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法国文学看法国人性格（最终版）

从法国文学看法国人的特性 2014-07-23 法语世界

从法国文学看法国人的特性

——钱培鑫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讲演

图片说明:钱培鑫，1955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84年至1985年,受教育部派遣赴法国进修,主修欧共体文化、法国文学,获得欧洲共同体大学中心高等教育学位和法国深入研究文凭(DEA)。1989年至1995年留学法国,获得法国语言文化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法语教学工作。从1997年起，数十次担任国际会议同声传译。

核心观点

“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民族”，这么说可能不太妥当，但“文学是人学”这句老话看来还没有过时，法国文学可以成为我们了解法国民族性格的途径之一，这种了解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变得尤为必要。

民族个性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性鲜明的法兰西民族也是如此。法国文学源远流长，不仅给世人留下文学瑰宝，而且潜移默化，深刻地影响着法兰西民族的性格，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人民。

浪漫的法国

“浪漫的法国”，“浪漫的法国人”，无论在私下还是在正式场合，我们中国人经常这样称赞法国和法国人。我们出于真心，法国人当然知道，但有时候不免感到纳闷。在法国，“浪漫”这个词主要指浪漫主义文学及其风格。按照法国人的理解，“浪漫者”是19世纪初那些怀才不遇、无病呻吟的年轻人，或者那些强烈的情感得不到满足，陷入痛苦、绝望的男女们。他们会立刻想到夏多布里昂（1768-1848）笔下“莫名惆怅”的勒内，想到拉马丁（1790-1869）在《湖》畔缅怀昔日的爱情，哀叹时光飞逝。因此难免不太认同“浪漫”这个称呼。

其实，我们中国人理解的浪漫，法国人用“galanterie（殷勤）”这个词来表达。本人1980年代在法国曾亲眼看到这样一幕：一位妙龄女子走在香榭丽大街上，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夹香烟的手势，一位素不相识的男士见状立刻递上香烟，“啪”地打开打火机为她点火。女子略一点头，飘然而去，男子也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个印象久久留在我的脑海，我觉得那就是法兰西民族浪漫——殷勤的生动体现。

这种“浪漫”的传统，在法国文学的初期就已经出现。如果说以《罗兰之歌》（11世纪）为代表的英雄史诗着重武功、忽视爱情，骑士罗兰至死没有想念未婚妻，反而是未婚妻得知罗兰死讯、顿时气绝身亡的话，那么两百年之后问世的骑士文学，则彻底扭转了这种倾向。典雅爱情成为骑士文学的重要题材，开创了法国文学的“浪漫”风气。

骑士文学代表作家德·特罗亚（约1135-1183）留下了五部韵文体传奇，除了歌颂勇敢、坦荡、忠诚、献身精神和荣誉至上之外，每个故事都围绕女性展开，《朗斯罗或囚车骑士》是其代表作。故事讲述骑士朗斯罗为了救亚瑟王后，不惜坐上关押犯人的囚车，受到众人侮辱，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拼死救出王后。尽管他历经艰险从魔窟中救出王后，王后仍拒绝接见他，因为在跳上囚车之前，朗斯罗曾经有过片刻的犹豫。在王后看来，那是不可原谅的错误，说明朗斯罗还有杂念，不配获得爱的回报。骑士文学宣扬女性至上，必须摒弃任何私心杂念，忘我的投入才能赢得贵妇人的爱情。“夫人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旨意”，必须言听计从。典雅爱情提升了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一种文明的驱动力，促使骑士们不断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对于民风仍然相当蛮野、粗犷的中世纪来说，起着积极的文明作用。

13世纪出现的《玫瑰传奇》被视为“典雅爱情”的宝典，它以八百多行诗句的篇幅，从个人卫生、衣着打扮、言行举止、待人接物等侧面，全面传授如何使自己变得“可爱”的法则，以便适应人际往来、社交生活，博得女性的欢心。

骑士文学的浪漫传统在17世纪进一步得到传承。贵妇人们广开沙龙，巴黎出现了令外省贵族和市民阶层羡慕的上流社会，社会名流、文人学士在沙龙里众星捧月般围着贵妇人彻夜长谈，除了缅怀贵族的昔日辉煌，还填词赋诗、议论文学，尤其喜欢探讨爱情，比如漂亮与爱情的关系、婚姻与爱情的矛盾（当时上流社会的婚姻多讲门当户对，而不是两情相悦）、情人暂时分别之利弊等。沙龙文学、田园小说、心理小说应运而生，女权意识空前觉醒、女性地位显著提升，对社会风尚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所以说，法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温文尔雅的谈吐，得体的举止等等“浪漫”的痕迹，都可以从法国文学中找到渊源。

幽默的法国

法国是一个充满幽默和喜剧气氛的国度。幽默风趣也是法国的民族特性之一。滑稽戏、单口喜剧在那儿备受青睐，RTL电台的LesGrosses Têtes（“自命不凡者”），每天下午4点到6点直播，如今已进入第38年，经久不衰；每次邀请一位嘉宾，有政界人士、学者院士，也可以是演员、作家、运动员等。该节目以诙谐的口吻谈天说地，插科打诨，笑声此起彼伏。因特网风行之后，它的听众遍布全球，不少侨居海外的法国人以此聊慰乡愁。

法国幽默的文学渊源可以上溯到中世纪充满喜剧精神的市民文学，主要表现为韵文故事和列那狐传奇。韵文故事又称“笑话”，大致涉及三种类型的人物——妇女、教士和农民。这些故事讽刺神父的贪婪、迂腐，嘲笑农夫的老实和愚蠢。妇女则常常红杏出墙：她们或勾引邻居、或与神父偷情，这种事情不符合道德，有悖教理，理应受到谴责。但是经过韵文故事的幽默化处理，人们不觉得她们可耻可恨，反而喜欢有加。比如故事《隔壁的神甫》中，丈夫见妻子三天两头找隔壁的神甫忏悔，怀疑妻子与神父有染，于是伪装神父听妻子忏悔。妻子不知有诈，结果被丈夫抓住把柄，丈夫正要发火，不料妻子说，“我早就知道是你了，那些话，全是为了让你嫉妒，让你更加爱我而说的”。故事虽然揭露了妻子的不忠，但是目的在于塑造妻子急中生智，化险为夷的形象，由此可见法国幽默以机敏、智慧为前提，不顾及道德判断，具有鲜明的特点。幽默者往往是强者，智慧高人一等,因此格外受人喜欢。

《列那狐传奇》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在这部动物史诗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而竞争，体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规律，那就是弱小的动物往往能够战胜比自己庞大的动物。列那狐能够挫败伊桑格尔狼，但遇到比它弱小的动物——公鸡、鸟雀——则屡屡失败，因为弱小动物以它们的诙谐、机智，逢凶化吉，战胜强者。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拉伯雷（1494-1554）认为“笑是人的本性”，他的《巨人传》充满笑料，展现一片自由的空间，放松的心态，幽默成为社会交流的工具和思想斗争的武器。

