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沉默的大多数》读书笔记

《沉默的大多数》读书笔记

《沉默的大多数》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便产生了共鸣，应为自己也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因为我平时也不喜欢怎么讲话，或者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发言，套用书中一句话就是“在公共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却是妙语连珠。”现在的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干什么事都比较积极，争先恐后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生怕自己的才华被淹没。福克先生说过，说话即权利，可见他们和乐忠于这种权利。但我喜欢听他们说完，自己在内心思考，而这种思考对于大家是否知道都是次要的，王小波说这是大部分人的通病。王小波说，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或许是从沉默中才能得到更多地思考。

从王小波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在此隔阂下的互相抨击。这是一个太过复杂的时代，充斥着太多的诱惑，不同的思想观念左右着人们的行动，有人愿意舍己救人，有人愿意披露真相，有人愿意散布谣言。因此有的话该讲的要讲，不该讲的还是要用沉默来代替。

沉默往往代表的是行动，沉默往往也代表着力量的凝聚。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信仰的人们沉默着，包容着，同时也关注着。沉默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事方式，沉默或许是一种积蓄的过程，谁也不知道爆炸后的结果是什么。

沉默的一代人绝不会是垮掉的一代人，二十世纪闹得太多喧嚣太多，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更多的崇尚理智和谨慎。对于杂志上刊登的调查，我们都清楚那是要登出来吸引人眼球的，所以我们沉默了，所以

我们含糊了。因为我们绝不愿意说谎，因为沉默是对选择权的尊重。

我们坚信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沉默，我们理性，我们耿直。但沉默绝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当时代召唤之时，沉默的大多数会挺身而出，奋不顾身。

读了这本书之后，还有许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和借鉴。希望从现在开始能对我们大家有所帮助。

第二篇：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乡村一瞥

2005年4月7日|山东北河村|打印版

中国总人口的60%，即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日收入不足一美元。中国的领导人希望跻身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农村的落后问题是他们的一大心病。共产党之所以能统治这个国家，是以农民的暴动为基础的。农民的不满所引发的愤怒虽然已成为久远的历史，但还是引起了领导层的恐慌。如果不设法使农民得到满足，中国将再次陷入**。想评估中国的未来，了解其农村的状况至关重要，然而绝非易事。

尽管中国在外国看来越来越开放，其农村生活的状态还是不为人知。虽然中国的媒体经常报道农村问题，但国外记者需要得到政府许可才能去农村进行采访（理论上，其实这只适用于脱离实际的报道）。国外记者在大都市进行未授权的采访往往能侥幸得手，但农村的官员贯彻这一规定则更加严格，他们害怕批评性的媒体报道会阻碍他们的仕途发展。村里如果出现任何外人询问敏感问题，马上就会引起村里干部的注意，这些人通常都会被监禁，笔记和其他材料会被没收，然后被勒令马上离开。

上世纪80年代，一位记者一开始向山东省政府申请，允许自己在以前参观过的一个村子里呆上一段时间，但是未被批准。但是，政府推荐他去了邹平县的北河村。这是80年代中国政府规划的一个繁荣县城，作为向美国研究人员开放的实地调查地点（在那个时侯可能是唯一的）。邹平县的宣传册上称其为“向美国和全世界开放的窗口”，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农村。当时的北河村党委书记杨生勤还很骄傲地展示了一副裱好的照片。照片摄于1997年，当时吉米•卡特总统参观了该村，照片中，他一只手揽着杨书记的肩膀。

北河村有1000村民，人均年收入月5000元（合约6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70%，比邹平县平均水平高40%。村里有30多家私营企业，经营范围从炼铁到家具制造，应有尽有。这儿的农民说，他们宁愿保留农村户口。农村户口是曾经非常死板的中国城乡分离体系的产物，禁止农民向城市迁移。现在，农民有了更多的迁移自由，但是由于城市的社保体系非常不完善，许多农村居民还是只能靠耕种（不是占有）一小块土地来勉强保持温饱。北河村的村民选择了留在农村，而不像其他数百万农民那样，宁愿面对城市生活的危险和困难，也不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忍受贫困。

