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设性对抗

用“建设性对抗”导出员工智慧

如何让员工像忠于自己的家和亲人那样设身处地为企业着想、主动献计献策？创造一个让员工主动参与公司运营管理并自主发表建议和意见的工作氛围，不失为有效手段。

作者：芮娜

人越来越“稀贵”，因此，企业家已经不满足只雇用员工的双手，他们希望同时雇用员工的大脑和智慧。然而，要让员工像忠实于自己的家和亲人那样为企业着想、主动献计献策，企业除了要在员工忠诚度上大做文章外，还需要创造一个“让员工自由说话、主动参与公司运营管理”的工作氛围。为此，一些企业设立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沟通机制，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员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甚至是与上司进行观点“对抗”，当然，这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建设性”。英特尔公司为这种对话沟通机制赋予一个特别的名称——“建设性对抗”。英特尔自己就是通过“一对一”会议、越层沟通、用数据说话等方式，来保证这种沟通有效进行的。

不少企业也都设有总经理信箱，高管的手机号也向员工公开，员工也可以通过此类渠道越级反映问题等。然而，凭借这些手段形成“建设性对抗”沟通氛围的企业却凤毛麟角。为什么同样的沟通渠道，在有些企业就能有效运作，而在其他大部分企业里就很难奏效呢？

带着这个疑问，2月24日下午，《世界经理人》杂志在北京组织了一场读者对话沙龙活动。特邀请爱国者电子总裁兼CEO曲敬东、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海洋、正略钧策合伙人吕谋笃和华智教育集团董事长孙查理，与现场读者就此进行了充分对话。以下是本次对话的精编部分，详细内容请看：www.teniu.cc/salon。

企业的智慧是“对抗”出来的

“建设性对抗”机制是一种有效激发员工创造力的方式吗？是否适合所有公司？

曲敬东：对企业来讲，人既是巨大的成本也是巨大的资源，企业应该想想如何激发人的最大潜能。“建设性对抗”是一种非常好的开放式的沟通文化，只有打破一切框框，让每一层的管理者，最快速地了解员工和客户的反馈，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董海洋：我曾读过日本人写的一本书，其中写道：企业的智慧是企业的生命，丰田就是通过开展合理化建议获得企业智慧的。因此创造开放性的、进行良性互动和沟通的组织，是一个企业的目标。另一个管理学家也说过，企业就是由谈话构成的，谈话是机制，是沟通。沟通效率的提高，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

孙查理：“建设性对抗”的沟通方式，特别适用于高科技、知识型企业，如果是应用于中层对高层的话，可能效果更好。但是，对于生产型企业，这种方式是好还是坏尚待探讨。因此，在中国企业里面，采用这种方式需要一定的度，在范围上也应该有所控制。

吕谋笃：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都在求新、求变。“建设性对抗”是一个很好的产生创新机制的方法。无论任何类型的企业，面临残酷的市场环境时，都必须去做这种尝试，至于如何导入，那就是一个技术问题了。

有效的对抗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氛围下，怎样培养和激发员工的“对抗”意识呢？

曲敬东：西方文化鼓励去尝试、冒险，而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遵命”，并在被要求“听话”的环境中成长。因此，建立这种不同传统的文化确实是个挑战。不管是老板，还是其他管理者，都应该倡导下属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要是对企业有帮助的想法，可以不用逐级上报，通过各种形式直接反馈给管理者。

董海洋：德国大众总裁曾经说过，班子不能“和谐”，管理团队中的成员在开会的时候必须要有观点的碰撞和对抗。不过，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要保持相对的和谐性，才能有沟通，这是中国人的思维。如果两个人关系已经很僵了，那么，即使再容易沟通的事，也很难去沟通。一言堂的企业可以在创业初期迅速长大，但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必须要有“敌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批的合资企业获得成功，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互相对抗的结果，这证明平等的对抗管理模式有一些非常好的地方。

孙查理：我们的文化和“建设性对抗”模式所代表的文化，肯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都曾到国外学习、生活过，特别是80、90后，跟我们之前的这几代人是不同的。比如说70后的人，提一个很好的意见，他都会小心翼翼地考虑提完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但是80后似乎没有这种顾虑。所以，在他们之间开展“建设性对抗”可能会更便利些。同时，对于新一代的员工还要做一定的引导，才能确保建设性的前提。

吕谋笃：中国人讲的“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讲不同事情的两面，当你用建设性的心态去看事情的时候，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事物才能“和”在一起。在东方文化里，对抗还是需要一些技巧性。如何去对抗，如何借助客观的事实、资料和数据去提出意见让别人接受？这些都需要经过专业培训。在企业中实行“建设性对抗”需要设定一些恰当的情景，创造一些场合，比如说不同部门的人把自己的权威数据拿出来做共享，做观点证据等，这在东方也相对容易做到。

保证“建设性”的前提是每个人和组织权责明确

“建设性对抗”机制有效运转的前提是建设性，那么，如何保障每一次“对抗”都具有“建设性”？

吕谋笃：企业的沟通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由上往下，上级对下级的批评。第二种是由下至上。第三种是部门之间的沟通，即横向对抗。我们所讲的“建设性对抗”更多是指后两种。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发现，很多企业由下往上和横向的信息通道是闭塞的。我们建议可以适当地导入一些工具，创造一些场景和条件，通过一系列的流程规则，让这种意见得到发挥。比如在不同事业部管理人员之间，或者同部门之间组织一些会议，长期坚持做“建设性对抗”的情景建设，促进沟通方式的转变。

曲敬东：我在中国公司内部看到，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对抗是很强烈的，这未必是建设性的，可能由两方面导致，一，部门间有利益冲突；二，部门负责人存在竞争矛盾。这种对抗实质是挑别人的毛病，没有丝毫建设性。我觉得最应该改进的是管理层和管理层之间的沟通，比如说，我的管理通常就覆盖至少两层，也就是说我的下属和他下一级的员工都在我管辖内，确保信息传递到位。在企业内部，每个人、每个部门的定位很重要。任务分工以及权责分配明确后，更容易实施建设性对抗。在我的公司里面，只有两种人和两种组织能够存在，一种人直接创造价值，另一种是间接创造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对抗沟通，就会真正地是有建设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吵架。相反，如果分工不明确，各自为了保护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种对抗对企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董海洋：在我们制造型的企业里，从总裁到最下面的员工，大概有十七八个级别。如果信息被层层过滤，现场的信息就容易丢失。所以能够有一线的声音传到你耳朵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跟你开会的人只有三层：上级、下级和你。这样的会议就会走入一个金字塔，没有意义。我个人提倡，必须开一些包含更多低级别的人的会，因为答案都在现场。现在企业提出微组织管理，就是三五个人小班组管理，微循环活了，这个企业就活了。

“对抗”增强执行力

我们在培养员工时，应该注重“建设性对抗”的能力还是执行能力？如何在“对抗”的同时保证工作效率和执行力的提升？

曲敬东：“建设性对抗”是为了制订更好的战略并进行更好的执行。在中国企业中，员工不对抗不执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在很多中国企业职业化和管理水平还不高的背景下，对于多数企业来说，要想让员工心甘情愿地去执行，还要首先让他们充分吐露自己的想法，然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一旦他们对战略达成共识，就会去主动执行。所以，为了实现有效地执行，作为管理者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沟通。我与直接下级，每个月至少有一次一小时左右的深度沟通。这种有时间保障的沟通，才能最终让员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也是结合我们中国文化特点进行的一个管理方式探索。

董海洋：我赞成曲总的观点，我觉得执行力和“建设性对抗”之间，执行力是基础，是根本，而“建设性对抗”是锦上添花，一种改善和提升，它们应该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问题，不是鱼和熊掌的问题。

