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第一篇：中国经济学年会
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会议议程草案
12月19日 代表注册
经济学院长住宿及报到地点：
复旦大学东苑专家楼（杨浦区政通路270号，电话021-65643600）复旦大学校内正大招待所（电话：021-65643941）
参会论文作者及付费参会学者住宿及报到地点：
天益宾馆（杨浦区四平路1805号，电话021-65650155-2011）
12月19日晚 经济学院系院长主任联席会
时间：7:00－9:30 地点： 复旦大学校内东苑专家楼二层报告厅 主持人：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
海闻教授
12月20日上午 开幕式
地点：复旦大学相辉堂
9:00-9:30 开幕式
主持人: 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
海闻教授（1）年会及来宾介绍（2）上海市市领导致辞（3）复旦大学校领导致辞
9:30—10:15 特邀嘉宾主题演讲
“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吴敬琏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0:15—10:30 大会休息
拍照留念
10:30—12:0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论坛
主持人：陆德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主讲人：
李扬（社科院金融所所长/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研究的新问题 樊纲（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新特点分析” 黄有光（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经济系教授）“经济学的局限与拓展” 江小涓（社科院财贸所所长）“中国下一步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12月20日下午 专题讨论（上）
地点：复旦大学新逸夫科技楼、老逸夫楼、经济学院会议室（按议题设十个分会场）第一场1:30－3:30 第二场3:45－5:45
7:00—8:00欢迎晚宴
8:00 《经济学季刊》见面会（地点：天益宾馆）
12月21日上午 专题讨论（下）
地点：复旦大学新逸夫科技楼、老逸夫楼、经济学院会议室（按议题设十个分会场）第三场8:00－10:00 第四场10:15－12:15
9:00－10:00 经济学院系研究生会联谊会 地点：经济学院会议室
12月21日下午 闭幕式
地点：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报告厅 1:30－2:10 闭幕式主题演讲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真实？是否过热？”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10－3:40 “世界经济与中国开放” 论坛
主持人： 李维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讲人：
王一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田国强（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中国银行业：改革两难与外资作用”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从‘孙大午困境’看中小企业融资改革的方向”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增长与金融发展” 陆德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发优势与经济增长” 王新奎（上海外贸学院院长）“WTO与中国的对外开放”
3:40—4:00 闭幕式
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海闻教授致辞
12月20日－21日
专题讨论（地点：复旦大学第四教学楼）
[共 20个专题，10个分会场，每篇文章发言10-15分钟，评论和讨论5-10分钟。]
第一场(a)：12月20日下午1：30-3：30
(1a)微观经济学I 地点：
主席： 白永秀（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寇宗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汪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聂海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电子商务中最优网络拍卖方案
杨其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关于企业家最优融资契约安排的一个一般均衡模型 吴鹏（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习惯、偏好与效用
董保民（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非期望效用理论与道德风险下的最优保险
蒲勇健（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挤兑的一种博弈论模型描述与贝叶斯纳什均衡的唯一性
(2a)宏观经济学I 地点：
主席：张俊喜（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评论人：朱胜豪（科瑞投资集团）
徐宽（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经济系）基尼系数八十年
吉远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非线性生灭过程及它在经济动力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应用 徐现祥/舒元（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看不见的手与中国地区双峰趋同 梁琦（南京大学商学院）中国行业分工、地方专业化及其国际比较
樊潇彦/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系）我国工业资本收益率的测算与地区、行业结构分析
(3a)金融学I 地点：
主席： 李子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评论人：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朱文革（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Insurance solvency in an inter-temporal 赵进文/高辉（东北财经大学统计系）中国利率市场化主导下稳健货币政策规则的构建及应用 金雪军/毛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基于关系型融资理论的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有效性分析 杜佳/蓝海荣（北方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金融学系）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林毅夫/孙希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
(4a)国际贸易I 地点：
主席：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评论人：谷克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郑
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丁剑平（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非贸易部门工资水平在实际汇率决定中的作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与日本汇率的检验
