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担当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担当

如果问世界上哪个政党最有担当、最有抱负，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担当和抱负，来自党的理想信念，来自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内在特质。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组织起来的政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有这样的理想信念支撑，我们党能够顽强奋斗、攻坚克难，经受住各种考验，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使我们党具有长远历史眼光和深沉责任担当。理想信念使我们党能够清醒认识自身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主动承担历史责任，制定并执行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一步一步朝着奋斗目标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来自马克思主义，这决定了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97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正是得益于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我们党能够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这是我们党的巨大优势，也是我们党能够担当历史重任的重要原因。

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型政党，严格的组织纪律使党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坚持民主集中制使党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强大行动力的统一整体，能够担当起历史重任。我们党之所以具有严密的组织性，是因为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彻底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实践证明，我们党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而凝聚起全体人民的磅礴伟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担当，还在于党勇于自我革命。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许多优良传统，对自身面临的考验和风险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对损害自身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因而，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确保党始终保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从而更好担当起历史重任。

第二篇：「党课」中国共产党党史讲稿

中国共产党党史讲稿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DGM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华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7.7——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DGM”的发动。

八．“文化DGM”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DGM”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DGM”，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DGM”的发动。

WG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DGM”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DGM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DGM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DGM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一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第三篇：忠诚干净担当党课讲稿

忠诚干净担当党课讲稿

同志们：

根据省委、市委教育办关于“一把手”带头上党课的要求，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党课题目是：《用“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努力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内容分三部分：一是深刻领会“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二是用“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努力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三是在新常态下以专题教育为契机，扎实抓2015年农业农村经济各项工作的落实。

一、深刻领会“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奏响了当代中国最新里程碑。“四个全面”，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针对新形势下的机遇、挑战和历史任务而提出来的重要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

（一）“四个全面”形成

这“四个全面”，每一个都有一个逐步提出、日益明晰的过程。

1.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小康之家”的设想。2002年，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7年，十七大要求：“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12年，十八大将“建设”改成“建成”，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

2.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发展。2012年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总书记指出，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

3.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加强。1997年，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2012年，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2014年10月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设作为中央全会的专门议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部署。

4.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不断对党的建设作出部署。2002年的十六大和2007年的十七大，都提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格局。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命题和任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并再次强调要从严治党。2014年10月，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现在，又直接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表述。2014年11月，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总书记列举了“三个全面”，要求“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同年12月，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总书记又在“三个全面”后增加了一个“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是公开报道中，总书记第一次把“四个全面”并提。由此，“三个全面”进一步上升成了“四个全面”。今年1月，总书记在**视察时，进一步对“四个全面”进行了全面阐述。

（二）“四个全面”定位

这“四个全面”意味着什么？怎么定位？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总书记明确提出“四个全面”是“战略布局”，并且第一次用“战略布局”这个词来概括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这说明这“四个全面”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四个全面”体现了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路和蓝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治国理政需要有大视野、大思路、大战略。尤其是在某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治国理政的大思路至关紧要。从党的十八大到现在，一共两年多时间，总书记已经发表了大量重要讲话。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执政、如何治国、如何引领国家走向未来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说，初步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治国理政的大思路、大蓝图，今后还会继续丰富和发展，并不断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三）“四个全面”内涵和逻辑关系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做了说明。他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总书记的这个说明，清楚地界定了每个“全面”的地位、作用，也从总体上界定了“四个全面”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这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总目标。它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一系列要求。主要指标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两个数字都要翻番。在此基础上，还要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去还有一个“基本”，叫“基本实现”。现在“基本”两个字已经去掉了，就是实现，这样要求就更高了。进一步，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些连贯的目标，构成了非常豪迈的中国梦。从全面深化改革来说，十八大规定的到2020年的目标，同时包含发展目标和改革目标两个方面，报告的小标题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说，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内容，是顺利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解决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保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势头，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紧密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部署，夯实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从全面从严治党来说，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篇：担当作为作风党课讲稿

担当作为作风党课讲稿

今天我围绕“需要什么作风”“要有什么担当”“如何真抓实干”这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一、需要什么作风。

一是要树立勤学善思之风。要不断自我完善，提升境界，深入思考，钻研谋划，以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推进组织工作的改革创新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二是要树立公道正派之风。

要涵养政治定力，炼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将公道正派作为组织部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组工干部处事之基、立身之本。牢固树立对己清正，对人公正的思想理念，真诚地为干部、为党员、为基层同志服务，使组织部门真正成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人才之家。

三是要树立实干高效之风。

要将实干高效作为做好组织工作的制胜法宝，树立精品意识、高效意识，用好高效的“指挥棒”，练就实干的“金刚钻”，促作为，勇担当，推动组织工作大发展。

二、要有什么担当。

担当精神可以说是干部之魂，作为领导干部，我们要心有大我、无私奉献、勇于担当。

一要有善于担当的能力。领导干部光有担当的勇气还不够，必须要有担当的能力。要不断提升政治能力，增强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要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坚持“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加强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等领域专业知识的学习，使自己的专业素养跟上时代发展。作为组织部门来说，更要善作善成敢担当，要精通业务，争做组织工作的“政策通”“活字典”，努力提升“提笔能写、开口能讲、阅人能辨、遇事能办”的能力。要践行好“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要以无私无畏的心，讲正义，重公道，说真话；要弘扬正气，不断提高知人、识人、选人、用人的本领。

