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灵狐——有关汪曾祺

灵狐

------有关汪曾祺的断断续续的思絮

□苏北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教《楚辞》，走上讲台，点燃烟斗，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刚刚从偏僻的水乡高邮独自来到大西南昆明的汪曾祺就坐在一群莘莘学子之间。多少年之后汪先生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这句话。我臆想，这句很名士气的话对汪先生的人生态度一定产生过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看不见的。“菌子没有了，但它的气味还留在空气中”。

前不久在《作家文摘》上，读到叶兆言的一则短文，他说“林斤澜先生多次给他提到，汪曾祺为人很有名士气”。这，在我与汪先生的交往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首先“痛饮酒”我是知道的，汪先生喝酒，不是一口一口咪，也不是一口一口地呷，他真是“饮”，一喝一大口，一喝一大口。我曾对汪先生说，你喝酒太猛了，喝慢一点。可是没用，他已经这样喝了一辈子了。

我曾在一本书的后面记道：今天（1997年5月10日）到汪先生家去。汪先生留饭，他拿出一瓶五粮液给我：“你自己喝”。他则倒了吉林产的一种什么牌子的葡萄酒。“先生猛喝葡萄酒”。

●这个四月我在北京，同作家龙冬、汪朗（我们的兄长、汪先生的儿子）相邀，到福州会馆汪先生生前的家里坐了坐。屋里所有的摆设、布置仍一如生前。书桌台几依然旧貌。一副几十年的老式沙发，还是岳父家的。茶几上一只铜制的烟灰缸依然摆放在那里。这只烟缸我是相当熟悉的。沙发上方的墙上一幅汪先生小照依然挂在上面。这是一帧凸显汪先生个性、气质的作品，乃《纽约时报》记者的杰作。汪先生本人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照片上的汪先生穿着条格衬衫，双目凝视远方，专注而执着，手中的烟卷已燃了一半，挂着长长的烟灰，白发稀疏，略显卷曲，极具风采。这张照片是汪先生1996年从蒲黄榆搬到福州会馆来时挂上的。原来沙发上面的这个地方一直挂着一幅高尔基的木刻像，是黄永玉的作品。搬过来后，就换上了这幅。汪先生说：“也该挂挂我的了吧！”你可以想见，这个儒雅而飘逸的老头说这话时的自负的表情。

我和龙冬坐在那对老沙发上，春天的阳光从书案上方的窗子照射过来，打在午后的墙上。汪朗为我们拿来两瓶汽水。我们便在这个午后的下午聊了起来。

●我可算得上是汪先生的忠实读者。我拥有汪先生的几乎所有的作品。《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老学闲抄》、《蒲桥集》、《草花集》、《汪曾祺散文选集》、《独坐小品》和新近出版的《汪曾祺自述》、《晚翠文谈新编》。至于五卷本的《汪曾祺文集》和他去世后出版的八卷本《汪曾祺全集》我肯定是少不了的，连非卖品《汪曾祺书画集》我也拥有。可多少年来，我对汪先生的书并没有真正读通，有的甚至读过多遍也没读通。我曾在报上见过一则短文：《读书之要在于“通”》，我因不得“要领”，于是“不通”。因此对先生的许多作品是只知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次与汪朗的午后长谈，使我有豁然开朗之感，把我许多零碎的感觉“串通”了起来，使我接近“通”了。