孙烽（上海国际集团金融发展研究院）世纪之交国际经济运行的动态分析——技术冲击、股价变动与经常账户调整
华平（法国CERDI研究所）论货币升值和教育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对中国各省的实例分析 余甫功（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系）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 莫扬/张诚（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论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战略联盟
(5a)发展经济学I 地点：
主席：徐长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周文兴/杨开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人力资本型技术进步、税收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区域经济增长动态模型、检验和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李斌（北京大学）拓展的斯密定理：一个简单框架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考察 汤荔/钟笑寒（清华大学）农村金融机构收缩的经济影响：对中国的实证研究 徐现祥/李郇（中山大学）中国城市绝对β趋同分析
阙里/钟笑寒（清华大学）中国地区GDP增长统计的真实性检验
简.哈代/叶臻（英国赫福舍大学商学院制度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变更中的循环累积因果：从制度主义层面对中国和波兰两国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分析
(6a)农业经济学 地点：
主席：王朗玲（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侯守礼（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转基因食品是否加贴标签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刘凤芹（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模糊的土地收益权：租、税、费——农民负担解析 李燕凌/李立清（湖南农业大学）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多层次性灰度关联分析 李宁辉（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淘汰甲基溴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7a)产业组织I 地点：
主席：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评论人：殷醒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钱怡（哈佛大学经济系）发展中国家实行专利权保护如何影响本国的创造发明？--跨国分析制药工业的专利权保护1978-1999 金永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汽车产业的“广本模式”
郑志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整合 岳庆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上市公司CEO继任的实证研究
(8a)投资与证券市场I 地点：
主席：宋敏（香港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田利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丁剑平（上海财经大学）
李为/张国平(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国贸系)政府政策对沪市
朱开悉(湖南衡阳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核心能力信息需求的调查分析 杨波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指数化投资及其在中国股市的实证研究
何孝星/于宏凯(厦门大学金融系)条件CAPM下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绩的实证研究 刘志英(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信交风潮”与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管理 王洪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利率市场化的货币模型分析
(9a)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I 地点： 主席： 孙健（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陆
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赵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樊明（河南财经学院经济系）劳动市场制度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何英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户口管制对中国国内迁移的影响：1995-2000 封进（复旦大学）人口结构变动的福利效应
门可佩/曾卫(南京气象学院/南京财经大学)中国未来50年人口发展预测研究
王格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地区间收入差距与人口迁移决策--基于五普资料的研究
(10a)制度经济学I 地点：
主席：何帆（社科院世经所）
评论人：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钱颖（哈佛大学经济系）道斯法案和美国印第安保留地的流失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评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
李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技术进步、规模战争、与纵横家----一个战国历史的综观
陈戈/储小平（汕头大学新闻传播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现代中国报业制度变迁的一个理论解说 寇宗来（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商业机密约束下的最优专利设计 刘晓东（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刑事审判程序的成本分析
第二场(b)：12月20日下午3：45-5：45
(1b)微观经济学II 地点：
主席：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评论人：陈
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黄金树/杨雅雯/李仁耀（台湾中正大学经济系/ 中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中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暨高苑技术学院国际贸易系）不明确产权、自主权与努力程度：中国大陆集体乡镇企业的理论分析
鲁桂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弈规则与税的决定，兼释“黄宗羲定律” 夏纪军（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信任的理论分析和实验证据
李冠一/陈雅男（浙江大学金融学系/重庆大学经济学系）保险代理激励机制：一个长期模型 郑于青（美国奥本大学）商业广告能旋转需求曲线吗?
