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企业应在丰田召回事件中吸取经验
在丰田召回事件中,中国的企业应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作者:田同生
终于,丰田汽车在“做大做强”的结果导向下取代了通用汽车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尚不知,这个“结果”绝对不是“快乐果”,而是一枚枚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苦果”。迫不得已,丰田汽车于2010年初接二连三地召回有问题汽车。与此同时,自从丰田宣布在美国市场开始召回后,10个工作日其股价已经下跌了20%多,为其生产变速器、空调、内装饰等部件的相关公司股价也同时出现跳水。
不知始于何时,一种所谓“结果导向”的大忽悠开始在中国的企业中蔓延,有人还歇斯底里地嚷嚷着“请给我结果”。这种忽悠还真有市场,我曾经在一家企业就看到“结果导向”被提炼为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白纸黑字被写入公司的员工手册之中。
这里我们要问一句,什么是企业的“结果”?有人说,做大做强就是企业的结果。其实做大做强并不是企业的结果。已故的管理大师德鲁克说得好:“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客户”,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创造并实现客户价值才是做企业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做大做强”。更何况,做企业追求的是基业长青,它如同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水超级马拉松”(世界上难度最大的马拉松,距离长达217公里,路面的落差从海拔86米直到2548米,气温从零上50多度到零下1度,需要20多小时才能完成),而不是刘翔所做的110米跨栏。
再说了,企业经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本无法把复杂的过程变为一个简单的“结果”。例如,一般而言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流程大约接近300多个。而每一个具体的流程又会涉及到企业内部多个部门以及核心岗位,同时还涉及到外部数以百计的众多合作伙伴以及材料设备供应商。一个大型的房地产项目从拿地开始直到验收交房其中大约需要跨越一两年的时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所致,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设计、工程以及客户变更。对于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什么样的超人能够发明出一个所谓的“结果导向”来指导开发全过程呢?我相信,这个超人至今还没有出生,如果有的话,那就只能是上帝。
记得我在2001年开始接触中海地产的时候,听到董事长孙文杰说过“过程精品”这个概念,我认为这概括得非常好。它指的是在整个设计规划、施工建设、销售交房、物业服务等所有过程中,把“精品意识”落实到过程控制之中,依靠每一个方案的高品质,每一道工序的高品质、每一个工艺的高品质,每一位员工岗位工作的高品质,以及每一个合作伙伴高品质的合作,才能够使得房地产开发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精益求精,每一个过程都力求完美,从而才能超越购房者的期望,实现提升客户价值的目标。为此,中海地产建立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建立了质量委员会、工程部、地盘三级质量监控体系,对工程管理的全过程进行严密的监控,成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够自己从项目前期——施工组织设计开始,到材料采购、质量交底、工序检查、检验试验、成品保护、竣工验收等工作均在地盘管理人员的严格控制下展开并有效运行的公司。
有了好的“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而作为流程性属性的房地产开发而言,价值链上的所有参与者,包括公司内部员工以及公司外部合作伙伴都只是过程的参与者,谁都不能对价值链的结果说了算,说了算数的“唯有客户”。
