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经济专题

《中国经济专题》报告论文

题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

11经济学三班

组员：张炳贤111041358

叶子通111041349

吴汝基111041311

郑舒仰111041386

报 告 日 期：202_年6月18日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 摘要：本文阐述了国企改革的现在和未来——国企改革的成果是什么？怎样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本文通过国企三次改革热潮的回顾，反思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铺开国企改革原因，论述三个论点进行深一步探讨；进而指出国企改革的任务和趋势就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企改革至今，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 “国企垄断”是事实还是谬误？ 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国进民退”的争论，热度越来越高，这表明国企改革还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待破解，任重而道远。

在历史时空坐标系中考察国企改革的成果，可以看到：第一次企改高潮的特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中策现象”；第二次企改高潮实现了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转折，政府对国企的支持也由后台（金融）走到了前台（财政），由间接变成了直接；第三次企改高潮“大国有”战略浮出水面，国有企业华丽转身，垄断地位日见巩固，其强大之势不可逆转。“大国有”战略更多地被人们理解为“国进民退”的继续从而成为当前国企改革争议的热点，显示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毋庸置疑，反垄断与去行政化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而建立职业化和规范的经理人制度则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 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是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关键，需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表明哪些该进、哪些该退。

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将国企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对国有经济的改革主要围绕着国企改革展开。通过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租赁制、抓大放小、有进有退、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最后定为政企分开，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撤销几个工业部，还权与企业，这就抓住了国企改革的要害，是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国企改革第二个里程碑。撤销几个工业部只是实现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国企改革的任务还任重道远，应当对继承原来部的行政垄断权的大企业继续进行改革。

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标准。为了贯彻“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方针，在“有进有退”的标准上应取得共识。因为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会做出不同决策，其影响甚大。目前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家统计局的“定量标准”，一个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定性标准”。

国企改革的成果是什么，怎样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 这两项内容决定了国企改革的现在和未来，也就决定了它的历史方位。当前对于这两项内容的解答各异且颇有争议。在历史时空坐标系中考察国企改革的过程及其生存的环境，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国企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第一次企改高潮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后期，集中表现在县及县以下国营、集体经济大规模改制，其突出特点是“退国进非”。九十年代前期延续了这股势头，而且纳入了很多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自此，县及县以下几乎没有了国有经济。这个时期企改的特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最经典的例子是“中策现象”。

而此前，所有制的基本格局还是“国营企业”一统天下，它控制着几乎所有的资源和产品、生产和消费，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很难展开。八十年代改革以此为突破点，在流通领域打开了缺口，即放开一部分国有部门控制的资源和价格，实行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的“双轨制”。这样，计划控制的资源在计划外流通就有了“名份”，并源源不断地从国有部门流向私营企业、流向了自由市场。另一手，则是采取沿海开放政策（从1984年开始），鼓励外包和出口，将需求直接跟外需对接。甚至还鼓励“两头在外”，即只在国内加工，而货源和订单两头都在外，事实上已成了一块“飞地”。这样，外贸部门从生产到销售都独立于国内需求、国内市场和宏观形势的制约，相反地，它还左右了宏观形势。从上述两方面入手，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最终被捅破，同时，促进供给、繁荣市场的目的也达到了。

第二次企改高潮，出现在九十年代末产业结构调整时期。1998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产业政策明确提出“退二进

三、抓大放小、重组改制，下岗分流”，这个时候才真正使得“九五”时期提出的“两个调整、两个根本性转变”落地生根。1998年之后的国企“三年脱困”攻坚目标是真正在啃硬骨头，一批老国企被收购兼并，大量职工分流下岗。当时社会对于这项产业政策的导向，普遍理解为“国退民进”、“退国进非”，一些地方也是这么做的。为此，还发生了著名的“郎顾之争”（202_年），引起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国务院为此叫停了MBO。202_年的“通钢事件”标志着“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转折，此后“国进”之势有如破竹，“民进”受遏制，再无地方政府胆敢把钢厂卖给私企老板。私企甚至一路落荒而逃。

