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经济深度调整是目前我国保增长的关键

经济深度调整是目前我国保增长的关键

一 目前我国经济稳定增长面临的严峻形势

我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状态2011年第一季度增速为9.7%，第二季度跌到9.5%，第三季度跌到9.2%，第四季度是8.9%，跌到了9%以下；2012年第一季度为8.1%，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不断加大 怎样实现稳定增长，尤其是把增长稳 定在7%这个底线以上，实现7.5% 的目标对此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希望能够救市，通过救市的方式把增长速度稳定在 以上即达到 ；另一种思路强调借这次机会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在深度调整中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我坚决反对救市，因为这次我们没有救市的能力救市需要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1.从货币政策来看到

2011年底，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85.7 万亿元，GDP 是 47.3万亿元，已经达到 190%还多，这个比例远远高于2007 年和 2008年的150% 左右，已经偏高根据研究，发达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与GDP比例达到100% 后开始回落，如美国这一比例现在是 51%.很明显，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 如果要动，只能调整一下存款准备金率而已，把 2011年的 21%调整到 19%左右，这种状况是微调，不是救市。

2.从财政政策来看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借债来刺激经济.使用财政政策有一个上限，就是借债的余额，其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当年GDP 的 60%。如果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现在使用财政政策的空间也不大。我国目前的借债余额有两种说法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地方债务为 10万亿元-11 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务为 4万亿元-5万亿元，加起来就是 16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 的 37%左右。但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现在各种债务加起来已经达到 28万亿元，相当于 GDP的70%。使用财政政策也没有救市的可能。

我国目前稳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对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怎样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目前应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二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的体制红利已经吃完，现有的体制很难保证再有7% 以上的增长速度。只有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才能产生新的内在性的增长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尽快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调整，重点是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1）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的三大组织，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平等的社会组织。我国没有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法，民间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讲还缺少法律平台，所以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组织按照目前的体制，政府一直在领导企业，这实际上就搞错了，应该是各司其职：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 毛泽东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 ；邓小平时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搞经济建设下一步政府要退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因为它已经不是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

（2）市场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机制。所谓市场就是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在企业的平等竞争中得以配置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主体，政府要参与资源配置，不能采取行政 的方式，而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我国资源配置有三项离不开政府：土地公共建设项目政府消费 如土地不能审批而必须拍卖，公共建设项目不能审批而必须招标，政府消费要进行市场采购土地公共建设项目和政府消费只有彻底走向市场配置，才能充分释放企业之间竞争的活力。

（3）政府必须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既然不是领导企业的主体，而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的主体，对企业就不能搞审批制，而要转向备案制 备案制就是政府主要公布准入条件，只要符合条件，任何企业都可以从事这种经营活动，在政府备案即可。

（4）政府的公共权力要受到一定约束。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力体系构成：人权体系产权体系和公权体系（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三者是相互制衡的，不能相互侵犯，如公共权力不能侵犯产权权力，不具有司法权力的政府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财产，就是司法机构如果没有立案也不能查封这样是要保护企业，保护企业的产权权力，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

（5）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既然是平等的社会组织，任何一方都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即企业可以告政府 最近调研的时候有人说：不告收拾我，告就更要收拾我了 这显然不行既然已经赋予企业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

（6）政府不能作为国有产权所有者的代表。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这种管理产权的政府机构和它管理的企业永远是政企不分；二是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就成为一些企业的后台老板（而有的企业没有后台老板），同时政府又是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在处理企业之间的关系时，就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在发达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财产权的都是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企业，而不属于政府。

（7）政府征税应以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税收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而应该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需要成本，应该收税，而收多少税，要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 要解决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一定要调整税收依据，否则企业很难再有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8）政府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赢利机构，所以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投资的是公共产品，赢利项目应该由企业来投资如修一条高速公路，不收费就是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投资建设；如果收费进行商业运作，就应该由企业来投资 界定政府和企业投资权限的标准，就是政府投资的是公共产品，商业运作要交给企业

2.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发展

民营经济是深化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 目前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上遇到两个障碍。

