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街道办事处权能演变及其社会影响

论街道办事处权能演变及其社会影响

（汕头大学公共管理学系，周昌勇，515063）

摘 要：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直接联系社会及其民众，其权能演变反映国家治理理念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治理模式。街道权能的合理性、有效性直接决定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效能和社会整合能力，并对社会变迁产生深刻影响。文章以街办事处道发展为线索，就街道权能演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街道办事处，权能演变，社会影响

街道办事处是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它是城市的基层政权组织，是政府与社会及其民众联系的桥梁、党和政府的基层工作站，是党和政府的形象窗口。在城市社区，街道办事处是政治权力的枢纽，从根本上制约着社区政治生活。街道办事处权能的演变直接体现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的发展，关系到党和政府的能力建设和社会调控体制的变革，对我国社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考察街道权能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于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推进城市社会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一、街道办事处权能的历史演变

（一）建国前后至文革前：街道办事处的建立与权能设置

街道办事处是在废除国民党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与“单位制”相并存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并进驻的城市中，国民党政权以及包括保甲制度在内的各种组织制度和组织方式先后被摧毁，我们党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如何将人民组织起来，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以保持新生的政权和社会的正常运转。为此，新生的政权首先“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建立了“单位体制”。对大量存在的未能进入工厂矿山、机关、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无法纳入“单位体制”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则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由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将居民组织起来。基于此，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得以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中，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根据和组织形式，各城市的市政当局各行其是，街道办事处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在1954年以前，全国各城市的街道组织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设街政府，为城市基层政权，如武汉市、大连市、郑州市、太原市、兰州市、西宁市；二是设街公所或街道办事处，为市或市辖区的派出机构，如上海市、天津市，以及江西、湖南、广东、山西等省的一些城市；三是“警政合一”，在公安派出所内设行政干事或民政工作组，承担有关工作，如北京市、重庆市、成都市。①当时由于“单位体制”的强大社会功能，街道办事处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城市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而存在。街道办事处建立之初不设立科室，只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其职能比较单一，其主要工作是负责民政和户籍管理。

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法律形式统一并确定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的性质、任务、作用。条例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城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其职能包括：一是办理市、市辖区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宜；二是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三是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街道办事处设专职干部3－7人，其中包括妇女干部1人。《条①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2_，1：86－87

例》颁布后，1955年全国各城市都普遍建立健全了街道办事处组织。

由于“单位体制”和街道办事处同时并存，并且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体制”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单位体制”日益向街区扩展，形成了单位社会。街道办事处的地位越来越削弱，逐渐演变成“拾单位之遗，补单位之缺”的组织。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街道办事处曾一度被“人民公社”所取代。①

1958年至1960年，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共建立598个城市人们公社，大多数人民公社建立在街道层面，少数建在区一级。街道管辖范围扩大，并且实行公社党委领导下的“党政一家”、“政社一家”的管理体制，成为市、区以下的一级政权组织，实际上取代了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内组织社会生成协作，发展社办企业和集体生活福利事业。有的地方，还撤消了居民委员会，以公社派出的“街道工作队”代行工作。②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街道权能的嬗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地街道办事处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968年，街道办事处被改名为“街道革命委员会”，并建立街道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上海五里桥街道办事处为例，1967年12月五里桥街道办事处被造反派夺权，街道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街道设革命委员会，其工作由对居民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转向开展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斗批改、大批判等，以及动员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这个时期街道的权力完全集中在革命委员会手中，行政建设完全停滞。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混乱，许多市、区政府处于瘫痪状态，街道权能在这个时期急遽膨胀。当时，街道革命委员会下设政治组、居民组、企事业组、文教卫生组、人防办公室、查抄办公室等，统管党、政、财、文大权，权力范围空前扩大。其主要认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其次是：动员居民到农村落户和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负责民兵训练和征兵；处理查抄物资和组织生产管理与服务工作。④街道革命委员会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主要工作便是搞外调、抓清队、查户口。

3、改革开放后：街道权能的扩展

1978年，文革结束，随之而来的拨乱反正对基层政权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新宪法，撤销“街道革命委员会”，恢复街道办事处。1979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重新确立了街道办事处的性质。1980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重新公布了1954年颁布的《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再次明确街道办事处是市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实行街道党委、街道办事处、街道生产服务分离，统一由民政部管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单位体制”仍然主导整个社会，加之区政府各职能部门在街道办事处设有派出机构：“五所一院一场”――即工商所、粮管所、房管所、派出所、环卫所、卫生院和菜场。这些机构受直接区政府领导，因此街道内事务被“条块化”，街道办事处处于“边脚料”的地位，只是做些辅助的工作，如宣传、动员和协助工商税务人员进行检查等等。

在“单位体制”还没有松动的情况下，街道的机构设置相对简单，其权限也十分有限，这与街道所能控制的资源是匹配的。但是，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这种情况有了新的发展。由单位控制下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社区回归。街道办事处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职能权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1954年颁布的《条例》中规定每个街道办事处设主任1人，干事若干，必要时可设副主任1人，整个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般在3－7人，街道下一般不设职能机构。其工作①②夏建中《城市社区基层社会管理的组织变革及其主要原因－建造新的城市社会管理和控制模式》，江苏社会科学，202_ 第2期，③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7 第4期

④陈家喜 刘军《街道办事处：历史变迁与改革趋向》，城市问题，202_ 第6期 

权能主要是三项：办理市、市辖区人民委员会有关的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然而，这种状况随着城市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单位体制的松动，大量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向街道社区转移。80年代中期，根据部分城市的调查结果，天津市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任务己经拓展到了30多个方面，100余项之多。北京市部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任务有120-140多项。杭州、西安市街道办事处的任务约70-80项。①由于街道权能的扩展，街道机构和人员编制也迅速膨胀，1980年代一般为40人左右，现在则远远超过了这一数目。据统计，工作人员在50－180人的街道办事处最多。机构设置上：街道党委（或工委），由书记、副书记组成，下设组织科、宣传科（精神文明办公室）、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办公室、团委、妇联、工会、武装部和老干部办公室等部门；街道办事处，由主任和副主任组成，下设行政办公室、民政科、居民科、城建科、司法科、综合治理办公室、社区服务办公室、文教科、计划生育办公室、财务科等；有些街道还管理其下属企业，如街道联社、劳动服务公司、街道福利等企业。