其实,对于“过程控制”的真正思想来源于为世界质量管理作出卓越贡献的戴明博士,其主要观点“十四要点”(Deming´s 14 Points)成为过程管理控制的重要理论基础。
1.创造产品与服务改善的恒久目的:最高管理层必须从短期目标的迷途中归返,回到长远建设的正确方向。也就是把改进产品和服务作为恒久的目的,坚持经营,这需要在所有领域加以改革和创新。
2.采纳新的哲学:绝对不容忍粗劣的原料,不良的操作,有瑕疵的产品和松散的服务。
3.停止依靠大批量的检验来达到质量标准:检验其实是等于准备有次品,检验出来已经是太迟,且成本高而效益低。正确的做法,是改良生产过程。
4.废除“价低者得”的做法:价格本身并无意义,只是相对于质量才有意义。因此,只有管理当局重新界定原则,采购工作才会改变。公司一定要与供应商建立长远的关系,并减少供应商的数目。采购部门必须采用统计工具来判断供应商及其产品的质量。
5.不断地以及永不间断地改进生产及服务系统:在每一活动中,必须降低浪费和提高质量,无论是采购、运输、工程、方法、维修、销售、分销、会计、人事、客户服务及生产制造。
6.建立现代的岗位培训方法:培训必须是有计划的,且必须是建立于可接受的工作标准上。必须使用统计方法来衡量培训工作是否奏效。
7.建立现代的督导方法:督导人员必须要让高层管理者知道需要改善的地方。当知道之后,管理当局必须采取行动。
8.驱走恐惧心理:所有同事必须有胆量去发问,提出问题,表达意见。
9.打破部门之间的围墙:每一部门都不应只顾独善其身,而需要发挥团队精神。跨部门的质量圈活动有助于改善设计,服务,质量及成本。
10.取消对员工发出计量化的目标:激发员工提高生产率的指标、口号、图像、海报都必须废除。很多配合的改变往往是在一般员工控制范围之外,因此这些宣传品只会导致反感。虽然无须为员工订下可计量的目标,但公司本身却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永不间歇地改进。
11.取消工作标准及数量化的定额:定额把焦点放在数量,而非质量。计件工作制更不好,因为它鼓励制造次品。
12.消除妨碍基层员工工作畅顺的因素:任何导致员工失去工作尊严的因素必须消除,包括不明何为好的工作表现。
13.建立严谨的教育及培训计划:由于质量和生产力的改善会导致部分工作岗位数目的改变,因此所有员工都要不断接受训练及再培训。一切训练都应包括基本统计技巧的运用。
14.创造一个每天都推动以上13项的高层管理结构。
2009年12月17日,在这样一个多雪的冬天里一年一度的美国质量奖依旧在华盛顿由总统和商务部长共同颁布。有5家组织获此殊荣,它们分别是:霍尼韦尔(制造业)、MidwayUSA(小型企业)、AtlantiCare(保健业)、健康心脏地带(保健业)、弗吉尼亚州合作研究项目协调药剂的临床研究中心(非营利)。他们是历时一年的时间,从70多家候选企业中角逐出来的。
在美国国家质量奖的体系中,“过程控制”在1000分的总分中占了85分的权重,其余的分数为:领导力120分;战略规划85分;以客户和市场为中心85分;测量、分析与知识管理90分;人力资源85分。最后的450分属于结果分。不过美国国家质量奖所指的结果,不同于在中国企业界弥漫的所谓“做大做强”。而是指主要业务领域的业绩和改进,其中包括客户满意度,金融和市场的业绩,人力资源,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业绩,经营业绩,治理和社会责任,以及和竞争对手的比较。
在华盛顿的颁奖发布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通往伟大的美国之路上,奋斗着这些努力变革和追求完美的人民,今天授予的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就是这种精神的例证。每年的获奖组织显示了质量,创新和追求卓越对于加强民族竞争力及全体美国人民的灿烂光明的未来是多么的重要。”
商务部长骆家辉说:“我们热烈祝贺5家杰出的组织被授予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这这一崇高的荣誉,它激励其他组织更加努力进取,更加聚焦于客户,更加聚焦于过程,更加财务健康。他们提高了创新变革和组织卓越标杆学习的标杆值,并必将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经济和生活质量。”
无论是奥巴马也好,还是骆家辉也好,在颁奖会上都没有谈到所谓的“做大做强”的“结果导向”。
让我们共同铭记“创造客户价值”才是做企业的本源。
第二篇:丰田召回事件
丰田召回事件
由于油门踏板和脚垫的原因,丰田在美国召回109万辆汽车,国内将召回大约7.5万辆RAV4,在欧洲约200万辆汽车也在召回的考虑过程中。两周内,丰田召回已超346万辆,这将是丰田二十年来遇到的最大一次信任危机!