几乎就在这一刻，国企吹响了重组的集结号。202_年组建国资委，以集团化重组控股国有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2_年开始在以后6年时间里，国企纷纷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经营方式越来越灵活，而企业的控制权仍然有效地掌握在国资委手中。事后来看，这种“以退为进、有退有进”策略不但没有减弱国企，反而使其变得更为强大。国企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迅速好转，成为竞争中强势的一方。无论是产业的重要性、集中度还是规模，都是重量级的数一数二的人物，甚至在世界五百强中也越来越多地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前后两个阶段国企判若两人，旧貌变新颜。

202_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面对外需不足所采取的对策是全力

扩大内需，重点是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两年内新增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由此，政府对国企的支持也由后台（金融）走到了前台（财政），由间接变成了直接。国企大举进入钢铁、采矿、汽车、医药、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成为有市场定价权的企业“大鳄”。充实的外汇储备以及“走出去”战略也引导着企业在国际投融资市场上变得更加活跃。由此，国企发展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次企改高潮“大国有”战略浮出水面，国有企业华丽转身，垄断地位日见巩固，强大之势不可逆转。1998-202_年是重要转折期。此前，是“外贸+制造业=外汇”的外需型增长方式，外贸空间决定GDP增长空间、国际经济形势决定国内经济形势，外贸部门很有优势，而内需并非重要的因素，为了吸引外资促进外贸，实行了内外有别政策，甚至对内歧视，我们有时称之为对外资、外贸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这个阶段，国有企业的优势也显示不出来，甚至有一个阶段还处在效益危机和私有化预期中。

1998年和202_年两次大的外来冲击，使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第一，迫使总需求的重心由外需转向内需，两次冲击都大规模地扩大内需，这种政策上的转向是非常明确的。202_年之后做出的一系列举动，也是这种趋势性反应。如取消农业税、对农业补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202_的这次外汇储备危机，从“外汇是金”变成了“外汇泡汤”之后，这种外向型增长方式承受了巨大的美元国债损失。正是迫于这种极端严峻外需形势做出了重大改变，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转移，即从着眼于与国际接轨和外部需求转向了以国内需求和民生工程。第二，国有企业的地位日渐上升，甚至如日中天。不仅是因为国有企业上市有了新的融资平台，还因为它获得了扩张性财政的巨大投入和订单，再加上它原来占据的垄断地位，使得它如虎添翼，更为强大。

为什么要改革？ ——国企低效率及其解释。

原因一：委托代理问题。个体私营企业：所有者就是经营者，有足够的积极性把企业经营好；规模较大的股份企业：所有者大都已不能自己经营企业，必须委托一个有才能的人经营管理企业，我们说产生了“所有权” 和“经营权”的分离这时所有者必须确信，经营者必须有能力并且有积极性，为自己赢得利润，尤其不能谋取私利这个问题表面上很容易解决：一是平时对总经理进行严格监督。二是当企业经营好时，所有者（股东）给予经营者（总经理）奖励；经营业绩不好时，给与惩罚，或干脆解雇，这样经营者就有足够的激励。

但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比如：没人监督：股权分散，老板太多，如许多上市公司，持有股票的人很多，每个人只持有很小的股份，每个股东都想，其他股东会监督总经理，我就不管了；但每个人都想这样“搭便车”，结果是没有人去监督总经理；监督失效：总经理作为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对企业了如指掌，有时候谋取私利甚至腐败，外人无法发觉；更有甚者，企业经营不好，可以造假账，让股东以为企业经营很好。股东和外部监管者（比如证监会）由于不能掌握企业的所有信息，很容易被蒙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更复杂。全国人民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他们委托政府——人民的合法代表管理国有企业；政府进一步委托国企领导人经营国有企业，形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考虑政府内部存在上下多个级别，每多一层委托-代理关系，监督难度就增加一点，代理方损害委托方利益的可能也就增加一点，最终国有企业的发展就可能完全违背其最终所有者和委托人——人民群众的初衷。

原因二：政策性负担

国有企业经营不好时，既有可能是总经理能力不够、积极性不足、甚至腐败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历史负担造成的——问题是对一个具体的企业，很难做出区分，于是造成：①能力不够、积极性不足、甚至腐败的总经理可以搬出“历史负担沉重”的理由，不能被及时发现或被处罚、解雇。②原本有能力、有积极性、不腐败的总经理会想，如果经营不佳甚至腐败，我也不会受到处罚，因此有可能变得消极、甚至腐败；因此，政策性负担加重了委托-代理问题，使我们对国有企业经理很难进行真正的、有效的监督。

