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法战争“乘胜即收”问题论析

中法战争“乘胜即收”问题论析

关威

[摘要] 中法战争后期，清政府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等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决定乘胜即收与法国结束战争。这种作法直观看来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因此史学界对此一般持否定态度。其实，当时中国面临着比较困难的局面，主要是：战争的整体军事形势不容乐观，法国方面并没有改变对华战争政策，中国的周边形势非常严峻。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认为，乘胜即收是清政府迫于当时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而采取的保守性决策。[关键词] 中法战争；形势；乘胜即收

发生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近代一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战争后期的1885年3月24日，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等军事胜利，使战场形势有了一定转机。然而清政府却“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条约，结束了战争。对此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这种评价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试图根据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对“乘胜即收”的深层次原因作进一步分析，以求加深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战争后期的总体军事形势

1885年3月24日，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地区出乎意料地取得镇南关大捷，随后又于3月29日克复谅山。有人据此认为，战争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军队应该乘胜进军。其实，这种估计并不准确。

首先，越南战场的军事形势依然严峻。中法战争开始后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总体是处于劣势，镇南关以南的地方大多失去。镇南关战役中国取得胜利，除了老将冯子材等参战将士英勇杀敌，也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的：法军方面，由于轻敌冒进，孤军深入，弹药和给养遇到困难，加上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作战，重型武器难以发挥优势，战斗力有所削弱；中国方面，除了利用有利地形，且以逸待劳，另外还有王德榜一军在法军背后截断了其给养和援军，动摇了法军军心。这说明，此次战役的胜利虽然挫败了法军的嚣张气焰，使越南战场的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但却不能认为中国军队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可以继续保持不败。事实上，在此次战役发生前两天的3月22日，负责前线军事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向朝廷报告局势时还忧虑重重：“近日密查关内外军情，甚为可忧，„„诸军气馁心离，军民多怨，目前边事益难。”说明他对局势的看法并不乐观。此外，中国与法国签订《停战条件》后的4月13日，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向朝廷报告：“顷接冯廿四电，探报法添兵到，定廿八日分三路复攻谅山，„„已电各军严备互援。”还有，在西线军队取得临洮大捷后，云贵总督岑毓英向朝廷报告形势时也心情沉重：“记名提督刘永福自左域失利退扎连山总，军心瓦解，陆续逃遁，所存不满五百余名，„„迄今将及一月,多方召集，不足千人，战守两难，进退失据。”

其次，台湾及东南沿海的局势始终十分危急。1884年8月，法国发动第二阶段的战争，消灭了福建水师，并且攻击和围困台湾，企图据地为质压迫中国妥协。清政府虽然采取了应急措施，包括派淮军宿将刘铭传以巡抚衔赴台指挥抗战，派船运送援兵和饷械增援等，但是都不能有效解除台湾的危难局面。刘铭传到台湾后向朝廷报告局势时说：“现在军械缺乏，„„地广兵单，情形较前更紧。受困日久，民心惶恐，求迅速济兵济械，设法救援。”1885年3月25日，刘铭传又报告说：“闽省久无信来，亦无兑款，若一月后无大批饷至，兵必溃散。„„毛瑟枪子、饷项二事最急，若无接济，束手待毙。”此前，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人奏折中说：“臣等细阅前后电报，刘铭传以百战之余，乃至有呼天之语，敌舰外逼，军火渐穷，土匪内讧，人心摇动，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矣。”镇南关大捷后几天，3月31日，孤拔率领法国舰队攻占了澎湖，借以抵消镇南关大捷对法国的不利影响。这更加剧了台湾的危难局面。以上两点之外，还需要特别指出，台湾和越南两地在清政府棋局中的地位已有差别。早在战争之初，李鸿章就曾指出：“若仅在越地鏖兵，利钝无甚关系；波及内地，则各省强弱不齐，民穷财匮，实大可虞。”战局的发展，令人担忧的事情偏偏发生了。清政府不得不疲于应付台湾和东南沿海多处告警的局面，军事、财政等都很困难，颇觉力不从心。清政府对台湾安危的焦虑及对越南战事的厌倦，在它向前线发布的停战撤兵命令中体现出来。1885年4月10日，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电旨中说：“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这说明，清政府已经下了决心，宁可放弃已经难以挽回的越南，一定要保全台湾。

二、茹费理下台后法国的对华政策

一般观点认为，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政局陷入混乱，茹费理被迫辞职，法国似乎改变了对华战争政策，所以清政府不应该停战，应该继续进军。那么，镇南关大捷后法国对华政策究竟如何呢？直观看起来，茹费理内阁的垮台是由于法军在镇南关和谅山的失败，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茹费理下台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茹费理下台是统治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斗争的结果。1871年，法国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不久，巴黎公社被资产阶级血腥地镇压了。在那之后，法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直相当尖锐，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经常以各种形式的斗争反抗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反对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政策。还由于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了，割地赔款，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因而法国的政局经常处于不安定状态。因此，当法军在越南失利的消息传来，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便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政府对外侵略的示威游行，这对茹费理内阁无疑是相当严重的打击。

其次，茹费理下台是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派出击的结果。茹费理在法国统治阶级中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也就是说他在法国政坛上的地位并非牢固，他面对着十分强大的反动派。其中包括，以克雷蒙梭为首的一派，和以杜怀尔为首的一派。法军在镇南关的失利，已经使茹费理感到强大的压力。紧接着，法军又在谅山失利的消息于法国时间3月29日早晨报告给茹费理。茹费理闻讯后心神不安、情绪低落，他似乎预感到内阁无法度过这个难关。他把这个消息转告外交部司长毕乐时说：“明日内阁将不再存在了。”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茹费理还是要做一些补救措施来收买人心，以求尽可能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29日白天，茹费理与他的助手们紧急协商后决定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包括增派援军、增拨军费等。对此，毕乐记录道：“人们总怕北京朝廷最近开谈和议是一种诡计，以懈怠我们警惕之心。它或者另有计划中断谈判，再以广西军出来一赌运气。„„依照这些考虑，政府当日即采取一连串的紧要措施。它颁发命令，立即遣发至东京、交趾支那及顺化若干陆军新大队及新炮兵队。它并电孤拔海军提督，迅即组织封锁北直隶。最后它又准备翌日即向众议院要求追加二万万法郎，作为陆海战争之用。”3月30日上午，法国议会开会，会场内外一片喧闹，有人悲观，有人愤怒，大家都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茹费理，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茹费理。反对派议员先后发言严厉批评茹费理，有人甚至要求追究他的法律责任。3月30日下午二时，茹费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议会会场。茹费理在发言中首先通报了有关情况，然后带有强烈目的性地着重介绍了29日他与助手们研究决定采取的紧急措施，并预言这些措施将很快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接着，茹费理请求议会讨论通过他提出的增拨军费的议案。他还特别强调，为了尽快挽回法国在越南的损失，“他将不把拨发经费的投票当做是信任的投票。这样可以使这个关系国家利益的问题，获得满场一致的同意。然后议院可以再自由决定到底要把这些计划委托什么人去执行。”茹费理的意思是，拨发经费和信任内阁可以分开而论，先通过拨发经费，再决定对内阁的态度。茹费理这番话是想给人们一种他对国家负责的印象，以求博得一些同情。但是，他很快失望了。反对派议员坚持要求必须先更换内阁，然后再讨论其他的问题。随后，对茹费理提出的“增拨军费议案有先议权”的提议进行表决，结果以306票对149票否决。这事实上表明了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于是茹费理被迫辞职。

以上探讨了茹费理下台的原因，下面再分析茹费理下台后法国对华继续侵略的政策是否改变的问题。3月24日镇南关战斗发生，一些法国议员对法国的失利表示出强烈不满。3月28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议会中今天有质询，反对党攻击茹费理说，早应宣战，以防中国取得饷械的补充等等。”3月29日，谅山战役发生，法军再次失利，法国舆论大哗，对茹费理提出更严厉的批评。3月30日，金登干致赫德电报中说：“法报认为总理衙门的谈判，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并咎茹费理不应受绐。”可见，反对派议员抨击和搞掉茹费理，并不是反对他对外侵略，而是认为他侵略部署不力，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和形象。这也就是说，反对派议员搞掉茹费理，决不是想改变法国的侵略扩张方针，而是希望换个人来更好地维护法国的殖民利益。3月30日下午，茹费理宣布辞职，反对派议员倒阁的目的达到。紧接着，议会开始讨论对华政策的问题。一些议员先后发言，认为法国不能改变对华战争政策，应设法尽快挽回损失。如李播在发言中指出，更换内阁“不是说要放弃我们兵士用鲜血胜利取得的东京阵地。放弃这些阵地不但是一种国家所不能宽恕的懦弱畏葸，抑且使我们在交趾支那殖民地的荣誉与安全不能保持。”3月31日，茹费理下台前提出的关于增拨军费的议案被议会通过了。对此，毕乐这样记载：“茹费理先生辞职后，法国两议院一致同意垫款五千万法郎，以应前夕所请求拨付东京的费用。这个消息北京知道后，人们认为是法国战争计划的象征。”显然，法国统治阶级急于挽回战场失利的损失。在4月4日金登干与毕乐签订《中法议和草约》后，4月7日，金登干致赫德电报中说：“法议会今天开会，总统„„向议会演说：‘我们要求中国尊重我们的条约权利和天津条约所允让的权利，如谈判能达此目的，当然很好，否则我们决心不改变远征的原议，诉之武力。’”其实，总税务司赫德早在1884年10月17日致金登干函中就分析认为：“我猜想无论是茹费理当权，或者另外一帮——即使是和平党也罢——执政，都将决定从事于大规模的战争，和野心更大的计划。”