北河村的村民都有手机，新盖的楼房外有场院，内有有线电视，至少20户人开上了私家车。近几年，因为土地被剥夺，遭受越来越多不公正待遇的农民进城上访。而仅看到北河村的人民生活，是无法洞察到这些的。（即使在模范县邹平县县志上也能看到，本年代初还没有农民上访，而2002年就有603名，2003年338名。）即使如此，北河村还是能反映出，过去25年的经济政治全面大改革如何

使中国农村同高层政府愈加疏离。农村的繁荣或衰败越来越取决于本村村官的个人能力。北河村和中国其他70万个农村一样，古老的家族制在所有的变革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家和杨家

共产党还担心，农村家族势力的卷土重来会对农村稳定造成影响。北河村一半以上的村民姓张，其余的人中，姓杨的最多。张家和杨家泾渭分明地居住在村子的两个区域。前党委书记杨生勤可以说是杨家族谱中最年长的一位。他说，杨家人在解决家庭纠纷或者主持婚丧大典时，通常会找他帮忙。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金•福尔克于20世纪90年代在北河村住了18个月。她说，张家和杨家的关系一团和气，至今仍是如此。但是，正如中国媒体有时报道的那样，在其他农村很容易看到，对氏族的忠诚会造成氏族间的宿怨，还会导致村民为了村干部的位子争执不休。

20世纪80年代，毛主席倡导的“人民公社”解体，农村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得以重组，各氏族在管理权方面要求新的利益分配，而中国在90年代推广村长选举制度，使新的利益分配更加容易。最近盛行的村长书记一人制也使其越发容易。

尽管10年前北河村就开始直接选举村长了（毫无疑问一直是张家人当选），但是党委书记杨生勤一直握有实权。村长民选和书记任命的制度在农村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权力斗争，在北河村甚至差点引发冲突。1999年，一个资深老张家的富商张方庚（音）被选为村长，村民知道他同杨书记关系不好，因此不喜欢杨书记的人就投票给他，希望他能挑起事端。后来，张村长在向上级的报道中说：“有人说，一个月内，这两个人一定有好戏唱了。”

通过北河村所在的西董镇官员们的介入，张村长自己也心知肚明（跟党斗没什么好下场），这种紧张状态才得到控制。去年，山东省党委命令，下一次本省举行村长选举时，80%以上的农村必须设法保证书记和村长由一人担任。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首次批准村支书也由村民选举。村委还是能够最终拍板，但是必须任命大部分村民“推荐”的党员为村支书，此人也可以担任村长。去年12月，张方庚轻松地入党，成为了北河村两个职位的不二人选。他的得票数用粉笔记录在一个车库的门上，现在还在。

最后的集体企业

目前，全权管理北河村的张方庚面临着一个任务，即解决杨生勤留下的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北河村麦芽厂的命运。村里的房子分布密集，外边是一大片田地，这个麦芽厂棱角分明的暗淡外墙占据了村子的大部分外围地区。一旦村里经济支柱改变，这个工厂就会荒废。厂里的200名员工，只有保安还有工作。村民希望能有私人投资者接手这个工厂，但是基于工厂负债500万元，而且麦芽市场由更大型、质量更好的厂商主导，因此要接手这个工厂的人必须十分有勇气。

这家麦芽厂是当初北河村集体拥有的工业综合体的最后一个幸存者。当时的村支书杨生勤利用其人脉和商业敏感度，以中国其他农村为榜样，建立了这家村集体所有并运作的企业，杨生勤本人出任总经理。实际上，这些都是国有企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员大量冗余，管理效率低下。缺乏风险意识。只要国有银行愿意贷款，当地政府愿意保证市场，这些企业就会取得繁荣。20世纪70年代，这些企业使原本杂草丛生、泥泞满地的北河村改头换面，成为了一个世外桃源，许多城镇居民都十分羡慕（除了村里的原始厕所）。

