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陈思丹

09经济（医药贸易与管理方向）1***069

摘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范式。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本文旨在从经济学意义上剖析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背离，分析其矛盾的产生，探讨其矛盾的解决。实现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其根本途径在于设计有效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公共品；博弈；制度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

1.1 个体理性

为了能够生存，人必需对自己的生存进行谋划、算计和寻找给予本体安全感与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个体理性的基本行为目标。通常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效用、安全、自由。经济学主要研究效用问题。个人的生存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追求效用满足感的过程，因此总会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目标，如此行为即所谓的个体理性。［1］为了更接近真实世界的情况，当代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不完美个人理性。［2］

1.2 集体理性

集体理性是一个以群体利益为出发点的追求效用的行为，它追求的目标是高效率、内部稳定和成员间的公平。通过生产和配置努力提高人们活动的效率，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用，是集体理性的基本行为。集体的稳定是集体存在的关键，协调好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保证集体稳定的核心条件。对于一个集体而言，效率和公平缺一不可，追求效率最大化和成员间的公平理所当然成为集体理性的表现形式。

1.3 二者矛盾的根源

现实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总是存在着矛盾：个体理性必须以集体理性为基础，但集体理性的获得或保障却可能是以个体的非理性为代价，集体理性必须以个体理性为前提，但个体的理性行为却未必能保证集体的理性状态。由于个人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个体理性总是有限的，从而导致决策时往往忽视一些长远的，公共的利益。著名的“囚徒困境”、“公用悲剧”、逆向选择理论、不可能定理等都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背离的重要佐证。其实，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基本根源在于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集体利益和集体理性不过是个体利益对立与冲突的建制化，组织化的表达。［1］个体利益的冲突来源于资源的稀缺, 稀缺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 利益的冲突也就不能消除。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冲突比较文明的体现是市场竞争。竞争本身也存在合作性竞争和非合作性竞争两种。合作性竞争可能导向集体理性,非合作性的竞争则必然导向集体的非理性。［3］公共品提供的困境的解释分析

假设整个市场中仅有张三和李四可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张三和李四都是经济人，即希望以最小的付出得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之间是策略性依赖关系。现以张三的角度来分

析一下这个困境问题。如果情报显示李四会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张三也提供的话，得到的利益是4个单位；不提供，得到的利益将会是9个单位，所以，张三选择不提供。反之，若情报显示李四不准备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则张三提供的话，给予了李四搭便车的机会，张三将损失1单位的利益；不提供，则不得利，也不损失。显然，两种情况下张三都会选择不提供。

如果两方的决定是同时做出的，或是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情报，只能靠揣测来做出决定的话，将出现下面的情况。同样是站在张三的角度，在假设李四提供与不提供的概率都是1/2,若张三做出的决定是不管李四提不提供，都将提供，则张三的得利是4×1/2+(-1)×1/2=3×1/2=1.5。若张三做出的决定是不管李四提不提供，都不提供，则张三的得利是9×1/2=4.5。根据上面两种情况，显然不管李四最终提不提供，张三的最优策略都是不提供。上述只是第一轮博弈的情况，在第二轮博弈中，双方都更加倾向于不提供，则提供的概率会小于1/2，而不提供的概率大于1/2，则提供的得利越来越小，而不提供的得利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双方不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是任何情况下的最优策略。所有博弈方的最优策略组合是（0,0），达到了纳什均衡，没有任何博弈方愿意偏离这种状态。此时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不足的，私人部门的理性选择最终使得其整体福利受损。

可以看出，还有一种组合（4,4），与（0,0）相比，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了8个单位。从（0,0）到（4,4）的改进，是博弈双方及社会公众所期望的，在这种过程中，只有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我们称之为“帕累托改进”。这种改进只有在双方都自愿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要做出“提供”的决定，实际上是很艰难的，要承受很大的风险。所以，在没有足够的信任下，对大家都有利的（4,4）组合是很难形成的，即便形成了也是很难维系的。因为一旦有人违约，这种脆弱的关系便难以为继了。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个体，张三和李四是理性的，但作为集体，它们又是非理性的。这就是囚徒困境下，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如果大家都只从自己得益多少出发考虑问题，大家都只是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是谁都不作为，结果锁定在“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无法实现合作双赢的结果。［4］集体非理性行为中的理性行为个体，我们称之为“理性的傻瓜”。如何实现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3.1非合作性博弈问题的解决就是寻求合作之路