(2b)宏观经济学II 地点：
主席：郭晓川（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评论人：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建明（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通货膨胀钉住：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戴广（南京大学经济系）政府规模和经济收敛
朱胜豪（科瑞投资集团）货币随机增长模型中的双曲贴现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以及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 吴相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1952-2000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再论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3b)金融学II 地点：
主席：姜波克（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评论人：龚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董彦岭（山东经济学院财政金融系）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机构是必需的吗？ 王苏生/周海兰（香港科技大学）风险资本的分段投资策略：风险与积极性
黃華南（美国OSA）貨幣財經入關政策對中國宏觀調控資本市場資產價格泡沫預警模擬分析 胡朝霞（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涨跌停机制、市场效率和市场波动
程海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非国有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和银行贷款模式的实证研究
张宗成/罗真（华中科技大学金融工程研究所）我国封闭式基金规模经济问题的面板数据分析
(4b)国际贸易II 地点：
主席：舒元（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评论人：何帆（社科院世经所）岳昌君（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朱彬（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均等化定理”
沈坤荣/李剑（南京大学商学院）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
王洪光/翁文先(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一个含有运输成本和两种制造技术的南北贸易与专业化模型
谷克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系）应用于中国贸易政策内生化的模型综合 林桂军（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中国对外开放的思维定式
罗璞/李斌（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北京大学）再论比较优势、绝对优势与DFS模型
(5b)发展经济学II 地点：
主席：陆德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评论人：王健（北京大学）、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陈宗胜/黎德福（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中国及东亚奇迹”再解释
范剑勇（上海大学）要素聚集与地区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
李晓明（新西兰梅西大学商学院）中国经济增长：多间断点单位根检验告诉我们什么？ 宋小川（美国圣地亚哥美厦学院）A Two-Sector Adaptive Economizing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李宏霞（北京大学）技术创新、后发优势与经济收敛
陈华文、刘康兵（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分析
(6b)农业经济学II 地点：
主席：柳剑平（湖北大学商学院）
评论人：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梅建明/陈秀华（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转型时期农户兼业经营状况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王志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食品安全的生产和农户对耕作技术的选择∶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赵西亮/朱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商品契约稳定性研究
田传浩/贾生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
王小龙（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退耕还林: 私人承包与政府规制
(7b)产业组织II 地点：
主席：谢永珍（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评论人：周雄飞（河南财经学院经济学系）
汪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零售商竞争与转售价格维持
杨惠馨（山东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所）中国企业的进入退出：1985-2000汽车和电冰箱产业的案例研究
尹静/平新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地区（制造业）间的技术溢出分析
汪德华/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再融资政策、上市公司增长冲动与业绩分布
(8b)投资与证券市场II 地点：
主席：万解秋（苏州大学财经学院）
评论人：赵忠（北京大学）丁剑平（上海财经大学）
吴卫星/汪勇强(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含限制性股票的投资和信息的价值
赵涛/周晔/郑祖玄（南京大学金融学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非流通股与过度股权融资
张兵/李心丹（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上海A、B股市场波动性、有效性比较及其整合研究
史永东/蒋贤锋（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中国股票市场内幕交易的实证分析 陈启欢/杨朝军（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撤单指令与市场信息
(9b)女经济学家论坛－性别与发展机遇 地点：
主席：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农经学院）评论人：张丹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
杨建春（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妇女的就业及经济整合状况
刘晓昀（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发展学院）贸易自由化、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贫困 王菊芬（复旦大学）关注非国有制造企业女工就业权
陈钊/陆铭/吴桂英（复旦大学）家庭内部分工与妇女劳动力参与
(10b)制度经济学II 地点：
主席：李维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评论人：钱颖（哈佛大学经济系）
杜崇东（南开大学金融系）邮政储蓄制度安排与改革的考察
侯淼斌/王玲琳/贺卫（上海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对当前我国地方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证性思考——有感于上海、温州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状
张树民（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非对称管制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电信行业的应用
