》 [明]宋濂、王祎等 210卷
24、《明史》 [清]张廷玉等 332卷
《新元史》 [民国] 柯劭忞 257卷
《清史稿》 [民国] 赵尔巽任、缪荃孙、柯劭忞等 529卷
三、注本
“史记三家注”：
刘宋时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
四、选读书目
1、[汉]司马迁撰 [宋]裴駰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11月第二版
2、(日)龙川资言考证 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版
3、柴德赓著《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202_年版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5、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李长之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版
7、[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2_年12月新1版
五、复习题
1、《史记》的体例
2、阅读《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见课件）
第二篇：史记导读
《史记》导读
《史记》系纪传体通史，一百三十卷，西汉司马迁著，约成书于西汉武帝征和年间。“史记”一词，东汉之前乃一切史书之统称，后始为司马迁史书之专称，原书最初被称作《太史公书》，到东汉桓帝才改称为《史记》。此书体例为纪传体之滥觞，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以纪和列传为主体，故名纪传体，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征和三年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博学多闻，遍游名山大川，曾从当时著名学者孔安国学过《尚书》等，其父司马谈立志要写一部全面系统的史书，无奈生年有限，遗命司马迁完成。元封三年，迁为太史令，主管文史资料和天文历法，五年后，着手撰写《史记》。然世事难测，天汉二年，汉将李陵投降匈奴，迁向武帝表示应客观评价李陵功过，因而身陷囹圄，惨遭宫刑。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残，更是精神上的凌辱，司马迁不堪此冤，甚至想离开人世，但想到自己的史书“草创未就”，不甘心半途而废，权衡之后，决心忍辱苟活也要完成自己的事业，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史记》的写作，直至临终才搁笔。
以个人力量编写纵贯中国整个上古时代的通史，几千年来，无出其右者。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人格的魅力作为抑扬的标准。例如对于失败者项羽，司马迁赋予了种种悲剧英雄人格力量，写项羽之神勇，诸侯将“莫敢仰视”，写虞姬项羽之别，悲歌和应，更是千古离别之冠，赚尽诗人才子笔墨，荡尽失意之人哀肠。这使《史记》不仅成为史书之典范，也是不朽的文学名著，鲁迅先生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整部《史记》，帝王将相无数，英雄豪杰无数，鸿儒硕学无数，司马迁“想见其为人”的，唯有孔子与屈原，司马迁欣赏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魄；屈原的遭遇，与己身之遭遇同病相怜，其恢宏之辞章，也为司马迁所向往，融入历史的写作中，使其成为一幅瑰丽雄浑、荡气回肠、悲天悯人的历史画卷。
《史记》原为完帙，但在流传过程中却有残缺。《汉书·司马迁传》云《史记》“而十篇缺，有录无书”。元帝、成帝时，褚少孙补作的部分，均冠有“褚先生曰”字样，颇易区别。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亦非全出自司马迁之手，但绝大部分是司马迁的手笔，基本上保留了《史记》的原貌。现存《史记》有三家注，即南朝刘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三家注原先各自单行，自北宋始将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有点校本。
《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李少雍曾指出:“《史记》纪传体同小说发展的关系特别密切,对我国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学术界已有前辈学者撰文揭示《史记》对唐传奇、宋话本、《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的影响。对于一部志怪小说《聊斋志异》,我们很难在其中找到同《史记》相同或相似的人物形象,因为它们各自的隶属题材就决定了它们的描写对象会截然不同。而对于历经十次乡试的蒲松龄来说,在“以文取仕”制度的背景下,《史记》作为正史对他的熏陶可谓深矣,况司马迁遭受腐刑的个人不幸,对屡次落第的蒲松龄来说很能引起情感的共鸣《史记》与《聊斋志异》,一部人史,一部鬼狐史;一部正史,一部野史,虽然两者之间看似“貌离”,个中却不乏“神合”之处。
一、褒贬精神的影响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似,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在《史记》中,司马迁敢于坚持真理,秉笔直书,该褒则褒,该贬则贬。对真、善、美给予热情的赞美歌颂,对假、丑、恶给予无情的揭露批判。在《孝文本纪》中,写汉文帝办事以国家、百姓为重,称赞他是仁君。在《刺客列传》中,写刺客们的为知己而死,不畏强暴,见义勇为,急人之难,扶助弱小,歌颂他们慷慨磊落,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李将军列传》中,写李广的善于带兵,赞美他的忠实心诚的品格。在《循吏列传》中,写几位官吏的导民措施,秉公执法,歌颂他们的奉职循理。在《游侠列传》中,写他们的急人之困,挖人不瞻,歌颂他们言必信,行必果的高贵品质。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萧相图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彭越列传》等篇中,揭露批判了刘邦猜忌阴险,刻薄寡恩。在《吕后本纪》中,揭露了吕后的自私、狭隘、凶残。在《封禅书》中,揭露批判了汉武帝的迷信鬼神的荒唐行径。在《酷吏列传》中,揭露批判了酷吏们的凶狠残暴。由于《史记》中这种鲜明、强烈的褒贬态度,至使其中有些篇章在当时就被汉武帝怒而削去之,º到东汉末时王允还骂其为“谤书”。»