二要有勇于担当的魄力。责任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无论身处什么层级的职位，每个党员干部都有自己的职责。全面从严治党以后，有的领导干部感叹“为官不易”，干事的“红线”多了、规矩严了，不敢担当、不愿作为。总书记指出，“把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归咎于从严管理，这是不对的”。为官不为，本质上是党性问题，领导干部不担当，就是对党的不忠诚。党员干部决不能做“甩手掌柜”，满足于当“太平官”“逍遥官”。我们要有许党报国的信念、担当负责的勇气，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以勇于担当的魄力开启事业新篇。

三要有敢于担当的定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担当就要有付出，就要有牺牲。敢于担当，就要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担当者，心中装的始终是人民和党的事业，即便一时受点挫折，也依然故我。

三、如何真抓实干。

1、要有干事创业的激情。什么是干事创业激情?激情就是一个人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充沛旺盛的精力，奋发争先的热情，乐观自信的精神，勤奋工作，干事创业，开拓进取，实现价值。对于一名党员干部来说，激情就是要有一种面对机遇，敢于争先;面对艰险，敢于探索;面对落后，敢于奋起;面对竞争，敢于创新的责任、勇气和精神。俗话说，干部干部，先行一步，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各级干部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干。但不能否认是，在我们的一些干部身上暮气沉沉，精神不振，缺乏昂扬向上的意识和奋发有为的干劲;有的对事业、对人生缺乏长远的规划，得过且过，作风疲沓;有的笃信“少干事少出事，不干事不出事，宁可不干事也别出了事”，不敢担当，不敢作为，开展工作放不开手脚，如此等等。

一是要有干成事的信心。

干事创业“事在人为”，只要树立起干事创业的自信心，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今天的发展时代、竞争时代，唯有敢于向未知挑战、敢于引领时代潮流，才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敢闯新路、敢为人先的人。

二是要有想干事的思路。

每名党员干部都想干出一番成绩，成就一番事业。但干什么?怎么干?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这就需要常学习，学习知识，学习业务，学习别人的经验做法，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勤思考，经常思考如何筹划和抓好工作落实，思考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到一些感悟。多研究，注重调查研究，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不断激发学习兴趣和思维动力，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是要有不出事的理性。

激情是催化剂，理性是方向盘，干事创业需要激情推动，也不能靠一时头脑发热，不顾政策规定和客观实际，盲目蛮干。在干事创业、促进发展的实践中，既要放开手脚、大胆工作，又要仔细思量、严谨细致。

四是要有会干事的办法。

要能够运筹谋划，实施正确决断。要善于不断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工作能力，集思广益，旁证博引，真正做到多谋善断。

2、要有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工匠精神”是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更加完美的精神理念，其内涵概括起来就是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弘扬“工匠精神”，就是发扬敬业奉献、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品质，这是新时代的使命和呼唤。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对品质保持一种极致追求，让严谨细致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让精益求精成为一种工作境界，始终保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卓越追求，在务实踏实、专业敬业中提升战斗力，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中提升创造力，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上勇立潮头、彰显担当。

3、要有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一要有坚如磐石的定力。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是钉准钉子的定盘星。钉钉子方向要准，就要守心持正、沉心静气，一张蓝图绘到底；就要认准目标、持之以恒，以一抓到底、一以贯之的态度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就要真正把心钉在岗位上、钉在职责上、钉在一方土地上。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地干。保持平和心态，看淡个人进退得失，心无旁骛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事。

二要有善作善成的本领。真抓实干出成效是钉牢钉子的验金石，因此，我们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政客，要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怕见风雨的泥菩萨。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一锤一锤接着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用苦干实干成就新作为，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人民检验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三要有水滴石穿的韧劲。百折不挠、久久为功的韧劲，是钉好钉子的推进器。因此，发扬钉钉子精神就要保持战略定力，破除思想藩篱，坚定“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决心，以锲而不舍的量变，实现水滴石穿的质变。

第五篇：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专题党课讲稿

领导干部担当作为专题党课讲稿

根据市委专题党课的要求，安排我给大家讲一课。接到这个任务后，我也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我想我们都是各单位各部门分管工作的领导干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面对巩固脱贫成果、推动xx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新任务，我们领导人员怎么做一名不辱使命，不负时代的“硬核”领导干部？今天，我就围绕这一主题以忠诚、担当、正派、廉洁四个方面的内容和大家作个交流。

一、绝对忠诚是从政之本，必须作为领导干部的“生命线”始终坚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不断认清忠诚本质，积极涵养忠诚底蕴，坚持对当绝对忠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充分体现，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要求，也是攻坚克难、永远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不断认清忠诚本质。

