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区别与相似

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变迁直接相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经过漫长的演化和冲撞，积淀成为今天的文化系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传承和发展的。它们有其自身内在特质和规律，通过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表现出来，显示着地域文化的博大和雄浑。本文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例，具体比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性。

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着特定的文化系统

(一)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文化系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自然环境，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且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游牧民族。这里的居民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蒙古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在承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本民族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与这一地区相邻的是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黄河流域。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这里则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程序，农业民族正是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汉民族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以最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方式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这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资料多，不仅有数量多的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更有兽皮”等各种畜产品。游牧民族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仅是商品，“而且还获得了货币的职能”［2］。鉴于游牧经济结构所限，发展不平衡，出于生计和本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经济往来，促使他们和其他民族进行物质交换。而雄据中原的汉族，无论在人口数量方面，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方面，都要比游牧社会发达，农耕文化所产生的高度物质文明，对游牧民族自然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于是代表游牧民族的畜产品——马、牛、羊、驼等与代表农业民族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粮食、布匹、茶叶等第一次实现了以物易物或通过“茶马互市”，或依靠“草原丝绸之路”实现之，因此说，游牧经济天然地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当然，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显然农业经济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它是以封建庄园或一家一户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这种经济的写照。可见，自然经济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氏族、封建庄园、家长制的农民家庭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

第二篇：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姓

名

任津辉

教育层次

自考本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

张俊杰

目 录

一 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2 二 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5 三 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8 参考文献：...................................................................................................................................................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 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 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 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 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 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 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十），第3073页。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 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

第三篇：《狼图腾》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之我见

《狼图腾》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之我见

《狼图腾》是作家姜戎草原生活经验和对中国文化思考的结晶。其中有对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才能的细致描绘，也有对狼训导蒙古铁骑和保护草原生态贡献的讴歌，更有对狼的宁可战而死，不愿病而亡的顽强不屈精神的颂扬，并由此而展开了对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优劣之比较与思考，对许多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创见，因此被为一部“旷世奇书”。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是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异族侵略、欺凌、蹂躏的惨痛经验的一个总结，所以，中华民族的哲人志士一直在探究自身落后之原因，一直在寻找一条自强与复兴之路。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从公车上书到辛亥革命，从赶英超美到改革开放，无一不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殚精竭虑的思考，在这一条道路上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思想的领域，我们思考达到的最深层次是所谓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

对于习惯于春种秋收、夏敛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生活的传统中国人来说，草原生活的确是一个充满蛮荒和野性的新奇世界；即使是对于当代中国人也会构成极大的冲击和诱惑。实际上，夷夏之间的分别就是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为界线的。游牧文明被视为夷，农耕文明被当作夏。千百年来，是夷变于夏而不是夏变于夷，即使四夷在军事上政治上征服了夏，但华夏还是保持了文化上的自尊与自傲，并最终实现了对征服者文化上的反征服，即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中国为华夏也。”而作者则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是四夷游牧文明对华夏农耕文明一次又一次的输血才赋予了后者以生机与活力，并使之延续存留到今天，否则，后者早就烟消云散，成为历史陈迹了。由于一味地扩张农耕文明，向草原要田、要粮，致使草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草原变成了荒漠，动物的乐园变成了动物的坟场；农耕文明的肆意妄为最终又在吞噬着自身，风沙越来越大，风沙线越来越向南，直逼北京城。作者所描绘的这些景象触目惊心，对我们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身，去掉长期存在的傲慢与偏见。

中国病的病根在于农耕文明和农耕性格；中国人的出路在于输入狼血，适当释放狼性，走“文明狼”的道路，也就是说，要吸取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加大竞争的残酷性，适度释放邪恶意志与欲望，才能使中国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这也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作者认为草原狼灭绝和草原生态糟破坏是由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造成的。农耕区来的人急功近利，视狼为凶狠邪恶破坏生产的动物，欲处之而后快，而以毕力格老人为代表的传统蒙古人敬狼拜狼，视狼为上天的使者，是草原的保护神，与狼始终处于一种紧张而又和谐关系之中，但最终草原狼在农耕区来的负责人的指挥下被铲除殆尽，失去生存的最后空间，随之而来的是草原生态破坏和牧场的沙化。