吕谋笃：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建设性对抗”，无疑是增强了执行力。就是说你同意也要执行，你不同意也要执行。因为经过充分对抗沟通后，你的观点已经被大家所知，如果你的意见与主流不一样，而且也没有说服大家，那么只能服从大局而坚决执行。如果这时你再不执行，就只能说明你是消极抵抗了。

开放和包容是“建设性对抗”存在的土壤

已有的事例告诉我们，“建设性对抗”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层管理者 ——尤其是一把手的领导力风格。如果领导者具有开放、包容的胸襟，那么，这个组织自下而上的沟通就顺畅许多。可是，领导者毕竟只能代表企业的一个时代，能否让“建设性对抗”超越个人的领导力，成为企业基因的一部分呢？

曲敬东：我觉得可以。当企业发展数十年后，如果这些文化能够沉淀为企业基因的话，那么，谁来做CEO都不重要了。今天的IBM、Intel就是这样的公司。不过，我们中国企业的积累还不够，要形成这样的文化并积淀下来还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我们一两代人的努力。当然，除了企业自身外，还需要社会的总体进步和发展。没有大环境的进步，真正开放的文化还是挺难建立的。

孙查理：我一直认为，“建设性对抗”机制在我的企业中，不能因为我离开就丢弃了。要把企业做好，让它永远留下来，就要奠定一些基础，设立具体的要求和制度，包括我的下属们、后来者都要按照这个制度来做。

吕谋笃：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东方文化讲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强调的是二元比对，而不是对立。外国人理解的太极球是黑白对立，但在中国是“太极鱼”，它是一种相互融合的状态。按照这样的理论，“建设性对抗”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可能更有底蕴，而不只是西方观念的灌输。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对抗，但实际上应该是互补。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某一个组织内，基于某一位心胸开阔的领导就可以做的，而必须是一种客观的，以企业价值观为基础的长期的文化和制度的塑造。

接受这种对抗，需要高管具有包容的胸怀，各位是怎样面对这种挑战的？

孙查理：我的员工可以主动地对抗我，而且经常发生。有时候自己也会生气，但不能表现出来。过后再想觉得他这种方式可能不太好，但是动机是好的，所以一般来说，我在遇到“对抗”的时候，都不会在公开场合让对方过不去，而是进行私下沟通。无论是从上到下还是由下到上，一定要讲究方法。因为，在企业里面，上级跟下级之间是一种绩效互补的关系，大家要同舟共济。

嘉宾和专家关于如何进行“建设性对抗”的争论十分激烈。

曲敬东：我在组建团队的时候，都会选择不同特点的人，因为这样的团队会有更大的创造性发挥空间。管理不同的人就需要很大的包容，这种胸怀境界也需要历练和修炼。我把管理当成一种服务，目标是让员工满意，他们满意了，就会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其实沟通也不用把人叫到办公室来，我可以走到业务部门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一些不同的问题，帮他们解决。经过这样的努力，在组织中形成良性的机制，团队自然就会有创造性了。

董海洋：如果是一线员工的建议，我会重视和考虑，纸上得来终觉浅，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我曾看过一本书叫《商海箴言》，就说当你用十分钟来完成一个很好的构思后，停下来，再花五分钟去了解别人怎么想的，那样你最终的决策会更准确。因此，作为管理者一定要具备沟通能力。

吕谋笃：作为高层来讲，对建设性对抗的结果要有一定的判断，或者说是整体观。因为一旦决策目标出现了偏差，后果还是必须由老板来承担的。

现场用户互动：

孙建伟：在“建设性对抗”当中，企业家和下属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度？很多人认为不是没有好的经理人，而是没有好的企业家，各位怎么看？

曲敬东：不管是创业者，还是职业经理人，都应该相互尊重和合作。未来是一个合作的时代，特别是全球化的背景下，经理人和创业者更需要一种有机的结合，使中国企业真正地得到发展。

孙查理：没有好的企业家就没有好的职业经理人，我觉得中国缺乏好的企业家。一个好的企业家肯定能够找到好的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的情况和国外确实有差距，职业经理人的阅历也不相同。我倾向于通过轮值当班来培养潜在经理人。

吕谋笃：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职业经理人都是稀缺的资源。不过，由于中国整个大的社会环境相对特殊，因此，中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经验都不能满足管理的需要。不过，在一定阶段，职业经理人和老板是一个共同体，他们一起在大海中航行，摇橹的同时还要小心风浪。

读者陈长久：作为小企业怎么能够在决策形成过程中，提高效率、降低决策风险和成本？

曲敬东：对一些中偏小的企业来讲，关键是让企业快速成长，甭管对抗不对抗，只要效率高，生意做得大，就是根本。企业里的技术性人才比较多的话，应该调动他们的创造性，提高每个人的效率。当然，项目的优化也很重要，这就需要建设性的沟通，通过碰撞来优化方案。具体执行中如果找合作者一起来做，成本自然就降低了。

董海洋：第一,作为一个管理者，一定要相信你员工的潜能是无限的。第二，要建立一种良性的正向互动的文化，比如“建设性对抗”。

吕谋笃：作为中小企业，导入“建设性对抗”这个工具，应该是最见效的。你所说的降低成本正是它的长项所在。你可以在项目前期阶段设计一种会议场景，导入“建设性对抗”工具，在绩效和控制方面做一些保障，效果会更突出。

读者时庆：企业开展“建设性对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此外，开展“建设性对抗”，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以免外来的和尚念不对经，最后变成了四不像？

曲敬东：我们的企业确实要有一个基础，而不是盲目地去开展“建设性对抗”。这是一个需要积累的过程，我建议从金字塔的高端开始，比如市场部门，或者创造性的部门。我推荐中国企业去学习一些韩国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战略营销，毕竟都是亚洲企业，有一些东方文化背景的共性。

董海洋：在制造业里，现场的一个小小的技术改进，就可以省很多钱。所以必须要发挥每一个人员的积极性展开对抗。但同时，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尤其是集中的时候，一定要注重执行力。

吕谋笃：我想说一下，什么样的企业不能用“建设性对抗”。第一，如果企业里面冲突已经很激化了；第二，企业决策效率很慢，不是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决策不下来。这两种情况下都不适合用“建设性对抗”。另外，切忌简单的情绪化对抗，务必要讲究方法。因此，除了做培训外，还要建立相应的动力机制，鼓励员工说真话。

读者黄海东：我觉得建设性对抗的功能不外乎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辅助决策，整合加强信息对称性；第二个是营造积极沟通的组织文化。从信息方面来说，“建设性对抗”是一种比较好的团队沟通方式。其次，它能够起到激活组织的作用。

“建设性对抗”，是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如果是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企业，它产生的价值并不高。另外，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员以不同方式形成的对抗才有价值。另外，建设性对抗要有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基础，尤其依赖于领导者的倡导。当然，还应该设立规范化的流程，以保证对抗顺利展开，并且在组织内部形成这种机制。

董海洋：我同意你的观点。企业一定要建立一种良性的正向的文化，比如“建设性对抗”文化，以促使员工形成良性互动。不过，这种“建设性对抗”，现在还不宜被大范围地引进到中国本土企业中，因为土壤、文化等还不能支撑下级对上级的对抗。