博弈可以划分为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是效率、公正、公平；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体理性，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的一个典型模型，“公地悲剧”同样也是个体理性导致的结果。

一块公共的牧地本来可放50只羊，超过了这个放牧量就会导致这块公共牧地严重退化，最后的结果将导致这个牧场最后放不了羊。假设这块公地有10户人家，每户人的放羊是5头，但是每户选择的最优策略是放尽可能多的羊，因为他可以获取通过饲养牲畜所产生的直接受益，但是仅承担一部分来自过度放牧的成本。［2］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导致牧场严重退化，最终放不了羊。

非合作博弈有着一些基本假设，比如资源稀缺、经济人、共同知识和互相不信任等。资源的稀缺是人类生活的事实，自然界并不能主动满足我们的需要。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仅仅考虑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满足不了每个经济人的这种利益，结果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当个体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互相之间不信任时，必然导致非合作性博弈，这是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个体的最大自然偏好也满足不了。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合作博弈所产生的集体理性缺失往往造成效率低下。与非合作博弈相反的是合作博弈，亦称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各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其他方的利益有所增加，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集体理性，是效率、公平和公正。［5］如何克服不信任显然是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的通路。关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表面上是描述非合作的规律，更深的目标其实是寻找合作之路。事实表明，只有合作才有最佳的共同结果。［6］

3.2 制度的建立

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般是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戒律、规章等的总和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构成。好的制度是一个共同体成员自由选择的一个均衡结果，它使得每个成员在理性地思考自己利益的同时，总是没有积极性愿意打破这一均衡。制度作为一种中介和途径，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双向互动：我们要保证集体理性必须依靠制度；同时，我们要获得个体理性，也必须通过制度。制度一方面塑形和保证集体理性，另一方面也生成和扩展个体理性，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达到一种前进式、积极的统一。［5］

3.3 制度建立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3.1 组织的构建

制度与那些受益于制度的人在一起被称为组织，它可以是社团、协会、地区、国家等。它是个体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共同同意成立或者参与，它的意志是组织中个体利益的集中表达，同时也对个体起着约束和规范的作用。由于一致同意，组织的行为在个体之间具有权威性，组织内的个体对组织的行为都会遵守和合作。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增进集团中成员的共同利益,组织的高效率意味着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5］Miller将管理者有技巧的、有责任心的领导能力看作是实现合作的重要因素。［2］

3.3.2 从有限到无限

囚徒困境的经典解法是将一次或有限次重复博弈演化为无限次重复博弈。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下，两博弈方采取触发战略：在第一阶段选择提供，在第t阶段，如果前t—l阶段的结果都是(提供，提供)，则继续采用提供策略，否则采取不提供策略，也就是说，双方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总是先试着合作，第一次无条件选择提供，如果对方也是合作态度，则坚持选择合作的提供，一旦发现对方不合作，也用不合作来报复，以后永远选择不提供。以这种方式迫使对方一开始就选择提供，达到双赢局面。对于私人部门而言，尽管它不可能无限期存在，但它的决策取决于它对未来的预期。处于正常状态的私人部门会预期下一期自己仍然存在，面临同样的决策，做出同样的预期，这就使得私人部门可能进入无限次重复博弈。关键的问题在于贴现率，如果贴现率不足够高的话，参与人就会选择注重当期利益的策略，使得公共品的供给再次陷入囚徒困境，如果每个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所得都是微不足道的，参与人有积极性与对方合作，并惩罚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7］

3.3.3 相互信任

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值得信任的个人或团体意味着他们寻求实践政策，道德守则，法律和其先前的承诺。卢曼给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信任能够促进公共品困境中的合作的结论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个人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他人的行动的相互依存的情形中，个体理性的行动的选择取决于他人的行动，并最终取决于他人的偏好。具体而言，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应理性地做的事取决于他与另一囚徒的信任关系。如果囚徒有理由信任对方，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对他们来说就是理性的。［8］如何做到信任呢？⑴运用抵押做出可置信承诺；⑵建立品牌效应；⑶主动提供信息⑷采取针锋相对策略