然而近年来，贷款条例越来越严格，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使得许多农村不得不将集体企业关闭或者私有化。这就可能意味着，张村长的比杨书记的日子要清闲多了（尽管杨生勤辞去了村里的植物，但现在是村里化肥厂的总经理）。福尔克女士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上也代表团源源不断地来参观这个麦芽厂。通向村里的路上，装着麦芽的大卡车轰鸣不断。而现在这个农村，像中国其他的农村一样，从联合企业转变成了地产商，靠交易村里唯一的资源生存，也就是土地。

自从农村无法从集体企业获得收入，其收入的大部分便来自租用土地的私营企业所付的租金。最近，北河村决定将一大片农田出租给私有投资者，建驾校和汽车部件厂。原本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小麦和玉米的农户根据农作物的预期收益获得补偿。的确，补偿金额很小，但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且大部分在私企中都有工作，他们也就不抱怨了。近年来中国其他地方几百万的农民就没有那么好的命了，农村为了急于从开发者手中挣钱，把他们从土地上强行赶走。

北河村的筹码就是，当地私有企业的成功将使村民收入增加，这就会造成私家车的增加。买车的人越多，对驾校的要求也就越多，比如目前正在兴建的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驾校学员不得上路）。也许北河村的前途会一番风顺，但却不是中国的典型案例。

第三篇：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读后感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带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编沉默的辞典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假如你想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时，戈氏是苏共总书记，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把这叫作传播，多少有点过甚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

默的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说，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时，我们是这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的！这样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的呓语，不值得认真对待。另外，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它太脏了。

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其实，不管在制度瓦解期，是否有一些南方进步奴隶主想要让家里的黑奴成为自由人，我们永远无法否认黑奴在美国南方世世代代为奴的悲惨境地，我估计也很少会有中国人想要去否认。再说了，人家国家的事，我们就算否认了也没用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了解全部的真相？

回到文章开始时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给现代中国带来的浩劫，也都知道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人因此丧失了上大学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作为“文革”后期的青年，和前中期的必然是不同的：他们多数没遭遇过批斗场面，更不曾见过“武斗”。对于他们来说，所吃的苦不包括担惊受怕，而主要以劳作为主。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值得同情的一批人，只是，要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那段历史：那毕竟有整整十年。

妈妈很小的时候，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树皮是吃过的——我的“小桥的病”便取材于妈妈小时候的一段往事，——上小学后也曾经因为家里买不起本子，而把作业写在姥爷的烟盒上，也曾因为是宗教家庭出身而影响入团……

这些话从我记事起，听了不知道多少遍，我一直以为，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全部了。然而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讲述了更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历史。

为什么选择沉默？是因为话语圈子让人信不过。话语圈子为什么让人信不过？很简单，《道德经》说：信不足也，有不信焉。

别人不相信你，就是因为你有让人不足以相信的地方呗。

一般人从七岁开始走进教室，开始接受话语的熏陶。我觉得自己还要早些，因为从我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怀疑话语，我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吃铅笔。上小学时，在课桌后面一坐定就开始吃。那种铅笔一毛三一支，后面

有橡皮头。我从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韧爽口的铁皮，吃到木头笔杆以后，软糟糟的没什么味道，但有一点香料味，诱使我接着吃。终于把整支铅笔吃得只剩了一支铅芯，用橡皮膏缠上接着使。除了铅笔之外，课本、练习本，甚至课桌都可以吃。我说到的这些东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这也是一个真理，但没有用话语来表达过：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

城市管理10-01

陈光浩

第四篇：《沉默的大多数》读后感

沉默的大多数读后感

（一）小笼猫

我素来期待能读王小波先生的书，借此机会拜读《沉默的大多数》。虽未读完，但心下拜服矣。不论王小波先生有没有文采，只是那一份诚恳和幽默便足以令其它评价顿时失去意义。

这本书题目是“沉默的大多数”.如同题目所述，这本书就是在说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思考以及先生对于事物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是没多少人当时曾说出口的——而至少如今看来又十分明显的。说是明显可能有些名过其实，因为如今我虽不知人们是否想过先生的观点，但是所表现出来的则仍是浑噩不觉，而且乐在其中。这不禁让我感到失望和疑惑：是先生的观点仍是太超前了，还是人们的思考这些年来未曾进步？