谈到幽默大师，非18世纪启蒙作家伏尔泰（1694-1778）莫属，因为讽刺幽默、嬉笑怒骂在他笔下皆成文章。卢梭1755年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提出“人本性善良，社会使其堕落”，追怀人类早期的黄金时代，反对文明，反对社交。伏尔泰在给卢梭的回信中称之为“令人产生在地上爬行的冲动”的大作，幽默而鲜明地表明了自己主张社会进步的立场。伏尔泰还写过一首诗形容某人凶狠恶毒，大意是有一天那人在山里被蛇咬了一口，结果竟然是“蛇被毒死了”。

这种文学底蕴、审美传统和思维特点，使得法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流露出幽默、诙谐、从容和自信。无怪乎1973年石油危机之际，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们会说出“我们没有石油，但是有点子”这样幽默而自信的话来。

宽容的民族

宽容在许多国家是一个时髦的字眼，但在法国则是一种社会现实，体现在法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法国，人们遇事大多不会先下定论，不会先作道德判断，分清“是非”，而是了解原委、分析问题、设身处地，与人为善。

这种宽容基于对于自由平等的认识，1789年《人权宣言》认为“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所谓自由，在法国人看来，就是有选择的可能，没有选择就谈不上自由。尊重他人的选择，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宽容则是这种尊重的直接表现。

尽管近年来法国右翼势力有所抬头，如排斥、反对外国移民，把脏水泼在他们头上。但是凭心而论，相对世界其他民族而言，法国人民在对待外来移民方面是一个非常宽容的民族。他们富有同情心、充满人道精神。比方说你对一个法国孩子说，你们班里某某同学是黑人，他会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平时看到的是实实在在、个体的人，而不是某人的种族特征，甚至不记得那个同学是黑人了，种族的差别已经十分淡化，“海纳百川”在法国是名至实归。

融化在法国人血液中的这种宽容精神，早在中世纪的强盗诗人维庸（约1431-1463）的作品中就有了。这位中世纪唯一上过大学的法国诗人，假想自己作恶累累被判处绞刑，写了著名的《绞刑犯之歌》，向人们呼吁：“我的兄弟，别对我们冷酷心肠……但求你们祈求上帝把我们全都宽赦。”

伏尔泰认为只要不妨碍他人，每个人都有随心所欲生活的权利。他写过一部《论宽容》，其中包含令人动容的“祈祷上帝”：“你赋予我们一颗心脏，不是让我们互相仇恨，赋予我们双手，不是让我们互相扼杀；但愿你让我们互相帮助来承担艰难而短暂的生命之重担，但愿存在于遮掩我们羸弱躯体的衣服、我们各种贫乏的语言、种种可笑的习俗、所有不完备的法律、各种荒诞的主张之间的那些细小差异……但愿所有这些把微如原子的人区别开来的细微差别，不要成为仇恨和迫害的信号。……但愿人人都能记住，他们彼此是兄弟！”尽管伏尔泰本人并非是宽以待人的典范，但是他赞赏英国的宗教和解、君主立宪制，呼吁宗教宽容，反对政治迫害，在18世纪的法国开创了“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先河，他的名字从此与宽容紧密相连。

雨果（1802-1885）在《悲惨世界》中塑造的冉·阿让是家喻户晓的文学人物。在雨果的笔下，冉·阿让受到主教宽宏大量的感召，从仇恨社会不公正的苦役犯，最后变成人类善良和爱心的化身，揭示出人间宽容的伟大力量。法国著名歌手乔治·布拉桑斯（1921-1981）在1970年代写过一首以红杏出墙女子为题的歌曲，他唱道“别拿石块砸她……因为我在后面”，宽容之情溢于言表。虽然婚外恋悖于普遍道德，在法国也是如此，但是允许不同思想、感情、习惯的存在却是法国人的共识，这首歌因此成为几代人传唱的经典老歌。

法兰西的宽容精神更集中体现在法国人的定义之上：一个人只要认同法兰西共和国的理念，融入法国文化，说法语，他就是法国人了。正是有了这种悠久的宽容传统，在法国，人的个性得到尊重，生活方式多彩多姿，精神活动和智力创作有了广阔空间，法国以包容异己的气度海纳百川，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最开放与和谐的国家之一。

崇尚含蓄、中庸的民族

初到法国，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法国人在公开场合讲究谦让、收敛个性、说话轻声轻气，处处方便他人，很少看到大声喧哗、争吵的情况。在法国，谦让、含蓄是最基本的处世之道。

这种民族修养也与长期的文学影响有着密切关联。究其源头，我们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晚期的大作家蒙田（1533-1592）。在蒙田之前，法国文坛出现了拉伯雷和七星诗社，个性张扬、处事高调。前者抨击宗教愚昧，塑造巨人形象，赞美人的力量、主张纵情享受；后者以古人为楷模，追求永恒的荣誉，期盼成为照耀法国文坛的北斗七星。蒙田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但格外谨慎，认为自己一无所知，始终把“我知道什么？”奉为座右铭，而且谦虚到了用“尝试集”为自己思考人生的著作冠名的地步。

蒙田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以此考察人类状况，从而帮助人们认识自我。他用怀疑的目光省视人生，揭露人的弱点。无论从体力、美貌、聪明程度来说，与动物相比，人往往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不然女性就不会借助动物的皮毛打扮自己，我们自以为在戏弄猫，谁能保证不是猫在戏弄我们呢？人的理性也不可靠，外来因素会左右我们的判断……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谦虚、宽容。这么看来只有“自我”可以被我们把握，可是“自我”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只能把握自我的某个时刻、某个片断，所以应当随遇而安，顺乎人的天性生活。对人而言，自然就是天性，它是人类的天然向导，凡是自然朴素的乐趣，对人都是有益的：如健康的体魄、肉体的欢愉、精神的享受。但是，顺应自然并不意味放任自流、放纵情感。生活的智慧表现在善于节制：“过度是扼杀享乐的瘟疫，节制才能增添享乐的滋味。”而且节制不是自私的，它会给别人带去好处，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人有幸福生活的权利，更有人的尊严，我们应当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

蒙田反对极端，主张中庸，拒绝崇高，安于平凡，因此被尊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智者。五十年后，《尝试集》广为流传，成为乡绅们的床头书。他们经常随手翻阅，思考生活哲理，作为行动准则。

蒙田的创作正值巴洛克文学向古典主义过渡时期，《尝试集》具备了古典主义文学的许多特征，比如推崇理性、模仿古人、重视心理道德分析、个性与共性的结合。因此，蒙田克己节制、秉持中庸之道的理念在17世纪自然得到传承。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在《思想录》这部与《尝试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著作中写道：“自我是可恨的”，这句话成为17世纪“正人君子”们的行为准则。君子们应具备在公开或社交场合取悦他人的素质，即彬彬有礼，善于言谈，风趣诙谐，见多识广……但是千万不能自吹自擂，因为“自我是可恨的”。为人谦虚、处事低调、不求闻达成为优良品质。

当然，这种风气在17世纪形成，与恢复强势的天主教强调人性堕落有关。它与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也不谋而合，比方说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家，从来不用第一人称写作，不在作品中直接露面。时至今日，法国人写完信之后，经常会检查一下，看看“我”字是否用得太多，以免太关注自我，给人失礼之感。久而久之，含蓄中庸、为人低调成为法国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尚理性的民族