蒲松龄自己曾说过:“余少时,最爱《游侠传》,五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在《聊斋志异》中,作者高度称赞清廉恤民的官吏,改于抗暴的侠客;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贪婪凶残。《邵临淄》写邵公严肃法纪,作者明确说明邵公就是《史记·循吏列传》中的人物,并比他们还有过之,所以他要“志之,以补《循吏传》之所不及者。《于中垂》、《折狱》、《胭脂》、《老龙船户》、《太原狱》、《新郑讼》写成龙、费伟扯、施闰章、米公、孙卿、石公诸人的办案神明、听讼仔细,称颂他们的清廉恤民。《一员官》写吴公的刚正不阿,大义灭亲,称其“威福能行床第”,“奇于鬼神”。《侠女))写侠女的复仇、报恩:《商三官》写商三官装扮优人,为父报仇;《田七郎》写田七郎为友杀仇;《向果》写向果化虎噬仇;《聂政》写聂政鬼魂复出,为民除害;《崔猛》写崔猛为友报仇,抗击贼寇。这些篇章或写人侠,或写鬼侠,作者对其抗暴之举皆加称赞,说商三官是女豫让,赞叹“世道茫茫,七郎少也”。我们读这些篇章,就如同在读《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促织》写成名一家的悲欢离合,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榨。《潞令》写潞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不过百天,便杖杀五十八人。揭露批判了封建官吏的草营人命。《天宫》写郭生醉梦中游仙,反映的是严篙之子严世蕃的家世。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权奸纵淫、豪绅骄奢。《梦狼》写白翁梦见自己在外为宦之子为狼。揭露封建社会官吏皆是“牙齿晚嵘”的老虎、吃人血肉的豺狼。《司文郡》写一替僧能以鼻代目,焚烧文章嗅出其好坏,但考试结果却与所嗅相反,说明考官不仅盲于目,而且盲于鼻。揭露了科举制的黑暗。《王子安》写王子安试后醉卧,梦中的飞黄腾达,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心灵的摧残。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聊斋志异》的褒贬态度是强烈、鲜明的,所表现的政治思想,社会观点,对游侠、刺客的赞颂,对酷吏的鞭挞,是与司马迁的《史记》一脉相承。这些都是受《史记》褒贬精神影响的结 果。
二、行文笔法的影响
《史记》和《聊斋志异》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艺术精品。《史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记录历史反映时代变迁;而《聊斋志异》则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形象,反映现实社会。在表现手法上,《聊斋志异》成功地移花接木地借鉴了《史记》的艺术技巧,丰富了自己塑造的艺术形象,提高了艺术表现水平。其一,在结构安排上作为纪传体文学开山之作的《史记》，在结构安排上分为开头、中间、结尾三部分。开篇介绍人物姓氏、籍贯、职业等基本情况,给读者留下总体印象。正文详尽叙述人物主要事迹,写得波澜起伏。结尾概括人物结局,发表作者看法。《聊斋志异》在继承《史记》人物传记结构安排上,进行了大胆创发展,不对主人公的生平作纪年式叙述,而是选取人物的某一故事,交代清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局,突现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离奇,起伏跌宕,人物形象感人,性格突出。其二,《史记》巧妙地运用叙议结合的方法,篇末缀以“太史公曰”画龙点晴的议论,揭示文章主旨,发表作者看法,褒贬百代,臧否人事,引导读者深入理解文章内涵,形成了言约义丰,博大思精,议论宏阔,文笔纵横的风格。《聊斋志异》心领神会巧妙地在篇末加上“异史氏曰”。在生动叙述曲折的故事情节基础上,阐发议论,引导读者从虚幻境界走向社会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隐藏在故事情节中不为人知的真知灼见,提示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三,语言风格的影响
《史记》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的抒情方法,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抒发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浸润着作者饱满的喜怒哀乐之情。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情不自禁地赞誉屈原:“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志洁,故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感情何其深,赞誉何其高!实则是作者的情感借屈原的形象流露了出来。蒲松龄巧妙地将夹叙夹议,叙议结合,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状物言志等抒情方法运用到《聊斋志异》的叙事写景刻画人物形象之中,让作者自己的悲愤感情充沛地自然地宣泄出来。蒲松龄在《婴宁》这篇短篇小说中叙述了狐仙婴宁钟情王子期的爱情故事后,深情地赞誉道:“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作者热情赞颂婴宁女儿甜蜜的笑容,赋予人物理想化性格,赞美了纯真的爱情生活,抒发了作者对返朴归真的人性热烈的向往之情。
综上所述,《史记》和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之间架起了一条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通道。《聊斋志异》继承发扬了《史记》的发愤著书的创作精神,进一步丰富了小说思想内涵,发展完善了古典文言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中国小说艺术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勿以成败论英雄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悲愤热烈的激情,饱蘸着赞美和哀惋的浓墨,描画了一个性格多重、形象丰满的艺术形象,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颂歌。项羽，是我在《史记》这本文学巨著中最欣赏的人物之一。不仅仅因为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伟力;也不仅仅因为他“不肯过江东”的铮铮傲骨;只为那“霸王别姬”时滚烫的热泪。无论喜怒爱僧,我想读过《项羽本纪》的人,谁也不会漠视和淡忘这位在推翻暴秦中贡献卓著,在楚汉相争中却身死东城的英雄。
