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0903届 韦建新

指导老师

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摘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中的影响。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时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甲午战争也刺激和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社会，影响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近代中国，甲午的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深入到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历时之久，百年延续。自甲午战后相关研究工作业已展开，70年代后，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本文就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方面，作简要论述。学识浅薄，敬请前辈专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等国列强的默认下，寻找借口，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扰，历时八个月的甲午之战终于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强弩之末的庞大封建帝国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封建官僚虚骄自大，盲目乐观，虽然对西洋列强比较忌惮，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强也较高地估计中国实力。甲午战争的结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虚弱，从此也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对象，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短短几年里，就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国干涉还辽”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开端。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近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引起了

早就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政府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他们独霸中国东北的直接威胁。因此在《马关条约》签定的同一天，俄国就正式向德、法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日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②

德法两国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议，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英美各国也别有用心地劝告日本，于是，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赎还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标志着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土地的开始。

2.从《中俄密约》开始，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俄国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酬劳”，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急先锋。1895年冬，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给予俄国军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军6月，俄国又利用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庆贺沙皇加冕的机全，订立了《中俄密约》，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俄国取得了建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且取得了在铁路沿线开矿、兴办工矿企业以及派驻警察的权利，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中俄密约》的签定，空前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国纷纷向中国勒索，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达到高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③

从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内，各国列强利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租或强占等手段，将中国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俄国的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半岛，法国在滇、粤、桂三省(包括海南岛)，英国在威海卫和港九地带，日本在台湾和福建。此时的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存亡危机。

二、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商品输出为主为资本输出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货款。

《马关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的“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刮民财以外，只得大举借外债。而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争着向中国投放贷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战后三年内，清政府以海关税、盐税、厘金作抵押，分别向俄、法、英、德等国借巨款共计三亿多两白银。这些贷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国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捞取了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列强通过贷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条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内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列强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厂。

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虽已出现，但一般投资较少，规模不大，并且没有法律依据.《马关条约》是第一个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榨取中国人民剩余价

值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合法化规模化。“1895年至1900年间，外国资本投资总额达到五亿二千万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资新办工厂达933家，为甲午之前几十年总和的九倍。”④

对中国的地下矿产，列强早就有所企图。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与中国买办官僚互相勾结，千方百计掠夺中国矿产。他们以“合办”形式插足，诱迫清政府签定矿务合同，取得了在中国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山东；俄国在奉天、东山省铁路沿线以及蒙古、新班，英国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国在直隶、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取得了采矿权。

3.修筑铁路，攫取路权。

在当地修筑铁路，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用来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攫取路权。1896年至1900年，列强多次争的铁路借款权，贷款总额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权。同时它们还控制了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些还享有沿线的行政权和普察权，使这些中国领土的主权名存实亡。另外，帝国主义各国还通过开设银行和扩大银行活动范围，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总之，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各方面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失败破产，“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民族工业。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再也无力投资设厂开矿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向人民勒索“捐输”，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一点道路；同时，甲午之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办厂，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如市场的开拓、劳动力来源增加、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机加剧，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增长，纷纷投资于工矿企业。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时间内，商办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官办”工业。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资本额(一万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国内企业中，商办资本占资本总额的70%，官办与官督商办资本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据有人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新投资一万元以上的国内工厂已有463家，资本总额达到9100多万元，为1894年的数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到重重阻碍，表现在：第一，清政府虽然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了一点出路，但仍然没有给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国货从口岸到内地的税金负担往往比洋货重；第三，列强一方面在中国经营厂矿，一方面还向中国输入大量的过剩商品，使中华民族工业处于受排挤的状况；第四，帝国主义控制着路权及主要矿产资源，为民族工业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⑥

四、甲午战争刺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动，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大转折、大变化.战争的惨败不仅扫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盲目骄妄之气，而且也促使中国有志之士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甲午战后的五年中，25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⑦从此之后，变法救亡运动和新的思潮广泛掀起，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时代。表现在以下几点：

1.康有为等人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衣现，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酸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民族灾难，惊醒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在得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后，即发动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17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痛呈割地赔款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变法”之主张，这就是厉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定，但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努力唤醒人们“与天争亡”的形势下，“图保存之举，舍变法外别无它图”。⑧举起了变法救亡之大旗。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一个标志。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二个标志是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宣传自由平等，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源。自鸦片战争后，主张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战争，封建士大夫和洋务派的改革只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惨败，使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黯然失色，有识之士通过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对封建专制改体发生了怀疑，进而提出了批评，“考中国败弱之由，百蔽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从而点嫩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维新派在甲午战后觉醒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们能猛烈冲击代表封建文化的旧学，大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新学。

甲午战前还没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开宣战。甲午战后，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认识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没落，主张废科举、办学校，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他们的主张和努力，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因为维新派的推动和客观形势的通迫，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维新派在政治变革上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变法运动中又幻想依靠少数封建官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结果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就证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华民族觉醒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地树起了反帝灭洋的大旗。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民群众自发地反洋教斗争在许多省份普遍展开，并且日益同反帝斗争联系起来。1895年夏，福建古田县爆发了“斋教起义”，号召群众征服外国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灭洋思想。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立誓驱尽洋人。十九世纪末，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汇合成了全国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使列强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从而打乱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由于农民群众的阶级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形成统一行动，结果以“挟清灭洋”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扼杀下归于失败。义和团血的教训告诉有志之士，“洋”要灭，“清”也要扫，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3.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飞获，为近代中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还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封建统治阶层的改良，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孙中山等抛弃了对统治阶级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孙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疾呼要振兴中华。1895年春，又成立兴中会总部，在其章程上明确提出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以后，兴中会又联合其它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者长期反复地斗争，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民主革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终于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人民并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新兴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在国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其中，有挥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过这次灾难吸取教训。“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结果，以甲午战争为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和长期斗争实践，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奋斗的真正发端。

参考文献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2页。③《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页。

