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1年日本核危机

2011年日本核危机：概述

2011年03月11日，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北部，造成了切尔诺贝利灾难以来最严重的核危机。位于东京以北170公里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座运行反应堆在被地震切断场外电又被海啸淹没后备电源之后失去了维持冷却系统的所有电源，堆芯开始熔毁。随后的一系列爆炸和火灾导致放射性气体向外界释放。

电厂周围至少有80,000人疏散。截至七月，（地震海啸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22000。东京的自来水中检测到放射性物质，蔬菜，茶叶和牛肉等农产品也不能幸免。

地震几天后的爆炸损坏了一个反应堆的安全壳，另外两个也可能已被破坏，尽管电站所有者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大部分核燃料都还包容在内部，没有发生更灾难性的“中国综合征。“ 今年4月，日本将事故等级从5级提高到了最严重的7级，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同级，意味着核事故对人与环境的影响可能巨大而久远。尽管目前从福岛第一核电站泄露的放射性物质总量只相当于切尔诺贝利的10％，但官方表示长远来看从福岛辐射释放的放射性物质可能超过1986年。

十二月，首相野田佳彦宣布已恢复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反应堆的控制，意味着切尔诺贝利事故以来世界最严重的核灾难的结束。野田表示，政府现在将重点放在移除反应堆内的核燃料，打开受损的反应堆并最终拆除电站，这一过程预计至少需要四十年完成。

但对于许多福岛居民来说，危机远未结束。超过160,000人仍然流离失所，即使政府取消了一些社区的撤离命令，许多人仍拒绝回去。许多专家仍然怀疑政府关于核电站处于相当于“冷停堆”的稳定状态的说法，担心官员宣布胜利，只是在平息民愤。

福岛的危机对日本的整体能源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年五月，被指缺乏领导力的日本首相菅直人 说日本将放弃建造新的核反应堆，说他的国家需要“零开始“创建一个新的能源政策，应更大程度地依赖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

六月，关于事故当天泄露的辐射量可能是最初发布的数据的两倍以上的传言进一步削弱了核工业和政府的公信力。7月，菅直人进一步表示日本应该减少并最终消除其对核能的依赖，说福岛事故已经证明该技术的危险。

八月菅直人被迫辞职，取而代之的是野田佳彦，他采取更亲核的立场。

在一些采访和公开声明中，部分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都承认，日本当局涉嫌隐瞒核事故的不利信息并否认事实。一些人称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日本国内混乱和减小损失，同时避免公众质疑政治上强大的核工业。由于核电站继续释放辐射，其中一些已经进入国家的粮食供应，官方淡化事故范围和潜在健康风险的活动致使民怨越来越大。

第二篇：日本福岛核危机引发的思考

日本福岛核危机引发的思考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回顾：1986年4月25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动力站开始按计划进行定期维修。然而由于连续的操作失误，4号站反应堆状态十分不稳定。1986年4月26日对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来说是悲剧开始的日子。凌晨1点23分，两声沉闷的爆炸声打破了周围的宁静。随着爆炸声，一条30多米高的火柱掀开了反应堆的外壳，冲向天空。反应堆的防护结构和各种设备整个被掀起，高达2000℃的烈焰吞噬着机房，熔化了粗大的钢架。携带着高放射性物质的水蒸气和尘埃随着浓烟升腾、弥漫，遮天蔽日。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爆炸时泄漏的核燃料浓度高达60％，且直至事故发生10昼夜后反应堆被封存，放射性元素一直超量释放。事故发生3天后，附近的居民才被匆匆撤走，但这3天的时间已使很多人饱受了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在这场事故中当场死亡2人，至1992年，已有700O多人死于这次事故的核污染。这次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遍及前苏联1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那里居住着694．5万人。由于这次事故，核电站周围30公里范围被划为隔离区，附近的居民被疏散，庄稼被全部掩埋，周围7千米内的树木都逐渐死亡。在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10公里范围以内将不能耕作、放牧；10年内100公里范围内被禁止生产牛奶。不仅如此，由于放射性烟尘的扩散，整个欧洲也都被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震中。临近国家检测到超常的放射性尘埃，致使粮食、蔬菜、奶制品的生产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核污染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心理上的不安和恐惧更是无法统计。事故后的7年中，有7000名清理人员死亡，其中1／3是自杀。参加医疗救援的工作人员中，有40％的人患了精神疾病或永久性记忆丧失。时至今日，参加救援工作的83．4万人中，已有5．5万人丧生，7万人成为残疾，30多万人受放射伤害死去。

2011年日本福岛核危机事件回顾：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强震引发海啸。地震发生2小时后，日本电力公司发布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反应堆冒烟消息，半径2公里居民疏散。12号，上午，福岛第一核电站一、二号核反应堆压力失去控制；下午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出现放射性物质，核电站周围20公里民众疏散，避难者达10万人，190人确定核辐射。13号，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爆炸，3号机组冷却系统故障，21万人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带，12万人核辐射检查。14号，3号机组爆炸。日本政府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等级定为最高级7级，放射性物质泄露超过数万万亿贝克勒尔。

思考：日本福岛核危机已经过去2个多月，但是所带来的危害仍然使日本民众不安，日本政府仍继续着核辐射后的核电站维修及善后的污染物的处理。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巨大灾难引发的后果及日本的这次核危机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是否还要大力的拓展这种新能源。继续采用的话，我们人类应该怎样正确、合理、安全地利用核能。