丰田召回事件,我认为其产品产生问题原因有:
1、内部来说零件通用化战略、捆绑式管理模式有关。由于丰田将其零件生产交由其他企业,这导致其质量得不到保证。丰田过于注重其产品在全世界的占有率,产量的快速增加忽视了其质量的保证。管理不到位,各个环节达不到生产标准。
2、韩国汽车的价格优势促使日系车尤其是丰田汽车一直在力求削减成本。快速海外扩张的结果就是在海外建厂,而且大量零部件在当地采购。这是质量难以保证的最直接原因。
3、在应对这次危机时,开始阶段丰田不够重视这一危机。没有及时处理,使得其品牌形象极具下降,丰田数十年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的高质量,低消耗变成了偷工减料,不合格产品。
4、从大环境背景来看,此次事件发生正逢世界性金融危机。美国汽车业面临巨大困难,销售量大幅下降。丰田的低耗能性能使其赢得了大量消费者的爱戴。此次缺陷事件被美国大加宣传,也是为了保护其本国企业,降低丰田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
丰田召回事件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一、掌握好产业扶持和市场开放“度”
从丰田召回事件中我们看到,丰田章男作为日本最大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第一个动作是宣誓表示绝对不会说谎,假如说谎将不惜接受美国法律的惩罚。是什么力量迫使他如此“屈尊”?
是美国的进口能力,是由于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
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发布的数据看,该公司无疑成为丰田召回事件最直接的受益者。今年1月份,福特轻型汽车在美国市场销量同比攀升24%,2月份增长43%,3月份上升39.8%,位居各大汽车制造商之首,远超市场平均增幅。而这一业绩的背后,与美国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
二、完善召回制度,提高车企召回主动性
丰田公司这次大规模的召回,损失是个天文数字,但丰田还是在“主动召回”、“指令召回”、“隐匿召回”和“拒不召回”的诸多选项中,果断选择了“主动召回”和“主动申报”。一系列的召回措施,也招回了美国消费者对丰田车辆的信心和对丰田品牌的信任。据丰田美国公司最新公布的数据,该公司3月份在美国市场共实现销售18.69万辆,同比增长35.3%。
三、把握好产业扩张的心态和时机
丰田作为全球最先进的汽车公司都会出“召回门”这样的质量疏忽,其教训不可谓不惨痛。其实,丰田在刚进入美国时就遇到过挫折,主要是因为对美国的市场需求不熟悉,车对美国的道路不适应,后来通过详细调研,有针对性地改进了产品才获得成功。我们的汽车产业正处于迅速扩张期,丰田的教训对我们弥足珍贵。我国的车企在扩张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心态,把握好时机,衡量自身的能力。目前,有些国内车企急于走出国门,盲目扩张,产品在国内市场还没有获得认可,就寻求海外的突破。其结果,很可能是毁了自己也毁了整个中国汽车业的信誉。
四、提高国产车电子化安全程度
这次丰田“召回门”事件主要是由于踏板问题引起的。针对这个问题,丰田宣布“2010年底前刹车优先系统(BOS)将成为所有国产丰田车的标准配置。”据专家介绍,车辆安装BOS系统后,安全性将大幅提高。丰田这一举动得到了同行的响应,美国通用随后表示,也要在所有新车上安装BOS系统,但目前还未见国内汽车企业有任何动作,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丰田的质量管理体制发展到和其海外扩张相适应的程度
1)调整生产节奏是丰田脱身的关键
风险至上型的丰田应该尽快从个案中脱身,研究一下调整生产节奏,减少新工人使用,特别是减少平台的可能性;利益至上型的大众也应该从DSG事件中吸取教训,重新调整新车型上市的时间,将技术运用变为技术储备,给市场、给消费者、更给配套商以适应和喘息的机会
2)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投资 并注重产品价值与质量
丰田对中国市场输出的车型远不如美国市场来得多和及时,Lexus与经销商矛盾造成的销售限制又让丰田痛失机遇,我们期望丰田章男能尽快带领公司重回正确的轨道,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并注重产品价值与质量,减少投机和非常手段的使用,那样的丰田,才是值得信赖的