崇尚理性，也许不为法兰西民族所特有。就办事严谨、循规蹈矩而言，许多民族不在法国之下。但是理性对法兰西民族的生活、思想、历史、文化的影响之深，在法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之高，确实是举世无双的。大到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小到吃饭时刀叉搭配、酒杯选择，处处可以看到理性的身影。法国人家里的工具间，永远井井有条，锉刀、榔头、锯子、钻头放得整整齐齐，给人一种理性的美感，就连如何开启盒装牛奶，也会给你列举几种方法，作一番利弊分析。法式园林中笔直的林荫道、修剪齐整的大树，犹如接受检阅的仪仗队，堪称法兰西理性的最直接体现。

说到法国崇尚理性之风，不能不提笛卡尔（1596-1650）。笛卡尔生活在17世纪上半叶，在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之间承上启下。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学者们渴望知识，兴趣广泛，结果导致当时作品包罗万象，囊括人文、科学、历史、宗教等各种知识，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大杂烩，往往逻辑松散，带有浓厚的中世纪痕迹，拉伯雷的《巨人传》就是一个典型。

这种倾向在笛卡尔那儿发生了彻底扭转。笛卡尔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在于认识真理，而古代史料并不能满足我们认识真理的需要，因此要用一种新的方法——即理性思维的方法——来构筑我们的知识。在笛卡尔看来，什么都不可靠，只有我在思想、我的思想在质疑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在《方法谈》（1637）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著名论断。他认为人的力量在于理性，从怀疑入手，正确运用思维规则，我们就能够认识驾驭世界、把握人生所需要的全部真理。虽然“我思故我在”曾经被视为唯心论而遭到猛烈攻击，而且笛卡尔方法论的初衷是希望用理性分析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他提出的认识论四原则无懈可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第一条：在不清楚明白知道某件事为真之前，就绝对不要接受它。换言之，即谨慎地避免鲁莽和偏见，并除了那呈现在我的理性之中既极清晰明了，而又毫无怀疑余地的事物之外，不作任何其它的判断。第二条：要把每一项在审察中的困难，尽问题所许可地划分成若干部分，好达到充分的解决。第三条：要按次序引导我的思想，由最简单和最容易明了的事物着手，渐渐地和逐步地达到最复杂之事的知识，甚至在那些本质上原无先后次序的事物，也为假定排列层次。第四条：在每一种研究上，枚举事实要那么周全，而且审查要那么普遍，但可确实地知道没有任何遗漏。”

《方法谈》不仅提出明确概念、分解和分析问题、推理综合、检验四大准则，而且作为第一部用法语写成的哲学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为17世纪理性至上、规制严谨的古典主义奠定了基础。到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用理性眼光审视法国的社会格局、政治体制，从而导致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理性的名义推翻了封建制度。这种理性精神，法国人从小耳闻目濡，习以为常，无数科学家、思想家在法国涌现，那不是偶然的，以至于法国人都称自己是“笛卡尔信徒”。

帕斯卡尔是法国科学史、哲学史、文学史上的另一位天才、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把思维视为人类的力量所在。与无垠的宇宙相比，人类是微不足道的，如同一根细细的芦苇，随时会被扼杀摧毁，但这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即使被宇宙所压倒，依然比大自然更伟大，因为人知道自己会死去，而大自然并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人类虽然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被宇宙所吞没，但是通过思想，人类能够囊括宇宙，“思想造就了人的伟大”。那是何等的气势，对人类理性的何等礼赞。

在文学领域，理性原则曾在古典主义中得到充分体现。斯丹达尔（1783-1842）在创作《红与黑》之前，曾经写了《论爱情》（1822），详细分析爱情萌生的七个阶段（欣赏、欲望、希望、萌生爱意、初次结晶、怀疑、再次结晶），斯丹达尔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发现了理想化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堪称爱情心理学的鼻祖，理性原则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尽管这本书在作家生前只卖了22本。

会享受的民族

法国人会享受，这是举世公认的。自然、人生、美酒、爱情,法国人处处走在世界各国前列。无怪乎奢侈品牌大多出生在法国。一到星期天，中午时分街上才会有动静，因为很多法国人睡到这时方才起床；晚饭之后，三五知己还会请出老酒，谈笑风生，不到半醉不罢休。

哀叹人生短暂、宣扬及时行乐是法国文学重复出现的主题。16世纪，七星诗社的诗人王子龙沙（1524-1585）就提醒美丽的埃莱娜“请从今天起采摘生命中的朵朵玫瑰”：“美人，咱们去看那玫瑰，她今晨刚刚开放，趁您风华正茂，趁您美妙年华，采摘啊，采摘您青春的花朵：因为时光会将您的美貌包裹，一如他黯淡了这凋谢的玫瑰。”

18世纪初，摆脱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之后的法国渴望幸福，贵妇人纷纷敞开豪宅大门，各界名流、文人骚客趋之若鹜，在摇曳烛光下谈论文学、兼顾爱情游戏。连愤世嫉俗的卢梭也不甘落后，将湖光山色引入法国文学，启发人们如何享受自然，享受自我的存在……追求幸福，成为整个18世纪文学的重要题目。此风一直刮到美食领域，“动物吃食，人吃饭，唯独有格调的人才知道去品味”，布里亚·萨瓦然（1755-1826）的名著《口味生理学》，从人的五种感觉入手，畅谈美食艺术，成为法国美食的《圣经》。

当然，法兰西民族早就意识到必须创造幸福，才能获得幸福，拉伯雷、蒙田、伏尔泰在他们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这一点。因此法国人很会享受，也很会工作，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无权对社会无用”（伏尔泰语）。

结语

以上简单回顾，试图揭示文学与民族个性间的关联和互相作用。法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促成了丰富多彩的法国文学；反过来，法国文学也给法兰西民族个性打下鲜明烙印。“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民族”，这么说可能不太妥当，但“文学是人学”这句老话看来还没有过时，法国文学可以成为我们了解法国民族性格的途径之一，这种了解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变得尤为必要。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市社联举办的第13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的讲演）

第二篇：从法国人性格因素解读法国大革命（最终版）

从法国人性格因素解读法国大革命

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即ISIS成员组成欧洲发达国家青年比例上升，甚至法国在本国内做了民意调查显示有15%的国民赞同伊斯兰国的成立，并且此比例还有上升趋势。伊斯兰国组织本是非法的恐怖组织，缘何得到了法国如此高的支持率，实在是令人诧异，除此之外也让人对法国人的群体性性格有了新的看法。至此，也让人对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有了超出阶级斗争或是革命之外的新的认识和看法。

首先来看组成法国这个国家的法兰西人民。高卢人从进入历史就表现出了非理性，并且还很英勇善战，从欧洲还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时期，也就是还是欧洲民族大迁徙时期，曾经在现在法国这个位置上进行过一场几乎决定民族存亡的战争，既是伏伊耶战役。伏伊耶战役是欧洲历史上划时代的战役之一，这是决定高卢的命运之战，当时交战双方分别是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如果西哥特人战胜了，那么现在法国这块地方就应该叫做哥提亚，而如果法兰克人战胜了这块地方就会叫做法兰西，从现在法国的名字上来看，我们很轻易地就知道了战争的结局。西哥特人作为曾经的北方蛮族，也曾在欧洲大路上横扫了很久，但是却输在了更为英勇善战的法兰克人手中，从此法兰克人就在这块地方定居下来，当然肯定也融合进一部分其他民族的血脉，很有可能就有不少的西哥特人。所以，从那个适者生存的年代走过来的民族，肯定有他凶悍的一面，此为一个背景。紧接着高卢人又被罗马人所征服，在罗马人对高卢人进行长时间的奴役和压迫后，高卢人自由凶悍的天性自然会深藏于心，直到爆发的那一天。高卢人烂漫自如，正如我们所知的法国那样，但是浪漫本身就是伴随着狂热和非理性，如果一个人足够的理性，一般而言他是不会做出什么大胆出格的“浪漫”举动的，因此，浪漫主要动力就是狂热，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出法国人性格中的不稳定成分，非常容易开心，当然也非常容易激动，甚至狂热。