●汪曾祺为何成就为“汪曾祺”？汪先生自己说过“这种写法我独一份”。纵观汪曾祺的一生，他的主张是“一贯的”，有许多“看法”在年青时就已经形成。他为什么写不了长篇小说？其实从二十多岁起就注定他只能写短篇。他的思绪是片断的，他是只注重直觉和印象的作家。他27岁时写的一篇发表于1947年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第四十三期上的关于短篇小说论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对小说的“看法”已经形成：“如果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前后，中篇小说是对面，则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请他的读者并排着起坐行走的”，“短篇小说的作者是假设他的读者都是短篇小说家的”，“他明白，他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必须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写，他才站得住，他得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在一样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之中，为他自己的篇什觅一个位置”，这已说得够明了的了！汪先生不仅是这样说了，而且他也做到了。他以《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优秀的短篇小说，真的为自己“觅到了一个位置”！这篇文论解放后早已散失，也很少有人知道在40年代，汪先生已发表过自己的文学宣言。现在的这稿是在汪先生去世后编他全集的同志，后来在图书馆找到的。而这些观点，在汪先生六十岁后又被他反复提起。由此可以看出，汪先生的小说观早已形成。只是解放后的许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汪先生不便或是不能再写小说，只到三中全会之后，迎来的文学的春天，才有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这个春天要是迟到二十年，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汪曾祺”了。

（一位美国小说家说，他终生喜欢短篇小说，因为人生不是一部长篇，而是一连串的短篇。铁凝不久前在为她的短篇小说《逃跑》写的创作随想中说：“我们看到的他人和自己，其实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片断。好的短篇小说在于它能够把这些片断弄得叫人无言以对，精彩得叫你猝不及防„„”）

●汪曾祺为什么能够成为“汪曾祺式的”，而不是别的。这其实与汪曾祺的经历、学养和凝视生活方式有关的。一个人一生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汪曾祺也是。汪先生的经历主要就是四大块：家乡生活了近二十年，昆明呆了八年，下放到张家口劳动四年，以后在北京京剧团工作了近三十年。汪先生童年在苏北水乡高邮度过。他有一位酒后痛诵唐诗的祖父，春秋佳日打开画室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个对生活极有情趣的人，会画画，会扎风筝，是个有闲情逸致的雅人。用林斤澜先生的话说“从小开始的‘琴棋书画’的熏陶”；昆明八年，大学期间即转来读西方翻译小说，纪德、萨特、契诃夫、阿索林、蒙田„„；特别要说的是汪先生在《民间文学》的三年，使得汪先生阅读了大量的民间文学，吮吸到民间文学的乳汁，使他的语言锤炼得更简洁流畅、平实生动；下放塞外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的四年，汪先生 自己说“这四年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这对汪先生日后的生活态度影响极大。京剧团的三十年，使汪先生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汪先生自己说“中国戏剧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有评论家说汪先生的“小说语言受了民歌和戏曲的影响”，汪先生承认“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当然对一个作家的风格的形成，不可能用化学分析一样，民歌的影响占几层，戏曲的影响占几层，古典文学、西方文学的影响各占百分之多少。它是一种“化”，是“树干内部的液汁流转”。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五一”假期，把汪先生的一些作品拿出来又读了读，特别是我将他1948年写的《异秉》和1980年重写的《异秉》进行对照着读，真是有意思的很。旧作《异秉》创作时汪先生才28岁，旧作明显稚嫩一些，文字较涩，也不够自然，与新作相比单薄了许多，也没有引进张汉轩其人，也没有药店人物的详细描写，即：“且说保全堂”部份；而新作则通达疏朗，文字清新自然，老辣得多。特别是溶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自自然然，通篇浑然天成，没有一丝斧砍刀削痕迹，真是难得得很。这时的汪先生可以说已经如火纯青了。这种文字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能写得出来的。

（邵燕祥先生曾说，在他（汪曾祺）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样的作家，是文化传统和时代潮流适逢其会地推出来的，不是随随便便“培养”和“造就”得出来的。）