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工人下岗，使社会矛盾复杂化，街道办事处实际上起到了社会调和的作用。街道权能的急遽扩展，使其成为“社区总理”。但笔者在做调研时发现，街道所拥有的权力资源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不相匹配，责任甚于权力，往往使街道行政效率十分底下。基于此，1990年代中期后，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了对街道办事处权能重构的探索，形成了街道办事处的四种权能模式：即上海市卢湾区五里桥街道—－重心下移，立足基层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模式；青岛市四方区兴隆路街道—－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逐步推动社区的功能转换和组织重构；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街道—－设立社区行政事务受理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以撤销街道办事处为终极目标；沈阳市沈河区泉园街道—明确社区定位，合理划分社区，建立新型社区组织体系。③

二、街道办事处权能演变对社会的影响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是国家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最直接载体，它是检验一个国家对城市社会控制强弱的显示器，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强弱的衍变。街道办事处权能的演变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城市社会控制模式的更替

在80年代以前，整个社会被高单位化，形成了所谓的“单位社会”。社会控制通过“单位体制”伸展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单位组织体系相比街道几乎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在单位社会中，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是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因素，单位社会中的每一个城市居民都有自己的一份档案，档案上都列有成分一栏，成分为干部工人、军人和学生的属于单位体制内的一员，其他成分的城市居民则被打入另册。根据彭真的观点，街道办事处所管辖的“工人阶级以外的街道居民将日益减少”，在1953年，这种人口在城市中还占到60％，而在“三大改造”和“大跃进”运动之后，在单位体制以外的城市就业人口几乎所剩无几。根据朱健刚的研究："80年代以前街道办工作是不被重视的，区政府政策实施主要通过各职能部门，然后再由各局传达到街道各所，街道办事处只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宣传和动员，以及随同税务人员和工商人员进行检查等。”

但是这种社会控制模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建设迅速发展，街道办事处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能，相对于日益增长的职能，街道对原②①唐忠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_，第194页

②陈家喜 刘军《街道办事处：历史变迁与改革趋向》，城市问题，202_ 第6期

③胡熙华《我国城市变革中的街道社区管理组织重构》〔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200

2有的权限感到十分的匮乏。但也正是被授予了这么多的职能，街道办事处在行政权力秩序中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我们如果不把权力看作法律规定的条文，而是看作实际行动中的影响力，那么街道办事处的权能在这段时期实际上膨胀了，在这一时期，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已完全涵盖了一个区域性政府的全部职能。根据笔者对汕头市金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的调研，街道办事处几乎负责了整个政府权能的所有内容。从基层党政党务、劳动人事、工会妇联到统战、侨务和宣传、信访；从街道资产、财政、财务到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甚至社区科技与卫生和环境保护；从“三防”工作、社区治理、治安到计生和司法服务；从社区企业服务、咨询到代理居民身份证、证明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有的甚至说，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始终与街道和居委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按东方街道办事处陈树峰主任的话，除了没有人大、政协以外，街道已经是一级“政府”。①

在我们做调研中还发现，居委会其实是街道下实行社会控制的更直接的组织。居委会由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工作受街道办事处指导，并得到来自街道的财政支持。居委会直接与城市居民接触，更能了解实情和掌握社区动态，因此居委会被吸收到了城市社区事务管理中。城市政府通过街道和居委会这一政治和社会枢纽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但是无论如何，与“单位体制”下的社会控制相比已经明显弱化了。总的来讲，这种弱控制还会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削弱。

（二）行政秩序混乱

街道权能的扩张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地方行政秩序的混乱。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普遍反映他们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但并没有相应的职权保障。正如陈树峰主任所说的：我一个人就与区政府签了13份责任合同，而有些合同其实我们并没有权力执行，但是只要在这个岗位就得签。这种行政事务的强行下移并没有伴随权力中心的下移，导致街道办事处处事很被动也很尴尬。街道办事处在实际执行职能过程中常常处于执法边缘，导致与街道居民的紧张关系。

这种行政秩序混乱产生的后果就是行政合法性危机。现代社会居民的法律意识有了极大的增强，这一点在我们调研中得到了证实。许多居民学会用法律来拒绝执行或抵制街道工作。街道唯一能做的是通报职能部门并协同职能或执法部门开展在街道范围内的事务。但许多街道往往是强制执行的，结果导致了政群关系的剧烈冲突，甚至导致法律诉讼。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社会控制体系的严重削弱和公民意识的强化。

从普遍状况来看，街道权能的扩展不同程度的导致了行政秩序的混乱。有的学者指出，街道办事处权能存在以下问题：职能权限不明确，“上面千条线，下而一根针。穿又穿不起，理也理不清。”由于法律上缺乏规定，上级政府又没有统一的明确授权，使街道内部的行政秩序很混乱，具体表现为“条块冲突”，许多城市管理的任务层层落实到街道，但街道又没有明确的职权，只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管不了”，而条上各机构虽有权管，但由于不与居民直接关连，又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管理，就干脆推给街道去做。这种局面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会导致政府权威的丧失和社会的对抗与冲突的加深。

（三）社区服务缺失与社区自治弱化

随着城市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使得社会活动的领域前所未有的拓展，城市功能不断强化，市政公共服务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发达和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在整合西方社会，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从西方成功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政府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由于地方财政预算常常处于“预算饥饿”状态，一方面是收入增长有限，另一方面又不断要求改善服务，地方政府在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建

设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为应付公共服务的挑战，美国各地方政府纷纷把部分职能下放或外包给私营公司或非营利性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营利的社区发展公司已经成为美国城市社区发展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这些社区发展公司主要是针对城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建筑和修复、宅第维修和供暖的计划，公共住宅区的管理，以及买卖和租赁房屋的咨询等业务。许多社区发展公司还发起了种种就业和经济发展计划。①1