李鹏飞/郑江淮（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制度变迁的新古典过程
彭代彦（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村干部的职能与激励
刘仁军（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资金约束下的关系合同激励——铁路工厂钢材采购中的长期关系
第三场(c)：12月21日上午8：00-10：00
(1c)公共经济学 地点：
主席：张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评论人：王小龙（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刘晓路（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以“积极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朱宪辰/陈龙/周彩霞（南京理工大学应用经济研究所）南京住宅共有产权制度的截面状态研究 杨雷（财政部预算司）财政分权与非正式财政收入的发展
张晏/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财政分权、财政竞争与要素流动 杨碧云（浙江大学）我国逃税规模的测算和经济影响分析
刘志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财政体制改革与双二元嵌合经济结构转型
(2c)政治经济学 地点：
主席：王秋石（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评论人：李慧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徐祥临（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工农业关系三个阶段理论的批判与替代 蔡继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论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的统一 诸迟康 论国民所有制
朱喆（复旦大学经济系）分配方式的区分与合约中的人力资本 许光伟（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再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 孟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劳动价值论、不确定性演化经济学
(3c)金融学III 地点：
主席：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评论人：沈明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龚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不稳定经济下的稳定政策
梁园源（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系）引入信度理论改进VaR体系初探 李仲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一类连续时间证券组合选择模型 李宏（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管制的局部均衡分析
李然/王砾阳（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事件风险、有限参与与流动性溢价 刘煜辉/熊鹏（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公司）再析中国封闭式基金折价之谜
(4c)中国经济改革I 地点：
主席：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马骏(日本国富山大学经济学部)李春艳（东北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现代公司的产权结构安排与国企改革目标的实现 汪晖（浙江大学）国有制条件下土地税费对划拨土地开发时机的影响
曾诗鸿（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关于不良贷款的行为 沈洪溥（南开大学）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与市场反应研究--关于企业自生融资能力的探讨 刘长庚/龚志勇/杨东华（湘潭大学商学院）有效防治“内部人控制”的博弈分析
(5c)发展经济学III 地点：
主席：朱泽山（西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评论人：马
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邵宜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育体制、宏观政策与最优经济增长 张玉明（渤海大学商院）最优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汪小勤/张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 胡秋阳（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我国劳动力投入增长及其产业结构变化的因素分析-与日本的比较
范存会/黄季焜（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生物技术经济影响的分析方法与应用
(6c)国际金融I 地点：
主席：张二震（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经贸系）评论人：干杏娣（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胡春田/厉彦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金禾經濟研究中心）钉住货币的选择
周茂荣/郭建泉（武汉大学商学院）放弃成本、政府偏好与资本控制——一个基于经济结构和审慎管理的汇率制度选择模型
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人民币均衡汇率——简约一般均衡下的单方程实证模型研究
王维（南京大学金融系关白豪国际金融研究所）相对劳动生产力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 李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非均衡人民币汇率制度论
(7c)产业组织III 地点：
主席：刘少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尹静（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系）、杜崇东（南开大学金融系）
郑于青（美国奥本大学）商业广告能旋转需求曲线吗?
陈宇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基于非线性排序统计理论的人事甄选效用评价模型 贾良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可占用性准租、投资专用性与企业层级结构 李维安（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中国公司治理指数设计及其应用研究
宋琳（山东财政学院金融系）资本成本与融资成本的辨析及对我国公司融资偏好的影响
(8c)投资与证券市场III 地点：
主席：周茂荣（武汉大学商学院）评论人：韩立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宗新/季雷（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东北证券公司研究所）证券信息内幕操纵、股价冲击与监管控制
万解秋/徐涛（苏州大学财经学院）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意愿与绩效问题研究
夏新平/余明桂/汪宜霞（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我国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的实证研究 王一鸣/赵留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深市停发新股对沪深波动溢出效应的影响：向量GARCH模型方法
黄立锋（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证券市场上的信用交易制度：作为一种信息发掘激励制度的存在
(9c)香港经济学家论坛 地点：
主席：宋敏（香港大学经济系）
评论人：沈明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吴仰儒（美国Rutgers大学）中国股票市场动量交易，长期反转收益及过度反应 宋敏、张俊喜（香港大学）中国上市公司所有权绩效非线性关系分析
