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行政问责制当前

浅析行政问责制当前，全面推进行政问责制，是新时期党和国家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着力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服务型政府、廉洁型政府、人民满意政府建设，努力提高各级政府的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决策，对于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行政问责制的概念界定

行政责任是近代国家责任政治的产物，是“主权在民”及“权力分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政府管理中，行政与责任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权力，必有责任；有权力，必有制约。行政问责制是在行政责任基础之上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内涵，有许多不同的释义。有学者认为，行政问责制就是指对现任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也有学者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确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它不仅是指犯了错、违了法要追究，其溯及范围还包括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看似有损“官体”的“小节”，公众对政府行为以及政府本身的“合理怀疑”等方面。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

以上的几种概念界定中，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各不相同，涉及的角度也各异。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等问责客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由于没有或没有正确履行法定的职责，影响了行政运行的效率和行政机关的口碑、信度或效度，甚至部分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行政问责制是评估行政管理活动效能的一种原则或者说是一种检验行政活动运行效率的一种程序。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同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内部对其成员的问责，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要是指来自外部系统对行政机关及其成员进行的问责。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对党委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问责客体，实际也是“来问谁”的问题。如果被问责的对象认定不清，问责也就失去了意义，更有失问责的公正性、客观性。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

3.行政问责的范围

问责的范围是指问责主体向问责对象进行责任追问的内容或事项，是解决“问什么”的问题。一般来说，行政问责的指向是：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也就是说，行政问责它不仅是指有错、犯法要追究，同时也包括能力低下、推诿扯皮等也要追究。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和公务员在政治行政体系中所承担的各种责任，包括其内含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等。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行政问责有序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所谓“问责”即责任追问。一般来说，这种结果可以分为政治、道德、行政和法律责任四种，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留党察看、引咎辞职、撤职等；触犯刑法的，还要启动法律程序，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所以，在责任追究中，也往往是道德责任、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等各种责任形式糅和在一起，体现的是追究多种责任，而不是一种责任。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只要不流于形式并有足够的制度作为保证，无疑可以增强行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心，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问题在于，目前的行政问责制，虽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缺陷也日益暴露。除了在问责的制度保证、实际操作、效果评价等方面还有待提高外，在问责的对象确定、政务公开等方面也存在着缺陷。从我国当前推行行政问责的效果和各地实施的举措来看，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责权不清，问责不明。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出了事故，往往只追究政府“一把手”责任，而实际上，有时党委领导有更大责任。

二是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三是问责内容、方式过于单一。问责范围狭窄，唯“过”是问。行政问责制大多注重追问具体问题的具体过错，缺乏对根本责任的关注。除了对那些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或公共利益的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人追究责任外，还应当扩大到追究“无为”者。

问责方式过于单一，仅有去职一种情形。行政问责以对责任的追究为落脚点，以失职官员去职为处罚方式和目的，这就被动地将行政问责当成了一种善后程序。其实，罢官去职仅仅是问责的手段和主要方式。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情形，仅停留在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上。

四是问责后续工作不完善。问责制在配套设施建设上的不完善首先表现在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的缺失上。如果问责制中明确规定了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重新启用的程序等条款，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就有了法规依据，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也会名正言顺。因此，问责制为达到它构建时的预期成效，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必须构建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

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要有效地实施行政问责制，就要从整体上完善政府的问责体系，建立问责主体的责任约束机制，采取各种有效积极的措施，全方位地保证问责机制的顺利运行。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1.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确立好问责主体问题，是确保行政问责有效性的一个必备前提。在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来自行政系统内部，即上级行政机关，以及审计、监察机关，而且还应包括行政系统外的问责主体以及社会机构、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只有问责主体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多样性，才能保证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

当前，在分析行政问责制的合理构建之时，一方面应发挥同体问责直接性、针对性和经常性的优势，另一方面应着重深化异体问责，也就是建立以民意和外部监督为基础，以权力机关即人大为主导，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的多元异体问责体系。

2.确定问责标准的统一性

为确保问责的严肃和公正，有必要在全国确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标准。202_年中央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界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虽然使问责较过去具有针对性，但仍然难以囊括需要问责的全部情形。因此，与其列具各种情形，倒不如制定统一的问责标准，更具可操作性。至于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依据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主观上存在过错。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过错履职的情节及后果。