一是谈“讨论”.先生说：“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等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放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这种讨论变成批判的现象如今常见得很，辩论双方难以坐下来就事论事地谈问题。谈论转基因是否有害会转变成对学历经验的质疑、讨论男女平等会认为有心理障碍、讨论医保改革政策会受到不分是非的人身攻击，不一而足。这些人可能并不了解如何寻求问题本身的答案，而是拘泥于自己的认知抓住不放，想尽一切歪理邪说企图驳倒对方、让对方名誉扫地，似乎这才是某些人争论的目的。可惜的是，虽然这个道理很浅显，没有多少人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即使说不过对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因此尝试攻击对方以期获得道德上的优势；可惜本来也不会获得道德上的优势，然而若争论的另一方却也不懂该如何化解，只能和他对骂——这就不再是讨论问题了，两个人的争论也就是到此为止，余下的就是难听且浪费时间的人身攻击，要是有条件，说不定还能打起来。人们的认知水平难道只能到这个地步吗？

另一个是谈“实践”:“给计算机编程和解几何题有共通之处：对了马上能知道对，错了也马上知道错，干干脆脆。你用不着像孟夫子那样，养吾浩然之气，然后觉得自己事事都对。……有些大学问家有着另外一种经历：他大概没有做对过什么习题，也没有编对过什么程序，只是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大道理，觉得自己都对，凡不同意自己的都是禽兽之类。这种豁然贯通之感把他自己都感动了，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用不着什么证明，必定是很聪明。”这就指出了实践之于感性体验和思考的优越性，并且强调了忽视现实情况是很蠢的一件事。其中计算机编程和几何题都算是科学范畴，因此也强调了科学性的重要性。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中医里不少糟粕就像孟夫子那样：觉得自己有用，所以自己就一定有用，都不用思考、不用质疑，自然也不用做什么科学研究证明一下。不光如此，数学物理这种学科没有科学素养固然做不好，真正怕的是文科本来基于经验和文字的观点如果不顾现实、不顾自然规律，胡编乱造，那也很容易说服自己就是对的——所谓道理并不是固定的、只有一个的，脱离现实的观点从来也站不住脚。

其实先生写了很多很多内容，其中核心内容就是敢讲真话、尊重事实、不讲假话空话。这可能听起来像口号一样，可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对不熟的人百般恭维、对讨论中的观点不加思考地赞扬、害怕提出反对意见、对任何人或者组织存在的问题只字不提，这都对自己和听者毫无帮助和长进。这相当于你灌了一碗鸡汤，然后又吐出来邀请听者喝一样——令人恶心。我希望假话空话最好能不存在，凡事人们能过脑子——但是事实不可能如此。假话空话听起来才好听、才暂时不会引起矛盾，确实如此，但这是一种短视的做法。一个组织想团结起来发展，绝不是靠搪塞恭维来进步的；一个人想提高自己，就要认真想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想认识朋友，就要掏心窝子说真话。事实上并不是人们都傻到想不到该如何做，而是碍于面子不敢做。这就是略有荒唐的事情——我也会荒唐，但不能总是荒唐着。说真话的人会成为攻击的焦点，做实事的人会成为弹劾的中心，人们在大家都虚伪的时候，为了保存自己也选择虚伪，而不敢站出来说一句真实的、却没人敢说的话；说假话的反而能活得很好。这就是中国的人情社会，它不讲逻辑、不讲事实，讲的是人际关系。为了“和谐”的关系，人们也主动选择沉默——没人牵头担责任，我为什么要站出来呢？如果只有我站出来了呢？于是虚伪成了文化的主流，人们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虚伪的事实，却害怕并攻击表现出真实的人，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们是异类——这真是悲哀。

王小波先生算是酣畅淋漓地把他的话写了出来，可是好笑的是，即使大家都认真读过王小波先生的书、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难多两个人站出来说句实话；说实话的人仍会显得不合群，并且因此失去名誉；中国人的态度并未改变。因此，即使我自己愿意按自己的愿望表达、行动，我也对中国人未来一段时间内改变说假话的可能性不抱希望。我只是疑惑，这些人在设了重重规定下带着镣铐跳舞的时候，是否在享受自己言不由衷带来的好处呢？