④柳长毅，《论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页。

⑦李习所，《“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的反思》，《历史教学》，2007年，第4期。⑧⑨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7页，第223页。⑩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⑾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5页。

第二篇：对甲午战争的评价

对甲午战争的评价

甲午战争前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甲午战争的惨败,虽然清政府认识到加强军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太晚了,但给全体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无论是以后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以此为前车之鉴，对中国海军的成长有催生作用。

对鸦片战争的评价

中国的大门被强制打开，外贸被强制进行，虽然有很多是被迫的，但是也开启的中国近代的新纪元。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全方位的剧变。

（1）政治上，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大量主权丧失，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社会矛盾方面，由于巨额的赔款，劳动人民负担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聚合而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并由此把旧式的农民战争发展到最高峰，同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2）经济上，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进行早期资本输出，沿海和长江流域直接受到列强经济入侵，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3）在思想观念方面，封建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对“夷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鸦片战争首先使一些爱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关注世界，学习西方，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显示了“向西方学习”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西学东渐”的趋势，开启了学习西方的脚步。

战争影视作品及文学作品

就文学作品而言，有经典之作如《苦菜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风云儿女》、《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等等。这些作品都要一个共同特点，人物个性突出，情感丰富。有英勇善谋的勇士，有鲁莽豪爽的仗义之士，也有私欲熏心，狡猾贪荣，贪生怕死的小人、汉奸败类；更有凶残、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形象。作者在人物刻画下笔相当有份量，从语言上看，作品文字朴实无华，富有情感，既能平铺直叙，按情节递进，又曲折变化，引人入胜，吸引读者心理，给读者回肠荡气感觉。就风格而言，作品酷似寻根文学，着重乡土、山村、平民百姓、自然风光描写，贴近农村现实，向读者展现的不仅是对勇士的敬爱，对侵略者的憎恨，更展现了祖国大好河山风景，巍峨凶险的山脉，一马平川的平原，莽莽的山林，茂密的青纱帐、芦苇，还有苍凉的陕北黄土高坡，湿润的江南水乡，炮火中求生的苍苍民生。很明显，作者在表达个人对战争的思考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唤起读者爱家卫国情怀。跟经典作品相比较，无论在选材、情节构造还是人物塑造，现代作品很明显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如近年来发表的作品《狼毒》、《龙门山武工队》、《喋血长江口》、《一彪人马》、《梅花上将》、《八月桂花遍地开》等等。尽管还是抗战题材，但无论在语言上，还是情节都已经非常现代化，基本上这些作品已经不再局限于乡土文风，略过环境描写，重点手笔放在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描述方面。在立足于历史前提下，增加动作虚构语言特技。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变化，其影响因素及结果是必然存在的。一是读者的阅读需求不再拘束于旧文风，二是商业利益的推动，要求作家在文笔上必须有所突破，迎合读者、出版商口味，更加现代化。经典作品与现代作品共同特点是：历史事件、决策、人物、情节忠于史实，个别次要事件、情节不拘泥于历史，这一点在创作上完全忠于原则。由此看来，抗战题材作品有两方面的过渡，即是从质朴的语言风格向现代文风转变的过渡，二是从原始的事件情节向历史事件及虚构事件多元化相结合过渡。相对文学作品而言，影视作品更加直观、形象化。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商业利益是推动影视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优秀的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审美视野、教育涵义远远比文学作品更加有力度和时效性。毫无疑问，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发展道路大致相同。提起抗战电影电视剧，我们很自然的想起七八十年代那些经典之作，比如电影《小兵张嘎》、《风云儿女》、《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刚》，电视剧《吕梁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影视作品局限于当时电影制作成本和拍摄技术，场景较为逼真，没有多少道具辅助，更不讲究特技效果，相对而言比较老土。从情节上看，这些作品非常贴近原作及史实，没有明显的“插曲”；就电影艺术方面审视，六、七十年代的抗日影视影片顶其多只能充当观众低级精神消费品，但也恰恰符合当时社会文明状况。很明显，影视作品质量的提升需要更好的发展环境。第五代导演在审美上很自然，也很必须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不再按部就班式地套用前导演的制作方式，摆脱大场面，多人物场式，更加注重视觉和细节，进行新的尝试，突破传统。

八、九十年代优秀的抗日影视大多来自第五代导演的创作，这些作品像其语言及内容的创新成为中国抗日影视史上的里程碑。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陈凯歌的《黄土地》；吴子牛导演，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晚钟》；张艺谋导演，连获十二个国际大奖的《红高粱》。像《红高粱》这样的作品，没有炮火纷飞、杀气腾腾的战斗场面，只有一小群被日本侵略者压迫、凌辱，最终忍无可忍站起来反抗的民间壮汉。更为巧妙的是，张艺谋在这种题材作品中插入一段鸳鸯戏，以婚嫁开幕，在悲壮的搏斗中结局，非常强烈的对比。原本应该美满收场的红花轿、唢呐声、高粱酒、野合慢慢演绎为鲜血、刺刀搏斗的进程。我们不敢忘记，小鬼子用枪逼着徒弟紧握牛刀剥师傅的皮时的惨景，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此时都会热血沸腾。张艺谋很巧妙地捕捉视觉效果，结合中国人心理，以小见大，促成《红高粱》这么一部史上大作。利润的驱动，明星大腕的加盟大大提升抗日影视制作成本和影片质量、可看度。《苦菜花》、《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太行山上》、《茶马古道》、《狼毒花》等红色经典先后在个卫星频道、央视热播，反响强烈，收视率居高不下。由王新民总导演的《新平原游击队》一面沿袭刘知侠的原著，另一方面加入许多新元素，增加动作特技，无疑是抗日电视剧创作的一个新亮点。影片围绕刘洪、李正两人在枣庄、临城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破坏沿线铁路，分散敌军对山里八路扫荡势力。导演结合观众喜爱武术动作影片心理，增加打斗场面，是一大看点。电视剧《小兵张嘎》大大地拓宽了早期电影《小兵张嘎》情节套路。以三个年少无畏的小孩为主人公，帮助地下武装与敌军周旋斗争，充分展示小八路机智、胆大个性，同时也似乎过于贬低敌军血腥、凶残、狡猾一面，剧情近于戏剧化，不够符合史实。类似的作品还有潘长江的《举起手来》，表面是抗日题材电影，实质完完全全是喜剧搞笑片子，仅仅只是，也只能满足观众无厘头心理需求，与艺术审美偏差甚远。相反，明星加盟的《狼毒花》、《太行山上》、《茶马古道》一度火热卖好，促成其热播的原因不乏影帝梁家辉的演技魅力和动作明星于荣光实打身手。美中不足的是，近年投影的影片几乎不怎么反映当时国民党与日军正面交战，除了《血战台儿庄》（1986）、《七七事变》（1995）、《亮剑》（2007）之外，很少片子涉及到这一题材。我们不否认这其中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导演没有把审美视野高度、全面化，毕竟电影无疆界，现实的，虚构的，都可以制作。正视现实，注重大众化口味的片子才能赢得高票房。中国电影能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是因为背后有灿烂的地域文化和武术文化，中国电影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只能够不断挖掘新元素，而不可能脱离本土文化而另立门户。这同样要求作为导演，审