3.体现权责范围的一致性

“权责一致”原则贯穿于行政法的始终。职权与职责相一致，要求在问责时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即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既不能让责任人逍遥法外，也不能让无辜者受罪。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否则，若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再加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以至于在问责中，具体应当由谁承担责任，模糊不清。因此，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不能仅针对行政官员，还应包括党政领导，体现党委和政府的一视同仁，即党委和政府同为问责第一责任人。这样做也是权责相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

4.落实问责方式的严肃性

强化问责方式的落实，也是完善行政问责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此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避免将问责流于形式。既不能将被问责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也不能把一年的禁期，当作暂缓使用期，熬过一年，就官复原职，完全失去行政问责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具体可参照“京版问责办法”（202_年3月22日，北京市公布《北京市实施办法》），规定被问责官员一年内不得复出，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同时应规定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和程序。

5.健全完善问责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对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责任政府只能成为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因此建立系统、全面而有效的责任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要件。行政监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和行政系统外部监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且弹性较大，必须依靠系统的外部监督作为支撑和辅助，二者的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而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包含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1)人大代表的监督。保证党对人大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也要确保人大在国家监督中的最高特殊地位。202_年颁布的《监督法》中明确强调了监督的实效性问题。行政监督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其特殊地位，从而确保行政问责监督的有效实施。

(2)社会团体、组织及公民的监督。社会公众对行政官员的行为最清楚，因为行政官员与公众直接打交道，因此行政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公众的掌握之中，因而公众对监督最具有发言权。同时，也不可忽视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特殊监督作用。

(3)新闻舆论监督。随着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其对行政监督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具有特殊的威力，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避免权力的滥用。

行政问责制的旨义就在于“责”。一个负责人的政府是由所有参与政府管理具有高度负责精神的公务员组成。公务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伴随着特殊的责任。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化、常态化，使官员能够准确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最终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型服务性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省嵩县检察院）

第二篇：浅谈行政问责制

浅谈行政问责制

问责制，简而言之，就是责任追究制，问责的目的，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更主要的是监督、督促，促进权利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而成为效率政府。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行政问责是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政府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大意义。

一、问责制实施的重要意义

问责制从开始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进入社会公正的视野，被广泛视为中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到走向制度化的轨道，暗示中国政治文化正在悄然地发生转型。问责制这一形式的出现对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问责制的实施，是对人民负责的一种具体表现。长期以来，尽管责任事故频频，但由于没有及时建立起有效的问责制，很多地方的官员对事故的发生总是上推下卸，互相推诿，致使许多问题不了了之。作为人民的政府首先必须对人民负责，当人民蒙受一定的损失时，有关责任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失职、渎职行为负责任，就应该承担责任。

其次，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不实行问责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谁

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如此只能使许多官员在工作中追求平淡，工作平庸，不能真正为群众办好事，服好务。如果实行问责制，作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整个工作的运行好坏就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领导责任与职位相结合，就会有利于官员及时反省自己，使其改正错误，纠正缺点，树立一种“守土有责”的意识，从而减少和避免更大的损失，确保自己在任期内努力工作。

第三，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对于出现的任何事故都负直接的责任。不出事故便罢，一旦出了就应该奖惩分明，不但要调查事故的原委，更要对责任人进行处罚，这样做就会彰显政府应有的维护公信力的权威。政府的威信和信任靠什么提升和打造，关键是要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扎实为民办实事，实行有错必究，有责必问，只有这样，才能在老百姓心中凸现亲民、爱民意识。

二、问责制的发展趋势

从非典危机中卫生部和北京市的主要负责官员被免职，到吉林化工厂爆炸与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已经可以看到，行政首长的问责制度，早已在中央层面启动。这种以追究责任实行问责制的形成彰显了政治文明的进步，充分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内涵。从中央到地方，这种以问责制为

主要内容追究负责人的责任具有明显的发展趋势。

一是问责方式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以前，某地发生事故和案件后，责任追究往往以权力问责方式进行，追究责任的依据主要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进行，随意性比较大，追究直接负责任的多，追究领导层间接责任的少，对一把手追究责任的就更少，不少人充当了替罪羊。作为逐步完善的问责制，追究责任更多的是要依据事实和政策规定来进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作为责任追究的主要依据，在工作中问责制是逐步向法制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并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和健全。