3.3.4 有效的沟通

沟通能够传递信息，能够有效沟通的群体其合作也更多。其原因主要是有效的沟通：(1)有助于人们交换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博弈结构的理解，说明相互合作是对大家有利的，而相互背叛是对大家不利的，以协调他们对相互合作均衡的预期。(2)使人们有机会对他们的合作行为作出承诺，减少对方对背叛的恐惧，诱出对方的承诺，减少对对方背叛的恐惧。(3)有助于人们说明他们在过去为什么会那样决策和他们如何从错误中学习。(4)提供了道德劝说的机会，如诉诸什么是要做的“正确的”或“恰当的”事情。(5)可能创造或强化群体的身份意识。［8］

3.3.5 群体规模

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集体理性的实现有两个条件：一是组成集体的个体不宜过多，二是具有促使个体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9］大量研究发现，合作率随群体规模的增大而降低。其可能的原因很多：(1)群体规模的增大分散了背叛导致的伤害，同时，也使通过策略性行为塑造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加困难，而匿名地背叛却变得更容易。(2)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也可随群体规模的增大上升。因为，沟通和协调各群体成员的行动会变得更加困难。(3)个人行动的效能和可见性会随群体成员的增多而被稀释，同时，监督和制裁他人的行为会变得更有挑战性。［10］

3.3.6 奖惩制度

公共品困境中的背叛者之所以背叛常常是出于对合作所进行的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因此，如果公共品困境中的博弈者有能力惩罚背叛者，使其成本大于收益，则合作更加可能。而对于守信者，可以给予适当的物质补贴及精神奖励，肯定、提倡、诱导合作行为。

3.3.7 适当的技术防范

对于上述“公地悲剧”问题，可以适当设置监督机构，以监督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既定准则。对于“公地悲剧”产生的污染问题，一个激进的方式就是禁止使用某些特别的化学物质。或者，通过规定既有的或潜在的污染者必须采取适当的技术防范设施，限制对空气的污染。［2］适当征收“环境税”和允许“排污权交易”，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激励”人们减少环境污染的作用。

3.3.8 公平

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及最后利益的分配要让每一个参与者认同并且感知到是公平的。人们对公共品的贡献倾向与他们感知到的公平程度成正比。因为，根据GEF模型，公共品困境中的人们在决策时同时受到贪婪、效率和公平三个动机的约束。贪婪动机表现为尽可能少地贡献于公共品，效率动机表现为贡献在数量上与创造和维护公共品所需资源相等的资源，公平动机表现为在感受到公共品的分配是公平的时候较之在感受到公共品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时候，人们愿意更多地贡献于公共品。由于贪婪受到感知到的公平的约束，即使博弈者不贡献会更好，他们也会倾向于贡献，而且公平的考虑会使他们的贡献倾向明显地受到他人将贡献多少的预期的影响。如果博弈者预期他人将不贡献，他们可能认为只有他们贡献是不公平的，因而也不贡献。当然，博弈者也可能认为在他人贡献时他们不贡献是不公平的，而贡献于公共品。重要的是，公共品的分配原则对人们感知到的公平有明显的影响。［10］

3.3.9 信誉机制

有关信誉机制的研究表明，信誉机制要想自我实现，必须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条件：(1)当事人有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誉就是当事人牺牲眼前利益追求长远利益)。(2)信息传播渠道通畅，人们能够方便地查询到交易对方的信用状况。(3)人们有积极性去惩罚失信一方。例如在一个小村庄，张三向李四借了10块钱，他们之间无需书面的合同或借据，甚至没有说清还款的日期。但李四并不担心张三会赖帐，因为，如果张三真的不还钱的话，李四就会把此事张扬给全村，张三就不可能再借到钱了。为了能继续借到钱，张三

一定会信守承诺按时还钱。在这个信誉机制中，可以清楚的体现出上述三个基本条件。［11］

3.3.10 面对差异化：走向“智猪博弈”

对于有差异的个体，“智猪博弈”的均衡是其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选择。“智猪博弈”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合作博弈。尽管小猪仍旧是依据个体利益最大化做出行为决策，但大猪在依据小猪的行为做出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增进了这个集体的福利，所以，二者实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均衡。［1］值得注意的两点：

（1）“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均具相对意义，即“个体理性”中的“个体”不仅指自然人，也指大集团中的小团体，而“集体理性”中的“集体”在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时，则转化为个人。从帕累托改进的意义上说，当集体成员的数量严格小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数量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是一件“好事”，尽管它对该集体的成员而言是一件坏事。在囚徒困境中，尽管二人都坦白使囚徒集体的福利减小，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是有益的。同理，令商家痛苦的价格战却使广大消费者从中受益。［1］