●汪先生六十岁后开始重新写小说，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回来了。那时别人都解放了，而他因为“样板戏”，要“说清楚”，其实是说也说不清楚的。汪先生那一段日子其实过得是很不痛快的，人很苦恼。汪朗在《老头汪曾祺》中曾写到“爸爸受审查，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他已多年不作画，这时开始提笔作画，“他画的画都是怪里怪气的，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画完之后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他是借画抒发自己心中的闷气。但这时有许多朋友劝汪先生拿起笔来，再写小说，但毫无效果。直到有一天（1979年的春天），《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王扶找上门来约稿，汪先生才重新拿起笔来。（此时汪先生已十来年没写过小说，还能写好吗？）汪先生“文革”后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骑兵列传》，写的是在内蒙走访的几个老干部的经历。这篇小说其实写得并不好，有些呆板。之后又写了《塞下人物记》、《黄油烙饼》，反映平平。汪朗在《老头汪曾祺》中也说到，老头“打了个哑炮”。可老头毕竟学养深厚，又经了岁月的淘涤，到1980年5月重写《异秉》之后，很快找了回来。到同年8月写出《受戒》之后的一年多，相继写出《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和《寂寞与温暖》。

●都说汪曾祺“淡”，其实汪曾祺一生并不平淡。林斤澜先生在《注一个“淡”字》一文中曾说过，汪曾祺的一生并不平淡，在列举了汪先生几个重要“阶段”后，林先生说：“就这么一个简历，能说‘平平常常’吗？‘戴帽子’，‘两道箍’，能‘平常’得了吗？”汪先生不是那种呼天抢地式的作家。他自己也说过，我没有写过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他说“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你不能改变我”！是的，汪先生曾写过一篇小说《寂寞和温暖》，这篇小说不是他主动写的，当时写反右的小说很多，家里人对他说“你也当过右派，你也把这段事情写写。”汪先生于是便写起来。写成之后一看：怎么回事？和其它人写的右派的事不大一样，没有大苦大悲，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肝的情节，让人一点也不感动。大家说不行，得改。老头二话不说便重写起来，一直写了六稿。最后一看，其实和第一稿没有什么区别，“还是温情脉脉，平淡无奇”。还是汪先生自己说得好：“一个作家应该通过作品让人感觉生活是美好的，是有希望的，有许多东西弥足珍贵”。汪先生曾在一幅画上题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在为宗璞画的牡丹上，题了“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七十岁生日，写了一首自寿诗《七十书怀出律不改》，其中有一句：“不开风气不为师”。汪先生对自己的评价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这是夫子自道，并非诳语。

●有个叫杨早的人，写过一篇题为《追忆汪曾祺》的短文，说“仰头、低头、侧头，从不同角度看，汪老就像一个人有很多副面孔似的”，又说“汪老捂着嘴偷笑的时候，很显‘猴相’”，汪先生1920年生人，本来是属猴的。我倒更愿意汪先生有“狐相”，汪先生曾改写过多篇《聊斋志异》，如《陆判》、《画壁》、《双灯》、《瑞云》、《蛐蛐》等，也写过一篇名为《名士和狐仙》的短小说。一般说来，老狐是颇有灵性的。汪先生笔下人物“飘然而来，飘然而去”。通鬼神，达三界。汪先生晚年的文字越发老道，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先生说“曾祺笔下如有神，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是的，汪先生去世前几年的作品，如《窥浴》、《护秋》、《露水》、《水蛇腰》、《兽医》、《熟藕》等，确实“有如神”，透出一股灵狐之气。“一个沉思的老狐的精灵”。

苏北，毕业于北京大学，1986年开始写作，在《大家》、《小说月报》、《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小说界》和香港《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作品约50万字。有小说《苏北乡土小说》、散文集《遭遇湘西》等。

第二篇：读《灵狐的秘密》有感

读《灵狐的秘密》有感

读《灵狐的秘密》有感

大爱无疆

这次幸运的获得作者的《灵狐的秘密》，感谢@书香随行 @双螺旋童书馆给予我和孩子的试读机会。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麦克？莫波格的作品，不禁被作者所描述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的作品语言优美，描述细腻，情节动人，悲伤中透着快乐，冷漠中闪烁着温情，读来情绪起伏波动，却又感觉心里温暖熨贴。书中的故事教育我们珍爱生命，关爱动物，勇敢面对困境，坚强的微笑，无论环境多么糟糕，不放弃，坚持心中的信念，以乐观的态度生活下去，心中有爱，有希望，幸运之神终会降临，美好的一天光明的未来终会来到身边。