三、中国的周边形势

由于中国国力衰弱，列强对中法战争的态度必然对清政府的决策发生重要影响。当时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的有俄国和日本。俄国在不久前的中俄伊犁交涉中受到挫折，对中国的怨恨一直存在，因此支持法国侵略。清政府对此当然清楚，始终存有戒心。1884年8月24日，军机处曾命驻俄、英大臣曾纪泽：“法船现已在福州开战，打坏马尾炮台、船局。倘俄暗许助虐，不但法势更张，而朝鲜、东三省各处添防，我力亦分。阁下即就近密探法、俄有无合谋中国之事。”9月10日，军机处又电告曾纪泽：“闻法人有与俄、倭密约，明年法犯北洋，俄犯吉林，倭攻朝鲜，以图牵我兵力之说。自系法人虚声。俄国有无举动，著曾纪泽密察，随时电闻。”9月13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俄新闻馆言：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日前俄有兵船一帮，在烟台装粮煤、洋钱甚多，不知何往，以后尚有水师兵队北来。”对此，赫德也指出：“现在关于俄国的谣言很险恶，大家怕它会为了吞占满洲和新疆而有所动作。”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随着实力的迅速增长，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增强。日本对外扩张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和朝鲜。1882年7月，日本侵略分子曾在朝鲜策动了“壬午兵变”，想染指朝鲜。结果被清军平息，由此导致了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中法战争开始后，日本主战派异常得意，认为是大好时机，于是立即开始活动。法国也对日本的扩张行动给以积极的支持。1884年9月，法国驻日公使先基维支与日本自由党领袖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协商，决定法国以私人贷款方式提供100万日圆，作为日本在朝鲜扩张的补充费用。日本政府也积极策划，命令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公使竹添进一立即前往朝鲜。竹添进一到达朝鲜后紧急策划，与亲日的朝鲜“开化党”人合谋于12月4日在汉城发动了“甲申事变”，攻占王宫，软禁朝鲜国王，组成以“开化党”人为主的政府。这次事变虽然很快就被驻汉城的清军平息，但是由此造成朝鲜及北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令清政府极为震惊，此前不久被派赴援助台湾的北洋海军的2艘战舰也受命立即返回北洋。李鸿章12月10日致总理衙门电中说：“日谋叵测，明系乘中法有事，寻衅图朝，恐祸更烈于越南。”此外，中国驻日本公使徐承祖也不断发来消息，说日本各处军火工厂甚为忙乱，日本军队也处于戒备待命状态。这些都对清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对于当时中国面临的险恶周边环境，赫德分析指出：“中国如仅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它能够好好地打一阵，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在法国所能派出的一万人之外，再添上三万兵力，朝鲜也许会叛变，三合会等等也许会在内地造成扰乱，俄国也许又在边境上拿去一大块，前途真是够严重的！”这个分析应该说比较客观，反映出清政府的为难和怯阵心理。

四、李鸿章与乘胜即收

关于乘胜即收，史学界一般认为是李鸿章主谋决定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李鸿章还没有那样的地位和权力。1885年初，清政府综合考虑各方面困难，决定不再持续打下去，于是委派赫德通过海关驻伦敦代办金登干与法国进行秘密议和谈判。1885年2月17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说：“我现在正在拼命地抓住裂缝的两端，以使它们能重新接合。我把事情全抓在我自己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没法碰到它。”3月1日，赫德致金登干电中说：“李督在过去一星期内很活动，也许有迳向法驻津领事试探谈判的可能，请茹费理注意，李现在并无权力在任何方面接触这项问题，因此，请勿让李督方面的任何尝试影响现经皇帝批准进行的谈判。”3月23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又说：“李鸿章在过去三个星期内特别不老实，虽然皇帝命令他与伊藤博文伯爵（日本为朝鲜事件而派来的特使）谈判，并且要他撇开法国问题，但是他却在多管闲事。”这说明，这次秘密外交谈判李鸿章无法参与。3月30日茹费理下台后，4月4日，金登干与法国方面订立《中法议和草约》，清政府很快批准，于4月7日发布停战撤兵谕旨。5月20日赫德致金登干电中透露：“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的，她很勇决，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这是值得特别考虑的。„„太后不仅主张和平，且在谅山胜利群议主战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读了这些话，乘胜即收究竟是谁决定的已经相当清楚了。

李鸿章虽然不是乘胜即收的决策者，但他是赞成这一决策的。清政府其他官员也有不少是赞成的。比如，曾纪泽在3月30日茹费理辞职的当天致电清政府认为：“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两江总督曾国荃在致李鸿章信中认为：“趁此台湾镇口两处兵事尚无挫衄之时，复新得谅山克复、法将受伤之信，顺风转舵，峻坂走丸，在彼族为求成，在中朝为大度，事机相凑，体统无伤，计无有善于此者。”

乘胜即收虽然不是李鸿章所能决定的，但是最后与法国订立条约还是要李鸿章出面。根据《中法议和草约》的约定，1885年5月初，清政府命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正式和约的谈判。张之洞5月3日致电李鸿章：“今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望惟在公也，”希望李鸿章在谈判中尽力多争回些权益。其实李鸿章也是这样想的。但李鸿章开始谈判后发现，由于法方执意坚持以金登干与法国订立的《中法议和草约》为谈判基础，他几乎没有周旋的余地。他5月5日复电张之洞：“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公徒责望，似未深知。”5月26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谈判详细情况之后特地说：“缘前六条每欲添易字句，巴等坚称法廷来电，经两国国家商定一语不可动移。若删改原文，仍非赫德转电外部不可，非鸿章等所能为力也。”表明他的困难处境。5月28日，张之洞再致电李鸿章：“画押宜慎，关系国家万年之计；赫德不足论，仍须公主持，勿贻后悔。”其对李鸿章的信任和期望之意不言而喻。但李鸿章确实难有作为，他5月30日复电张之洞：“事由中制，非鸿章所能主持。”6月9日，经朝廷批准，李鸿章与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又称《中法新约》或《李巴协定》），标志中法战争结束。

根据以上叙述可以认为，第一，镇南关大捷等战役虽然给越南战场的战局带来一定转机，但是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形势；加上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战局始终非常严峻，因此战争的总体形势依然是严重的。第二，镇南关大捷等战役后法国内阁出现变动，并不意味法国将改变对华战争政策，而是相反，法国已经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以挽回损失，如果不是中国接受停战的话。第三，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十分不利的，特别是日本的扩张野心，使清政府对战争前途、对国家整体安全不能不存有深深的疑虑。因此说，乘胜即收是清政府考虑到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迫不得已采取的委曲求全的决策。清政府决策的关键是要“收”，既然“收”是已经确定的，那么在何种条件下收，其实只是时机的问题。比较而言，乘胜即收，似乎还比在其他不利情况下收稍微有利。考虑到这场战争中国虽受到不少挫折和损失，但最终坚持没有赔款，这应该说是利用了镇南关大捷等战役的积极影响，是不幸中的一点安慰。所以，对于乘胜即收，应该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2]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中华书局，1958年。[3]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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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 《李鸿章全集》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On Problem of Finishing Fight Policy in the Sino-French War(1883-1885)

Guan Wei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Abstract: At late period of the Sino-French War(1883-1885), Qing Dynasty finally decided to get out of the war in spite of Chinese troops had wined some military victories.This was quite puzzling.But in fact, Qing Dynasty had some difficulties and this policy really had special reasons.Keywords: the Sino-French War(1883-1885);Situation;Analysis

第二篇：幸福观论析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论析

闵 绪 国

幸福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当前，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该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以指导我们的工作生活和人生走向。

一、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幸福不是既定的存在，而是现实的创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身幸福的创造者，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第一，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人类不断追求幸福的历史，也是劳动发展的历史。劳动使人站立起来，使人独立于自然界。同时，劳动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本质需要，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儿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580）

第二，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在劳动中产生，也在劳动中发展。人不仅是劳动的主体，也是劳动的积极成果。在劳动中，人不仅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而且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产生了新的需要，产生了进一步追求幸福的动力。正是在劳动中，人才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才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7）

第三，劳动超越了有限生命，使人的生命得以延伸。诚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有些人的劳动成果却使其在逝去数千年后，仍为后人所铭记。今天，我们在讨论幸福时，就不能不回溯两千年，去汲取孔子、亚里士多德等贤哲的智慧。这是因为人具有能动性、创造性，除了现实地关切当下，也对未来满怀眷顾，能在当下创造未来，使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

当然，并不是任何条件下的劳动都能产生幸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使劳动与享受相分离，不仅不是幸福的源泉，反而成为压迫劳动者的手段。“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3）劳动异化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为人们实现幸福开辟了广阔前景。我们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幸福。正如雷锋所言：“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罗国杰主编:《中国革命道德:理论卷》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P242）

二、道德是幸福的前提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56）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作为人的主体性追求，对幸福的实现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把握人生方向。道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分为：科学精神的方式、艺术精神的方式、宗教精神的方式和实践精神的方式。道德以实践精神来把握世界。它以善恶评价为主要手段，以应当与不应当为尺度，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人生最理想，什么样的品质最高尚，应该如何完善人格和提升人生境界，从而使人生更充实、更圆满、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第二，协调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道德是一种重要的调节手段，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一个道德的人，是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人，能获得他人和社会更多的赞誉和支持，这有助于获得幸福；反之，一个不道德的人，势必人人唾骂、处处碰壁、事事难成，难以获得幸福。

第三，合理控制欲望。适度的欲望有利于幸福的实现，因为欲望是一种重要的驱动力。但是，过多、过强的欲望会阻碍幸福的实现，甚至导致不幸。马克思主义承认欲望存在的客观性，但更强调人的社会性，主张把欲望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4）道德是对人的尊严、理性和本质的确认，是合理控制欲望的重要手段。人们为了有尊严地生活，会自觉地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

第四，提供精神动力。道德作为实践精神，具有鲜明的理想性，体现着主体对“应当”的追求。它立足于现实，展示完美的理想人格，激励人们为此而努力奋斗；它褒扬真善美、贬抑假恶丑，激发人们道德上的认同感、成就感和尊严感，促使人们“期善从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从而不断自我完善。

道德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应然状态，体现了人对自身完整性的追求，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高尚的道德给人以深刻而持久的满足，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因此，追求幸福应当与完善道德结合起来，以高尚的道德实现幸福人生。当然，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利于最大多数人实现幸福。