美必须注重现实而不拘泥于传统。

第三篇：关于烟草对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

关于烟草对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 调查项目：烟草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调查目的：烟草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次调查针对烟草工业对国家税收、种植农民、人民健康的影响以及禁言举措对烟草工业今后的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希望魔能得出对社会有意义的结论。

调查人员：闫晨

调查地点：苍山县烟草专卖局

调查方法：网上查阅走访调查

调查内容：烟草工业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它为货架的税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吸烟对人们健康的危害记忆它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让人们深恶痛绝。鉴于对烟草的复杂情感，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烟草的影响。

1、烟草工业对国家税收的影响。

烟制品的两重性和经济性的特性使得烟草工业具有投入少、产值大、税率高的特点。为了巩固财源，防止烟草税金的流失，许多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烟草工业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财政首日的重要来源之一。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烟草所纳税种主要分为6种：有属于中央税的消费税和所得税，有属于地方税的城建税、营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属于共享税的增值税，其中消费税占烟草税收的比例最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烟草工业对税收的影响重大。

2、吸烟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影响。

香烟危害健康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同的香烟点燃释放的化学物质也有所不同，但主要是焦油和一氧化碳等化学物质。

（1）致癌作用

吸烟致癌已经公认。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吸烟室肺癌的重要致癌原因之一。吸烟者患肺癌的危险性是不吸烟者的13倍，吸烟者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者高10~13倍。肺癌死亡人数中约85%由吸烟造成。

（2）对心脑血管的影响

许多研究认为吸烟是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害因素，吸烟者的冠心病、高血压病、脑血管病以及周围血管病的发病率明显升高。统计资料表明，冠心病和高血压病患者中75%有吸烟史。冠心病发病率吸烟者较不吸烟者高3.5倍，冠心病死亡率前者较后者高6倍，心急梗塞发病率前者较后者高2~6倍。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中的30%~40%由吸烟引起，死亡率的增长与吸烟量成正比。

（3）对呼吸道的影响

吸烟史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慢性气道阻塞的主要诱因之一。实验研究发现，长期吸烟可使支气管粘膜的纤毛受损变短，影响纤毛的清除功能。此外，粘膜下腺体增生、肥大，粘液分泌增多，成分也有所改变，容易阻塞细支气管。

（4）对消化道的影响

吸烟可引起胃酸分泌增加，一般比不吸烟者增加91.5%，致使十二指肠酸负荷增加，诱发溃疡。烟草中烟碱可使幽门括约肌张力降低，使胆汁易于反流，从而削弱胃、十二指肠粘膜的防御因子，促使慢性炎症以及溃疡的发生，并使原有溃疡延迟愈合。

(5)被动吸烟

被动吸烟是指生活和工作在吸烟者周围的人们，不自觉的吸进烟雾颗粒和有毒物质。被动吸烟者所吸入的有害物质浓度并不比吸烟者低，吸烟者吐出的冷烟雾中，焦油含量比吸烟者吸入的热烟雾中多一倍左右。研究发现，经常在工作场所被动吸烟的妇女，其冠心病发病率高于工作场所没有或很少被动吸烟者。

3、烟草工业今后的发展。

中国卷烟市场是全球最庞大的市场，拥有近30%的全球消费者，而且主要吸食中式烤烟型卷烟。卷烟是习惯性嗜好品，传统上以中式烤烟型为主导的中国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相对稳固。所以，中国卷烟市场在本土中长期内仍占有绝对的优势。

烟草行业的税收占到国家税收总额的8%左右，如果占到5%一下，国家会考虑取消烟草专卖制度。因为，如果烟草行业的税收在5%以下，那么在烟草带来的卫生、医疗和环境等方面的支出将远远超过收益。烟草效益是不可能越来越好的。近几年烟草效益之所以有比较迅猛的发展，是因为卷烟的价格在猛涨，而人们卷烟的消费习惯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烟制品以后是往奢侈品的方向发展，就是价高量少，保持一定的税利而减少烟草的销量，所以经过人们对烟草制品从普通消费品向高端奢侈品的观念转变后，烟草的效益就会逐渐下降了。

在烟草工业带来巨大税收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带来巨大的社会支出，如何进一步发展烟草工业，是有待于国家职能部门考虑的问题。

第四篇：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群体视角下的19世纪末德意志社会

(学号：20104093)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1-

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群体视角下的19世纪末德意志社会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19世纪末，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20上半叶德国的国家走向，进而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德国在20世纪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可以在19世纪末的非理性思潮中找到根源。由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处于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理性的德国人最终迷失于群体的盲目性并丧失理性。