一是要深入领会“讲政治、有信念”的精神实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1986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时就表达了任何时候都需要讲政治。没有理想信念就没有主心骨，精神就无所寄托，就失去了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知识青年、海外爱国华侨青年冲过敌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历经艰辛、不远万里，在战火与硝烟中奔赴延安，支撑他们的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对领导干部而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讲政治、有信念，这是校准前进方向的根本要求。面向新时代，对党绝对忠诚，就要坚决做到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党的理论的忠实实践者、党的路线方针的坚决执行者、党的政策原则的坚定维护者。二是要准确把握“讲政治、有信念”的现实途径，自觉补足精神之“钙”。《北京日报》刊载过一篇文章《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围绕这一话题张学良谈了自己的看法：“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是一样。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士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这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曾经身居要职，意气风发，“玩命干工作”但是由于缺少精神之“钙”，不仅把自己送进铁窗，而且让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受到极大影响。信仰需要仰视而守，更需俯身而行。领导干部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爱党爱国爱人民，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做到知行合一、笃志躬行，勇于担当、率先垂范。三是正确认识“讲政治、有信念”的现实要求，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任何宏伟的目标都是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一步步实现的，越是任务艰巨、矛盾复杂，越要靠“关键少数”发挥关键作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鞠躬尽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始终把自己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用自己的辛勤汗水、聪明才智，乃至热血和生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信任和拥护，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为我们党的事业顺利推进、兴旺发达提供了榜样力量和精神宝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决不能浮在面上、挂在口头上，决不能“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决不能把自己当旁观者，而是要当好干事创业的践行者、示范者，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使学先进、当先进、赶超先进成为时代风尚。

（二）积极涵养忠诚底蕴。

一是强化理论修养。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领导干部时刻牢记使命职责，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掌握的知识，清醒看到自身理论修养的不足。真学。在学习上不能滥竽充数、自欺欺人，而应真正摒弃那种“屁股坐不住、精力不集中、读书走过场”的浮躁作风，克服心不在焉，一目十行，盲人摸象，学而不思等“假学”现象，甘于寂寞、善于钻研，坐得下来，钻得进去，通过“真学”达到“学真”。深学。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不是行家里手的共享词。领导干部确实要克服理论武装上的满足情绪和松懈思想，自觉排除各种干扰，真正静下心来学深一些、学透一些。善学。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学习原则，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人民群众学，力求掌握好领导工作、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二是坚持表里如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表里不一，“坚决拥护”的调门唱得比谁都高，“步调一致”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实际上搞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成为“只动嘴不动心”的“戏精”。“姓党”而不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和在党为党，而是“靠党吃党”，骨子里同党离心离德，与党之间隔着厚重无形的“离心墙”。对党忠诚，就要坚决纠治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演“双簧”、玩“变脸”、做“两面人”等问题，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植“听党号令有灵魂、志向高远有品德”的里子，树好“敢于担当有血性、建设发展有本事”的样子，始终保持疾风知劲草的定力、时穷节乃见的情操、路遥知马力的品格。三是恪守为民之心。为官者当思百姓之所想，倘若一味站在官位的平台向下看，看到的可能只是黎民百姓四处奔波的身影，想看到天下苍生的无奈愁容无益于痴人说梦；凭着自己已有的待遇来衡量他人，得来的一定是本末倒置的推论，猴年马月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对策。革命前辈从来都是把关心爱护群众当作天大的事来身体力行。建国初期，刘少奇同志曾就办公室摆设、走廊铺地毯等事宜专门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当前国家还很穷，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吃的都困难，你搞那么高级的房子，和老百姓悬殊那么大，要脱离群众的啊！我们共产党人随时都要注意，永远不要脱离群众。”将心比心，主动理解下属的处境；推己及人，常常念及百姓的疾苦。每位领导干部，都应当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把群众当成亲人。