第二篇：新年建设性意见

体检中心工作总结

体检组成员由二位院长和各科室的业务技术骨干组成，根椐体检工作随时抽出。体检中心是沟通内外、协调左右、联系四面八方的枢纽，工作也千头万绪，工作虽然繁杂琐碎，体检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工作却分工不分家，在工作上相互鼓励，相互学习。优化体检服务质量,当好健康卫士。根据人民群众的各种不同需求制定各种体检套餐，由各单位或个人自由选择。完成体检的组织、咨询及解释工作。大力宣传医疗科普知识，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通过健康体检部分干部职工早期发现问题有些留院治疗和给予健康指导，该项工作得到绝大多数来我院进行体检的干部群众一致认同和肯定。

但是由于体检中心工作较琐碎，工作上常常事无巨细，每项工作主观上都希望能完成得最好，但由于能力有限，不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对工作了解得不够深入，对存在的问题掌握真实情况不够全面，从而对领导决策应起到的参谋助手作用发挥不够。体检工作宣传力度有待加强。埔捉市场信息、开拓市场业绩不理想。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解决。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将要到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围绕医院的中心工作，克服缺点;改进方法;掌握实情;加强管理;改进服务;大胆探索体检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促使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为医院的健康快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年工作目标：着眼工作重心，谋求发展。抓紧、抓好、抓实、抓出实效，以百倍的努力，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加强宣传，外树形象。加强学习，增加业务修养，提高知识内涵。科室业务学习：提高护理专业应用能力，鼓励职工学习护理专业知识和临床医学知识，提高工作效率。于晓杰

2018-3-1

第三篇：对抗语文

【真心英雄语】：叶开——上海作家，著名文学杂志《收获》副编审，正为在读三年级的女儿的语文学习痛感。他认为：在小孩子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却给他们喂了垃圾；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语文教学时语文废品流水线。这些痛感我读了非常的震撼，我们的语文教育到底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所以我想所有的语文教师有必要看看这篇文章，希望引起我们的深思。

对抗语文

《中国青年报》本报记者 王波

叶开

乔乔读《哈利·波特》

乔乔最喜欢的《哈利·波特》全集和林格伦作品

乔乔的英文原版《哈利·波特》

乔乔的《一课一练》作业

乔乔一年级时写下的“舍小家，顾大家”

上海作家叶开在客厅里和客人聊着孩子的教育问题，女儿乔乔就坐在他旁边，时不时插上两句嘴，偶尔还发出咯咯的笑声。

但聊着聊着，叶开察觉到身边的女儿没了动静。10岁的乔乔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背后摸出了《格列佛游记》，正咬着指头看得津津有味。

这本1979年版《格列佛游记》，书页已经有些发黄，是叶开上大学中文系时的读物。女儿先前已经读过两遍了，如今又读得只剩下最后的二三十页。

“乔乔，快别看书了，这样不礼貌，要跟叔叔说话。”叶开叮嘱道。

乔乔很乖巧地“嗯”了一声，然后抬头做个鬼脸，一只眼睛看着客人，另一只眼睛依旧用余光扫着书上的字。

如何阻拦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看书，现在成了让叶开头痛的一件事。为了能逮着机会看书，在家里的沙发、钢琴凳，甚至自己的枕头下面，乔乔都藏了她爱看的书。

在她的卧室里，除了放着钢琴，还有两个书架，上面摆着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的《小飞人卡尔松》等9本著作、全套7本的《哈利·波特》、一整套43本的全球儿童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四大名著彩图本，还有《伊索寓言》、法布尔的《昆虫记》、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吉卜林的《丛林之书》等等。

41岁的叶开是著名文学杂志《收获》的副编审，这些书都是他精心为乔乔挑选的，几乎挤满了两个书架。

除了刚买回来的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乔乔还没有翻过，其他的书她已经全部看过。其中《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她已经记不清看了几遍，一本薄薄的书被翻得裂成了5瓣。

这个痴迷于看书的小学生，对她的语文课本，却一点儿都不待见。“我不喜欢语文课本。”小女孩瞪大眼睛颔了颔首说道，仿佛做了一个郑重声明。

4年多来，乔乔的9本语文课本，只有在她做作业时，才有机会进入她的卧室。在自己的书架上，乔乔没有为这些课本留下任何位置。

平时，它们都被放在客厅一个公用书架上。当然，这也方便叶开随时拿这些课本，挑出其中的“荒唐之处”。

2009年，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的邀请下，叶开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上，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对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进行批判。晓苏提议专栏取名“语文现状批判”，叶开认为这个名称“太泛”，建议改为“语文之痛”。

“他刚好经历了女儿接受语文教育的过程，他有疼痛感、刺痛感和迫切感。”晓苏回忆说。晓苏同时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写作课的教授，他觉得叶开的名称更贴切，立即接受了建议。

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却给他们喂了垃圾

叶开的这种痛感，始于2008年秋天。那时，他在写小说之余，忙着研究现代文学中一些作家和作品。

乔乔的学习，基本全由妈妈王琦负责监督和辅导。王琦是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副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士，叶开认为由她来辅导女儿学习绰绰有余。

但很快叶开就发现，妻子根本无法对三年级的女儿进行有效辅导，尤其是无法辅导女儿的语文学习。乔乔在前两年语文经常考100分，可这时候拿回来的成绩单上面，成绩一次比一次低。由妈妈辅导做的语文作业，第二天拿回家后，上面经常红红地一大片叉，乔乔觉得挺委屈。

在学到第七单元48课《智烧敌舰》时，乔乔又遇到了一道难题。题目要求她回答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因为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乔乔欣喜而自信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这个答案也得到了妈妈的认可。

结果当天晚上，孩子就伤心地回来了。语文老师的标准答案是“诸葛亮”。班里有几个男生也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他们问老师，“为什么不能是庞统？”老师回答，在小学阶段答案只能写诸葛亮或周瑜，写孔明也算错。

为了消解女儿的怨气，古典文学博士王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叶开，不得不同时出面跟女儿解释，“庞统是不亚于诸葛亮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刘备西征蜀国，主要靠庞统而不是诸葛亮，诸葛亮是靠《三国演义》演绎出来的，事实上庞统不比诸葛亮差”。

乔乔这才微笑起来。两位博士当时也笑了，不过是苦笑。这是叶开第一次被孩子的语文教育刺痛。

“你可能觉得很可笑，但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如今回忆起来，叶开摇头叹道。

两位博士实在是没想到，他们会在小学三年级语文题上马失前蹄。

看到乔乔成绩下滑明显，王琦很着急。她找到语文老师，认为不应该让孩子做这么多练习题。

老师告诉她：“从三年级起有了阅读理解，不再只是认字记词。乔乔的阅读能力有问题。”“不会的，她看书没有障碍。”王琦急忙跟老师解释。因为就在上三年级前的这个暑假，丈夫给女儿买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是他们第一次给女儿买长篇读物。结果8岁的乔乔不仅很快看完了，还开始接着看中国四大名著彩图本。

听完王琦的解释，老师不相信，摇头表示怀疑。这让王琦很忧虑，她开始想，女儿不会真是有阅读问题吧。回到家，她急忙跟叶开探讨起来。

叶开那时正研究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叙事，并得出结论，“那一代的不少作家不说真话”。

听了妻子的担忧，他拿起乔乔的语文课本，试图弄清问题所在。结果一打开课本，他发现一些不说真话的作家的作品，不仅进了女儿的教材，“而且还要背诵”。更糟糕的是，一些原本是经典的作品，到了教材里被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他正冒火，转身却发现乔乔抱着《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目不转睛地读着。为了考验女儿，他刻意跟乔乔聊起《哈利·波特》和四大名著彩图本，结果发现里面很多故事和细节，乔乔记得特别清楚。

“这说明她不是胡乱读，是真读懂了。”叶开强调道。他和王琦也一致判断：大可宽心，女儿的阅读理解完全没问题。

他进而感叹道，小学是孩子学习的黄金时代，因为孩子的记忆力非常好。“可是，”他话锋一转，气愤地说，“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有人却给他们喂了垃圾。教材里面，有好多非常糟糕的东西！”

