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1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摘 要]：“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目中向来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却能看到另一类有悖常理的母亲形象。母亲走下了神坛,完全被世俗化、异化了。让人噩梦连连的母爱充斥在她的小说当中,成为女性扭曲人性的进一步表现,丧失美好的最后底线。本文通过剖析张爱玲作品中母亲们的形象，深刻揭示了4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男权主义的压迫下所形成的封建愚昧、金钱至上、人格变态的生存状态。并且对这些母亲形象的根源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张爱玲 母亲形象 异化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走红的奇女子。她的小说，多是写“在急遽变动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位之道。”[1] 但她笔下的形象“所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对生命对人性的苍凉。”[2] 就连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描写得千疮百孔。在张爱玲笔下的苍凉世界中，母亲的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母爱所表现出来的只有虚无、飘渺。她通过对人生独到的观察，对人性深刻的解剖，对心理的深层分析，以颠倒的姿态塑写了一系列的母亲形象。

在她的作品中，那些本该有着温柔善良的传统母性们在生活的丑恶中，变成了一个个无情的贪婪者。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作者犀利的笔端无情的撕裂。不谈爱情的女性成为人母之后，一反母亲形象圣洁、美好的传统，受到调侃和亵渎。她们虽不乏对儿女得疼爱，但绝非神圣、纯洁，而是或糊涂、或自私、或卑琐、或病态，或兼而有之，后者往往淹没了前者。母亲和儿女的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小夜曲，母亲在儿女心目中拥有的不在是单纯的尊敬和爱戴，更多的充斥着无可名状的隔膜，甚至仇恨。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是简单艺术技巧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人生的揭示与表现”，[3]作者正是从人生和社会的最阴暗的一面对这些母性形象深刻揭露，透视出人类的本原状态，才使得人类对真爱的渴望、对幸福的执着得以遮蔽的显现；才使得作者的内在蕴藉在情感冲突中找到了释放和外泄的渠道；才使的作者自身的生命悲剧意识得以展现。

一、作品中母亲形象特征性的概括

1、庸俗的母亲――母亲在夫权制度下成了封建礼教的“执法者”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的基本职能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源于此。但是对母亲的尊重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习俗，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母亲的价值评判上，而且也形成了“贤妻良母”这样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范畴，也因而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形象。所以，囿于家庭生活的女性只能是失去经济自主权、为了夫权制度的利益服务的一个群体。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得最多的。她们都是过 着凡俗人生的“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像许太太认为“一家有一家的难处”（《心经》）；潘太太 “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年轻的时候》）

而在《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仿佛是个例外。曼桢的姐姐曼璐因养家而作了暗娼，后嫁给了祝鸿才，为了拖住他的浪荡心，不惜与祝合伙骗奸曼桢，并将之禁闭。曼桢生下儿子后从医院逃跑；但后来得知儿子无人照顾，她又以母性的责任心嫁给了祝鸿才。作品一开始，曼桢在厂房里自食其力，“表面上是这样单纯可爱的一个人”，“羞涩起来很羞涩，天真起来又很天真”，这就是曼璐支撑家庭时候的曼桢；但是曼桢认为“善良的人是永远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曼桢在这男人当道的社会也会意志消沉，难以摆脱经济的窘迫。在这种情况下，祝鸿才的恳求加快了曼桢的滑落速度，而为了孩子正是她为自己寻找嫁给祝鸿才的正当理由。可见，曼桢的经历看似与娄太太（《鸿鸾禧》）、许太太等人有所不同，但她的思想使她所走的路与她们并没有区别——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好好地过日子；与此同时，“充满了爱子之心”。

对于娄太太、许太太们，我们已经习惯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她们生于男权社会，长于此，同样也归栖于此；而曼桢则不同，因为她在成年后完全有能力选择走另一条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她始终冲不破传统思想的牢笼，家找不着了，工作又无乐趣可言，唯一可以给予慰藉和依靠的就只有至亲骨肉儿子，所以她又回归到“传统”的老路上。这足以表明女性在男性把持的社会下，生活的无奈与力量的薄弱，即使有想改变命运的愿望，社会却又不容许，最后是自己选择放弃。在（《半生缘》）中，女性的命运就展露无遗。曼桢的母亲应该算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了，曼璐则是因为养家糊口而走上“不归路”的，从肉体衰老被人遗弃厌恶，嫁给一个小买卖家，到无奈与夫还妹，最后衰残而疾。曼桢则从一个天真烂漫、自尊自重类的女孩子到被害而沦为一个只想过安稳日子的女人。在这篇小说里，受害者无疑是女性，而施害者正是男权专制下的男性。一家三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无论她们是出于媒妁之言，还是出于无奈自愿，还是独善其身，她们始终是离不开被男权摆布的命运，封建礼教下母亲们的愚昧扭曲了女儿们的人性，毁灭了他们的生活，成为扼杀了婚姻的罪魁祸首。这就是“苍凉”。

当然在封建礼教的执法者，也必然成为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这种母亲也是很有典型的。如：《小艾》的陶妈，困于礼教和生计，明知丈夫不爱自己也不愿与丈夫离婚；《多少恨》中，小蛮的母亲夏太太，和自己的丈夫没有任何的感情，为了保住所谓的名份：有丈夫、有孩子，死了不是无家鬼，竟请求虞家茵等她死后再嫁给他丈夫。

2、冷漠自私的母亲――当母女情感与经济发生冲突时选择后者 与第一类母亲相比，这类型的母亲面对的则是情感与经济的冲突，但她们都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后者。应该说，她们在张爱玲的笔下其实是被单一化了，这当然是张爱玲在创作时所做出的解构和颠倒母亲神话的举措之一。

例如，《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在从夫家返回娘家时，“一味的避重就轻”，在白流苏乞求她时，竟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要把刚“跳出”火坑的白流苏再赶回苦难的深渊去！总之，在白老太太这类母亲的眼里，白流苏仍旧是个拖累。

自私冷漠的母亲形象在《花凋》中刻画得尤其淋漓尽致。郑川嫦生了重病，“郑夫人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所以她照料郑川嫦只是出于那一点点的女性本能，全然没有了爱的成分。张爱玲曾说：“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4] 郑太太对川嫦的情份当然也不外乎于此。不然，她不会因为怕郑先生知道自己有私房钱，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一寸一寸地死去”而无动于衷。说到底，这是出于人性的自私。在郑家，郑太太无疑是被认为符合了“贤妻良母”的规范。她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可是她“毕竟不脱妇人习性，明知是留不住的，也还是继续地积，家里虽然乱麻一般，乘乱里她也捞了点钱。”这是对生活在男权社会下的女人的一种“小暴露”。郑太太为了维持自己的道德地位，对川嫦表面上充满了爱女之心，实际上却失去了爱的本质。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当然是母亲自身经济地位的缺失了。在生存的本能面前，一切都是赤裸裸的。

冷漠自私的母亲已完全没有了第一类母亲给予子女的温情，她们与子女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5] ；她们其实是男权社会的“卫道者”，不敢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反抗，但她们缺失基本的经济权，她们做了一辈子的女奴，甚至为了坐稳女奴这个位置、为了占有金钱而不惜牺牲了子女的幸福乃至生命；子女“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在这里，冷漠已不再仅仅是母亲本身了，而更多的是指母子、母女之间的一种关系。准确地说，是母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冷漠的，甚至是没有感情可言的。在这里，母爱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母亲具体的生存事实。金钱高于一切，这些自私功利的母亲，彻底失去了无私圣洁、富于牺牲的母爱的伟大光环，在这些母亲身上，母爱已经扭曲变形。从母爱的基本内容和精神上说，“母亲神话”已被揭穿。

3、病态的母亲――封建文化禁锢使母性性压抑心灵变态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原是一个开麻油店的小老板的女儿，贪财的哥嫂把她嫁给了姜公馆里生痨病的二少爷，她因为得不到情欲的满足，为钱舍情，身心受煎熬而至变态。分家后，掌握着经济大权，却离间儿女各自的爱情。《金锁记》讲述了一个母亲的成长经历，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曹七巧是个“极端病态”、“彻底的人物”[6]。她把儿子长白变相地霸占，而对女儿长安，则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毁掉了她的爱情。

当然，曹七巧对子女的感情已不是出于正常的母亲心态，而是出于极度压抑的变态心理。长白是曹七巧身旁的最后一个男人，她不能容忍他和别的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所以曹七巧整天整夜地留长白在身边，并不断地盘问他的房事，挖苦媳妇。曹七巧“伶牙俐齿，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铜片，也不管伤人有多深”，所以两房媳妇的最后下场都是悲惨的；而女儿因恋爱而“时时微笑着”，“她不由得有气”，最后甚至不惜毁掉女儿的清白而让长安独守其身。