三、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结合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结合。

幸福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首先，抛开生存条件谈幸福是不现实的。很难想象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终日处于死亡威胁中的人，会感到幸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78—79）其次，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影响精神需要的满足。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6）再次，物质需要的尽可能满足，是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我们不能说物质条件优越，就一定幸福；物质条件不优越，就一定不幸福。但是，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确实难以获得幸福。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在科学研究中有重大突破，可能是他最大的幸福。但是，如果他连基本的实验设备都没有，幸福从何而来?因此，我们要反对那种轻视、甚至否定物质需要的幸福观。凡是正当的、合理的物质需要，都应得到尊重。正如恩格斯所言：‚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239）

马克思主义肯定物质幸福，同时又强调精神幸福。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6）人与动物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人的生命具有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意义。他从末停止过对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探求，他渴望不断地超越自然属性的束缚，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和理想境界的实现。（赵甲明：《怎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实际上，因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但精神幸福则为人类所独享；而且，物质幸福是初级的、短暂的，精神幸福才是深刻的、持久的。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表明，物质因素对幸福的作用，也受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当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时，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不必然带来更多的幸福，相反，自由和真情之类的精神需求会比以前更加突出。（苗元江：《影响幸福感的诸 因素》，《社会》2004年第4期）这表明，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幸福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不断超越的幸福追求中，物质幸福仅是低层次的幸福；当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幸福。因此，我们应当追求一种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又超越物欲的持久的精神幸福。这种精神幸福，理所当然地包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因为追求远大理想是精神需要的核心。

四、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往往看不到人的社会性，把人仅仅看作个体，甚至‚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2）。这不仅不利于个人幸福的实现，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强调，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以往幸福观的显著区别。

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和实现形式，包含着人的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社会条件。任何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都必然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联系。即便是最孤立的个人活动，也不能脱离社会关系，不能脱离为其创造条件的社会文化背景。荒岛上的鲁滨逊能够生存下来，并重返人类社会，这也得益于他此前的社会文化积淀。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说明：‚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2—123）。今天，随着社会发展，分工越来越精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个人幸福的实现，也就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进步和共同体的发展。（葛晨虹：《哲学视野中的幸福理念》，《人民论坛》2005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幸福不仅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而且，只有为社会谋求幸福，才是最高意义的幸福。个人需要、目标的满足与实现，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幸福；为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谋求幸福，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才是无产阶级的幸福，才是共产党人的幸福。在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就体现出了这种崇高的幸福观。他们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方志敏烈士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罗国杰主编:《中国革命道德:理论卷》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P250）这种共产党人的幸福观远远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幸福。

五、追求幸福人生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我们追求幸福人生的科学理论指南。那么，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人生呢? 1.不断提高道德修养。

道德是幸福的前提，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社会形式，是激励人们不断奋进以实现人生圆满的巨大力量。因此，追求幸福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众所周知，道德修养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因而，我们首先要加强学习，掌握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特别是深刻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内涵；其次，要坚持内省自讼、克己自律，并在‚隐蔽‛处下工夫，坚持‚慎独‛，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再次，在生活中要自觉践行道德，在锤炼自我道德品质的同时改善社会风气。

2.坚决反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幸福观。

享乐主义幸福观主张人生目的在于追求当下的感官快乐，认为‚幸福就是酒、美女和歌唱‛。追求快乐无可厚非，快乐是幸福的表征。幸福的生活一定是快乐的生活，不快乐肯定不幸福，但是，快乐不能等同于幸福。有的快乐不仅无益于幸福，反而会损害幸福，如吸毒产生的快乐。幸福范畴内的快乐应是有利于人和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快乐。我们要正确认识快乐，要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幸福。

拜金主义幸福观坚持‚金钱至上‛，把尽可能地拥有金钱视为人生至高幸福。这是剥削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幸福观。现实表明，这种幸福观不仅不能带来幸福，反而会使人陷入不幸。一方面，可能使人走上败坏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可能把人变成金钱的奴隶，变成‚葛朗台‛。利己主义幸福观把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幸福割裂开来，甚至以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来谋取个人幸福，是必须唾弃的。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利己主义幸福观，而且要自觉地将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统一起来，为社会幸福而奋斗终生。

3.正确认识和对待不幸。幸福与不幸总是相伴而生。当面对不幸时，我们是就此沉沦，任由命运摆布，还是扼住命运的喉咙，直面不幸之痛苦?对待不幸的态度不同，结果也不同。留下《过秦论》的贾谊可谓才华横溢，二十来岁就深受汉文帝赏识，但他受诬陷而失去文帝信任后，终日郁郁寡欢，三十二岁就郁愤而死。司马迁则是直面不幸的榜样，在遭受宫刑后，仍然发奋著史，为后世留下千秋名著——《史记》。可见，幸福与不幸总是相对的。不幸给人带来痛苦，使人备受磨难，但是，它又可以磨炼意志，丰富阅历，激励人们从逆境中奋起。绝对的不幸是身处逆境而无动于衷。我们只有直面不幸，在痛苦中磨砺，在抗争中奋起，才能在不幸中求得幸福，才能在不圆满中求得圆满。这才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总之，幸福观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在阶级社会中，它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我们应当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增进社会幸福的过程中实现幸福人生。

（选自2010年第2期《高教理论战线》，作者单位为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

第三篇：太平天国北伐军和清军后勤问题论析

太平天国北伐军和清军后勤问题论析

学 生：朱 鹏 指导老师：廖 胜

摘 要：太平天国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前中期势如破竹但终被剿灭，清军节节败退但终于获胜，与双方后勤有重要关系。战争前期，北伐军势如破竹，与其缴获了充足火药和粮饷，医疗系统足够完善，与太平天国政权偶有联系有关；清军则由于败退过快，武器、火药和粮饷来不及转移，医疗系统粗糙，与清政府联系迟滞等原因，在前期节节败退。而战争后期，北伐军被围困之后，粮饷、医疗、通信等后勤系统濒临崩溃，最终在不断的突围中全军覆没；而清军在稳扎稳打，不断地围剿北伐军，以比拼后勤力量的方式，赢得了最终胜利。北伐军后勤问题出现的原因，大致有缺少后勤基地，信息不通，客观条件限制等；而清军的后勤问题，则是中央指挥失当，地方相互推诿，其他客观条件等造成。从北伐军由盛转衰，清军最终取胜的现象中可以看出，后勤对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研究北伐军和清军的后勤问题，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太平天国北伐战争的具体情况，并且以史为鉴，为今后的战争后勤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关键词：北伐军；清军；后勤；原因；影响

Undergraduate :Zhu Peng Supervisor:Liao Sheng

Abstract: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he northern army of the northern loggers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it was destroyed, and the Qing army was defeated and defeated, but finally won the victory, and this result form the logistics of the two sides.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the northern loggers were as strong as they were, and they were given sufficient gunpowder and food, as well as the medical system was sufficient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Due to Qing losing the army too fast, and the arms, gunpowder and expense has no time to transfer, and rough medical system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contact hysteresis.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war, after the siege of the northern loggers, the logistics system of food, health and communications was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and eventually the whole army was wiped out.For the Qing army, attacking steadily and steadily, kept on encircling the northern loggers, winning the final victory in a way that was more of a logistical force.The reason for the problem of the north loggers' logistics is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logistics base, information, objective conditions, etc.The logistics of the Qing army were caused by the loss of the central command, local deniability and other objective conditions.From the rise to fall of the northern loggers, the victory of the Qing army shows that the logistics influence is enormous.Study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ary army and the army logistical problems, we can understan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n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detailedly, and taking history as a mirror, logistics system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war.Keywords: The northern expeditionary army;Qing army;logistics;reason;impact

目录

前言

一 北伐军后勤问题

（一）火药和粮饷

（二）医疗和通讯 二 清军后勤问题

（一）火药和粮饷

（二）医疗和通讯 三 后勤问题原因分析

（一）北伐军后勤问题分析

（二）清军后勤问题分析 四 后勤问题影响

（一）后勤问题对北伐军的影响

（二）后勤问题对清军的影响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前言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为了巩固太平天国政权的统治，缓解天京受到的军事压力，并将胜利果实推向全国，太平天国政权进行了北伐和西征两次军事活动。北伐军的战略方针是孤军深入，直捣燕京，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再不济也要牵制清政府在北方的军队，对清政府统治区域造成一定的破坏，使其无暇南顾，因此，北伐军实际上缺少来自后方的后勤供应，大多数后勤物资需要北伐军自给自足，以战养战，通过战争来缴获自身需要的后勤物资。

北伐军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转战六省，攻下数十座城池，七万余清军被击杀，缴获大量的后勤物资，可谓战果辉煌。但由于北伐军孤军深入，缺少后勤补给，在独流，静海两地被困后，战局日渐颓靡，最终因后勤物资消耗殆尽，又无法与南方太平天国政权取得联系，于是在不断的突围中，林凤祥部在连镇被灭，李开芳在冯官屯被擒，北伐军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清军的后勤问题在战争初期便显露出来，导致清军节节败退，不仅丢失了大量物资，同时严重打击了军队士气，拖延了整场战争的胜利，让北伐军在北方六省肆掠，造成严重的后果。

近年来，对于天平天国北伐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例如，胡耀先的《僧格林沁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军事活动》[1]中，详细描述了僧格林沁与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斗智斗勇，对北伐军在直隶一代的活动更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对于研究北伐军和清军在天津直隶的军事活动有重要作用；张守常的《太平天国北伐军数考》则详细的记载了太平天国北伐出发时的军队数量等史料，“太平天国北伐的战略部署是太平天国研究中历来被注意的问题，其中包括偏师北伐和孤军深入等问题。因此，北伐军的兵力大小，也就成为探讨和论断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2]；在吴宪的《天平天国北伐军火药补给研究》[3]中，也详细描写了太平天国北伐军采取各种方式来补充火药，例如缴获、自造和购买，同时，也记载了大量的相关史料。