核能国家的反映：在世界第1大核能生产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指示核管理委员会从福岛核电站事件中吸取教训，进一步确保美国的核安全；而第2大核能生产国法国国内，更是掀起了一场“走出核能时代”的争论；在德国，政府宣布了关闭本国 7座老旧核电站的计划，等待安全检查；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应对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从核能国家的反映看来我认为福岛核电事故，让世界更加关注核电的安全，更有利于核电健康的发展。日本福岛核危机是21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核重大事故，同时也警醒了在利用核

能的国家，通过这次日本核危机，其他核能源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相信这不是占时的，国家必定会对民众有所交代。而这次日本福岛核危机事件并不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地震引发海啸，强烈的自然因素我们是抵御不了的，我们只有在不断探索中完善。我们不能因为一次的日本地震引发的核危机而否定核能，核能是一种新型的能源，在现在煤炭等矿产资源急剧减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发展新型的能源，而核能符合我们能源发电的理念思想，核能便宜，在没有发生泄漏的时候是绝对安全的，同时也是一个新的产业结构。同时我认为核电的安全，不能只在技术上，更要在管理上下功夫，建筑领域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非常严重，千万不要把这一恶行带到核电建设领域。进过了这么多年的探索，人类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直摸索，相信科学家们一定会合理正确的开展核能资源开发。

从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暴露出的一些列问题，是核电设计、建设、设备供应、安装调试、生产运行等等相关过程的管理，是确保核电安全的第一要素，而确保管理上的万无一失，比在技术上的解决要困难得多，风险要大得多，这必须引起管理者、建设者、生产者的高度重视。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祸。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这次灾难开始时认识不完全，如果及时疏散撤离，在危机的时候处理，必定会大幅度的减少灾难的程度。

未来我们必定要使用核能这种新能源，我们不但要在技术上改进加强，使得核电更加稳定，更加重要的是要在管理上进行合理安排，保证核电站的绝对稳固。

第三篇：历史上的11大核危机

揭秘历史上11大核泄漏事故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发生爆炸。8吨多强辐射物质混合着炙热的石墨残片和核燃料碎片喷涌而出。核泄漏事故后产生的放射污染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污染的100倍。事故发生20天后，核反应堆中心的温度仍然高达摄氏270度。事故造成致癌死亡人数10倍于联合国作出的官方估计，全球共有20亿人口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27万人因此患上癌症，其中致死9.3万人。专家估计，消除这场浩劫的影响最少需要800年。

1961年7月4日，苏联海军最富核威慑作用的“K－19号”核潜艇在挪威沿岸北大西洋海域举行秘密军事演习时艇身密封装置突然发生漏气现象，反应堆过热，随时可能发生爆炸。

当时“K－19号”核潜艇正好处于北约组织在挪威的一座大型军事基地附近，当时又是冷战高峰期，潜艇一旦发生核爆炸，将摧毁整个北约基地，并将促使北约动用核武器向苏联进行报复。

为了避免发生核战争，时任“K－19号”核潜艇指挥官的尼古拉·扎捷耶夫立即召集几十名年轻水手到核反应堆舱完成维修工作，其中就包括普通水兵尼古拉·巴塔列夫。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作业，这群年轻的水兵终于将核反应堆的温度降到操纵台可控温度范围内，避免了爆炸事故。

由于这些水兵在核辐射和气溶胶极高的环境中时间过长，事后几天至数周内，共有8名水兵牺牲，还有14人回国不久后死去。尼古拉·巴塔列夫随潜艇上岸后，接受了住院治疗并随后退役，至今生活在俄罗斯下塔吉尔地区。

1970年12月18日加卡平地核事故。在巴纳贝利核实验过程中，美国内华达州加卡平地地下一万吨级当量核装置发生爆炸，实验之后，封闭表面轴的插栓失灵，导致放射性残骸泄漏到空气中。现场6名工作人员受到核辐射。

巴西戈亚尼亚铯-137事件 Goiania Accident, September 13, 1987 在巴西的大城市戈亚尼亚，发生过一起放射性事故，可评判使用放射源的恐怖行动可能发生的后果。一家私人放射治疗研究所乔迁，将铯-137远距治疗装置留在原地，未通知主管部门。两个清洁工进入该建筑，将源组件从机器的辐射头上拆下来带回家拆卸，造成源盒破裂，产生污染：14人受到过度照射，4人4周内死亡。约112000人接受监测，249人发现受到污染。数百间房屋受到监测，85间发现被污染。整个去污活动产生5000m3放射性废物，社会影响之大，以致在戈亚尼亚的一个建有废物处置库的边远乡村，把象征放射性的三叶符号做成村旗。

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的斯洛伐克）Jaslovské Bohunice的Bohunice核电站发生事故。当时，核电站最老的A1反应堆因温度过高导致事故发生，几乎酿成一场大规模环境灾难。A1反应堆也被称之为“KS-150”，由前苏联设计，虽然独特但并不成熟，从一开始就种下灾难的种子。

A1反应堆的建造开始于1958年，历时16年。未经验证的设计很快就暴露出一系列缺陷，在投入运转的最初几年，这个反应堆曾30多次无缘无故关闭。

1976年初，反应堆发生气体泄漏事故，导致两名工人死亡。仅仅一年之后，这座核电站又因燃料更换程序的缺陷和人为操作失误发生事故，当时工人们居然忘记从新燃料棒上移除硅胶包装，导致堆芯冷却系统发生故障。排除污染的工作仍在继续，要到2033年才能彻底结束。

1961年1月3日发生在美国的核事故是最为早期的大型核电站事故之一，当时的蒸汽爆发和熔毁导致1号固定式小功率反应堆的3名工人死亡。这座反应堆位于爱达荷州瀑布市西部大约40英里（约合60公里）的国家反应堆试验站，采用单一大型中央控制棒，现在已经废弃。