（三）坚持对党绝对忠诚。

一是忠于党的信仰。人生如船，信仰就是压舱石。航船有了压舱石，吃水就深，航行就稳。党员、干部立身做人、干事创业要行稳致远，同样需要压舱石，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了信仰才有硬骨头，才有崇高追求，才能团结起来向前进。为了压住井喷，“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潭，用身体把泥浆池底的水泥搅上来；为了让山区绿起来、让老乡富起来，“太行赤子”李保国把一生献给太行山区，“先辈们流血都不怕，咱们流点汗算什么”；为了让中国人“看透”地球，“大地之子”黄大年时刻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没有谁能“阻挡后来者前进的决心”……一以贯之的信仰，一脉相承的信念，让一代代共产党人把自己当成如椽大笔，在鲜红党旗上写下忠贞。新时代赋予共产党人新的历史使命，新的历史使命赋予信仰新的内涵，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永葆本色，发挥时代先锋作用。二是忠于党的宗旨。民心向背是一个政权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正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远的不说，从现、当代史来看，国民党的失败，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执政党的倒台，根子都在于背离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则完全不同。我们党把人民当父母，把军队定位为人民子弟兵，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根本宗旨，即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原第一书记黄文秀，年仅30岁的她选择了用青春扎根基层、把深情奉献乡土，用实打实的行动兑现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诺言。领导干部就是要像黄文秀同志一样，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好群众路线，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三是忠于党的组织。有人问邓小平“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回答：“跟着走！”短短三个字，道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对党怀有一颗忠诚心，就应当忠于党的组织。共产党组织，历来都是纪律严明的组织，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我们每个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进了组织的门，就是组织的人，要自觉地信赖组织、依靠组织、维护组织，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决不能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决不能游离于组织之外，决不能搞非组织活动，决不能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那一套。要强化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正确把握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时时处处事事都忠诚于党的组织。四是忠于党的事业。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就是因为，不屈不挠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共产党员杨靖宇强忍极寒病痛，只身一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抱起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向敌群冲去，与敌同归于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巡战在海空，为驱美电子侦察机抵近侦察，而在海天之际划出一道壮丽的彩虹。花繁柳密处须拔得开，风狂雨骤时要立得定。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越是在这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有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勇立潮头的历史担当，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二、敢于担当是干事之要，必须作为领导干部的“主旋律”始终高扬

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指出，责任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并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为官避事平生耻。”什么是责任担当、为什么要责任担当、怎么做到责任担当？我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做起。

（一）身在其位，当谋其政，要“知”担当。

一是知恩。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培养，离不开人民的哺育和关怀，需要我们永远感念、永生报答。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就要把知恩之情化为报恩之行，始终不忘党的宗旨，不忘肩负的重任，把职位当作为人民服务的平台，把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作为人生追求。有的同志嘴上说组织培养我多年不容易，要知恩图报，但工作上拈轻怕重，职务上挑肥拣瘦，甚至与组织讲条件，达不到要求就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心存不满。这不是知恩图报，而是知恩不报、以怨报德。“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党员干部要谨记权力之本，常怀感恩之心。二是知责。去年，XX的件教训，XX等单位落实“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不力，XX村推进还迁房建设工作慢作为，运管局年初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等问题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反思。这是已经调查完结的，还有问责“在路上”，一旦坐实，相关责任人肯定是跑不了的。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全面从严治党的问责之鞭“啪啪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可为什么有的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应负的责任无感，不冒冷汗、不知警醒、不思行动，归根结底还是没把责任当回事，根本想不起来也不知道自己的“责任田”在哪里、种什么、怎么种。责任，真不是个虚词啊。看不到“责”，就不会明白怎么“履”。领导干部只有时刻想着“我得负责”，才不会在日常管理监督中麻痹大意、掉以轻心，更不会以“吃瓜”“看戏”心态对待“别人家的事故”。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要经常学、反复学党章和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尤其是那些签了自己大名的责任状，赶紧从抽屉深处找出来，对照每一条责任条款检查自己“知不知道”“做没做到”，自己负责把守的防线是固若金汤还是漏洞百出？警醒起来，履职尽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就不至于日夜担惊受怕，就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就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三是知“纲”。一段时间以来，“激发干部积极性”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到中央专门出台文件《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目的都是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价值导向，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为想干事的人撑腰、为敢担当的人鼓劲，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难就难在容什么、怎么容。换句话说，容错的边界在哪里，既不纵容违法乱纪的行为，又能鼓励干事创业的热情。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严管”与“厚爱”、“执纪”与“容错”的关系。从整体情况看，错误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导致容错的标准难以划定。“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是建立容错机制的总原则。我们在秉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上还把握了四点：是为公还是为私的出发点、是无心之过还是有意为之的动机、是遵纪守法带来失误还是违法乱纪的边界、是集体决策还是个人肆意妄为的程序。通过把标准立起来，我想我们的干部就知道干什么、怎么干，就会对事后的容错机制产生明确预期，干事创业就会少一些顾虑、多一份热情。