史学界目前对太平天国北伐的研究重点在军队、路线、失败原因及战略战术方面，对于北伐军和清军的后勤供应研究也有涉及，但总体上不及上述方面，对于后勤供应问题产生原因就更少有涉略。应该注意到的是，纵观古今中外，良好的后勤补给对军队战斗力和战争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与北伐军相比，清军最终取得胜利，和其拥有较为完整的后勤供应系统是分不开的，但是，清军后勤供应系统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详细探究北伐军和清军的后勤补给问题，有利于从更多的角度研究和认识太平天国北伐战争，也有利于正确认识后勤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以史为鉴，为今后的战争后勤供应提供经验教训。

一、北伐军后勤问题

（一）火药和粮饷

由于北伐军部队较少，战力强盛，再加上前期拥有较为充足的武器和火药作为支撑，北伐军在战争前期进展神速，仅用了5个月左右便打到直隶地区，直逼京城。但快速进军也为后来后勤难以为继埋下了隐患。

在火药方面，北伐军通过战后缴获，从百姓手中购买和自造火药等方式来保障自给自足，几乎没有从太平天国政府获得有用的后勤供应。首先是通过缴获的方式获得火药补给，例如在咸丰三年五月的归德府战役中，北伐军在归德府城内外“得红粉贰万斤有余，铁炮无数„„得马骡五百余匹，得红粉又有贰万余斤，铁炮无记其数”[4]，也就是说，仅仅在归德府战役中，北伐军便缴获了4万多斤的火药，大大缓解了北伐军在火药方面的压力。但是，在战争后期，由于清军的围困，北伐军获取火药的方式和数量严重减少，只能通过自造的方式满足日常消耗。“自造火药是北伐太平军火药补给的基本方式”[5]，尤其实在北伐战争后期，北伐军被围困在独流、静海等地时，由于无法从百姓处购买，无法从战争中缴获来获得大量的火药补给，因此只能通过自造的方式，“我们沿路见有硫磺，大家分带。现在火药缺少，即用带来的硝磺，熬硝、烧炭配造火药。每日约造火药百余斤”[6]，到从静海、独流撤退时，每军约存火药二千余斤，比起每次战役都要用数百斤的消耗来说，这点产量实在是无法满足北伐军在后期的消耗。

早在北伐战争初期，北伐军将领便对粮草供应缺乏问题提出了担忧，“自临怀至此，尽见麦坡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增加，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7]在补充粮草这个问题上，北伐军采取从清军处缴获和从百姓手中购买两种主要方式来获取。初期的北伐军队伍较为纯净，大部分战士都是由广西出来的“老兄弟”，因此，军队风气较好，与清军相比，受到的拥护程度更高，“随着北伐军的到来，群众也较为普遍地起来响应援助。”[8] 战争中后期，北伐军被围困静海、独流两地，在不断恶化的天气状况和清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北伐军获取粮草补给更为困难。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七，僧格林沁获悉北伐军“每人日给麦近半，令各做面饼，用小袋装盛。现在增至二斤，其为赶做裹粮，急思他窜无疑”[9]。在这一阶段中，北伐军失去了前期的优势，被迫困守，前期的后勤补给方式不再有用，据北伐军出逃者王寿田供述，静海北伐军“现在大小米殆尽，止余小麦，每人日领斤半，赖以生活，马草亦将短少”[10]。在战争前期，北伐军还能通过缴获和购买来保障军队粮草供应，但是在中后期由于清军的围剿，这两种办法不再起作用，北伐军的粮草供应顿时陷入困境，不得不每日限量供应，但仍然无法阻止粮草的消耗殆尽，最后在不断的突围和被围中全军覆没。

在军饷方面，“北伐军一路攻克州县，得些库银以备全军公用，如沿途购买粮草火药之类，战士不携私财，所以银钱并不全带”[11]。由此可见，北伐军中军饷的需求极小。这对北伐军的后勤供应大为有利，北伐军因此能够拿出更多的银钱来购买其他如粮草、火药等后勤物资以及招募更多的兵员。同时，北伐军通过缴获的方式，获取了大量的饷银，但军队数量较少，在官兵饷银这方面支出也较少。

（二）医疗和通讯

太平天国政权非常注重医疗卫生方面的建设，在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有记载：“太平天国重视医疗卫生，无谕朝内、军中、居民都有医疗卫生组织，而军中组织尤为特色。至于讲求卫生，扑灭毒害，广种牛痘，建立近代医疗机构等项，都是值得称道的。”[12] 前期战争中，北伐军也有完善的军队医疗体系，大约每一百名战士配备一名外科医生，这一举措保障了在发生战斗之后，军中能有充足的外科医生救治伤员，提高伤员的生产率。同时，北伐军在每攻占一地之后，严令禁止军队骚扰或搜查当地的药材商店和医馆等设施。在这样的保障之下，被占领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不会遭受到大规模的破坏，仍然能够投入使用，医疗药品能够不断供应北伐军，当地的民间医生也多被北伐军吸引，保证了北伐军的军队医疗系统正常运行。

北伐军在行军过程中还对伤员的护理有明确具体的行军法令：“譬如行营，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必须谕令各官，毋论何人，所有马匹俱牵与能人骑坐„„每逢礼拜之期，务要查实伤患者几名，伤未愈者几名，一一报明。”[13]在军队医疗卫生方面，还有其他详细的规定，例如军中不得抽烟片烟或吸食鸦片，大小便也有明确的规定等。

但在这种后期，由于清军的围困，各种后勤物资告罄，医疗药品等不断消耗，但是又无法补充，军队及士兵卫生等就更无暇顾及，尤其在北伐军被围困在静海、独流等地后，军队医疗条件急转直下，在最为悲壮的冯官屯战役中，北伐军连饮水都成为难题，因为“水秽臭多蛆，人马粪溺，皆酿其中，风日熏蒸，饮者辄死。群贼裸足水中，水以及膝，而遍体粘蛆，万物生路。”[14]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北伐军的医疗后勤系统实际上已经崩溃。

在长达两年多的战争中，北伐军在通讯方面做得并不优秀，北伐军与太平天国政权缺少联系，以至于在战争中一步步脱离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指挥和控制，最后陷入孤军奋战，全军覆没的下场。

首先，在北伐战争前期，由于北伐军独特的作战方式，四处流动，飘忽不定，没有大型的稳定的后勤补给基地，也没有固定的与太平天国通讯的交通联络系统，造成了北伐军无法联系太平天国获得相应的后勤支持和援军支援；而太平天国方面也没有重视到通讯问题的重要性，忽略了对北伐军在行军过程中的指挥和引导，“不管通讯线路多长,机密程度和紧急程度如何,一律依靠专人全程式递送,其缺陷和弊端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在步步深入敌人腹地时,没有建立起较为固定而又秘密的通信站或联络站,没有建立起一套较完备的制度和强有力的通讯组织队伍,这正是日后北伐通讯工作,不仅没有加快频率,反而全部尽被清军破坏的症结之一。”[15] 在战争中后期的对峙过程中，北伐军的通讯工作更是陷入停滞。在这一阶段，由于清军的包围，以及自身在前期没有建立完整的后勤通讯联络网，北伐军通讯几乎崩溃，“例如，天京致北伐军的信、天京致北援军的信、北援军致北伐军的信，之所以失落，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与这一原因有关”[16]。首先，对于专业通讯人员的选择、培养和任用上没有任何建树。由于北伐军的单人全程式递送的通讯方式，对于通讯人员要求极高，除了要对太平天国政府拥有高度的忠心之外，还需求极高的个人素质，例如勇敢机智，熟悉交通网络，拥有一定的表演能力，能混入群众等。北伐军缺少专业的通讯人员，只能通过重金赏赐的方式，来招收通讯人员，但这种方式也存在明显弊病，比如趁机私逃，被清军抓获后信息被截断等。

二、清军后勤问题

（一）火药和粮饷

由于清军前期丢失大量火药，再加之火药产量本身就较少，造成了清军火药严重匮乏的局面。咸丰三年八月初九，山西巡抚哈芬上奏中提及：“臣接准安徽

[17]抚臣李嘉端来咨，该省需用硫磺一万斤，”而此时的北伐军主力已经在山西境内，并准备攻打直隶了。作为战后重建地区的安徽省此时还需要从山西调运硫磺等火药原材料，可想而知其他地区的匮乏情况。与此同时，清政府的火药还需要供应各地，“解送江南大营火药共9次，计38万斤。按月接送湖北军营火药3万斤。另外，还解送湖北胡林翼军营火药3万斤，安徽庐州军营2万斤，胜保军营1万斤”[18]。

粮饷方面，清朝文官实行“薄俸制”，军队实行“低饷制”[19]，同时，清朝军队的数量十分庞大，八旗共约20万人，还有收降改编的汉族军队，也就是绿营军，编制在50万余人[20]。如此庞大的军队，其军费支出便成了清政府的沉重负担。清政府军饷制度还包括战时俸饷制度，“以便于战事兴起之时，将士迅速集结，效命疆场”[21]，文献中一般称之为“出征行粮”，其实质是军队在战时的一种补贴。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太平天国战争等影响，太平天国时期的清朝财政已陷入窘境，“清廷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打击下，饷需日繁，财源逐绌，以致库储空虚，难以支撑，不得不一再节缩开支，挪移借垫，频催欠项，广开捐输，熔化金钟铜器，滥铸铜铁制钱”[22]。

以向荣的江南大营为例，向荣为此曾说“计自正月初旬起至六月初旬止,大 营收到江浙应解银二十八万两零,由江西解到铜银一百二十万零”,部拨“晌银 二百三十八万两”,“核计五月以来,共支放银一百五万两零,尚存银四十三万两 零,约放六七两月铜银,即形缺乏。”[23]粮台移到大营,各省拖欠情况依旧,其中,“浙江欠2万两,江苏欠10.2万两,广东欠晌34银万,山西欠11万,四川欠1万,安徽欠8万,湖北欠3万。”[24]咸丰四年八月，向荣倡议捐输收集粮草等后勤物资，响应者虽然较多，但所捐粮食仍然不足以满足向荣大军的消耗。据《向荣奏稿》记载，“奏准请饬附近军营州县，妥劝捐输，不论米面豆草等项，接济军需„„统计捐生五十四员，各先后共捐米二万八千七百八十石，合银六万九千七十二两，”但这仍然只是缓解燃眉之急，只能等待其他地方政府的粮草供应“嗣后源源而来”[25]。