3)解决召回危机 必须采取响应措施及态度
消极事态积极处理,负面影响正面补救,在公关危机中寻找公关机遇,用质量的瑕疵衬托性能的亮点,将消费者对产品局部问题的认知变成对产品整体的认知,将消费者对产品局部的疑虑转变成对产品整体的信任感。把握了以上原则,丰田中国就会化危机为无形
4)追求利润与效益同时也要注重质量管理
当思路出现问题的时候,通常计划就会偏离原来的轨道。作为此次油门踏板的供应商,CTS与丰田一起参与了产品的设计、生产和测试,质量管理也是按照丰田的标准进行的。也就是说,产品若出现问题,那么丰田的质量标准就是召回事件的根源所在
5)解决供应配套商在配套上的问题
现在,利润与市场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丰田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继而在市场逐渐恢复的时候解决问题,从而让丰田的精益精神重新占据丰田的主导地位
6)高速增长丰田需冷静考虑未来的成长
丰田在世界第一的宝座上屁股还没坐稳、龙椅还未污热就遭遇最严重的市场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对丰田不是一个坏事,反而可以促使高速增长的丰田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下未来的成长。把握好速度和质量。
第三篇:丰田召回事件
丰田召回事件
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
此次召回的车辆包括了丰田在中国市场的所有主力车型。丰田宣称,大规模召回的原因是同一供应商供应给两家企业的零部件出现缺陷,广汽丰田和天津一汽丰田承诺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电动车窗主控开关缺陷零部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在中国,召回产品一般会得到各界包括消费者的赞赏,而且中国消费者为了能够被召回还曾经奋斗过多时,三菱就倒在“不召回”上。然而,出乎丰田意料的是,貌似负责任的召回行动反而迎来各种猜疑和抨击。
部分消费者怀疑丰田公司召回的原因。他们认为成本敏感的丰田不会为了这样一个很小很鸡肋的原因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召回,应当是产品本身出了更大更严重的问题。简而言之,消费者的知情权被忽略了。
众多汽车产业专家则开始怀疑丰田的质量神话是否依旧坚挺。有关人士指出,丰田连续大规模召回与它的零件通用化战略、捆绑式管理模式有关。更有专家指出,丰田质量的下降,与其产量快速膨胀忽视科学管理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丰田这几年连续召回已经大大触动全球消费者的神经,尤其当丰田汽车引以为傲的雷克萨斯也发生召回时,有关丰田汽车质量的神话广遭质疑。在一系列对外解释中,丰田汽车竭力否认质量问题与其成本之间的关系,其相关高管在一次道歉之后,不得不进行下一次道歉。2009年前10个月,丰田已在全球召回了9次,涉及车辆达到625万余辆。
自2004年7月至2009年8月,丰田在中国共有24次召回,涉及车辆近120万辆。而同期丰田在中国市场售出的汽车也不过是130多万辆,也就是说,丰田在中国平均每卖出10辆汽车,就有9辆存在隐患需要召回。如此频繁地大批量召回,让丰田质量大打折扣。在一项“你是否还会购买丰田汽车”的网上调查中,共有1万多名网友参与,其中有73%的网友表示不会购买。
丰田自己也承认质量有问题。丰田社长丰田章男近日提出“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丰田宣布放弃夺取全球15%市场份额的目标,从而退出全球销量第一的争夺战。
丰田宣布从2010年2月28日开始在华召回天津工厂生产的城市多功能车RAV4,总数为75552辆,均为2009年3月19日至2010年1月25日期间生产。丰田中国透露,经查,卡罗拉、凯美瑞和汉兰达等其他三个车型均无须召回。
天津一汽丰田在提交给质检总局的召回报告中披露,此次召回的原因与美国情况相同,车辆由于油门踏板的踏板臂和摩擦杆的滑动面经过长时间使用,在低温的条件下使用暖风(A/C除外)时,在滑动面发生结露,使摩擦增大,使用油门踏板时有阻滞,可能影响车辆的加减速。极端情况下,油门踏板松开时会发生卡滞,车辆不能及时减速,影响行车安全。