（1）理论障碍。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尤其是资本不创造价值 按照这个理论，民营经济就具有了剥削的性质，让资本拥有者分得那么多收入，他们就一定会考虑自己的未来，担心什么时候会动手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影响的就不是投资的问题，而是民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多富二代对接班没有兴趣，原因是创业的一代和第二代的诉求不一样，创业的一代因为穷只管干好解决生存问题，第二代早已解决了生存问题，害怕接班之后成 为剥削阶级，这需要解决的是平等民权民主的问题因此，理论上的改革迫在眉睫理论改革很难，能不能有震撼人心的调整很关键如果没有振奋人心的调整，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

（2）法律障碍。首先是宪法障碍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 济如何共同发展？不同所有制其发展的主体地位已经有所区别了既然宪法有差别，民法 刑法等也难以做到平等对待这个问题最近争论很大，有人提出是否可修改成我国实行混合经济 所有经济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种成分都有其劣势和优势，它们相互补充 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个提法比较好，哪一种经济成分为主体，有四个评价指标，即看其对经济增长 税收就业和技术创新的贡献按照这四个指标来评价，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主体地位。

3.解决二元经济问题

我国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经济一般来讲，二元经济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所以从增长的角度看，必须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 二元经济的解决需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以下三个一体化的统一。

（1）城乡价格形成机制一体化。即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致现在的情况是，一产生通货膨胀就认为是农产品涨价造成的，就打压农产品价格 其实，放开农产品价格 加大对穷人的消费补贴，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 而动辄打压农产品价格，农民难以依靠生产 销售农产品富裕起来 因此，城乡价格形成机制要一体化，而市场是形成商品价格的基础。

（2）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即农村人和城里人应该平等享受国家的民生支出民生就是三件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应该平等地享受 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只有就业机会，没有社会生存机会，因为不能享受城市的民生投资 最近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留守儿童，我国现在有6500万留守儿童，因隔代抚养身心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被父母带进城但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城市孩子上学的学校差异较大，会使孩子心理产生落差。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未来人生将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3）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现在城乡的产权制度不一样，如城里的人买了房子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子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耕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也就是说，农民的两部分财产（房子与耕地）都没有产权，没有产权就很难有财产性收益，所以很穷这背后的问题是土地制度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城里的土地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土地是小产权，国有土地才是大产权。为了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只好强拆迁强征地，结果引发了重要的社会矛盾，且这一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既不能怪地方政府，也不能怪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用暴力手段反拆迁反征地，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就是利益分配不合理资源和利益到底怎么配置与分配，确实需要认真研究。

三 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获得一种新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靠货币投放，而是靠增长方式的调整。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外需人口红利和投资，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三大元素，而目前这三大增长元素的力量已经弱化外需已经很难支持我国经济的增长，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并且劳动力价格还要高速上涨，同时，也不可能再靠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投资的背后一定是货币多投放，财政多借债，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已没有运作空间原来维持增长的这三大元素已经逐渐消失，需要寻找新的拉动增长的元素，这就是内需、技术创新和消费。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推动型，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转向以技术优势为特征，从投资拉动型转为消费支撑型。增长方式转变说起来容易，也容易形成共识，但是真正运作起来很难。

以技术创新为例，这是从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的关键，但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技术创新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实验室经济问题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 美国人讲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是物质基础，因为任何人离开这种实验室经济都不能把知识转化为技术实验室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态，近一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另一个是人才制度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人才制度是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 这种人才制度是以强调人的差别为核心的它强调人是四种差异的统一：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的差别，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收入方式的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 它是以差别为核心安排这种制度的，这种理念在我国实行难度比较大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为什么大部分走不出来，因为要走出来必须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问题，而是整个民族思维的创新，没有这种创新理念确实很难走出来。所以研究增长方式转变是中长期目标，短时期通过调整把速度维持在我们所要求的水平上是可以的，彻底的转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增长方式转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因为老百姓消费水平低的原因还是收入太低要重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这种调整背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四 调整经济结构