在对反应堆进行维护时，工作人员需要将控制棒拔出大约4英寸（约合10厘米），但这项操作最终出现可怕故障。控制棒被拔出了26英寸（约合65厘米），导致核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随后发生爆炸并释放出放射性物质，共造成3名工人死亡。其中一名工人被屏蔽塞钉在反应堆所在建筑的屋顶上。当时释放到环境中的核裂变产物达到1100居里左右。虽然地处爱达荷州偏远的沙漠地区，但辐射造成的破坏并未有所缓解。在其中一幅照片中，起重机正从安全壳建筑中吊出遭到破坏的反应堆芯。

1979年3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萨斯奎哈河三哩岛核电站的一次严重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

1957年前苏联Kyshtym核事故。事故当时造成70-80吨核废料发生爆炸并散播至8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1957年10月10日，英国的原子弹燃料基地温德斯格尔工厂由于反应堆心过热，导致燃料起火。导致整个系统完全失去了控制。幸运的是，反应堆没有爆炸。受到的辐射都不怎么严重。

1968年1月21日图勒核事故。由于舱内起火，美国一架B-52轰炸机的机组人员被迫作出弃机决定。B-52轰炸机最后撞上格陵兰图勒空军基地附近的海冰，导致所携带的核武器破裂，致使放射性污染物大面积扩散。

1999年9月30日，日本东海村JCO公司的一座铀转换厂由于人为错误以及严重违背核安全原则，发生了核临界事故。放射性污染仅限于厂区内。(发展论坛)

【延伸阅读】七招应对“地震恐惧症”

日本发生大地震以及随之引发核泄漏事故以来，对我国一些地方的民众心理产生影响。记者从辽宁省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获悉，近几日该中心心理咨询热线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对此心理医生提醒患有“地震恐惧症”的市民：灾难面前莫恐慌，强健心理保健康。

沈阳市民王淑梅是一个非常开朗健谈的人，工作也很努力，经常被同志称为“工作狂”。最近几天，她突然变得很烦躁，经常找理由不上班，买了好多的食品和盐、海苔、矿泉水、防辐射衣服、口罩等物品放在家里，其他地方一概不去。本来擅长上网的她，现在连电脑都不碰，连家人都受到限制，不让孩子上学、不让爱人上班，不让他们用电脑，不让自己和家人接触可能有辐射的东西，总是担心随时发生地震，担心受到任何辐射。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医生梁光明告诉记者，最近一周，类似于王女士这种处于“恐惧状态”的人并非个例。日本地震后，由“核辐射”引起的心理恐慌正在困扰一部分人，甚至对一些人造成了心理上的地震，导致了一些不合适的行为，增加了潜在心理疾病的可能性。为了应对这类不良倾向，梁光明支七招予以破解：

一是要从正规渠道了解相关信息。相关权威部门要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等渠道进行相关知识的解读与宣传教育，避免人们误信非正规渠道而来的传言和谣言，以讹传讹，加重恐慌氛围，以至产生不恰当的应对方式。

二是每个人要了解，在灾难面前的恐慌心理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有助于提高身体防御能力，是有益于心理健康的。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反应，由于每个人的心理防护能力不同，一般持续１周到１个月不等，随着时间会慢慢趋于平静，所以不必阻抗这种情绪。

三是了解与学习正确的防护知识与信息，进行科学的预防，避免过度防护，甚至带来副作用。

四是注意日常心理防护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规律的饮食，进行适度的锻炼，丰富业余生活，转移注意力，与家人、朋友、同事多进行沟通交流，彼此给予相互支持，增强信心，减少灾难对心理造成的冲击。

五是对于一些心理防御能力较弱的群体要进行特殊引导，这些群体主要是青少年儿童、老年人、患有心理疾病的人群、既往经历过灾难事件的人群，由于这些人群对于相关信息的真实正确性识别评价能力较差，会更容易受到心理影响，所以要尽量在这些人群面前减少相关问题的讨论，必要时减少这些恐慌信息的透露，注意他们的情绪变化，由具有权威形象的人给予适度引导。

六是对于经过自身调节仍然不能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工作、生活的人，建议进行心理咨询，寻求专业人员帮助，避免带来继发疾病影响。

七是对于亲历过地震的归国人员，建议家属多给予陪伴，增加安全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以减少心理上的阴影，尽快从此情绪中解放出来。(

第四篇：日本核危机对德国政治格局和能源供应方式的影响

日本核危机对德国政治格局和能源供应方式的影响

戴启秀

2012-7-23 16:59:45 来源：《德国研究》(沪)2011年2期

作者简介：戴启秀，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研究员，上海200083

内容提要：日本福岛核危机在德国引发了全社会对人类核安全的大讨论。根据德国民众要求退出核能这一主导民意，联邦政府快速制定了退出核能的时间表，并加快了德国能源行业的转型和能源供应的根本性转向。德国政府提出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成为首个弃核的工业国家。本文在对后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对日本核危机对德国政治格局产生的深刻影响、德国核安全面临的困境和能源转向进行阐述和分析。

关 键 词：德国 退出核能 能源转型 核安全 新能源

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导致的复合型危机，引发了世界许多国家对核安全与核能利用的多重反思。福岛核危机虽然发生在日本境内，但其影响和引发的后续问题在空间层面已远远超越民族国家边界，成为了全球性问题。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日本的核灾难把一个巨大的全球治理议题摆在了世人面前，使人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21世纪的政治，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政治，而任何国家的政治也因此都含有‘全球政治’的性质”。①福岛核危机打破了“人们对技术能理性掌控的”②神话，“出现了人类理性认为不会出现的灾难”③，使安全成为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除传统安全威胁的范式外，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加。人们对科学家、企业和政府做出的安全承诺和通过数字化来“证实”一切都“绝对”安全的公共话语产生怀疑。理性的风险确定与非理性的风险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置于生活恐惧和矛盾中。