与此相反，受我国政治传统和政治治理模式的影响，我国政治体系的社会控制机制从明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向基层延伸。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一直在不断加强，因为社会稳定的根基在于基层政权对社会的超强控制。因此在“单位体制”解体后，街道办事处取而代之成为社区的控制实体，街道权能扩展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政府为了实行对社会的控制，就必须对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作出响应，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种习惯。这种政府权能的扩展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社会本身的自我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残缺，而政府由于财政预算和人力资源的不足而导致服务缺失。政府的服务质量下降和数量不足有可能引发社会的分化和政府权威的丧失。另一方面，政府权能在街道的扩展阻滞了社会自治能力的培养，也人为地导致了利益基础上的地区分割，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

三、小结

有关街道办事处权能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探讨。在国内比较盛行的认识大概有以下五种观点：一是主张把街道办事处建成一级地方政府，实现三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二是主张维持街道办事处派出机构的性质，把重点放在改革和完善现行街道管理体制以及简政放权、理顺关系、强化职能上了；三是主张把街道办事处变成政权实体，把区一级变成派出机构；四是主张取消街道办事处，把区的管辖范围划小，由区直接指导居民委员会，实行二级政权二级管理体制；五是主张因地制宜，分类管理，不搞一刀切，实行多元化的城市管理体制。②

街道办事处权能问题，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街道权能的演变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也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发展。总的来说，自建国以来，街道权能趋向于不断扩展，从虚变实，这是伴随着国家权能的扩展而发展的。但是这种街道权能的扩展也带来了许多现实冲突：一方面是基于政府治理结构的挑战，街道办事处只是基层政权组织的派出机构，其行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局限。二是源自于社区自治的挑战。街区社会是一个国家权力不断渗透与社会力量相互交错的空间，社区行政与社区自治之间的博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的理念和社会政治传统。三是资源限制（人力、财政、权限等）与服务效能的挑战。人民对于政府服务质量与服务数量的要求日益增长，但是囿于人力、财政和权限的限制，街道办事处并不能使人民得到很好的满足，特别是经济市场化部分地降低了政治的权威，给街道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探讨如何实现街道权能的合理变革，增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社会的整合能力，达到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政治治理模式，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美〕理查德D·宾厄姆等著，九州译《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39页

②李秀琴，王金华《当代中国基层政权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35页

第二篇：权能怎么造句

权能拼音

【注音】： quan neng

权能解释

【意思】：权力和职能。

权能造句

1、神阿，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权能赐给他百姓的。

2、受教育权既是一种应有的权益又是一种应赋予的权能，二者密不可分。

3、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

4、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

5、上述两项计划寻求建立教育、经济和民主体制并扩大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权能。

6、受教育是一项人权，是行使其他多项权利——包括增强经济和社会权能——必不可少的条件。

7、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

8、社区组织者招募社区领袖并增强其权能，而不是自己去充当代言人或在某一问题上独自采取行动。

9、在程序执行期间，控制权能从一个指令序列转移到另一个指令序列的地点。

10、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11、十字架就是征服撒但和罪恶的权能。

12、除非新政权能提供这些服务，否则他们将很快失信于民。

13、这是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报告。报告说明，获得避孕权能减缓人口增长，从而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14、在1970年代，采矿业威胁部族人民的土地权益，他们提出诉求，希望自己的土地拥有权能获得法律上正式认可。

15、该公司不代表国家立场。她同时表示，中国希望利比亚新政权能尊重和保护中国在利比亚的合法资产。

16、对当时的百姓，接受了这个创世的记载，会再次提醒他们，他们的上帝的力量和权能，以及在他们周围的其他的神的虚无。

17、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权能。

18、“极乐”所放出的钻石光芒具有熔化一切敌对势力的权能。

19、从一方面来说，这是自然循环的现象，但这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也能让我们瞥见上帝的权能和荣耀。

20、当我在更深的安静中低伏在神面前，且相信祂所说的话语时，祂的律法会带着权能占有我的内在生命。

21、没有什么知觉性、没有什么有体、没有什么敌对意志能临近它而不立刻被溶解掉，因为它是“神圣者”的光明在其纯粹创造权能中。

22、它显示以色列的创造者的权能和优越性，超乎其他异教所谓的神祗。

23、为此，我将权能之灵气吹拂所有地域。

24、从这一刻起，我将携带这火焰，用不灭火焰的爱与权能转化所有被委派于我的事物。

25、在圣经创世纪里向我们启示那具有无限的权能和威严又创造万事万物的神。

26、你相信上帝要透过你在生活中显明祂的权能与爱吗？

第三篇：论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材料[范文模版]

近些年来，随着中央关于领导干部选拔的各种法规、政策、规定的不断出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在全国各地区、各层次的探索力度不断加大，在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也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本文将对其进行分析与反思。

一、我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概述

所谓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是指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面向社会采取公开报名,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办法,筛选出领导干部人选的制度。它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考试与考察相结合，是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之一。

我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孕育、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二十余载的发展历程，其间经历了试验探索、改进推广、制度推行等三个阶段。

浙江省宁波市在1985年公开选拔局级干部，揭开了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试验的序幕;1992年****中央有关部门转发了吉林省《关于采取“一推双考”的方式公开选拔副地厅级领导干部情况的报告》，肯定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这一做法，并要求各部门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改进干部选拔方法，由此公开选拔制度进入推广阶段;XX年7月，****中央在修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任用条例》的基础上，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专门增设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一章，其中明确指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标志着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形成;XX年****中央办公厅颁发的《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和XX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对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的规定将公开选拔制度带入了规范推进的新阶段。

二、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的基本内容、程序与发展现状

1.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程序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主要适用于选拔任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工作部门领导成员或者其他人选，党政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或者其他人选，以及其他适用于公开选拔的领导职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进行公开选拔：一是为了改善领导班子结构或者领导职位空缺较多,需要集中选拔领导干部;二是领导职位出现空缺,本单位无合适人选;三是选拔专业性较强职位和紧缺专业职位的领导干部。

公开选拔工作应当经过下列程序：发布公告;报名与资格审查;统一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人选方案;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办理任职手续。2.我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发展现状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一种重要方式，目前正在全国各地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逐渐展开，成绩斐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开展范围广泛：全国各省、市、县、区基本上都开展了此项工作，包含了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工作部门或者工作机构的领导成员或者其人选，选拔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