原因三：总经理权威问题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想经营好企业的，也有能力，但问题是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行政资源，比如：私营企业的老板或总经理认为某个员工、中层、甚至高级管理人员能力不够、热情不足时，可以：减薪、降职、解雇，但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很难具有如此高的权威和行政资源，顾虑较多；成功的私营企业一定有一个融洽、和谐、紧密合作的领导团队，但国有企业的某个副总或书记可能就是上级派来监督总经理的，合作困难。

其他原因：如政企不分，政府干预过多；国企领导人选拔考核任用制度不合理；年薪太低；国有企业所属的行业结构不合理；虚职太多；人才流失； 国企改革的任务与趋势：主要就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其前提是去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样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可以追究经营者的责任。推行社会保障的目的就是去除政策性负担。但仅仅去除政策性负担还不够，关键要建立起一整套机制，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有足够的激励经营管理好企业，为股东服务，就像私营企业主对待自己的企业一样。除此之外，这样一套机制还要协调好股东、总经理和职工、债权人、政府等企业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保证企业的高效运作，我们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市场经济必然要求, 是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一)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以完善的法人制度为基础, 以有限责任为特征, 以公司为主要形态的新企业制度。它包括主要内容:(1)独立法人制度。独立法人制度, 即企业法人确立财产支配、处置、使用权, 使企业做到有人负责, 有能力负责, 企业的独立财产是其行为能力的基础。国有企业是国家出资构造的企业法人, 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支配、处置、使用权, 国家以出资者身份拥有财产。企业经营中形成的利润和资产增值归国家所有。(2)有限责任制度。企业改

制成有限责任后,即建立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制度一是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为限, 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二是企业破产清盘时,出资者以其出资额为限, 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3)严谨组织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有一套严谨, 完整的组织结构,它通过规范的组织制度, 企业的权力机构, 监督机构, 决策和执行机构之间职责明确, 并形成相互制约关系, 特别权力机构, 强调发挥整体功能的共同作用。改革后, 在我国公司企业是现代企业组织中一种重要和有效形式。(4)科学管理制度。目前, 从克服我们现行企业管理制度的弊端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出发, 必须建立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 主要是对企业的运营机构设置, 用工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人员考核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等进行改革, 建立严格的科学的责任制度体系。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有它的基本特征。即: 产权明晰, 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第一, 产权关系明确。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 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 成为享有民事权力, 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第二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 依法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照章纳税, 对国家承担资产保质增值的责任。第三, 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 即资产受益, 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者等权力。企业破产时, 国家和其它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负有限责任。第四企业按照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 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如果长期亏损, 资不抵债, 应依法破产。第五, 建立科学的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 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 形成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 相辅相成的科学经营机制。

[1] 白丽/陈紫燕，关于现代企业制度与国企改革的探讨[A]，《前沿》，202_年第五期

[2] 桁林，大国有战略下国企改革的任务与趋势[A],<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_年第十期

[3] 桁林，对国企三次改革大潮的反思，中国发展观察，202_.05

[4]何伟，对国企改革历程的深层次思考[A]，理论探讨，202_年第二期

[5]曾明强，论国有企业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A]，《社科纵横》，202_年02期

第二篇：中国经济专题

中国经济专题

1.当前中国的GDP排名第二。

赶超战略是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宏观政策环境）和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突破资金稀缺的比较劣势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制约，使资金密集型产业能够在极低的起点上得到发展并在短期内实现飞跃，进而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行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

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还有以印度、阿根廷为代表的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赶超战略。

2.我国为什么要选择赶超战略？如何实行？矛盾背景？

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超工业化派”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

重工业的特征——资本高度密集；建设周期长；发展早期，关键技术、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初始投资规模巨大。当时中国国情——资金短缺，利率高昂；可供出口的产品少，外汇短缺，市场汇率水平高；经济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

3.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流向重工业部门，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用于重工业的发展？

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计划经济体系包括：宏观经济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微观经营体制（看PPT）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85）