福岛核电站灾难让西方工业国家不得不反思技术理性的脆弱性。德国社会普遍认为，如果像日本这样技术发达的工业国家都不能掌控核技术，那么核能本身就存在着人类无法预见到的风险。福岛核电站灾难在德国引发的关于核安全大讨论说明，核安全问题不仅是事故安全问题，也是对科学技术的信赖问题。人们不得不认识到，再也不能凭借“德国技术员较好掌控核技术”这一观念而忽略对现有的能源供应方式和核安全进行深刻反思。除技术因素外，人们还应该考虑会带来核灾难的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如果说，德国社会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后进行过第一次反思，那么此次福岛核危机在德国再度引起民众对人类核安全的广泛关注，这给德国社会带来了政治文化生态的根本性变化。绿党生态政治理念前所未有地被人普遍接受。鉴于日本核灾难对德国社会和德国政治产生的深层次影响，本文在对贝克对后工业文明反思论述的基础上，对日本核危机背景下德国社会对核安全的再反思及其对政治格局和能源供应方式的影响进行深度阐述。

一、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贝克对后工业文明的反思

25年前，1986年4月26日苏联境内发生震惊全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造成了空前未有的跨国界核污染。正是在这个时候，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风险社会”理论首创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走向另一种现代性》④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将“风险社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前工业社会，人们主要面对自然力所致的危险和有限的社会冲突，如：自然灾害、疾病、瘟疫和局部战争；第二类是传统的工业社会，人们面对的危险增多了，除自然灾害和疾病外，还要面对人为的工业污染、交通事故和世界战争等；第三类是全球性工业社会，又被称为现代风险社会，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地区性的污染和贫困，还有许多无法预测的风险，如生化核武器的生产、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危害、生态恶化、核技术威胁等等。⑤

25年后发生在日本的福岛核事故再次证明，虽然风险并不意味着灾难，但风险意味着对灾难的预感，风险存在于一种持久的可能性状态。虽然风险并不是“现实”，但当风险变成现实的那一刻，风险就不再是风险，转而变成灾难。贝克认为，风险已经成为20世纪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它超出一切知识所能涵盖或触及的界域。这种风险是指“完全逃脱人类的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⑥处于全球风险之中就是21世纪初期的人类状况，特别是“随着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而出现的问题，对整个人类来说这是全球性的威胁。”⑦在这方面，后工业社会的风险不同于工业社会的风险。后工业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性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现代化的风险和危险，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即它们的威胁的全球化(人类、动物和植物)，并随全球化而加剧，”⑧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无法逃离或校正的生存困境。即便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也不能避免贝克所说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风险。

核技术威胁和核灾难带来的灾难具有跨国性、跨地区性，使人们感到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这一由日本核灾难所致的现代社会风险性意识也改变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对核技术和核安全的认知。在德国引发的对人类核安全的大讨论，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心理空间”，即感性空间和理念空间。⑨按照贝克的观点，“人为的祸害实际上远远地超过自然灾害；而人为灾害的首要特征，就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其伤害的范围也是难以预料的。”⑩在贝克等人看来，人为祸害的主要特征，是彻底破坏人类原有的世界观的框架和内容，根本改变了人类关于存在、时间、地域、知识、道德和历史等基本概念，也使人从此失去用以思考世界的基本参照系统和价值系统。原来的必然性、规律性、道德性等范畴已经完全失效了。人类必须面对新的风险时代特征，重新发现和发明新型的可靠立足点。(11)在这方面，后现代的风险，“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和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超国界的存在。”(12)另外，“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风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13)对此，德国能源供应安全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在2011年5月30日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福岛核危机使人们认识到，“风险不是一种假设，而是一种现实。”(14)

二、日本核危机对德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福岛核危机促使德国政府改变其核能理念，并在政策层面做出调整。德国社会要求尽可能快速退出核能，现政府根据民意快速做出了关闭较旧的核反应堆等一系列政策决定。如果说，发生在1986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被德国人看作是苏联落后的技术所致，那么，此次日本福岛核危机则让德国人彻底震惊，并不得不接受核技术不能做到被人完全掌控这一新的现实和认知。

在日本核危机发生后，平日不大常见的“GAU”这个德语缩写词一时间频频出现在德国电视、报刊等媒体，它是grröter anzunehmender unfall的缩写(15)，其意是指核电站使用和建造语境下“最大的、可以想象的高危事故”，有时还用了“Super GAU”(超级高危事故)来表述日本福岛核危机事故。与此同时，德国多个城市出现了万人反核游行。面对突如其来的日本福岛核灾难，联邦政府在灾难发生3天后，立即决定暂时关闭德国1980年以前投入运营的7座核电站，并要求对1980年后投入运营的所有核电站进行严格的核安全检查。另外，为了从中长期考虑解决核安全问题，联邦政府于2011年4月初拟定了最终关闭核电站的时间路线图。4月6日，德国环境部长同经济部长一起提出了“加快能源转变的原则文件”；4月15日默克尔总理同各州州长就电网、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问题进行了协商；联邦环境部部长和各州环境部长也于5月27日在哈尔茨的维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 im Harz)环境部长会议上达成共识，决定不再重新启动下网的7座核电站，将之永久性关闭(16)；受联邦总理默克尔的委托，能源供应安全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于5月30日提交了长达48页的《德国的能源转型——未来的共同事业》报告(17)，报告指出，德国的能源转型是面向未来，面向下一代，并遵循安全性、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和具有竞争力的基本理念。同时，该报告建议参与“能源——未来的共同事业”的所有个人、机构和组织采取具体措施，放弃利用核能，实现能源转型。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经过12个小时的磋商后，于5月30日宣布，德国将于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2011年6月30日联邦议院将对联邦政府提出的能源转型和退出核能法案进行审议。(18)必须看到，此次最终退出核能的时间节点同2002年红绿联合政府提出的退出核能计划一样，到2022年关闭全部核电站。(19)作为供电方的德国公用事业公司表示，除关闭7座核电站外，还要对其它在运行的核电站进行检修和保养。这样，德国境内17座核电站仅剩4座仍在并网发电，换言之，目前德国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核电站处于脱离全国电网的状态。