清代的直隶、安徽、浙江等地都处于粮食输入区，而粮食富足区则在南方的四川，两湖地区。由于直隶和安徽等地受到太平天国北伐战争的大肆破坏，在咸丰三年至五年间，农业生产水平处于极为低下的状态，因此，清军的粮食补给便要依靠四川和两湖地区供应。清朝粮食运输主要依靠水运和陆运，还有少部分粮食进口，但是由于太平天国北伐战争的影响，传统的水陆运输交通线大部分已经无法使用，清军的粮食后勤供给更为艰难。

（二）医疗和通讯

太平天国时期的清军也有了军队医疗系统，但是相对于北伐军完善的军队医疗制度来说，清军的军队医疗就显得相对粗糙。由于薪酬微薄，地位低下，而且还要随时面临战争等原因，医生往往不愿随清军出征，甚至雇佣其他水平低下的庸医，以至于清政府不得不制定法令来遏止这种情况，“若医工承差关领官药随军征，进转雇庸医冒名代替者，本身及替身，各杖八十。”[26] 除了汉族医生之外，清军中还有一群特殊的蒙古医士。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蒙古医士在治疗跌打损伤方面颇有心得，因为蒙古医士原属于负责为宫廷饲养，管理和治疗马匹的，他们深谙骨法，也常常为人治病，并且在战场中医疗水平不低，实际治疗效果较好。

另外，清军医疗后勤还包括药物补给。清军的药材补给主要是按照就近采买原则，在和平时期买入大量常用药品储存，以备战时所需。此外，有时为了表现自己体恤官兵，清朝皇帝也会赏赐给军队一些内宫专属药物。第三，在军队碰到无法解决的疾病或毒药时，往往会求助中央，军队将遇到的病害交由朝廷，由朝廷来调动资源解决。

清军医疗系统还包括对伤患战士的护理。对于战后伤员病员的处理也有详细规定：“绿营官兵伤患较轻者外，委以上至千总每员给夫两名，重者倍之；兵丁病轻能行走者,每二名合给行李夫一名,重者每名给抬夫二名都守病轻者给夫三名,重者给夫六名参游病轻者给夫四名,重者给夫八名副将病轻者给夫六名,病重者给夫十二名总兵以上大员,承办大臣临时酌量办理。口内口外有站夫、所夫之处,即将站夫、所夫应付未经安设站夫、所夫之处,雇夫抬送。”[27]但是，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腐败，清朝军队中亦是贪腐横行，军中往往出现药品储存较少甚至没有的情况，这大大降低了清军将士的战后存活率，打击了清军士气，使得清军战斗力不断下降。

清军在通讯方面虽然并不出色，但是相对于北伐军来说，有着几个优势。首先，地域优势，北伐在作战过程中，转战六省，在战争中后期更是集中于直隶地区，远离太平天国政权，通讯距离过长，以至于无法与政权取得联系。而清军则刚好相反，直隶地区属于清政府统治腹地，清军能较快地与中央朝廷取得联系，朝廷也能轻松了解战争动向，以便于及时调整地方上的各种资源调动。再加之清政府统治已久，在地方上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通讯网络，能够通过原有的通讯方式传递消息，尤其是军方消息的传递尤为频繁和迅速。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中，对北伐战争中清军与朝廷的通讯有详实的记录，如第二册中便记载了508份军中奏折和朝廷下达的谕令，这只是咸丰三年一年的记录。其次，清军在战争中后期对北伐军采取了包围战术，在直隶地区清军是处于主动地位的，清军在包围对峙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与朝廷联系，提出各种后勤需求，接收朝廷指令的地方的信息，这对清军最后取得战争胜利有重要作用。清军与地方百姓的联络较多，同时北伐战争期间，直隶地区的地主团练兴起。作为从百姓中诞生的民间武装，地主团练在通讯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比如人员众多，临近地区联络紧密，还能辨认出可疑的人员等。

三、后勤问题原因分析

（一）北伐军后勤问题原因分析

在北伐军不断北上的过程中，后勤补给缺失的问题逐渐显露，这对北伐军的前途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北伐军后勤问题出现的原因，有些在战争开始就显露出来，有些则等到了战争中后期才逐渐对北伐军造成影响，但是此时的北伐军已经显出颓势，再想撤退已为时已晚。

首先，没有建立后勤根据地。在战争初期，北伐军攻势正猛，行军迅速，不断的攻城略地，缴获了大批的后勤物资。但是，在占领城池后，北伐军没有依据城池建立后勤补给基地，反而直接放弃，将目标指向下一个城市，“太平军从临洺关向北急攻，连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九月初七到达深州。太平军十天连下九城，几乎一日一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前锋迫近正定府城，直指北京。”[28]如此快速的进攻速度，导致北伐军无法开展战后工作，建立后勤基地就更无从下手了。同时，北伐军在迅速进军的过程中，忽略了和百姓的联络工作，只是从百姓处购买军需物资和用金钱补充兵员，没有完全发动群众的力量，在被清军包围之后，无法接触到百姓，就更是连购买物资和补充兵员都无法做到。

其次，信息不通畅。在战争中后期，或者说北伐军渡过黄河之后，遭到清军的严密封锁，北伐军便失去了与太平天国政权的通讯联络，这一问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北伐军失去了战略指挥，只能依靠军队将领来制定军事行动计划，同时也造成了后期判断失误，在援军北上的过程中仍然固守待援，没有前往汇合。“最新研究表明，天京方面的信件没有一封抵达北伐军手中，使北伐军完全脱离了天京的指挥和控制„„援军在山东临清举棋不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和北伐军取得联系，”[29]由于北伐军没有援军的消息，军中将士普遍产生了悲观情绪，再加上后勤物资消耗殆尽等原因，北伐军不敢轻易出动，陷入了被包围的困境。

再次，天气等客观原因的限制，使得北伐军的后勤问题更加严峻。华北地区属于旱灾多发区，1853年的旱灾更为严重，“由于北方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粮食产量锐减，使得北伐军无粮草可补充，又由于天气条件不适合耕种，只得据守待援。”[30]1853年为较大寒年，直隶地区是北伐军驻扎和战斗的主要区域，此地也是华北地区气候最为寒冷的地区之一，“平均积雪深度二尺以上，黄河封冻，人可步行”[31]这种极端的天气状况让北伐军苦不堪言，北伐军战斗主力都是从广西和湖南湖北地区走出的南方战士，在北方寒冷的气候中水土不服，再加上缺少御寒衣物，使得北伐军的后勤问题加剧。

（二）清军后勤问题原因分析

太平天国北伐战争中，清军后勤问题一直是限制清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造成清军后勤问题的因素繁多，但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首先，中央指挥失当。来自北京的一系列指挥让清军在作战中自相矛盾，在后勤问题上也更是漏洞百出，没有因时、因地制宜，而是根据地方的奏折主观臆断，随意指挥，对清军的作战少有帮助，反而画蛇添足，造成了一系列的恶劣效果。在后勤物资配给上，清政府没有完整的后勤物资配给制度，更加上来自北京的胡乱指挥，导致军队后勤供应十分混乱，僧格林沁为大军的后勤四处奔走，倡议捐输，才募集到了一定的粮草和军饷，其他部队则更为混乱。当然，这里也有客观因素的干扰，例如咸丰三年的水灾，太平天国政权的影响等。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央政权的错误指挥，造成了清军的后勤混乱，更造成了北伐战争胜利一拖再拖的严重后果。

其次，地方上不作为。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应按时交于中央的欠款不断拖延，在咸丰五年四月的一篇奏折中，“前于正月，臣衙门奏请两淮、粤海等处欠支银两，一时催解不及。惟山东据京较近，该省欠交银一百二六万余两„„复经叠次咨催，至今已逾三月期限，未据交纳，亦未接据起解日期之文。”[32]不止几省如此，而是清朝统治地区各地皆是如此，而不断延期的欠款也导致了中央政府无钱无粮可发，加剧了清军后勤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各个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相互拖后腿的情况。据《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记载，1853年7月8日，北伐军翻越密县西北山区，来到石婆口，北召两个山口，距离密县县城仅25里。知县蒋文焕逃往县城正南的白龙庙。7月8日夜，北伐军进入县城，焚毁大堂后扬长而去。清巴理坤总兵经文岱俸檄由巩县而来，12日“至密县，不知贼已去尽。县官某君尚远避三十里外，邀请亦不来。领兵官无人供应饮食，饥甚，居人馈以面条一碗，无箸，以两指夹取而食。乱后情形如此，可见城市之空虚，官吏之畏葸，殊可叹矣。”[33]由此可见地方政府之间的不作为和相互推诿。

最后，客观原因限制。咸丰三年（1853年）的极端气候对清军的后勤问题造成了极大破坏，华北地区先有春夏季节的旱灾，导致当地粮食欠收，加重了清军的粮草压力；后有秋冬季节的降雨，大水封路，清军后勤补给更为艰难，由于战场处于直隶地区，地处平原，“秋雨积潦，处处阻滞”[34]，这给后勤物资的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

四、后勤问题影响

(一)后勤问题对北伐军的影响

太平天国北伐战争中，北伐军的军事活动可以分为两阶段，以北伐军被围困静海、独流为界限，在之前是北伐军势如破竹，迅速进军的进攻阶段，之后则是北伐军不断防守的败退阶段。北伐军前后境遇如此不同，主要还是受到了后勤问题的影响。