（2）即使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同样无法避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例如《麦琪的礼物》，吉姆和德拉出于无私爱心的利他主义行为，结果却使得双方的利益同时受损。自私的社会有“囚犯困境”，无私的社会也有“麦琪礼物困境”。［12］这是因为，纯粹的利他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利己的，当事人追求的是心理回报，这也是个体理性的表现。结语

本文认为个体理性就是个体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而集体理性追求的基本价值是效率、稳定、公正公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从“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地悲剧”两个典型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矛盾，其根源在于再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个体没有约束的最大化自己的偏好，个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互相不信任，结果导致行为决策的不合作。这就需要在组织的框架下个体之间形成一套有效率的公正公平的制度，完成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通路。

参考文献：

［1］刁文淇、曹丽娟《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科学与管理》2008年.第4期

［2］R.Richter&E.G.Furubotn《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P4.《上海人民出版社》.［3］王苏珂《个体理性引发的集体非理性——解读经济危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6 月第11 卷增刊

［4］王则柯.《博弈论平话》.《中信出版社》.2011.P26

［5］梁伟.《博弈论视角下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进路》.《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10期.2009年10月

［6］欧国立.《合作博弈、集体理性与城市交通效率》.《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1期.2009年1月

［7］宋维佳.《走出困境：公共品供给的博弈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4期.2003.［8］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9］魏 姝《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1999.17 ［10］孙鳌、陈雪梅《公共品困境：类型、因素及对策》.《江淮论坛》2009．4 ［11］杜晓堂.《一个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中国大学生就业》.2003(4)［12］刘正山.《囚徒困境与理性悖论》.《国际金融报》.2002年09月06日第十八版

第二篇：从舶来品走向理性选择的论文

摘 要：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在中国英语教学法中起主导作用的教学法主要有语法翻译法、听说法、交际法和目前的任务型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法无不带着舶来品的痕迹。外语教学的后方法时代说明，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法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外语教学中的问题。只有根据中国国情，辩证地反思各种教学流派的利弊和在中国的适应性，融各家之长，并创建自己的特色，走向理性选择，才能避免盲从，达到最满意的英语教学效果。

关键词：英语教学法；舶来品；后方法时代；理性选择

一、中国英语教学法中的“舶来”现象

1978年，国家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俄)语教学大纲》，详细说明了中小学外语教学的目的、要求、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使中国的外语教学得到全面恢复。1982年5月，教育部又召开了全国中学外语教育工作会议，公布了《关于加强中学外语的意见》。《意见》指出，“凡学过外语的初中学生，报考高中应考外语，考试成绩从1983年起百分之百计入总分”［1］31-32。从此，外语的学习与考试成绩紧紧挂钩，不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学习者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开始意识到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中国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开始步入迅速发展的阶段”［1］32。

从把英语成绩纳入正式的考试体系到现在，中国的英语教学已经跨过了20多个春秋。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英语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中重要地位的凸显，为了国民更好地掌握这门国际语言，中国的英语教学也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以期达到二语习得的最佳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英语教学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也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即从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到听说法，再到交际法。当发现这些教学法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外语教学效果时，认知法、任务型教学法以及其他教学法在中国的外语教育界也争相崭露头角。但是，综观这些教学法，无不带着舶来品的痕迹，如语法翻译法来自欧洲，听说法最初是美国的“军队专门训练方案”［2］，交际法则是产生于欧洲共同体的功能教学法的一个分支，现在在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任务型教学法也是英语教育家Prabhu在印度教授英语时提出的，这些外语教学理论和流派，大多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然后被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推向世界的，难怪拜克斯(Bax)称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3］。

二、中国20年来引进的主要英语教学法综述

1.语法翻译法产生的背景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语法翻译法是外语教学中最古老的一派，它是欧洲人教授古典语言(古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传统老法，产生于中世纪。当时古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是约定俗成的“国际语”，是各国共同的文化载体，是各国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程。但是，这两种语言即使在当时的欧洲也已经是“死亡”了的古代语言［4］，在各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谁也不用它们来作为口头交际的工具，学习这种语言的目的只是用来读懂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各种经文、学术著作、官方公文和告示等。可以看出，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语法翻译法以古文为学习对象，以阅读为主要教学目标。至于语音上，则丝毫没有严格的规定，更缺乏一套培养学习者口语能力的方法。