曹七巧的一生就是被金子锁住了的一生。一开始因为钱，她被卖；到后来有了钱，她又被压抑地变疯狂了。她最终成了金钱的奴隶。追踪曹七巧的不幸开端，源于她的哥嫂，他们无财无势，但又贪财，所以将曹七巧“廉价出售”——这是命运的无常性。没了父母，唯一的亲人却又不珍惜她，她被钱逼疯了；掌握了经济权，她又将小叔子姜秀泽赶走，不让他对自己用一生换来的那点钱动念。

曹七巧的生活如同浮萍，不由得自己。因为家穷，又因为在姜家的地位低下，甚至连佣人也可以取笑她。然而，最主要的是，在男权社会她既缺少最基本的经济条件，又缺乏独立自主性，所以这位被残害、被扭曲的母亲，最后是通过疯狂地报复来获取心理平衡的，但她报复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女！她对现实状况不满，却又无力改变，也难以摆脱生活的阴影，如此一来，自己至亲的儿女成为她发泄的替罪羔羊就不难理解了。张爱玲在这里讲述的不仅仅是社会对曹七巧这样的女人的残害，还展示了与曹七巧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以及生活于这种情态下的人们病态心理。

《沉香屑——第一炉香》，讲述的是一位英籍教授罗杰•安白登，爱上了寡妇蜜秋儿太太的女儿愫细，而纯情的愫细全不懂男女情事，所以他们在新婚之夜出尽了洋相，罗杰因受不了压力而自杀。小说中的母亲蜜秋儿太太虽然不是主角，但她是愫细所受的“纯情教育的实施者”[7]。她对三个女儿的家教严十分明，连女儿所读的报纸，也要经过她的检查下才能看，所以“愫细虽然是二十一岁的人了，依旧是一个纯洁的孩子”。当罗杰来接愫细回去时，蜜秋儿太太“似乎有一点怕他，又仿佛有点儿不乐意”。罗杰到最后才知道，原来蜜秋儿太太在那天下午带着女儿愫细四下里去拜访朋友，到处宣扬他的“丑事”！罗杰“够对这些人解释愫细的家庭教育的缺陷么？”而“那些空虚无聊的太太想利用他的所谓奇异的性能力以满足淫欲”[8]，令罗杰感到既愤慨又羞耻，他无法忍受在这样低俗的流言与变态的目光中继续生活下去了，他惟有选择自杀来寻求解脱。

“蜜秋儿太太早年就守了寡，没有能力带她的三个女儿回国去”，在这不健全的家庭里，蜜秋儿太太为女儿们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但是最后却又不动声色地将女儿们收拢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这也是一种变异的母爱，它更多的是出于自私和女性的嫉妒心理。这是个和曹七巧很相似的女人，只是没有曹那般“彻底”。

二、张爱玲作品中母亲形象的根源性探讨

1、独特的家庭背景，导致其作品中母亲形象被异化

张爱玲的作品中流露出对母亲这一形象的怀疑与失望。这源自她家庭的不幸：父母不合最终离异。母亲黄逸梵在她年幼是便离家出走，使她从小缺乏母爱，以及母亲的教育。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她显得敏感不安，天资聪慧得她过早地领略了人情世态的炎凉感受到的只有孤独。

张爱玲出身名门家世显赫，但其家庭已陷入没落。这种阴影反映到作品中来，便有了对母亲形象的否定：母亲不能给以庇佑、保护、温情、无条件的付出，而带上和自私、冷漠的色彩和形象。从而一步步揭穿了“母亲神化”得基本构筑部分，“母亲神化”只是理想化的，与现实是不完全相符合的。通过对各类母亲的塑造，突出地表现出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种种缺点：如自卑意识、靠山情节、逃避心理、麻木意识、自私懒惰、偏隘虚荣等等。现实中的不幸使她的创作伸向了人性，伸向了人的灵魂深处。

“张爱玲的一大成就,即在于不遗余力的揭露女性意识中受扭曲的心理层面,并对于女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阐扬”。[9] 但是正是张爱玲的这种悲剧的创作情节，使她超越了自我心灵的樊篱，展示了特定的历史时代与文化困境中普遍的病态人生。可以说，她从生活的平凡中写出了生活的底蕴，从人性的麻木中写出了人性的迷失。

2、是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反思，对男权社会的无情揭露 “在宗法父权体制内，在边缘的位置上，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人物中，她们一向百双重标准的礼教律条置设在性别的隐喻之中，导致女性道德文化与自身性别冲突问题。”[10]张爱玲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就是从这一深度去刻画的，母亲在社会压抑和自身对幸福追求的形成的巨大反差下，造成她们自我与主体的丧失,这正是张爱玲对女性的从属处境最深刻的思考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宣称的观点:“男性不但被视为主体,而且是完整绝对的象征性，而女性被贬为‘他者’，处于一种非本论的现实状况之中。” [11]也深刻的表现了张爱玲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刻画之根源所在。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缺少最基本的经济条件，同时又缺乏女性作为人的自主意识和抗争精神。自身经济地位的缺失，在生存的本能面前，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从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人类文明的悲观失望：“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12]她以女性的直觉和生命的感悟去分析女性自身的心狱之苦，即女性本身对男权社会的依赖性，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所以这些众多被残害、被扭曲的母亲最后只有通过疯狂地报复来获取心理平衡的。女性的生命最终被视为被窒息被异化的象征比喻。

我们说，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超越性存在，在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是一个世俗的、理性的存在物，而且是一个理想的存在物。他总是根植于现实的有限性而追求超脱现实的无限，不停止于现实而指向虚幻，不满足于理性而诉诸于非理性，不满足于功利而追求崇高。

正是作者通过对母性这些异化的描写，向我们淋漓尽致的展现当时社会存在深层次的弊端，痛斥了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的泯灭。正是通过作者对这些母性的无情揭露，才使得我们对虚幻美好世界的追求和憎恶丑恶的善良愿望。很明显，当现实世界缺少美好而充斥丑恶时，人们便把目光转向虚构的艺术作品领域，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就表现为人们对现实中爱情的缺失的一种抗议和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表现为人类对超越死亡、超越现状的一种文化上的尝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将人性加以肯定，并把人性的弱点剖析得淋漓尽致，张爱玲通过对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异化，通过人性丑陋的一面无情揭露，给予人类对自身最有价值的剖析，给予了人类对无私母性的渴望，对幸福的无限向往。为此，她的荒凉孤凄的生命也获得了永恒的艺术之光。“长久的是那些对荒凉、虚空的人世感叹，对人性深入地剖析与关切是张爱玲不变的主题”。[13]

参考文献：

[1] 高全文《张爱玲的女性本位》 《幼师文艺》三十八卷二期，一九七三年八月 [2] 林佩芬《张爱玲研究》 《中华文艺》十二卷二期

[3] 赵慧平著.《批评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_年12月第1版.第326页 [4] 张爱玲《造人》一九四四年五月版（《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5] 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6]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7] [8] 《张爱玲传》刘川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OO年一月第一版 [9] 林幸谦著.《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广西师大出版社.202_年12月第1版.第229页

[10] 林幸谦著.《荒野中的女尸》-(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广西师大出版社.202_年12月第1版.第274页

[11]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6,17页

[12] 子通、亦清著.《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2_年第1版,第97页

[13]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组编.《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_年第1版.第282页

The Mother’s Characters in Zhang Ailing’sFiction

Fan si han Abstract: Through the explaining of the females' images in the fictions written by Zhang Ailing,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female's living situation developed in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It re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world, of value as well as different distorted personalities.In addition, the original cau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se images are also analyzed in the thesis.Key words :

Zhang Ailing;The mother’s characters;special consciousness

第二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姓 名：刘汗青 学 号：***65 年 级：202_春期 学 校：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指导教师：崔红庆 完成时间：202_年4月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1 前言...............................................................1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1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2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3(三)懦弱女类型 „„„„„„„„„„„„„„„„„„„„„„„„„ 5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7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7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8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8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9 结语..............................................................10 参考文献..........................................................10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涌现出一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写女性体验”的作家。这些脱离当时主潮流的作家和作品因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和全新视角,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张爱玲作为代表其人其文成为研究的重点。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小说