我认为“黑车白帐，逐水草放牧”的游牧经济生产条件下，没有人工种植牧草，只靠天然牧场自由放牧，作为第二生产资料的牲畜，对第一生产资料的天然水草，具有其自然的掠夺性。牲畜一进入草场首先就吃好的，好的不足才吃次的，次的不足就要转移牧场，游牧民必须随其畜群，按季节而游牧，逐水草而迁徙。蒙古民族的众多部落，夏则居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场，冬则居气温暖和的山麓向阳处，无论远距离还是近距离，草场都能得到轮休，而且，游牧经济投入的是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少量的劳动力，因而经济效益高。牲畜采食牧草的种子和枝叶，缺草时几乎吃掉牧草全株，相比之下，农业只利用粮食作物的果实，利用率只有25%，效益低下。

此外，草原畜牧业的丰歉，不是简单地看参加生产的劳动力的多少，主要依赖宽广而丰美的草原和是否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游牧生产是一种短链生产，天然草场的质量及其变化是决定因素，一年四季的变化，决定了畜群都要经历的“春死、夏活、秋肥、冬乏”的轮回，但这种游牧生产，净生产量大，发展快，只要草原上有足够的生物量，就会出现肥壮的马、牛、羊、驼。而农业劳动生产就大不相同，一个劳动力使用简单工具种几亩地是固定的，要扩大规模就需要改进工具或增加劳动力，说明两种生产方式在规模经济弹性上有很大差异。

当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从事种植业的民族，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精耕细作生产技术，使我国种植业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导致人口过度膨胀、文化闭塞；而游牧民族从草原生态环境的实际出发，依靠天然草原，自然繁殖，总结出一整套完善的畜牧业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其弊端则是生产方式结构简单，对自然的依赖性强，草原生态环境抗干扰能力差。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由此可以见得，农耕民族传统文化中涵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各民族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情感趋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这种稳定性去抗拒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以保护、巩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构成自己的民族个性。在历史的舞台上正是通过其独特的“个性”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的。

游牧民族根植于相对隔绝的内陆草原，一代又一代地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使游牧文化这个团体不断壮大起来。具体地说，它来源于草原文化这个大环境，诸如草场、牧群、冬夏营地、穹庐毡帐、衣裘饮酪及隆重的那达慕、敖包会、祭典、婚礼和佛事活动等等，铸造了蒙古民族粗犷、开阔、宁静的个性，猛兽、风沙的侵害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练就了他们的强悍、勇敢、豪放的作风，特别是围绕这一地域的尚武习性，形成了备受北方游牧民族喜爱的赛马、摔跤、射箭等竞技活动，这是草原牧民勇敢、坚毅、好胜性格的真实写照。

的确，特别的性格来自特别的环境，正如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写道：“来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纯朴的、粗犷的。清新的空气，明丽的阳光，晶莹的露水，给了他们单纯的心灵；苍茫的原野，狂暴的风雪，严峻的天空，给了他们粗犷的性格。”大自然赐予游牧民族草原般的胸怀，他们饱经生活的艰辛和乐趣，对外来文化从不排斥，任何时候能够与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能够恰到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使游牧文化具有开放性、时代性的特征。

自古生活在中原的汉民族，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较为发达的文化事业，使人产生依恋故土、不慕异地的观念，世世代代面朝黄土的人们，自然对土地的恩泽加倍地感谢。正是由于坚持不懈地在土地上耕耘劳作，使他们具备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进取精神，忠贞、礼让、仁爱的交往态度，严谨细腻的思维方式。这些特点，导致了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封闭性和排他性。所以，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民族往往具有行为模式的从众，思维模式上的狭隘和单一，缺少个性和特点，不易于融合外来文化，这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局限性在民族文化心态上的表露。

第四篇：品牌与文化区别

品牌与文化区别

一、从概念上理解企业文化和品牌：

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附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信奉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价值理念。企业文化包括企业哲学、企业精神、企业目标、企业形象、企业制度、企业管理、企业道德、企业素质、企业秩序等。基本公认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行事规则的最重要的无形财富，是现代企业最具战略性的管理思想与管理方法，是直接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二、企业文化与品牌之间的关系