含义：国家统一收购和销售农产品的制度正式形成，统购统销实际上是国家对粮食等农产品的一种垄断行为。为了配合赶超战略，粮食短缺

户籍制度：国家对其公民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

特点：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为了控制由国家供给粮食的城镇人口，防止城市人口失业，必须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镇。

弊端：1.不利于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实现；2.造成了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3.户籍制度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4.阻碍了城市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大跃进：在工业和农业上开展“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人民公社：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简称。1958年至1982年，中国农村实行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大锅饭

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

1.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

2.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3.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三千万）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

4.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

5、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

1/3责任归于自然原因，2/3的责任归于体制错误——三年困难时期 大包干：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土地及部分大型生产资料仍属集体所有，由农户承包经营。（农村改革的开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的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也是现行中国大陆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推行“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标志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可行，它产生了什么问题，将面临什么问题，又该怎么解决？

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就：

1、创造经济奇迹、国力强盛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

3、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

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5、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6、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

7、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问题及对策

1、民众民主观念淡薄，政治参与程度不高

针对老百姓民主观念淡薄，政治参与程度不高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发展经济。二是要提高公民的政治素养。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民主政治的建设中来，才能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不断前进。

2、经济结构不合理

一方面，我们要加速淘汰衰退产业、过时产品和落后技术，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另另一方面，要集中有限的资金，根据市场和需求的变化，建设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增长量有重大作用的项目。

3、文化发展受到外来文化打压

我们要支持与鼓励更多优秀文艺作品的推出，鼓励一切有利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寓教于乐的文化艺术创作，倡导主流价值取向，引导群众审美鉴赏，坚决抵制低俗之风。

4、收入分配不均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5、贪污腐败盛行

一是要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二是要严格执法。要顺应时代潮流和现实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体监督纳入法制轨道

6、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制，使生态保护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摈弃旧观念，改变政府官员惟GDP增长论政绩的观念。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更需要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消费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设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二元结构的三大差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

十二五规划纲要：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

城市化水平：又叫城市化率，是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一般用一定地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表示。计算公式=城市人口÷总人口

中国的特殊性：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它产生的原因

要从三个阶段来寻找答案：

（一）解放后我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20世纪60-70年的“反城市化”导致城市化水平的低下 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抑制

2.1960-1970年代的“反城市化”政策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二）1978-1995年，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城乡二元体制和土地制度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固化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1.1978-1984，农村为主导的改革抑制了城市化； 2.1984-1994，认识上的误区、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径依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妨碍了城市化。

（三）1995年后，在分税制改革等激励下，地方政府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因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而加快推进

粮食安全问题：温度上升带来的粮食减产、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及病虫害加剧等问题，正在影响到全球的农业生产，正是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既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也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安全与社会的和谐、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完善粮食应急储备体系，确保粮食市场供应．最大限度地减少紧急状态时期的粮食安全风险．是政府的职责．也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农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基础建設不足等。形象比喻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原因：

资源约束（耕地、水资源、生态环境的缺稀）、结构矛盾（产业结构矛盾，就业矛盾、区域矛盾）、体制矛盾（公共财政：重城轻乡、要素市场分割、管理体制）、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权益差异、收入差异、观念差异）、国际化的挑战（中国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与国外大规模现代化农业难以竞争的局面，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出现逆转；发达国家对农业高补贴、高保护所形成的不公平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在短期内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对策：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第二，加强村级“两委”班子建设。

第三，创新机制，建立镇、村和社会三个层次的集镇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多元化投入模式。

第四，各级各单位应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1、加快推行农村养老保险进程。

2、镇政府应统筹协调，依法依规彻底解决拆迁户的历史遗留问题。

3、提高农村户口低保覆盖率。

4、切实解决好危房户问题。

第五，建立服务“三农”长效机制，边整边改，取信于民。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土地批租：国家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即将若干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次出让给土地使用（经营）单位。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由城市政府的委托机构，如土地储备中心，通过征用、收购、置换等方式，将土地使用者手中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土地整理和开发，• 此种情形下，只能由国家垄断土地交易市场，先向农民征用，而后再面向土地开发人，或转让、或批租、或拍卖。

• 就这样，农民与土地市场的直接联系被生生隔开，农民土地权益也就消于无形。

寅吃卯粮

• 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们普遍兴奋地成家

和大量生育。

• 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困难时期

• 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

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影响：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