【关键词】德国；非理性主义；群体

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德意志民族留下的篇章既令人钦佩，又使人深感痛心，德意志民族在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的领域不仅为德国也为全人类造就了一代代巨匠伟人，犹如灿烂群星、光辉夺目；同时，它也两度把自己和人类拖入战争，使之饱受战乱之苦。歌德曾经说过“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自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使高贵的精神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们同胞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泰勒这样评论德国“德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绝对的历史, 在这部历史中,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中庸和节制;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 德国人什么都经历过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温和的人生。他们曾经征服了欧洲, 同时自己也成为受别人奴役的无助的受害者;他们享受过空前的自由, 然而也受过空前的专制政权和压迫。他们向人类贡献了最具穿透力的哲学家、最具思想性的音乐家, 然而也滋生了最无赖和最残暴的政治家。“德意志”这个概念在一些特定的时间里意味着敏锐、细腻、令人信任、尊崇上帝;但另一方面, 这个概念又意味着残暴、毫无原则以及奴役他人。因此, 有时候德国人给人一种印象: 他们太厚爱这个世界了;同时他们又给人一种印象: 他们简直不配为人。而这两种特点不但会在同时代出现, 而且也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或许歌德和泰勒的话语从某种角度提供给我们一个视角去发现一个培育了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尼采这些伟人的民族所以矛盾性格的原因。

一.十九世纪德国历史进程与社会状况

近代德国是世界的冲突中心。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处在剧烈变革的时代。由于第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国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但因为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资本的发展需要重要两个因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因此资本需要国家能为其提供强大的政治后盾和统一的市场。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较强大的普鲁士联邦开始了国家统一的进程。1864年，联合奥地利几百了丹麦，取得了丹麦控制下的部分的德意志地区，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军主力被击溃，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第二年，成立了北德意志同盟，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北方诸邦，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最终德国击败法国，1871年初，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位德意志帝国皇帝，南方诸邦并入北德意志同盟。德国统一完成。

政治上的统一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其统一战争同步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确立都伴随着战争。改革只能是修补，只有战争和暴力才能彻底铲除或确立新的制度，德国亦是如此。战争确立的普鲁士国王统治直接决定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由于的普鲁士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特别是军政统治的传统，决定了必然不会出现诸如英法之类的议会制民主政治。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近代非理性主义开始其萌芽。

谈到非理性主义，就必然要看到理性主义在德国的历史渊源。德国人崇尚思考，特别注重逻辑的严密性，所以毋庸置疑“理性”在德国是备受推崇的。如泰勒所言，德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在它的极端性格里蕴藏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十三世纪之前的德国一直是较为繁荣和富庶的，但由于后期的十字军东征和“神圣罗马帝国”侵略扩张，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实力，导致国内割据势力严重。到13 世纪时, 帝国的实权集中在以勃兰登堡、萨克森等七大选帝侯手里。1356 年查理四世颁布的”黄金诏书“即从法律上承认了封建割据势力的存在。而后期的“三十年战争”更是给德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 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 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 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 被踩得稀烂, 撕成了碎片, 流着鲜血, 但是受苦最深的是农民。由于封建制度的反动和加强,农奴制复活, 行会制度变本加厉, 使17 世纪德国的农村农奴制变成了普遍制度, 自由农民正如白色乌鸦那样少见在经济衰落、社会倒退的同时, 三十年战争更加剧了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 造成了这样一种怪现象, 在17、18 世纪的欧洲, 难得有一次没有德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斗争, 而且双方都是为着外国人的利益而斗争, 民族利益在德意志诸侯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德国经济从三十年战争中恢复元气, 差不多用去了200 年时间。这就大大推迟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产生和发展。和英、法相比, 德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起步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在于此。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争，一方面培养了好战，勇敢，严守纪律的民族性格，这是德国人尚武和极端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也促使德国社会精英思考启蒙运动下的理性主义并希望以此来促进德意志的发展。康德，德国古典唯心者学的奠基人，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对理性主义的思考和总结是划时代的，他的哲学思想某种程度上对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长期的国内混战过后，已经形成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理性主义的出现与兴起契合了国家统一的需要，最终从政治上的需求转变为德国民族性格上深深的烙记。

伴随着德意志统一进程的推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着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德国在统一之后建立的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帝国契合了德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满足了资本主义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市场的需求，但是，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隐患：德意志历史传统形成的好战性格和理性主义在德国人身上的矛盾性。极端是可怕的，特别是当它认为自己的极端是正确的时候。德国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击败了宿敌法国，促使了民族自信心的极大爆棚，而与此同时，世界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和资本对市场和原材料的渴望又让德意志民族开始思考德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当德国人认识到由于长期的分裂，世界在已被瓜分，自己无法攫取更大的利益时候，危机便出现了。

二．非理性思潮及群体主义兴起与影响

“这种历史条件使德国哲学在发展趋势上必然发生新的变更。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那种消极悲观心态不复存在，起而代之的是积极主动的扩张。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是当时哲学的主要倾向，但此时的非理性主义不再具有叔本华那种的对生命和生存的消极悲观的气息，而更为倾向于强调生命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当时凸现的尼采哲学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正是由于统一进程的不断推进，德国人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民族自信。德国社会空前膨胀着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是唯意志论的早期萌芽。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曾经说过：群体是盲目的。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帝国很好的契合了人们的需要，启蒙运动带来的人的解放一方面促使人加深对自我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对人本身的认识加深，人们的主观独立性增强，人们摆脱了用盲目的宗教观点来解释自我的存在，重新审视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所以个体的自主性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空前的一致。与此同时，由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开展，社会物质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和坏境污染，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理性地思考促使德国人苦苦探寻这些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而此时，在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社会信仰体系早已式微，人们遭遇着极大地精神危机：信仰缺失。