（二）实事求是，动中窥要，勇于“真”担当。

一是讲真话。东晋大将王含作庐江郡时，劣迹很多，名声很糟。其弟权臣王敦为其欲掩天下耳目，便在大庭广众上曰王含名声很好，以至于庐江人士都称好。当时亦在座的何充，为王敦属下，却正色说：“我就是庐江人，和您说的并不一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不在一和二之间寻找中间地带。实事求是是党的优良作风，而实事求是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需要每一名领导干部能讲真话。我们领导干部首先是普通人，然后是普通人中的先进分子。所以，讲真话应该是对每一名领导干部的起码要求。营造讲真话、说实情的氛围，就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领导干部以上率下，敢于讲真话、说实情，便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领导干部鼓励和关爱敢讲真话的同志，工作就会不断地改进提高，讲真话就会蔚成风气。二是建真言。真担当的前提是尊重科学，不是不辨是非瞎起哄。西汉惠帝时，匈奴首领冒顿为起事端，特遣大使送信于吕后，信中戏谑吕后新寡，直言不讳。面对这种奇耻大辱，吕后听后勃然大怒。朝堂众将坚持发兵打击，严惩不贷。大将樊哙更是自告奋勇：“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正在樊哙慷慨激昂时，中郎将季布大喝道：“樊哙可斩也！”因为，西汉建立之初，樊哙身为上将军，带兵32万随高祖出征，结果被匈奴包围在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成为汉军耻辱的“白登之围”。如今樊哙口出狂言，以十万兵即可横行于匈奴，这或说明“白登之围”时樊哙不肯出力，或是现在欺主邀功，哗众取宠！两者居一，樊哙都该斩首。最后季布建议吕后可以置信不理，并送匈奴一些财物。吕后照做后，冒顿深表感激。领导干部不当逞口舌之勇的樊哙，而要当深思熟虑的季布，切实吃透上头的，摸清下头的，了解外头的，看到前头的，形成手头的，真正为单位的发展谋出良策。三是真作为。唇亡齿寒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善于明哲保身的人却自古有之。公元4世纪初，西晋王朝的政权岌岌可危，国家军队大元帅一职空缺。众臣一致推荐善于领兵布阵的王衍担任。谁料在皇上宣布任命之前，王衍抢先伏地求饶、百般推脱，就因为他有自己的小九九：“当今我朝正四面受敌，军队又屡战屡败。在此时当元帅，说不准明日就会沦为败军之首，甚至战死疆场呀……”不久，晋军果然被北方汉国将军石勒击败，王衍也成了俘虏。一个人若不愿担当作为，就算是德昭天下、才高八斗，也只能是影响他人、扰乱全局。领导干部就是要在人民需要的时候，能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把重任扛下来；在遇到急难险重任务的时候，能攻坚克难，敢打硬仗，敢于较真，不回避、不逃避矛盾和问题；在狠抓落实、解决问题的时候，能专心致志，一心一意，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

（三）舍我其谁，挺身而出，率先“肯”担当。

一是“大我”。一个自觉的革命家和一个普通人不同之处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区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我”的态度不同：是大我，还是小我？上世纪20年代，早期共产党员黄平民留学法国归来，在廉江组织革命活动。因肩负重任、当时环境恶劣，他近10次路过村边也没回家，母亲生病也没探望。其父叹声连天，其私塾之师责其未尽孝道，黄平民却有自己的苦衷：“学成归国，不思高官厚禄而志在社会革命，实为救国救民。人非草木，父母家庭岂有不爱之理，然而国破家何在？”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这次疫情防控对我的感触很深，我们领导干部都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切实做到了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舍我”。1950年初，在全军进藏誓师大会上，张国华军长背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进入了会场，说道：“今天我把女儿带到会场，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就在大军将行，万事繁忙之际，警卫员报告张国华将军，难难病了，高烧不退，嘴里不停喊着爸爸，正在主持会议的张国华抽不出身。晚上，张国华赶往医院时，难难却永远闭上了眼睛。为了国家和人民，张国华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未能在女儿临终前看上一眼，成为终身之憾。这种“舍我”的精神彰显的是对我们党和人民事业的崇高使命感与慎终如始的事业心。新时代不仅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更意味着我们站在一个崭新的起跑线上，要不断攻破发展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必须依靠广大党员干部“舍我其谁”的担当气概，必须依靠广大党员干部砥砺前行的担当胸怀。三是“无我”。“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去年3月份，当意大利众议长菲特问当选国家主席时的心情时，习近平主席如此回答。“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简单质朴的话语中，透着浓浓的为民情怀。“无我”，就是要以身许党许国。不慕虚名、崇尚实干，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当前，我区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还在爬坡上坎的转型期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这就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以“无我的状态”投入到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甘于奉献、勇于担当，才能战胜各种困难与挑战，才能不断取得新胜利、创造新辉煌。

三、作风正派是做人之义，必须作为领导干部的“风向标”始终彰显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领导干部就要以自身的行动和作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一）检身正己。