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

马寅初人口论：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

为何批判？

政府对他的指控是：马寅初的新理论，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企图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蔑视人民大众。到1958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就是用大跃进的方式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大跃进

2、以农立国

3、多子多福

人口红利：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消失：然而，202_年初，新一轮的“保姆荒”、“民工荒”，让中国“人口红利”的危机慢慢浮出水面。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提高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措施：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面对这一转折，靠廉价劳动力构成经济起飞的“世界工厂”，需要转换思维了。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意味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至关重要，而这需要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

进出口依存度超过50%

专利申请高与创新率低的原因：科技界还存在学术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现象。我国科技界积累本来就少，部分人缺少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不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而是过分追求专利和论文数量，对科技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措施：中国正在努力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技术创新和专利申请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层面看，中国企业要想拥有核心竞争力，都必须把发展专利等知识产权摆上重要位置。企业要增加专利的“量”和“质”，加大研发力度是第一位的。

国有企业：国际惯例中，仅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国有资产投资或持股超过50％的企业即为国有企业；

在中国，国有企业一般指单纯的国有资产投资的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国有企业的行为。

为什么要改革？

 自身缺陷：

 资产边界模糊——“肉烂在锅里都在锅里”

 所有者缺位——没有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区分，不同的职位被称为革命工作分工不同

资源配置和效率低下——在劳动报酬上采取大锅饭，采取军队补给制，劳动报酬上采行“工资加福利”的国家给付方式，并且担负着为城市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责任

 外部环境变化：

 市场已经逐渐发育起来，市场中的企业竞争日趋完善，不再需要政府为了维持国计民生培育市场提供产品。 同时，许多诸如消费品市场的供需已经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不再需要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进行调控。如果国有企业继续向这样的“纯私人物品”领域投资，由于自身需要背负“社会成本”的重压下，难与“轻装上阵”的民营企业相竞争，其所付出的边际社会成本已经大于边际社会收益，应该从此类竞争性领域撤出，或进行改革。

▲企业制度：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一些学者的观点：

1、国有企业既奠定了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同时也造成非国有企业极度萎缩，经济效益不断下滑。要克服国有经济的缺陷，必须使国有经济从普遍性配置角色变为特殊性配置角色，即在规模上将是少数，在布局上追求优化，在经营上克服垄断。

2、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实质上与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密切相关。只有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让企业具备自生能力，国有企业改革才有可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3、我国进入了一个以解决垄断性产业改革问题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新阶段。因为，国有企业管理腐败呈现出以侵吞国有资产为主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个人腐败逐渐减弱、以行政垄断腐败为主的国有企业群体腐败日益严重的新特征。相对以前单纯以改善国有企业效率为改革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现在必须强调在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前提下改善国有企业效率。

国企的“冰棍现象”：

 经济学界或社会学界的共识是，由于管理机制僵化、经营不善，国有资产正不断流失，像一根冰棍，放在那儿慢慢化掉了，故名为“冰棍现象”。

 一方面，国企效率底下、包袱沉重，资产、价值正像冰棍一样渐渐融化;另一方面，部分国企干部以改制之

名行侵吞国资之实，成为官仓老鼠。

中国版国企“死魂灵”

 源于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说的是一个名叫乞乞科夫的骗子，到一些农庄里去收买已经死去的农

奴的名单，去换取政府的抚恤金。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2_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拓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正是有了国企“冰棍现象”的产生，在利欲熏心以及精心编织的阴谋之下，活人借助“死魂灵”牟取了暴利。

台湾开始实施四年期经建计划，贯彻“以农业培养工业，工业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促进了农业的扩张和进口替代工业的建立，为社会经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台湾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成熟的市场机制，资本主义经济体。

私有化程度高，“国营企业”、“国营银行”也已经逐渐私有化，“政府”角色日益淡化。

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策略性工业

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

第三篇：中国经济市场分析范文

伊拉尼在印度人心中是一位绝对的明星。他在印度第一大财团——塔塔集团任职43年。塔塔集团的业务渗透印度的化工、汽车、医药、金融服务、信息咨询、钢铁等多个行业，它甚至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市。塔塔集团所在地贾姆谢德布尔(Jamshedpur)，是全印度唯一由私人企业负责公共管理的城市。