《沉默的大多数》读后感

（二）范海涛

在仔细阅读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没有碰其他消遣文本。他的文字给我清澈的顿悟感和沉默的镇定。

这种力量是一种站在生活之上的明确和感悟，我会在读到某段某句文字时突然激动——原来这就是我，我的人性，我的感受，我的理想和信念。

他在书中一直强调智慧，知识，尊严，生活。

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产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

知识本身是多么的诱人。学习本身就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文史知识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

所谓智慧，我以为是一种进行理性思维时的快乐。

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传下来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个循规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样，做出了乐趣，再去管别人。我小的时候，从小学到中学，班上都是这样的好同学，背着手听讲，当上了小班长，再去管别人。现在也是这样，先是好好地求学，当了知名理论家或批评家，再去匡正世道人心。当然，这是做人的诀窍。做个知识分子，似乎稍嫌不够；除了把世道人心匡得正正的，还该干点别的。由这样的模式，自然会产生一种学堂式的气氛，先是求学，受教，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来教别人。如此一种学堂开办数千年来，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

一个人不在单位，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一块肉。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我们现在经历的时代很浮躁，越来越缺少沉得住气的智慧与理智，利益和金钱的诱惑也已早早得开始腐化灵魂。我们很多人外强中干，以为华丽个性的衣饰可以裹住脆弱的内心，于是穿着奇装异服，表情冷漠。内心又常常空洞肤浅，在虚无的网络中寻找虚无的知己，在现实的社会中面对封闭的自我。我们是处在一个逐渐开放的社会，逐渐沦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感谢曾经有这么一本书，击破混沌，给我的头脑一点清明。

第五篇：沉默的大多数书评

《沉默的大多数》书评

18环科一班吴非霏

王小波的名字我早已有耳闻，在高中老师的推荐下，也阅读了他的《黄金时代》《似水流年》等作品。他的杂文不仅继承了他独特的文风，更夹杂着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思考，带着他诚挚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在这个寒假，我阅读了他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受益匪浅。

《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讲得非常精彩，作者把讲的道理和故事联系在一起，让人通过故事加深对道理的理解。整本书通俗易懂。正如书中所言：自从我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读完这本书，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不得不承认，成年后的我也归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依着古训“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对于生活中的很多事都抱着不敢说、不能说、不必说的心态。正如王小波所说的，这似乎是中国人的通病。我不禁联想起安徒生《皇帝的新装》这个童话故事。故事中的沉默的官员和民众，其中不乏知道真相的人。但是他们都选择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怕说出真相会牵连到自己。唯独故事最后的小孩，童言无忌，说出了大实话。说句心里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少时的锋芒毕露、棱棱角角也就被慢慢磨圆了。沉默似乎只属于成年人，小孩子们对此是不屑一顾的，他们总是那么地天真可爱的，有话要说时，完全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心中想说的话，不一次说尽是绝不会罢休的。我有时很羡慕孩子们的执着，也希望自己能够再回到童年时代，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只是因为我对那时的真实有着一种特殊的怀念，那时的我是不沉默的。而如今的我早已不能像孩童时期那般童言无忌，因为成年后的我晓得要为自己的口无遮拦付出代价。

龙应台女士就曾大发感慨，问现在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了。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殊不知“开口是银，沉默是金”王小波的观点与龙应台的相反，正如他书中所写“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好的。这是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不做沉默的羔羊，就当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因此，我们需要理性与冷静，在该发声时勇敢发声，在需沉默时懂得沉默。堂皇转眼凋零，喧嚣是短暂的别名。这个时代确实有太多的纷杂喧嚣，因此，更需要我们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适当地选择沉默与发声。有时候，沉默并不代表怯懦，而反倒是一种睿智与沉思。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带给了我很深的感触，让我懂得了关于发声与沉默的智慧，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也将所学付诸于行动，在适当的时候理智地选择发声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