勒庞在《乌合之众》写到，他认为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基本因素，是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即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而这一变化体现在西方各民族的政治变化时，则是群众作为一股力量的崛起。勒庞论述“群众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石柱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19世纪末的德国正是如此。

尼采喊出了“上帝已死”并最终把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推向极致。群体是盲目的。群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德国人总是把民主理解为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意志和自主权，因此在德国，理性主义在这种国家和群体概念下显得苍白无力。正是这一暗流涌动的群体化倾向直接催生了非理性主义，导致了德国在下个世纪针对世界的两次战争。

我们可以从希特勒的一段话中看出这一端倪：“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

手的学说这幅，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正意义。”德意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德意志的历史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和经久不衰的思考。正是因为在不断的战乱中促使德国人思考作为人的主体重要性，也因此催生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人物，而同样，因为不断的战乱促使德国人始终把国家意志放在首位，群体中的个人意志暂时消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个人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要为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负责”。在这种责任意识的激励下，个人不自觉的自我渺小化。追本溯源，19世纪末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兴起无不是因为在特殊的历史时代中，在那个转型时期，德国社会陷入了巨大的狂热中并最终丧失了理性。

[参考文献]

[1] [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J].中央编译出版社

[2]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J].转引自维基百科

[3]Liu Fang Tong.《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人民出版社

[4]姚丽丽.德意志民族精神[J].法制与社会.2006(9)210-02

[5]盛薇.德国文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及其原因浅析.中国校外教育.2010(8)

第五篇：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简介

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

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

纪念甲午战争的征文

我们回忆过去不求改变历史，只愿历史不再重演。今年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国人对于120年前的这场耻辱失败一直有着各种争论。昨日甲午惨败为何不可避免，今天又是甲午，为何危险仍然存在？

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

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

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

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

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力，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

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战胜外敌侵略吗？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甲午战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

战争的海纪念中日甲午战争演讲稿

1895年2月10日凌晨，黄海海面波涛汹涌，白浪滔天，深处威海保卫战中的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遭日本海军鱼雷艇袭击、围攻，为避免军舰落入敌手，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命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当晚，遵循自己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刘步蟾自杀身亡，不久，中国战败，丁汝昌以身殉国。一时间，名将凋零、龙旗飘落，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遭受到又一次历史的重创„„

历史的车轮向前转动120圈，当我置身定远舰景区——这个按照“定远舰”等比例复制的钢铁围城之中，内心的思绪依然如120年之前的黄海一样，久久无法平息。

随着解说员逐处逐字的介绍，目光穿梭在一层又一层展厅、文物、图片、文字之间，愈前行愈发现军舰内光线的昏暗与空气中难以抑制的压抑气氛。威海，这个联合国评定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恰如奥斯维辛，因与众不同的历史印记，而注定以另一种方式被铭记。驱车来到威海港公园，远远的白鸥翔集的天幕下，是鸣笛的客轮与苍渺的大海，视线向近处收回，一座白色的纪念碑魏然耸立，不高，但却处处透露出肃穆的神气，这是收回英租威海卫纪念碑。一场大战，一块石碑，构成了威海历史最深刻的记忆。

思绪回到定远舰，随着人流来到忠烈祠，“千古流芳”的匾额之下，赫然镌刻着英雄邓世昌那最后的旌表——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耳边，小贩不停地劝说着我该买一个模型纪念品，然而回荡的却是“苟丧舰，必自裁”悲壮誓言。是的，“有公足壮海军威”，诸公为国为民，已然洒血海疆，诸公捐躯国难，故有今日盛世欢歌。然而，在定远舰，在遥遥相望的刘公岛，在碧海蓝天——这片曾沃满先烈血泪的土地上，“有公”真的“足壮海军威”吗？

我不敢断言，我只知道，甲午年那场海战，大清败得一塌糊涂。

大清的完败，不是败在一人一舰的存亡，不是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是败在一个条约、一个李鸿章、一个西太后；大清的完败，败在天朝上国的大梦，败在奇技淫巧的不屑，败在四万万人无能为力！

很多史家，喜欢比较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后变化，因为这场战争，中国败于日本，败于列强，而日本胜了大清，得了“列强”的美名。中国之败，原因太多，研究者也太多了。史家们已将这失败的各种原因总结到了很好、很高妙的境地。诸如，武备弛怠、经费短缺、制度落后、人事不当、战略失误等等等等。然而，研究者们，研究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与定远舰遥遥相对的，是刘公岛，这个令北洋海军神殇之地。刘公岛一战，甲午一役，中国一败，除了为历史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素材、为愤青者流提供谈资之外，究竟给我们、或者说我们自己找到了，多少遗产呢？

去年十月，我曾踏上刘公岛，参观甲午战争纪念馆。当时，写过一篇名为《盛世哀歌》的文章，其时很多同学问我，题目是否有误，言“盛世”是“欢歌”，如何会是哀歌。我想，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盛世之前，若为盛世，则不能称之盛世，必是乱世，由乱而治，才有盛世可言；盛世之后，未必盛世，居安不思危，盛世之后仍是乱世，盛世欢歌，瞬间就成了挽歌。由刘公岛而至定远舰，大清而至今日，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

五千年的大国思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大国遗产，期间虽也有外人争过家产，起过萧蔷，然而终究是家大业大的。只是，这遗产，是否真的被我们好好继承了呢？中国，如果仅仅以一个历史悠久或经济发展的大国出现，那么虽期望于被人所尊重，然而最终被尊重的也不过是祖先或者金钱，或者说是“富二代”或者“暴发户”，到底难以有真正的好朋友。