一是正心。《朝野佥载》中记载，中郎李庆远仗着侍奉太子而恃威权。和宰相一起吃饭或者到各司办事时，常暗遣一人在门外急唤，假称太子找他，他然后佯装匆匆而去。本没有事，他却要打着太子急唤办事的幌子，无非是想借太子之势，显己之威。然而李庆远在太子疏远他后，还偷偷潜入宫廷，在侍卫中混饭吃。一次出宫后腹痛，还谎称是太子赐食瓜太多。谁料，他吐出来的却是卫士所食的米饭黄臭。心术不正之人，丑出得愈大。为官从政同样如此，心在正事上多了，自然就正了。领导干部作为先进者、先行者，只有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用心而不用心计，才能把常事小事做精致，把急事难事做稳妥，才能在做人做事上显出高水平，修出高境界。二是正形。“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不自在”，顾名思义，就是不舒服，受到拘束，它本该就是做人的一种常态，遑论为官者？历史上已经给我们很多警示。吴王夫差因胜而骄，奢侈淫乐，不思进取，最终坐困姑苏，身死国灭；明末的“蛤蟆天子”朱由崧不以国事为重，大敌当前之际，竟命人搜捕蛤蟆以供己玩，一时的快乐召来亡国。诸如此类，何止一二？“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我们领导干部的好形象都是一代代前辈通过点点滴滴竖起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河发大水，冲歪了郑州一座铁路桥。当时由于技术力量所限，人们想了个土办法：组织上万人用纤绳把桥基拉正。周恩来总理批示“可以试一试”。拉纤的当天，周总理突然来到现场。万人向总理欢呼。总理说：“这里没有总理，只有纤夫！”说完，脱下外套便加入了纤夫队伍。结果，创造了奇迹，把桥基拉正了。领导干部要过硬的作风、良好的形象，服务于民、实干为民，努力用自己的“辛苦指数”去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三是正术。“政术要辨个王伯。”纵观历史，秦朝的终止源于秦二世“火上浇油，终止崩盘”的“暴政”；两汉之间的插曲源自王莽“毫无方寸、任意胡为”的“乱政”。为政之术，一旦偏离初心，便会沉迷权术、弄虚作假。不少落马官员在台上时，就热衷于大造声势、狠出风头，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倾心于“清茶报纸二郎腿，闲聊旁观混光阴”。玩弄浮术，华而不实，吸引大众“眼球”，结果不能有序推动工作，甚至还劳民伤财，影响极坏。为政之道贵在行，求真务实重在做。领导干部要在工作中要讲“诚”求“实”，调研分析不走马观花，部署工作不蜻蜓点水，推动工作雷厉风行，时时光明磊落，不轻易表态，不乱下定论，不背后议论，坚决做好正术之人。

（二）正家教亲。

一是讲好家规。为官二十六载的包拯痛恨贪官污吏，常常引用范仲淹“一家哭何以一路哭”的名言，也就是说，惩罚一个贪官可能引起其一家哭，但不惩罚贪官，则一方百姓就要哭了。他留下的家规只有37个字：“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寥寥数语，透出一股冷峻、肃杀之气，让子孙后代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包拯儿子包绶清苦守节、孙子包永年“莅官临事，廉情不扰”，包氏子孙一直恪守家训，居官清廉。如今的安徽省九华山脚下的祠堂村，居住着2000多名包氏子孙，每年进行一场祭祀。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所有的包氏后人一起大声诵读老祖宗包拯留下的家规。这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缅怀。领导干部一定要讲述家规故事，展现家国情怀，从中汲取规矩意识、纪律意识，促进树立良好家风。二是树好家风。家风建设绝对不是“面子工程”。汉太尉杨震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四知拒金”的佳话，千古流传，光照日月。杨震即使官居高位，依然秉承清廉作风，不修豪华宅府，常以素菜为食，衣无锦绣，徒步往来不乘马车。有人劝他为子孙考虑，置办产业，杨震都坚决不肯，让后世被称为“清白吏子孙”。在杨震看来，始终保持清白廉洁的形象和节操，就是他留给后世子孙最好的遗产和礼物。家风建设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现实意义。周总理的“十条家规”、杨善洲的“苛刻教育”……这些彪炳史册的党的领导干部，无一不是立身齐家的典范，他们的家风故事为如何正家风树立了榜样。领导干部唯有将家风建设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既牢牢守住为官做人的底线、筑起防腐拒变的“防火墙”，又将高洁的道德品行、高尚的家国情怀传承下去。三是持好家教。吕坤在《呻吟语》中提到：“子弟生富贵家，十九多骄惰淫佚，大不长进。”郑庄公母亲偏爱小儿子叔段，一再为儿子请求更多封邑。此后叔段逐渐骄纵难制，遂想作乱，偷袭郑国都城失败而逃国外，终于应验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预言；唐睿宗宠爱妹妹太平公主，对姚崇、宋璟将公主东移东都洛阳的建议置若罔闻，反将两人外放，一时的姑息也稳不住太平公主一颗躁动的心，最后还是发动政变、失败被诛。不注重家教，一味迎合家人的贪得无厌，乃是家庭的最大祸患。现实生活中，多少糊涂人亲手敲断了清白为官、延泽子孙的“幸福链条”。“对不起儿子”的刘铁男、杨晓波纵使良心发现，呼唤上千万遍又有何用？令计划、苏荣等，一个个利令智昏，全家齐动员搞腐败，何曾想过这是在积祸害子孙的“造孽钱”？为官者就是要正好家风，把仁德和清廉作为“家财”留给后世子孙。