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初期，北伐军从扬州出发，迅速行军后与凤阳的太平军汇合，稍作整顿后便沿淮河西进，从安徽进入河南，并在归德府城大败清军。但北伐军并没有在归德府长久盘桓，更没有将归德府发展为一个后勤根据地，而是直接北上，在汜水口渡过黄河，直取山西；六月，大军急攻怀庆府；八月，太平军北上，奇袭临洺关，随后高歌猛进，十日之内连下九城，直逼京城。在这一阶段中，北伐军的后勤还能勉强供应。粮草方面，由于前期攻占了大量城市，通过缴获的方式，从清政府手中获取了大量粮草，支撑着北伐军的军事活动。另外，北伐军还通过购买的方式，从百姓手中收购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而百姓也通过捐输的方式，给予了北伐军一定的粮草物资支持。医疗方面，前期的北伐军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对当地的药铺和医馆等秋毫无犯甚至加以保护，购买了大批的药物，同时吸引了当地的医生随军出征；同时，前期的战斗清军往往一击即溃，对北伐军的后勤医疗并没有造成太大压力，保证了北伐军的后勤医疗系统在前期得以稳定运作，同时也保证了北伐军的顺利进军。通讯方面，在战争初期，北伐军和太平天国政权还偶有联络，例如，在北伐军出征一月之后，东王杨秀清给北伐军的告谕中做出指示：“尔等奉命出师，官居极品，统握兵权，务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便，赶紧行事，共享太平„„尔等速急起行，不必悬望。”[35]告谕给北伐军做出了军事上的指挥，加速了北伐军前期的进军速度，对北伐军前期的军事行动有巨大的影响。

但是，北伐军在被困静海、独流后，后勤状况急转直下。粮草方面，由于北伐军处于被围困的局面，攻略的城池和乡镇等存粮丰富的地点日渐减少，加之无法从清军的包围圈中取得与百姓的联系，存粮消耗殆尽，不得不继续突围，但是突围之后仍然无法获得足够的粮草支持，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直至最后全军覆没。通讯方面，北伐军在渡过黄河之后便失去了与太平天国政权的联络，没有太平天国政权的指挥，只能依靠将领自身的军事才能行动，缺少战略上的行动方针，曾国藩的情报官张德坚曾说，截获“伪谕不可胜计”，“确实如此，在他编纂的《贼情汇纂》一书中，收集了大量太平天国文书和谕令。”[36]医疗方面，北伐军在被围困期间已经无法继续支撑军队医疗系统的继续运行，后勤医疗系统几乎瘫痪，药品缺乏，医生人数不足，就连基本的卫生条件都无法保证。

北伐军的后勤问题对其军事活动有重要的影响，战争前期，后勤系统稳定运行，北伐军气势如虹，连战连胜；战争后期，后勤系统由于清军的包围而濒临崩溃，北伐军也因此步履维艰，最终被清军剿灭。

（二）后勤问题对清军的影响

相比北伐军，清军在太平天国北伐战争中，在士兵战斗方面处于下风，但是在后勤方面却有着较大优势，而这也是影响战争走向，使清军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清军的战斗在太平天国北伐战争中也可分为两阶段，以北伐军困守静海、独流两地为节点，之前是清军节节败退的防守阶段，之后则是清军对北伐军围追堵截的围剿阶段。

战争初期，由于清政府承平已久，再加之对北伐军不够重视，没有做出完善的战略部署，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士气全无，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清军后勤问题的影响。首先，在粮饷方面，清军前期的不断失利造成了大量城池乡镇被北伐军占领，而这些城池乡镇中往往储存着当地群众的粮食等后勤物资，连带着军营中的粮草等后勤物资也被北伐军缴获而去。同时，由于公共设施等年久失修，粮仓等设施多有损坏，“清代粮食仓储衰败的另一个原因，是管理不善，内耗严重„„仓储制度在实施中弊窦丛生，以致仓廒空虚”[37]。粮饷的缺乏，对清军的打击是巨大的，士兵只能领到极少的饷银，甚至无法吃饱，对清军的战斗力和军事活动的负面影响巨大。在医疗方面，由于清军低下的战斗力，在战争中往往不战而溃，清军的后勤医疗系统在战时起到的作用很小，随军医生往往是被忽视的对象。医生在清军中的地位和待遇都极低，太医院的医生随军出征时“月支盐菜银四两二钱，跟役八名”[38]，而一名京城马步兵丁的出征赏银就有40两，因此，清军随军医生难以尽心尽力地做好救治工作；在加上军中药品缺乏等原因，对清军前期的败退有重要影响。通讯方面，相对太平天国政权，清政府在长久的统治下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通讯系统，保证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与朝廷的联系，但是，这套通讯系统也存在长距离信息传递不及时等缺点，造成军机延误的恶劣后果，对清军的军事行动也有重要的影响。

在北伐军被围困静海、独流后，清军采取包围战术，企图困死北伐军，这一战术认识到了清军此时期在后勤上的优势，也是企图利用这一优势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粮草方面，僧格林沁广开捐输，“现在各省地方安静而素称饶裕者，惟山西、四川、广东、陕西四省，必须在京大臣官员内，闾里咸尊素有人望者，前往劝导，或可望收实效”。[39]通过这种方式，僧格林沁为清军筹集到了大量粮草。医疗方面，在朝廷和各地方政府的援助下，围剿北伐军的清军获得了各种后勤物资的支持，其中也包括药物等医疗后勤物资，但是，由于清军并不成熟的军队医疗系统和医生的地下地位，清军的医疗后勤系统也只是勉力支撑。通讯方面，直隶地区属于清政府统治腹地，背靠京城，清军能迅速地与朝廷取得联系，军事活动也在朝廷的掌握之下，各种人员和物资的调动等后勤保障工作能及时调整。

虽然清军的后勤系统在北伐战争中显得颇为粗糙，但是其一直在发挥作用，在粮草、医疗、通讯等后勤方面给予清军支持；而北伐军的后期系统则更为失败，前期进军过于迅速，没有建立后勤补给根据地，导致战争后期被围困之后后勤系统濒临崩溃，最终全军覆没的局面。

结语

太平天国北伐战争是太平天国政权为缓解天京军事压力而做出的军事行动，北伐军在毫无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历时两年，转战六省，打下了辉煌的战果；而清军在前期由于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粮饷转移速度还不及军队败退速度，军队医疗系统力量不足等原因节节败退。但后期，由于背靠朝廷并采取比拼后勤力量的包围战术，军队后勤系统逐渐发挥作用。在战争中后期不断的对峙包围战中，后勤的力量逐渐凸显，并最终影响了整场战争的走向。由此可以看出，后勤力量的强大与否，对战争尤其是长期战争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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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交通肇事逃逸相关问题论析[小编推荐]

交通事故是社会的不幸。如果各方协力，措施得当，可以尽可能降低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交通肇事逃逸，使伤者失去了最好的抢救时机，警方侦查案件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而肇事者将面临十分严厉的惩罚，这一切使得交通事故导致的某些社会成本成倍地增加。

2006年9月16日晚23时许，某路段，一辆假军牌小轿车追尾碰撞一辆摩托车，致摩托车上4人当中的2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1人轻伤。肇事轿车则趁夜色逃离现场。

1月2日上午10时20分，民警在海口市一家汽车修理厂发现并确认已拆下假军牌换上真车牌的肇事车辆；10时40分，肇事者盛某向警方投案自首。

在这起交通事故中，交通肇事者盛某今年35岁，是一家公司的总裁。警方表示，假如盛某当时主动报警，经过事故认定，他未必要负全责。现在因为交通肇事逃逸，按有关规定，需要负全部责任。这样，盛某将被判处3年至7年有期徒刑，还要被吊销驾驶执照、终身禁驾。同时，数百名民警彻夜未眠组织侦查。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目前已经成为全国公安机关经常需要面对的难题，肇事逃逸者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肇事逃逸的司机主要有下列心理：

恐慌心理：事故发生后，少数肇事者的内心充满着恐惧，害怕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而选择逃逸；

畏罪心理：肇事者害怕由于造成重大事故而受到法律追究，因而心理压力增大，导至其当时心理第一想法就是尽快逃离事故现场；

侥幸心理：肇事时间和地点多是司机决定是否逃逸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事发地点偏僻、时间较晚的，肇事者又会想当然地认为没有目击者，从而铤而走险。就算有目击者，有些肇事者利用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自信目击者不会去揭发的心理，认为目击者不会去举报；基于此，肇事者就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可能查明事故的全部事实和掌握全部证据，因而也就有了对事故不可能被侦破的主观自信心理，从而选择了逃离；

对立心理：肇事者对公安机关不信任心理，认为就算自首也无济于事；

自我保护心理：肇事者知道如果不逃逸，带来的将是巨额的经济赔偿和严重的法律追究。为了逃避这些，首先选择的就是逃逸。

还有事故不严重，但害怕经济赔偿的畏惧心理：肇事车辆手续不合法，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按规定驾驶准驾车型，车辆未按规定购买第三者责任险等，肇事司机担心事后赔偿超出自身能力，害怕受到法律追究，干脆一走了之。

逃逸意味着司机放弃了对被撞者采取抢救、并将被撞者放到一个存在随时可能被其他过往车辆辗压的危险环境中，这不仅对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且肇事司机不履行及时救护的法定义务，又形成了新的违法行为。因此，交通肇事逃逸，无论是民事赔偿责任、行政处罚责任，或是刑事责任都要比没有逃逸严重得多。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谈谈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问题：

一、什么是交通肇事逃逸？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70号令）》规定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肇事逃逸的构成条件主要有：（1）肇事人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即行为人在逃逸时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这是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因素。