中国，有了经济的一定发展，有了国力的一些恢复，我们真的就是盛世中国了吗？真的可以放声高歌了吗？真的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吗？不，绝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打开世界地图，沿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直到印度洋画一条线，你就会发现，防卫着美国的所谓太平洋岛弧链究竟防着谁；当大使馆无端被炸、飞机在自己的领空被攻击、渔政船在中国的领海被撞击，你会明白，所谓的大国尊严究竟有多少；当我们一面过着情人节、愚人节一面对“韩国的端午祭”嗤之以鼻时，我想不到，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到底在哪里；当所谓的国产大片们重复着“复仇+爱情+神幻”的恶俗模式而日剧、韩剧、美剧却真正把持着时尚潮流方向时，我们的民族精神，你在哪里？当中国遭受着雪灾、地震的巨大创痛举办奥运会时，宵小们却自导自演着“台独”、“藏独”、“疆独”的闹剧时，我们的中国，真的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吗？

不是的，中国不太平；而且也有许多人、许多势力不希望中国太平，太平的中国，对他们没有多少好处。有人说中国的“80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可是作为社会新兴力量的“80后”、作为当代校园主体的“90后”，传承“五四”精神的当代青年，能对盛世光华下的危难中国漠不关心吗？先贤们告诫了我们太多太多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听到这些话语，我们还能无动于衷，高唱盛世欢歌吗？

我想，显然不能了。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渴望和平，那就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我不是偏激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然而我明白，如果祖国的明天属于我们，那么，我当不仅仅有权享受她的荣耀，更当为了保卫她而不惜生命！如果在盛世的欢歌里放松了警惕，总有一天，这欢歌将成为一首哀歌，甚而挽歌。

也许当今世界无大战，可是无论经济、文化、政治、信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早已经演进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至今日，当代大学生，是否该到了觉醒的时候呢？吾国即吾家，无国即无家。想想南京雨花台，三十万曾经鲜活的生命；想想驻日大使馆，右翼狂人的叫嚣；想想年复一年的所谓《中国军力报告》、《中国人权报告》；想想G20峰会上，强迫人民币升值的“世界警察们”„„我们，还能无所事事，谈笑风生吗？

伸出我们的手，中国未来的命运，正被我们掌握，作何选择？选择掌握在我们手中。可是，历史的兴衰荣辱，却将被岁月书写铭刻，永远流传。而我们，将是历史的主角，正面的，抑或，反面的。

离开定远舰，秋风渐起，残阳斜照。回头望去，刘公岛在苍茫的暮色中渐渐远去。中国海军的祭奠之地啊，甲午英魂长眠的所在，请你，保佑我多舛的母亲，愿华夏生民富庶，中华金瓯永固！

纪念中日甲午战争演讲稿

能战方能止戈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一轮回的甲子之年。1894~2014，就是两个甲子之年！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然而，岁月的皱纹常常默默无情地淹没历史的刀痕。

“甲午战争”，对今天不少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它总是以自己的逻辑给未来以深邃的启迪。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人，能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生发几多感慨，获得几多启悟、几多忧思、几多警示„„

民族痛与中国梦——

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影响有多大

1894年7月25日，日军以偷袭大清帝国运兵舰队为发端，不宣而战，挑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从丰岛海战到鸭绿江溃败，从大连陷落到旅顺屠城，从大东沟决战到威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再到《马关条约》的签订，最后以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赔偿2.3亿两白银而告终。这笔巨大的赔款，相当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

民之痛，国之殇。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的一场战争。

甲午战争，成为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水岭。战争的结局置换了日本和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本靠强索中国的巨额赔偿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而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为其后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可谓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正如恩格斯1894年11月深刻指出的：“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帝国以致命的打击。”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进程，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遭此奇耻大辱，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梁启超对此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甲午战争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也进一步唤醒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首甲午，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历史走向，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亚洲政治格局和世界发展的进程，直到今天仍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

170多年灾难深重的近代遭遇，为我们提供了沉重的历史警示。习主席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反映了几代中国人百年夙愿和共同心声，展现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们要看到，两个甲子之后的世界复杂多变，我国周边仍不安宁，东海、南海依旧风云诡谲、波叠浪涌，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窃取的钓鱼岛成为中日之间屡起争端的外交问题。今天怎样防止甲午战争的悲剧重演？中国梦、强军梦的愿景能不能实现？面对这一沉甸甸的考问，我们理应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与民族的答卷！

忧患与担当——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1886年12月，英国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为北洋水师打造的新型巡洋舰“靖远号”下水，按惯例新舰下水需演奏国歌，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国歌，英国人信手拈来了一首古老的民谣——“妈妈好糊涂”，不幸竟一语成谶！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大清帝国正处于史称“同光中兴”的“太平盛世”。“洋务运动”造成的繁荣表象，使清廷当局沉浸在感觉良好的“糊涂”状态。

其实，“盛世”、“中兴”的背后，潜伏着种种杀机。战争的胜败，实际上是在战前决定的。

19世纪中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并毫不掩饰要发动一场“征讨清国”“扬威海外”的侵华战争。一场注定要爆发的大战已经危在旦夕，而沉醉在“海宇升平”荣光中的清廷大员却熟视无睹，“不以倭人为意”。《盛世危言》、《上大清皇帝书》之类的呐喊，远不如洋务佣金、卖官鬻爵、万寿庆典那样实惠诱人。直至日军攻陷大连、旅顺，北京城仍鼓乐连天，弦歌悠扬„„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中国的千年古训，与古罗马谚语“要想得到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说的是同一道理。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从“文景之治”到“七国之乱”，从“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直至这次从“同光中兴”到大清衰亡，古今中外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太平盛世，并非意味着永享太平；战争的潜力，不等于战争的能力；和平的愿望，更不等于和平的现实。有无强烈的忧患意识，往往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承平日久，一个民族最难维系的是忧患意识，一支军队最难做到的是居安思危。败战、亡国，常常并非因为对手有多强大，而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麻痹、懈怠，自己打败了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挑战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陶醉，因为这种麻木可以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堕入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唯有发扬居安思危、忧患在先的精神，时刻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方能“弭战患于未萌”“保和平之长久”。