选拔层次全面：我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职位层次从正职到副职，从省直机关正厅级领导干部到基层乡镇领导干部，覆盖了我国领导干部的大部分级别。

实践形式多样：各地党组织在开展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的过程中，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的指导下，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多种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的实践形式。

三、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对我国干部选拔制度的改变

实行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打破了我国传统的选任用人制度，带来了我国干部选拔制度的一系列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选人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干部选拔主要通过组织部门提名和领导推荐的方法，官员的提拔主要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形成“个别酝酿、集体决定”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面向全社会进行，采取公开考试的办法，突破了原有选拔任用干部工作的条条框框，任用的整个过程都对新闻媒介和社会大众公开，按照既定的各种规则进行，实现了从“少数人”选人变为“多数人”选人、从伯乐相马到赛场选马的转变。

2.选任范围的转变。以前的官员晋升大多是从自己单位内部选拔人才，党政领导干部主要从党政机关内部任用，系统外的优秀人才只能望“官”兴叹。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突破了地域、行业和职业的限制，面向全社会进行。只要符合报名条件,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参加选拔，将机关中行政人才的配置纳入到市场配置中，并在中国干部选拔中首先实现双向选拔机制，从而极大的扩大了干部选拔的范围。

3.选拔导向的转变。干部选拔方式是敏感的线，牵动着广大领导干部的神经。不同的干部选拔方式，产生不同的选拔导向，孕育各色的官员形态。上级任命以长官意志为导向，跑“管”盛行;民主评议以人际为导向，拉“官”当道;实绩考察以实绩为导向，干“官”涌现;公开选拔以考试为核心内容，它以为素质导向，考“管”风行。

四、我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影响与效应分析

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在实践运用中表现出了双刃剑的效应：一方面回应了社会政治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公开透明、民主开放与效率责任;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系统自身的要求，破坏了稳定与忠诚。

1.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正向效应

(1)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体现了公开

公开选拔的整个过程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避免了传统选拔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推进了政府机构的运作从黑箱走向了透明。坚持民主，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广泛参与，落实好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任用的整个过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干部选拔不再像雾里看花，而是如在玻璃缸中看鱼。在这种透明状态下，大大减少了各种不规范和违法的操作，从而增加了任命的民主和公开程度。

(2)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凸显了开放

公开选拔政策有利于扩大组织部门的选人用人视野,便于在更大范围内把真正有真才实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促使政府机构从封闭状态逐渐走向开放。通过公开选拔，在开放的环境中选拔人才，让一切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有地位，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竞相涌现，从而增强政府的开放性。

(3)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提高了效率

公开选拔制度有利于提高干部的工作效率，促使政府工作效率和责任性的提高。面向社会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引入较客观公正的人才检测机制，使具有同等条件的人都具有参与竞争领导职位的资格和权利，公开、公平、公正选拔和选用领导干部。这能充分调动广大中青年干部勤奋工作、刻苦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激发了广大干部的竞争意识，促进大家尽量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2.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负向效应

(1)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阻碍了公务员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规划

公务员是实施行政行为的主体，是行政组织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公务员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公务员自身积极、主动地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及路径所作的计划。在我国现阶段的干部制度下，公务员的职业发展通路比较狭窄，适合公务员成长规律的多样化的职务分类还不够健全，公务员所任职的政府机构是其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主体之一，当领导事实上成为许多公务员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公务员要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就必须获得职务上的晋升，而获得职务晋升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职务空缺。在传统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下，领导职位空缺后，组织内部的正常晋升顺序保证了符合条件的后备干部依次递补。一部分干部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即将进入领导层的后备人选，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推行改变了通常晋升的基本格局，很多职位被系统外部的人员通过考试获得，使得这部分干部也需通过公开选拔的方式来产生，无形中就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原本就相对狭窄的晋升空间，直接影响到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

(2)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降低了官员对组织的忠诚度，增加了行政系统内矛盾发生的可能性

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是以能力为首要价值取向的,其对干部选拔的能力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忠诚价值的弱化。公开选拔需要被录用者本身必须具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和争取获得职位,带有很强的自致性。在传统的任命制度下,被任命者往往对任命自己担任某一职位的组织怀有某种感激之情，从而表现出较高的组织忠诚度。而在公开选拔制度中，职位获得的自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人对组织的感激，认为职位的获得完全来自于个人的努力争取，进而降低了对组织的忠诚度。这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系统内部矛盾发生的可能性。在现行的公开选拔制度下，很多副职的领导是由公选竞争上任的，自己有很强的群众基础，对正职领导下的行政组织系统往往缺乏相应的政治忠诚感，任命的正职和公选的副职容易产生责任和权限之间的冲突，从而增加内耗，破坏系统内部的团结。

(3)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损害了行政组织系统的稳定性

官僚体制存在的一个重要合理性在于它的稳定性，以稳定性来抵制政治领域权利变动对行政领域的影响，保证国家政策执行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只有保证公务员的职务稳定性,才能使公务员有能力对抗政治压力和利益诱惑。这决定了公务员晋升体制必须是一个沉稳的制度，通常按照资历和经验的积累来获得职务的升迁或者其他形式的补偿。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之下，只要符合规定的招考条件，任何人都有机会报名参加某一职位的公开招考，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获得任职的机会，这就为公务员超越传统的升迁途径提高了机会。在获得升迁的巨大诱惑之下，许多公务员不安于本职工作，一心想要通过考试获得领导职位也就不足为奇了。行政系统内部人员的频繁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

五、结语

我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在行政领域的实践，激起了公务员系统的千层浪，为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带来诸多方面的新鲜活力，但是其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负面影响仍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改革与实践中不断的避免与改进。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期待着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在实践烈火的考验与锻造中不断地成熟与完善。

第四篇：论大学职能的演变

论大学职能的演变

大学职能是指大学所具有的功能或应起的作用。在历史中，大学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处在不停地发展和变化之中。在当代社会，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引领文化，都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但是这些职能并不是在大学产生之初就存在的，而是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而“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引领文化”这些职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重要性，也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要求，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一、大学职能的历史演进