从《红与黑》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法国人的这种狂热的性格，不是说小说能够真切反映现实，但是至少能够反映出那个地区的道德审美，以及价值观。小说人物中的于连，曾经多次表现出了这种狂热，动不动就想和别人决斗，要不然就是动不动就想杀了自己的情妇，而事实上于连确实为他刺伤他的第一任情妇而获罪，并且期间他还曾想刺死他的另一个情妇，公爵小姐。这期间对他的心理描写十分有意思，如果不是一个法国人估计很难理解那种狂热与所谓的浪漫主义思想，于连在刺杀他的情妇前都是抱有一种狂热的感情，差不多就是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悲剧的主人公，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充满悲壮的美感，其次就是公爵小姐在转身那一刻发现自己的情夫居然拿剑准备刺杀她时那种在我们非法国文化体系的人看来很不可思议的那种狂喜，只是因为公爵小姐觉得那样实在是太浪漫了。

所以，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看得出法国人是一个非常容易激动和狂热的民族，因此，法国大革命进行到如火如荼乃至失控的局面，除却阶级斗争和自然而然的社会政权交替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法国人的群体性格。

其次，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情况

第三篇：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浅析儒学对国人性格之影响

摘要：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儒学并不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社会的进步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一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增删损益的文化,免不了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即精华与糟粕并存,带有明显的两面性,对后世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对儒家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予以扬弃,加以合理利用,与时俱进,使其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关键词：儒学

民族性格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儒学自春秋形成、战国蔚然大宗，秦朝受到重创，实质也历经了三次大的改动——董仲舒的神学诱导，宋理学的伦理开掘，明心学的人性推崇。通过封建统治者官方的传播，儒学对于国人性格的影响也日渐深刻，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性格。所谓民族性格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里某一群体的稳定的、共同的性格。因此社会文化是影响民族性格的主要因素。儒家思想是构成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显示了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巨大影响力，中华民族的性格也成为中国儒家思想的精神表现。

进入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其在人类文化上的先进性和发达日益减弱，失去影响力，甚至有人认为儒家的道德文化面对着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进攻已节节败退。国人对其影响力甚至核心价值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和摒弃。但我认为，儒学的发展还是尤其必要性和魅力所在的。

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孔孟时期的儒学更多是道德层面的教化和规范。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使儒家思想理论化和思辩化，政治制度层面的作用和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学的发展也使儒学日益走向极端。而张岱年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中评价道：“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理学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具体而言，儒学对于民族性格的养成，首先是通过道德规范做人的原则，即儒家的所谓修己善人的做人之道，主要内涵是做人要“诚以立身、仁以待人、公以处世”，在这一儒家思想下形成了相应的性格特征。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儒学作为民族精神的依托，相对而言，是一种前宗教的史文化。于西方神学比，它指向现实的生命。于史学比，又讲敬天畏神而保民；相对于道家，它恻重从外在修持人性。儒家的真正精神在于：敬畏历史而升华出的宇宙观；推己及人的人生价值观；融通为中、不变为庸的世界观。

所谓“诚以立身”即对自己要讲诚明。中国儒家思想认为做人的首要步骤是修己，“修己重 于善群”，《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修身便成为做 人的根本。而修身的原则是诚明，即做人要不昧良知，明辨是非，不欺世、也不自欺，更不能文过饰非，要“内省自讼，言行相符”、“过勿惮改，迁善齐贤”。其修身的主要方式挂内省，主张多做省过察非的体认。曾子每日三省吾身，成为人们世代效仿的榜样。儒家认为内省具有力图对自己的优缺点多加分析，谈到摒弃私欲，辨明是非的目的。所以修身即要做到自勉、自强、自信、自得，同样一即薯伸省、自反、，克己、律己。人们在这种“诚以立身”思想观念的影响就逐渐形成了人们向善避恶、引咎自责、严于律己、谨慎小心、瞩想沉思的性格特征。

“仁以待人”即对人要讲究仁爱。中国人历来重视人群的和睦关系，儒家思想的五伦可 以说是中国人际关系的理想模式。“五伦”的主旨是指提倡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兄友弟 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也就是说人际关系要建立在仁爱道义的基础之上。囚此善群的原 则是要仁义，并且要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家庭生活中，要以慈孝友爱为原则;在学校 生活中，要以敬爱勤勉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要以诚信谦让为原则;在国内生活中，要以 公忠精诚为原则;在国际生活中，要以平等博爱为原则，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挚和谐的人际 关系。儒家告诫人们要善群，就是要养成曲己成人的风范。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虚心，不炫 耀自己，能容纳不同意见，特别是小辈在长辈面前更要注意谦逊，但过分谦逊使人虚伪和心态失衡。其二是要体凉他人，能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不应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子 人”。三是要与人合作、互助，要能随合他人。四是能宽恕他人，不苛责别人，不怀恨结 怨。尤其是人们在与他人发生利害关系时，常因利而感恩，因害而结怨。孔子则主张以德报怨，要“施恩不望报，受冤不记仇”，“化干戈为玉帛”。因此儒家在与人交往时，更多地要求个体如何去适应、附随他人，强调以“让”求和谐。这样就造成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谦逊、互爱、同情、克己、容忍、施惠、互助的性格特征。

“公以处世”即在处理事物上要讲究公正。在处理事物时要能选择好执中持平的焦点，即要把握是非曲直的标准，要讲究公道，一注重公德，化私为公，而不能以公谋私。总之做事要合情、合理、合法，才能做到公正廉明。在这种“公以处世”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了诚实、正直、公私分明等良好的性格特征。

中国人大都喜欢遵循中庸，无论是对人、对事、对己都避免对立，采取中和，不走极端。保持中庸之道在待人接物中便成为不偏不倚的中庸，在立身处世上便成为进退有节的执中，在修养身心上便成为参赞化育的中和。总之中庸之道使人在行为方式上要讲究均衡性，中规中矩，执中持平。然而儒家中庸思想对民族性格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中庸之道具有一定的心理调节功能。在情绪方面中庸即是要学会克情制 欲，防止和抑制过激情绪的产生，学会用理智去克服情绪，保持平衡的心境，这些都形成了 中国人清心寡欲，恬淡平和的心理特点。在个人修养上中庸思想表现为能够取长补短，防止 以己之短、忌人之长，或以己之长蔑人之短，减少人我之间的嫉妒与欺骗等不良情绪的产 生。在逆境中，中庸能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对自己的利害看得淡，对 一时的得失看得轻，对任何恩怨放得开，对一切是非辨得明，而不沽名钓誉，爱慕虚荣，从 而摆脱消沉情绪的干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庸之道防止了不良的偏激情绪的产生，维持了 人的静态平衡的心理状态，有利于身心健康。