《灵狐的秘密》讲述的是一个刚出生就被遗弃的孩子，被很多人很多家庭领养过，但他却永远都感到无法融入身边的环境。他说话结结巴巴，总是独来独往，学习成绩也不好，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孩子，他上学后在学校也没有朋友，独来独往，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自卑感一直折磨着他。

直到有一天比利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位于河岸边的废弃教堂成为唯一能让他感到活跃的地方，他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因为大自然和各种动物在倾听他的心声。在这里，他从一群喜欢折磨动物的小孩手中救过一只小天鹅，和天鹅一起说话让他矫正了自己的口吃，他还在这里发现了一窝狐狸，里面有四只嗷嗷待哺的狐狸幼仔。在狐狸妈妈死去后，他责无旁贷象妈妈一样承担起照顾小狐狸的任务来，但不幸的是，有三只小狐狸被人打死了，极度伤心的比利决定与幸存下来的最后一只小狐狸一起跳河逃生，开始流浪生涯。

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使得他们相依为命，比利的日子也变得丰满而充实，此时，不禁深深的感到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小动物。他们在森林里一起面对困境，相互依靠，一起渡过危险，直到他们来到驳船上碰到了好心的乔。乔教会比利要学会放手，让小狐狸去大森林生活学习技能和本领，大自然才是它的家，幸运的小狐狸回野外了，比利也不再孤独，他幸运的被乔收留了，他也有了自己的家。

整个故事还有一个隐秘的线索，那就是被比利救治的天鹅，它一直默默的在帮助关心着比利，也给比利带来了好运，最后，这只天鹅也仿佛偿还了自己的债务，圆满的飞向天空。

整个故事处处充满细腻的温情，也充满对动物的关爱，处处流淌着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关怀，尤其是故事的结尾，乔化身为野生动物保护者，教会我们爱护动物，保护动物，保护大自然，并让动物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不要破坏生态平衡。

令人欣慰的是，不仅小狐狸是幸运的，比利也是幸运的，即便是失去了儿子的乔夫妇也是幸运的，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圆满，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皆大欢喜，让人时刻为比利担忧的心也踏实了，终而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

让我们心中再多一份爱，多一份关怀，关怀那些需要救助的人和动物，大爱无疆，伸出我们的友爱之手，让这世界处处充满温暖的爱，.郑州贝贝妈

灵狐的秘密（小男孩和小狐狸陪伴闯天涯的传奇故事！《柑橘与柠檬啊》《奔向荒野》作者莫波格温暖心灵的杰作。著名儿童作家梅子涵、语文报小学版主编闫银夫、北京四中语文高级教师连中国倾情推荐）（双螺旋童书馆出品）

编辑推荐：

◆本书原名《幸运的小狐狸》，为'莫波格经典成长小说系列'第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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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麦克莫波格（Michael Morpurgo），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英国最畅销小说家之一，英国三个获得'桂冠作家'荣誉的作家之一，曾获聪明豆儿童图书奖，蓝彼得图书奖，惠特布雷德儿童文学奖。其创作作品达百余部之多，获奖无数，多部作品曾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和歌剧。他的作品《岛王》，更是击败《哈利波特》，获得英国唯一由儿童票选最高奖项——英国儿童图书奖，另一部小说则被国际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看中，改编为电影。202_年，他凭借在文学领域的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军官勋章。

麦克莫波格极爱历史，一心渴望迷失在故事里。他的故事，解救了众多渴望幻想的小小心灵。有件事，他想一辈子都做，那就是，给很小很小的孩子写书，那种每个字都很重要的书。

第三篇：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939年考入中国西南联大中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与他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作品集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3]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4]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5]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 汪曾祺

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6]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7]

第四篇：汪曾祺

论汪曾祺笔下小人物的伦理悲剧

摘要：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他的小说取材于民间，主要着眼于小人物的刻画，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他在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愿望，反映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情美、人性美。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汪曾祺借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表现人生的悲凉，展示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悲悯情怀。