在企业长远发展中，企业文化与品牌都深远地影响着企业长远发展，决定企业成败兴衰;从战略高度来讲，企业文化和品牌都必须支持“战略实现”和“战略的落地”；企业文化与品牌都是核心竞争力必然要素。两者都是塑造企业影响力、控制力、领导地位的有力武器，其中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起着决定性作用，为品牌和企业文化建设指明方向。同时，两者的建设都是缓慢和持久的，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点点滴滴都会影响到建设的质量。

企业文化与品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必要因素，但是企业文化强调内部，包含了价值观和管理的范畴，而品牌强调外部效应，基本属于经营的范畴。外部效应内部化，内部效应外部化，这是企业发展的趋势。就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来看，是要实现品牌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强势文化。企业文化帮助战略落地并促进品牌价值的提升。所以企业文化是品牌价值实现的手段和保证，它可以协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动态平衡。因而企业文化是“本”，品牌是“标”。

三、企业文化与品牌的整合推动企业发展

原始设绘认为，企业文化是永远不能替代的竞争因素，企业靠人才和文化取胜。我们可以这样断言：缺乏文化底蕴的品牌建设是苍白无力的，没有企业文化建设去“造”品牌，就好比搭建空中楼阁，建设得越宏伟壮观越容易倒塌。尤其炒作出来的品牌是经不起市场经济的狂风巨浪的，因为内涵不足，企业的出发点或者说企业文化与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有冲突。

第五篇：农耕文化

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农业文明的萌芽，“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印迹。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已发现了成千上万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最早的当在一万年以前。考古证明，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我国的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一般认为，我国的原始农业在夏朝开始向传统农业过渡。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经济社会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不但铸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书写了中国人的伟大与自豪，而且今天仍然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今天，深入发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农业文化体系，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无数先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保护我国农业文化资源，探究农业文化的内容及其现实价值，对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业文化的内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对于农业文化，一般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农业文化被认为是在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农业文化仅指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观念体系，其中包括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科学认识等具体内容。我们认为，探讨农业文化必须从广义上进行理解，因为无论是研究农业文化的产生，还是研究农业文化的传承与保存，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作为载体，只有把农业文化物质的和精神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把握农业文化的本质，掌握农业文化发展变化以及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规律。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的文化，它贯穿古今，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中国文化中历史最悠久、内涵最丰富的文化[2]。2农耕文化的发展时代要求：