大学职能是一定历史时期国家和社会需求的集中反映，也是大学对外部社会变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进步与大学“内在逻辑”发展相统一的产物。它们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变化与大学不断满足这种需求变化而逐步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被社会赋予的。

1.“教书育人”职能的形成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中世纪的大学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虽然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时一些学者以研讨社会问题为初始目的的，但很快就被统治君主或教皇所控制而最终成为他们的附庸。大学的职能也仅限于为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工具性人才的储备。如管理城市的官吏、法官以及教师、医生等。大学开设课程主要有神学、哲学、文学和法律等，并由大学规定或教皇固定下来，不能更易。授课时以论诵为主，教师讲学生记。诵记教学还特别强调背诵和考试，考试不能超过经文所规定的内容，这种硬性背记式教学极大的损害了学术的发展。因此，此种大学模式是在严格的封闭状态下运行的，与社会生活实践严重脱离。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大学就形成以教学为主和办学思想保守的基本特性。纽曼更认为大学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设，教学育人是大学唯一的职能，科研完全可以让其它一些机构来承担而不是在大学上实现。因此，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再到法国大革命很长一段时期，无论大学的组织形式、办学风格与教学内容及方式如何变更，其职能始终是单一的，就是教学育人，除此不在具备任何其他职能。

2.“科研”职能的提出

14世纪和15世纪，教条之风日盛，大学教学日渐禁锢思想，鼓动社会保守主义，对社会发展视而不见。这样整个中世纪大学几乎没有科学研究，而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也不多。直到18世纪，大学的主要职能仍是单一的培养统治阶级工具性人才，虽然也出现有少量的学者、教授从事过某些研究工作，甚至还出现了但丁、哥白尼、伽利略等著名的科学家、学者。但作为大学的科学研究还相当不普遍、不经常、也从未作为大学的计划内容，只属于纯粹的个人活动之外的，大学被视为高居社会之上的“象牙之塔”。19世纪以前的德国大学中，经院主义占统治地位，神学被视为“科学的皇后”，因此大学对年轻一代缺乏吸引力。1806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打败，以洪堡等人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主张“必须振兴文化以弥补物质方面的损失”，而振兴文化的途径就是把科学作为培养人才的方式引入大学。19世纪初，德国威廉.洪堡出任教育部长并创办了柏林大学。他创

立和全面实践一种新的大学观。洪堡倡导的“学术自由”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原则。他指出：“大学教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大学生的任务也不是‘学’，大学学生需要独立地自己去从事‘研究’，至于大学教授的工作，则在于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再进一步去指导帮助学生去做‘研究’工作。”他也认为大学应当具备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双重职能。正是柏林大学对传统大学模式的突破，以及其获得的巨大成就和鲜明的个性特色，使其成为德国其它大学竞相模仿的榜样，推动了德国大学的现代化。而后德国迅速兴起的实科教育和工科大学填补了柏林大学与生产实践之间的空白，使纯理论的科学研究发展到应用性研究。也就是这个时候形成了大学的第二个职能——科学研究。

3.“服务”职能的出现

首先发生造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莫雷尔土地赠予法》，赋予美国高等教育一项新的职能——服务。由此成立的赠地学院一改美国传统学院的办学思想，更多地关心农业，实用知识和推广技术。而践行这一方案并且使之发扬光大的是范.海斯，担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范.海斯在1904年的就职演说中系统的阐述了关于大学服务于社会的目标和理念。他提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他必须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按照这一思想，学校吧大学教育与社区普及性教育结合起来，为此专门设立了大学推广部并在各地建立地区推广教育中心。他认为大学并不应该有任何边界，应当具有开放性，要走出象牙塔面对社会。大学应考虑到社会的需要，在于社会的经济互动中使区域经济收益发展收益，为社会提供服务，发挥其社会价值，他认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应具备的职能，即以大学的知识资源为依托，以知识应用为途径，以直接服务为方向，以其它两项职能为基础。1914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史密斯——来沃法》，拨款支持高等教育在人民传播有关农业和家庭实用信息，并鼓励对这些信息的应用。此后，美国高等学校的服务又逐渐延伸到其他方面，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

4.“文化传承创新”——新的职能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校的四大功能之一提出来，是大学功能的新丰富和新发展，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a、文化传承创新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文化传承创新成为大学四大功能之一，是大学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与社会发展进步需求相碰撞的产物，是客观和主观、历史和逻辑的必然统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大学作为保存、研究、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基地，传承优秀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推动文化传播交流，既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大学职责的新要求，又是对大学功能认识的拓展。

b、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重要职责和必然使命。大学文化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中培育形成并遵循的目标追求、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是广大师生员工的精神支撑，是破解思想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上的定式，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保障。大学作为文化高地，通过批判

地吸纳大众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彰显主流文化等，对社会文化起着积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

c、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以先进文化不断推动兰州大学的发展。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创新型国家和“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时代背景下，首要任务就是保持和弘扬兰大百年文化积淀成果，始终把“做西部文章”作为战略选择，努力把研究解决西部问题上升为攻关国家难题、“争创一流大学”的切入点。始终保持善良淳朴的道德品质和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直面清贫、自强不息、追求卓越。

面对市场经济给大学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挑战，我们要牢固树立开拓创新、不断奋进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广大师生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循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不断提升富有个性特征的学校精神，实现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深入回答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营造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积极吸纳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对外交流，促进文化传播，主动让世界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国际文化影响力。

二、大学职能的侧重点的转变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视大学为强国之本。大学不仅为公民提供教育，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学者、专家和领导者；还可以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科学研究以发现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新知识，以及利用我们机构特有的专门技术解决大量的尖端问题为社会服务。

然而，由于公众支持高等教育的传统动机正在迅速改变，虽然大学的传统职责很重要，但是，不同学校的工作重点已经作出了调整。例如，今后几年在优先发展通识教育的同时，成人教育也将成为一些大学的中心工作。我们再也不能说，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仅仅是为了它们所提供的服务。一些大型的政府赠地大学的建立证明了公共投资支持美国农业的重要性。但是，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从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如今，又正从工业社会转向知识型社会。大学应与时俱进、调整策略，不断增强竞争力，因为那种认为大学可游离于变化的世界之外、其他社会机构应努力适应我们角色的想法和做法，在今天已经过时了。