202_年—202_年，担任塔塔集团总经理的伊拉尼，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近30场并购，至今没有一起失败。202_年4月并购欧洲第二大钢铁厂康力斯(Corus)后，塔塔旗下钢铁企业从世界排名第56位跃升为世界第五。伊拉尼被誉为“扭转了塔塔集团命运”的人

今年6月2日，伊拉尼度过了他的75岁生日，并且按照公司章程，正式从塔塔集团董事会退休。退休之后，伊拉尼将中国设为了他退休旅行的第一站，并在此期间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

中国必须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刚刚离开塔塔集团二号领导人的位置，伊拉尼看上去不再像锐气凌人的商人，而更像一位矍铄的长者。他微笑着告诉记者，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他眼中的中国在一天天变得更光彩夺目。

“我感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都有着显著的提高。我上周去了中国南方，我觉得那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快乐。”但伊拉尼指出，中国和二三十年前相比，街上的汽车多了很多，“现在有点太多了。”当他获悉，至202_年2月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11亿辆，比1980年增加了35倍之多时，一脸惊诧地表示：简直不可思议。

对于汽车导致中国交通压力和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伊拉尼表示：“首先要控制机动车数量，建设更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在新加坡，只有一辆旧车废弃了，才能购入一辆新车。这样车辆的数量就始终是固定的。”

对于能源方面，伊拉尼还提出，中国必须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等。他指出，目前走在环保前沿的一些国家，例如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其大部分能源都是可再生的。这需要各国进行更大的投入，但这个投入是相对的。

“有时候人们需要多一些投入，才能换来清洁能源，就能换来环保汽车，从而赢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我相信中国的环境问题只是暂时的，随着人们的努力会越来越好。”伊拉尼向记者表示。

第四篇：浅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浅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将作出重要决策，就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进行总体部署。这次会议将发出中国这艘大船沿着正确航向前行的信号，中国经济将转向更加重视消费和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简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无论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上来说，从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的根本性来说，还是从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都是空前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目标是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基本要求和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坚持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改革道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体制创新。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正确认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深刻认识原有体制弊端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抓住旧的经济体制中的症结，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部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环节和部分，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动力和巨大生命力，形成比较成熟、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广大人民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解决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完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制度和管理方法问题，改革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扩大了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生产、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运行方法问题，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把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解决经济发展的内外关系问题，打破了封闭半封闭状态，扩大了对外开放，使我国在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础上，走向世界，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这四个方面，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心，一个是调整所有制结构，一个是改革管理方法，一个是改革运行方式，一个是改善外部条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体系，使中国出现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上下一心、共同奋斗，亿万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局面。

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相关问题

实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深层次矛盾也越发明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生产力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体制性障碍仍有待进一步破除。

在改革开放实施过程中，各种重要行业依然施行的是政府垄断机制在运转，如：银行，金融，冶金，能源，信息，运输，医疗，教育，土地等。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不可能对这些东西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现在多数人们拼搏只为房子，借钱、贷款买房子，没有房子就像没有穿衣服。然而，随着土地资源的越来越紧张，房价只升不降。另一原因是，房价一跌，银行贷出去的款就再也回不来了。银行是政府的，银行的钱也是政府的，所以为了堵住这个资金黑洞一些被收买的专家、媒介便开始疯狂制造舆论，用各种舆论手段威逼利诱人买房子。对国家财政的使用方面，由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导致国家财政被大量挥霍浪费。盲目上马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多都属于亏本投资和不必要投资。领导者投资失败，其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人民来承担。当财政被大量浪费后，导致资金匮乏，不足以应付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项目的资金支出。.加上各种贪污腐败行为，导致国民消费能力低下。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能力。然而，我国主要出口原材料，价格比较廉价。在医学方面，体现也比较明显，例如我们大量出口质量低的人参，经外国人择优后，质量更差的反被高价格进口回来。一方面导致国外的倾销指控；一方面导致本国生活水平增长缓慢或者存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动机值得赞赏。对资本和市场的引进，也值得称道。但是，资本和市场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体制，才能发挥好的一面，同时抑制恶的一面。