农业文化的价值文化是一条记忆的长河，是各时期的命。就农业生产本身而言，农业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饲养科学化等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成果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农耕方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村富余劳动力逐年增加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农业之外的就业出路就是农民应对生活压力的必然选择。大部分中青年人离开乡村，直接的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给承载了农业文化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与农民如潮般流向城镇的同时，电视、手机等信息媒体也在引领着乡村生活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文化正在影响着农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重新设计，致使乡村固有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难以成为诗意的栖居之所。当农民不再倾注心力于农田，当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日益成为农民所向往的生活目标时，农业文化也就只能是日近黄昏、夕阳西下的图景了。在面临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人们逐渐开始反思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关系，试图从传统农耕文化中汲取生存与发展的智慧以克服现代化的消极影响，进而重新发现了传统农业文化的价值。由此，农业文化的继承与保护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3.1 农业文化的保护2002 年 8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UNFAO）、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开始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按照 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2]。该项目的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这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对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策略。本文的所指的“农业文化保护”指的是广义层面上的农业文化保护，其范畴大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遗产范畴。农业文化保护涉及一切保留至今的、对今天的发展仍有价值的、与农业相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保护的内容既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生产工具、农业景观、农业品种等有价值的物质文化；也包括传统农耕信仰、民间文学艺术、农事节日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其核心是农业文化所蕴含的农业哲学思想，以及围绕之而产生的价值体系。关于如何保护农业文化，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提出并运用了许多办法，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这对矛盾中，生态旅游和传统手工业的振兴被认为是弥合二者的有效路径，由此产生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可行性模式[13]。在发展旅游产业这一视角之下，我们看到传统农业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契机和曙光。青田县的龙现村在拥有了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标签后，从上海、杭州等地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其独特的田鱼文化、民俗文化、华侨文化有效地带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旅游业的年收入达 200 万元。在经济上直接受益的农民也由此切实感到继续保持稻田养鱼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必要性。目前方山乡稻田养鱼的面积扩大到 5000多亩，部分年轻人也因此留在村中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正进入良性循环之中。开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给传统农业文化的保持提供存在的土壤，而且也给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因此对农业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乡村旅游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很多以获利为目的的外来资本投资乡村旅游并无益于农业文化的保护。一些乡村旅游模式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展就开始逐渐变味了，一些不恰当的经营管理方式于无形之中将商业化的元素渗透到当地文化的细胞中，反而加速了传统农业文化的毁灭。建立农业文化博物馆也是农业文化的保护措施之一。对不同区域的农具、农器、农谚、农趣、农节等进行收集、保护和展示。目前虽然国内一些综合博物馆、休闲农业园区有所收集和展示，但要么零星分散，要么商业化浓重，传统农业文化的韵味浅薄，更未上升到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相对于静态的文化博物馆而言，现在更多的学者倡导的是建立生态博物馆（农业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14]。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对农业文化遗产实施活态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农业生产经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都是以鲜活的状态存在于民间社会的；将这类遗产如实地记录下来，或是将其中的一部分做成标本放进博物馆固然没错，但如果将这种固态保护方法作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法宝并用于全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大错特错了。生态博物馆不仅保存社区的实物遗存，更强调保护社区内自然的、人文的一切资源，社区内的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风俗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生态博物馆将整个特定的社区作为一座整体的博物馆，社区的遗产被原样保存在其原生环境中。为了避免许多优良农作物品种及家畜品种的灭绝，也有学者倡导建立地方特色农业品种资源保护区[15]，把具有地方特色但暂时又缺乏经济利用价值的品种保护起来。国家农业部已经开始建设濒危和珍稀水生野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江苏省 04 年起也率先实施农业品种资源保护，如江苏家禽科学研究所的家禽基因库已收集保存了国内 20 多个珍稀濒危禽种。该措施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也是保护农业文化的必要措施。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农业物质文化是农业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保护好农业物质文化，可以间接地维持非物质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但是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农业品种资源保护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无论是发展乡村旅游，还是实现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或者是建立各种农业文化特色保护区，其保护的载体或环境都是农村社区，因此，如何搞好新农村建设、怎样建设新农村，就显得尤为重要。

2.2 农业文化的经济价值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创造了一系列有特色的耕作制度和成熟的农业技术，形成了精耕细作、轮作倒茬、用地养地的优良传统，并创造了土地连续耕种 2000 多年而地力不衰减的奇迹。传统农业文化注意保持土壤肥力的持续和稳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施肥技术的发明等措施，不仅体现出传统农业文化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循环利用理念、尊重自然的理念、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也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应该建立在继承传统农业精华的基础上，如精耕细作、轮作复种、用养结合等[9]。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至今仍然对世界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比如，北方农民根据其地区春季干旱、冬季少雪的特点，创造出了一套以保持土壤水分、减少地表蒸发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其具体的做法是，冬季深耕、春季浅耕、耕后镇压，形成了“耕—耙—耱”相配套的技术组合。而在南方，则采用“耕—耙—耖”的水田耕作技术，并在水稻收获后的冬闲季节栽种绿肥植物，达到用地与养地结合的目的。轮作复种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轮作”是指在一块土地上有计划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以防止严重的病虫害的发生和地力的加速衰退；“复种”是指在一年内在同一块地上播种两次以上，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在南方有多种形式的水旱轮作制，在北方则发展了以“豆谷轮作”为基础的轮作复种制。豆谷轮作、绿肥轮作和水旱轮作仍然是今天可持续农业的基础[10]。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在弥补和克服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后果方面被认为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并且也完全有必要在优秀传统农业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我国有机农业的优良传统，走生态农业现代化道路，以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