前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抒写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面貌，她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小家碧玉，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甚至笼罩着一种苍凉，她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凉意味并生活在时光停滞的时代里，本文就试以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试作简要分析。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部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金锁记》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经典的形象。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封建家长制和金钱的双重压迫，使七巧丧失了人的常性，沦为金钱的奴隶，扭曲了她的人格。她以近乎残酷的报复从中获得压抑的宣泄及感官的快慰，殊不知她为自己戴上了黄金枷锁，最后变成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变态的女人。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人。”[1] 鲁迅这样评价她。她开始疯狂报复。在“灭人欲”的封建文化禁锢下，七巧心理扭曲，终于从被害者变为害人者。她一手导致了儿子长白婚姻的悲剧，一手摧残了女儿长安的爱情白日梦。母子的情意、人性的良知，对于曹七巧来说却早已灰飞烟灭。如果说这时的曹七巧还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的话，那就是她对小叔子姜季泽的痴情与渴望，她憧憬从他身上得到温情与爱意，体验一下爱情的喜悦。当她最终明白季泽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望时，她暴怒了，彻底

抿灭了残留在她身上的最后一点人性，戴上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她终于成了一个幽灵，“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曹七巧的婚姻悲剧发展成为人生悲剧，心理变态与人性泯灭是深层的原因。她的疯狂来自金钱与情欲的双重压迫，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她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

曹七巧由一个纯真少女变成一个疯狂报复者, 由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不正常人, 由一个知廉耻的人变成一个寡廉耻的人，这不是曹七巧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有多少像她一样的女子由于封建的门第家族观念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被迫走进畸形的婚姻，最终成为社会的悲剧。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逼良为娼的——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成名作，而其中的葛薇龙一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写了一段自甘堕落的纯情少女凄艳的爱情故事,女主角葛薇龙处在等级森严、人情冷漠、人人逢场作戏的一个特殊的早期香港时代, 社会风气影响了她的人生选择, 贪慕虚荣使她走向最后的堕落，最终被逼良为娼。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完整人格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致人格的丧失，不管她如何挣扎，终究是别人棋盘中的一枚棋子。纯洁的青年就这祥自甘堕落，最终为污浊的环境所吞没，陷入那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中。

造成葛薇龙的悲剧原因有多方面的：姑母阴险、冷酷、狡诈，给她设圈套，逼良为娼。遇人不淑：本想投靠姑母，不料姑母把薇龙当

成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工具； 本想找一个可以寄托终生的男子，却碰上了乔琪这样的花花公子。她曾一度想离开姑母的寓所，不巧又天降大雨，自已生了病，耽搁了行程。大多数评论家认为: 葛薇龙是个单纯的少女, 是为了爱才掉进陷阱走向堕落的[2]。有的认为: 薇龙的堕落与那个浪荡子乔琪乔有很大的关系, 是他玩弄了薇龙的感情才迫使薇龙不得不走向淫靡的生活[3]。这些都是造成葛薇龙悲剧的原因，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她自身人性上的弱点，主要体现在她对物欲、情欲的痴迷上。姑母逼良为娼的陷井从一开始就已明确摆在葛薇龙面前，是葛薇龙自己清醒地一步步身陷其中无法自拔，可以说物欲是走向人生深渊的动力；对一个热衷声色犬马的花花公子，葛薇龙从一开始就知道，但葛薇龙却愿意牺牲自己来供养他,爱到迷失了自我，她为自己选择了绝路。张爱玲以非理性的情欲和物欲来解释了葛薇龙这个上海小女子的悲剧，道出了人与人之间在物欲、情欲、性欲的碾压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变得令人不寒而栗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

张爱玲笔下塑造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女子形象。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遭遇，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经历，为我们广大的读者、评论家展现出一个让人神往而有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她们的痛苦，与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产生情感共鸣，透过这些人物，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对她笔下女性形象的关注，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和人生，获得全新的认识。

（三）懦弱女类型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是一个典型的柔弱女，她的懦弱心理让她的一生都发生了改变。女主角顾曼桢，原籍安徽六安，十四岁时父亲去世，随着母亲、姐弟住在上海，也在许任职的工厂做打字员。故事发生在春节的第四天，许与沈到一家小饭店吃饭，遇到顾曼桢也在小店，此后三个人就常一起到饭店吃饭，外出游玩。顾在照相的地方失落一只红手套，沈不声不响，独自冒着雨，踏着泥路去找回来。第二天中午悄悄的递给了顾。顾因受伤风感冒没有来上班，许、沈正想要去看望她，顾遣弟弟到办公室送抽屉的钥匙，请许帮忙取出昨日打好的公文。两个男人吃饭时，就谈到了顾叫弟弟送钥匙的事情，好像怕人家上她家，对她的家庭有一种神秘感。顾病愈上班，三人又外出吃饭，许因另有应酬。席间，顾坦白的告诉他：家里有祖母、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姐姐因负担家庭生活，先当舞女，后做交际花。她家住的房子就是姐姐的“朋友”送的。现在将要嫁给一个吃交易饭的祝鸿才，搬出去住。沈也说出自己家庭的情形，母亲和年轻的寡嫂带着三岁的侄子，开一家皮货店。父亲和一位从良的姨太太，带着娘家母亲及三个小孩住在南京。沈的父亲病重，将事业交给沈接管，要他辞职回家，沈回南京后想念顾，请许陪顾同到南京来玩。沈的父亲，见到顾很像他在上海认识的一个舞女，他认为她们俩是姐妹。沈到上海看顾，就将父亲的话告诉顾，引起顾的愤怒和误会，她认为姐姐逼于生计，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既然沈家有所顾虑，趁早算了，两人闹

得不欢而散。祝鸿才婚后发了不义之财，在外花天酒地。曼璐由于自己堕胎二次，不会生育，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小姨，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为恐沈来找曼桢，立刻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找到曼璐，她假说妹妹不愿见他，退还他私订之戒指。曼桢住院生产，将不幸告诉同产房的产妇蔡金芳，金芳的丈夫帮助她逃出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来相求，仍不为所动。有一天路上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说是曼璐病死，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这附近。于是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一天看见鸿才老家带出来的女儿招弟，也看见自己的儿子。另一天，她看到从鸿才家出来一口小棺材，原来是招弟得了猩红死了。她进屋去看她的儿子也得了猩红热。鸿才不在家，女佣告知鸿才虐待小孩，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在鸿才家中照顾小孩十多天，最后，决定嫁给她最恨的鸿才。婚后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不理曼桢母子。有一天曼桢在诊所发现鸿才带了情妇和孩子也在看病，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这时沈父死分家，婚后也搬到上海，心中常常想起曼桢。出国十年的许叔惠从美国回来，沈去许家找叔惠，不意遇见曼桢也在。二人一起离开许家，在一家饭店谈谈别后，沈才说出曾去找她，她家搬了，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嫁给母亲的侄子张豫瑾医生。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他俩见面，对望半，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枕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又半，她方道：“世钧，你幸福吗？”世钧想道：

“怎么叫幸福？”他和嫂嫂的表妹石翠芝结婚，没有爱，相爱的人不能结婚。论学历，她是大学毕业，不比其他女人差。其他方面也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她懦弱的性格，却注定她悲剧的一生。有些东西，比如爱情。一旦错过了，就不再。她与沈世钧如此相爱，原本排除万难在一起的。在她姐姐嫁人后，她承担起家庭重担，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拖累世钧。此时，已心生退意。再加上沈家对她的偏见，让世钧夹在中间，不知如何面对。后来，被祝鸿才强奸，让她觉得配不上世钧。种种误会，让他们越走越远。一次误会的决定：嫁给祝鸿才，更是让她悔恨终生。即使，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离婚，自己带着儿子过。但年华已逝，爱情早已在岁月中褪色。多年后，与心爱的人相遇，心中有再多的相思，也是回不到过去了。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

总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面临着生存与婚姻的困窘与危机。对女性的生存状况,张爱玲是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的。在张爱玲看来, 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与以下四点有关: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

首先,它与时代相关。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所说的,我写作的便是这么一个时代,这是一个“乱世”, 一个“大而破”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个时代是沉重的,它象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所有的人都是这个

时代的负荷者”。[4]对于这个时代的名门闺秀来说，不仅负荷的是一个没落的封建时代，另一方面是破落的封建旧家庭套上的种种禁忌, 同时又要在社会上应付各种人事纠纷,身出书香之家的名门闺秀闲在家里有许多不是, 出了差错又要被家人指责, 真正的两难境地，对于广大的小市民来说, 他们负荷的时代充溢着战乱、沦陷、封锁、物价飞涨，然而致使这些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和危机，当之而然的与这个时代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张爱玲认为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是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自母系制被父系制代替后,千百年来,女性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女性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利,这就决定了她们一生可悲的命运。正如张爱玲在作品《张爱玲文集》中所写:“她一辈子也想不通,但是她这世界里的事向来是自管自发生的,她一直到老也没有表示意见的习惯。”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女性没有人格,没有自我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曾一度相信超越经济利益的所谓的爱,但梁太太和乔琪的世界终于让她醒了梦。张爱玲对女性的缺点常抱一种嘲讽的态度,以为她们“小性子,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同时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环境所致，以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