在关于德国最终退出核能的大讨论中，人们把焦点放在退出核能的时间表和退出核能后替代能源开发方面。在这方面，替代能源还存在技术不确定性和自然不确定性。(20)在弃核方面尽管会面临许多困难，但弃核已成为德国全民族共同努力的方向。人们要告别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重新反思核灾难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和由此造成的高额赔偿。科学家们推算，在德国若发生像福岛这样的特大核事故，由此造成的损失预计达到5万亿至6万亿欧元，这将是德国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对之，德国至今也没有相应的赔偿机制。更令人担忧的是，核电公司会像金融危机时那样，将赔偿责任推给国家，指望国家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21)

日本核危机改变了德国人对核能的态度。在德国人眼里，日本是一个极端守纪、科技发达的国家，且还有全球领先的核工业标准。在这样一个国家，会发生核反应堆失控这样的事故，这说明使用核能存在着巨大的、人类不能掌控的风险。在福岛核危机后，德国人认识到，核能利用所依赖的“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的前提已不再成立。这一对核技术和核安全的新认知改变了德国人迄今为止的核理念，要求关闭核电站的呼声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日本核灾难发生后，德国民调机构(Infratest-dimap)就关闭核电站问题进行了民意调查，53％的受访者认为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核电站。德国电视二台的政治晴雨表甚至显示，60％的受访者出于对核技术不可控的恐惧，要求立即停止使用核电站。(22)对“什么时候应该关闭德国核电站”这一问题，2011年3月14日，福萨(Forsa)对1004名受访者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要求在5年内关闭德国所有的核电站，11％的受访者要求立即关闭核电站，20％的受访者同意在22年内关闭，赞成在很长时间内关闭的占17％；另有71％的受访者愿意为非核电每月多支付20欧元。(23)

德国社会对核技术和核安全的反应也影响着德国的政治格局。环境保护已超过经济成为德国民众最关心的政治话题。面对能源危机和核能安全的双重问题，人类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之，德国选民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日本核危机在德国引发了一夜间的“政治转向”。3月27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简称巴符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是德国2011超级选举年最重要的联邦州选举。选举结果结束了基民盟在该州执政58年的历史，使之遭遇了历史性失败。以环保为理念的绿党重创了联邦层面的执政联盟，在该州取得了历史性胜利。绿党获胜一方面得益于此前发生的日本核事故，另一方面，基民盟的核电政策也是引发巴符州权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此次选举中可以看出，绿党的反核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计票结果显示，绿党的得票率达到24.5％，比上届选举飙升了12个百分点。基民盟得票率比2006年的州选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为39％，这是基民盟自1952年以来在该州的最低得票率。其执政伙伴自民党得票率比5年前下滑5个百分点，仅为5.3％，勉强超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的门槛。(24)另外，巴符州最终组成绿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绿党领导人克雷奇曼(Winfried Kretschmann)出任州长，成为德国首位绿党州长。这一政治新动向是战后德国的一次政治试验。从目前其他5个联邦州州议会选举结果看，绿党取得了建党以来最佳的选举结果，它是惟一一个在5个州的选举中都获胜的政党。

三、德国核安全困境和电力行业加快转型

日本核泄漏事故使部分欧盟国家重新审视自身的核政策，其中德国立场转变最大，放弃核能的态度也最坚定。面对德国社会要求退出核能的主导意愿，黙克尔政府决定在2022年前全部关闭核电站，并确定了全部弃核的时间表，其顺序按单个核电站的风险及其在地区电网中的重要性进行排列。具体退出时间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17座核电站中有8座已经永久性关闭，9座可以正常运行，但由于安全检查和维修保养，目前正在运行的只有4座。事实上，1999年以来，核能在德国的发电比例在不断下降，2010年的核电站总发电量为1405亿千瓦，占德国全国总发电量的22.6％，这一比例低于1999年的30％。(25)德国通过实施至2022年全部关闭核电站的退出核能时间表虽能摆脱德国境内的核安全问题，但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核电站的情况下，德国依然存在核安全问题。

目前欧洲拥有195座核电站，其中欧盟成员国国内运行的核电站(核反应堆)达到143座，在建或计划建造的核电站有21座(详见表2)。(26)在这些欧盟核国家中，作为德国最大的邻国，法国拥有58座核电站，其75％的电力来自核电。德国的其他邻国，如比利时、荷兰、捷克也都是核国家，德国东部最大的邻国波兰也计划建造6座核电站。除这些直接近邻外，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的电力供应也包含核电，如英国为18％，斯洛文尼亚为38％，瑞典为37％，保加利亚为36％，斯洛伐克为54％。