目前,一汽丰田已停止对未消除缺陷的RAV4车辆的销售,并承诺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维修。在召回维修实施之前,为避免缺陷引致的危险,建议车主采取如下预防措施:在踩踏加速踏板有阻滞感或松开加速踏板回位缓慢时,刹车并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地带,然后联系一汽丰田销售店帮助。
丰田召回事件制度启示
近日,丰田汽车公司因油门踏板踩放不顺的潜在问题,决定扩大在美国市场上召回范围,使在北美的丰田汽车召回数量上升到590万辆。丰田公司也将召回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丰田进口车4万辆和国产车7.5万辆。同时,也在考虑召回欧洲市场上近200万辆丰田汽车。这样,卷入“踏板门”而召回的丰田汽车数量将达800万辆之巨,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汽车产品缺陷召回事件。
这样大规模的召回,成本就是天文数字,正值丰田攀上全球产销第一的至尊地位却遭遇消化不良之时,对丰田的打击可谓雪上加霜。但丰田还是在“主动召回”、“指令召回”、“隐匿召回”和“拒不召回”的诸多选项中,果断选择了“主动召回”和“主动申报”。这看似费解,实则来源于法律制度压力。
中国汽车消费者大概不会忘记,2002年5月,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决定召回200万辆存在点火器隐患的汽车,但令中国消费者沮丧的是,召回并不包括中国市场。令中国消费者受歧视的主因是中国当时并没有制订汽车召回的有关法律。而据信,中国推出汽车召回制度的阻力正源自国内的汽车厂商而非外国汽车公司。国内汽车厂商认为,召回制度会一棍子打死中国汽车产业。
这种未经证实的担忧,使中华民族汽车免去了“召回成本”之重。但多年下来,中国品牌汽车非但没有“强”起来,反而纷纷伏倒在有“召回成本”之累的外国品牌车之下。所以,真正夺命的不是召回制度,而是没有召回制度。
美国的汽车召回制度历史悠久,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美国甚至制订《大气清洁法》,把不符合环保条件的汽车也纳入召回范围。真正让美国召回制度运转起来,依托的是基础法律制度,其中就有产品侵权责任法。美国曾有个著名判例,加州居民拉蒙·罗莫夫妇一家驾驶福特车出车祸导致三死三伤,后查明事故主因就是福特汽车产品质量问题,由于初审法庭查明福特早已知悉此类隐患而未召回,就痛下杀手,在作出500万美元伤亡赔偿的基础下,判令福特2.9亿美元的天价惩罚性赔偿。
依据“风险核算”法,如果投放于市场的有缺陷产品可能产生的产品责任的总量远小于召回成本,车企就会坐视消费者有可能车毁人亡的悲剧发生,会以“大不了赔点钱”的想法蒙混过关。所以,产品侵权责任法不配套,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责任跟不上,召回就不能成为自愿之举。日本的召回制度中引入了刑事责任,对拒不召回或隐匿召回的,除对法人处以上亿日元的罚金外,对个人课以刑期一年以下的监禁。
我国于2004年才开始在小范围汽车种类上施行召回制度,到2009年才基本扩大到所有机动车上。由于侵权责任法以及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不完善,中国车企在“主动召回”的态度上还得向外国品牌学习。市场营销人士发现,召回并没有根本性摧毁品牌力量,反而是在“所有产品都不可能是十完十美”的假定下,那种勇于自改,敢于向生命负责的行为,最终会赢得市场高度支持。
第四篇:丰田召回事件始末
丰田召回事件始末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一系列召回行动给公司经营和品牌造成重大损失,而事件隐患多年前就已埋下。以下是2000年以来丰田召回事宜相关脉络。
2000年,丰田实施“打造21世纪成本竞争力”战略,计划把180个核心零部件的成本削减30%,2005年前节省成本100亿美元。
2004年,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协助下,丰田把有关汽车突然加速的调查范围局限于瞬间加速案例上,排除突然加速超过数秒或司机有踩刹车动作案例。
2006年,随着全球范围召回案例猛增,时任丰田公司总裁渡边捷昭为“质量小故障”道歉。