从短期看，两个产业的问题很大：房地产和服务业这两个产业必须调整，因为这两个产业在短期内调整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研究房地产业不能绝对化或政治化，调整房地产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房价回归理性；另一个是让房地产业继续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两个目标是统一的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多个阶层，房地产业的调整应该从一刀切走向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如计算房地产的价格收入比，收入是指一年几百万元几十万元还是几万元的收入？房价是指高档房还是普通房的价格？如果只讲平均价格和平均收入说明不了问题，而是要区别对待 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穷人没有住房的问题，即保障性住房的问题，但是保障房的价格不能统计在房地产价格里面，因为它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另外一个是普通房价的问题，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服务业调整起来见效比较快，对近期有意义服务业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消费性服务业，就是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主要表现为餐饮和商贸 ；第二类是商业性服务业，这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从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到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议中心培训机构等都属于商业性服务业；第三类是生产性服务业，即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的服务业，如有的企业为所有钢厂服务，或调整工艺流程以实现节能环保，或在钢水出口处加一种原料而成为一种新的产品等；第四类是精神性服务业，即为精神生活服务的服务业 精神服务也是一个宽泛的产业概念，娱乐、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四大类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很有意义，而且在短时期内会对增长有贡献因此，短时期的稳增长要加大对服务业的调整我曾经研究过，如对服务业减税1元钱，可以让它的产值增长6元钱。

从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主要是两个产业：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长期增长主要依靠这两个产业的调整我国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大国，不是现代制造业大国，现代制造业市场已经被美国和欧盟两大经济主体瓜分从增长角度来看，我国要从传统制造业转向现代制造业 如我国是飞机需求大国，现在空中客车公司年产量的20%，波音公司年产量的27%卖给了中国，如果我们能自己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有多大！同时，我国也是装备需求大国，石化设备的75%是进口的。我国制造业的调整一定要注意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而且现在是调整的最好时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七项：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因为这些产业既具有战略性又是新兴的，对经济增长将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新材料将影响到许多产业。欧洲实验室宣布发现了反物质材料，加拿大实验室2010年宣布发现超光速材料，两个英国人发现了超薄材料，这将影响许多产业的发展。最近全世界都在讨论第三次工业浪潮，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三者的融合会加速人类社会第三次工业化进程。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把握好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重点；从短期来看，则要调整好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如果能够把握好，在2012-2013年两年内能够对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实行最佳调整，让增长速度维持在7%以上，实现7.5%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2012年开始对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我国最少还可以有30年7%以上的较快增长。如果忽视了对经济的深度调整，经济出现较大问题可能会在2015-2017年。妥协也是现在处理经济问题的重要办法，可能在底线上也会妥协。如果对我国经济及时进行这三个方面的调整，我国经济还会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二篇：经济深度调整是目前我国保增长的关键

经济深度调整是目前我国保增长的关键

魏杰

2013-3-1 17:56:04 来源：《中国流通经济》(京)2012年9期

【作者简介】魏杰(1952-)，男，陕西省西安市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任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副会长、环境文化促进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国有经济改革问题、企业财产制度问题、非国有企业以及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经济之变局》、《中国企业文化创新》、《中国企业战略创新》、《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经济稳增长的唯一出路是进行深度调整。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尽快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关注民营经济发展，消除其理论上和法律上的障碍；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第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转向以技术优势为特征，从投资拉动型转为消费支撑型。第三，调整经济结构。从短期来看，要调整房地产业和服务业；从中长期来看，要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At present, the only way for us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is to carry out profound restructuring.First, we should deepe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form.We should redef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ransform the economic system from government-oriented to market-oriente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eliminate the theoretical and legal barriers which are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o realiz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Second, we should practically transform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namely transform it from export-oriented to domestic-demand-oriented, from taking cost advantage as the characteristic to taking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a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from investment-oriented to consumption-supported.Third, we should adjust the economic structure.In the short run, we should adjustment the industries of real estate and service;and in the long run, we should develop the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he strategic new emerging industries.【关 键 词】保增长/经济深度调整/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sustain economic growth/profound restructuring/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form/transform the pattern of growth/adjust the structure

一、目前我国经济稳定增长面临的严峻形势

我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状态。2011年第一季度增速为9.7%，第二季度跌到9.5%，第三季度跌到9.2%，第四季度是8.9%，跌到了9%以下；2012年第一季度为8.1%，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不断加大。怎样实现稳定增长，尤其是把增长稳定在7%这个底线以上，实现7.5%的目标。对此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希望能够救市，通过救市的方式把增长速度稳定在7%以上即达到7.5%；另一种思路强调借这次机会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在深度调整中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我坚决反对救市，因为这次我们没有救市的能力。救市需要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