退出核能后，德国将面临地理位置所致的核安全问题和能源短缺的双重困境。正如前联邦总理施密特指出的那样，对福岛核危机和由此造成的后果做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判断还需很长时间，德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出退出核能的反应，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让在德国的核电站和欧洲的核电站下网，这将导致德国和欧洲能源供应的崩溃。出于安全考虑，人们可以先关闭安全技术落后的核反应堆。但是，“如果说使用核能是一种错误，那也是整个工业社会共同犯下的错误。另外，在人口密集的欧洲每个国家都有核电站和许多核电站分布在德国边境的情况下，仅德国一个国家退出核能，那么告别核能几乎没有意义，核危险依然存在。”(27)基于德国特有的地理位置，德国政府即便先行退出核能，也不能解决核安全问题。由此可见，核安全风险已超越主权国家的边界，本国安全与国际安全已无法分割，德国的核安全问题只有当欧洲共同的核安全政策付诸实施后，方可得到解决。在欧盟层面，2011年3月15日，欧盟27国能源部长及核能专家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协调会议，评估日本核电站形势，并讨论欧盟核能安全与发展问题，要求对欧盟成员国内所有的143座核电站进行安全检查。“如果有必要，欧盟将采取预防性措施，对能源政策进行调整，共同建构欧洲核电治理安全标准和机制及其法规”。(28)

另外，迄今为止德国可再生能源及其开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此次德国弃核政策实施和电力行业电力供应方式的转型成为可能。在电力供应方面，除核能外，德国政府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在战略上，主张有利于生活质量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并通过立法方式，促进生态科技创新，促进能源供应方式的转变。2009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入网以及电网运营商负有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义务，并规定了支付机制，这为投资者创造了重要的长期规划安全，为新技术市场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特定的激励措施，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根据《明镜》周刊2011年4月4日第14期提供的数据，2010年德国能源载体在总发电量中占有的比例分别为：太阳能、风能、水能和生物能为18％，混合能、天然气和煤为60.3％，核能为21.7％(29)。基于这一情况，专家认为，在德国完全用生态电力来满足电力供应是可行的。“退出核能带来的能源供应缺口可在大范围内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和矿物发电(特别是天然气)加以弥补”(30)，在这方面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加大能源的利用效率：如建造和改建节能住宅，大范围应用智能用电，重新制定促进能源投资、能源生产的法规，以及促进能源生产技术与消费者生活方式相结合，使能源高效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

2、促进可再生能源，加大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能的开发和利用；

3、加大矿物能电厂使用；

4、开发混合电能设施；

5、加大节能基础设施和电力储备技术的开发。(31)为了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联邦政府将整合目前的能源投资方式。“在未来，要在可再生能源法律中确定生态电占比的具体目标，如到2020年达到35％，到2030年达到50％。”(32)

结束语：日本核灾难对德国及全球核安全的启示

首先，日本核灾难打破了“人类对技术绝对掌控”的神话，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技术理性”，接受人类技术理性不能掌控一切的认知变化，并最终奠定人和技术的新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核电有了颠覆性的认知，即核电是清洁能源，但不是安全能源。第二，福岛核危机改变了德国黑黄联合政府的核能理念和对核能的政治态度。德国政治生态“变绿”反映了德国社会要求退出核能的主导民意，符合德国民众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理念。第三，在核安全方面，要加强国际制度创新，重新审视国际层面现有的核安全法规和制度，修改国际原子能机构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制定的核安全框架。日本核危机告诉我们，灾害无国界。特别是核辐射控制和核废料永久性处理，需要全球有效合作。在地区和国际层面推动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和第三方监管机制的建立，把关系到全人类可持续安全问题列入联合国和相关多边机制的政治议题之中。

注释：

①[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页。

②Herfried Münkler, “Sicherheit und Risiko”, Der Spiegel, Nr.13 vom 28.3.2011, S.134-135, hierS.135.③“Spiegel-Gespräch mit Minister Norbert R ttgen über die Energie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und Schwarz-Grün”, Der Spiegel, Nr.14 vom4.4.2011, S.27-29, hier S.28.④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dem Weg in di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Suhrkamp Verlag, 1986.⑤田晓玲：《德国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首倡者乌尔里希•贝克：“技术设计完全安全”的神话破灭了》，载《文汇报》，2011年4月11日，第13版。

⑥[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0页。

⑦[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18页。

⑧同上，第20页。

⑨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 ri Lefebvre)将空间分为三种现象：自然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心理空间是指感性空间和理念空间。转引自：黄凤祝：《城市与社会》，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191页。

⑩转引自[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上)，第495页。

(11)同上。

(12)同注⑦，第21页。

(13)同上，第225页。

(14)Ethik-Kommission Sichere Energieversorgung: Deutschlands Energiewende—Ein Gemeinscha ftswerk für die Zukun ft, vorgelegt am 30.Mai 2011, Berlin, S.11-12.(15)Günther Drosdowski(Hrsg.), Duden Universalw rterbuch, Mannheim u.a.: Dudenverlag, 1989, S.563.(16)“Umweltminister wollen Einstieg in den Atomausstieg.Sieben AKW sollen nie wieder ans Netz”, http://www.gmx.de/,访问日期：2011-05-28.(17)Ethik-Kommission Sichere Energieversorgung: Deutschlands Energiewende —Ein Gemeinscha ftswerk für die Zukunft, S.1-48.(18)“Der Einstieg in den stufenweisen Ausstieg”,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atomausstieg208.html，访问日期：2011-06-09.(19)参见刘立群、王静：《德国退出核电之争评析》，载《德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43-50页。

(20)Frank Dohmen/Dietmar Hawranke et al “Wie kann der deutsche Totalausstieg aus der Atomkraft gelingen?”, Der Spiegel, Nr.14 vom 4.4.2011, S.62-72, hier S.64.(21)同上。

