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汽车消费信贷市场潜力究竟有多大？（小文档网推荐）

中国汽车消费信贷市场潜力究竟有多大？

2010年01月18日14:40腾讯汽车杜学明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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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4年8月，国内第一家汽车金融公司上海通用金融公司成立，中国汽车消费信贷市场步入多样化发展。

汽车消费信贷起源于美国1907年个人购车中的分期付款方式，目前美国贷款购车的比例在80%以上，发达国家信用体系比较完善，个人贷款相对宽松，汽车消费信贷已经成为汽车消费的主要购买方式。

我国汽车消费信贷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2003年我国汽车消费信贷进入快速发展期，汽车消费信贷余额占汽车销售比重曾达到22.4%，但当时银行对汽车消费信贷监管体系不完善，产生了大量汽车坏账，随后大幅收紧汽车信贷，到08年末，比例已经降至8.5%。而新车上牌量，贷款购车比例不到10%。低于俄罗斯、巴西和印度，我国汽车消费信贷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目前向汽车消费者提供汽车消费信贷的主要有商业银行和汽车金融公司。商业银行作为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主体，最早参与汽车消费信贷市场，2004年之前几乎所有的汽车信贷业务都是由银行办理的。当时由于银行资金规模大、网点众多，还款方便，使得各家银行汽车信贷业务发展迅速，但先行者之路往往是艰难的，由于风险意识的缺失，形成巨额坏账，使得国内消费信贷业务发展受阻。03年10月银监会颁布《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随后2004年8月，国内第一家汽车金融公司上海通用金融公司成立，中国汽车消费信贷市场步入多样化发展。

随后汽车金融公司陆续成立。截至2009年8月，我国共有汽车金融公司10家，资产总额378亿元。2008年汽车消费信贷余额318亿元。汽车金融公司主要由整车企业发起成立，这使得汽车金融公司相对于银行有着更强的风险监控能力。同时汽车金融公司与整车企业的配合使得其对经销商的掌控能力比银行更强，这一方面有利于控制贷款风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针对厂商和消费者需求制定促销策略。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弹，汽车市场在经历2008年低迷后，随着我国汽车下乡、购置税优惠等政策的支持，2009年我国汽车市场出现强劲反弹，2009年汽车销量达到1200万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我国汽车消费市场逐渐步入成熟。这给汽车消费信贷的发展迎来良好机遇。从我国人口构成来看，80后新一代消费群体开始步入而立之年，其具备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信用卡消费模式接受度更强，这使得80后的消费能力相对较强，具备一定的购车能力，今后购车群体趋于年轻化，汽车消费信贷比例在未来有望快速提升。

促消费扩内需一直是我国重要经济政策，汽车消费是我国拉动内需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年初制定的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国家有望推出一系列汽车消费信贷扶持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车企建立汽车金融公司，并为汽车金融公司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相信今后汽车消费信贷将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助推器，更好的促进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发展。

第二篇：世界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究竟有多大

世界金融危机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

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由金融风暴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受其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趋势明显：出口增长减速远超出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企业倒闭潮出现，工业利润增长大幅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宏观调控下，房地产、钢材、水泥、铝合金和汽车产业投资增速回落；就业率下降，农民工回流，农村隐性失业大量增加；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大、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消费增长速度下降。

有专家坦言,受金融危机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今年的校园招聘却来得慢一些、少一些,很多企业还在观望之中。然而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的数量再创新高,他们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而在这个背景下，由于劳动力市场管制以及员工技能上的差异，企业将首先取消新增的劳动力需求。考虑到受金融危机第一波影响的行业的特征，大学生将是这个新增部分的主体。因此，如果没有专项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将很难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困境。

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超过600万，比2008年有明显增加。有关人士预测，由于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届高校毕业生面临着相当大的就业压力。

毫无疑问，这些事件不仅影响到总体就业状况，也必然会对大学生就业产生影响。然而，对于大学生就业而言，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还是“结构性的”。这些因素包括短期供给超量、区域选择偏好、就业能力不足等方面，其中解决就业能力不足问题将是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所在。