十年**之后，中国的外语教学逐步走向正规。1986年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将英语教学的目的定为“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侧重培养阅读能力，注意培养自学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打下一定的基础”［1］32。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英语师资还非常缺乏，围绕着这个大纲，语法翻译法在英语教材的编写方面、在课堂英语的具体教学实践中，一直占着主导的地位，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母语，先讲课后所附有的汉语语法讲解的内容，再对课文的句型和文章进行以翻译为手段的教学。

从语法翻译法产生的背景来看，为了能准确无误地理解古代的官方文献资料，这种方法特别注重语言的逻辑性、词汇的准确性和语法的规则性，但是对日常交际非常重要的听和说却没有涉及，所以到了1993年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就明确地规定了要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要侧重培养阅读能力。

2.听说法产生的背景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听说法最早产生于美国(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真正起因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发现被派往亚洲和欧洲的美国士兵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但实际效果却让人失望。于是美国政府求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正是他们的努力，促成了外语教学的“听说法”［2］92的诞生。另外，当时录音机的使用在美国已经非常普及，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也正在兴起，这些都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了多听和多练的机会［1］4。

听说法强调听说领先，教学以句型为中心，注重反复实践，形成习惯。听说法的主要长处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学生初级的外语口语能力，它能“立竿见影”，对于那些没有英语基础又要急用的学习者来说比较实用。我们国家外语教学受其影响，20世纪60年代前期曾被引进高校作为试点的“听说领先法”就是这种方法的别名［4］119，20世纪70年代高校英语专业的入门课本也是根据这一教学法思路编写的。1993年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也明确了英语考试要有口试和听力测试的要求。

由于听说法注重听说领先，忽略语言的语法结构知识讲授，中国的学习者在课堂上操练之后，课后没有实际应用的机会和场合，结果是用这种方法培养出的学习者在学习到一定阶段之后，发现自己的英语无法有真正的提高，而课堂上的言语操练与实际生活又远远脱节，于是这种教学法又贬声四起，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欧洲共同体的另一种教学法，即交际法。

3.交际法产生的背景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球的交际法最初被称为“意念——功能大纲”或者“功能——意念法”［1］6，它产生于西欧共同体，中心是英国。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欧洲共同体各国之间的直接人际交往日趋频繁，语言隔阂成了直接交往的重大障碍，于是，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文化合作委员会组织了一百多位专家，历时四年，制订出第一批功能法的教学方略和大纲，目的是使用所学语言并在该国家进行真正的交际。这一方法在欧洲各国产生成效后，很快被很多国家的外语教学引进。我们国家1988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第一次提出“初步运用英语交际的能力”，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也首次使用“功能意念”的概念原则，并提供了功能意念项目表［1］32。

产生于欧洲共同体的交际法是为了人们交际的需要，欧洲共同体各国的互相往来也为人们提供了展示所学外语的机会和条件，在真正的人际交往中外语应用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由最初的外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第二语言。而在我们国家，即使英语学习的人口已经超过美国的总人口，可英语的应用却仅局限在课堂上。课堂交际和生活交际相去甚远，脱离生活的交际是交际教学法在中国的最大局限。近年来，国内有人将交际法和传统教学法作了对照实验。五年的实验结果证明：传统教学法教出来的学生语言基础扎实全面，读写能力强，会欣赏优美的文笔，但口头表达能力不如交际法培养的学生流畅；后者则偏重口语能力，但在语言运用的准确性、写作能力和文法意识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弱点。实验还发现，交际法培养的学生中，口语能力强的愈来愈强，弱的愈来愈弱，差距很大［5］。

4.任务型教学法简介

任务型教学法起源于1979年N．S．Prabhu在印度高科技区进行的一项强交际法的实验(BangaloreProject)。在实验中，他提出了许多任务类型，并把学习内容设计成各种交际任务，让学生通过完成任务进行学习。Prabhu的这项实验引起了语言教学界的关注。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语言教育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今天在国际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中备受瞩目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法要求学生运用所学语言完成具体任务，并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强调交际的过程和语言的功能，注重发展学生的学习策略，因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语言运用的能力。

2003年，我们国家制定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提出，“倡导任务型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1］46。笔者认为，任务型教学法还属于新生的教学流派，在任务的选择方面、学生的参与形式方面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三、后方法时代的启示