范博宏，Sheridan Titman（香港科技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资本结构及债务期限选择国际比较研究 田利辉（北京大学）银行贷款和中国上市公司绩效
(10c)女经济学家论坛——农村发展 地点：
主席：金哲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赵耀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黄季焜（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杨丽（农业部农研中心）性别与土地使用权分配 刘慧英（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张莉琴 林万龙（中国农业大学环境资源学院）政府对农业龙头企业补贴的政策绩效
第四场(d)：12月21日上午10:15-12：15
(1d)纪念D.Gale Johnson专题论坛 地点：
主席：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评论人：Calla Wiemer（亚洲开发银行）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
黄季焜（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农村贸易改革，农户效应和贫困
丁士军，陈传波（华中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对农村老年人状况评价的分析 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城乡差距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林毅夫/王格玮/赵耀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与劳动力转移
(3d)金融学IV 地点：
主席：汤敏（亚洲开发银行）
评论人：刘红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李泽广（天津市南开大学金融系）货币政策结构效应与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测度 王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转型中的货币供给与货币乘数：微观基础
卢峰/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沈明高/徐忠/程恩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不对称与融资渠道：我国私营企业的贷款人选择
李诗林/李扬（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沪深股票市场过度反应效应研究
(4d)中国经济改革II 地点：
主席：王稼琼（北方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评论人：石
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罗长远/赵红军（复旦大学经济系）FDI、国内资本与投资者甄别机制
魏凤春（南开大学经济系）基于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一个财政压力周期变动下的基本框架
梁雄军（浙江省台州市物产（集团）总公司）中小企业股权结构影响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效率机理的研究——对21家样本企业的实证分析
李永刚（浙江财经学院）小企业群落式裂变衍生的机理模式分析
张超群/江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商业银行贷款：解决投资不足问题的有效信号
(5d)数理经济与计量经济学 地点：
主席：谢识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评论人：韩立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红刚（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从均衡到演化：经济分析方法演进的一条道路
倪晓宁（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基于DEA的潜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估算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易行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中国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货币需求模型估计(1978-2002)赵国庆/崔惠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报酬递增模型中参数的选择
(6d)国际金融II 地点：
主席：臧旭恒（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评论人：许少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沈坤荣（南京大学经济学系）
郑永禄、肖耿（韩国汉城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结构与制度因素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李安方（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R&D投资模式选择 方友林（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流动性冲击与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陈继海（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
马明（国家体改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全球外汇套利理论和方法
(7d)教育与卫生经济学 地点：
主席：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评论人：华平（法国CERDI研究所）
侯振刚/蒋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院所有制的经济分析 李玲/王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公立医院的相对效率分析
宋光辉（西南财经大学高教研究室）高校扩招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现象研究--兼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适度规模
孙志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实证分析 岳昌君（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受教育程度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收入差别
(8d)投资与证券市场 IV 地点：
主席：程恩富（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评论人：罗江（香港科技大学）
殷剑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不对称信息环境下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
张文/陈学彬（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我国商业银行经济激励方式比较分析
王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转轨经济中银行上市后的软硬约束及监管
何荣天/齐安甜（广发证券博士后工作站）财务报表分析与股票超额回报关系的实证研究 左小蕾（银河证券）QFII带来的资本流动的意义
(9d)女经济学家专题论坛－经济学界女经济学家现状 地点：
主席：海闻（北京大学）
评论人：Sarah Cook（福特基金会）
Joyce P.Jacobsen（美国威斯利恩大学）美国及世界女经济学家现状
Roberta Robb（美国布鲁克大学）加拿大女经济学家现状分析 王小波、董晓媛（天津社科院、加拿大温尼伯哥大学）我国经济学教学及研究中的性别失衡调查 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女经济学家发展机遇及成就
王朗玲（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学界的性别差异分析