在时间结构上，大学毕业生供给超量增长在短期内超出了需求的增长，劳动力市场还需要时间逐步调整。

在区域结构上，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选择偏好差异与政府政策激励上的错位导致实际有效需求不足。

在能力结构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并不是基于职业路径的需要进行建构与培养，难以满足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

尽管大学生就业当前还面临着不少困难，有些困难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但是，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大学生就业的前景总体上是非常乐观的，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过程总是一帆风顺的。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将为大学生就业创造广阔的空间。特别重要的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将会更大。政府就业政策的持续优化将会为大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此外，为鼓励大学毕业生到特定的地区就业或从事特定的职业，实施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补偿机制是国际惯例。高等教育的持续改革将会逐步改进大学生更好地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就业能力。第一，高等教育改革使得大学更加关注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市场内涵。第二，大学正在将就业能力的市场内涵转化为教学创新行动。第三，通过全方位的职业指导与服务，增强大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市场能力”。

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可能给大学生就业造成的影响，很难预测，但这不能成为大学生就业服务机构难以提供更充分、更客观信息的理由。在危机影响下，众多大学生能否顺利就业，一个关键问题，是看教育部门能不能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有了充分的就业信息服务，才能有效缓解学生们的焦虑。

“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对今年大学生就业究竟有多大影响？”这个问题，是时下校园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最关心的，在企业的招聘宣讲会上、与座谈交流中，他们总会问及。

可是，一遍遍追问，大学生们却难得到答案。

在上海，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等高校了解到，进入这些高校开宣讲会的企业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并未减少。11月25日前，在上海交大开的宣讲会将有202场，而去年同期是172场。同济大学已预约的招聘会也有200多场，在综合招聘会之外，学校还计划增开师资专场和卫生行业专场。东华大学毕业生进入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企业的较多，目前看来这些企业都保持着招聘热情。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薪资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物价同比上涨，大学生就业成本增大，他们对薪酬的预期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大学生就业满意率下降。

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选择就业时薪水在15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占92.24%，比上年调查时多了12个百分点。其中40.47%的被调查者认为就业后应该拿到2000元-3000元月薪，11.30%的大学毕业生认为就业时应该拿到3000元以上的月薪。

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所学专业和工作岗位日益对口。调查显示，有89.15%的被调查者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这个比例比2006年高出19个百分点大学生就业属于新的增量就业，因此，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其影响很大。在我国，金融行业、外贸行业、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受到巨大冲击而降低对新增人员的需求，因此，大学毕业生将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就业群体。

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有两个关键特征：

劳动力需求不足与新增劳动力需求萎缩。劳动力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它取决于产品需求，而产品需求又因为金融危机引发的消费和投资下降而下降，因此，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力需求不足很难由供给条件的改善来调整。

对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显示，用人单位急需的十大专业依次为：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电子商务、机电一体化、市场营销、机械制造、通信工程、英语语言、会计学、医药学等。王星说，总体看，理工类大学毕业生是用人单位急需人才。调查还显示，制造业、通信、光电子、建筑等行业用人单位的就业缺口相对较大。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市场司司长毕雪融女士在分析今年大学生就业的不利影响时说：“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对)经济方面的影响，用人需求可能会下降，一些出口型的企业和外资的企业，有的在裁员，有的停止招聘。”

在招聘会现场，有大批高校毕业生忙着向企业投递简历。他们纷纷表示，今年的工作要比预期的难找，他们已经降低了自己的求职预期，不再过分要求专业对口，并可能会选择去基层或中西部地区发展。

面对金融危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先生表示，相关部门正在部署一些政策措施，例如，国家将继续为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和中西部地区就业开辟更多途径。

作为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将在中国各地同时开展，预计可提供50余万个就业岗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先生说，“此次毕业生服务周，将以举办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和现场招聘会为主线，同时开展多项活动，比如，面向高校毕业生的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创业服务、为困难家庭和地震灾区毕业生提供帮扶援助。”