在20世纪，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在进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重要学科领域以来，探究最佳教学的教学流派层出不穷。和在我们国家的实践一样，当后一种教学法克服了前一种教学法的弱点时，新的问题又会接踵而至，没有一种教学法能解决外语教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语言教学中的方法运动，即寻求最好方法，已经成为过去，语言教学已进入后方法时代”［1］230。

可以看出，后方法时代是对最佳方法否定的时代，是对寻求最佳教学法反思的时代。它给中国外语教学最重要的启示是：1)没有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教学法。教师必须以辩证的观点反思各种教学法的利弊，融各家之长，根据具体教学环境和条件设计个性教学，创造出满足学生实际需要的教学方法，以取得最满意的教学效果。现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学研究中心秘书长包天仁教授所创造的“四位一体”英语教学法［6］，适合中国国情、学情和教情，效果显著。更重要的是，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法，对国外教学法提出了一种挑战。它打破了国外教学法对我国教学法的霸权和话语权，使中国这个世界上学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外语教学法领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声音。2）在应用各种引进的教学法和教学流派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考虑在中国的各种适应性因素，绝不可以盲目照搬，人云亦云。刘润清在《论大学英语教学》中就说道：“脱离具体情况去讲哪一种方法最好不是科学态度。”［7］实践也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巨大地区差异、师资差异、教学条件差异和学习者差异的国家，单一教学法是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教学问题的。

参考文献：

［1］李丽生．英语新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31-32．

［2］章兼中．国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90．

［3］戴俊霞．多元化：大学英语教学的新范式［J］.中国高教研究，2006(8).［4］王铭玉，贾梁豫．外语教学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99.［5］李瑛，吴长镛.交际法得失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1).［6］张帆.二十年风雨见彩虹——记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6(9).［7］刘润清.论大学英语教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163.

第三篇：从钓鱼岛问题探讨理性爱国

从钓鱼岛问题探讨理性爱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军事理论课论文

题目：从钓鱼岛问题探讨理性爱国 学生姓名：曾文康 学号：201420110033 年级：大学一年级

专业：治安学 方向：警察法学

大队：法学大队 中队：14中队 区队：一区队

I

从钓鱼岛问题探讨理性爱国

摘要：众所周知，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固有领土，1972年美国将其“行政管辖权”连同琉球一起“交给”日本，但历史上琉球并不属于日本，中日钓鱼岛争议由此产生。自2010年9月中日撞船时间发生以来到现在日本提出从钓鱼岛所谓的私有者收购钓鱼岛并国有化以来，中日钓岛问题愈演愈烈，日本政府对购岛事件的态度也使事件持续升温。日本政府购岛**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不满，并由此爆发了一系列的反抗和抵制活动，但由于不理智爱国导致的事件还是要求我们要提高自身素质，开展爱国注意教育的队伍建设。

关键词：钓鱼岛 爱国主义 大学生

目录

引言....................................................................................................1

一、钓鱼岛问题简介........................................................................2

二、不理性爱国及分析....................................................................3

三、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理性爱国................................................5 结论....................................................................................................6

II

从钓鱼岛问题探讨理性爱国

引言

2010年9月7日，中国渔船接连与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本政府抗议中国渔船到钓鱼岛附近巡航，日本右翼分子在国内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以首相野田佳彦为代表的日本政府提出了向所谓的钓岛持有者手中收购钓鱼岛并国有化，日本还与美国进行“夺岛演练”等一系列的与中日关系友好相悖的活动后，激起了全国人们的强烈抗议和不满，全国各地都声讨日本恶劣行径，抵制日货和举行示威游行。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效，但是，在一些示威游行中，有的人通过打砸的方式在爱国诉求的表达方式上表现出了一些不适当行为，也反映出了我们要提高自身素质，既要懂得怎样爱国，更要懂得怎样合理爱国，以理性的方式合法的宣泄自己的爱国情绪，既不影响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又能发泄自身情绪的不满，岂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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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钓鱼岛问题探讨理性爱国