如今，对于许多人来说，普遍支持高等教育尤其是综合研究型大学有一个新的相当有说服力的理由：知识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一个国家繁荣、安全及人民幸福安康的关键。在知识时代，如果受过教育的人及其思想已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那么，大学作为智力资本的源泉，必定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大学功能的期望从重点从事人力资本开发的社会机构转变为以发现、加工、传播和应用知识本身为工作重心的社会机构。在一个知识型的社会中，大学的这一具有战略性的功能阐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国家要迅速建立或者加强其高等教育系统。

我们决不能将眼光限制在只通过毕业生的谋生能力或其对社会的贡献来评价大学这一重要的社会机构。因为，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加工厂，还是一个以传统经久不衰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复杂的机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无数的方式服务于我们的社会文明；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守望者，也是价值观、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守护神；大学不只在于教育和发现，也在于向现存秩序发出挑战并促其改革；大学最基本的职能依然是培养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有教养的公民，它证实了基本的价值观、原理以及学识和理性的结合；大学除了荣耀过去，还服务于现实，创造着未来，而且，所有这些都旨在于把知识转变为智慧。

第五篇：论民国服饰特点的演变

论民国服饰特点的演变

刘娜丽，池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

摘要：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从思想和行为上都得到了很大的解放。人们服饰的改变是最为明显的体现。服饰的特点从民国初期人们穿着臃肿、单调到民国中后期注重简单、注重曲线美、注重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繁琐走向简单、不断追求摩登化，对美的追求不断的提高。但在这些服饰特点演变的过程中还蕴含着一些等级观念的思想，在其中主要以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旗袍、文明新装为例进行详细的阐述。关键词：民国时期;服饰特点;追求摩登化;开放;曲线美;由繁到简

The evol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dress characteristic

Liu Nali chizhou colleg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 history is a big change inthisperiod of history, a period people from the thought and behavior have been great liberation.People is the most obvious change clothes refle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ess from the early republic in a bulky monotonous, people republic to simple, pay attention to middle curvaceous, pay attention to civilization, from closing to open, from repeatedly to simple, pursue the fashionable, improving the pursuit of beauty.But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dress characteristic also contains some level, in which the concept of mainly in robes MaGua suits and dresses to the new civilization for an example detailed in this paper.Key words: the period of;the republic of;the pursuit of fashionable;dress characteristic;open;by numerous to Jane curvaceous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在世界上享誉很高。并且中国有着56个名族，一个大民族的融合就注定有着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风俗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具体有衣食、礼仪、婚嫁、祭祀等等。世纪的回眸，让我们对

剧烈变动的、新旧并存的、亦中亦西的民国时期服饰特点的演变有了新的好奇。民国从辛亥革命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共历经了38年的风风雨雨，在这38年的时间里，服饰可谓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因此，民国时期服饰特点的演变是变化多端的。在此，本人仅仅对民国时期汉族服饰特点的演变这一特定时期特定点做出详细的阐述，不足之处敬请指出我将作出改正。

一、从封闭走向开放

民国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也是中西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文化相互交错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思潮也兴起，各种思潮之间相互传播。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都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从而，导致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在服饰方面体现的较为明显。民国时期的服饰从整体上摆脱了古典服饰的束缚，服饰的特点也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由于，受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民国初期人们穿着还是形式宽大、没有线条，注重封建道德礼仪、安于现状、没有思想和行为上的突破，穿着缺乏个性和创新。在民国初年女士服装一般仍然保持着上衣下裙的形式，棉的为袄子、单的叫做衬衫子，上衣是前垂到膝、后挡住了臀的大半截衬衫。衣袖非常宽广。下衣是长长的裙摆或宽而大的裤角。整体看来，色泽灰暗、没有光泽，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与清代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有少数的先进跟随潮流者、青年激进者受日本女装的影响，改变了以往的装束穿着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和黑色的短裙。在这些先进者的带领下，女装服饰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了过去胸、肩、腰、臀完全平直状态传统服饰造型，衣服的长度趋渐变短、腰身逐渐收紧、袖口也随之变小。衣服的色彩有了光泽且款式多样，人们的思想行为不再是封闭的而是逐渐的开放起来。这些改变都要归结于民国的成立。就如在1912年元旦的《新祝词》中所说：“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新出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1]这一革新表现在女子的衣衫上就是由长变短了，变的非常窄而且非常紧身，仅仅到腰间向凸凹趋势发展。下衣人们开始改变了以往的宽而大的裤角变的紧身而且很瘦。裤角的这一改变也是民国初年服饰的一种流行。女人的服饰由长变短、由肥变瘦，一直不停的在变化，无论怎样变化。都表现出了一段时期的一种时尚，没有什么的规律可以遵循。俗话说：“物极必反” 到了一个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人们仿佛从梦中惊醒。发现原来高领已经过时了，于是像秋日里枯叶一样，纷纷落下。长到了一定程度必短、宽到了一定程度必窄、包裹了一定程度必开放。体现出人体美、衣料舒适、姿态轻盈。这一开放趋势必定又是一种新的时尚、新的潮流。从总的趋势上看:女装是由宽大变的窄小，袖子是由长变短。人民大众真正的从封建束缚中走出来，思想和行为都从封闭走向开放。

二、青楼女子是服饰时尚的最初体验者，曲线初露别样的风情、追

求摩登化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比较有着显著影响力的群体，她们的衣饰都是很前卫、时髦的。她们穿的衣服领子高高的、毛茸茸的、硬梆梆的。将洁白的脖子紧紧的围住，像戴上枷锁一样。这样的穿着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摧残，但可以断定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是一种流逝去了的、离我们比较远的一段历史之中的时尚和时髦。服饰的每一次变化，大都是从高领变到低领过一