在企业用人方面，通过对学长学姐的走访，我们了解到企业对大学生专业技能（如设计、编程、教学、写作能力等）、一般能力（如极易、推理、理解能力等）、情商、人格特征、工作动机、人际技能、组织能力等多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企业尤为重视多方面均衡发展的多元性人才。因而，在面试中，企业十分重视考查应试者在团队工作中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沟通能力、辩论说服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影响力、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团队精神等；应试者在处理一个实际问题时的分析思维能力。主要包括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想象能力、创新能力、对信息的利用能力；应试者的个性特征和行为风格。动机特征、自信心、独立性、自律性、灵活性、决断性、创新性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学生在校期间因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提高人际技能，如沟通、表达、觉察、同感等能力；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以增进实际分析、决策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提前、及时、有意识的做好择业前职业规划。

第三篇：红色间谍对内战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红色间谍对内战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两岸舆论都将刘斐、郭汝瑰视为决定胜败的重要“红色特工”国共内战在1949年，以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告终。对于这个战争结果，两岸政治家、史学家都进行过很多探讨，中共特工的潜伏常常被认为是国民党军事溃败的一大原因。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早年曾加入中共。他历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国军第22兵团司令等职。1945年通过地下党任廉儒重新与中共取得联系，多次为解放军提供重要情报。1949年，郭汝瑰在宜宾率部起义。刘斐出身桂系，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厅厅长、军令部次长等职，有人认为他在此期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刘斐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 年，台湾《湖南文献》发表《读“郭汝瑰回忆录”有感》，“众所周知，郭汝瑰和刘斐，是我们在大陆戡乱军事挫败的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在国军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发现其行迹的破绽，这是自己的组织不够严密。”然而作者没能举出刘、郭出卖情报的具体例子。军统中将文强是郭汝瑰在黄埔前后期的同学，他回忆，“1959年，全国战犯三百余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组讨论，或专题研究时，几乎一致将国民军的失败，归罪于内部出了两大叛徒，一个是蒋介石身边的参谋次长刘斐，另一个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他们的发言几乎都是痛骂这么两个中将，是中共打入作战统帅部的匪特。”在大陆方面，还没有专门文章论说刘斐为中共特工，但关于郭汝瑰的文章已有不少，这些文章大都称郭为“最大共谍”、“超级卧底”之类。如《党史文苑》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论郭汝瑰，“正因为他，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许多绝密作战计划，常常是还没有付诸实施，就已到了延安总部；也因为他，蒋介石在大陆经营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巩固西南以负隅顽抗的计划付之东流……”郭汝瑰的作为仿佛影响到了内战全局。…[详细]黄埔军校，郭汝瑰毕业于黄埔五期郭汝瑰所提供的帮助，不足以造成国军的大溃败郭汝瑰曾被台湾方面视为丢失大陆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一方面郭汝瑰为中共提供的情报不多，另一方面郭汝瑰没有太多机会干涉国军部署。

1、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传递出的9份绝密文件，没能送达解放军之手

有文章说，郭汝瑰曾和任廉儒接触百余次，且曾影响孟良崮战役的结局，但这些都没有一手材料予以证实。郭汝瑰传递情报，可确信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的《国军战斗序列》（据说只打印了13份）。任廉儒的妻子罗莹澄回忆，“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郭曾通过廉儒同志与董老会面，地点是重庆市青年路。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初，郭又与董老会见，还有薛子正同志一道。两次我都担任过放哨。由于他们会见都是很机密的，当时我不好向廉儒打听。解放后，廉儒才向我透露，郭与董老会见是交出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密（可能是战斗序列表等）。另一个是1947年11月，郭汝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后，曾将《国军整编情况》、《国军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和《1948年12月江防计划及国军京沪地区江防防备图》等9份绝密文件交给中共。以工矿银行员工身份为掩护，实际上是民革成员、中共特工的梁佐华，他“和任廉儒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在党内工作，都受罗世文领导”，也参与了对郭汝瑰的联络。他回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9件绝密文件交给了任廉儒，要任马上转给地下党负责人。我和任廉儒经过再三慎重考虑，决定交由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转给党。因王在上海时，周恩来曾指定杨琼与李济深、王荷真负责联系军事工作。这样，我们就把这9份绝密文件交给了王葆真，请他转给地下党负责人。这9份文件中有国民党军事布置情况，江南作战计划，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病历配备情况等等详细记载。”但后来王葆真被捕，文件并没有传出去。梁佐华回忆，“1949年春初，在中共领导下，在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主持下，南京、上海地下民革，策划了一次京沪武装起义……南京民革组织，被敌人破坏了，牵连上海……王葆真被捕前，抢先处理了手中的文件（即前述郭汝瑰提供的九种绝密军事文件等），刚刚烧完，敌人即破门而入，王坦然戴上手铐。”罗莹澄的回忆也说，“解放后，王葆真从北京来信说明，他因民革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又恐国民党查出来了，牵连汝瑰、廉儒二同志，遂由他亲自将文件销毁。”这9件绝密文件既没有传给中共，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详细]