张爱玲认为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与人性的自私有关。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人与人互相倾轧、互相猜疑, 就连最可靠的亲情也不可靠。

无爱的世界使原本荒凉的女性世界更多了一份苍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姑母梁太太不过是利用侄女薇龙的年青美貌拢络她有钱的情人们。《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害死了儿媳, 霸住自己的儿子, 又用疯子的审慎和机智葬送了女儿长安的爱情。亲情何在? 人性里有的只是自私, 在这样无爱的环境里, 什么都是苍凉的。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

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表达：女人的情感本能比之男人而言更圣洁,更简单。她对女性的情感本能似乎是赞赏的,但这种赞赏里无疑含有悲悯的成份,因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带给她们的往往是恶果。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 她多以四十年代旧中国的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 描写在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冲击下, 形成了一些女性的惘怅、悲苦、疑惑、无奈，甚至心理的畸形与变态，从抽象的哲学意味上对人性进行探素，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包含着她对生命、人生价值的思考。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独特、鲜明的女性形象, 她用局外人观俗世的故事，采取旁观者式的客观写作角度，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复杂和现实的黑暗，揭示了人生在现实重压下的脆弱与盲目，控诉了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对人性的残害。

结语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思想日新月异变化的时代，新文化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女性渴望从禁锢中解脱出来；由于有机会体验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使得她能够了解到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貌，也使得她能够对进步的思想有所吸纳，当她拿起笔来描写这样一群人时，能够把她们表现得更加的深刻。张爱玲认真的书写着女性命运的血泪史，让我们感到了女性在生存层面上无奈的挣扎，今天我们继续对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到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还能够对当今社会地位提高给予文化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集《灯下漫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2] 金宏达，《回望张爱玲—— 镜像缤纷》.北京: 北京文化出版社, 202_。

[3] 周芬伶，《艳异—— 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2_。

[4]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 卷[C].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第三篇：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目 录

一 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一）《金锁记》的曹七巧.............................（二）《沉香屑•第一炉雪》中的葛薇龙..................（三）《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四）《十八春》里的顾曼贞...........................二 张爱玲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一）心里变态型....................................（二）交际花类型....................................（三）甘为囚鸟型....................................（四）懦弱女型......................................三 小说中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一）特殊的时代....................................（二）个人的性格原因................................（三）女性的社会地位................................四、结语..............................................注释：................................................参考文献：............................................后 记（致谢）........................................浅析张爱玲小说女性人物的形象

(姚青青)

内容摘要：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她的小说大都以沪港洋场为背景，内容多为旧式家庭发生的琐琐碎碎的婚恋小故事。张爱玲以“参差对照的手法”，塑造一个又一个的女性典型人物形象，她们或甘做欲望的奴隶，或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驱动下进行反抗和挣扎，或为身份的模糊而尴尬着；张爱玲透过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现状和困境。这些女性人物形象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增加了亮色。

关键词： 女性 欲望 悲剧 意识 人性

美国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曾评价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张爱玲的小说善于用古典的故事外壳，通俗的故事形式表现现代人的主题。她站在女性的独特立场，以大量的笔墨对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生存价值、生存现状、出路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纷繁驳杂的，但是却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很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因为她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最终走向一段悲剧。在她的作品中，主要刻画的是旧上海的都市女人，她们都是古老与繁华不太协调的糅合，她们的命运一般以悲剧收场。对张爱玲的小说作品进行考察，我们能够发现，“欲的自由”和“生的苦闷”是她自己作品的主旋律，描写的是“香港”和大上海“十里洋场”社会的现代文明和封建文化交织渐变的文化背景下的普通女性。

一 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一）《金锁记》的曹七巧

曹七巧出身麻油店家庭，在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念里，曹七巧这样的出身，纵然其有倾国倾城的惊艳美貌，也难以与“士”为主体的官宦之家联姻，何况，曹七巧只是个相貌平凡的异常普通的女性。曹七巧嫁进姜公馆时，姜家虽然已经没落，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大族，出身麻油店的曹

看见别人幸福，包括自己的儿女。女儿长安的婚事，她从中作梗，最终把长安变成了第二个曹七巧，对于儿子长白，她更是变态地占有着，因为妒忌长白与芝寿有正常的夫妻性生活，便想出种种法子加以干涉。让长白彻夜为她上烟抽鸦片，当着芝寿的亲妈谈论他们的闺阁私生活“轶事”，最后逼死了芝寿。“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2]作为欲望的奴隶者的七巧，她是冷血的，可悲的，同时也是可怜的。

（二）《沉香屑•第一炉雪》中的葛薇龙

葛薇龙出身于没落的官宦之家，因“上海传说要有战事”才“一家大小避香港来”。薇龙之所以没有打算跟着她的父母回上海，是因为她想在香港完成她的学业，她不想因为回家转学堂要吃一年亏。家里经济拮据，眼看在香港支撑不下去才准备回上海去，怎么办呢？她一个女孩子能想什么办法，在香港没有朋友，自己又没有挣钱的本领，要留在香港完成学业，她只能投奔她的姑妈————梁太太。

梁太太的名声，薇龙是知道的，她早在她的父亲的口中点点滴滴地知道一些，但她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此时的薇龙，不乏现代女性的某些特征。但入住梁太太家不久，虚荣的薇龙便在她姑妈的物质诱惑下渐渐失去自我，成了小有名气的交际花，不断以青春和美貌来为姑妈弄人，以至于将自己的男友卢兆麟也“奉送”给了姑妈。

在浮浪子弟乔琪的爱情攻势下，薇龙爱上了乔琪，“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薇龙和乔琪结婚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薇龙虽然和乔琪喜结连理，但她却完全丧失了自我的意识，她不是为她自己而活着，她只是梁太太勾引男人满足性欲的工具，只是乔琪挣钱的工具和发泄性欲的玩物，薇龙变成了一个出卖肉身、没有灵魂的交际花，她和她姑妈的关系，和丈夫乔琪的关系，愈来愈模糊和尴尬，连薇龙自己也承认，和妓女没什么分别。

和挣扎无疑是更有力和更具时代特色的。

曼桢出身于普通市民阶层，家境贫寒，她的姐姐曾以做舞女来养活全家。姐姐顾曼璐的舞女特殊身份，给全家人造成了无形重压，对于直接受惠于这种特殊家庭收入的曼桢而言尤其沉重。这团阴影在曼桢心头久居不散。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笼罩在这团阴影下的曼桢都非常敏感，自尊又自卑。小说几次写出她对于家庭身世的不愿触及，她素朴的装束，都映现了她内心深处的苦恼。

顾曼桢在与同事沈世钧的相处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正当他们准备订婚时，他们的婚事受到了各自家庭的其他成员的影响，加上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和世钧的懦弱，他们的婚姻之梦破灭了。曼桢和世钧之所以没能结合，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世钧家庭为代表的传统男权社会的压力和曼桢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世钧父母对于曼桢身世的猜测、怀疑，甚至不信任，都表明了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是十分沉重的。曼桢对此是十分不满的，她不愿为了要嫁给世钧而接受他提出的否认与她姐姐的关系。一来是因为她觉得姐姐为家庭付出了太多，她不能这样对待姐姐。二来是她想以平等的身份嫁给世钧，她更不愿意屈就。正如曼桢所说：“我几时看不起他了，是你看不起人！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谁更不道德！”这是曼桢公然对以世钧的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控诉和反抗。她的这种女性自我立场的坚定性使得她在寻找自我的归宿上更加艰辛。

曼桢的不幸并不在于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过于高昂，而是在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挣脱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对她的控制。从而使她曾一度地失去了自我，向生活妥协，向责任低头。当然，是曼璐成功设置的圈套，毁灭了世钧和曼桢本为幸福的情缘，但最终决定曼桢生活之路的仍是她传统的女性思维方式。被祝鸿才强奸后，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世钧，因为舍不得儿子，她又回到祝鸿才的家，过着一种不堪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本不是曼桢所想要的，但她骨子里的母爱逼她走上了这条路。

显然，作为经济已独立的现代职业女性，曼桢可以放弃对男人的依赖，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她也完全有能力逃离祝鸿才的恐怖世界，但她还是陷入其中。这是曼桢的无奈与悲哀，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职业女性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些职业女性，注定要经过一翻挣扎，才能重新找回被遗忘的自我。值得庆幸的是，曼桢最终从祝鸿才的世界里脱离出来，她勇敢地与祝鸿才离婚，找回了自我的生存价值，拥有了自我的生活。曼桢的挣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职业女性寻找

[4]