最令我震撼与感动的是垓下之围,那是项羽的覆灭,但他慷慨悲歌,同样也显示出了英雄末路的本色,是无数“宁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的古代英雄豪杰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他死得非常道德,为他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在坟下,项羽陷人重围,意识到他的末路。面对爱妾虞姬,禁不住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现在一个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竟然泪流不止,左右的人也一个个泣不成声。非但如此,后人读到这里也无不为之涕泣。正象郑板桥所叹:“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乌江过者皆流涕。”可是项羽不是为自己哭泣,而是为虞姬哭泣。在“时不利兮”的环境下,他连虞姬都不能保护,这一人间美人就要被毁灭了。同时,项羽的哭泣也是在愤怒苍天的不公,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悲剧结局是“天亡我”。但项羽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还不甘心天意的安排,所以当虞姬死后,他率八百壮士,从坟下突围而出。到了乌江边,只剩下随从二十八人。前面有浩瀚的大江,后面有黑压压的追兵,英雄已到末路。但他仍要一展雄风,对身边的骑从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致北,遂翁有天下。„„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清围,斩将、刘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在乌江边上,项羽表演了一场精彩的快战。“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在汉军的重围之中,“项羽慎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表现了他豪气万丈,拔山盖世的英雄气概。最后,乌江亭长请他渡江,可是项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他割下头颅,馈赠乌江亭长。这又表现了他的大度和英雄自我的选择,也更表现了项羽临死前的英勇,从容镇定,蔑视敌人的性格,真正显示出了项羽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气概,也道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伟丈夫的心声。
他—项羽,虽然失败了,但没有输给任何人,而是战胜了一切挑战者。项羽的失败,不仅仅是悲剧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一种超悲剧的胜利。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表面上,刘邦胜利了,项羽的价值取向不在于谁称王,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以气概为最高价值,宛如横空出世,在人间闯荡一遭,创造出了极致的境界,这是空前绝后的。宋代词人李清照怀着对项羽崇敬的心情留下了《夏日绝句》这首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它表达了千百年来人们对项羽英雄气概的肯定与颂扬。项羽虽然称霸的时间不长,但他的精神将永远常青。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一方面突出了项羽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歌颂了项羽英勇善战的英雄本色;另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残暴不仁,刚惶自用,具有浓厚的宗法、本土观念等缺点,提示他失败的原因,从而完成了项羽形象的塑造,使项羽这位历史人物又深具文学色彩,后人难以忘怀。太史公采用了多维透视的方法,刻画出项羽多重的性格特征,从而使他的形象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同时又使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中于项羽一身。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说:“‘言语呕呕’与‘暗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剿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刻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身。”这样,项羽这个人物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意蕴。
总之,项羽自身虽然有种种缺点,导致了最后失败,但他仍然是一位英雄中的雄。他从二十四岁登上历史舞台到三十二岁乌江自列,虽然道路坎坷,事业难就,可是自始至终他都一直在奋斗。他是一位失败的英雄,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悲剧性的英雄。
《史记》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巨著，具有伟大的史诗效果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史记》作为文学传记的开山之作，在人物的刻画与个性塑造上特色显著，卓有成就;在史与诗的结合上，达到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在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上《史记》所创造并娴熟运用的简约叙事与白描手法，更显得别具一格。《史记》和司马迁永远都是中国传记写作者的精神守护神。
第三篇：史记导读—项羽刘邦之我见
项羽刘邦之我见
楚汉之争，这个千年来为人们老生常谈的政治斗争，在经老师讲授和自己阅读之后，我有了一些个人的见解。
常言道“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为人王者，必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欲成其事，其时，其地，其人，皆应有之，不可偏废。下面简述一些我的观点。
一、远见卓识
君王正主具有这项技能应是自然，观刘邦、项羽，亦不难看出。只是二者所占高度不同，所处境界不同罢了。相遇往往经别人提醒方能见到，刘邦却不全如此。而我想强调的，不单单只是看领导者，也应将目光转向人民大众。说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霸王别姬”的女主角——虞姬。她和项羽的诀别演绎千年之久。然而，当时难道就只有着一条路吗？难道不能把虞姬放了吗？难道就不能和她归隐山林，为她写卸甲归田？虞姬之死所反映的现实可以说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我看来，更像是不得已而为之。试问，如果虞姬不是个聪明的女人，她没有附歌霸王，没有自刎，她会有机会活吗？结果应该是否定的，没得选择，即使项羽不杀她，其部下也定不能让她活着离开军营为外人所辱。