1.从货币政策来看

到2011年年底，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85.7万亿元，GDP是47.3万亿元，已经达到190%还多，这个比例远远高于2007年和2008年的150%左右，已经偏高。根据研究，发达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与GDP比例达到100%后开始回落，如美国这一比例现在是51%。很明显，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如果要动，只能调整一下存款准备金率(Deposit-Reserve Ratio)而已，把2011年的21%调整到19%左右，这种状况是微调，不是救市。

2.从财政政策来看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借债来刺激经济。使用财政政策有一个上限，就是借债的余额，其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当年GDP的60%。如果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现在使用财政政策的空间也不大。我国目前的借债余额有两种说法。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地方债务为10万亿元～11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务为4万亿元～5万亿元，加起来就是16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37%左右。但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现在各种债务加起来已经达到28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0%。使用财政政策也没有救市的可能。

我国目前稳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对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怎样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目前应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的体制红利已经吃完，现有的体制很难保证再有7%以上的增长速度。只有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才能产生新的内在性的增长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尽快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调整，重点是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1)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是现代社会的三大组织，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平等的社会组织。我国没有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法，民间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讲还缺少法律平台，所以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组织。按照目前的体制，政府一直在领导企业，这实际上就搞错了，应该是各司其职：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毛泽东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府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邓小平时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搞经济建设。下一步政府要退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因为它已经不是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

(2)市场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机制。所谓市场就是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在企业的平等竞争中得以配置。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主体，政府要参与资源配置，不能采取行政的方式，而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我国资源配置有三项离不开政府：土地、公共建设项目、政府消费。如土地不能审批而必须拍卖，公共建设项目不能审批而必须招标，政府消费要进行市场采购。土地、公共建设项目和政府消费只有彻底走向市场配置，才能充分释放企业之间竞争的活力。

(3)政府必须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既然不是领导企业的主体，而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的主体，对企业就不能搞审批制，而要转向备案制。备案制就是政府主要公布准入条件，只要符合条件，任何企业都可以从事这种经营活动，在政府备案即可。

(4)政府的公共权力要受到一定约束。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力体系构成：人权体系、产权体系和公权体系(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三者是相互制衡的，不能相互侵犯，如公共权力不能侵犯产权权力，不具有司法权力的政府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财产，就是司法机构如果没有立案也不能查封。这样是要保护企业，保护企业的产权权力，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

(5)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既然是平等的社会组织，任何一方都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即企业可以告政府。最近调研的时候有人说：不告收拾我，告就更要收拾我了。这显然不行。既然已经赋予企业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

(6)政府不能作为国有产权所有者的代表。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这种管理产权的政府机构和它管理的企业永远是政企不分；二是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就成为一些企业的后台老板(而有的企业没有后台老板)，同时政府又是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在处理企业之间的关系时，就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在发达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财产权的都是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企业，而不属于政府。

(7)政府征税应以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税收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而应该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需要成本，应该收税，而收多少税，要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要解决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一定要调整税收依据，否则企业很难再有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8)政府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赢利机构，所以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投资的是公共产品，赢利项目应该由企业来投资。如修一条高速公路，不收费就是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投资建设；如果收费进行商业运作，就应该由企业来投资。界定政府和企业投资权限的标准，就是政府投资的是公共产品，商业运作要交给企业。

2.关注民营经济发展

发展民营经济是深化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目前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上遇到两个障碍。

(1)理论障碍。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尤其是资本不创造价值。按照这个理论，民营经济就具有了剥削的性质，让资本拥有者分得那么多收入，他们就一定会考虑自己的未来，担心什么时候会动手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影响的就不是投资的问题，而是民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多“富二代”对接班没有兴趣，原因是创业的一代和第二代的诉求不一样，创业的一代因为穷只管干好解决生存问题，第二代早已解决了生存问题，害怕接班之后成为剥削阶级，这需要解决的是平等、民权、民主的问题。因此，理论上的改革迫在眉睫。理论改革很难，能不能有震撼人心的调整很关键。如果没有振奋人心的调整，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

(2)法律障碍。首先是宪法障碍。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如何共同发展？不同所有制其发展的主体地位已经有所区别了。既然宪法有差别，民法、刑法等也难以做到平等对待。这个问题最近争论很大，有人提出是否可修改成我国实行混合经济。所有经济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种成分都有其劣势和优势，它们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个提法比较好，哪一种经济成分为主体，有四个评价指标，即看其对经济增长、税收、就业和技术创新的贡献。按照这四个指标来评价，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主体地位。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是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是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是80%以上，技术专利的绝大部分也属于民营经济。