这一系列反常行为似乎不可理喻，其实都是根源她不幸的婚姻及由此导致的变态性格。

（二）交际花类型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这是一个豪华奢侈而荒淫无耻的地方，梁太太整天忙着找男人，和丫头、婢女争风吃醋，她给薇龙出学费是为了把她作为招引男人的诱饵。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然而那些美丽的衣服、漂亮的青年、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等等，对她太有吸引力了，三个月功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她的生活准则一次次打折扣，她既经不起物质享受的诱惑，又无力抵抗自身的“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终于成为第二个梁太太：自愿的妓女。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象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对于她，未来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畏缩不安的心只有在眼前的琐碎物质享乐中深深地埋没，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

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 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薇龙的悲剧来自于她自身的弱点，她无法抗拒物质的诱惑，一步步走向堕落，体现了人的意志力量的脆弱无力，她无法战胜自身的弱点，对于物质的诱惑和情欲的主宰，人的意志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而这正是导致悲剧的原因。

（三）甘为囚鸟型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虽然受过西洋教育，在骨子里面仍是浓厚的封建意识，逃脱不 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旧式婚姻模式，把寻找经济靠山作为择爱的目的和标准，资产阶级的金钱观、价值观与封建婚姻观竟然奇特地吻合了。她与浪荡公子范柳原邂逅而坠入爱河。范柳原是一个饱经世故、狡猾凶残的婚姻场上的赌棍，他只是想寻找情妇偷欢，而不愿承担丈夫的责任，而白流苏则是觊觎他

说中灰暗、虚无的氛围。

（二）个人的性格原因

生活环境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不是出身于下流社会，就是已衰败的贵族，即使属于中产家庭，生活也是相当拮据。所以对金钱的渴望和对物质的享受成为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曹七巧出身于贫寒，小商贩精明的性格自然在她身上有所表现，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嫁给了名门望族，甘愿去伺候一个残废的男人。低贱的出身与生活的环境，形成她自卑而又不甘的心理，一味地对金钱的追求成为她想把握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嫁到姜家目的就是为了钱，这个目的她达到了，但她毕竟出身于低贱，不可能有淑女风范，泼辣、刁钻、善于调情的生活习性都是市井生活在她身上种下的痕迹，这也是情欲在她心中嚣张的原因。这种“欲求不满”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回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阴险、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的姜老太太，情欲就是这样折磨着她。“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执着于人性的探索，人性的真实，人性的畸形、扭曲、变态也尽收眼底，她小说中展现的都是人类性格中的劣性，自私、虚伪、贪婪、软弱就是她所塑造的人物的特性。尤其是女性，有人说女人生来就是弱者，但弱者背后好似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自我拯救而是毁灭。女人大多数的嫉妒心里很严重。古希腊戏剧中的美狄亚正是因为嫉妒，疯狂到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能说张爱玲受到希腊戏剧的影响，但嫉妒确实是她笔下女性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最可悲的是这种嫉妒通常连她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长时间的积累就变成了杀人的工具。七巧因为自己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就嫉妒别人的和睦的婚姻，甚至无法容忍儿女的婚姻。儿女的幸福在她的眼里成了对她的恶毒的嘲笑。承受不了怎么办？她诱使儿女吸毒，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来锁住女儿；她还通过逼新婚的儿子供出床上之事，折磨死儿媳妇。在情欲的折磨下，她不仅毁了自己的生命，还拉上子女作为自己的殉葬品。当她向30岁的女儿长安最佳的求婚者-------暗示长安有烟瘾的时候，我们不仅不寒而栗，一个极不正常的人丑陋的站在我们面前。

（三）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几千年男为尊传统的压抑下，中国女性自身带有很深固的奴性，尽管五四以来一直提倡妇女解放，但仍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张爱玲小说中的

在张爱玲后期塑造的女性人物曼桢身上，鲜明地看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坚强的抗争。她们的挣扎、抗争，相对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而言，相对那根深蒂固的伦理纲常和道德文化而言，都是微弱无力的。作家通过书写这些女性的挣扎，揭示了现代女性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肯定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生存现状抗争、挣扎的重要意义。

张爱玲塑造的少数的健康完人形象，虽然是少数，但这些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虽然身世遭遇各异，个性经历迥然，但她们大都有个共同点：要么在物质生存世界中苦苦挣扎，要么在情欲世界中苦苦挣扎，要么在精神世界中苦苦挣扎。透过这些以“苍凉”为基调的有着悲剧色彩的故事，我们可以洞察出作家对于现代女性生存现状的思考，作家在揭示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压迫女性身体和灵魂的同时，也以悲剧精神揭示了一种属于社会，属于时代，属于整个人类的深刻悲哀。

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苍凉而复苍白，安命而又怨命的女性悲运，在张爱玲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呈示，并且总以纤毫必露的显微效果，把女性异化的真相展示了出来，给人以“凉入骨髓”般的审美感受。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外表上，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但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这些女性，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征。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她们全被一只巨手遏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世代因袭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庸的意识，她们演绎的正是个体生命在时代的变化中为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时由于传统重负的因袭及对世界的茫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时的悲剧。这些人生所演绎的，也只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后

记（致谢）

时间如梭，转眼毕业在即。回想大学生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之情。感谢母校给我们提供的良好的学习环境，使我们能够在此专心学习，陶冶情操。谨向我们的论文指导老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本文的写作直接得益于他的悉心指点，从论文的选题到体系的安排，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师恩重于山，师恩难报。我只有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以契而不舍的精神，努力做出一点成绩，以博师恩一笑。

另外，我必须感谢我的父母。养育之恩，无以为报。作为他们的孩子，我秉承了他们的朴实，坚韧的性格。也因此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也因为他们的日夜辛劳，我才有机会如愿以偿完成我的大学学业，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朋友们，正是由于他们在电脑技术上的无私指导，我才得以顺利完成改论文。

第四篇：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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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辉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女性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男性则处于边缘地位。比如，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在家庭中充当大家长，支撑家族苟延残喘的无一例外都是女性，男性家长则被排除在外，女性家长替代了男性家长的位置，如《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怨女》中的姚老太太，《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小艾》中的席老太太。而对于男性的形象，也很少有好男人的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性无论身份年龄，无论是庸碌于都市空间的各态人物，洋场社会的风流阔少，还是旧家族的遗老遗少，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昏馈无能，他们都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家庭与爱情的因素，还与时代特征下男性的普遍特点有关，更与张爱玲本身所具有的对男权社会的否定与藐视有关。

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一）没落贵族的遗老遗少

张爱玲的小说中，描写了许多封建没落家庭中的男性。他们有的形体残缺、精神残障、一无所能，如《金锁记》里里毫无人气的软骨病人姜二爷，《怨女》里患着骨痹、又聋又瞎的姚二爷；他们有的终日沉溺于“醇酒妇人和鸦片”中，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如《金锁记》里的的姜季泽，《小艾》里蓄娟养小、骗太太钱财、做无耻汉奸的席五老爷。这些人他们生存的唯一本领就是“啃祖宗”。

我们在读张爱玲小说的时候可以发现，张爱玲对这类遗老遗少的描写比对其他男性的描写更为深刻，对其他男性的描写都不能达到直逼内心的程度，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而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正说明张爱玲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只要人物在旧式的生活方式中，她便能游刃有余。

（二）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的留洋人士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大都曾留洋，或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着上等体面的工作，但同时又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使得自己纠缠于东西方文化中。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挣扎在“好人”与“真人”双重人格之间的佟振保；《留情》里“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的米晶尧；《多少限》里药厂老板夏宗豫。

佟振保是这一类男性形象的典型。佟振保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着力刻画的男性主角形象，是一个既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又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人，其双重人格在社会规范的“好人”与人性之本的“真人”间此消彼长地相互格斗。他渴望生命中有两种事物的共存一一红玫瑰和白玫瑰，红玫瑰代表“热烈的情妇”，也是他的性爱理想；白玫瑰代表“圣洁的妻子”，是他的婚姻理想。他迷恋于朋友之妻王娇蕊那光滑、质感的肉体，盘算着“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在情欲的诱惑下，露出了“真人”本相，获得了朋友之妇的感情。然而他一方面陶醉于得了便宜的无耻快乐之中；一方面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王娇蕊终究会威胁到他的名誉、前途、地位等等。他一方面“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浪一点的，娶不得的女人”；一方面又“由不得女人不规矩”。之后，娶了孟烟鹏后，他又开始了自觉选择的传统婚姻生活。而当他得知孟烟鹂居然与裁缝私通后，他纠缠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他开始公开嫖娼、疯狂地变本加厉来砸碎妻子、砸碎自己、砸碎这个家。