段时间再从低领变成高领或者再变为无领，把白皙的肩膀裸露在外面等。这都是一次的时尚，一次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甚至还称之为是“服饰的革命”。领导这一“服饰革命”者无疑不是一些深闺里的大家闺秀，而是那些落入风尘、开放的妓女们或者是那些走出深闺的新潮女性。民国时期服饰革命的最先引领者是模特儿。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长三堂子中的名妓们。她们是服饰时尚的最初体验着。“自唐代以来，中国妇女的服制，一直是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没有明显的曲折变化。“[2]辛亥革命前后，新文化运动唤起了人们对美的追求，轻松、愉快的思想成为年轻男女的理想追求目标。中国妇女们开始意识到“曲线美”的重要性。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融的时期，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会给服饰带来一种新的风尚，兼收并蓄。总体上的风格是开放的但又含着封闭，民众们大胆的追求时尚，突出表现自我。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女装从清朝时期的封闭、臃肿、改变成为简单、大方、得体、追求更多的美感。旗袍是一个很好例的子，民国以后女子们逐渐追求的是“曲线美”和“时尚美”,人们的精神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旗袍流行于中国大地，旗袍原是满族妇女的服装。旗袍是上身宽大、平直，下长到脚踝，领、襟、袖等各个边缘都滚有宽阔的花边。而民国政府成立后旗袍改变了以往的宽大、平直和臃长，这时的旗袍长度变短了，腰身也收紧了，袖口也变小了。1926年旗袍的下摆一升再升，到了1929年甚至到了膝盖。年轻的女子们很自然地露出了她们修长的美腿，充满着青春的气息。20世纪30年代之后，旗袍的花样是层出不穷、不断翻新。在上海还掀起了一场“旗袍花边的运动”旗袍的领上点缀着花边、肩上嵌套着花瓣，这又是一种新的时尚新的潮流。滚边不像以前那么宽了，就如张爱玲女士所言：“是严冷方正，具有清教徒的风格。”[3]有时候长衫非常流行、有时候短衫风靡一时。袖口缩短仅仅到肩下二三寸，腰身紧的可以达到让人们难以呼吸，吸着气才可以扣上纽扣。等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时旗袍的款式旧趋于取消袖子，缩短了旗袍的长度和减低了旗袍的领高。并且省去了繁琐的装饰。使旗袍变得更加合身、轻便，在传统的旗袍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一时期的旗袍变得与传统的旗袍相比没有多大的相同之处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旗袍是一种西化的服装。西化旗袍的诞生，使中华的女子们秀美的身段完全的展现出来，风姿非常的迷人。旗袍成了女性忠爱的服饰。

民国时期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流行着这样的一首上海滩新《竹枝词》，词中便这样唱道:“欲占人间风气先，起居服御用心研。矜奇立异标新式，不是摩登不少年。”[4] 就在新潮们的带领下摩登男女也跟风穿起了高并且硬的领子，越高越时髦越摩登，在当时高领风靡祖国大地，成为了一种时尚。可见追求摩登化在当时对于青年女子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对于摩登化的追求，人们不断有了新的审美观念。这时的人们认为性感才是美、暴露才是美，裸露出白皙的皮肤。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男女，追求一种无领的衣服，就像出水的芙蓉，更能激起人们的情怀。标新立异、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这时一些文人们又开始新的思索，笔下又产生了新的灵感。

三、服饰形式多样，打扮各有千秋

除了旗袍，还有其他服饰在中国非常流行。其中，西式的连衣裙在中国流行较为突出，它有多种款式。连衣裙从20世纪20年代就在一部分留学生、文艺界、知识界等中流行，到了30年代穿着才渐渐增多。当时年轻的姑娘们只是在夏天穿它，到天凉了就不穿它了。连衣裙的特点是上衣和下裙是一个整体的，在腰间束紧或缩紧等等。这样就能够显示腰身的纤细。连衣裙大多是直开禁的，有开在前面的、也有开在后面的、袖子有长有短、领口形式多样有方领、尖领、蝴蝶结领、圆角领、一字领等等。下裙有的做成宽波式如喇叭裙、斜裙，还有的做成节裙的。其中以上层社会女士为主流，一般的市民就较为朴实。另外，在大城市的女性还喜欢穿着大衣、西装、长裙、短裙、马甲、披风等等，披风在当时又叫“大氅”，其实就是从以前的斗篷演变而来的。大氅有单的、有夹的、或者是棉的、或者是皮的等等。披风一般都是以绸缎为主，颜色也多种多样大多数以绿色最为时尚，也有大红的、黑色的、橙色的、粉红色的、咖啡色的以及灰色的等。大氅的长度到到膝盖，春秋时节略短一些，冬季则会略长一些。两襟钉有纽扣后者或者是带子，但一般不扣也不系着，任其敞开着，随风飘着。以显示其气派和风度。这是时髦女性所追求的，在当时风靡一时。20世纪30年代以后，披风不是很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西式大衣。西式大衣最初仅仅只是在冬天的御寒之物，但到了爱时髦的女子身上就变了一种装饰功能和美化的功能衣物。在当时春秋两季流行着夹大衣而春暖和新寒的时候则流行着单大衣，到冬季的时候就流行着皮大衣。这一时期在男子中西装也很盛行，不仅仅是西装还有西帽、革履、手杖、眼睛一副、外再加一个花球，颇具有别一样的风趣。当时以西装为时尚的不仅仅是男子们，有些女子也认为穿西装是很时尚的，并以“长身法”和“凸乳法”变换体形，以使自己着西装更加性感美艳。[5]人们受西方思潮的熏陶，把以往比较传统的东西都进行了改变。有的是一种革新、有的是一种崭新的改变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带有非常激进的元素激励着人们生活信心，对以后能够过上好日子有了很高的期望。

四、“文明新装”的流行服饰由繁到简及蕴含着等级观念

民国时期的服饰一个总的变化特点就是由过去繁琐变得简单大方，但也会蕴含着一些等级观念的思想。女士服饰由长变短等在前面阐述过，在此就不做具体的阐述了。在此，主要针对“文明新装”和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以及其所蕴含的一些等级观念做出详细的阐述。