叶开把乔乔的几本语文教材全都仔细看了一遍。2008年11月，他写了第一篇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文章《语文的物化》。在文章中他写道：“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这一年年底，叶开与晓苏见面，原本是要聊文学创作的问题，结果把主要的时间都用在了聊语文教育上。

“我们觉得，现在的语文里，非语文的因素太多，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因素，老师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学生不喜欢。”晓苏回忆，在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共识。

看了叶开的批评文章后，晓苏认为“很深刻，很尖锐，点到了穴位”，随即邀请叶开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开专栏，批判“病态的教育带给语文的痛”，希望刺激中小学语文老师“已经麻木的神经”。

孩子学了半个学期，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叶开的专栏文章，从2009年1月开始发表，第一篇便是《语文的物化》。考虑到文章的风格比较犀利，晓苏将专栏安排在了杂志第70多页的位置，避免“一上来就刺激到读者”。

结果，这些“火药味儿很浓”的文章发表了两期后，一位语文特级教师就打电话给晓苏，质问道：“哪儿来一个疯子在这儿胡说八道？”

当时9岁的乔乔看了爸爸的文章，咯咯直笑。“我们都不喜欢语文课本。他写得太好玩了。”她评价道。

其实对于自己的语文课本，乔乔在一年级的时候还是感觉“挺好玩的”。她记得，一年级的语文书上有好多图画，有小动物，还讲爱护环境，“看上去没有那么讨厌”。

翻开一年级下学期的语文课本，学到第40课《三过家门而不入》时，乔乔当年用红笔在彩色书页下角，吃力地写下了“舍小家，顾大家”6个稚拙的字。她回忆说，语文老师告诉他们，“大家”里有很多“家”，就是“国家”的意思。当时刚刚7岁的小姑娘，始终没弄懂“大家”的具体意思，只是很固执地认为，“大禹就是一条鱼，所以他才治水”。

虽然很多东西搞不明白，但书本上的图案还是吸引了乔乔。“当时我觉得，哇，好奇妙哦！”她边说边做出夸张的表情。

当时在课堂上，老师写什么她就跟着一笔一划地模仿。回到家里，她则开心地看《小小建筑师巴布》、《猫和老鼠》等动画片和《哈哈画报》上的漫画。

这种开心的笑声时常在叶开家里响起，前4个学期，乔乔经常拿回满分的语文成绩单。

但到了三年级，写作文成了语文课上的重头戏。同学的书包里，慢慢开始有了《优秀作文选》。看到有同学买“作文套餐”，乔乔出于好奇借过来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想看第二眼。她还是喜欢爸爸不久前给她买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其次是《林格伦文集》。

可是她只有先写完作业，才能看这些书。她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养成了到处藏书的习惯。在写作业、弹钢琴时，甚至是语文课堂上，她都会时不时偷偷地瞄上这些书两眼。

语文课本开始变得让她“一点都不喜欢”。她更不喜欢的是书包里的教辅书《一课一练》，这占据了她课后很多时间。

比如，根据教辅材料，乔乔每天需要填很多反义词和近义词，这常常让她的博士父母为难。他们不愿像其他父母那样给女儿买《近义词词典》或《反义词词典》，于是就安慰女儿：“我们认识出这些教辅书的人，这东西他们自己的小学不用，自己的孩子也不用，你就随便应付一下算了吧。”

一次假期快结束时，乔乔的班主任来家访，问孩子这个假期都在做什么。叶开笑着回答：“忙着倒垃圾。”

这让年轻的女英语老师一愣，没有反应过来。叶开马上解释说，“孩子在学校学了半个学期的语文，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倒垃圾”的方法，则是给孩子买经典作品阅读。在意识到孩子语文教材中的问题后，叶开给女儿买了一个四层的书架，书架上多了《哈利·波特与密室》等《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续集，也有了《窗边的小豆豆》、《唐诗三百首》等名著。

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不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这些刚刚摆上书架的书，很快就被乔乔一本一本地“消灭”掉。在咬着指头，发出一次次咯咯的笑声后，乔乔也把《哈利·波特》里的女主角赫敏奉为自己的偶像。

叶开因势利导，告诉乔乔，不仅小说和电影中的赫敏很聪明，现实中赫敏的扮演者艾玛·沃特森也很聪明，考上了美国很好的大学。于是，沃特森也被乔乔视为榜样。

在三年级以前，乔乔在课堂上很少说话，但看到小说里赫敏在上课时经常举手提问，她决定向偶像看齐。以后上课时，脑袋后晃动着两个马尾辫的乔乔，经常把手举得很高，希望老师能叫自己起来回答问题。

可是，她很无奈地发现，自己的想法经常和老师的不一样，尤其是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乔乔撇着嘴，一本正经地说：“我语文课上喜欢发言，就是有时候没有办法说到点子上，老师的那个点子上。”

有一次，老师讲互联网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时，强调好处是“可以查阅信息学习”。乔乔则认为互联网可以让自己玩更多的游戏，因为她从4岁上幼儿园小班时，就开始登陆迪士尼网站，玩小熊维尼吃蜂蜜字母的网络游戏。这种观点，得到其他同学异口同声地支持。语文老师只是咧嘴一笑，什么都没说。

乔乔只爱看书，对穿着不在意，但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因为她喜欢在课堂上举手，偶尔甚至会插老师的话，常常有人在课后说她爱出风头。有一次下课后，她走到一个这样评价她的男生面前，对着他的耳朵大吼大叫。

“他们对个人的尊严不是很看重。可是，如果你有很高的尊严的话，那别人就没办法破坏你的立场。”小姑娘义正辞严地解释自己的行为，她认为当时自己必须要表明立场。

但有时候，乔乔的坚定立场并不起作用。

2009年秋天，叶开的专栏已经写到了第10篇。他第一次参加了女儿的语文公开课。课上老师讲的是课文《带刺的朋友》。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电视机、投影仪等设备齐全；学生6人一组，课桌面对面拼在一起，像圆桌会议一样便于分组讨论，颇有一种民主、平等、交融的气氛。

课堂上一让提问，叶开就看见乔乔把右手举得高高的，但老师就是不点她。后来老师说换个方式，找不举手的同学提问，乔乔故意把手放下，但依旧没被点到。叶开在后面看着，觉得一阵阵心酸。

后来乔乔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提问的机会，老师却回答不出她的问题。“这个问题等我们深入了解之后再回答。”乔乔以朗诵的口气，模仿了老师一年多以前说的这句话。

回家后，叶开查阅资料发现，《带刺的朋友》改编自一位作家的文章，编者对这篇文章进行删节和修改后，导致课文前后逻辑接不上，所以老师根据课文确实回答不出乔乔的问题。

乔乔告诉爸爸，这种公开课事先已经演练好，一旦有提问机会，班里大多数学生都要举手，但老师只找举左手的人回答。

这让叶开想起了30年前自己上公开课的情景，也让他异常气愤——“30年了，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不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我们最应该反对的就是虚假！没有真的善是伪善，没有真的美是臭美。”11月底，在应邀给上海一所知名小学的老师做讲座时，叶开始终强调自己的这一观点。他给讲座取的题目是“教书还是教真”。

讲座开始前，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向叶开诉说了自己的苦恼。这几年来，她只要让学生以《我的爸爸》为题写作文，就会发现班里的学生几乎全都病了或者是摔了跤，然后爸爸背着他们上医院。

这位老师忍不住感慨：“连教材都可以作假，那么其他的假，像这些作文模板，也就不足为奇了。”