从消极方面看，中庸造成了我国民族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在修己上，它告诫人们要安分 守己，不做冒险之事，教人不要去突破旧有的藩篱，制造合理的新规范，而要人们小心从 事，不急躁。做人要“平常”，要看重集体利益，不应突出个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人生哲学往往使人们畏缩不前，处事老成，使民族性格趋于平均化、规格化、一体化，而缺乏个性。在善群上，过分强调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吕新吾在 《呻吟语》中说的“不与善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间傲人争 礼，不与盛气人争是非。”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处世上，主张“听天由命”、“知足常 乐”的宗旨，对自然界采取敬畏、顺应的态度，而在是非曲直上，中庸之道虽代表了公平正 直的精神，但由于常被人误解，使得中庸变成放弃原则、和稀泥的根据，造成中国人对很多 事情轻易不发表看法，不表态，不流露感情，对问题经常是含糊其辞，模梭两可。“是非只 因多开口”被奉为多少人的经验之谈，表现出对问题采取迥避式的自我保护态度，甚至随波 逐流。

总之，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下，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安静平常、含蓄内向、安分守己、保守 顺应、明哲保身、不求进取的性格特征。

中国历来注重家庭，把家庭视为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在封建社会中家庭是儿童的主要教育场所，社会文化通过家庭对儿童发生影响，因而家庭教育也成为民族文化传递的主要途径之一，这样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是通过家庭教育代代相传下来的。在家庭中子女养育主要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观念。中国人历来注重孝道，不孝被视为天理难容的事情，因此儿童从小就被培养如何去孝敬长辈。父母经常给儿童讲‘些子女如何尽孝的故事，如《孝经》和《廿四孝》，教导子女对父母要尊敬、顺从，不要怨恨父母。象“单衣顺母”那样，即使父母虐待孩子，孩子也不能怀恨，反而应更好地对待父母。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子女对父母绝对权威的反抗是被禁忌的。在中国家庭中，子女的一言一行都要遵循“孝”这一伦理观念。家庭成员很少追究上下辈的谁是谁非，只求避免家庭内的亲子冲突，子女对父母是盲目地妥协。这种“孝道”一方面培养了子女敬爱、体谅长辈及他人的品德，同时也造成了顺从、以德报怨的性格品质。

第二方面内容是功名思想。中国父母都望子成龙，希望子女为其扬名。在儿童进入学龄期以后，父母就严格要求儿童开始读书，并灌输一些功利思想，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等思想。同时给子女讲述一些激励他们勤奋、刻苦、上进的故事，如“头悬梁、锥刺股”、“铁柞磨针”、“囊蟹读书”等。父母通过培养子女勤奋好学的性格，来实现“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的愿望，而对子女来说实现父母的愿望也是“孝”的表现之一。第三方面内容就是做人之道。这是封建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父母要想使子女今后能立足于社会，就必须教导其尊从当时社会奉行的规范。因此孩子长到四、五岁时，开始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三字经》，进行初步的道德规范熏陶，以后又读四书五经，系统地进行各种伦理道德规范的教育，教导他们如何诚以立身，仁以待人、公以处世、健以接物。

由以上可以看出，教育内容多是训导式的，偏重于伦理道德内容，这一特点也显示在儿 童故事当中，使得中国儿童故事缺少西方童话故事内容中的幽默、滑稽、幻想、冒险的成 分。如我国传统流传下来的故事多是“孔融让梨”、“程门立雪”、“芦荻当笔”等，而西 方流传的故事多是象“爱丽丝游记”、“白雪公主”、“睡美人”等富于浪漫色彩的故事。中国父母只知道教育儿童如何尊从古训和传统的行为规范，很少去讨论孩子们的想法以及他 们对将来的幻想，很少鼓励他们发展好奇心和创造力，使儿童从小就形成了墨守陈规、顺从 听话的性格，而缺乏冒险性和创造力。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是一个向善、乐群、好学 的优秀民族，表现出勤奋刻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诚实谦逊、谨慎小心、含蓄内向的性 格特征，同时也具有依赖顺从、多虑退缩、因循守旧、思想刻板、乐天知命、世故冷淡等不 良的传统民族性格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儒学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依然有学者认为，如何合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因素，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人的精神历史依托与根的延续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四篇：法国著名文学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高老头》陈贵文《高老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代表作品,论文把它比作19世纪法国社会的一幅全景画,形象的展示了作家的文学艺术才能,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剖析了作品的成就,并为之感慨.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走上堕落之路。同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人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高老头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即他确实如巴尔扎克所说,是一个由本能驱使的人。他笨头笨脑地来到伏盖公寓时,伏盖太太觉得他是一头“身体结实的牲口”。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感情都以盲目的虔诚态度施加在他的女儿身上;他对她俩的感情,他自己也认为几乎带有动物性的:“我喜爱拖她们上路的马,我愿意变成偎依在她们膝上的小狗。”这种本能力量又调动了“带有情欲的父爱”,于是,他对女儿的感情中,一切都是反常的、过分的。然而,这种情欲最终却给卑贱的面粉商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高老头临终时,在病榻上,终于发出悲叹,道出了真情:他的两个女儿从未爱过他。老头忏悔了,自己也成了情欲的牺牲品。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克在小说中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他不仅是书中的一个人物,同时也是一个观察者和见证人。可以说,他是作者本人的影子。先从家庭背景来看。巴尔扎克也有两个妹妹,萝尔和阿加特;如同拉斯蒂涅克,巴尔扎克也少年贫穷,是全家的希望所在。他自幼就心怀大志,初到巴黎也是学法律的。他也生性敏感、善良,最后完成了巴黎的启蒙教育,踏上了征服巴黎的征途。

小说本身就是拉斯蒂涅克认识社会及处世决窍和准则的过程。他初到巴黎是一个单纯善良的青年,但不久便发现,在“巴黎文明的战场上”,他需要更有力的武器。投降与反抗经过多次较量之后,他终于选择了一条在他看来是最有把握的道路:高攀一位贵妇。后来,高老头入土完成了他的人格,人间的自私、无情和虚伪使他淌干了最后一滴眼泪,从此,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他向上爬了。总的说,拉斯蒂涅克是用行动往上爬的人,而高老头则是在忍受中解体的人。

伏脱冷亦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与拉斯蒂涅克不同,在小说开始之际已经定型,只是随着情节展开进一步暴露罢了。他与拉斯蒂涅克的谈话成了我们认识这个神秘人物的钥匙。他认为世界是丑陋的,社会是腐朽的,人间是可憎的,因而,反叛是合情合理的。他本人的欲望就是找到一个弟子,造就他,让他向社会开战。“啊!”他对欧也纳说道,“倘若您愿意做我的学生,我将使您得到一切。”伏脱冷超越一切社会准则,置“善”“恶”于不顾,他是罪恶精灵,魔鬼天使。说到底,伏脱冷多少也有点儿巴尔扎克本人的影子,如伏脱冷野心勃勃,蔑视法律和庸人;对年轻人善于说教,对女人总爱另眼相看。特别是,他有坚强的意志,幻想得到权力,既爱享乐又要当强者,这些不都有点像作者本人么。