如果行为人没有意识到交通事故的发生而离开现场，则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如〈案例1〉：孙某驾驶两轮摩托车驮载其朋友刘某（二人均喝酒过量）超速行驶时，因路上颠簸，刘某从摩托车上跌落头部着地，致颅脑损伤而当场死亡。而当时孙某对此一无所知，仍然继续驾车狂奔，直至被人发现将其截获。本案中，孙某虽然离开了现场，但因其主观上对刘某坠地身亡这一交通事故并不“明知”，故不宜认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只能认定其构成一般交通肇事罪。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如果行为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造成交通事故而装作不知道，逃离事故现场的，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2）主观上是为了逃避事故责任，逃避法律的追究；实践中，肇事人逃跑的目的大多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但也有少数人是因为其他目的，如害怕遭到被害人亲友及其他围观群众的殴打而逃跑，这些人往往在逃离现场后，很快通过报告领导或报警等方式，接受法律的处理。显然，这些人的主观恶性要小得多，因此，有必要在认定时加以区分，以保证准确适用法律，做到不枉不纵。如〈案例2 〉：司机宋某违章驾车，将一行人于某撞死，正当宋某对于某进行抢救时，于某的亲友及当地群众闻讯赶到，持械对宋某进行殴打。宋某被逼无奈，驾车逃离现场，直接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案。本案中，宋某的逃跑行为就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逃离现场后，必须及时向有关机关报案，接受法律处理，否则，如果行为人一逃便杳无音信，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3）客观上实施了逃离事故现场，不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行为。

这里有争议，有人认为仅仅将其限定为逃离“事故现场”，而实践中大多数并不拘泥于“事故现场”，而是与“不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行为一并来考虑的，总之，要看具体情节。

二、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天津市交管局在确定肇事逃逸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一面，出台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定性标准，事故当事人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而驶离现场、报案后不履行现场听候处理义务，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等 8种情况将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1．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弃车逃离事故现场的；

2．交通事故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

3．交通事故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报案后不履行现场听候处理义务，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

4．交通事故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

5．交通事故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后离开医院的；

6．交通事故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匿的；

7．交通事故当事人离开现场且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8．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或未经协商给付赔偿费用明显不足，交通事故当事人未留下本人真实信息，有证据证明其是强行离开现场的。

三、哪些情况不构成肇事逃逸？

6种情况不构成肇事逃逸：

除了哪些情况可以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外，交管部门还对哪些行为不构成肇事逃逸做出了规定：

1、交通事故当事人对事故事实无争议，撤离现场自行协商解决，达成协议，并留下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后，一方反悔并报案的；

2、交通事故当事人为及时抢救事故伤者，标明车辆和伤者位置后驾车驶离现场并及时报案的；

3、交通事故当事人将伤者送医院后，确因筹措伤者医疗费用需暂时离开医院，经伤者或伤者家属同意，留下本人真实信息，并在商定时间内返回的；

4、交通事故当事人因受伤需到医院救治等原因离开现场，未能及时报案的；

5、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驶离现场，有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或不能发现事故发生的；

6、有证据证明交通事故当事人因可能受到人身伤害而被迫离开交通事故现场并及时报案的。

四、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后投案自首？

天津市交管部门规定，认定投案自首情节为：

1、逃逸人主动到交管部门或其他公安部门投案并如实交待罪错事实的；

2、逃逸人委托他人或打电话向交管部门或其他公安部门报案，等候处理并如实交待罪错事实的；

3、逃逸人途中向交管部门或当地有关部门报案，等待接受处理的。

另外，根据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认定为刑事案件并移交刑侦部门立案处理：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致被害人伤亡的；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或严重残疾的。

以上认定标准在全国各地交管部门和法院具有共性。

五、交通肇事逃逸会受到什么处罚？

交通肇事逃逸是一种特别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要承担更为严厉的法律后果。

交通肇事后，受害人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状态，由于这种状态是由肇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所以产生了肇事人及时消除这种危险状态的法律义务。肇事后逃逸，不履行法定义务，事实上形成了新的违法行为。因此，交通肇事逃逸，无论是民事赔偿责任、行政处罚责任，或是刑事责任都要比没有逃逸严重得多。

从行政责任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该规定是对交通事故逃逸人员行政方面的制裁，其将被吊销驾照且终生不能再取得，且不论其造成的交通事故后果大小。

其次谈谈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这里所说＂责任＂是指民事责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赔偿责任．法律将该责任确定为推定过错责任．由于当事人逃逸导致事故现场遭到破坏，使交管部门对事故责任难以认定，首先推定其有过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若其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才可减轻其责任，这方面也加重了逃逸人的举证责任。

再次谈谈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交通肇事后逃逸属情节加重犯，刑法将此规定了较重的量刑．需要提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法定最高刑是十五年，故意杀人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如全国关注的郑州市公安局民警张金柱交通肇事案。张在驾车行驶时因车速过快，将骑自行车的苏东海和其儿子苏磊撞得飞弹起来摔倒在地，同时将苏的自行车挂在肇事车下。沿途群众不断惊呼，张仍疯狂逃跑，将苏东海挂在车上拖行1.5 公里后被武警和群众截获才被迫停下。最终苏东海重伤，苏磊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死刑，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执行死刑。

六、被保险人交通肇事逃逸能否一概拒赔？

答：不能一概拒赔

相关案例：

王某系驾驶中型货车，从事长途运输业务的个体司机。2005年初，王某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限额为5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同年3月，王某驾车撞上了停靠于路边的一辆小货车。事故发生后，王某企图驾车逃逸，但驶出不远便被交警截获。交警扣押了王某及事故车辆，并对现场进行了查勘。王某看到要承担责任，便向保险公司报了案，保险公司也派人赶到了现场。两周之后，交警部门作出处理：事故发生后王某驾车逃逸，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应承担本案全部责任，赔偿被撞小货车修理费20000元，并处罚款2000元，吊销驾驶执照。

接到上述处理决定后，王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认为本案属于第三者责任险项下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当补偿自己对被撞车辆所承担的赔款。保险公司认为，王某驾驶过程中由于过失导致撞车事件的发生，并因此承担了一定的赔偿责任，属于保险事故；但是，王某在肇事之后有逃逸行为，“肇事逃逸”构成保单规定的免责事由，保险公司可以免除赔偿责任。因此，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王某自行承担。经过多次交涉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王某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王某由于过失导致事故发生，并承担了相应的经济责任，构成第三者责任险项下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第三者责任险保单“责任免责”中笼统地规定了“肇事逃逸”一项，保险公司能否据此免责，不能一概而论，须结合个案作具体分析。就本案而言，王某肇事后有逃逸行为，但未实施完毕即被交警截获，其行为没有造成事故损失的扩大，也没有影响保险公司对现场的勘察或加重保险公司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平衡的原则，保险公司不能一概拒赔，王某承担的20000元赔偿金，应由保险公司予以补偿。

分析：

第三者责任险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第三方造成的责任所承担的风险。从形式上看，是由保险公司补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经济责任。但从这一险种的开办目的上看，保障的却是因被保险人的责任而受到损失的第三人，使其不至于因责任人没有清偿能力而在受到损害之后得不到赔偿。由于这一险种涉及多方利益，法律要求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则来设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就本案而言，王某肇事逃逸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应当受到一定的惩罚，但并不丧失自己在保险合同中的权利，王某与保险公司的权利义务仍应依据保单和合同法加以确定。保险公司在保单中笼统地将肇事逃逸列为免责事由，没有申明具体情况，只能解释为当事人的逃逸行为客观上加重了保险人的合同义务时，保险公司才能免责。否则，如果允许保险公司一概拒赔，无形中便扩大了责任免除的范围，违反了合同法权利义务相平衡的原则。本案中法院结合案情，对保单条款作出具体地解释，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启示

目前从事高风险职业的人越来越多，责任保险分散了他们的职业风险，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效用，法律要求保险公司应在保单中合理确定自己的权利义务，不能以笼统的约定扩大责任免除的范围。否则，根据《保险法》解释保险合同的原则，法院将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结语：

交通肇事，对伤者和司机来说都是不幸的：灾难从天而降，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但在事故现场，伤者处于弱势，甚至失去行为能力，其受到的损害更大；司机因为未受伤，有机动性强的汽车，相对处于强势，可以采取主动措施。但一些肇事司机认为自己遇到的是一场“零和游戏”（你输我赢，或是你赢我输），因而产生了“赌徒心理”：要么完全不承担肇事后果，不分担伤者的痛苦，要么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有的被判终身禁驾的司机原本只是涉及普通的交通事故，完全可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由事故双方协商解决或申请由交警事故处理部门调解；但由于肇事后逃逸，致使受伤者因抢救不及时而导致重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案件性质便发生了变化，使其成为刑事案件。肇事逃逸司机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责任，受到行政处罚，其工作、生活、学习都将受到更严重的影响。肇事司机因头脑发热、一时糊涂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这种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

有些肇事逃逸的司机不懂法律，想耍点儿小聪明，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象今年元旦海口那起事故的肇事司机盛某，以为现场没有目击者，自己用的又是假车牌，以为逃走就不会有事了，但却不曾想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是事故发生后多少会留下些痕迹，而是而且到处都有群众的眼睛，特别是现在通讯发达，多数人都有手机，目击者的电话可以很容易地锁定肇事车辆和肇事逃逸司机。而且案发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发协查通报、向社会公告等方式要求协查、举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查获交通肇事逃逸人和车辆提供有效线索或者协助的人员、单位，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强制办理第三者责任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肇事者“赔不起”的忧虑。由于保险公司将支付事故造成的部分赔偿额，可以减轻事故对双方造成的损失，也将使交通肇事者在面临留下或逃逸的选择时更容易选择前者。

交警部门还反映，我国需要不断完善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例如，对肇事司机作出终身禁驾的处罚，是打击交通肇事逃逸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还没有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司法解释，所以各地的理解和做法各不相同，在具体操作时，警方有时感到不好把握。有的交警认为，只要警方调查取证后，认为当事人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在申请批捕的同时就可以作出终身禁驾的处罚；有的律师则认为，终身禁驾应是在法院判决当事人犯交通肇事逃逸罪后才能作出的行政处罚。前一种做法强调了交警部门行政处罚的主动性，规定更为宽泛；后一种做法则强调了处罚要取决于法院的判决，规定的限制性较强。这些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第五篇：商业银行信用管理体系建设问题论析

论文关键词：信用风险管理 内部评级体系 管理战略

论文摘要：文章概括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影响因素以及体系内容，同时就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它的度量模型、体系内容方面、内部管理文化等进行分析，并根据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研究表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还不完善，银行自身应该从多方面努力才能完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以保证银行生存和发展上的安全。