叶开和王琦从来不让乔乔参加朗诵比赛。在他们看来，那种规定题目的朗诵充满了虚假情感。他们要求乔乔，平时在班里要朗诵的话，要用正常语调，不要假天真。

同样在他们看来虚假无趣、没有真情实感的，还有乔乔每个学期都需要背的名言。在叶开看来，这些名言很多是编者自己编的，“背这些垃圾还不如背老子孔子，或者是唐诗宋词”。所以每次老师要父母监督孩子的背诵作业时，叶开总是直接在乔乔的课本上签字了事。

“我们就是不参加无聊的事情！”王琦干脆利落地总结道。

乔乔把眼睛从《格列佛游记》里挣脱出来，抬头回应了一句：“我的父母很宽松，能有他们做父母太幸福了。”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

背诵名言可以轻易应付，但像在文章中划好词好句这样的作业，常常难倒乔乔和他们家的两位文学博士。

老师说按“aabb”格式划好词好句，乔乔觉得课本里没什么好的，就随便划了划。班上有个男同学，把“爸爸妈妈”划出来，结果得了A-。

每次划好词好句时，叶开都很紧张。这位《收获》杂志的副编审不知道哪个词比另一个词更高级。“难道这个词是部长级，那个词是科长级？”他反问道。

他把划好词好句比作揪树叶，并形容说，“即便你揪下所有的树叶，也不会体会一棵大树的美。”

为此，他在专栏里写了《好词好句与陈词滥调》。但批判归批判，为了减轻女儿的痛苦，他和妻子还是得耐着性子帮乔乔划好词好句。

在杂志社编审稿件时，叶开给国内很多知名作家提过修改意见，但他对女儿的作文指导，大都以失败告终。

他经常告诉乔乔，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把意思表达清楚。然而几乎每次老师的批语都是，“再多用些好词好句”。

这时候，叶开会安慰女儿，“不是把所有色彩斑斓的颜料泼到墙上，就会成为一幅画。做一个诚实真诚的孩子就好。”

在他眼里，中国传统的国文教育注重修辞和交流，以此形成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人生观；而现在的语文教育则跟外语教育一样，光注重语法。语文课不仅违背了语言规律，而且“极其乏味，肢解了整个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思考”；在肢解了语文的同时，也让孩子变得分裂。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然后家长回家再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给粘起来。”叶开直言，自己和许多正上小学的孩子一样，都有这样的感受。

有一次，乔乔的考题是划去括号里不正确的拼音，为“打量”的“量”找出正确的读音。全家三口人都认为“量”应该念四声，但老师给的答案是念二声。后来大家分头查字典，发现答案也不一样。

“然后我爸爸妈妈说，在家里就念打量（四声），在学校就是打量（二声）好了。”乔乔比划着说。

最近，如何解释“矜持”这个词，也难住了两位博士。他们查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发现解释并不相同。尽管叶开认为词典释义也欠准确，但又必须选，最终他们在“拘谨”与“庄重严肃”之间选择了后者。

结果，乔乔又得了一个红叉，因为教辅的标准答案是“拘谨拘束”。

这一次，还没等父母叮嘱，乔乔自己已经明白，在学校就按“拘谨拘束”，在家就按“庄重严肃”。

“我感觉一半在学校里，一半在家里，在中间被切了两半。”乔乔皱着眉叹口气，像个小大人。

叶开曾经拿女儿的这种感受跟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文学教授交流。教授说，自己的儿子刚上初一，小学6年一直“分裂”得特别好，“学校说一套，家里说一套，从小就学会应付”。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教育和实际同步，我们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应付和对付上了。”教授感慨道。

针对这种现实，叶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孩子必须受到摧残，这就是他们的命。”在去做讲座的路上，他跟一位朋友重复这句话时，眼泪几乎快要流出来。

他唯一庆幸的是，女儿乔乔从8岁起，便学会了用他推荐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排毒”。

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

看到女儿在这些经典作品间流连忘返，也让叶开对真正的语文有了信心。晓苏邀他写专栏时，他有过犹豫。在和妻子商量了一个晚上后，他觉得还是要做些事情，来对抗现状。

开家长会的时候，叶开发现很多家长对语文教材根本不懂，不少孩子平时由爷爷奶奶接送，父母偶尔来开一次会，光顾着围上老师问孩子的分数。

看到讲台上的老师年复一年已经麻木，而很多家长又浑然不知，叶开最终答应写专栏。“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他决定为孩子们做一些“排毒”工作。

他批评小学三年级学的第一首诗歌《信》是虚伪的诗，质疑中学语文教材里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宣扬“恨的教育”。在看了老师给女儿列的书单后，他批评“乱读书不如不读书”。

他还批评教材编写者添加各种文字篡改朱自清的文章，“不仅厚诬前贤，且贻害后生，更败坏了求真求实诚信的风气，而小孩子从一入小学开始，就进入了造假大本营”。

为了写朱自清作品如何被篡改和肢解的文章，叶开花3个月通读了朱自清文集。在女儿已经将这些教材的内容忘到九霄云外，沉浸于经典作品中时，他却得重新捡起那些教科书，以对比课文的原始出处。

结果是，他着实领教了所谓的“教材体”，即教材编写者根据教学大纲的需求，“生产”出的主题先行的课文。

在乔乔的语文课本上，叶开发现编者将安徒生作品《一个豆荚里的五颗小豌豆》中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颗小豌豆》，但那是颗“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版小豌豆”。乔乔看过四卷本《安徒生全集》，在课堂上指出课文中不符常识之处，老师告诉她“可能你看的那个版本不一样，入选时有所删改”。

这件事发生之前半个多月，乔乔发现课文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种跟原著有出入，向老师提出疑问时，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答复。

叶开认为，这不应该怪老师，而是由于“教材体”编写者“非常无趣乏味”，他们编出这种课文，对小孩子的美学和人文教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叶开本来正在创作一部100万字的三部曲小说，到2008年底已经写了60多万字。但他决定暂停下来，全力写这些专栏文章。

他把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以后，不少人给他留言或发私信。这些人来自四川、青海和浙江等地，有一线的语文老师，也有学生家长。

当然，还有人将材料递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声称教材编写是很专业的事情，叶开不懂却在那里“大放厥词”；编写这些“教材体”，是为了适合小学生阅读。

但在叶开看来，这是这些编写者在贬低孩子的智力。他以自己的女儿为例进行反驳：瑞典名著《骑鹅旅行记》50多万字，乔乔两天就看完了，而且记得很清楚；《哈利·波特》7本250多万字，乔乔每本都读了好几遍；《安徒生全集》4卷乔乔都看了，内容几乎都记住了。

在给别人推荐书目时，叶开总喜欢推荐女儿乔乔喜欢读的《哈利·波特》、《吹小号的天鹅》、《昆虫记》、《天上掉下个大蛋糕》、《小王子》、《丛林之书》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

有人质问他：“中国就没有好的作品吗？”

“有，但适合孩子阅读的不多。”叶开直截了当地回应道。他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哈利·波特》中文版拿到的版税是9800万元，比同期中国所有畅销书拿到的版税总和都多，这还没考虑数量可能比正版更多的盗版书——“孩子们用脚投票，他们是识货的。”

就在叶开因批评语文教育而饱受一些人的非议之时，乔乔的生日到了。叶开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乔乔说想要一套英文原版《哈利·波特》。那是2009年春天，乔乔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叶开花了1300多元买了一套精装全集。乔乔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打开那个精致的匣子后，她“高兴到了难以形容的极点”。

语文废品流水线：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

现在，英文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乔乔已经读了四分之三，但是拿起自己的语文课本，她依旧非常痛苦。