2、杜聿明对郭汝瑰心存怀疑，制定作战计划时有意躲开他1984年，郭汝瑰在重庆市铜梁县的干部会上讲话时说，“以后我当第五厅厅长、第三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都一直给党保持联系，递送情报。这不是好玩的，一泄露便有杀身的危险。”他还说，杜聿明曾怀疑他。以徐州“剿总”副司令身份，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杜聿明回忆，“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第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郭汝瑰因为杜聿明心怀疑虑，所以后来有什么作战计划都背着郭汝瑰。比如杜聿明说到他在1948年11月14日有意全力出兵为黄百韬兵团解围时，他的想法是，“我并不愿对顾、郭二人当面说明我的企图，他们认为我对解黄兵团之围抱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我的上述企图，顾表示赞同，我并请顾不同郭讲我的作战计划，顾也同意。我的作战计划为什么不让郭汝瑰知道呢？这是因为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以后我对顾说：‘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前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后来，在要解救黄维兵团时，杜聿明和顾祝同讨论作战方案。他们商议已定后，杜聿明对顾祝同说：“请总长对这一案不在会上讨论。”顾祝同知道是杜聿明还是怀疑郭汝瑰，就回答：“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在正式讨论作战方案的会议上，照例先由郭汝瑰讲解战场形势，提出自己的意见。杜聿明在会上驳斥了郭汝瑰的建议，但没有说明自己的计划。在经过一阵讨论后，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杜聿明）到小会议室谈谈。”这样一来就使郭汝瑰没有办法获知杜聿明的军事部署了。由此可知，杜聿明在指挥徐蚌会战时，已经有意不让郭汝瑰知道自己的方案。加之蒋介石有通过手令，直接指挥战争的习惯，那么郭汝瑰也就无法给中共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了。因此，杨奎松判断说，“战后初期郭还在军务署任职，1946年9月才进入国防部，任负责编制和训练的第五厅任副厅长，11月26日升任厅长。1947年3月免第五厅厅长职，接任负责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职。但不及两个月即被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与中共失掉联络。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划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在杨奎松看来，“对于淮海战役，无论是从已知中共所得谍报情况，还是从郭当年日记的内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报价值不大。甚至，郭本人这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很少真会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设想一切。”…[详细]