一、钓鱼岛问题简介

众所周知，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据古籍记载，中国是最早发现、开发钓鱼岛，通过先占取得主权。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进行捕鱼、采药、避风、休息等活动的场所。至晚到明代就已经被中国人民发现、利用和命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战争尾声时，日本于1895年1月14日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声称钓鱼岛为“无主地”，在钓鱼岛建立标国标，正式划入日本版图。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这些岛屿也被划入“归还区域”。日本政府据此主张霸占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直到2010年9月7日，中国渔船接连与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本政府抗议中国渔船到钓鱼岛附近巡航，日本右翼分子在国内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钓鱼岛问题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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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理性爱国及分析

对于在示威游行中对其他公民财产进行打砸的这种不理智的“爱国”行为并不能真正的起到明显的作用，没有约束的游行示威只会让国家治安陷入混乱，打砸日货只会使中国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让日本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中国损失上亿。这些民众的强烈爱国之心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为侵占钓鱼岛所做出的一连串卑鄙行径的确令人发指,可是爱国有许多的方式,不一定非要选择打砸日货这一严重扰乱中国社会秩序的方式。一切不理智的爱国行为，都不能称其为爱国，只有理性爱国才能以高效率、好方法真正实现爱国的目的。理性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理性爱国首先是合法爱国，而不是违法爱国。违法爱国不叫爱国，叫害国。在此我们呼吁：你有抵制日货的权利，但你没有打砸日货的权利；你有烧毁自己日货的权利，但没有烧毁他人日货的权利。抵制日货可以，但要做到：不砸车，不砸店，不砸人。总之，保持理性，有序抗日，才能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分析

没有谁会怀疑祖国遭受欺侮时涌动的爱国激情，没有谁不能理解当祖国遭遇挑衅后同胞们的愤懑与抗争。因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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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注定要被欺凌，一个永远韬光养晦的国家必然受气挨打。但是，有一个残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面对——靠那些失去理性的行为，我们可以保卫国家领土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理性爱国，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深入了解祖国的文化背景和我们的民族历史，而是首先要学会以理性的方式处理某一件事，理性爱国强调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及尊严的问题上要冷静分析、明辨是非、求同存异、有理有据、寻求共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借爱国之名混淆公众视听，扰乱社会秩序。爱国方式的理性选择，是一种胸襟；爱国情感的理智表达，则是一种胆略。日本右翼不顾历史、无视未来的倒行逆施，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损害了日本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爱国行为，既要顾及自己长远而根本的利益，不为泄一时之愤而损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局；但也要顾及中日友好的远景，不因言行过当、伤及无辜而授人以柄。原则上的据理力争，不应影响言行上的以理待人。经贸的合作、民间的交往，从来都是双方互动、共同依存的。现在的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应以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为重。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才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反而不利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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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和谐发展。

三、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理性爱国

现在的我们，爱国最现实的表现、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刻苦学习、立志成才，掌握报效祖国的本领和知识。这就要求不但要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要尽力去影响身边的同学朋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爱国热情不仅要表现在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上，更要表现在为祖国的繁荣、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实际行动中。只有每一个人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的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国家才会日趋强盛，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才能享有更多的尊敬，发挥更大的作用。历史的教训也表明，当我们的爱国热情没有和具体的强国行为相结合时，爱国热情只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感情宣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报效祖国，振兴中华，要求我们与时代同步，更要勤于学习，善于求知；集中精力，只争朝夕，化爱国之情为爱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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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华夏子孙世世代代就懂得谦卑和礼让，而不是靠牺牲同胞生命财产安全来宣泄自己的不满，这是一个泱泱大国生存的根基，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所在。

参考文献：

1、讲述钓鱼岛问题背景（《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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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爱国理性

经济全球化时代，爱国热情如何表达？中国走向世界之后，爱国主义如何更有力？激情与理性怎样结合，才能对国家更有利？

爱国是一个最常被提到的话题，究竟什么是爱国？站在什么立场上爱国？用嘴还是用心来爱国？谈爱国，首先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个起码的了解，才敢开口去说爱国，正视中国当前的缺点与不足，不要把潜力当作能力去宣扬，强调你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你不能去给国家抹黑，爱国不要爱到狭隘，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都要去反对，坏的痛骂，好的也去善意的抵制，这是一种狭隘。

以“3·14”事件为起点，中国，成为一些人攻击和谩骂的对象，成为政治歧视、文化偏见和个人野心的牺牲品。而伴随着真相的公开、事态的发展，全球华人和亿万中国人的抗议浪潮，狂飙般兴起。

让这场**策划者完全想不到的是，这件事激发了中国人民心中巨大的爱国热情。而爱国主义的话题，也从未如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从未像今天这样引出如此多的思考。