二是问责方式由“有责”官员向“无为”官员发展。问责制在新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就当前公布的实施责任追究的例子来看，除了在工作中因工作失职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受到责任追究外，那些碌碌无为，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太平官同样也被罢官免职。比如当前我们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立项实施的各项专项效能监察工作就是对那些“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领导干部施加压力，强化追究“不作为”官员的职责，也就进一步对领导干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高的标准。

问责追究制的实施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严格遵循了“有权必有责”的制衡原则，进一步推动了重视民意，强化责任的官场规则。过去，出了重大责任事故往往无人承担责任，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只向上级做深刻的自我检查就可以顺利过关，随着社会的进步，舆论监督的加强，问责制的逐步实施，它将充分体现政府的权力源自于人民，政府授权于官员，官员既对政府负责，更必须对人民负责，它必须进一步打破那种只对上不对下，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官场潜规则，事实证明，那种出了问题无人承担责任的局面将会宣告结束。

三、问责制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家还未统一制定的问责法规，因此在有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一是体系亟待完善。目前由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法规、条例比较多，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政策法规，有中央出台的，也有是地方政府制订的。由于各地都是自行制订的，在规定问责的范围，问责的力度都尽不相同，没有统一的问责标准。

二是实际操作有难处。如一些官员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损失，在选拔提拔用人方面存在失察，由于当事人调离了工作岗位，往往对原有责任人难以问责，对现任责任人又不能问责。

三是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问题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行政问责制度中重行政问责，轻

法律问责；重内部问责，轻外部问责；重执行问责，轻决策问责；重事故问责，轻日常问责；重应对问责，轻预防问责；重形式问责，轻结果问责等现象还很突出。

四、稳步推进问责制的几项措施

要更加充分地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使之有效、实效、高效、长效，逐步走上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一要强化问责力度，确定问责标准。在实行责任问责制中，要充分发挥问责对国家的权力运行状况的监督，强化问责力度，提升问责的影响力。明确直接和间接责任人，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在问责上要直接说明对什么事追究什么人的责任； 二要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互动，加强责任政府建设的研究力度;三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监督法、信息公开法、舆论监督法等，为公民维护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建构起廉价而高效率的救济机制;四要加强信息公开、绩效评价，行政监察与审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以及问责救济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为行政问责实施提供充足的制度保障。五要努力塑造社会主义的行政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意识、民主意识，高效、廉洁的行政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公正行政、清正廉洁、勤奋敬业的行政道德。

行政问责制作为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强调“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和权力与责任的不可分离原则，强调越权无效原则和以岗位职责作为约束，考核行政官员之标准的至上性和绝对性。随着行政问责制度的经常化和程序化，它必将有利于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实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力之间的和谐互动，进一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三篇：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

第一条 为强化行政责任制，促使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推动力，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避免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结合我委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系统各级机构因不正确履行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规定进行问责。前款所称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三条 行政问责依照行政机关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工作规则，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权责统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问责结果与奖惩、任免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在实施行政问责的同时，应当主动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尽量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五条 行政问责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条 行政问责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经县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工作任务，因工作不力未能完成的；对县政府重点工作责任制、工作目标责任书确定的各项任务和交办的事项，未按时限和要求完成的。

(二)不认真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指示、决策和上级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不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决定或决策事项；影响政令畅通和政府整体形象及工作的。

(三)事关民生等重大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义务监督员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不履行对社会、公众公开承诺的。

(四)没有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和时间进行决策或审批，造成决策错误、工作贻误或损失的。

(五)虚报浮夸政绩，造成不良影响和工作损失的；对上隐瞒问题，对下包庇、袒护、纵容的；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公共安全事故预防职责的。

(七)不认真接待和处理信访问题，解释和解决不到位，或无动于衷、敷衍塞责、工作不力、处置不当，导致矛盾激化，发生越级集体上访和冲击国家机关、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等群体性事件，干扰、影响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八)职能部门管理和监督不力或不到位，在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校园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疫情防控、土地管理等领域发生公共安全事故的。

(九)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本单位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或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

(十)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乱作为，引发公共安全事故的。

(十一)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理重特大事故中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的。

(十二)瞒报、谎报、迟报、漏报公共安全事故信息的，或其他对公共安全事故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的。

(十三)损害公共利益或社会与公民合法权益，影响和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

(十四)工作时间脱岗、漏岗，影响或延误公务的。(十五)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行政失职和过错行为。