2007年3月,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启动对丰田汽车油门踏板嵌顿问题的调查。同年9月,丰田召回5.5万个脚垫。
2007年下半年,美国州农场保险公司通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称丰田汽车相关的事故“显著增加”。
2007年12月,丰田在美国销量超越福特汽车,仅次于通用汽车。2008年,丰田超越通用汽车,成为全球汽车业“老大”。2009年6月,丰田章男取代渡边捷昭,出任公司总裁。11月26日,丰田在美国召回420万脚垫有问题的汽车。
12月15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官员前往日本,敦促丰田迅速采取行动。2010年1月16日,丰田通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美国零部件供应商CTS集团生产的油门踏板存在缺陷。
1月21日,丰田宣布召回美国市场8款230万汽车。
1月25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通知丰田,后者有法律义务暂停销售召回车型。第二天,丰田宣布暂停销售8款车型。
1月27日,应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要求,丰田进一步召回110万辆脚垫缺陷汽车。
1月29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启动对CTS所产油门踏板的调查。2月2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开始调查丰田电子油控系统。
2月3日,美国运输部长雷·拉胡德呼吁丰田车主“停驾”,稍后收回这句话。丰田称,正在调查2010年款普锐斯相关投诉。
2月4日,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开始调查针对普锐斯刹车问题的100多起投诉。2月5日,“雪藏”近两周后,丰田章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质量监理小组。
2月9日,丰田宣布召回近50万辆普锐斯及雷克萨斯混合动力车。2月10日,丰田开始修补普锐斯的制动系统。
第五篇:丰田召回事件
案例介绍
2006年4月,因为一汽丰田工厂的空气湿度与日本有很大不同,上市仅两个月的一汽丰田锐志轿车普遍出现发动机油底壳机油渗 透现象。同年6月,丰田对故障车辆免费检修,并将其保修期延长 一倍,以此来安抚愤怒的锐志车主。
2008年12月,丰田因电动转向系统(EPS)存在缺陷可能导致转 向控制失灵,召回了12万辆汽车,包括2004年至2006年期间生 产的锐志、皇冠轿车。
2008年10月,因手动变速器存在安全隐患,丰田召回8万辆车。
2009年4月,广汽丰田因刹车系统缺陷召回26万辆凯美瑞。
天津一汽丰田在提交给质检总局的召回报告中披露,召回的原因与美国情况相同,车辆由于油门踏板的踏板臂和摩擦杆的滑动面经过长时间使用,在低温的条件下使用暖风(A/C除外)时,在滑动面发生结露,使摩擦增大,使用油门踏板时有阻滞,可能影响车辆的加减速。极端情况下,油门踏板松开时会发生卡滞,车辆不能及时减速,影响行车安全。
丰田自己也承认质量有问题。丰田社长丰田章男近日提出“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丰田宣布放弃夺取全球15%市场份额地目标,从而退出全球销量第一的争夺战。案例背景
丰田汽车公司(トヨタ自动车株式会社,Toyota Motor Corporation;)是一家总部设在日本爱知县丰田市和东京都文京区的汽车工业制造公司,隶属于日本三井财阀。丰田汽车公司自2008始逐渐取代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全世界排行第一位的汽车生产厂商。其旗下品牌主要包括凌志、丰田等系列高中低端车型等。
自2004年7月至2009年8月,丰田在中国共有24次召回,涉及车辆近120万辆。而同期丰田在中国市场售出的汽车也不过是130多万辆,也就是说,丰田在中国平均每卖出10辆汽车,就有9辆存在隐患需要召回。如此频繁地大批量召回,让丰田质量大打折扣。在一项“你是否还会购买丰田汽车”的网上调查中,共有1万多名网友参与,其中有73%的网友表示不会购买。丰田汽车销量亦逐年下降。
讨论与分析