上述三人物成了全书的主线。最初出场的是高老头,但他的悲剧需要一个见证人,即拉斯蒂涅克。读者是通过拉的眼睛了解全部故事的。高老头后来欣然把女儿苔尔费纳送给拉做情妇,开始在精神上把年轻人看成是自己的儿子,称他为“我的孩子”,拉则称高为“我的高里奥爸爸”。但应该说,真正对拉完成理性化教育的则是伏脱冷。作者也是借助伏脱冷之口,说出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许多充满哲理的见解。他爱拉,处处保护他,称他为“我的孩子”、“我的宝贝”,但同时教唆他干坏事,甚至教他用暗杀方法,让维克多莉娜取得遗产,然后再娶她为妻。有趣的是,拉斯蒂涅克高出其师一筹,他不像伏脱冷从“外部强攻”,而是更狡猾更 1

精细,他渗透进上流社会,从内部进攻,从而征服它。

读书笔记：《国王的演讲》《国王的演讲》读书笔记,乍看之下这仿佛是一个励志故事，当然，这么认为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一个患有语言障碍的王室公爵在皇室、国家的紧迫情势之下，努力克服自己的缺陷、积极去改变，最终逃出了缺陷的阴影，而终于让那些质疑、担忧、讥讽等等的公众舆论烟消云散，最终也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国王。

这个故事的励志意义另一部分也因另一个人物的所为所对比升华：George的兄弟

Edward，本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皇室公爵，王位的理所应当的继承人，却因人生际遇和风流个性，逐渐的放弃了对王位的追逐，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天赋如果不为后天善用，也会逐渐被磨灭，被荒废；而对于George来说，一个对于王位继承者来说相当有阻碍的缺陷，如果有心去改变、不停的尝试，最终也会得到纠正，获得真正的自信。

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为了讲述伟大王与民、医与患无差别友情的故事，语言治疗师洛格和王室继承人George齐心战胜“顽疾”，两个人一同为对自己来说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而奋斗。当然，这个“顽疾”不同于表面上那样简单，仅仅是“口吃”或者“发音”，或是“说话是否流利”的问题。在当时的国际情势下，而在王储之中的理想继任者却沉迷风流韵事不思大体（其实对于这一点就我个人而言是否要对Edward抱否定批评态度，还是要持保留意见），而对于当时社会和国际情势动荡的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一个英明的统帅，一举一动都为人们所关注，人民希望得到希望和自信，希望看到一个能给他们安全感的王。因此George的“顽疾”，反而显得那么的引人注目，因为对于国王和重大场合而言，一场有力、有自信的完美的演讲，对于王室、国民和公众来说，都是必不可少需要的事情。所以如果George是个平常的人，或许他有口吃，或许他的发音有问题，这都没什么，他可以选择成为作家、卖笔杆子，他可以选择出卖体力来维持生计，他可以尽量避开交际、闭门闭户，这都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他自己和别人也许都不会觉得这是多么有问题的一件事。然而他却成为一个有语言缺陷的王室继承人、国王，一个小问题也许就成为了大困难，就像Edward一样，一个花花公子其实没什么，但是因为出身背景和责任，就显得有些失大体、不成器之感，其实都是位置造就的，因为人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讲到这里，我想，很多人也许都在羡慕另一种生活，其实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座围城，除非你可以拥有每一座城门的钥匙而可以自由进入，否则，并不要轻易羡慕或者盲目追寻另外的生活，除非你已经想得透彻，或者是你个永不思悔的人。

第五篇：法国文学流派

17世纪的最后10多年，是法国文学古典主义的衰落时期，也是路易十四王朝盛极而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比较突出的文学作品有：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表面上是道德说教，实质上是社会批评；费讷隆的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用希腊神话为题材，批评路易十四的朝政。这种对现实不满和批评的倾向，预示着18世纪启蒙运动即将来临。以童话作家贝洛为首的反对古典主义厚古薄今的言论,引起当时几个古典主义名作家的激烈反击,形成文学史上有名的“古今之争”，表明当时年轻一代作家的进步倾向，和古典主义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光明世纪 法国文学史称18世纪为“光明世纪”，意思就是启蒙运动的世纪。“启蒙运动”一词见于某些欧洲语言，然而不见于法语。法国的文献典籍中一贯用“光明世纪”，而不用“启蒙运动”。法语中“光明”一词亦可训为“智慧”、“知识”，而此处所谓“光明”是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曙光。法国的“光明世纪”与英国的“启蒙运动”，涵义是相同的。启蒙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前哨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于1789年，可是这场斗争的思想准备早在18世纪初期已经开始。1721年出现的《波斯人信札》,是启蒙运动文学的先声,它的作者孟德斯鸠的启蒙运动思想更系统、更集中地表达在他的专著《论法的精神》（严复译为《法意》）中。

启蒙运动是思想运动。启蒙运动的文学家多数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作品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不能忽视的。狄德罗、伏尔泰等人的小说都是“哲理小说”，不但以思想的深度见称，而且在艺术形式方面也别具一格。卢梭的《爱弥儿》被称为教育小说，也是广义的哲理小说。

18世纪虽然也有克雷比雍等作家摹仿17世纪的悲剧，然而那些作品被文学史家称为“假古典主义”，缺乏独创性。伏尔泰本人也写过一些传统形式的悲剧，在他全部作品中不占重要地位。代表18世纪法国文学的，是那些直接反映启蒙思潮的作品，例如《波斯人信札》和狄德罗的小说《拉摩的侄儿》（1823）、《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1796)，伏尔泰的《哲理小说集》(1748～1759)，以及讽刺当时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为主要题材并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某些小说和戏剧作品，例如勒萨日的小说《跛足魔鬼》(1707)、《吉尔•布拉斯》(1715～1735)和剧本《杜卡莱先生》(1709)。狄德罗的剧本《私生子》(1757)也属于这一类。18世纪引起广泛注意的剧本是博马舍的三部曲的前两部《塞维勒的理发师》(1775)和《费加罗的婚姻》(1784)。三部曲的第三部《有罪的母亲》(1792)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受读者欢迎的还有普雷沃神甫的小说《曼侬•莱斯戈》。这部描写爱情的小说，也是法国18世纪的一部名著。

启蒙运动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想，在于揭露和讽刺世俗人情，针砭时弊。他们的文笔简练明晰,深入浅出,饶有风趣。卢梭的艺术特点在着重抒写个人情感。他的代表作《新爱洛绮丝》(1761)和《忏悔录》，都是一代名著，这些作品被认为是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兆。

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派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是知识宝库，也是宣传启蒙思想的有力武器。百科全书派宣传唯物主义和重观察、重实验的科学精神，反对封建王权和教会神权等一切权威与偶像；提倡自由思想与民主精神；重视发展工业生产。文学家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都曾经为百科全书撰写条目。

十九世纪 由于1789年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文学作品的读者大大增加。文学已经不只是朝廷权贵、豪门巨富少数人玩赏的奢侈品，而成为愈来愈广泛的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于是作家日益众多，作品也日益丰富。在法国，文学的社会化、普及化，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开始形成的。