四、如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也以自己的形象走向世界，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要接受来自国际的各种挑战，只有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一体制，才能使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第五篇：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十八大后的十八项

改革

http://.cn2012年10月23日 22:27FT中文网

中欧陆家嘴(10.54,-0.06,-0.57%)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微博)中共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引发全球瞩目。

此次会议之所以倍受关注，盖源于以下几点因素：其一，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在美国去杠杆化、欧洲陷入漫长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7%以上的增长堪称世界经济的希望之火；其二，十八大之前中国经历了重庆唱红打黑的“折腾”，社会认知出现分歧，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其三，经历了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投资率高达50%、基尼系数突破0.5、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失控、腐败泛滥等一系列瓶颈因素的制约。吴敬琏先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新阶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但依然难以摆脱“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不能一味抱怨企业不争气，而要反思制度环境。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企业行为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导向。而现有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负向激励”：1)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央企靠行政垄断做大做强，市场经济的“费厄泼赖”难以保障；3)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显著扭曲，致使企业可以靠“扭曲的成本优势”赚取利润、获得生存空间；4)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5)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重庆打黑更是充分彰显了企业家在公权力面前的脆弱性。于是乎，富人移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花钱消费其实是人的动物本能，无需刺激，关键是有没有能力消费。眼下中国储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除了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大幅度上升之外，居民缺乏消费的安全感亦是关键原因：首先，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不断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2_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次，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居民财富保值存在很大挑战。202_－202_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平均为－0.3%，按照目前超过30万亿的居民存款规模，每年损失即高达1千亿。再次，由于中国股市目前仍然是财富掠夺而非价值创造为主的市场，居民难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经济的成长性。第四，房价高企，严重透支居民未来20年收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奇怪现象。最后，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发展滞后和历史欠账，导致居民严重缺乏安全感。理解了上述经济转型的“症结”所在，就不难给出十八大之后的“改革任务清单”：

1.利率市场化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下，一方面贷款利率被压低，刺激了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鼓励了过度投资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利率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大量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刺激了地下高利贷的蔓延，威胁到金融稳定。此外，利率的管制也不利于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本质上是居民(存款人)对企业部门(贷款人)的补贴。目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减税

根据福布斯的研究，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1978年31%下降到90年代中期10%的水平，近些年又回升到的20%的水平。膨胀的三公经费、年底的财政突击花钱引发舆论鞭笞。由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政府立即、大幅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根据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过高的情况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甚至可能出现减税带来税收增长的“官民双赢”局面。

3.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市场经济的竞争，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但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合法致富，而非靠寻租致富。否则，仇富几乎等同于“仇腐”。第二，对贫富差距必须有适当的纠偏机制，特别是遗产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过于悬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把财富转移给子女。开征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

4.打破央企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虽然中国在202_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在打破央企垄断方面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202_年发改委曾对中国联通(微博)(3.68,0.01,0.27%)和中国电信(微博)的宽带接入问题进行反垄断调查，但亦无下文。其实，央企垄断的本质是进入壁垒的行政限制。虽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打破央企垄断的36条、新36条，但民企投资的“玻璃门”依旧。打破央企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是建设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5.央企改革

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骤，国企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亏损大户变成了如今的盈利大户。但是，研究表明，国企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国企在土地、贷款、补贴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很多国企将转为亏损。下一轮的国企改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国企必须退出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第二，必须落实“政企分开”。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应放弃对国企管理层的任命权，还权于董事会，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逐步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第三，遏制国企腐败和高福利。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消费4万元、中石化天价吊灯、中石化广东茅台事件，揭示了国企腐败的触目惊心。202_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而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根据《南方周末》的调查，过去20个月时间里，太原这个中国最重要能源城市开工的“集资建房”，占到其保障房套数的60%以上，是太原202_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倍以上。这是一种严重的集体腐败。遏制央企腐败的出路在于央企去行政化、破除垄断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6.以央企利润弥补养老金欠账

根据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预测，到202_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大的今天，如何弥补养老金欠账，已成为现实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央企的利润和股权价值可以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家应利用目前央企良好的财务状况，将央企利润主要用于弥补养老金空帐，并逐步把央企股份减持变现投入到养老金。如此一来可以一箭双雕：既解决了养老金来源，又实现了央企的逐步退出。