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导致军事上糊里糊涂吃败仗；思想上的忧患，源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担当。没有责任感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没有使命感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尽管今天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但铸剑为犁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我们热爱和平，向往和平，但准备战争、进行战争、赢得战争，始终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历史没有后悔药，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需要强化使命和担当意识。“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当代中国军人必须彻底摒弃和平麻痹思想，在心里刻上“定远”的铁锚，以民族和国家大业为重，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念，千万不可用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

只有我们拥有了任何人都不敢觊觎的意志和力量，战争才会真正远离我们。

器物与观念——思想观念落后也要挨打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从经济上看，中国的GDP是日本的9倍；从军力比较，中国舰队总体上略占优势，“定远”“镇远”堪称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铁甲利器。应当说，思想观念的落后、军事理念的陈旧，才是导致“天朝上国”一败涂地的一个“致命伤”。美国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考察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海战，发现中俄两国的新型战舰都比日本多，但都将其与旧式战舰混编在了一起，使得新型战舰根本无法发挥威力，结果都败于貌似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

清军虽然装备了现代化海军装备，但未能形成足以与列强抗衡的新质战斗力，充其量不过是拿着一些洋武器的旧式军队。

甲午海战，从反面演绎了“器”与“道”的古老哲学命题。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任何武器的效用都要通过人去实现。今天，军队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战斗力生成模式深刻嬗变，新型作战力量不断涌现，这对人的思想观念更新、军事理念和战略战术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作风与战斗力——锻造永不卷刃的“精神刀锋”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战争既是武器和战术的对抗，也是作风和精神的较量。

曾有文章考证，一度相传的清军舰炮晾晒衣物，并无事实根据。但多种资料表明，北洋水师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受没落王朝腐朽颓废之风浸淫，确实军风败坏，弊端丛生。士兵“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平居烟酒淫赌，沉溺往返”，甚至管带也侧身其间，大敌当前而“逐声妓未归”。演习训练则虚应故事，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齐，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自己，欺骗许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实有土沙、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尽管北洋海军中邓世昌、林永生等官兵浴血奋战，实践了“与军舰共存亡”的诺言，但总体上这支新式军队，与文恬武嬉的八旗绿营腐败军风相差无几，无法经受实战的检验。

“作风就是战斗力”，徐向前元帅的这句名言，其实是古往今来的一条铁律。战争实践反复证明，优良作风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在斧钺捉对、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对军队来说，优良作风就是锐不可当的气势，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气概。一支精神萎靡、作风涣散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不可能打胜仗的。

战争最终检验、证明一支军队。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我军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80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作风优良是重要法宝和根本保证。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强军必须强作风，兴军必须兴作风。人民军队在强军兴军征程中，把作风建设作为“生命工程”来对待，作为“胜利之源”来维护，锻造克敌制胜的“精神刀锋”，弘扬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战斗精神和战斗作风，这是历史的昭示，更是时代的呼唤！

变革与现代化——在突破体制机制痼疾和利益固化藩篱中前行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探寻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玄机。

龙跃在渊，革故鼎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化、现代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和军事变革。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为了“自强”，先后创建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厂，建立军事学堂，编设防军和练军，发展新式海军，编练新式陆军，这场变革“仿效西法”虽取得一时成就，但“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自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洋务运动”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当年李鸿章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思想主导下，“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装备，但由于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试图通过小修小补解决问题，使得社会和军队组织体制机制的改进甚微，即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而且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甚至海军建设本身最后也成了利益分赃。晚清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皆以自己固有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了变革图强之大义，实际上都成了埋葬北洋舰队乃至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甲午战败之后激起的一场新的“戊戌变法”运动，也在旧政治利益享有者的极力反对、抵制、绞杀下，前后仅百余日便告破产。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它醒了，但过了一阵，却看它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正如百川东去，历史总是在变革中迸发前行的力量。而变革与现代化如影随形，相互激荡。

绵延35年的“洋务运动”，已经化为历史的烟云。国运沧桑，甲子轮回。今天，历经35载的改革开放，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上。

回眸历史可以发现，任何改革创新，都不可避免地冲击既定规则，触及既得利益。而体制机制的障碍，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往往会成为变革中难以解开的死结。在近代社会、军事变革中，中国错失了一次次良机，酿成了一次次历史悲剧。

“唯其艰难，才更显勇毅；唯其独行，才弥足珍贵”。今天的改革，无论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是体制机制的转型，都是硬骨头，都要涉险滩。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人们利益越来越多样化，任何一项改革都很难满足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打破，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全面深化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历史新篇章。

逝者已往矣，来者犹可追！

甲午的殇思

---纪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

岁月夹杂着历史的血腥，一路飘摇不定，恍然间时间竟跨度了一百二十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惨痛的伤痕，可岁月的皱纹就这样无情的淹没了历史的刀痕。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中国人，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领悟几多感慨？

民族之痛

谁也不曾想到，正当颐和园鼓乐齐鸣之时，日本的魔爪悄悄伸向了混沌的中国。甲午战争，成为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水岭。战争的结束置换了中国和日本在亚洲的地位，日本靠强索中国的巨额赔款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为其后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让一个庞大的帝国走在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让中国人看到，洋务运动也不过是表面浮华，仅仅是延缓了大清帝国的寿命，奈何也救不了古老的中国。此时的中国就像是暴风雨中的破船，在历史的狂浪中飘摇不定。

忧患与担当

1886年12月，英国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为北洋水师新型巡洋舰“致远号”下水，按照惯例新舰下水需演奏国歌，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国歌。英国人信手拈来了一首古老的民谣—妈妈好糊涂，不料却一语成谶。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只忧”，从古至今的历史证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更何况那时的中国天下从未安定。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导致军事上的溃败，思想上的忧患是源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没有责任感何谈未来，这也是为何大难关头方柏谦却扔出一面白旗，调转了船头。