1801年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阿达拉》问世，震动了法国文学界，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始。小说以异域风光作为背景，写一对宗教信仰不同的异族青年的爱情悲剧。早在18

世纪末，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发表小说《保尔和薇吉妮》(1787)，也是以海外风光为背景，描写一对少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曾经引起文学界和读者的热烈欢迎。从圣皮埃尔到夏多布里昂，法国浪漫主义已从孕育达到成熟的阶段。

1802年，夏多布里昂发表中篇小说《勒内》以多愁善感的抒情格调，塑造了所谓“浪漫主义的忧郁”的典型人物形象。大致与此同时，斯塔尔夫人也接连发表她的文学论述《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1800)、《论德国》(1810)和小说《黛尔菲娜》(1802)、《高丽娜》（1807）等。《论德国》着重介绍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上述两作家都是浪漫主义的倡导者。夏多布里昂的散文富于抒情诗的节奏，对浪漫主义诗歌有很大的影响。

早期浪漫主义是指1830年以前的浪漫主义文学，当时最吸引读者的是抒情诗。拉马丁在1820年发表的《沉思集》，也曾经风靡一时。1823年这位诗人发表《新沉思集》,1830年发表《诗与宗教的和谐集》,都是风靡一时的作品。此外，还有雨果早年的诗集《颂诗与长歌》（1826）、《东方吟》（1829），维尼的《古今诗稿》(1826)、《命运集》（1864）等，也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克伦威尔》，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件大事。这部剧本并未演出，重要的是它的序言。作者从美学观点论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例如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等等。1830年以后,浪漫主义有新的发展，人们称之为后期浪漫主义。后期浪漫主义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代表作品有雨果的诗集《惩罚集》（1853）、《观照集》（1852）和《凶年集》（1872）以及小说《悲惨世界》（1862），乔治•桑的作品有乌托邦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康素埃洛》（1842～1843），欧仁•苏的小说《巴黎之神秘》（旧译《巴黎的秘密》）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上的种种矛盾。

浪漫主义是19世纪法国文学重要流派，后来产生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都导源于浪漫主义。但是19世纪法国文学杰出的成就却是现实主义。从时间上说，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和后期浪漫主义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巴尔扎克总称《人间喜剧》的一系列小说，陆续发表于1830至1848年之间，和后期浪漫主义的许多重要作品同时出现。后期浪漫主义之所以有积极的倾向，原因之一在于它本身开始产生了现实主义因素。巴尔扎克纪念像 法国洛罗•吉罗东出版社提供

巴尔扎克以外，现实主义代表作家还有《红与黑》(1830)的作者斯丹达尔和《包法利夫人》(1857)的作者福楼拜。人们也常常把梅里美列为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他的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并不具体结合社会生活的客观实际。

巴尔扎克能透过社会现象，暴露人与人之间的深刻关系，也就是金钱的关系。因此《人间喜剧》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问题。

浪漫主义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主要有雨果的正剧《爱尔那尼》(1830)、《吕伊•布拉斯》（1838），维尼的《夏特东》(1835)，缪塞的别具一格的喜剧，以及大仲马的历史剧等。

福楼拜曾经指出，艺术所追求的只应当是美学上的完满的表现,也就是“美”,艺术可以置一切道德上、政治上的考虑于不顾。这种观点导致以追求形式完美为唯一目标的理论，也就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曾经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热烈拥护者的诗人戈蒂耶，1835年发表了小说《模斑小姐》，他在序言中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套理论。戈蒂耶的诗集《珐琅与玉雕》就是这套理论的实践。从此开始诗歌单纯地追求形式完美的趋向，形成称为“帕尔纳斯”（或译为高蹈派）的诗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古代诗篇》（1852）和《蛮族诗集》（1862）的作者勒孔特•德•李勒，《锦幡集》（1893）的作者埃雷迪亚，以及 《在公主的花园里》(1893)的作者萨曼等，他们都是脱离实际，寄身于象牙之塔的诗人。与帕尔纳斯派诗歌几乎同时，在小说领域内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潮流。文学史上往往把龚古尔兄弟和阿尔丰斯•都德等都列为自然主义小说家，其实他们的创作并不符合自然主义的理论。最主要的自然主义作家是左拉。他的代表作是总名为《鲁贡玛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会史》(1871～1893)的20多部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小酒店》(1877)、《萌芽》(1885)等，中国已有译本。

左拉在1866年发表的《小说的定义》中宣称：“科学进入我们这些小说家的领域，现在我们是在分析人们的个人活动和社会活动。”这里所谓“科学”是指生物学、医学和遗传学等。自然主义不但分析作为生物现象和生理现象的个别的人，也要分析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人，但是他们认为决定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因素主要是遗传，也就是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莫泊桑在法国的文学史上有时被列入现实主义作家行列，有时又被称为自然主义小说家。从他在10年间完成300篇短篇小说和6部长篇小说的实践考察，他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而不是自然主义。

19世纪法国文学最后一个流派是象征主义诗歌。这种新倾向与帕尔纳斯派有密切关系。象征派的先驱、诗集《恶之华》(1857)的作者波德莱尔，把他的诗集献给帕尔纳斯派诗人戈蒂耶。象征派诗人主要是马拉梅、魏尔兰和兰波。象征派和帕尔纳斯派相同之点在于追求形式的完美，两者的区别在于象征派诗人较多地抒写个人的感觉与情绪，追求音乐的美感；而帕尔纳斯派则相反，强调描写客观现象，追求造型美，诗人自己毫不透露个人情怀。象征派在法国诗歌上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它是现代派诗歌的第一阶段。

19世纪是法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世纪中，法国发生几次重大政治事件，如1830年和1848年的工人起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种斗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在复辟王朝时期有著名平民歌手贝朗瑞，巴黎公社时期有《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诗人克莱芒、小说家瓦莱斯等。

二十世纪 20世纪是帝国主义战争频繁和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时代，这种形势反映在法国文学上，表现为作家辈出，流派纷呈，但是缺少强大的主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都曾经风靡一时，而转眼间已成明日黄花。

象征主义

Le Symbolisme

在法国文学史上,象征主义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

是指象征主义流派，二是指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和它的广

泛深远的影响。

象征主义流派出现于1886年。先是诗人勒内·吉尔

发表了一部《言词研究》，诗人马拉梅为它写了前言。

这部论著试图系统地肯定自从波德莱尔以来在诗歌艺术

上陆续出现的新倾向和新成就。稍后，巴黎有一个原籍

希腊的年轻诗人，笔名让·莫雷亚斯，在《费加罗》报

上发表了一篇文学宣言，主张用“象征主义者”这个称

号来称呼当时的前卫诗人。这篇宣言获得广泛热烈的响

应，文学史上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象征主义流派的产生。

象征主义作为新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早在浪漫

主义盛行的时期已经萌芽。浪漫主义诗人奈瓦尔力求以

新的表达方式反映不可捉摸的内心活动，这种努力后来

给象征派诗人以一定的影响。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牧

人之家》,拉马丁的《葡萄架下的住室》,都在一定程度

上运用了后来为象征派诗人所喜爱的艺术手法：暗示多

于解释，含蓄多于畅尽的发挥。象征主义这个名称出现

以前，实际上已经有象征主义的艺术倾向。《恶之华》的作者波德莱尔在这方面又大大推进了一步。因此，法

国文学史上称波德莱尔为象征主义的先驱。象征主义的另一先驱是《玛尔佗萝之歌》的作者洛特雷亚蒙。至于马拉梅、兰波和魏尔兰，他们都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大师，虽然在他们发表作品的时期，象征主义这个名称尚未通用。莫雷亚斯发表宣言时，马拉梅和魏尔兰的主要作品都早已问世；兰波搁笔已经11年之久。莫雷亚斯并不是象征主义的倡导人，他不过是象征派的命名者而已。反对片面地注重描写造型美的帕尔纳斯派，并开辟