从2007年9月至2月9日,丰田公司因质量缘故共从全球召回 1170.6534万台汽车。据分析,此次召回事件约使丰田公司损失 75亿美元。对于此次事件,法国主流媒体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压缩 成本。然而,丰田公司没有明确回应。
一、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与成本控制的关系研究
一般而言,汽车钢材总消耗约占全部原材料的70%。考虑到近几 年钢材价格的实际变化,本文用“单位成本增长率-钢材价格增长 率”来反映“成本压缩程度”。当该差值<0时,说明企业在压缩 成本,差值越小,表面压缩程度越大;当该差值>0或=0时。说 明企业未压缩成本。
表1中“钢材价格”是用我国数据来替代丰田公司钢材原料价格,考虑钢材属于垄断行业,其价格受区域影响不大,且仅用以进行 相关性分析,故本文认为这种替换误差是可接受的。运用 SPSS17.0对2007-2008财年“成本压缩程度”与“汽车召回数量 ”进行向关性分析,得二者相关系数是-1.000(见表2),这说明 了丰田公司此次大规模汽车召回主要是因为过度的成本压缩。然 而,对2007-2009财年“成本压缩程度”与“汽车召回数量”进 行向关性分析,发现二者不具有相关性,如表二所示。
上述不一致不仅说明了丰田公司召回事件的主要原因 是其过度压低成本,而且也说明了这种过度压低行为很快就给公 司带来巨大损失。需要解释的是,表1中的“总成本”是丰田公司 每财年全部费用,包括已售产品成本、融资业务成本、销售费用、总务费用、管理费用等。既然总成本包含全部成本费用,那么 自然也包含为每财年召回汽车修复赔偿等费用。由表1可知,丰田 公司在2009财年共召回815.9084万台汽车。如此多的问题汽车,别的暂不说,单单修复就是一笔巨大费用,故而2009财年丰田汽 车的单位成本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其主要原材料钢材价格增长率,这就造成丰田公司2009财年汽车成本压缩程度减少的假相。这种 情形在丰田汽车历史上是出现过的。从表1可知,2004财年丰田 成本巨大压缩程度,换来了2005财年于9月7日、10月19日和12 月9日三次汽车召回,共计224.8351万台。
二、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引起的成本控制反思
要保证产品质量,产品单位成本必然存在底线,即产品质量合格时的最低单位成本,可简称为“合格成本”。在实际环境中,产品合格成本是非常难以控制的,故而,企业通常会借助最佳质量成本模式(见图1)促使产品质量和成本处于一个合适的水平。丰田公司就是忽视了此模式,一味压缩产品成本使得汽车合格率降低,虽然产品的生产成本、鉴定成本和预防成本有所降低,但事故成本却大大增加了,故才有大规模汽车召回及其巨大经济损失。
由图1知,企业若想有最大利润,惟有将合格率牢牢地控制在“最佳质量水平”这点上,这在实际环境中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实际中企业应该将产品合格率控制在一个区间上(如图2中的区间[B,C])。然而即便是一区间,企业同样也不易一直做到。因为当产品合格率到达区间上限C点时,成本最小化理念会迫使企业再将成本压向最佳质量水平这个危险点,这正如丰田前总裁渡边捷昭所言的“挤掉毛巾上的最后一滴水”。若企业技术管控水平高,当然也应该进一步缩小[B,C]区间,以实现总成本最小化。可是,又有多少企业生产者和管理者能完全清楚自己管控能力和水平呢?即便是以精益生产著称的丰田公司,也被成本至上理念逼到了危险的边缘,这正如丰田现任总裁丰田章男所言的“车子已经开到了悬崖边上”了。不过,笔者认为,一味压低成本,追求最低成本的丰田公司,不是现在才把车子开到悬崖边上,而是一直就行驶在成本质量的悬崖边上。只不过,此次距离悬崖边更近了,更感觉到了悬崖边的危险了。启示 启示之一
公关问题---危机管理
自1970年代以来,日本汽车业一向以高技术含量和高品质在全世界享有声誉,其品牌号召力这一最大财富目前正在因丰田“召回门”而遭受重创,如果处理不当,丰田甚至是整个日本汽车业有可能会就此失去优势。就这次丰田所面对的“召回”危机而言,其危机应对措施违背了危机管理中的六大基本原则:
1、事先预测(forecast)原则,因为丰田公司事前对此次“召回”危机的演变和发展预料不足,导致危机发生的时候事态迅速恶化;
2、迅速反应(fast)原则,即产品质量问题浮出水平之后反应迟缓,特别是公司高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面对而坐失危机之初的应对良机;