关键字：汪曾祺小说 小人物 伦理悲剧

引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都是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的，虽然也有悲哀，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只是让人读后感到伤感。汪曾祺作为一名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通过描写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伦理悲剧，来批判那些反人性的甚至毁灭人性的，造成心灵创伤和精神悲剧的伦理道德观念。

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的伦理道德秩序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历经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的地扎根于民众的内心深处。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也追求爱情，因为对爱情的渴望是人类不倦的追求，爱情能给人类的最大的精神慰藉。然而在苦难中生存的人，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爱情对于他们总是缺失的，慢慢地脱离了正常的伦理轨道，最后只落得失败和幻灭的命运。

一、悲剧形象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因为家贫而被迫卖身，忍受着大德生米厂王老板和他的傻儿子大呆鹅的蹂躏，但自己钟情的却是王老板的小儿子，没想到她的爱意却遭到了拒绝，就连她求性的欲望也破灭了。她没有固守中国社会一向讲究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文化思维模式，大胆地追求爱情，向阴暗死寂的生活表示质疑和抗议。但是，在这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中，辜家女儿岂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她在这千疮百孔的爱情中苦苦挣扎，到最后却被现实打击得粉碎，留下更为悲惨的生活。

《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小姐身为大家闺秀，从小饱受封建文化的熏染。在未婚夫的影响下，她也自觉地接受了一些新文化观念。不幸的是新婚不久丈夫病逝，尽管丈夫留下了不要守节的遗言，但改嫁的念头一刻也没有在孙小姐的脑海中出现过，孙小姐默默地在独自等待中死去。“珠子灯”本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在这里却成了孙小姐灵魂的枷锁，那种巨大的反讽刺意味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忧郁症》中的龚家媳妇裴云锦，因为过度的操劳家室导致一直怀不上孩子，却认为自己对不起婆家，意思整天地不说话，只是坐在家门前木然地看着日影或雨滴，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这种精神上的压迫比单纯的物质压迫更加可怕，那是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残忍，让人感到更加的悲哀。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还有一类小人物近乎乱伦性质的悲剧。这类小人物的形象更为尖锐、更为深刻，更具人性的深度，从而也更具悲剧的意义。这主要通过一种畸形的性爱表现出来，其中包含的不再是作者的悲悯和同情，更是质疑和批判。《钓鱼巷》中少爷和嫂子、女佣之间的性关系；《窥浴》中女老师和男学生的性关系，这些都是违背道德、不正当的，作者写出来是为了引起我们的反思。其中最具深度的是《小娘娘》，讲述了一个性与道德的主题，展示了灵与肉的冲突。明知道姑侄通奸是乱伦，是作孽，是一条不归路，但是耐不住举目无亲，世事冷漠带来的巨大寂寞、空虚与荒凉，姑侄俩为了得到片刻的温暖与慰藉铤而走险，最终带给他们的是更大的沉沦。

二、悲剧成因

1、作者的经历

汪曾祺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城——江苏高邮。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19岁后，汪曾祺开始踏入了残酷的社会。他19岁离开家乡去昆明考大学，开始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在西南联大虽然受到名师的谆谆教诲，学到丰富的知识，但物质上的贫困和战争年代的兵荒马乱使他逐渐发现现实生活不是诗意与美好的交织，而是充满了荆棘和崎岖。大学毕业后，他在昆明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两年，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认识，体味出人生的寂寞和悲凉。1946年秋，他离开昆明去了上海，找工作遇到了很多挫折，碰了几个钉子之后依然没有着落，这导致他的情绪很坏，甚至想到了自杀。这些感同身受的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在憧憬生活诗意的间隙，滋生出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忧患意识，对问题的思考也因此变得深刻起来。1958年，他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这是因为这次经历，使他对社会下层人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真切感受到了社会下层小人物艰苦的生活和人生的无奈痛苦。因此汪曾祺在小说中淡淡的叙述，冷静地表达着自己对于平凡苦难生活的体味和对平凡善良人们的悲悯。深刻的悲哀之感表明了他对这些小人物的深切的悲悯与同情。汪曾祺在小说中，以普通的日常生活为基点，把真挚的目光投向生活的的各个阴暗角落，开掘人性的虚伪、丑陋与鄙陋，使作品流溢出冷峻的色彩。面对一个个被扭曲的心灵，汪曾祺以清醒的头脑关注人性，把笔触伸向人性的深处，从中折射出人类的生存现状，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审视和反思。