民国时期人们受外来思想的影响，一种新的流行趋势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首先是“文明新装”，所谓的“文明新装”就是女子们不戴一些像簪子、耳环、手环等首饰品，上穿着朴素的衣衫，下穿着不带花边的黑色长裙。这些服饰特点的演变首先是在学生群体中流行的，后来蔓延到家庭妇女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简洁的运动帽、宽松的白布衫、庄重又典雅的黑色布裙，在当时成了女学生的流行服饰。也有一些女子学校直接把它定为校服，在当时“文明新装”又被称之为“文明的学生服”学生是思想最活跃的群体，最容易受到文明风潮的影响。在“文明新装”引领下全国上下的民众们穿着都朝着文明化的趋势发展。

民国时期由于服饰上“昭名分，辨等级”的封建等级制突然被废除，长期被压抑的服饰革新潮流一下子迸发出来。在服饰革新的潮流中，标志政治等级制的封建的袍褂、礼服和满式的鞋帽、衣饰迅速被人们厌弃，“大半旗装改汉装，官袍裁作短衣裳。”[6]虽然说，封建等级制被废除了，但一些等级观念还是蕴含在服饰之中的。在前面介绍的女子连衣裙中就可以体现出来，社会上层女士穿的连衣裙款式多样，色泽鲜亮。女学生则穿着一种上衣无领无袖，就像搭背的连衣裙，这种连衣裙刚刚开始是在教会学校规定的制服之中，后来穿的人多了就在社会上流行了。而一些劳动大众和一般市民则穿的较为朴素仍然是

穿着粗布衫，色彩还是那么的灰暗。在旗袍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虽说民国时期全国上下都流行着穿旗袍。但一些上层社会的女士们和劳动大众对比还是非常的明显，上层社会的女士们穿的旗袍款式多样、更新速度也非常的快、色彩鲜亮、绸缎布料等等。而劳动大众穿的旗袍色泽灰暗、款式简单、更新速度慢、粗布布料。

民国时期服饰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由繁到简。不论是上级的知识分子还是劳动大众一般都抛开了以前的长袍马褂和一些非常繁琐的服饰，追求时尚的同时也注重着简单、文明。民国成立以后，朝野上下都很青睐于洋物如:西装、洋布、洋伞、荷兰帽等之类的。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西化的潮流。“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以成惯常。”[7]一般的民众，“其少有优裕者

[8]亦必备洋服数套，以示维新。”随着西服的流行，与之相配套的皮鞋、领带、丝袜等也变的炙手可热，深受人们大众的喜爱。缪风华先生写了《编物大全》一书介绍当时的编织服装说：“其法传自欧美，今日本女子学校手工料，均有此门。由是技术普遍而编物盛行，用途广阔而裨益民众，价廉物美而节俭经费，其为切要何待言哉。”[9]这一时期中山服流行于男子之中，中山装是中国男子最常见的衣服之一。中山服是由西服进行创新而成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感受到西服的款式繁琐、穿着很不方便。而中国的长衫等等又不能充分表现中国人的求知心理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于是，孙中山就把当时在日本流行的学生制服为基本的款式，请当时最著名的裁缝设计制作了一套新式服饰。把西服的立领改成直翻领，前面开四个口袋，而且四个兜上下左右对称。每一个口袋上都加了一个“倒山形”笔架式的兜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山服的基本样式，中山服的最大优点就是方便、实用、简单口袋里可以放钢笔、圆珠笔、小抄本、笔记本、书本等用品，兜口一盖又使兜里的东西不易丢失。这款衣服按照孙中山提倡的进行改革，很快就很受欢迎，后来就成为中国官方的礼服。由于辛亥革命之后使人们大众结束了封建的束缚，人们为了纪念孙中把它命名为中山服。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山服是前进思想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文化的象征、也是一个人思想觉悟的象征等等，激励了许多人。清朝的官民服饰大都体现着封建礼法的等级观念，自从服饰款式的改变后。西服、中山服以及西式的博士帽、草帽、卫生帽等等各式的帽子流行起来，在当时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官员、知识分子喜爱穿，城市这个样子，一些偏远的农村也是如此。无论是城市还是在农村男子都以穿中山服为傲。尽管如此，相对的来说，穿西服和中山服的还是主要以官员和各行各业的上层人士为主，也有极少的男学生穿起稍加变化的中山装。用高档丝绸做成的长袍马褂主要是一些商人们穿，一般的乡村人士则用较为中档的布料做长袍马褂穿。一些大学生或教师们，一般都是上身穿普通布料的长袍、下身穿西装裤。所以说中山装和西服不是人人都有能力有资本穿的。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等级观念。但民国后服务公务者，大都用西服、短制中山服。

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宣传“先从南昌起，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要求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带动全国“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普遍的革新。”新生活运动的原则即“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10] 蒋介石这一新生活运动的提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响应。人们都除旧革新追求时尚和美感。人们的衣着色彩从以前的灰暗变的色泽鲜亮，对广大的农村人民而言这并不是难以接受的。追求简单、时尚、美感等成为人们最终目标。人们又有了很清楚地认识，追求简约的时尚、简约的服饰。民国时期人们总的服饰特点也从繁琐演变到简单、轻便。

总结：民国时期服饰特点的演变是跟随经济、政治的改革而变化的，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民国服饰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政治体系趋于人本化、科学化、政治的易俗。民国虽说是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但在这个动荡不安时期也会滋生一些稳定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习俗。这一时期的服饰虽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中西方文化合璧化的产物，但较多的还是继承了一些传统的因素，传统与当时环境的结合造就民国时期服饰特点的异彩多样。

参考文献和注释 [1]王跃年,孙青.百年风俗变迁[M].江苏美术出版社，202_.80.[2]黄强.衣仪百年-近百年中国服饰风尚之变迁[M].文化艺术出版社，202_.11.[3]包铭新,吴绢,马黎.中国旗袍[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4]王跃年,孙青.百年风俗变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0.79-80.[5]王东霞.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M].四川人民出版社,88.[6]王东霞.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M].四川人民出版社,86.[7]林吉玲.清末民初社会习俗的变异[J].东岳论丛，1995，s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M].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366.[9]徐杰舜,周耀明.汉族风俗文化纲要[M].广西人民出版社，202_.458.[10]王跃年,孙青.百年风俗变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2_.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