“尤其是这学期的课文，开始讲战争故事。我是女孩子，不喜欢打打杀杀，我特别讨厌动不动就死人。”乔乔晃着自己的马尾辫说。

她更受不了的是，当老师讲到课文中有人牺牲时，男生们就说，那个人“挂了”。这让乔乔觉得，他们像在玩电子游戏一样，别人死了都无所谓。

“这个单元原本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却让孩子们对生命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妈妈王琦遗憾地说。

与课本里的英雄故事和课堂上放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相比，乔乔更喜欢自己书架上的那些书，那里带给她童年更多的快乐和欢笑。

这学期的语文期中考试，乔乔又没考好。有人说：“你看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才考80多分？”

乔乔当时有些伤心，但回家后王琦告诉女儿，“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为了期中考试。”

而叶开在那所小学的讲座结束时，有老师站起来说：“我们能怎么办呢？教材就是这个样子，考试就考这个教材，我们不能不用啊。”

叶开给出的建议是，语文课可以上得再简略一些，老师自己可以多看一些经典，然后把孩子带向经典之路。

关于这一点，他和不少人达成共识——现在不少老师在自信而勤奋地做着愚蠢的事情，如果大方向错了，老师越负责，对孩子的伤害就越大；把这个易碎品摔得越碎，家长要想粘起来，就越不可能。

在叶开看来，能把这些碎片重新粘成成品，便属万幸。他担心的是，这条语文教育流水线，会把一个个像乔乔这样原本爱读书的孩子，在读教材做习题的过程中，完整地教成废品。

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他沉痛地写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第四篇：雷达对抗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军队的电子化程度也相应迅速提高，专门用于电子对抗的飞机、舰艇、卫星，以及用来摧毁雷达等装置的反辐射导弹相继出现，使电子对抗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电子对抗逐渐成为一种直接用于攻防的作战手段。

从近些年的几次战争中可以看出，传统的陆、海、空战已发展形成了“多维立体战”，电子对抗（ECM—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s）以 “软杀伤”为主要特点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在空袭中使用了各类性能先进的预警飞机和专用电子战飞机，分别对南军的预警、火控雷达和指挥控制系统实施“致盲”、“致聋”。通过软硬兼施的电子攻击，北约始终掌握着作战地区的信息主动权，使南联盟的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实现了信息系统与作战系统的高度一体化。为实现在信息获取系统和空中打击系统的信息实时传输，美军专门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建立了一个新型联合空战中心。联合空战中心配备了最新型的C4 I S R系统，综合分析、处理由美军各种战场侦察系统所获取的战场信息数据，并将处理过的战场信息数据实时传输到轰炸机、战斗机等各种作战平台。

此次伊拉克战争，虽然出于战术上的种种考虑，美军没有以强大的电子战拉开帷幕，但是，随着战争的逐渐展开，美军还是出动了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等对伊拉克的防空雷达进行干扰。相信美军为保证其军事打击顺利进行，还会陆续采用更多的电子对抗措施。

为了更好地了解、认识电子战，记者采访了我国信息与电子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张履谦院士指出，电子对抗技术主要是指以专用电子设备、仪器和电子打击武器系统破坏或降低敌方电子设备的工作效能，同时保护己方电子设备效能的正常发挥。电子对抗的基本手段是电子侦察与反侦察，电子干扰与反干扰，反辐射摧毁与反摧毁。电子对抗的主要内容包括：电子侦察、电子进攻和电子防御。电子对抗的实质就是敌我双方为争夺电磁频谱的控制权（即制电磁权）所展开的斗争。制电磁权，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对电磁频谱的控制权。掌握了制电磁权就意味着己方能自由使用电磁频谱，不受对方的电磁威胁；同时剥夺了对方自由使用电磁频谱的权利。电子对抗的范围，在频域上包括声学对抗、射频对抗和光学对抗（光电对抗）三个领域。从空间上可分地面、海上、空中、空间和水下。就使用的装备而言，可分为无线电通信对抗、雷达对抗、光电对抗和C3I系统电子对抗等技术。

在谈到常规战争中电子战的问题时，张履谦院士说，现代战争肯定要采用电子战，因为战前要做好战争准备，了解对方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以及通讯、联络情况，必须进行侦察。同时，战争开始时，准确的干扰对方的通信联络，干扰对方的雷达。使对方的指挥、控制、通信及防空等电子系统置于瘫痪状态。在此次伊拉克战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有时，美军来轰炸，伊拉克方面并没有响起空袭警报，那很可能是伊方在通信中遇到了电子干扰。

为了避免美国的空中和空间的光电侦查，以及干扰激光制导的炸弹，伊拉克挖了很多战壕，往战壕里倒进石油后点燃，整个城市烟雾弥漫，使美方空中和空间照相侦察看不清地面的真实情况，导致对打击效果没法评估，无法确定哪里炸到了哪里没有炸到。同时还能使激光制导误导，炸不中真正的目标。反侦察与干扰的方法、手段有很多种，但是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使对方找不到目标，真假目标难分。这次战争中，伊拉克还很可能使用了干扰GPS技术，用GPS制导，能够使轰炸准确定位在几米范围内，命中精度大大提高。应用GPS干扰机，可以使对方的定位失灵，从而达到干扰的目的。

现代战争的格局正不可否认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信息化战争的序曲已经奏响,但是只论信息化战争的话包含的范围实在是太广大了,如果不分开说的话根本就是无从说起的,因为信息化战争所包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对于科技的要求也是史无前例的,在信息化战争的序列里面,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最为广泛的,所以我今天浅谈一下电子信息对抗对战场的影响.电子技术在战场上主要是分为电子对抗技术,电子进攻,电子侦查技术等等.他标志着军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但是军队如果实现完全信息化,仅凭现在的技术与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就算是世界上信息化最早的美国军队,也只是计划在2015年实现部队的全面信息化,回顾20世纪末期的几次著名战役,无一例外的说明了部队信息化的必要性以及紧迫性,但是这些战争无法被称为是信息化战争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之后的波黑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海湾战争,信息化的全面覆盖并没有达到,对于这些战争而言,他们只不过算是孕育部队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的母体而已,现在的纯信息化战争是不存在的.打从摩尔斯发明了摩尔斯码的那一天起,电子对抗的技术就被推向了军事研究的第一领域,1904年在中国土地上面进行的日俄战争,就是电子对抗技术的第一次实战运用,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电子对抗技术的应用更是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当然,这个时段的对抗还只是局限于对于对方电台的侦听和密码的破译,与现在的操作还是有着本质上面的区别.所以,那些只不过是电子对抗领域的历史,而我们现在的东西可就远不止这些,对于电磁波段的探测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根据探查到的电磁波段可以完整的分析出对手的发出此波段的各种相应参数以及位置情况从而达到精确打击的使命.现代的科学技术有六大技术领域群,其中尤以信息领域技术群以及新材料领域技术群在军事上面应用的最为广泛,我们的教官(也就是教我们的军官老师)说,对于今后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新材料的技术领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信息领域还是目前新军事变革的主导,说到电子对抗技术里面的电子干扰应用,在实战当中是使用的最多的,现在的实战部队如果没有一支良好的信息大队作为战略保障部队那无疑就是找死,我们在军事题材的电视剧里面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台词:“对敌方采取不间断的高频电子干扰XXX分钟!”这个敌方一般是红方或蓝方,在演习预案里面,红方一般代表进攻方,蓝方代表防守方.至于这个XXX分钟,是由部队的需要实施的,我记得我们有一次野外拉练足足对假想敌进行了长达两天整的电子干扰,但是你别以为这两天整就是让干扰机傻傻的开机那么简单,我们坐一边该干嘛干嘛!~我们得不断的改变波段以至于不被对方所侦听到从而规避干扰,很是累人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知道如果到了部队上面的实战演习就更没这么轻松了,干扰源几乎是不可以稳定存在的,需要不断的进行转移,出动干扰机无疑是最实用的方法,但是如果干扰机没有条件出动的话,那就只能用装甲指挥车和上面带着破天线的干扰吉普了,那样对于电子干扰人员的体力消耗,说实话,那是相当的大啊,我有亲身体会.这是我军的电子对抗分队在演练