2、社会背景

造成这些小人物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有的中国伦理道德秩序在一部部走向灭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地扎根在民众的内心深处。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是极具影响力和破坏力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剧。而在女性的生存中表现的更加明显。

在汪曾祺描写小人物伦理的悲剧上，他更多的是表现在男女性爱上。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中性意识特别强，给人造成的压抑感也特别强，汪曾祺自然而然地就用性爱题材表达他反抗戒律与禁忌的愿望。他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性爱--比如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向往。在《大淖记事》中，一群妇女将老光棍的裤子扒下来挂到树上，有一回她们当着老光棍的面脱光衣服下水洗澡。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巧云的母亲就是跟戏班子的一个小生私奔远去的。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窥浴》是女老师“性”上了她的男学生。《小孃孃》是小姑姑“性”上了自己的侄子。《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同时“性”上了王家父子俩，而她真正喜欢的却是王家的另一兄弟。在《受戒》中，众所周知，小姑娘偏偏爱上了一个小和尚。这些破格的性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真正敢于蔑视戒律率性而为的，全是女性。这些人物都是极为安守本分的人，即使给生活压得奄奄一息也无所抱怨。但是在性爱上割不断那丝向往与遐想，一旦有机可乘，就无可遏止地表现出内心的追求与骚动。向更深层探索，可以发现，她们是以性反抗的方式，表达着对阴暗死寂的生活的质疑与抗议。

结语： 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汪曾祺的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但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这是让读者感到最可悲，最无奈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昆明：漓江出版社,1987.［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3］施文青.从《陈小手》看微型小说的叙述负重.维普资讯.［4］郭红欣.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洛阳大学学报，202_（3）

［5］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6］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7］杨剑龙.恋乡的歌者——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之比较.小说评论，1996(2).［8］孟庆澍.仁爱与抒情——汪曾祺气质论，小说评论.1998(5).［9］徐海燕.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然人性观.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2_（3）.

第五篇：汪曾祺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 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2] 人物关系

纠错

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后在北京做编辑工作；写过剧本，参与过《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更多

西南联大学制四年，他却读了五年，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留了一年。汪曾祺不用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可不爱上课。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开始写作。这是他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这一生将成为一个作家。那些不能忘的昆明记忆更多

1997年3月，汪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又写了散文《猫》；小说、绘画和散文，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只有一个指向：昆明的记忆。不同的年岁，不同心境。内容整理 微信红包头条

中文名 汪曾祺 国

籍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中国、江苏省高邮市

出生日期 1920年（庚申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1997年5月16日 职

业散文家、戏剧家、小说家

毕业院校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主要成就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代表作品 《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 《黄油烙饼》《葡萄月令》

目录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 解放前夕 ▪ 解放时期 ▪ 晚年岁月 2 主要作品 3 文学特点 ▪ 散文写作 ▪ 小说写作 4 家世成员 5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锅炉板www.teniu.cc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解放前夕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汪曾祺 汪曾祺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4]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4]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4]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4]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4]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5]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6]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7]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8]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9] 主要作品 作品类型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 《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 《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 《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京剧

《范进中举》 文集

《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资料来源：[10-11]

文学特点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12]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2]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16mn无缝管www.teniu.cc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3]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4] 家世成员 祖父 拔贡

父亲 汪菊生 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 姓杨 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继母 姓张 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 姓任 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人物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5]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