第七条 行政问责的启动：

(一)行政首长、监督管理机关、上级机关建议或者要求问责的；

(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要求问责且应当问责的；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要求问

责且应当问责的；

(四)根据政府绩效评估和督促检查结果、新闻媒体曝光等实际情况应当进行问责的；

(五)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关提出问责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

第八条 对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进行问责由其上级机关或本级政府决定。行政问责涉及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的，依据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

第九条 行政问责的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五)停职检查；

(六)调离工作岗位；

(七)引咎辞职；

(八)责令辞职；

(九)免职；

(十)辞退或者解聘；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者合并使用。

第十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之前，应当

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听取行政问责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问责处理应当制作书面决定送达当事人。处理决定应当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一条 行政问责当事人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起30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核。其中对行政处分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在复核期间，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复核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第十二条 行政问责调查处理实行回避制度。参与调查和处理人员与问责对象、投诉人有血缘、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查、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 被问责行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县工信委办公室负责解释。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第四篇：浅谈行政问责制

浅谈行政问责制

摘 要：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但是从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实施的情况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思考和寻求完善对策，对责任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度；行政责任；责任政府；政府责任

正文：问责制是指问责主体对其管辖范围内各级组织和成员承担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是和权力密不可分的，它的逻辑基础是有权力就必然要负责任，只要在权力范围内出现某种事故，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度的前提，是拥有清晰的权责，合理地配置和划分管理权力，以及合理的进退制度。让责任“归位”，使监督“强硬”，对失职和渎职的领导人员一律追究责任，使领导人员树立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处理好权与责的关系，促进从严治企，依法行企，是十分必要的。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问责制的特点：首先，它区分了责任，是谁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其次，它重点追问的是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既不会“一竹篙打一船人，把所有的责任人同等处理，更不会“只拍苍蝇不打老虑”，只是拿具体责任者问罪。第三，问责制问的是“责”，追究的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过错，不问功劳苦劳，不搞将功抵过，是真正的赏罚分明。

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的问责。异体问责较之于同体问责，更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

行政问责的客体，也称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行政问责的客体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公务人员。

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问什么”。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事故问责，而且要对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作出的错误决策问责，不仅要对滥用职权的行政作为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围，不仅对犯错违法要追究，甚至连能力不足、有损政府形象的小节等方面也要问责。总之，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应纳入问责的范围之内。

行政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行政问责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涉及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方方面面的程序要求，如问责主体回避的规定、质询答复时限的规定、问责人员组成的规定、罢免通过人数的规定、问责客体申辩程序的规定、听证程序的规定、复议程序的规定等等。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政治责任，即向执政党和权力机关负责；二是行政责任，即向上级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负责；三是道德责任，即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四是法律责任，即向相关法律规范负责，承担法律制裁后果。

行政问责的后果。行政问责的后果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承担相应否定性制裁的责任。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行政处分、司法处理等。总之，行政问责制作为系统化的政府治理规范，明确权力、界定责任、健全程序和经常化、制度化的追究责任是其核心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行政问责制是有效实现政府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政府，实现依法治理，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理性选择。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规，只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化的步伐。

1、从同体问责为主向异体问责为主发展 ：从我国行政问责发展历程来看，我国“非典”事件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同体问责，是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这种同体问责有利于发挥对失职、失责行为经常性的监督和问责。但从现代行政问责的一般原理和我国以往公共行政实践结果等方面显示，单一的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无法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非典”事件触发了异体问责在行政问责制中的作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开始转向异体问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独立性与中立性逐渐增强，也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行政问责过程中来。

2、由应急型问责机制向长效型问责制度转变 ：以前往往是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才会对相关领导人进行问责，现在则是对行政决策进行制度性定期审查，行政问责终于成为一项“制度”而存在。目前，我国各级行政机构开始施行问责督查制度，对工作进度和问责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并将问责结果存入本人档案，作为本级组织人事部门一年之内考核、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改变了过去对问责事件缺乏连续管理的片面做法。

3、从以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为主转向注重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以前往往只对滥用职权、越权行为问责，而行政不作为因易被忽视而乏人问责，导致一些官员为避免“做多错多”而犯下“行政责任”、“法律责任”，而对“政治责任”、“道德责任”视而不见。目前，问责范围从追究“有错”官员向“不作为”官员深化，在细化有错责任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无为问责的深度，制定承担行政不作为责任的标准，对各种无为行为进行了科学有效的界定，对行政不作为严加打击，纳入问责体系。