(22)“Mehrheit der Deutschen will schnellen Atomaustieg”, http://www.gmx.net/themen/nachrichten,访问日期：2011-03-15.(23)“Stern-Umfrage: Mehrheit der Deutschen will Abschaltung aller Atommeiler binnen fünf Jahren”, Stern, Nr.12 vom 17.3.2011, S.17.(24)“Landtagswahl 2011 in Baden-Württemberg”, http://www.landtagswahl-bw.de/, 访问日期：2011-05-06.(25)Jan Boris Wintzenburg et al., “Atomstrom in Deutschland: Die Regierung hat die Laufzeitverl ngerung ausgesetzt”, Stern, Nr.12 vom 17.3.2011, S.68-72, hierS.71.(26)“Günther Oettinger über seinen Gesinnungswandel und gemeinsame Atomziele Europas”, Der Spiegel, Nr.14 vom 4.4.2011, S.73.-75, hier S.74.(27)“Die Deutschen neigen zurÄngstlichkeit, Altkanzler Helmut Schmidt über Atompolitik, die Grünen und denTod”, Focus, Nr.14 vom 11.04.2011, S.34-36, hier S.35.(28)同注(26)，S.73.(29)Frank Dohmen/Dietmar Hawranke et al., “Wie kann der deutsche Totalausstieg aus der Atomkraft gelingen?”, S.67.(30)Ethik-Kommission Sichere Energieversorgung: Deutschlands Energiewende —Ein Gemeinscha ftswerk für die Zukunft, S.28.(31)同上，S.28-36.(32)Frank Dohmen/Peter Müller et al., “Wie die Regierung aus der Kernkraft aussteigen will”, Der Spiegel, Nr.19.vom 9.5.2011, S.74-75, hier S.75.

第五篇：浅谈中国与朝鲜、伊朗核危机

浅谈中国与朝鲜、伊朗核危机

学院：经济学院

班级：经济0903 姓名：马芯蕾

学号：20091385

核，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而又不陌生的词的词。说它陌生，是因为就现在而言，我们作为一名学生，无法从理论或更深层次去理解和解释它，我们对于它的认识只限于感性。说他不陌生，是因为初于对于它的甚多感性，如媒体报道等，让我们对他充满好奇，而总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核竟能影响中国甚至世界?我在这也只能说是“浅谈”而已。

核，可以看成是一种新能源（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指刚开始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的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等），即核能。核能是通过转化其质量从原子核释放的能量，符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方程E=mc^2;，其中E=能量，m=质量，c=光速常量。核能的释放主要有三种形式：（1）裂变能，重元素（如铀、钚等）的原子核发生分裂时释放出来的能量；（2）聚变能，由轻元素（氘和氚）原子核发生聚合反应时释放出来的能量；（3）原子核衰变时发出的放射能。核能涉及到核燃料循环、核能的军事应用及和平应用等。

核能利用有利有弊。核能源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被利用在多个领域，如核发电，军事，食品生产、制药等。它对于解决当今世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枯竭问题，由能源引发的战争有着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核被更多的国家运用于军事领域。核武器应运而生。它是利用能自持进行核聚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核武器爆炸时释放的能量，比只装化学炸药的常规武器要大得多。而且核反应过程非常迅速，微妙级的时间内即可完成。因此，在核武器爆炸周围不大的范围内形成极高的温度，加热并压缩周围空气使之急速膨胀，产生高压冲击波。地面和空中核爆炸，还会在周围空气中形成火球，发出很强的光辐射。核反应还产生各种射线和放射性物质碎片；向外辐射的强脉冲射线与周围物质相互作用，造成电流的增长和消失过程，其结果又产生电磁脉冲。这些不同于化学炸药爆炸的特征，使核武器具备特有的强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和核电磁脉冲等杀伤破坏作用。核武器的出现，对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当核被不正确的利用于军事或被某些国家以不正但理由进行研究时，核危机产生了。

中国历史上的五次核危机如下： 第一次：1950-1953年朝鲜危机

1950年10月25日，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军节节败退，“联合国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为挽救败局，亲自建议杜鲁门总统动用原子弹，企图遏制中朝军队的进攻。杜鲁门于7月1日下令秘密在关东地区部署原子弹部件，后因顾忌苏联的力量，杜鲁门拒绝了麦克阿瑟的请求。

第二次：1955年金门马祖危机

1955年1月18日，我军解放一江山岛，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逃，美国认为中共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担心美国可能会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对此，美国采取了两手策略，首先向中国发出核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又试图说服蒋介石主动撤出金门、马祖而固守台湾。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了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局势。”这个声明给缓和台海局势带来了转机。4月26日，杜勒斯表示将与北京 就停火举行会谈，至5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台湾海峡恢复平静。

第三次：1958年炮击金门危机

1958年8月23日晚6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大小金门等岛屿，岛上国民党三位副司令当即被炸死。此时，美国又一位次举起了“核大棒”。决定向台湾提供导弹、登陆艇，准备承担台湾空防，并作好打击中国大陆目标的准备，由驻关岛的战略空军B-47轰炸机负责投弹。1958年9月4日，美国务卿杜勒斯又一次力促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面对威胁，中国不吃这一套，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美国侵略者的这一套，只能去征服那些时刻准备向美国原子弹、氢弹投降的机会主义者。”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犹豫不决，态度先硬后软，借口会招致苏联的报复，称“对任何地区问题都不想使用核武器”，转而反对使用核武器。