3、纪实文学对郭汝瑰事迹进行了夸大，使其成为名不副实的“传奇共谍”1986年出版《独钓龙潭：郭汝瑰将军风云录》的王钟伦，其人并无史学背景。他在这本纪实文学中详细描写了郭汝瑰与蒋介石、杜聿明等人斗智斗勇、屡屡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的故事。据他说，“就在我的小册子和他的《郭汝瑰回忆录》出版之后，《台湾日报》、《世界日报》都不惜版面，以通栏大标题，发表洋洋洒洒的长文《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怨毒之气溢于言表，硬把彼军的失败一股脑儿推在他头上，好象没有郭汝瑰，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事实上，作为所谓“纪实文学”，王钟伦这本书中关于“谍战”的大多数内容，都没有依据，出自文学想象。王钟伦书中有一处有趣的“自白”，他写道，“郭汝瑰‘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为蒋介石‘运筹帷幄’——实助毛泽东决胜千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爆发的大冷门。而今，身为《中国军事史》主编、离休后已成学者的郭汝瑰，却对这些事不着一墨，于是，鄙人不得不权充‘史笔’，拾遗补缺。”郭汝瑰即使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说到自己为在国防部做过哪些有利于中共的部署。既然郭汝瑰本人都三缄其口，王钟伦又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详细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以各种回忆公开出的片段为依据，加上自己的推论、演绎，使郭汝瑰成为了一个“传奇共谍”。在“纪念淮海战役暨徐州解放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第二档案馆的戚厚杰提交了一篇《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淮海战役中的郭汝瑰先生》。他说淮海战役中，黄维曾有计划突围，但他的方案到了国防部迟迟未获通过。戚厚杰曾就此事问郭汝瑰：“国防部是否您的意思？”他记述道“郭老笑而未答”。郭汝瑰这么一个高深莫测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让人对戚厚杰推论的真实性生疑。后来一系列以郭汝瑰为题材的文章，如《隐蔽在“国军”决策中枢的红色特工》《一个奉命待机敌营的高级将领》之类，在沿袭王钟伦书中真真假假的故事的同时，也在发挥着自己的创造能力。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郭汝瑰沉思了一下说：‘国民党之败已成定势，蒋介石很可能要从幕前退到幕后，而把副总统李宗仁推到台前。以后的作战将是地域性的各自为阵，不可能有事关全面的大动作，因而国防部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作者“发挥”的这样一段文字，完全是不顾常识。蒋介石是在桂系的压力下，被迫“下野”，而非主动要让李宗仁出来做“代总统”。很多文章还误传郭汝瑰曾在1945年5月秘密见过董必武，事实上董必武那时正在旧金山。以这样的历史知识来写史，传播的显然都是谬误。抛开文学想象，郭汝瑰的实际作用其实有限。如高华所说，“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名气虽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详细]表现淮海战役的油画没有确切资料证明刘斐是红色特工，其泄密行为多出自猜测刘斐的名头与郭汝瑰不相上下，被很多昔日同僚视为是中共安插在国防部内的重要“共谍”，利用指定作战计划的便利，将情报传递给解放军。然而这种论断多出自于猜测，没有人能提供实证。

1、毛泽东没有说过刘斐是“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曾任西北第八战区剿共前敌总指挥、西安警备司令的盛文，他回忆说，自己因为与刘斐不合，没有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消息让国防部和刘斐知道。他回忆，“那时的国防部组织并不严密，常常有泄露机密的事情发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军事行动开始，他们才晓得，所以我判断攻击延安之后，刘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责备：‘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晓得！’全世界舆论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主掌作战的刘斐事前毫不知情，这是相当难堪的事。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闻，只看我们从西安到南京几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晓得有什么大事，但无论如何不会知道我们正计划五天攻取延安。”盛文言下之意，就是自觉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然而我们知道，中共对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计划早已洞悉，只是这情报不是来自刘斐，而是来自熊向晖。刘斐盛文还举了一个例子，说胡宗南在攻克延安后，刘斐几次三番的在国防部建议，要调胡部的三个军去对付陈毅，以减少在陕北追击毛泽东的兵力。事实上，我们知道，延安是中共主动让出的，而不是被攻克的。中共在陕北的势力，断不会因为多了三个军的敌人就被消灭掉。盛文很“看重”刘斐，他回忆，“听说刘斐投匪后，毛泽东特别对他盛大欢迎，恭维他是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这点使我们想到过去他很多计划，尤其是围剿陈毅的计划完全是在替毛泽东解围，事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加入没有刘斐的这一个计划，我敢说此后的局势绝不致如此，毛泽东在西北眼看就要肃清了。假如肃清了陕西，那么河南、河北的局势也不会如此恶化，所以毛泽东说刘斐是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毛泽东对刘斐“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的这个评语，未见他人提及，只有盛文回忆这样一个孤证。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对刘斐的采访。刘斐回忆了1949年4月他到北平参与国共和谈，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开场是一段闲聊，刘斐回忆，当时毛泽东问“‘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说我是醴陵县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主席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毛主席这亲切的湖南口音，我紧张的心情减去大半。”在刘斐之子刘沉刚参与撰写的《刘斐将军传略》中记叙说，“毛主席的这次会见和谈话，对刘斐的影响是极大的。他说：‘毛主席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深感百闻不如一见。’毛主席的谈话，“也坚定了我选择新道路的决心。”中共建政后，刘斐又几次获得毛泽东接见，大都是例行公事，没有一次说到过刘斐曾为解放军提供情报。如果毛泽东真的曾公开讲“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那无论是刘斐本人，还是中共官方，就都没有必要隐瞒刘斐的“真实身份”了。…[详细]