7.废除IPO审批制

尽管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过去20年的实践表明，IPO审批制不仅没有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而且导致了供求关系扭曲、寻租盛行、上市公司行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谓证券市场乱象之源。吴敬琏先生批评中国股市还处在强盗贵族时代，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应是企业的基本融资权利，现在却演化成了特权，扭曲了资源配置。要让创业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微博)，惟有废除IPO审批制，还选择权于市场，同时证监会必须回归“抓坏人”的监管主业。

8.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

中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间接融资所占比重高达78%。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目前银行以国有资本为绝对主导且新设银行审批困难，导致银行业出现了“准垄断”格局，以致于“利润高得不好意思”(民生银行(5.96,-0.06,-1.00%)行长语)、“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温总理语)。可以说，金融体系功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沉重包袱。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民营银行的表现证明，以风险为借口阻止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应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既可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实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化，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9.鼓励居民境外投资

中国房价、股市等长期处于泡沫化状态，重要原因在于货币超发和资本账户管制。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出路，但又只能局限于国内。这使得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变的非常困难。与此同时，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资产，机会成本巨大。国家应放宽居民海外投资限制，可以一箭三雕：减缓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聚；实现居民财富的多样化配置和有效保值；减少外汇储备，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10.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普遍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企业的成长。但如今，创新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瓶颈，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严重削弱了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保护知识产权，已不再是仅仅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要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11.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由于GDP至上的发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热衷于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甚至涉足PE等领域。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也易诱发严重的腐败行为。此外，也导致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严格执法，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

有，地方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已经成为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源头。中央亟需进行顶层设计，严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12.财政民主化

近年来，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财政现象日益突出。202_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2.9万亿。地方政府掌握了惊人的财务资源。在当前人大制衡虚化、地方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地方财政存在极大的腐败和浪费风险：三公经费、官员腐败、形象工程问题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与透明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收入永远处于饥渴状态，甚至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出现了普遍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只有对财政支出实行彻底的阳光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才是确保财政资源使用的正当性与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13.环境保护

在GDP崇拜的推动下，环境保护执法被不断边缘化。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背后，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微博)202_年发布的《中国的污染成本》报告，水和空气污染的成本高达GDP的5.8%。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即期而污染成本在远期，我们很容易陷入经济奇迹的幻觉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已经日益显现，如不及时改善环保执法，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对此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

14.抓贪官压房价

近年来，房价的飙升引发公众强烈不满，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过20倍。房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房叔”的崛起：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仅为一处级“小吏”，拥有21套房产；“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上海外高桥(7.95,-0.06,-0.75%)保税区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贪官，才是最大的“刚性需求”。虽然短期内房地产存在空置率高的现象，但由于少数人已极低成本控制了大量房源。结果，对普通民众而言，房地产依然供不应求，房价调控屡屡成为“空调”。要想真正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大反腐力度并将贪官的房产进行拍卖，当属有效的方法。

15.城市化

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202_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欧美市场的需求明显复苏仍需时日；中国自身高达50%的投资率，宣告过去政府主导大搞基础设施投资的时代迫近尾声；消费需求启动有赖于艰难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增长的引擎。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不到50%)来看，城市化潜力巨大。但是，城市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启动户籍、教育、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16.撤销发改委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的发改委，主要职能已经蜕化化“审批”，与当年的计委神似，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格不入。要想在下一个十年取得体制改革的突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撤销发改委，恢复当年的体改委，专门致力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17.司法独立

吴敬琏教授警告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迟早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现阶段，由于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加上司法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现象突出。其结果是，民众对司法体系缺乏信任，屡屡将问题诉诸于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堪忧。要加强司法独立，首先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把树立宪法的尊严作为起点。同时，要实现司法体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这是独立司法的必要基础。

18.政府“瘦身、放权、让利”

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类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1)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2)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期盼新版“两个凡是”照耀下一个十年的改革之路。

改革知易行难。改革之路，将遭遇诸多敌人：叶公好龙、皇帝的新衣、击鼓传花、囚徒困境、民粹主义、既得利益、好好先生。要突破层层障碍，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危机感、历史的责任感、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下一个十年能成为改革的十年，中国应能顺利驶过“历史的三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