新的艺术道路来代替帕尔纳斯派，这就是象征主义之所以应运而生的历史条件。和帕尔纳斯派不同，象征主义重新回到以抒写个人感情为重点的老路上。可是它抒写个人情怀和浪漫主义的抒情是大异其趣的。它抒写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浮浅的喜怒哀乐，而是不可捉摸的内心隐秘；或者如马拉梅所说，表现隐藏在普通事物背后的“唯一的真理”。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象征主义对于诗的语言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对于日常用的字和词加以特殊的、出人意外的安排和组合，使之发生新的含义。象征主义不满足于描绘事物的明确的线条和固定的轮廓，它的诗人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并不是要使读者理解诗人究竟要说什么，而是要使读者似懂非懂，恍惚若有所悟；使读者体会到此中有深意。象征主义不追求单纯的明朗，也不故意追求晦涩；它所追求的是半明半暗，明暗配合，扑朔迷离。象征主义诗歌十分强调音乐的效果，可是诗句的音乐性不是单纯通过机械的协韵表现出来，而在于诗句内在的节奏和旋律。散文诗的音乐感并不亚于格律诗，有时反而胜过格律诗，因此许多象征派诗人的散文诗都写得有特色。

1886至1891年左右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比较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作品有马拉梅的《诗与散文》(1893)、拉弗格的遗著《善意之花》(1890)以及昂利·德·雷尼耶的《插曲》（1888）等。到1891年，象征派“文学宣言”的作者莫雷亚斯首先宣布脱离象征派，而提倡一种所谓“罗曼派”的文学，其目的在于恢复希腊罗马古代文学的传统。接着，许多象征派诗人也纷纷向自己选择的方向发展，不再遵循共同的象征主义艺术标准。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从1891年起已经解体。但是，象征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和艺术风格，影响却非常深远。20世纪法国的重要诗人瓦莱里、克洛代尔、亚默甚至圣琼·佩斯等，都被评论家列为后期象征主义者。比利时的象征主义诗人有著名的维尔哈伦和梅特林克，后者主要写作象征主义诗剧。

象征主义的影响既不限于法国，也不限于西方世界，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新诗坛上，也曾出现戴望舒、李金发等受过相当浓厚的象征主义诗歌气息熏陶的诗人。参考书目

Marcel Raymond,De Baudelaire au Surr□alisme，Paris,1933.Guy Michaud,Le Messa□e Po□tique du Symbolisme,Paris, 1947.超现实主义

Le Surr□alisme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兴起的在文艺及其他文化

领域里对资本主义传统文化思想的反叛运动，其影响波及欧美其他国家。它的内容不仅限于文学，也涉及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它提出了创作源泉、创作方法、创作目的等问题，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生存条件等社会问题。超现实主义者自称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精神革命”。

运动是由一群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青年发

起的，他们目睹战争的荒谬与破坏，对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的理想、文化、道德产生怀疑。旧的信念失去了魅力，需要有一种新的理想来代替。超现实主义就是他们在探索道路上的尝试。

青年诗人、医生勃勒东，战争期间曾在精神病院服

役，接触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理论，后来又受到与传统决裂的同时代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影响，便设想将对潜意识的探索运用到诗歌艺术中去。他在1919年与阿拉贡、苏波等组成小组，创办《文学》杂志，并与查拉的达达运动汇合。他们在“尽力表现违反常理的原则”指导下活动。勃勒东与苏波合作，以“自动写作法”创作了诗集《磁场》(1920)；代斯诺斯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吟诵了诗句；厄内斯特用粘贴方法组成画幅。他们经常在咖啡馆交换各自在探索潜意识活动中的经验，进行集体创作，开展对资本主义文明代表人物巴雷斯的审判等。由于勃勒东的小组与达达运动缺乏明确的统一的目标，终于导致分裂。1924年勃勒东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成立超现实主义小组,发行刊物《超现实主义革命》,与达达运动者分道扬镳，从此超现实主义运动进入高潮。超现实主义作家勃勒东(左)、艾吕雅(中)和勒内·夏《超现实主义宣言》否定了现实主义与传统的小说，明确提出了超现实主义的定义。它指出超现实主义敌视一切道德传统,认为它是平庸、仇恨的根源,而小说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宠儿，是因为它适应了读者要求合乎逻辑地反映生活的追求。超现实主义正是要打破这一切，追求“纯精神的自动反应，力图通过这种反应，以口头的、书面的或其他任何形式表达思维的实际功能。它不受理智的任何监督,不考虑任何美学上或道德方面的后果,将这思维记录下来”。为了达到纯精神的自动反应，他们

强调潜意识，强调梦幻，提倡写“事物的巧合”。他们认为清醒的、理智的、符合逻辑的思维活动是已经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毒化了的精神，不是纯粹的精神。只有潜意识、睡眠状态或偶合情况下的思维活动才是还未受到外界干扰的纯精神。他们提出诗人要听从潜意识的召唤，要写梦境，写事物的巧合，并提出适应这种要求的创作方法——自动写作法。超现实主义者根据《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精神生活和创作。他们在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寻找、搜集人的思维的原始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1928年勃勒东的小说《娜佳》，集中体现了超现实主义者这一阶段的活动以及作者对“事物的巧合”的运用。

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精神解放

可以单独进行，还是必须首先消灭资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 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运动内部开始分裂。《超现实主义革命》主编皮埃尔·纳维尔主张首先要投身革命，运动要为革命服务。勃勒东则认为运动本身包含革命，运动要保持绝对自由，不接受任何外界、包括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监督。于是运动产生分化，1928年纳维尔离开了超现实主义运动。1930年勃勒东又发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重申了运动的原则：反抗的绝对性、不顺从的彻底性和对规章制度的破坏性。此后运动进入新阶段。

30年代国际形势急剧发展，随着法西斯力量的抬头，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形势迫使超现实主义者在斗争面前作出抉择，原有的裂痕扩大了。阿拉贡、艾吕雅先后离开超现实主义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佩雷去西班牙参加战斗，克勒韦尔自杀。运动开创时期的骨干相继离去，几乎只剩下勃勒东一人还在坚持运动的宗旨。运动处于低潮，但它并没有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勃勒东在美国和马塞尔·杜尚一起开展超现实主义的宣传活动。1946年他回到法国后，继续创办杂志，多次举办国际超现实主义作品展览，发表广播讲话，进行创作。超现实主义后期活动虽然没有20年代那样的声势，但影响波及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中美、南美地区，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画家，参加超现实主义国际展览的达14国之多。超现实主义为现代派文学开创了道路。超现实主义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但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作为一种美学观点，其影响却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