还有一个例子，在得知垓下之围，项羽被农夫引向绝路时，我不禁在想，那个农夫为何这样做？也许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原因应该是——农夫明白眼前的人是项羽（当时他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若让项羽执掌国家大权一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他性格暴戾不说，还武断专横，个人主义极强。以一己之愿定都；仅因粮草不足或一丝不信任，动则坑杀几十万降军；对于说自己坏话的人更是动之以极刑。要知道，他可是天下头号新闻人物啊，一言一行均会被人民记在心里。由此观之，农夫也具远见卓识。农夫尚且如此，更何况那天下的贤人志士，哪个愿意助他，做那费力不讨好，与天下人为敌的事呢？他的统治风格，又何尝不像是一个听不进忠言的暴君呢？天下人久战疲乏，盼望统一，他却妄图回复战国时期分裂状态下的中国。这更是与民心背道而驰。如果说项羽的做法违背了民心，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刘邦却恰恰在为统一天下而不懈努力。刘邦支持开辟北方战场，在楚汉对峙时期，向国人展示的是治国有为的一面。他的“远见”于人民的“卓识”达成共识，因而成为民心所向。自古所谓幸或不幸，有多少不是人民决定的呢？
二、刚柔并包
在项羽披荆斩棘做武装斗争的时候，刘邦却在发动团队的力量，做各种游说劝降。在他的带领下，每张政治牌都打得那样漂亮——拉拢黥布、离间范增等等，在现在看来也是精绝一笔。刘邦在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合理地进行军事打击。他的“亲民”与“仁义”为后世所效仿。他的“约法三章”为后人所认可，这些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当时，确实催化了刘氏集团的成长和项氏集团的消亡。
三、王者多元
“勤学多问怎么办”一直以来是刘邦的“座右铭”。他向信陵君等人学到的东西值得他一生受用。他愿意接受众人的劝谏，又逢事不乏自己的见解，这种批判式的学习方式我们至今仍在提倡。他手下有“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有“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的萧何；有“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在集团的各个领域都有高手把持，不可谓不妙。至于项羽，从小就轻视学习，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以为力能扛鼎便可淫威天下，终以自食其果。
四、情商至上
项羽最常见，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表情是什么？对，是怒。这其实是情商低的显著表现。他不听劝谏，为人嘲讽的时候将谏客活煮便是最有力的证明。再看刘邦，对于最后一役——垓下之围，由于韩信、彭越的失信，导致汉军大败，他从张良之计，非但不责难，还对其封王封地承诺与之公天下，最终完成大计。再向后推一段时间看三国。同项羽很像的一个人物便是张飞，他们都胸无城府，喜怒形于色。在关于温酒斩华雄那一回，一时嘴快将心中所想吐露出来，险些招来横祸，由此观之，刘备之自持、刘邦之自律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多么重要。
五、海纳百川
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刘邦广纳天下之士，识时务，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不计前嫌；而项王在向北攻齐时，因黥布推脱不往，只派部将率几千人前往，便怨恨之。二者较之，孰优孰劣，可知矣。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更何况一国之君。不仅如此，刘邦虚怀纳谏，潜心学习，在斗争中不断成长。项羽却太过依赖自己的武力，其他方面稍有精进，其远虑之不足，曾不若一十三岁小童，童且之屠城之弊将使往后众城难降，他却没有虑及，可悲乎。再看垓下之围一役，他不愿卷土重来那是因为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失败，这也是他乌江自刎的根本原因之一。一个人如果不能面对自己，又何以能君临天下呢？是所谓能成大事者须有三量——容人之量、容事之量和容己之量。
在这阶段的学习中，我明白在看待历史时，应客观而具有一定高度，不能人云亦云。在做人方面，项羽的确有很多让人敬佩的地方，但是在历史方面，我们更应该肯定刘邦。因为刘氏集团的成功为我们带来了二百多年的和平统一，对于民族融合和中华文明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贡献，刘邦的“成功学”至今值得我们去学习，而楚汉的故事，也将随着《史记》等著作的流传而放出人文、理性和历史的光辉。
第四篇：浅谈史记
浅谈《史记》的文学之美和文学史贡献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 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具有“史文学，双合璧，树正史，把典立。纪表书，有列传，纪传体，百卅篇。自黄帝，止汉武，三千载，祥记述”的文学特征。历来被奉为中国“古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有着独特的文学成就和艺术之美。首先，它使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胆识过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见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血溅五步的刺客，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所塑造的人物都形神兼备，相当完整，能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且善于精心选材，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人物的生命遭际，突出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善于通过矛盾描写、虚实相生、细节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其次，《史记》叙事和场面描写相当悲壮慷慨，其塑造的人物多具有悲壮之美，如屈原忠贞爱国、坚守节操，“上下求索”，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屡遭放逐，最后自沉汨罗江；荆轲反抗强暴，慷慨赴义，行刺秦王，壮烈牺牲……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着真理的价值，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与此相应，其叙事场面多为具有悲壮色彩，总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