3.解决二元经济问题

我国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经济。一般来讲，二元经济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所以从增长的角度看，必须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二元经济的解决需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以下三个一体化的统一。

(1)城乡价格形成机制一体化。即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致。现在的情况是，一产生通货膨胀就认为是农产品涨价造成的，就打压农产品价格。其实，放开农产品价格、加大对穷人的消费补贴，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而动辄打压农产品价格，农民难以依靠生产、销售农产品富裕起来。因此，城乡价格形成机制要一体化，而市场是形成商品价格的基础。

(2)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即农村人和城里人应该平等享受国家的民生支出。民生就是三件事，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应该平等地享受。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只有就业机会，没有社会生存机会，因为不能享受城市的民生投资。最近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留守儿童，我国现在有6500万留守儿童，因隔代抚养身心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被父母带进城但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城市孩子上学的学校差异较大，会使孩子心理产生落差。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未来人生将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3)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现在城乡的产权制度不一样，如城里的人买了房子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子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耕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也就是说，农民的两部分财产(房子与耕地)都没有产权，没有产权就很难有财产性收益，所以很穷。这背后的问题是土地制度。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城里的土地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土地是小产权，国有土地才是大产权。为了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只好强拆迁强征地，结果引发了重要的社会矛盾，且这一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既不能怪地方政府，也不能怪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用暴力手段反拆迁反征地，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就是利益分配不合理。资源和利益到底怎么配置与分配，确实需要认真研究。

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获得一种新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靠货币投放，而是靠增长方式的调整。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外需、人口红利和投资，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三大元素，而目前这三大增长元素的力量已经弱化。外需已经很难支持我国经济的增长，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并且劳动力价格还要高速上涨，同时，也不可能再靠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投资的背后一定是货币多投放，财政多借债，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已没有运作空间。

原来维持增长的这三大元素已经逐渐消失，需要寻找新的拉动增长的元素，这就是内需、技术创新和消费。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推动型，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转向以技术优势为特征，从投资拉动型转为消费支撑型。增长方式转变说起来容易，也容易形成共识，但是真正运作起来很难。

以技术创新为例，这是从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的关键，但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技术创新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实验室经济问题。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美国人讲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是物质基础，因为任何人离开这种实验室经济都不能把知识转化为技术。实验室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态，近一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另一个是人才制度。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人才制度是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这种人才制度是以强调人的差别为核心的。它强调人是四种差异的统一：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的差别，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收入方式的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它是以差别为核心安排这种制度的，这种理念在我国实行难度比较大。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为什么大部分走不出来，因为要走出来必须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问题，而是整个民族思维的创新，没有这种创新理念确实很难走出来。所以研究增长方式转变是中长期目标，短时期通过调整把速度维持在我们所要求的水平上是可以的，彻底的转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增长方式转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因为老百姓消费水平低的原因还是收入太低。要重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这种调整背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四、调整经济结构

从短期看，两个产业的问题很大：房地产和服务业。这两个产业必须调整，因为这两个产业在短期内调整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研究房地产业不能绝对化或政治化，调整房地产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房价回归理性；另一个是让房地产业继续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两个目标是统一的。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多个阶层，房地产业的调整应该从“一刀切”走向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如计算房地产的价格收入比，收入是指一年几百万元、几十万元还是几万元的收入？房价是指高档房还是普通房的价格？如果只讲平均价格和平均收入说明不了问题，而是要区别对待。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穷人没有住房的问题，即保障性住房的问题，但是保障房的价格不能统计在房地产价格里面，因为它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另外一个是普通房价的问题，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服务业调整起来见效比较快，对近期有意义。服务业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消费性服务业，就是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主要表现为餐饮和商贸；第二类是商业性服务业，这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从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到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议中心、培训机构等都属于商业性服务业；第三类是生产性服务业，即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的服务业，如有的企业为所有钢厂服务，或调整工艺流程以实现节能环保，或在钢水出口处加一种原料而成为一种新的产品等；第四类是精神性服务业，即为精神生活服务的服务业。精神服务也是一个宽泛的产业概念，娱乐、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四大类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很有意义，而且在短时期内会对增长有贡献。因此，短时期的稳增长要加大对服务业的调整。我曾经研究过，如对服务业减税1元钱，可以让它的产值增长6元钱。