张爱玲笔下的这类人物，很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然而他们的悲剧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他们是留洋人式，受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影响，而现实却是他们依旧固守传统男权社会的一套传统，这两种道德观念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不仅造成了他们的 悲剧，更造成了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而这类人物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执着，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从小的旧式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的影响，更是因为他们“留洋人式”这一特殊身份。他们在国外生活，深受西方文化传统感染，却因为种族与以前生活方式与习惯的影响，不能真正融入西方生活，由此产生了“异乡人”、“外来人”的感受，得不到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开始发酵，渴望得到祖国与国人的认同，于是回到国内，便自觉地融入到大家所共有的固有的传统生活与观念中去。

（三）洋场社会的风月高手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反映的是沪港两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是一个开向沪、港都市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洋场社会’的窗口”。她笔下的洋场男性是“病态的文明培养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之间的调剂”。比如，《倾城之恋》里“把婚姻看作长期卖淫”、“对女人说惯了谎”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靠寄生贵妇、吃软饭、善调情的“杂种”乔琪乔；上流社会的情场老手、用钻石镯子“铐住”葛薇龙的司徒协等。

二、男性形象及边缘化的原因

（一）家庭的影响

张爱玲少年时代，生活在由鸦片、后母等组成的暗淡的旧式家庭氛围中，在家庭中没有得到多少温暖和爱。后来还与后母发生矛盾被父亲虐待关禁闭达半年之久。张爱玲说过这样的话“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也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可见父亲给予她的打击是深刻的。张爱玲还有个弟弟，她的弟弟从小娇生惯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逃学、忤逆、没有志气。且家人与仆人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对张爱玲和她弟弟向来都是不公平的。

在张爱玲的世界中，最先接触的两个男性便是父亲和弟弟，但这两个男性全不像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中的那些英雄式的人物，相反却是自私、荒淫、软弱的。这种反差影响了张爱玲对男性世界的认识。且对男尊女卑思想的厌恶也使她很早就产生了反抗心理，所以她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二）时代特征下男性的普遍特点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纷纷的时代，浓重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人们。1937年，张爱玲到香港读书，就在这一年，日军进攻位于北平西南郊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张爱玲正在那里读书，她经历了香港被围困和侵占的全过程。在《烬余录》中，她写到了战争给与她的体验：“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己经不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间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早不保暮”。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大都也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乱世。战争频发、时局混乱、物价飞涨导致了人们产生恐慌空虚、迷茫绝望的心理。西方思想观念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陷入迷茫与危机。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中，生命变得异常脆弱，人性的丑恶与野蛮也时时凸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战争中，在这样乱世中的，一些男性免不了充满了欺骗、荒淫、无耻与自私。张爱玲正是借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特殊的时代风貌。

（三）爱情经历的影响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恋以及被抛弃，不能说必然使她加深了对男性的失望，却一定是使她积淀了对人、对事的思考与态度的。张爱玲在《天才梦》中说，“在没有人与人交界的场 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这体现了她独有的悲悯气质。与胡兰成的失败的爱情，恰恰加深了这种悲悯的气质。我在这里之所以用“悲悯”一词（悲悯：哀伤而同情），是因为张爱玲其人其文不仅给我们一种悲观的感受，更突出的是一种世俗的同情，这是她关注人与人性的体现。这种气质在前期受家庭与经历影响，之后又因为失败的爱情，形成了对人对事的深刻思考，从而加深了这种独特的悲悯气质。作家的气质作为他们创作个性因素诸多的一种，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四）对男权社会的否定与藐视

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父权和夫权一直是捆绑女性的两大绳索。男性的父权和夫权代表着现实世界对女性的束缚，正是感于这种束缚的荒诞，张爱玲不仅借助于描写男性在形体和精神人格的不健全来表现男性的残缺，而且，她还有意识地展现了男性父权和夫权的沦丧，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我们可以从张爱玲的散文中看出她对男性和女性的看法。在《谈女人》里张爱玲写道：“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妻妾之道。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还抱怨些什么呢？„„女权社会有一样好处一一女人比男人较富于择偶的常识，„„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可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有人说现今的社会症结全在男子不会挑选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那是过甚其词，可是这一点我们得承认，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动，我们才有希望产生一种超人的民族。”张爱玲认为，女人虽然也有劣根性，但导致女人依附于男人求生存劣根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男人对女人的束缚与压制。

我们还可以从《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的一段话看出张爱玲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与藐视。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写到《红鬃烈马》这部戏剧，认为它“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可以休妻或停妻再娶，而女性则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苦守寒窑，从一而终。在这段话中，张爱玲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种现实，揭露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的自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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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论 文 题 目指 导 老 师学 生 姓 名学

号院

系专

业写 作 批 次

W44941012220004

202_秋批次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徐珊 ：林少名 ： ：网络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原 创 承 诺 书

我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论文是本人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查证，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若本论文及资料与以上承诺内容不符，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毕业论文作者签名：__林_少_名_________

日期：202_年12月16日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Ⅱ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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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锁记》的曹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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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葛薇龙 „„„„„„„„„„„„„„„„„1

(三)《倾城之恋》的白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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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玲小说主要塑造的女性形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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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际花类型 „„„„„„„„„„„„„„„„„„„„„„„„„2(二)畸型女类型 „„„„„„„„„„„„„„„„„„„„„„„„„2(三)懦弱女类型 „„„„„„„„„„„„„„„„„„„„„„„„„3

三、小说中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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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的时代 „„„„„„„„„„„„„„„„„„„„„„„„„4(二)个人的性格原因 „„„„„„„„„„„„„„„„„„„„„„„4(三)女性的社会地位 „„„„„„„„„„„„„„„„„„„„„„„5

参考文献

„„„„„„„„„„„„„„„„„„„„„„„„„„„„„7 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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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爱玲是现代女性作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一个传奇，深深吸引着人们去品读她的作品，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感叹其悲剧意味。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尤其突出。本文就从她的几部经典作品去分析女性在其小说中的重要性，主要类型和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

关键词：女性主角

女性类型

悲剧原因

I

Abstract

Zhang ailing's is the modern women writers of a unique scenery line, is a legend, deeply attracted people to read her work, reap happy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gedy means sigh.In her novel, the female image especially prominent.This paper from her several classic work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women in his novels, the main types and cause the cause of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Key words：Female protagonist

Women type

Tragedy reason

II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是现代女性作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一个传奇，深深吸引着人们去品读她的作品，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感叹其悲剧意味。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尤其突出。本文就从她的几部经典作品去分析女性在其小说中的重要性，主要类型和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张爱玲小说中，《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半生缘》《倾城之恋》这四部小说是塑造女性形象的经典之作。每部作品中，每个女主角的形象令读者看罢，皆感叹唏嘘，怜悯其悲剧命运。

（一）在《金锁记》中，女主人公曹七巧本是个麻油店主之女，是个普通女孩，健康、泼辣，有着要强的个性。在旧社会里，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在其兄的安排下，嫁给姜家有骨痨病的二爷做姨太太。后被姜老太太扶正，成为正房。从此开始了她畸形而悲剧的一生。

在姜家的生活是举步维艰的，没人关心，没人尊重，受人排挤，被人鄙视。慢慢地，她心理上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

在分家之后，她怀着一种很畸形的心理：自己无法获得的幸福，别人也无法获得，包括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她让自己的儿子陪她抽大烟，不与儿媳同床，又在公开场合抖其隐私，逼得儿媳几乎发疯。在她的折磨下，儿媳终于死去，也彻底毁了她的儿子。为了不使自己的财产在女儿出嫁时受到损失，她通过撒谎，破坏了女儿与童世舫的婚事。女儿也在这样的打击下，天天沉迷在抽大烟的快乐中，终身与她为伴。她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会对她的财产不利了。

整部作品以曹七巧为主线，刻画了一个原本善良的女人被封建社会意识毒害而变成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害人者。这本身就是悲剧的命运。

（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上海平凡女子葛薇龙到香港投靠姑母梁太太，本想成为在大学求学、毕业后独立自主的女性，但却受姑母指引，进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求生存。原本清纯的她，在上流社会的沾染之下，渐渐变得爱慕虚荣，渴望奢靡的生活。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花花公子乔琪，并爱上了他。从此，她就彻底成了其姑母和乔琪利用的工具，帮他们赚钱和弄人。

一个清纯女学生变成了一个艳丽的交际花。没有结果的爱情，没有亲情的亲情，她夹在中间，挥霍着自己的青春。美丽总有凋谢的一天，交际花的命运，可想而知。

人们在小说的始惊叹她的清纯，在篇末却对她的堕落有着无尽的叹惜。她原本有着更光明美好的未来，却因为所谓的爱情和亲情，一步一步掉进深渊，埋葬了自己的一生。

在《半生缘》中，大学毕业的顾曼桢在工厂工作与沈世钧相识相爱。但两人的结合去面临重重阻力。一来家庭变化使得曼桢承担了养家重担，二来沈家无法接受她有一个做过舞女的姐姐，身家不清白，坚决反对。追求者的热烈让世钧心生误会。更不幸的是，曼桢在妹妹曼璐的设计下，被其姐夫祝鸿才强奸并有了身孕。两人在种种误会和阻隔下，各自成家。但过得非常不幸福。曼桢最终也选择了离婚，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多年以后，两人再次相见，虽彼此挂牵，却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令人十分惋惜。