对于电子干扰或者说是电子对抗的话,也不仅仅是对于对方的指挥系统进行干扰性杀伤那么简单,电子干扰只不过是电子对抗的一个简单的分支领域而以,还有不少的领域也是叫做电子对抗的,像是现代战机的自卫系统,像是金属箔条,红外干扰诱饵弹,角度欺骗器等等,这种应用还有很多,而这些东西可以人工操作,但是自动操作的可能性更大,我试过模拟飞行的系统,在被火控雷达锁定以后,敌机导弹发射警报响起的时候,红外诱饵弹和金属箔条干扰系统几乎就是同时自动开机的,因为飞行员还必须操纵战机进行规避,没有充分的时间对投放箔条弹和诱饵弹作出反应,我尝试的那套模拟系统是老毛子米格29A支点战斗机的,其实那套系统有点儿玩儿赖,我的火控雷达锁定对手的战机成功发射R-77或者R-73导弹一下就能把对手揍下来,一发就够.对手打我得两发,也不知道是米格29结实啊还是怎么的,要不然我难度系数没调也是有可能的,呵呵~但是挨上一发导弹不是没有影响的,我不怕打坏我的减速板什么的,航炮打不出来我也还不是太担心,就是怕打坏我的火控雷达,这样对手的情况我就全不知道,对于战场信息如果掌握不了那我就只有等死,就是调头就跑也是没用,对手不是傻子,现代空战视距内格斗会越来越少,所以他们肯定会在你脱离战场的时候尽可能的把你敲掉,当然这是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从此看出,一旦我方的电子设备遭到破坏的话对我方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有点儿跑了哈)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话用在这儿怎么觉着这么不得劲儿呢),战机对于导弹的跟踪干扰还有一招绝的,这是我从电影上面和美国海航学的,虽然电视上面看起来很假,但是我觉得美军的飞行员甚至我军的飞行员已经完全有能力作出这种规避,我不是指单纯的普加乔夫眼镜蛇规避这么简单的东西,这招算是非主流,电视上面演的是在红外导弹跟踪的时候扔掉副油箱,用自己的航炮打爆,从而产生的巨大热量掩盖自己喷气口的红外热量进而起到影响导弹跟踪的作用,够邪乎吧.美国C-141运输机投放红外诱饵弹

在对付电子侦察上面也并不是没有漏洞抓,这里面尤以假目标的应用为最甚,在1982年以色列袭击叙利亚的战斗为例,一天叙利亚的地空雷达侦测到以军大批的战机来袭,指挥官下令所有的萨姆导弹预备,当火控雷达锁定并发射直至击落叙利亚防空兵才大呼上当,他们没看见一个人跳伞,把揍下来的飞机拿起来看,竟然是遥控的无人机,上面加了雷达波增幅器而已才显得和真飞机一样,但是是用塑胶做的,省钱嘛,总比铁皮便宜吧.但是这个时候叙利亚部队已经输了,早等在一边的以空军E-2C鹰眼预警机恰到好处的捕获了叙利亚的雷达信号,传到了早整装待发的F-15C和F-16突击战斗机群,一夜之间叙利亚的萨姆2,萨姆3以及萨姆6共计19个地空导弹阵地全部被摧毁,第二天又来了一波进攻,在打掉最后的7个阵地以后,叙利亚人苦心经营的防空体系毁于一旦.预警机几乎是现代电子战不可或缺的

还有一个假目标的战例出现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当中,伊拉克人的角反射器的充分运用使得美军侦察卫星抓了瞎,平常看似小巧的角反射器会在卫星的侦测下显示出来一个好几十吨的东西,而且伊拉克部队把他们的角反射器排成了战斗队形,美军指挥官一看就明白了,这么大的一群东西还是战斗队形,不是坦克还能是锅炉嘛?给我炸!结果白白浪费了不少弹药,事后美军检查战果的时候比战斗报告少了400多辆坦克,前指的将军当时就火了,这帮坦克你们给我炸哪儿去了!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下台,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所以现代战场的电子技术也并不是无懈可击.角反射器的应用是对抗卫星侦察的一大绝招

现在的局部战争已经没有了或者很少有两军对冲打阵地战的场面了,特种兵的运用是现在战争的发阵趋势,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特种兵的全名是特种侦察兵,担负的就是战场的侦查任务以及对重要目标的突然袭击与渗透,现在关于特种兵题材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多说因为比我明白的人大有人在,很多时候专业不对口的话就是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也未见得比你们军迷懂得多,这是实话,又跑了,回来继续说特战,对于特战小队而言,数字化的单兵装备必不可少,对于一个小队而言,以6人小队为例(因为6人小队几乎是最小编制了,2人狙击手小队除外),需要一名特战指挥官,一名狙击手,一名医务官,一名经过特种训练的尖兵(尽管小队人人都可以做尖兵,但是这样的经过特殊训练的人还是必要的),一名特种兵战士以及一个通讯员,这个通讯员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需要向前指翔实的汇报小队所侦查到的情况,通过特种兵的汇报部队才可以调动炮兵或者二炮进行精确打击.对于现在讲求信息化的战争时代,先于对手发现目标从而实施精确打击使对手丧失二次打击能力是取胜的关键.这就要求这名作为特战通讯员的士兵或军官可以做到高干扰情况下的流畅战场通信,要求是十分高的,对于电子技术的掌握也是十分的苛刻.从而看出电子技术在现代战场上面的应用是不可替代的.像是美国的游骑兵,三角洲,地狱火,海豹特种部队里面,通讯兵的能力都是十分高的,而且他们特种部队的选拔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军选拔,刷下来的并不是回到老部队或者干脆回家修理地球去,而是派遣到其他常规作战单位的侦查部队,从而发挥他们最大的效能,我们真的应该学一学这个,要不然会浪费很多人才,因为就算是从特战选训队刷下来的人,在老部队里面也应该是一等一的好!我军实现全军的信息化从而有资本和对手打全军电子战还不现实,一味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也是不行的,就算美国也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承认他们的信息化也是有目的性的专项攻关,而不是滥投资.我们要是滥投资的话,少有的军费也会付诸东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电子战对未来战争的巨大影响,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轰轰烈烈的电子对抗战的实力是没有问题的,电子网络对战的时代,其实已经渐渐来临.电子对抗的范畴还有很多,诸如电子防御或者是导弹破防我就先不说了,总之,电子对抗部队在今后战场上的应用会越来越广范.谢谢大家!~

第五篇：散打对抗

大学生士兵的成长进步，既有着普通士兵的一般规律，更有其特殊规律。在他们身上，既有当代青年向往军营、崇尚英雄、渴望成才的共性追求，又有目标理性但思想多变、知识丰富但实践欠缺、个性独立但心理脆弱、讲求民主但强调自我等鲜明特点。只有把打牢思想基础与提升政治素养、自我设计与部队要求、严格要求与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期望与现实之间“倒挂”的问题，帮助他们顺利跨过成长进步的关键几步，大学生士兵的优势才能凸显出来，才能有

作为、成人才。

“从吉林艺术学院入伍后，我走过的路并不平坦，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让我产生了不少困惑。在部队的教育培养下，5年来，我积极适应军营环境，尽职有为，先后被总部树为爱

军精武标兵。”

在沈阳军区不久前召开的加强大学生士兵教育培养座谈会上，某集团军炮兵旅一营三连排长李国文的发言，引起了

与会者的注意。

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去年共接收2061名大学生新兵。如何把他们从学士、硕士教育培养成合格的战士，“倒挂”的矛盾

和问题随之而来。

“倒挂”之一：入伍期望高与现行教育培养政策的配套

如何帮助其进一步端正入伍动机?