从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主要是两个产业：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增长主要依靠这两个产业的调整。我国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大国，不是现代制造业大国，现代制造业市场已经被美国和欧盟两大经济主体瓜分。从增长角度来看，我国要从传统制造业转向现代制造业。如我国是飞机需求大国，现在空中客车公司年产量的20%、波音公司年产量的27%卖给了中国，如果我们能自己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有多大！同时，我国也是装备需求大国，石化设备的75%是进口的。我国制造业的调整一定要注意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而且现在是调整的最好时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有七项：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因为这些产业既具有战略性又是新兴的，对经济增长将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新材料将影响到许多产业。欧洲实验室宣布发现了反物质材料，加拿大实验室2010年宣布发现超光速材料，两个英国人发现了超薄材料，这将影响许多产业的发展。最近全世界都在讨论第三次工业浪潮，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三者的融合会加速人类社会第三次工业化进程。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把握好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重点；从短期来看，则要调整好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如果能够把握好，在2012-2013年两年内能够对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实行最佳调整，让增长速度维持在7%以上，实现7.5%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2012年开始对经济进行深度调整，我国最少还可以有30年7%以上的较快增长。如果忽视了对经济的深度调整，经济出现较大问题可能会在2015-2017年。妥协也是现在处理经济问题的重要办法，可能在底线上也会妥协。如果对我国经济及时进行这三个方面的调整，我国经济还会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三篇：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分析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意义和价值 姓名：王贤才专业：信工计算机班级：政治2班学号：2004110023 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调整经济结构，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切实遵循经济规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的调整，而调整产业结构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调整三个层次产业之间的经济结构关系需做到：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优化工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概括地说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同时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城市化水平，优化城乡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各种所有制参与国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质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一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带来严重冲击。这种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过多依赖外需的增长结构的冲击；二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经济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综上所述，调整经济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在未来高速发展中寻求生机和更好出路的重要手段。只有在经济上强大了，国家才能真正的强大。

第四篇：企业文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键

《企业文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孟凡驰主编，东方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我们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交付的“九五”规划课题“企业文化：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时，也形成了作为最终成果的这本著作。企业是和平年代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产生其中的微观文化最能体现社会主流文化，也最能有效地实践和检验社会文化的科学性，这是一条将文化建设引入广泛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也是社会文化的立足点和生长点。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开发同是当代企业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都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在二者关系的研究方面却很薄弱。由于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的研究与企业文化研究的分离，不但限制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深度，也阻滞了企业文化作用的发挥。上述思考便是我们从事企业文化和本课题研究的初衷和动力。

本课题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和观点是：

一、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在联系在于企业文化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属性。

二、企业文化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

第一，企业文化水平决定人力资源的地位。

第二，企业文化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水平。

第三，企业文化决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力度。

第四，企业文化影响人力资源开发的绩效评估。

三、企业文化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理论。

第一，人本基础论——人力资源开发的文化元典；

第二，群体和谐论——人力资源开发的文化优势；

第三，文化自觉论——人力资源开发的文化条件；

第四，价值主导论——人力资源开发的文化核心。

四、企业文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本书各章节的主要内容是：

本书导语和第一章、第二章为全书重点部分，阐明了全书的主旨，论证了本课题研究的核心观点和基本理论，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以后各章都是以此为依据展开的详细讨论。第三章是从文化视角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力资源理论和实践做宏观的文化分析，透视不同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理论和实践的文化特点。第四、五章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分析不同企业文化模式和企业文化环境中人力资源开发的特征和效果。第六、七章分别阐述人力资源文化开发的内容和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章只是思路性论证，并没有涵盖人力资源文化开发内容和方式的全部。第八章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比较方法对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绩效进行考察，对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量性作用做出了有成效的研究。第十章从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做个案分析，以为核心观点的佐证。附录中的“综合研究报告”既是对全书的提炼与总结，也是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

第五篇：经济决策亟待拨开“保增长”迷雾

经济决策亟待拨开“保增长”迷雾 章玉贵

既然经济增长是一种内生性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那么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既要重视短期经济指标所释放的信号，更应在尊重经济增长规律的前提下着力做好增长动力切换与产业升级两项工作，以期求得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拨开“保增长”的迷雾。