曼桢的爱情同样是一场悲剧，这与她的性格的懦弱是有关。人们总是感叹，如此相爱的两人，最终却没有美好的结局。悲剧的爱情，往往不是命运，而是人为的。

（三）在《倾城之恋》中，祖上曾盛极一时、如今家道中落的前清翰林白家六小姐白流苏嫁给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暴发户唐家的少爷唐一元，唐老爷骨子里根本看不起白家因循守旧、死要面子的做派，唐一元婚后依然游手好闲、拈花惹草，白流苏奔波于两家的同时，还要应对丈夫的风流新闻，心力交瘁。经历夫妻冷战、一元纳妾、腹的孩也意外流产、协议 1 回娘家、家人算计、自杀、离婚等等，流苏深感寒心。偶遇印尼富商范天和的私生子范柳原，白流苏的种种表现令范柳原莫名心动。对白流苏念念不忘，于是俩人间演绎了一段爱情。

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白流苏虽然几经努力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成功地逃出了家庭，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自己作品中常有的荒凉感。白流苏逃出了狼窝，又落入了虎口，而且，她得到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而这座空城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全，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虽然战争加快和简化了许多人正式成婚的速度，但这种婚姻肯定是靠不住。

在以上四部作品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扮演着的重要角色。

二、张爱玲小说主要塑造的女性形象类型

（一）交际花类型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这是一个豪华奢侈而荒淫无耻的地方，梁太太整天忙着找男人，和丫头、婢女争风吃醋，她给薇龙出学费是为了把她作为招引男人的诱饵。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然而那些美丽的衣服、漂亮的青年、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等等，对她太有吸引力了，三个月功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她的生活准则一次次打折扣，她既经不起物质享受的诱惑，又无力抵抗自身的“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终于成为第二个梁太太：自愿的妓女。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象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对于她，未来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畏缩不安的心只有在眼前的琐碎物质享乐中深深地埋没，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 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 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薇龙的悲剧来自于她自身的弱点，她无法抗拒物质的诱惑，一步步走向堕落，体现了人的意志力量的脆弱无力，她无法战胜自身的弱点，对于物质的诱惑和情欲的主宰，人的意志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而这正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二）畸型女类型

《金锁记》曹七巧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心理畸形的毒妇人。十八九岁，曹七巧是个姑娘的时候，自己的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年轻的曹七巧是店里的“活招牌”。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的朝禄，他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她完全可以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的日子里，过她那个层次人的正常生活。那时的曹七巧是美丽的，像所有的少女一样。然而，旧时的女人，都想改变命运，再加上兄长的自私贪财，于是就把她嫁给了有钱又有权的姜家二少爷。那是一个得了软骨症的残废男人——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她等着二少爷死去好分一笔家财。真是“天赐良机”，曹七巧进了姜家“翻身做上等人”。可一进姜家门，曹七巧开始了向畸形人转变的过程。

曹七巧乃市井平民，来到了本不该属于她的姜家，是不招人喜欢的。地位低下，与大户人家不相宜，姜家谁也瞧不起她，丫头们背地里对她说三道四，跟着她觉得掉价。这都怪她出言不雅，龙生龙，凤生凤，她既是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见多识广”，村话粗话说惯 2 了，来到姜家依旧是她曹七巧的“本色”——没教养，说话犯忌，言必涉及男女私密。她好搬弄是非，说她住的房子朝后是姜家欺负她；告诉老太太说“女大不中留”，要老太太写信给彭家，叫他们早早把云泽娶过去（姜家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摆明着丢姜家人的脸面儿）；说姜季泽在外面花天酒地，用了公帐上的钱„„每句话都含刺，连一些丫头下人们都不知道的村话，而她堂堂姜家二奶奶大谈特谈，姜家的人谁爱听这话儿？

曹七巧是黄金的奴隶，戴着黄金的枷锁活了过了一生。当初进姜家为的就是钱，婚姻与青春是钱的交易品。她不满姜季泽乱花公帐上的钱，在分家时，她号啕大哭：“明算账，大哥大嫂不言语，我可不能不老着脸开口说句话。我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哪怕把从前的旧账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账，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得到钱之后，她又苦心地守钱。“你娘的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容易守得住”。为了守住她的钱，她付出了更多。分家后，她曾经爱过的姜季泽来访，喜悦之余，她马上怀疑姜季泽是为钱而来，真相大白之后，她毅然封杀内心的欲望，产生了“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的混账”的偏见。以致女儿长安还是十三岁时，不小心从茶几上摔下来，侄子春喜扶住了，被她看见就以为侄子是受了父母的教唆，看着她们家的钱，来打长安的主意，气走了侄子之后，她教女儿：“男人„„都碰不得”。当女儿年轻时，有很多人提亲，男方家境一般的，她认为人家看中了她的钱；家境好的，看不上长安，婚事一直耽搁。晃了三十年，女儿大了，这时曹七巧就说：“长安自己长得不好，不是母亲不关心她的婚事”。活生生一个守财奴形象。

姜家二少爷终日在床上躺着，肉是软软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嫁给这样的一个废人，她肉体上得不到满足，言行举止中就流露出涉淫犯忌。不仅仅言语不登大雅之堂，而且把身边唯一的男人——自己的儿子训成烟鬼，成好陪在她身边。要儿子说出夫妻之事，然后又把儿子儿媳的私密事在牌桌上大讲一通，还略加渲染，说得“有声有色”。别人都听不下去，儿媳的母亲都无颜再见女儿，她还一个劲儿地讲。接连要儿子为她烧烟，把儿媳撂在病床上，导致儿媳最后没人照料而死。后来扶正的绢姑娘，还没熬过一年就吞鸦片自杀了，连儿子不敢再娶。女儿长安为了好不容易才交上的童世航而硬撑着戒烟，曹七巧倒好，在童世航跟前，有意无意地说女儿是个大烟鬼，棒打鸳鸯。这是怎样一个变态狂，虐待狂，自己没得到爱情，反而还嫉妒女儿，活生生地拆散长安和童世航曹七巧是个大恶魔，自己戴着黄金的枷锁不罢休，还要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两个儿媳，没死的子女也送了半条命。她周围的人恨她，恨她吝啬，恨她不痛常理，恨她搬弄是非，恨死了她。她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她自己心里也不好受。;从一走进姜家的门曹七巧就错了。下层人变态地追求富贵的心理和正常的生理追求，与现实的压抑让曹七巧踏上了畸形化的不归路、（三）懦弱女类型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是一个典型的柔弱女，她的懦弱心理让她的一生都发生了改变。女主角顾曼桢，原籍安徽六安，十四岁时父亲去世，随着母亲、姐弟住在上海，也在许任职的工厂做打字员。故事发生在春节的第四天，许与沈到一家小饭店吃饭，遇到顾曼桢也在小店，此后三个人就常一起到饭店吃饭，外出游玩。顾在照相的地方失落一只红手套，沈不声不响，独自冒着雨，踏着泥路去找回来。第二天中午悄悄的递给了顾。顾因受伤风感冒没有来上班，许、沈正想要去看望她，顾遣弟弟到办公室送抽屉的钥匙，请许帮忙取出昨日打好的公文。两个男人吃饭时，就谈到了顾叫弟弟送钥匙的事情，好像怕人家上她家，对她的家庭有一种神秘感。顾病愈上班，三人又外出吃饭，许因另有应酬。席间，顾坦白的告诉他：家里有祖母、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姐姐因负担家庭生活，先当舞女，后做交际花。她家住的房子就是姐姐的“朋友”送的。现在将要嫁给一个吃交易饭的祝鸿才，搬出去住。沈也说出自己家庭的情形，母亲和年轻的寡嫂带着三岁的侄子，开一家皮货店。父亲和 3 一位从良的姨太太，带着娘家母亲及三个小孩住在南京。沈的父亲病重，将事业交给沈接管，要他辞职回家，沈回南京后想念顾，请许陪顾同到南京来玩。沈的父亲，见到顾很像他在上海认识的一个舞女，他认为她们俩是姐妹。沈到上海看顾，就将父亲的话告诉顾，引起顾的愤怒和误会，她认为姐姐逼于生计，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既然沈家有所顾虑，趁早算了，两人闹得不欢而散。祝鸿才婚后发了不义之财，在外花天酒地。曼璐由于自己堕胎二次，不会生育，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小姨，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为恐沈来找曼桢，立刻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找到曼璐，她假说妹妹不愿见他，退还他私订之戒指。曼桢住院生产，将不幸告诉同产房的产妇蔡金芳，金芳的丈夫帮助她逃出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来相求，仍不为所动。有一天路上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说是曼璐病死，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这附近。于是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一天看见鸿才老家带出来的女儿招弟，也看见自己的儿子。另一天，她看到从鸿才家出来一口小棺材，原来是招弟得了猩红死了。她进屋去看她的儿子也得了猩红热。鸿才不在家，女佣告知鸿才虐待小孩，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在鸿才家中照顾小孩十多天，最后，决定嫁给她最恨的鸿才。婚后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不理曼桢母子。有一天曼桢在诊所发现鸿才带了情妇和孩子也在看病，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这时沈父死分家，婚后也搬到上海，心中常常想起曼桢。出国十年的许叔惠从美国回来，沈去许家找叔惠，不意遇见曼桢也在。二人一起离开许家，在一家饭店谈谈别后，沈才说出曾去找她，她家搬了，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嫁给母亲的侄子张豫瑾医生。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他俩见面，对望半，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枕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又半，她方道：“世钧，你幸福吗？”世钧想道：“怎么叫幸福？”他和嫂嫂的表妹石翠芝结婚，没有爱，相爱的人不能结婚。论学历，她是大学毕业，不比其他女人差。其他方面也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她懦弱的性格，却注定她悲剧的一生。有些东西，比如爱情。一旦错过了，就不再。她与沈世钧如此相爱，原本排除万难在一起的。在她姐姐嫁人后，她承担起家庭重担，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拖累世钧。此时，已心生退意。再加上沈家对她的偏见，让世钧夹在中间，不知如何面对。后来，被祝鸿才强奸，让她觉得配不上世钧。种种误会，让他们越走越远。一次误会的决定：嫁给祝鸿才，更是让她悔恨终生。即使，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选择离婚，自己带着儿子过。但年华已逝，爱情早已在岁月中褪色。多年后，与心爱的人相遇，心中有再多的相思，也是回不到过去了。