另外，《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太史公的不幸遭遇使其满怀愤慨，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跳跃着自己愤慨之情。
再次，《史记》的的叙事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全书的阳刚之美主要表现在：气魄宏浑，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最后，其结构和语言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史记》的整体结构宏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体格式，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件事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自己意见。具体到每篇专辑的写作又有所不同，其人物传记分为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是太史公根据人物性格和事功的差异进行安排的，其结构对后世史书、传记文学及小说的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高度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之语、毛遂自荐之言，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太史公的叙述之言通俗、简练、质朴、生动、传神。太史公把许多古典文籍资料和民间材料提炼加工成符合汉代人语言习惯的书面语。最后，有些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还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语言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使作品激荡着诗的情韵，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溢着感人的魄力。
《史记》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给我国后来的文学一深远的影响。
首先，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撰史方法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为历代史家所采用，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影响十分深远。
其次，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再次，《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她高度的文学性，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方面，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多样性。《史记》所写的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通过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史记》。
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古代文学的批判上，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苦涩古奥文风的古文家，将《史记》作为他们的一面旗帜，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太史公，把《史记》的文章看为成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模仿《史记》的人物传记。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史记》在我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影响非常大。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简练生动，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为广大平民百姓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他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
《史记》的显著影响。明清以来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一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些都主要源于《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世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深受《史记》的影响。
至于戏剧，《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系统清晰，生动活泼，文笔绚烂，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史记》的语言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其中取材于《史记》人物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手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达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为后来的优秀戏剧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
第五篇：史记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
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_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 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
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