当中国经济在4月份的放缓幅度远超预期时，由央行开启的经济政策适时微调便成为应然之选。

不过，笔者不同意外媒关于中国经济已经丧失增长动能之说，尽管即期经济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着这种判断。例如，表面来看，工业增加值4月份同比增长9.3%的数据确实不太难看，进口同比增长0.3%的成绩与过往动辄超过20%的指标相比显得比较寒碜。至于固定资产投资与信贷投放等其他经济指标不同程度的下滑似乎昭示着中国经济遭遇“倒春寒”。但若仅凭上述几个指标就得出中国经济已经失去增长动能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实际上，中国经济根本不缺内生性增长的动力储备，只是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营商禀赋与投资热情的释放，使得中国经济要摆脱现有增长路径的依赖面临着太多的约束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转型的成本。而当政府对蕴藏极大系统性风险的房地产领域持续展开冷却行动时，某种程度上患有房地产投资依赖症的中国经济出现短期放缓势成必然；加上外部需求的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便成为政策调整的显性结果。何况4月份的经济数据也有积极的一面，例如，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3.4%，低于3月的3.6%，也低于政府为今年全年设定的4%的通胀目标，使得政府保持着后续货币政策微调的行为空间。

笔者认为，既然经济增长是一种内生性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那么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就不必过于看重短期经济指标所释放的信号。换句话说，即便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7%，政府也不必对之反应过度。

从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周期来看，无论是英、法、德还是美、日等工业化国家，即便在其拥有全球范围内低成本配置资源能力的黄金发展时期，也很难做到连续3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如今，工业化国家尽管可以做到在经济制度完善之后着力提升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但增长动力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其对经济增长的期待是在稳住金融基本面之后，力图通过正在进行的第三轮超级产业革命来获得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连美国自己也对此恐怕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至于深受欧债危机煎熬的欧元区，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防止希腊脱离欧元区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局性失控；日本的经济算盘则是通过中日韩经济与贸易一体化以及本身的技术进步，尽快使本国经济摆脱“五万亿美元陷阱”。同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与美欧与日本经济高度联动的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是天外来客。何况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正在进行的经济战略转型本身也需要超越速度与激情，回归到理性经济增长的常态。

从支撑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动力来看，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告一段落，进而回归到6%-7%的中等增速区间，应该是最正常不过的常态了。何况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跃上了6万亿美元的台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需要的资源增量肯定大大超过十年的数字。假如在2016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达到10万亿美元，届时中国断不至于再提8%的口号了。

假如增长质量能够逐年提高，7%的增速又有什么可担忧的？中国理应从现在开始就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有关市场参与主体，其经济工作与经济行为的着力点不应偏好于一时或者局部经济指标的波动。而应在尊重经济增长规律的前提下着力做好增长动力切换与产业升级两项工作，以期求得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拨开“保增长”的迷雾。30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演绎一直没有跳开凯恩斯主义的范畴，这并非否定凯恩斯主义在特定时期的工具价值，而是强调像中国这样经济结构复杂、国情独特且没有太多先行经验可资借鉴的超级新兴经济体，是需要适时总结过往经济发展经验教训，以找到一条真正契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路径。或者说，中国在探索后起大国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需要且应该对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有新的贡献。而在此之前，首先需要拨开的就是“保增长”的迷雾。因为“保增长”本身就是一种次优的政策选择，是在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进行“热启动”的相关政策安排，其政策实施效果尽管可以达到短期内的经济提振作用，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不仅有可能吞噬“保”来的成果，还会加剧已有的经济失衡以及经济沉疴的愈积愈深；深层次的后果还在于牺牲经济转型难得的时间窗口，增加经济转型的刚性成本。

拨开“保增长”迷雾额钥匙掌握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业已启动的相关改革已经为经济实现有效增长提供了不少前期准备，只是现有力度远远不够。政府目前切实需要推进的，除了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多干预之外，更要尽快降低关键领域投资的准入门槛，以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这是确保经济获得持续增长动力的第一步。政府需要做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在全面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上，以减税与适度的政府转移支付为先导，尽快建立真正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广大底层民众的后顾之忧。再次，政府在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理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前瞻性的技术的投入，力争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与产业升级的早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