2、至今没有一件史料能证明刘斐是中共安插在国防部的特工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在回忆中说，“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浦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有想到。”其实刘斐的“共谍”身份一直都没有被证实。如熊丸这样的猜测还有一些，大都是凭空指责，而拿不出实际的证据。无论郭汝瑰对中共夺取政权功劳大小，至少他自己承认曾为中共提供情报，而官方也没有对此进行驳斥。即使是在纪实文学对郭汝瑰事迹进行了很多夸大的情况下，官方也没有出面予以过干涉。由此可知，如果刘斐确为中共特工，在“文革”后的环境中，他是能自己出来“表功”的。然而刘斐从没说过这个经历。1983年刘斐逝世时，乌兰夫在悼词中说，“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刘斐至少在名义上一直都是一名“党外人士”。恰如杨奎松所说，“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详细]探求红色特工的真实作用还有赖于更多的解密档案在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胜于国民党，这是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事实。高华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主要原因》的长文中，专门列有一项“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上成功的情报渗透”，他列举的如张露苹、王超北、沈安娜等发挥了较大作用的谍报人员，其实是普通读者并不熟知的。之所以在大陆政权鼎革后，原国府官员、国军将领会视刘斐、郭汝瑰为中共特工，并津津乐道，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切实的证据，也仅仅是出于推测。首先，这两个人在国防部任要职，有机会获知军事机密；其次，刘斐到北平一去不归、郭汝瑰在宜宾起义的结果，反推他们是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特工人员。仅凭现在公开的史料，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的究竟是什么人，也无法知道郭汝瑰、刘斐究竟为中共夺取政权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在片段史料和一些回忆的基础上就将郭汝瑰、刘斐视为扭转国共战局的人物，显然不妥。…[详细]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

第四篇：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

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

在中学时代，我非常喜欢历史，但不喜欢历史课。因为历史老师，照本宣科。但这不能减少我对历史的喜爱。当问到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时，老师也语焉不详，答案令我失望。到大学时，再次提到学历史有什么用时，老师给出的回答是，可以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感悟人生智慧，虽然有点的靠谱，但还是太过笼统和抽象。

现在我当教师的生涯也有20多年了，常常也问自己这个问题。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回答却很难令人满意。特别是每一个新学期开学时，总有一些学生拿这个老题目来考问，确切地说，是拷打我自己。我也总是用可以提高人文素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之类的话进行“敷衍”，从学生不满意的表情或者“友善”的微笑中，我感觉很失败，或者说令学生又一次失望了！我不得不又一次陷入反思：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怎么回答学生的疑问才好。

1．可以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感悟人生智慧，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解读和借鉴。道理是不错的，说服力不够。

2．提高人文素养的作用，也能说的过去。

3．培养合格公民，有点无厘头，也可以凑合一个理由。请注意下面的理由更有价值。

4．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精神。也就是学习历史要追求真实。如果传授的历史知识都是虚假的，那简直是误人子弟，要是不鉴别依旧传授假、大、空的东西，不但害了学生，对自己也毫无意义可言，甚至是一种罪过，人品也就出问题了。

5．培养学生独立思想、质疑的精神。很多学生把教材看作“圣经”，不敢质疑，说句实话，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教师。是老师惹的“祸”。如果作为一个教师没有独立思想、质疑的精神和批判眼光的话，很难教出有独立思想、质疑的精神的学生。

6．历史的重要功能还有一个是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学以致用”，这种思维训练，对学习、生活、工作都有很大的启示。

第五篇：中美两国的经济水平真实差距究竟有多大？

中美两国的经济水平真实差距究竟有多大？中国要在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赶上或超过美国还需要多长时间？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人倍感兴趣的问题。近日，网路上流传一篇题为《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的文章，以血淋淋的数据和惊心动魄的例子，对比了中美之间的差距。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13年人均GDP为51248美元，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2014年美国人均收入是43017美元，中国为7476美元。