(10d)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II 地点：
主席：刘福寿（河北经贸大学）
评论人：钱永坤（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赵耀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马骏(日本国富山大学经济学部)对上海市和沈阳市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比较分析 黄毅/王格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劳动力市场非管制与劳动力流动
赵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的城乡移民——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 柴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货币补偿与控制腐败行为
侯风云（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收益与人力资本状况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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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图书展：
地点：复旦大学新逸夫科技楼大厅 时间：12月20日
参展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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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经济专题
《中国经济专题》报告论文
题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
11经济学三班
组员：张炳贤111041358
叶子通111041349
吴汝基111041311
郑舒仰111041386
报 告 日 期：2014年6月18日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 摘要：本文阐述了国企改革的现在和未来——国企改革的成果是什么？怎样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本文通过国企三次改革热潮的回顾，反思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铺开国企改革原因，论述三个论点进行深一步探讨；进而指出国企改革的任务和趋势就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企改革至今，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 “国企垄断”是事实还是谬误？ 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国进民退”的争论，热度越来越高，这表明国企改革还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待破解，任重而道远。
在历史时空坐标系中考察国企改革的成果，可以看到：第一次企改高潮的特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中策现象”；第二次企改高潮实现了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转折，政府对国企的支持也由后台（金融）走到了前台（财政），由间接变成了直接；第三次企改高潮“大国有”战略浮出水面，国有企业华丽转身，垄断地位日见巩固，其强大之势不可逆转。“大国有”战略更多地被人们理解为“国进民退”的继续从而成为当前国企改革争议的热点，显示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毋庸置疑，反垄断与去行政化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而建立职业化和规范的经理人制度则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 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是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关键，需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表明哪些该进、哪些该退。
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将国企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对国有经济的改革主要围绕着国企改革展开。通过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租赁制、抓大放小、有进有退、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最后定为政企分开，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撤销几个工业部，还权与企业，这就抓住了国企改革的要害，是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国企改革第二个里程碑。撤销几个工业部只是实现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国企改革的任务还任重道远，应当对继承原来部的行政垄断权的大企业继续进行改革。
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标准。为了贯彻“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方针，在“有进有退”的标准上应取得共识。因为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会做出不同决策，其影响甚大。目前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家统计局的“定量标准”，一个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定性标准”。
国企改革的成果是什么，怎样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 这两项内容决定了国企改革的现在和未来，也就决定了它的历史方位。当前对于这两项内容的解答各异且颇有争议。在历史时空坐标系中考察国企改革的过程及其生存的环境，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国企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第一次企改高潮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后期，集中表现在县及县以下国营、集体经济大规模改制，其突出特点是“退国进非”。九十年代前期延续了这股势头，而且纳入了很多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自此，县及县以下几乎没有了国有经济。这个时期企改的特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最经典的例子是“中策现象”。
而此前，所有制的基本格局还是“国营企业”一统天下，它控制着几乎所有的资源和产品、生产和消费，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很难展开。八十年代改革以此为突破点，在流通领域打开了缺口，即放开一部分国有部门控制的资源和价格，实行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的“双轨制”。这样，计划控制的资源在计划外流通就有了“名份”，并源源不断地从国有部门流向私营企业、流向了自由市场。另一手，则是采取沿海开放政策（从1984年开始），鼓励外包和出口，将需求直接跟外需对接。甚至还鼓励“两头在外”，即只在国内加工，而货源和订单两头都在外，事实上已成了一块“飞地”。这样，外贸部门从生产到销售都独立于国内需求、国内市场和宏观形势的制约，相反地，它还左右了宏观形势。从上述两方面入手，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最终被捅破，同时，促进供给、繁荣市场的目的也达到了。
第二次企改高潮，出现在九十年代末产业结构调整时期。1998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产业政策明确提出“退二进
