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党在历史上提出过几次总路线？时代背景是怎么样的

所谓党的基本路线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指导全局的总任务、总方针、总政策的集中概括，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集中体现，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全部实践的指南和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的基本路线。但中国共产党能否制定和贯彻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

这一段时期中共各次大会的主要成果和问题。中共一大对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性没有认清；中共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是二大仍没有分清新旧民主革命；中共三大提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但没有提出在国民革命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思想，但对政权和武装斗争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general guideline of the neo-democratic revolution)的形成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并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完整的科学表述。

二、建国后，我们党经历了成功与挫折的几次反复，经过几十年的认识和实践的检验，才逐步确立了一条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基本路线。

从1949年10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30年间，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了曲折的探索。

一是在1952年，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概括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促进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使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是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概括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确鼓舞中国各族人民的斗志，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由于忽视了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反映出应有的成效。

三是在1962年，由于“左”倾思想的指导，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到1969年九大上被正式确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由于推行这条脱离实际的基本路线，造成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及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四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党立足于新的实践，对党的基本路线先后作过三次概括，最终形成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完整形成，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第二篇：党课讲稿：党在历史上是如何过“紧日子”的?

党课讲稿：党在历史上是如何过“紧日子”的?

所谓“紧日子”，通俗说就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党在历史上多次遭遇艰难困境，为此，党员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过“紧日子”，省吃俭用，先后大规模地开展节省运动，有力支援了革命和建设。这些做法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困境的成功经验，克勤克俭、厉行节约逐渐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和行为习惯，成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

民生是国家的根基，是发展的根本。今年，我们肩负着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重任，又叠加疫情防控挑战。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让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从根本上说，是党执政为民、永葆初心的具体体现，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土地革命时期：

党员干部带头省吃俭用并广泛开展节省运动

1927年8月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出现严重的物资匮乏，导致军民生活极其困难。为应对危机，党员领导干部自觉自愿地厉行节约，过“紧日子”。同时还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节省运动，以充裕革命经费、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

一方面，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省吃俭用，厉行节约。例如，毛泽东同志当时只有一床连棉花带布不到三斤半的旧棉被，晚上睡觉用禾草做枕头，衣服只有两套，而且还打了很多补丁。中央苏区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是一双草鞋、一顶雨笠。可见，过“紧日子”，艰苦奋斗，已经成为当时党员干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筹集军事经费，党和中央苏区政府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的口号，在中央苏区群众及苏维埃机关团体中开展节省运动，全力以赴支持在前线作战的红军官兵，有力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节省每一个铜板”成为当时中央苏区一句响亮的口号。

1934年3月，《红色中华》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及各学校，“节省每一个铜板”来帮助战争，同年4月至7月四个月内节省80万元经费。1934年3月2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要求中央苏区工作人员自带伙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回家背米去机关吃。因此，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动党员群众积极响应。闽西有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中央苏区干部访贫问苦、节约奉公的动人形象。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巨大成绩。经中央审计委员会核查统计后显示，中央各部门1934年4-7月的开支总和比2月份减少625876元，节省款项共计87896.208元。这只是金库收到的数字，实际节省的数目远不止这些。中央各部门不仅完成了四个月节省80万元的目标，而且还比计划数超过近一倍即130万元以上。

抗日战争时期：

积极开展节约运动并实施精兵简政

抗战时期，尤其是1940年至1942年，抗日根据地处在最艰苦的时期，财政发生严重因难。因此，党员干部群众厉行节约，过“紧日子”，齐心协力渡难关。例如，毛泽东同志居住在简陋的窑洞，周恩来同志睡土炕，彭德怀同志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林伯渠同志戴着用线绳系着断了腿的眼镜。

陕甘宁边区还积极开展大规模的节约运动。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号召党政军民学全体动员，厉行节约，养成爱惜公物的习惯与切实朴素的作风，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连队设立组织节约委员，互相勉励，互相督促。在机关、学校中开展严格的节约运动，包括：确定编制后非经上级允许，不增加人员马匹;极力减少客饭与招待;减少杂务人员与马匹的使用等。可见，面对陕甘宁边区遭遇的困境，开始推行群众性的节约运动，并且还创造性提出选任节约委员和订立节省公约等方式。

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实施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民力，解决“鱼大水少”的矛盾。1942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提出：克服今后物质困难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实行精兵简政成为摆脱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困境的一剂良方，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和浪费性的支出，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

与此同时，党的中央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精简。1943年3月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为了集中统一各地民众运动，还将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党的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后，更加简便与灵活，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

在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倡导过“紧日子”，一方面开展厉行节约，一方面实施精兵简政，党中央机关也同样进行了精简和调整，而且把厉行节约和精兵简政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精兵简政，一大批编余人员和干部投入到了生产一线，明显提高了机关办事效率，从物质和精神上，为渡过困难时期，为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

提倡勤俭建国并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情是基础薄、国力弱、收入少、开支多，因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过“紧日子”，勤俭建国，并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屡次强调要勤俭节约、勤俭建国。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是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呼吁：“必须继续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把能节省的每一文钱都用到建设上来。”可见，为了克服当时的困难，必须学会过“紧日子”，而且厉行节约原则不仅是困难时期短时间的坚持，即使国家富强起来了，同样也要坚持。

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发动了全国性的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运动，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此，党报党刊也增加了对增产节约政策的宣传力度。1951年11月，《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指出：增产节约“不只是解决某些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人民国家的根本方法”，“增产节约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该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应采取精兵政策，实行整编，减少现役人员;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紧缩人多事少的机构，补充事多人少的方面。取消那些可有可无的机构，有些机构和团体可以归并、兼办或者合署办公;进一步地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订立爱国公约，组织竞赛，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这次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效。1952年1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了《关于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据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节约总值达31.7亿元，其中增产总值11.6亿元，生产和基本建设成本节约13.7亿元，流动资金节约6.4亿元。因此，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增产节约运动顺利结束。

此后，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的工作实际上一直在延续。例如，1953年初的收支相抵将发生赤字21.5亿元。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

三年困难时期：

领导干部带头“勒紧裤腰带”，并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1961年，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团结群众，同心同德，共渡难关。领导干部带头，“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形成团结互助、共渡难关的凝聚力。

一方面，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带头过“紧日子”，对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战胜困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主动下调每月粮食定量，中南海每位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下调。毛泽东同志还宣布：“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毛泽东同志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全国人民咬紧牙关，把口粮定量都减到了最低限。另一方面，为了过“紧日子”以渡难关，还大规模精减城镇职工和人口，许多城市职工听从党的召唤，回到农村落户。

196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即“五月会议”)决定在1961年已经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精减职工870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2_万人、精减职工1000万人以上。

1963年7月，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顺利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减少粮食销量138.4亿斤。由于城镇人口减少，节省了国家工资开支，粮食购销量相应减少，同时就减轻了农业负担。这对于缓解农村灾情，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具有重大意义。

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群众上下齐心，“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规模地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并得到广大城镇职工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有助于当时较快地走出困境。

总而言之，党在历史上多次遭遇艰难困境，为此，党员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过“紧日子”，省吃俭用，先后大规模地开展节省运动。这些做法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困境的成功经验，而且克勤克俭、厉行节约也逐渐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和行为习惯，成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

如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抵制腐败，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员干部仍需要树立过“紧日子”的观念，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把有限资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使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凝聚人心、共克时艰的重要法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