这次危机得以化解的最重要的原因，是9月底10月初毛泽东和中央意识到美国迫蒋介石放弃金马的意图是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于是重新考虑了立即解决金马问题的利弊得失，做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决策。以后金门炮击打打停停，或暂停炮击一周，或暂停炮击两周，或逢双日不炮击，步降温，至10月25日，历时64天的金门炮战终于告一段落。

第四次：1963年欲对中国核设施的“绝育手术”

中国于1955年初决心研制原子弹，而冷战时期一贯敌视中国的美国一直密切注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 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由美国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由蒋军实施空中轰炸，或实施秘密的地面袭击，或空投特种兵破坏。在制定的美苏联手行动计划中，据透露，就有这样一种建议： 一架美国轰炸机和一架苏联轰炸机，一起飞到罗布泊上空各自投下一枚炸弹，其中一枚是核弹。

随着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高速向前推进。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位于塔高103米处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

第五次：1969年中国面临“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并由苏方挑起的一个冲撞点。由于苏方损失较多，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劝和”作用。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势开始缓和。

当今世界上备受关注的核危机主要是朝鲜核危机和伊朗核危机。

朝鲜核危机：

朝鲜核危机，是指朝鲜半岛因为朝鲜恢复核项目而引发的紧张局势。朝鲜于197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随后于1985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2年签订《保障监督协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并多次接受其核查。由于朝鲜认为美韩的补偿措施未能到位。2006年10月9日悍然进行了核试验。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出现了危机，延续至今日。

中国在朝鲜核危机方面采取比较主动积极的态度，积极召开六方会谈，在第二阶段会谈取得显著成果，与会各方一致通过《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其 中在该声明第一条中，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在第二天，朝鲜外务省又发表声明：在朝鲜重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前，美国应该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而美方表示：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履行安全保障措施协定前，任何国家都不能与其开展轻水反应堆等核合作。

我认为，作为大国，中国不仅要在国际舞台上尽到责任，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认清并保护本身的核心国家利益。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尽大国责任和保护核心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几乎是这个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利益。现在，危机已经酿成，中国是否能够改变以往的被动立场，掌握主动权来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这既是对中国能否捍卫核心国家利益的考验，更是中国能否尽到大国责任的考验。

伊朗核危机：

20世纪50年代，伊朗开始了核能源开发活动，并在当时得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1980年美伊断交后，美国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对其采取“遏制”政策。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多次就伊朗核问题作出决议，2010年6月，安理会通过“史上最严厉”制裁伊朗方案。这就是伊朗核问题。

中国支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中国希望有关各方加大外交努力，维持和推进对话与谈判进程，寻求全面、持久、妥善解决伊核问题的办法。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参与有关外交努力，为推动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核危机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归根到底是国际竞争和维护本国利益的产物。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尽力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军事保证是不会可缺少的，在核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核武器的研制成了各国最好的选择。尽管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都见识了核威力并吸取了教训，进而制定了相关条约，阻止核扩散，维护世界和平。但是，初于国家利益，各国研制核武器是不能从后根本上杜绝的。这一点是我们不难看出的，其中还不乏一些潜在的原因。

似乎，美国和西欧国家更关心防止核扩散的问题。实际上，防止核扩散的关键恰恰在美国。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当时超强的实力缺乏制约，军事上是想打谁就打谁，多次威胁要对一些不听话的中小国家使用核武器，这就让很多国家深切感觉到不安全。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人们看清了，伊拉克之所以亡国，并不是因为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恰恰是因为它没有！所以当时很多国家开始不惜代价研发核技术以求自保。这个祸乱的根子是美国人种下来的，也只有他能消除。

除了这些主权国家之外，现在参与核扩散的还有很多恐怖组织，比如基地组织的网站上曾经刊登过一份长达80页的核武器制造手册。现在即便是普通人也有可能利用一些放射性的材料制造我们俗话所说的“脏弹”，就是靠制造放射性污染达到恐怖主义的目的。恐怖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双重标准。所以说要彻底解决核扩散的问题，美国必须真正反思和改变它的对外政策，没有这一点，其他权宜之计最终都是无效的。我认为，现在提出一些对策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也只是个人观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扩大，中国面对无论国内或国际核危机，都应充分发挥其大国效应，妥善处理国内和国外的核危机问题。

在国内，核能源是要不断开发和利用的。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与研究要严格遵守国际条款。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最高目的。

在国际，自朝鲜、伊朗核问题演变为核危机至今,中国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外交大使,政府官员都善于在中朝、中伊之间、国际组织,对外交往,跨国活动等不同的场合开展外交斡旋,在大国利益交织中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中国在核危机中采取斡旋战略原因是极为复杂的。首先是缘于国际大背景,冷战后国际局势整体趋缓,世界文明的共存共荣,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担负大国应有的责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胡锦涛表明了中国在反对核扩散、推进核裁军上的5点主张：第一，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积极推进核裁军进程；第二，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切实减少核武器威胁；第三，巩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防止核武器扩散；第四，充分尊重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第五，大力加强核安全，切实减少核风险。

应该说中国的五点主张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核问题之所以会演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安全危机，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抱着核大棒不舍得撒手，动不动就威胁要对别人使用核武器，要把自己的绝对安全建立在别人都不安全的基础上，所以中国首先提出要积极推进核裁军，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这个针对性是非常强的。

同时，中国的主张又是一个非常均衡的主张，我们不仅强调核裁军的重要性，也强调要防止核武器扩散。另外，我们还专门指出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这就照顾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然，更要各国共同努力，一起真诚合作。

如果这五点主张得以实现，核技术就不会变成传说中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威胁人类的生存；健康发展的核技术将成为人类度过能源危机、开拓发展新路的“诺亚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