4、从权力问责逐步转向制度问责 ：实施制度问责，是从政治责任、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等，一层层问下去。制度问责提高了行政官员的政治责任心；澄清了吏治，做到了制度反腐；化解了干部队伍的能上不能下问题。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

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以至于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问责程序不健全。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问责启动程序，问责机制如何启动往往取决于行政领导的意志，没有规范可供遵守。目前问责的处理程序也不健全。目前的问责主体和问责范围过于狭窄。现有的问责还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同体问责，缺乏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更缺乏对上级的问责。仅仅是同体，仅仅是上级对下级，这样的问责制度显然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行政问责的标准不够完善。行政问责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两方面的问责。目前，我国在法律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然而，在政治责任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我国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实践中较随性。问责的范围有限，标准，程序和责任人确定非常原则，很不具体，留下很大的随意性空间。

总之，行政问责制是我国顺应现代国际形势发展的一项行政体制改革措施，是对应然状态责任政府的补充，也是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将不断完善，实现从“新制”到“良制”的根本性转变。

参考文献：

1、周洁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2、康之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与构建责任政府

3、俞可平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4、张萍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分析

5、王宇东,张蓓,李传俊浅议问责制

6、傅美容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第五篇：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

◆关键词解释：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整肃吏治，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造就高素质行政人才长期以来，有些行政官员责任意识淡漠，不谋事、只谋官，只知享受权力，而不知自觉地去履行与权力并重的义务和责任。由此，便出现了“看摊子”、“守位子”，“功劳大家抢、过失人人推”，“宁愿不作为，也要保位子；宁愿不做事，也要保安全”的现象。这些现象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着，有些地方还很严重。有些地方的制度规章虽说一订再订，但终因其职责不清或考核措施落实不好，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或纸上谈兵。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实现由以往的以人管人到以制度管人，从无序监督到有序监督，从内部监督到社会监督，从“权力主体”到“责任主体”。问责追究，有利于整肃吏治，谁用的干部谁管理，并负有连带责任；有利于日常管理，优化官员队伍，造就高素质的行政人才，防止权力滥用，将压力与动力、权力与责任、能力与效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任其职，就要负其责、尽其力、操其心。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打破传统为官之道，构建勤政、廉政、优政行政文化理念长时期以来，一些行政官员不仅存在严重的“官本位”的思想，同时也有着“无过便是功”的杂念，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从体制上体现了制度监督、纪律惩罚的作用，还有利于打破传统的行政官员队伍“能上不能下”的陈规陋习，建立一种更加直接有效的竞争淘汰机制，拓宽行政官员“能下”的渠道。实施行政问责制，就意味着当行政官员，不仅要勤政、廉政，而且还要优政。在坚持“能者上、庸者下”的同时，必须树立新的行政文化理念：为官必须做事，做事必须负责，权力责任对等，奖励处罚并重，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胡乱作为的、不肯作为、不愿作为的，同样也要接受问责。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塑造为民责任政府在一个强调法治、民主的现代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尽其自己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督、宏观调控的职能，同时又要求所有参与政府管理的行政官员必须具有负责精神行使权力，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问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助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明确政府及其行政官员应承担的责任，从而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实现政府及其行政官员职能职责的归位、定位和正位，塑造一个守法、守责、守信、守时的当代责任政府。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源头上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定，防止和阻止其滥用、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同时，行政问责制还弥补了国家法律上的空白，不仅对行政官员的“乱作为”要问责，对“不作为”和“无作为”的也要问责，这样，势必能够促进行政官员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责任政府的效率。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实施行政问责制，是国际目前比较通用的做法。虽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问责的具体规定和操作方法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掌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中有权必有责、违规违

法必追究的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责任制度。

行政问责制比责任追究制的含义在外延上更为宽泛。责任追究，是一种过错追究；而行政问责，则不仅仅是过错追究，而且还包括非过错追究。因此，行政问责的指向是：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也就是说，行政问责它不仅是指有错、犯法要追究，同时也包括能力低下、推诿扯皮等也要追究。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重大意义，既在于防患于未然，也在于惩前毖后。惩罚、处分只是行政问责的手段，而防患、预防才是行政问责的目的。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最好的制度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