三、小说中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

（一）特殊的时代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特殊年代中，让她笔下的女性不断做出让人惊叹的选择。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挺身走险，把自己押入一场爱情的赌局。张爱玲玲笔下的这些人物为了不断膨胀的物欲，可以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甚至出卖幸福，她们对物质的需要已达到一种异化的物欲，不幸的是，时代并没给她们大贵的命运，她们得到更多的是一个悲惨的结局。物欲横流最终吞没了她们，使她们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因此当“似睡非睡”的七巧回忆起“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时,这些只能和着她脸上的两滴泪珠,永远地埋进了她的坟墓；霓喜在一次又一次被抛弃后,最终也成为一点人气也没有的“外头人”；香港的沦陷虽成全了白流苏的“爱情”，但她心中的悲凉却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半生缘》中的曼桢和世钧是张爱玲小说唯一的一对有真情的情侣，但最后还是阴差阳错的分开了。终是没有逃脱张爱玲小说中灰暗、虚无的氛围。

（二）个人的性格原因

生活环境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不是出身于下流社会，就 4 是已衰败的贵族，即使属于中产家庭，生活也是相当拮据。所以对金钱的渴望和对物质的享受成为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曹七巧出身于贫寒，小商贩精明的性格自然在她身上有所表现，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嫁给了名门望族，甘愿去伺候一个残废的男人。低贱的出身与生活的环境，形成她自卑而又不甘的心理，一味地对金钱的追求成为她想把握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嫁到姜家目的就是为了钱，这个目的她达到了，但她毕竟出身于低贱，不可能有淑女风范，泼辣、刁钻、善于调情的生活习性都是市井生活在她身上种下的痕迹，这也是情欲在她心中嚣张的原因。这种“欲求不满”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回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阴险、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的姜老太太，情欲就是这样折磨着她。“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执着于人性的探索，人性的真实，人性的畸形、扭曲、变态也尽收眼底，她小说中展现的都是人类性格中的劣性，自私、虚伪、贪婪、软弱就是她所塑造的人物的特性。尤其是女性，有人说女人生来就是弱者，但弱者背后好似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自我拯救而是毁灭。女人大多数的嫉妒心里很严重。古希腊戏剧中的美狄亚正是因为嫉妒，疯狂到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能说张爱玲受到希腊戏剧的影响，但嫉妒确实是她笔下女性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最可悲的是这种嫉妒通常连她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长时间的积累就变成了杀人的工具。

七巧因为自己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就嫉妒别人的和睦的婚姻，甚至无法容忍儿女的婚姻。儿女的幸福在她的眼里成了对她的恶毒的嘲笑。承受不了怎么办？她诱使儿女吸毒，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来锁住女儿；她还通过逼新婚的儿子供出床上之事，折磨死儿媳妇。在情欲的折磨下，她不仅毁了自己的生命，还拉上子女作为自己的殉葬品。当她向30岁的女儿长安最佳的求婚者----童世舫暗示长安有烟瘾的时候，我们不仅不寒而栗，一个极不正常的人丑陋的站在我们面前。人说“母爱如水”，应该是温柔的，跟子女是最亲近的。在此却是令一现象。《心经》里的小寒因为嫉妒将她父母的爱慢吞吞的杀死了。就是《花雕》中已经病入膏肓的川嫦也不例外，见到情敌余美增容貌平常，第一个感觉就是放心，已是垂死的人，嫉妒的心理还在作祟，真是可悲又可笑。

（三）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几千年男为尊传统的压抑下，中国女性自身带有很深固的奴性，尽管五四以来一直提倡妇女解放，但仍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也是由于这种依附观，从而陷入悲剧的人生中去。受五四影响，女性也开始到社会上读书、工作，甚至留学深造，但只是在形式上的改变，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女人最终应当靠男人生活，失去独立的人格，心甘情愿地成为男人的奴隶、附庸、玩偶，从而沦为悲剧的化身。

《霸王别姬》中虞姬把自己卑微地比做楚霸王的回声，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川嫦看似传统又颇有心机的白流苏，费劲心思无非也是在男人身上以求生存。、烟鹂依照男权社会标准形塑而成的女子，没有出嫁时就依附于家庭，出嫁后依附于丈夫，性情沉闷缺乏主见。娇蕊家里人送她出去读书，目的也是为了挑个好一点的人。曼璐在男人堆里摸爬滚打多年，受尽男人的欺凌，最终还是把希望寄托于男人，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妹妹。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因为男人就是她们心中的主心骨，一旦垮了，一切都没有了。男性是构成女性世界的另一半甚至全部，男人是女性命运的支配者，更是施虐者。更不幸的是她们所依靠的男人，不是自私薄情的伪绅士，就是颓废窝囊的纨绔子弟，再或者是巧言令色的花花公子，对于他们来说，女人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件衣裳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生命里有两个女人，5 “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更深刻的暗示了在男人的世界里，女人是分裂的两半，最后的结果不是墙上的一滴蚊子血，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

在以男性权力为标志的社会里，男人本身只把女人作为可以随意摆弄的物品，当作一种附庸。女人对自己的处境和表现只能无能为力甚至无动于衷，好似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再反抗也是徒劳。即使有过反抗也一样悲剧收尾。白流苏勇敢的脱离婚姻的桎梏，为了生存还是又一次走进婚姻的围城。曹七巧不依赖于男人，把黄金作为她最大的寄托，为了财产泯灭了自己的情欲，转过头来又以封杀别人和儿女的情欲来作为自己情欲的补偿。娇蕊为了追求自以为的爱情，义无返顾的离了婚，在惨遭抛弃后还只有选择无味的婚姻。从这也可以看出女性的悲剧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上不独立，在没有钱的基础上只有依靠男性而生存。女性与男性永无休止的“斗争”是她们的生存哲学。这种“斗争”只是女性生存的迫切需求。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便是一种迫切的生存意识。在曼桢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第一批职业女性的影子，也看到了其中的心酸和无奈。就是在现代，社会虽然给了女性自强自立的条件，但仍会从内心不自觉的依靠于男性的女性，或许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已经留下了太深的烙印，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

由此可见，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不是个人的，也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是特殊时代造成的。

参考文献

[1] 于青.《张爱玲传略》[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3]《经典张爱玲—忆胡适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_年

[4] 张家平《两种观照-张爱玲与苏青作品比较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_年

致谢词

值此论文完成之际，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徐珊教授。徐教授从论文的选题、资料的收集、论文的撰写编排过程，到最后整篇论文的完成，都非常耐心地对我进行指导，给我提出好多建议，告诉我应该注意的细节问题，细心地给我指出错误。徐教授诲人不倦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地治学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值得我永远学习。在此，谨向指导老师徐珊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