大多数大学生士兵毫不掩饰自己的利益取向。

吉林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张磊直言不讳地说，因为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作为男孩子的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自立，减轻

家里负担。

他给自己算过“一笔账”：本科毕业生应征入伍，按照最高一学年6000元的学费，服役2年就可以拿到大学4年全部的24000元学费返还，加上士兵津贴和优抚金，是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

集团军所做的调查显示：95%的大学生新兵表达了考军校和提干的强烈愿望，他们问得最多的是“部队有没有图书馆”、“所学专业在部队能否用上”、“到部队是否有时间学习”。近90%的大学生新兵希望自己入伍后能够分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岗位，而选择“服从组织分配”的只有67人，不到10%，比没有大学经历的新兵少60多个百分点。特别是，42%的人还给自己设计了一年当班长、两年提干部的“奋斗目标”。

但现实是，在现行的士兵考军校、提干政策框架内，大学生士兵虽然有一定的“优先权”，但绝大部分大学生士兵是

不可能走入军官行列的。

集团军不少一线带兵干部骨干因此担心：一旦大学生士兵知道自己与“军官梦”相距很遥远，工作的劲头就会消失，如果无法“圆梦”，就必然会从回校就读、曲线就业、入党学

技术等方面进行重新设计。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王边疆说：“要解决这些‘倒挂’问题，就要倾心抓好大学生士兵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让大学生士兵树立普通一兵的意识。在把优惠政策讲充分，把考学提干的要求说具体的同时，制定专项培养计划，落实政策规定。”

“新兵下连前，我考虑自己学过专业摄影、懂电脑操作，就要求到专业对口的俱乐部或自动化站工作，但连队却安排我学炮专业。当时我想，擅长的不让我干，那在部队还有什么奔头。后来指导员对我说：‘如果每个人都打自己的小算盘，部队就不会有发展。只有个人追求服从部队需求，成长才能顺利。’”集团军某炮兵旅的李国文说，“这番话让我茅塞顿开。几年来，如果说我的军旅之路有闪光点，主要是因为我始终把个人愿望与任务需要、个人计划与部队规划统一起

来。”

“倒挂”之二：接受能力强与短板弱项明显

如何帮助其补齐短板弱项?

“简单的训练一点就通，复杂点的，班长做过示范，跟着练几遍也可以掌握要领，以‘跑步行进与立定’为例，计划3天，我一天就达到合格标准。”青岛海军学院毕业的大学

生新兵王连兵自信地说。

集团军所做的统计表明，49%的大学生新兵在校期间参加过3次军训，军训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强化和补课的过程，加之他们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强，大大缩短了训练周期。从对400名新兵训练情况的抽样分析看，在同一个课目的训练中，79%的大学生新兵比同期入伍的其他新兵缩短50%以上的训练时间。

在刚入伍的新鲜感过后，少数大学生士兵会轻视厌倦部队中的“简单动作”。毕业于山西农大的大学生新兵李文超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想当一个好兵，但是喊响了‘一二一’、练齐了摆臂动作就是好兵吗?”

与此同时，多数大学生士兵普遍存在短板弱项。其中，大学生新兵身体素质跟不上高强度训练的问题最为突出，新兵营组织体能训练，每个科目后面总能看到大学生新兵的影子，95%的大学生新兵也承认，自己最大的弱点就是身体素质

较差。

集团军政委张烈英认为，全体新兵从入伍那天起，站在的是同一个起跑线，最终哪一个跑在前面，还要凭自身的素质说话。大学生士兵在军营成长成才，有其“先天优势”，要让“优势”变成成长进步的“强势”，还需要一线带兵人在给予和其他战士平等的关爱上把好“度”，使大学生士兵在与其他士兵的共同进步中固强补弱。

为此，该集团军不间断地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和“岗位成才、习武成长”活动，引导大学生士兵认清军人职业的特殊性、战斗生活的艰险性，去除“骄、娇”二气，提高他们的抗压能力和抗挫心理，尽快具备当好合格军人的基本素质。

谷瑞和在山东临沂师范大学本科念了一年后，于2007年12月应征入伍到某装甲团坦克一连当了一名新兵。刚一下连就踢到了石头上：跑400米障碍时高板墙怎么也翻不过去，跳进弹坑就爬不上来，好不容易爬上云梯却不敢往前走„„参加专业训练，上了坦克不知道该干啥。谷瑞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萌生了打报告提前复员回家的念头。

团领导通过多方了解得知，一方面谷瑞和存在眼高手低的问题，另一方面营连干部对其关心培养不够，缺乏必要的宽容和理解。团党委感到，要想实现优秀大学生向优秀士兵的转变，必须遵循人才成长的周期，多些宽容和理解，多些

帮助和关爱。

在深入细致做好谷瑞和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团里专门安排大学生排长与他结成帮学对子，营连干部也主动靠上去做工作，经常给他交任务、压担子，千方百计给他创造条件，鼓励他把短板弱项补齐。

时间不长，爱钻研、肯琢磨的谷瑞和就在同兵中脱颖而出，军事素质明显提高。

“倒挂”之三：主体意识强与部队建设管理的协调

如何帮助其校正目标定位?

“指导员，你的这堂课效果不够明显。”某防空旅大学生士兵李光提出的这一意见，把指导员付梁山噎住了。

原来，一次教育日上，付梁山给全连官兵上了一堂精心准备的教育课，自我感觉授课效果还不错。谁知，付梁山刚刚回到连部，新战士李光就跟了进来：“指导员，你讲的课内容要素都全但不吸引人，授课形式有些老套，缺乏‘眼球效应’，课堂气氛也少了生机与互动。”

事情传到了政委唐兴华的耳朵里，询问其他连队的指导员，类似的现象在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东北电力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新兵张书铭到部队第二天就向连队干部提出，增加文体活动时间、改善学习条件、允许使用手机等十余条建议申请。

大学生士兵普遍主体意识强，参与意识与日俱增。比如，渴望精神利益的关注，支持尊重士兵人格和权利做法，对有的带兵干部骨干用语不文明、侵占休息时间等表示反感。这些都是推动部队民主建设和促进内部关系和谐的积极因素。

集团军针对大学生士兵主体意识强的特点，在教育管理的方式上作出一些调整。比如，利用“自我式教育”，结合开展的“三自”教育活动，因势利导搭建平台，让他们在教育中“唱主角”、“当主演”，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针对大学生士兵富有激情的特点，运用好“情感式教育”，把“真情感化”与“理性教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情中有理、理中含情，从而增强教育培养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李光提出有关课堂教学的意见后，唐兴华当即召集全体政工干部“闭门磋商”，随即就大学生士兵的教育培养问题制定了《着眼大学生特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

“一揽子”计划。

“加强大学生士兵教育培养工作，有利于深入推进军队人才战略工程，优化生长干部来源结构，促进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洪尧告诉记者：“由于大学生士兵与同期入伍的其他新兵有着不同的特点，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虽然做了一些探索，还需要进一步认真总结提高，以促进大学生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