三、抓大放小、重组改制，下岗分流”，这个时候才真正使得“九五”时期提出的“两个调整、两个根本性转变”落地生根。1998年之后的国企“三年脱困”攻坚目标是真正在啃硬骨头，一批老国企被收购兼并，大量职工分流下岗。当时社会对于这项产业政策的导向，普遍理解为“国退民进”、“退国进非”，一些地方也是这么做的。为此，还发生了著名的“郎顾之争”（2004年），引起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国务院为此叫停了MBO。2009年的“通钢事件”标志着“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转折，此后“国进”之势有如破竹，“民进”受遏制，再无地方政府胆敢把钢厂卖给私企老板。私企甚至一路落荒而逃。
几乎就在这一刻，国企吹响了重组的集结号。2003年组建国资委，以集团化重组控股国有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05年开始在以后6年时间里，国企纷纷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经营方式越来越灵活，而企业的控制权仍然有效地掌握在国资委手中。事后来看，这种“以退为进、有退有进”策略不但没有减弱国企，反而使其变得更为强大。国企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迅速好转，成为竞争中强势的一方。无论是产业的重要性、集中度还是规模，都是重量级的数一数二的人物，甚至在世界五百强中也越来越多地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前后两个阶段国企判若两人，旧貌变新颜。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面对外需不足所采取的对策是全力
扩大内需，重点是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两年内新增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由此，政府对国企的支持也由后台（金融）走到了前台（财政），由间接变成了直接。国企大举进入钢铁、采矿、汽车、医药、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成为有市场定价权的企业“大鳄”。充实的外汇储备以及“走出去”战略也引导着企业在国际投融资市场上变得更加活跃。由此，国企发展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次企改高潮“大国有”战略浮出水面，国有企业华丽转身，垄断地位日见巩固，强大之势不可逆转。1998-2008年是重要转折期。此前，是“外贸+制造业=外汇”的外需型增长方式，外贸空间决定GDP增长空间、国际经济形势决定国内经济形势，外贸部门很有优势，而内需并非重要的因素，为了吸引外资促进外贸，实行了内外有别政策，甚至对内歧视，我们有时称之为对外资、外贸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这个阶段，国有企业的优势也显示不出来，甚至有一个阶段还处在效益危机和私有化预期中。
1998年和2008年两次大的外来冲击，使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第一，迫使总需求的重心由外需转向内需，两次冲击都大规模地扩大内需，这种政策上的转向是非常明确的。2003年之后做出的一系列举动，也是这种趋势性反应。如取消农业税、对农业补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2008的这次外汇储备危机，从“外汇是金”变成了“外汇泡汤”之后，这种外向型增长方式承受了巨大的美元国债损失。正是迫于这种极端严峻外需形势做出了重大改变，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转移，即从着眼于与国际接轨和外部需求转向了以国内需求和民生工程。第二，国有企业的地位日渐上升，甚至如日中天。不仅是因为国有企业上市有了新的融资平台，还因为它获得了扩张性财政的巨大投入和订单，再加上它原来占据的垄断地位，使得它如虎添翼，更为强大。
为什么要改革？ ——国企低效率及其解释。
原因一：委托代理问题。个体私营企业：所有者就是经营者，有足够的积极性把企业经营好；规模较大的股份企业：所有者大都已不能自己经营企业，必须委托一个有才能的人经营管理企业，我们说产生了“所有权” 和“经营权”的分离这时所有者必须确信，经营者必须有能力并且有积极性，为自己赢得利润，尤其不能谋取私利这个问题表面上很容易解决：一是平时对总经理进行严格监督。二是当企业经营好时，所有者（股东）给予经营者（总经理）奖励；经营业绩不好时，给与惩罚，或干脆解雇，这样经营者就有足够的激励。
但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比如：没人监督：股权分散，老板太多，如许多上市公司，持有股票的人很多，每个人只持有很小的股份，每个股东都想，其他股东会监督总经理，我就不管了；但每个人都想这样“搭便车”，结果是没有人去监督总经理；监督失效：总经理作为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对企业了如指掌，有时候谋取私利甚至腐败，外人无法发觉；更有甚者，企业经营不好，可以造假账，让股东以为企业经营很好。股东和外部监管者（比如证监会）由于不能掌握企业的所有信息，很容易被蒙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更复杂。全国人民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他们委托政府——人民的合法代表管理国有企业；政府进一步委托国企领导人经营国有企业，形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考虑政府内部存在上下多个级别，每多一层委托-代理关系，监督难度就增加一点，代理方损害委托方利益的可能也就增加一点，最终国有企业的发展就可能完全违背其最终所有者和委托人——人民群众的初衷。
原因二：政策性负担
国有企业经营不好时，既有可能是总经理能力不够、积极性不足、甚至腐败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历史负担造成的——问题是对一个具体的企业，很难做出区分，于是造成：①能力不够、积极性不足、甚至腐败的总经理可以搬出“历史负担沉重”的理由，不能被及时发现或被处罚、解雇。②原本有能力、有积极性、不腐败的总经理会想，如果经营不佳甚至腐败，我也不会受到处罚，因此有可能变得消极、甚至腐败；因此，政策性负担加重了委托-代理问题，使我们对国有企业经理很难进行真正的、有效的监督。
原因三：总经理权威问题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想经营好企业的，也有能力，但问题是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行政资源，比如：私营企业的老板或总经理认为某个员工、中层、甚至高级管理人员能力不够、热情不足时，可以：减薪、降职、解雇，但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很难具有如此高的权威和行政资源，顾虑较多；成功的私营企业一定有一个融洽、和谐、紧密合作的领导团队，但国有企业的某个副总或书记可能就是上级派来监督总经理的，合作困难。
其他原因：如政企不分，政府干预过多；国企领导人选拔考核任用制度不合理；年薪太低；国有企业所属的行业结构不合理；虚职太多；人才流失； 国企改革的任务与趋势：主要就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其前提是去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样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可以追究经营者的责任。推行社会保障的目的就是去除政策性负担。但仅仅去除政策性负担还不够，关键要建立起一整套机制，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有足够的激励经营管理好企业，为股东服务，就像私营企业主对待自己的企业一样。除此之外，这样一套机制还要协调好股东、总经理和职工、债权人、政府等企业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保证企业的高效运作，我们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市场经济必然要求, 是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一)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以完善的法人制度为基础, 以有限责任为特征, 以公司为主要形态的新企业制度。它包括主要内容:(1)独立法人制度。独立法人制度, 即企业法人确立财产支配、处置、使用权, 使企业做到有人负责, 有能力负责, 企业的独立财产是其行为能力的基础。国有企业是国家出资构造的企业法人, 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支配、处置、使用权, 国家以出资者身份拥有财产。企业经营中形成的利润和资产增值归国家所有。(2)有限责任制度。企业改