（三）正风化人。

一是敢于亮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主动亮丑就是暴露问题、寻求改进、提升自我的密钥。齐威王能让群臣吏民面刺并大赏，唐太宗善于以人为镜而明得失，他们被褒于世，离不开敢亮丑的品质。亮丑虽露一时之短，却少了长久之惑；虽尝一剂苦药，却除了久病之痛。“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现实中，藏拙见多，亮丑不易。有的同志在学新知新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却抹不开面子向人学，心中的问号始终拉不直；有的在开组织生活会时，只希望别人批得不疼不痒，不想在“红红脸”“出出汗”中见真章，“包装”过盛、“托词”太多，其本质上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祟，其结果也只能是自欺欺人，适得其反。领导干部只有自觉亮丑而不藏拙，多让组织、群众给自己把把脉、治治病，才能在“亮丑”中“治丑”，由“拙”变“巧”，让自己得到真正的成长。二是正气充盈。正与邪各处天平的两端，此消彼长。正气充盈，则邪恶抑消；正气不张，则邪恶嚣狂。《红楼梦》里的贾政，在外放江西粮道时，刚开始也想做个好官，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出告示严禁搜刮民财，收受贿赂，“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揭报”。果然，一时间无人行贿。可是他府衙里差役集体辞职，跟去的家奴也消极怠工，大堂没人接鼓，喝道只有一个差役，轿夫也不按时到，样样不顺心。原来差役们都认为贾政“呆性发作”，“眼见白花花的银子，只是不能到手”。贾政震惊之余，没有坚持己见，反而默许手下盘剥百姓。贾政图的只是假名声，一句“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的糊涂话，就让其内心仅有的一点点正气不吹自灭。领导干部当正身直行，面对不正之风，要勇于扶正祛邪，弘扬正气。唯有如此，才能使正气接物邪气消、浩气临事疑畏释，才能齐心协力成就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三是正风肃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质，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进而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好转。我们全区下大力纠“四风”、正作风，既严上又严下，既打“老虎”又拍“苍蝇”，既遏制增量又减少存量，既抓清理整治又抓制度完善，持续刮起一股荡涤沉疴的旋风、固本开新的清风。正风肃纪的成绩值得肯定，但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在转作风改作风的问题上，决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必须持之以恒、善作善成。我们只要严格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正风肃纪的部署，运用我们党抓作风的成功经验，坚持精准发力、以上率下、聚焦问题、标本兼治，就一定能扫尽雾霾，迎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四、干净廉洁是成事之基，必须作为领导干部的“护身符”始终敬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谆谆话语，告诫广大领导干部要守住廉洁自律这个关口。

（一）要做到“三平”。

一是“平”静心态看得失。尘世熙熙攘攘，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人生；人生漫漫长途，不同的人追寻着不同的梦想。但我想有一句话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面对一切荣誉利益的时候，领导干部应该坦然面对得失。杨善洲曾担任县、地领导三十多年，没为家里盖上一间像样的房子，没让妻子、孩子“农转非”，退休后还主动放弃省城舒适的生活条件，带领群众历尽艰辛植树造林22年。深藏功名60多年，烈烈往事，连儿女都不告诉；赫赫战功，连一起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也“不晓得”。这种大公无私、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是值得当今所有党员干部学习和深思的。如何看待得失，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品格的试金石。“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领导干部对“镜”自省、见贤思齐，就能提高境界，踏踏实实为党为民尽好“本分”。二是“平”安成长守根本。平安是福，点缀着世人的精彩生活，闪熠着家人的欢歌笑语；它可以变成亲友的微笑，自己心中的甜蜜。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留下什么样的政绩、什么样的口碑，这需要每名党员干部的反思。原天门市市委书记张二江，尽管他自诩为“楚中良将”，而群众则斥他为“五毒”书记，原来是“贴金的面具”见光就化，“泡沫的政声”遇风自破。还有一种“59岁现象”，就是有的领导干部晚节不保、泪洒黄昏，着实值得人们警醒。他们到了临近退休的晚年，居功自傲，抵不住诱惑，在“趁机捞一把”等思想的蛊惑下，初心失守，走上了违纪违法道路，一生清白毁于一旦。这些都不是平安成长的结局。领导干部要经常用党纪条例来对照，看自己所思所想是否符合党员标准；经常用各级的指示来对照，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背离组织要求；经常用反面典型来对照，看自己所求所盼是否体现纯洁高尚。只有这样，才可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多带一份完美，多带一份平安。三是“平”生守俭不奢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精神需求和实际需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和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法宝。无数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艰苦奋斗才能成就海晏河清之业，骄奢淫逸必遭荆棘铜驼之悲。当下，社会上节约意识不强，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现象比较普遍，要面子、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仍然存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有逐步被虚化淡化甚至丧失的危险。个别领导干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虽基本刹住但“不想”并不稳固，“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树倒根存。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保持艰苦奋斗、厉行勤俭节约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持节俭办一切事业，以好作风、好形象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奋斗。