3、尊重事实(fact)原则,在普锐斯出现刹车失灵问题时,丰田的解释与现实距离很大,无法令人信服,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不可原谅的是犯错了
却不敢承认;
4、承担责任(face)原则,危机之初的丰田公司漠视消费者的安全考虑而一味推卸责任,在美国听证会和丰田章男来华道歉之前,消费者没有感受到丰田方面的诚意,使其历经数十年积累的信誉度一落千丈,几乎毁于一旦;
5、坦诚沟通(frank)原则,丰田公司在发现问题后企图隐瞒事实,态度前倨后恭,顾左右而言他,妄图通过狡辩以推卸责任,其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的缺失严重毒化了危机处理的氛围和环境,使得危机处理过程失控;
6、灵活变通(flexible)原则,正是由于丰田公司对这次危机处理的不当,而导致危机本身的升级和转化:从产品质量危机转变为品牌危机,从丰田公司的危机转变为殃及日本汽车业甚至整个日本制造业的信誉危机 启示之二
召回制度
近日,丰田汽车公司因油门踏板踩放不顺的潜在问题,决定扩大在美国市场上召回范围,使在北美的丰田汽车召回数量上升到590万辆。丰田公司也将召回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丰田进口车4万辆和国产车7.5万辆。同时,也在考虑召回欧洲市场上近200万辆丰田汽车。这样,卷入“踏板门”而召回的丰田汽车数量将达800万辆之巨,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汽车产品缺陷召回事件。这样大规模的召回,成本就是天文数字,正值丰田攀上全球产销第一的至尊地位却遭遇消化不良之时,对丰田的打击可谓雪上加霜。但丰田还是在“主动召回”、“指令召回”、“隐匿召回”和“拒不召回”的诸多选项中,果断选择了“主动召回”和“主动申报”。这看似费解,实则来源于法律制度压力。
中国汽车消费者大概不会忘记,2002年5月,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决定召回200万辆存在点火器隐患的汽车,但令中国消费者沮丧的是,召回并不包括中国市场。令中国消费者受歧视的主因是中国当时并没有制订汽车召回的有关法律。而据信,中国推出汽车召回制度的阻力正源自国内的汽车厂商而非外国汽车公司。国内汽车厂商认为,召回制度会一棍子打死中国汽车产业。
这种未经证实的担忧,使中华民族汽车免去了“召回成本”之重。但多年下来,中国品牌汽车非但没有“强”起来,反而纷纷伏倒在有“召回成本”之累的外国品牌车之下。所以,真正夺命的不是召回制度,而是没有召回制度。
美国的汽车召回制度历史悠久,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美国甚至制订《大气清洁法》,把不符合环保条件的汽车也纳入召回范围。真正让美国召回制度运转起来,依托的是基础法律制度,其中就有产品侵权责任法。美国曾有个著名判例,加州居民拉蒙·罗莫夫妇一家驾驶福特车出车祸导致三死三伤,后查明事故主因就是福特汽车产品质量问题,由于初审法庭查明福特早已知悉此类隐患而未召回,就痛下杀手,在作出500万美元伤亡赔偿的基础下,判令福特2.9亿美元的天价惩罚性赔偿。
依据“风险核算”法,如果投放于市场的有缺陷产品可能产生的产品责任的总量远小于召回成本,车企就会坐视消费者有可能车毁人亡的悲剧发生,会以“大不了赔点钱”的想法蒙混过关。所以,产品侵权责任法不配套,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责任跟不上,召回就不能成为自愿之举。日本的召回制度中引入了刑事责任,对拒不召回或隐匿召回的,除对法人处以上亿日元的罚金外,对个人课以刑期一年以下的监禁。
我国于2004年才开始在小范围汽车种类上施行召回制度,到2009年才基本扩大到所有机动车上。由于侵权责任法以及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不完善,中国车企在“主动召回”的态度上还得向外国品牌学习。市场营销人士发现,召回并没有根本性摧毁品牌力量,反而是在“所有产品都不可能是十完十美”的假定下,那种勇于自改,敢于向生命负责的行为,最终会赢得市场高度支持。
文献:http://baike.baidu.com/view/32316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