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概述

1．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一般定义为银行的借款人或交易对象不能按事先达成的协议履行义务的潜在可能性。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违约风险(default risk)，指交易一方不愿或无力支付约定款项而致使交易另一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另一部分是信用价差风险(credit spread risk)，指由于信用品质的变化引起信用价差的变化而导致的损失。以银行实际的风险资本配置为参考，信用风险占银行总体风险暴露的60％，而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则仅各占20％。狭义的信用风险通常指信贷风险。由于商业银行本身以经营信用为基础，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其信贷风险与生俱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需要管理的风险也逐步增多，其信用风险依然是最大风险，以我国为例，据了解在剥离大量不良资产的前提下，2005年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13133．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8．6l％，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高达10274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10．49％。并且，在开放的市场中，新增的各种经营风险都将最终表现为信用风险。

2．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产生与发展趋势。

(1)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产生。纵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风险管理从产生到发展已经完成了从传统风险管理至现代风险管理的重大转折。传统的风险管理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主要经历了负债管理、资产管理和资产负债的综合管理三个阶段。现代风险管理源于2O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上多家银行受信用风险的影响而纷纷倒闭，商业银行由此开始普遍重视对信用风险的防范和管理的研究，我国尤其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深刻意识到：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理念、体系已经到了必须重新研究的阶段，于是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在这样的背景应运而生。

(2)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趋势。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在当前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势，如管理理念由保守型向进取型转变，由单纯控制信用风险转变为灵活运用信用风险。银行业越来越倾向于积极地、富有进取地管理信用风险，以在可接受的信用风险暴露下，实现风险调整收益率最大化；管理方式由人工管理发展到运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而且信息透明度越来越高，银行业可充分共享包括银行在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管理工具由内部控制工具发展到外部交易工具；管理手段由静态向动态方向发展；管理内容由单一资产的信用风险管理向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管理发展，并更加注重全面风险管理。银行更注重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他多种风险纳入到统一的体系中，进行全面的风险管理；由各自为政向市场化、法制化方向发展；建立了完善的信用管理机构和有效的个人、企业信用评估体系。

3．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影响因素。信用风险管理体系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指由外界决定、商业银行无法控制的因素，如国家经济状况改变、社会政治因素变动以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内部因素是指商业银行对待信贷风险的态度，它直接决定了信贷资产质量高低和信贷风险大小，这种因素渗透到商业银行的贷款政策、信用分析和贷款监督等信贷管理的各个方面。

4．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内容。风险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渗透在所有业务中和银行管理的所有层次。目前，国际活跃银行普遍采用金字塔式的风险管理体系，如图1：

该体系可以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及业务风险等各种风险；此外，风险管理体系还引入了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对策、压力测试、情景分析等概念和方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中国加入WTO，外资金融机构开始进入国内，国外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逐渐传人我国，一些对银行风险管理比较重视、观念比较先进的国内银行开始认识到对全行风险管理进行统筹规划的重要性，开始慢慢尝试建立自己的风险管理模式。例如，中国银行率先在总行成立全球风险统一管理部，对中国银行的全球业务进行统一的风险管理。

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信用风险的发生通常具有突发性、不可逆性和传递性特点，而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存在的较多问题，使信用风险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还是由于银行自身风险管理缺乏系统性和实效性所致。

1．运用现代风险度量模型计量信用风险时存在着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主观上。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的主观评价色彩浓厚，长期以来采取的是由信贷主管人员在分析借款对象财务报表和近期往来结算记录后进行信贷决策的主观评价色彩浓厚的传统方法，是静态和被动的管理方式。客观上。缺乏有效的征信渠道和信息披露制度。以我国商业银行为例，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征信公司经营规模小、收入低、效益差，业务开展上也不尽如人意：个人征信刚刚起步，征信的数据量很小，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企业之间信息不互通，透明度差，很多企业的财务数据无从搜集，已公开的一些大企业的财务数据也存在着失真现象。

2．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尚不成熟。商业银行缺乏一套完善的信用风险内部评估体系，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预警、监测、转移和防范机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整体水平较低，缺乏对个体信用风险基本要素及其损失的度量问题的定量研究，先进的信用风险模型的使用几乎没有开展，难以准确地识别和度量经营风险。国际上比较活跃的定量技术方法是VAR度量，目前国内对VAR方法的使用还主要限于交易或部门层次，在银行层次的运用还很少。商业银行普遍没有建立起以科学有效的信用风险识别、度量机制为基础的事前风险控制机制——风险预警机制。由此导致了商业银行的借款管理偏重于抵押贷款，而几乎没有建立具有高效的风险防范和转移功能的衍生产品以及证券化技术转移和分散管理机制。以中圈工商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为例，如表1。

表1中国工商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

3．商、世银行未建立起有关信用资产的历史数据库。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科学在银行业的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由于商业银行在信息系统开发上缺乏前瞻性和不连续性，造成信息之间冗余，数据之间的一致性较差。目前商业银行已经或正在建立的信用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是信息采集系统，以收集客户信息，提供综合查询和统计报表等功能为主，大部分商业银行缺少企业详尽完整的信息数据库，缺乏模型分析，银行无法迅速传递、反馈和分析信息，以便及时解决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风险隐患。

4．尚未形成正确的信用风险管理文化。由于长期受漠视风险的思维定式以及行为惯性的影响，目前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比较薄弱，多数工作人员对信用风险管坪的认识不

够充分，信用风险管理理念陈旧，已不能适应新时期业务的高速发展及风险环境复杂的需要。从我国商业银行来看，信用风险管理文化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现为：对银行业发展与信用风险管理的关系认识不够充分和对银行发展的眼前利益与长远目标的协调认识不够充分。

5．金融市场中介服务机构不健全，信用风险管理人才严重匮乏。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是一门技术性非常强、非常复杂的新兴的管理科学，要求银行风险管理的人员必须具备很高的素质，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否则很难理解业务和产品的风险性质，更难以采取适当的风险防范措施。因此，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人才与风险管理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显得十分匮乏。商业银行还缺乏一批复合型加专家型的金融风险管理人才和先进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人才。

三、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1．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要尽可能地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并在日常业务运营中得到良好的执行。商业银行应该把下一步信息化建设焦点放在信用风险管理之上。首先要加快风险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其次，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做好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商业银行应以改造和完善资产评级制度，特别是改造和完善贷款风险分类制度为切人点，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和客户为中心的风险识别管理体系。最后，针对目前国内信用环境较差的实际，研究、开发一套具有反欺诈功能的风险监测系统。通过量化和建模的方法，甄刖虚假财务数据，从源头扼制风险的发生。运用适当模型计量信用风险，并建立健全数据库，致力于开发新的度量模型。注意信贷资料的收集。完善信贷档案管理，做到专人负责、资料完整。组织科技人员统一开发适合本行的数据处理系统。商业银行还应与有关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一起，对信用风险度量模型进行改进。或量体裁衣式地开发新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使之更好适应我国的信用风险管理的需要。

2．逐步建立健全内部评级体系。内部评级法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应按照实施阶段和条件，分为在制定贷款审批权限结构、贷后管理、贷款组合报告与分析等三个方面的应用和在设定信用风险限额、确定贷款损失准备金、风险定价、资本分配与绩效评估的应用这样两个层次。前一个层次在近期可以实现，后一个层次在较长的时间内才能够实现。

3．建立独立体系，完善管理流程。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建立相互独立的、垂直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应先明确董事会是银行管理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下设战略规划委员会负责起草风险管理战略，负责战略风险的管理。监事会下设风险审计委员会，对董事会成员进行监测。风险管理战略必须强调的是只能自上而下，不能自下而上。风险管理战略应在系统内得到充分的认识，其制定、审批、分解执行和监督流程必须得到相应的组织制度保障。完善全方位的风险管理流程，则要逐步做到按产品、地区、业务、主线来识别风险；全面收集银行的业务管理数据。特别是要严格实行贷款授权审批机制。由总行依据分行的资产负债情况，授权分行信贷委员会一个最高审批限额，分行依据最高限额向分行信贷委员会成员转授权，核定每个委员的集体审批权限，当发生贷款时，先由信贷人员对企业资信全面评估，再交由信贷委员会委员批准生效，若贷款超过一定数额，则需报上级行信贷委员会核准，从而形成分层次的贷款授权审批制度。对那些不使用的流程应及时废除。

4．树立重视风险、对风险进行科学管理的企业文化。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培育良好的社会信用意识和法律意识，既是金融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创建金融安全的～项基础工作，因此商业银行要会同有关方面，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教育和风险教育，引导教育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充分认识到信用风险的危害性。在银行内部建立风险管理文化，倡导和强化风险意识，树立囊括各个部门、各项业务、各种产品的全方位风险管理理念，推行涵盖事前预测、事中管理、事后处置的全过程风险管理行为，引导和推进风险管理业务的发展。信用风险管理文化是一种融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思想、管理理念、风险控制行为、风险道德标准环境等要素于一体的企业文化。商业银行应倡导和强化全员风险意识，树立全方位风险管理理念，要将个人行为与企业发展、风险管理与业务拓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建立这一风险管理文化，使员工以诚实守信、审慎务实的态度来对待每一次信贷调查，以对客户负责、对全行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正确审批每一笔业务，建立一支品行端正、作风严谨、技术精湛的风险管理队伍。

5．成立专门的机构、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营与其机构的合理设置是分不开的，商业银行的机构设置大都要遵循合理分工相互协调的原则，统一指挥、权责一致、提高效率的原则，加快内部稽核机构建设，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管理部门直接独立于最高管理者。同时有相当权威的某个人或某个小规模的委员会负责，以确保最高管理者关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风险管理是现代商业银行的核心技术，要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必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现代风险管理需要精通金融学、经济学、数学、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而我国银行风险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能力结构都还很难适应现代风险管理的需要，因此必须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

四、结论

总之，信用体系建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系统工作，任重而道远。信用风险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对信用风险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同时这些研究成果在其实际应用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作为一种比其他风险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定量化的风险，目前对信用风险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信用风险的定量化工具、技术及模型等理论研究都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基于此，对信用风险以及信用风险管理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