文章认为，上述两组数字可看出目前中美两国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不过，中美的差距不只体现在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上，还体现在GDP的含金量上。中国的国民经济一直呈粗放式发展和粗放式增长态势，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路上升，含金量却一直是低水平的状态。

文章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成型，国民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三多一少〞：

一是靠垄断国家资源、能源，靠政府政策保护和财政补贴的大型国企太多；二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国际市场竞争力太弱、产品附加值很低的技术〝克隆式〞企业太多；三是完全依赖外国核心技术，基本停留在来料加工水平的合资企业太多。

另外，高科技含量高、居于全球产业链上游、具有强大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大公司却太少。

文章以制造业为例，列举了一组尴尬的数据。

2014年有260家制造业企业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合计230000亿元，但净利润总计却仅为4623亿元；同中国17家国有银行的营业收入合计为55200亿元，净利润却高达惊人的12300亿元。

文章认为，作为大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由于长期以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得当今中国产品附加值很低，很多企业完全依赖外国核心技术，基本停留在来料加工水平，只能靠〝克隆〞他人产品、靠贱卖和恶性竞争求得生存。从而，一个长期令无数国人痛心疾首的现状至今无法改变：

中国市场的高端电子、电脑和数码产品市场几乎全部被美、日、欧洲和韩国垄断。

文章以一位政协委员曾经用过的〝血淋淋〞三个字来形容中国制造业现象：中国企业以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消耗着大量的能源，承受着巨大的污染；而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国企业，只需签署一纸技术合同，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抽走一大半利润。

文章认为，从中美两国跻身世界500强企业利润的强烈反差中，更加可以一目了然看出中美GDP含金量的巨大差距：

2014年美国跻身世界500强的128家企业，有24家跻身世界利润50强行列。其总利润达到7987亿美元，占世界500强利润总额的40%。而中国跻身世界500强企业的91家企业中，有16家严重亏损。中国企业500强营收利润率不到美国企业500强的一半。

更严峻的现实是，与往年相比，中国企业利润出现持续下滑态势，而美国则持续上升。

另外，跻身《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大陆企业，绝大多数是靠垄断资源、能源和价格，主要市场和利润都在国内，几乎毫无国际竞争力可言的国企。而在国际上真正叫得响的跨国公司和品牌几乎没有。

文章还举了几个堪称惊心动魄的例子，以论证中美企业的巨大差距：

2014年，苹果公司的营业额排名只居世界500强的第15位，但利润却高达37.037亿美元，比中石化（排名第3）、中石油（排名第4）和国家电网（排名第7）这3家中国公司的利润总和还高出1.619亿美元！

摩根大通数据显示，如果美国全年的GDP增速预计为2%，一个苹果手机就可以贡献美国GDP增加值的1/6。

另外，同为石油行业的埃克森美孚和中石油，利润也是反差巨大：

美企埃克森美孚排在中石油之后，名列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第5位，营业额约407亿美元，利润约32亿美元；名列第4的中石油呢，当年的营业额约432亿美元，比埃克森美孚多了25亿美元，然而利润却只有18亿美元，比埃克森美孚足足少了14亿美元！

更为讽刺的是，世界500强和中国企业500强〝亏损排行榜〞中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国企；长期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补贴王〞，绝大多数也是国企。例如：2013年政府补贴额最大的10家企业，有7家为国有控股企业。其中中石油又一次以51.74亿的天量补贴，雄踞十大补贴榜首位。

文章最后还提到，中美之间的巨大差距远不只在看得见的经济统计数据上，或是可以处处感受的综合国力上，更在比经济数据和综合国力更重要的制度文化上：

美国拥有公平的社会制度，强大的自我纠错机制，一个无论贫富，都能生活得不错的社会人文环境。而这个环境能让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天才和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才华可以得到尽情发挥，能让全世界各种精英人才趋之若鶩，能诞生波音、苹果、微软、甲骨文、英特尔、摩根大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耐克、好莱坞等伟大品牌，能使世界5%人口，却具有全世界近45%的经济生产力以及40%高科技产品。

文章得出结论，中美经济差距之大，要远远超过太多国人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