（二）要做到“三戒”。

一是戒贪。“钱”字拆开，乃两戈争金，世人应晓其险也。这样的警醒之言可有几人知之且鉴之？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同志为钱所迷、因钱所困、被钱所俘，循着前面贪官的脚印继续前行，犹如苍蝇嗜血、飞蛾扑火一般，不知收敛，难以往返。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有一个名为“丁义珍”的贪官，逃到美国后，原本以为从此逍遥法外，孰知天违人愿，整日东逃西躲，过着猪狗不如的异乡生活。再看看名载史册的“一钱太守”刘宠、“二不尚书”范景文、“三汤道台”汤斌、“四知先生”杨震、“五代清郎”袁聿修哪个不是受人敬仰的先贤？养心莫善于寡欲，养廉莫善于止贪。领导干部应当树立和坚持正确的金钱观，始终保持人格的力量，涵养淡泊，甘守宁静，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有如此，才能顶得住诱惑、抗得住腐蚀，守住一方清廉的殿堂。二是戒伪。作伪心劳，成少败多。作伪之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千方百计地让人们相信他们是“务实”和“真诚”的。然而，天底下没有什么能逃脱老百姓雪亮的眼睛，这些人在一次一次的“失信”中，渐渐透支了自己的“信用额度”，即使侥幸偶有小成，一旦到了“还款”之日，便要连“本”带“利”一并被清算。西汉末年，王莽表面上不像纨绔子弟那样侈靡豪纵，而是勤身博学、被服儒素，一度赢得天下赞誉，然而其欺世盗名之行后来暴露出来，终难逃后世讥评。对新时代的领导干部来说，是大公无私干实事，还是夹藏私货兴伪事，直接照见党性品行。荒山泼油漆的“绿化”效果、路边建大棚的“盆景”项目、图好看糊弄事的“样板”工程……干出这些事的党员干部，缺乏实干担当精神，心里没有责任，还试图“作伪”来欺蒙党和人民。这样的“兵法”越多、“机谋”越深，群众的利益受损就越重，不能不提高警惕，不可放任不管。三是戒骄。“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关羽单枪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但却高傲轻敌，落得了一个“头颅行万里”的下场；夫差因胜而骄，不思进取，穷兵黩武，最终坐困姑苏。对照现实我们也有这样的干部，还记得XX一边喝着五粮液、嚼着大龙虾，一边骂着老百姓，流露的骄矜之色令人着实难以接受。这些“恃夫勋劳者”“矜夫才学者”“挟夫权势者”均在各自的政治生态中扮演着不可一世的角色。“常存不如人之心，则有进”。作为领导干部，不断增强“赶考”意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戒骄戒躁，开门诚心纳谏，上门虚心求诊，闭门静心修养，做到掌权不忘责任重、位高不失公仆心，万不可以身贵而贱人、以独见而违众，持精明而失信。

（三）要做到“四慎”。

一是慎独。慎独，就是个人独处时，仍能严格要求自己，自警自律，不做失德失范之事。慎独作为一种高度的自觉自律，既是个人修为的重要体现，也是党性原则的实际检验。刘少奇同志曾这样解释共产党人的慎独：“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慎独，表现的是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自以为无人知晓、无法察觉，便降低自我约束标准，最终导致踩红线、跌深渊。领导干部做到慎独，就是要心中高悬法纪明镜、胸有为官做事尺度，私底下、无人时也能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心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做到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沾、不法之事不干。二是慎初。慎初，就是把住第一次，守牢第一关。“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事实证明，党员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无不是从“第一次”开始、一步步走向深渊的。第一次既是“缺口”，也是“关口”，一旦突破，似“白袍点墨，终不可洗”，便一发而不可收，最后自己毁掉自己。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漫长，但关键的时候只有几步。”走错了“第一步”，便有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领导干部为党担责、为民谋福，做到慎初，就要保持纯洁初心，不被各种诱惑所左右，不为功名利禄所腐蚀，时刻保持清醒和警惕，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管得住小节，把初心当恒心，慎终如始，时时叩问，坚决守住第一道防线，始终把好第一个关口。三是慎微。慎微，就是谨慎对待和正确处理每一个小事小节。“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小事小节是党员干部加强廉洁自律、锤炼党性修为的起始点、着力点。对小事小节上的漏洞如不及时修补防范，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当前，一些因贪污腐败而落马的领导干部，大都是从吃别人一顿饭，收别人一些土特产开始的，总认为这是人之常情，礼尚往来。凡大志者，必慎于微。领导干部最忌在小节上不慎，特别是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更要慎之又慎，应坚持一丝不苟、诸事不怠，严以修身、防微杜渐，于细微之中见精神、淬品格，善于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我约束，常掸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圾，常掏灵魂旮旯，真正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四是慎友。“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党员干部一旦乱交“朋友”，良莠不分，就容易陷入“大染缸”，对鱼游釜中的危险熟视无睹，最后成为居心叵测者的“猎物”。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谈笑有巨贾”，受贿的1132万余元赃款中，90％来自于他的“铁哥们”和“朋友”；贵州省水利厅原厅长黎平，在“朋友”王某的引诱下，时常出入夜总会、KTV等娱乐场所，在声色犬马面前，忘了廉耻，忘了家庭，忘了党纪国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结交什么样的朋友，置身什么样的环境，便注定有什么样的结局。不少落马干部事后忏悔当初“交友不慎”，这话是有几分道理的。污浊之处，必有痞子群集；闲人为友，多半不求上进。广大领导干部应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不断净化自己的社交圈、朋友圈，结交干净人、做个干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