“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许多人表达了这样的心声。在国家利益受威胁、民族尊严受挑衅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想表达自己的义愤之情。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这种道义的表达，如何变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爱国是一种尊严，更是一种信念。爱国主义是我们的民魂，也是我们的国魂。面对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用一定形式作出理性的表达是爱国热情的具体体现。对此，我们要有全局认识，要看到什么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的强大，才是对反华势力最有力的回击。”我们可以表达义愤，但不能乱了方寸，“要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要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搞好经济建设、办好北京奥运会的自觉行动。

爱国既要有激情地表达，更要能够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在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遭受严重伤害之际，我们理应表达自己的义愤。但是，采取一些有违法制的过激行动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表达义愤的时候，难免有一些过激的言词，但义愤的宣泄不应超越法律，非理性的无序举动不仅无助于爱国，反而会授人以柄，给人增加口实，甚至伤害一些真心与中国友好的朋友。

因此,爱国不是只宣泄一下愤怒的情感能解决得了的问题，还需要我们促进更广泛的交流，更多地展示理性的力量。世界人民更多地认识中国的变化,使中国人更值得尊重, 因此，激情加理性才是我们表达爱国热情的正确态度。

今天的中国已经迈入法治轨道，依法治国更是人民的共同选择和根本利益所在。爱国就是要让祖国前进的步伐更稳健。时代正在考验中国的发展信心，也在考验国人的情感理智。捍卫法律尊严，维护社会秩序，是每个公民的基本责任。爱国热情，作为一种神圣的道德情感，更需依法理性表达。理性的爱国观一定是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

第五篇：理性爱国

由钓鱼岛事件浅谈大学生理性爱国

——学习团刊有感

今年9月7日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引发了海内外人民的激烈讨论，甚至在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反日游行示威事件。在仔细阅读了团刊的“风云变幻钓鱼岛”专栏之后，我对此次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对爱国行为方式有了更理智的看法。

爱国热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的保障，试想一个国家被他国蹂躏，丧失尊严，甚至丧失主权，而这个国家的民众还无动于衷，这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爱国热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爱国。

诚然，表达爱国的热情是自然的，国人的爱国精神也是值得表扬的，但是为了表达爱国情怀，参与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是不可取的。盲目的游行示威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演变为打砸抢事件，使得我国社会不稳定，国际形象受损，让亲者痛仇者快。我们大学生有谁不爱国呢？我们有爱国的热情，有民族的自豪感，有爱国的自强心。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但在爱国方面，更应该有理智、理性，从而使我们的爱国更有深度。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所接收的信息主要是来自互联网，而在互联网上发布消息的组织或个人并非十分

权威，我们对事情的真实情况了解的还太少，一旦有人在网上发布一些游行活动之类的建议，我们就有可能盲从。加之我们本身对历史和现状也缺乏全面的认识，我们的一腔单纯的爱国热血，也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蒙骗，进而成为了他们利用的工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爱国热情不是太可悲了么？事实上，这正是考验我们的分析力和判断力的时候。盲目地集会游行、抵制日货并不是爱国热情的理智表达方式。

那么，究竟何谓理性爱国呢？热情与理性并不矛盾。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在道德的范畴内，以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为着眼点，合法有序地表达，就是理性。作为个人，我们有表达爱国热情的权利；作为公民、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该以大局为重、理性爱国。只有以国家利益作为根本，我们的爱国之心，才能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

古老的中国曾经历经了多少坎坷，直到上个世纪中叶，我们才从长久处于国家分裂与抵抗外国的艰苦磨难中迎来了新生。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在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之后，中国将以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形象，呈现给世界。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不是往日意义上的那个中国。爱国主义的情愫永恒不变，但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爱国主义又有不同表现形式。在和平发展年代，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相互交织、得失与共，爱国主义则更多地要求通过对话、谈判、沟通加以表达。理性爱国，应该防止滑向狭隘民族主义，防止偏离法制轨道的过

激行为。要将尊严化作理智文明的爱国诉求，将激情化作清醒务实的爱国行动。

作为大学生，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处理好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矛盾，而我们学生所要做的就是坚决支持国家的决定，帮助广大群众理解国家的一些举动，避免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爱国，可我们要的不是冲动，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学习，为将来建设祖国做准备。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团结、理性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