然而爱国将领邓世昌驾驭着“致远号”奋勇抗争，他说：“大敌当前，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逃跑时没有出路的。宁可战而死，不愿逃而生。”当弹药用尽的那一刻，所有的壮士脸上写满了悲壮，他们决定用“致远”撞沉“吉野”。甲板上的壮士面向祖国的方向跪着，向自己无限热爱的祖国做最后的告别。为了国家尊严，他们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舰上二百多名船员，没有一个人显示出恐惧的神色。他们用自己英勇的行为，谱写了中华民族誓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壮歌。

在汹涌的波涛中化为了祖国的忠魂，这首诗写得好“重如泰山轻鸿羽，流芳遗臭俱千古。将军视死甘如饴，懔懔大节青史垂。”

器物与观念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深深记住了这句话。于是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就此展开，学习西方各种先进的技术，全国上下从里到外无一不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然而甲午战争就检验了中国的学习成果，很显然结果是不合格的。于是有人思考，我们明明这么努力，为何终究还是败了？

实际上，从客观角度上看，再此次战争中，中国不论是从经济力量，还是军事战斗力上都远远超过了日本，看似清楚的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殊不知，思想观念的落后才是大清帝国落败的“要害部位”。一个对海洋陌生的国家，有了世界上先进的战舰，却没有海洋意识和海战的理论，依然固守“弓马平天下”的传统观念，这如何取胜？归根到底还是清政府的昏庸，看不到问题所在，注定迎来败。

在技术革新的大时代中，器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个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过去与未来

百川东去，春去秋来，历史在不断的前行。中华民族一路坎坷走过了这风风雨雨的一百二十周年。或许我们对那段历史无从追溯最真实的面貌，却在屈辱中一路摸爬滚打，重新站在了世界的高峰。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自那一百二十年前的战役，中国人终于有了觉悟，面朝着黄海的波涛，找回了遗忘的气魄。中国在狂风大浪中，终究还是找到了明天的方向。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未来还在继续，带着对过去的忏悔与反思，中国，永不会停歇。

甲午战争反思

不论何时，战争都与政治拖离不了联系。

从战争背景来看，在战争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益强盛，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环节。当时的中国虽在19世纪七十年代虽有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向西方看齐，并于1888年建立了北洋水师。但清政府并未变革国家制度，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与日本的集权政治相差悬殊。

与此同时，国际上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添砖加瓦。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踏板；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双方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中国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与此同时，甲午中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后勤保障较方便，有许多有利条件。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

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

在此之后清政府屡战屡败，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教训，谨记国耻，保持危机意识；同时面对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积极面对挑战，有效抓住发展机遇，深化改革，促进体制进步，才能带来国家的持续的繁荣昌盛。

高二十四班 樊梦泽

长夏草木深 甲午120周年小感

长夏草木深，武士留梦痕。——松尾芭蕉（日）千年前有盛唐败于蛮夷之铁骑，百年前满清上国于倭寇坚船利炮之中苟延残喘。愈发膨胀的帝国，需要来自外界的棍棒。

德意志有古语道：上帝欲使其灭，必先使其膨。大清的皇亲国戚在北京初夏的蝉鸣中遛鸟逗鸡，盘算着再该怎么压榨压榨手底下的佃户，再该听听谁家戏子的唱腔好，看看谁的身段好。紫禁城中，慈禧正捻着护甲上嵌着的金丝倚在榻上听心腹的长腔：日本乃蕞尔小邦，我大清乃是天朝上国，台湾巡抚不过虚妄之言，太后不必以此为意，如今天下泰安，太后何不设宴以庆之？以彰大清之国威，显皇室之福泽。紫禁城四方的天，此时，平静得惊人。

而此时的日本，天皇与首相及内阁，正在秘而不宣地商讨对华战略。东京的阳光，散落在柔软的榻榻米上，于武士刀上，反射嗜血的冷芒。

之后就是打破一切粉饰的平静，使侵略的野心从海岸线蔓延而来的，我们所熟知的甲午战争。

我钟情于致远舰的无畏，在邓世昌下达撞沉吉野号这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军令时，我想起崖山之战，我知道崖山之后，中华从未消散，即使满清非汉室。

我亦钟情于北洋水师，即使败局已定，在威海卫那绝望的海湾，即使日本人的枪炮不曾怜悯，也无畏于血染江山，无畏于覆灭的凄惨。

我更不忘李鸿章的赤诚，如果我中一枪，可以是我国人免于一亿两白银，那么为何不再让我中两枪呢？李鸿章从未背叛大清，他始终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摇摇欲坠的大清王室。

李鸿章与他的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和他的致远舰，用血泪挽救风雨飘摇的中国。

日本，则是我所敬佩的。日本人的精神中有清幽的菊花亦有冰冷的刀锋。风雅的他们可以在菊丛中写下月辉般清冷的俳句，冷酷的他们也可以面无表情地斩下敌人的头颅，或是剖开自己的腹腔。日本的崛起，与这种双面的民族性格绝对不可分割。他们恭谨谦虚，骄傲却不自满。他们不曾怀疑自己能否与欧美比肩，不以学习模仿先进为一种耻辱，学习令他们强大，令他们振奋，也令他们野心昭昭。

日本为中国带里不可磨灭的伤痛，被深深烙在中国人心底。而同样也是日本，击碎大清自以为是的美梦，推动政体的变革，思想的解放。日本人使我们流血，也是我们清醒。这是我们的幸，亦是我们的不幸。

如今是甲午战争的100周年，百年前的他们令我们清醒，如今的他们令我们向前。日本先与我国的发达，与我国的矛盾，使我们无法懈怠，无法忘记，苦难的历史与流血的先人，日本的强大是抽打我们前进的鞭子，刺激我们对他的愤怒，永远使我们铭记落后的耻辱。

长夏草木深，武士留梦痕。只要铭记，只需奋进。历史记得一切耻辱与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