制成有限责任后,即建立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制度一是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为限, 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二是企业破产清盘时,出资者以其出资额为限, 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3)严谨组织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有一套严谨, 完整的组织结构,它通过规范的组织制度, 企业的权力机构, 监督机构, 决策和执行机构之间职责明确, 并形成相互制约关系, 特别权力机构, 强调发挥整体功能的共同作用。改革后, 在我国公司企业是现代企业组织中一种重要和有效形式。(4)科学管理制度。目前, 从克服我们现行企业管理制度的弊端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出发, 必须建立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 主要是对企业的运营机构设置, 用工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人员考核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等进行改革, 建立严格的科学的责任制度体系。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有它的基本特征。即: 产权明晰, 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第一, 产权关系明确。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 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 成为享有民事权力, 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第二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 依法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照章纳税, 对国家承担资产保质增值的责任。第三, 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 即资产受益, 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者等权力。企业破产时, 国家和其它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负有限责任。第四企业按照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 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如果长期亏损, 资不抵债, 应依法破产。第五, 建立科学的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 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 形成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 相辅相成的科学经营机制。
[1] 白丽/陈紫燕，关于现代企业制度与国企改革的探讨[A]，《前沿》，2006年第五期
[2] 桁林，大国有战略下国企改革的任务与趋势[A],<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十期
[3] 桁林，对国企三次改革大潮的反思，中国发展观察，2010.05
[4]何伟，对国企改革历程的深层次思考[A]，理论探讨，2011年第二期
[5]曾明强，论国有企业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A]，《社科纵横》，2005年02期
第三篇：中国经济专题
中国经济专题
1.当前中国的GDP排名第二。
赶超战略是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宏观政策环境）和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突破资金稀缺的比较劣势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制约，使资金密集型产业能够在极低的起点上得到发展并在短期内实现飞跃，进而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行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
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还有以印度、阿根廷为代表的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赶超战略。
2.我国为什么要选择赶超战略？如何实行？矛盾背景？
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超工业化派”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
重工业的特征——资本高度密集；建设周期长；发展早期，关键技术、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初始投资规模巨大。当时中国国情——资金短缺，利率高昂；可供出口的产品少，外汇短缺，市场汇率水平高；经济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
3.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流向重工业部门，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用于重工业的发展？
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计划经济体系包括：宏观经济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微观经营体制（看PPT）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85）
含义：国家统一收购和销售农产品的制度正式形成，统购统销实际上是国家对粮食等农产品的一种垄断行为。为了配合赶超战略，粮食短缺
户籍制度：国家对其公民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
特点：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为了控制由国家供给粮食的城镇人口，防止城市人口失业，必须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镇。
弊端：1.不利于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实现；2.造成了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3.户籍制度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4.阻碍了城市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大跃进：在工业和农业上开展“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人民公社：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简称。1958年至1982年，中国农村实行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大锅饭
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
1.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
2.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3.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三千万）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
4.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
5、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
1/3责任归于自然原因，2/3的责任归于体制错误——三年困难时期 大包干：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土地及部分大型生产资料仍属集体所有，由农户承包经营。（农村改革的开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的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也是现行中国大陆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推行“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标志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可行，它产生了什么问题，将面临什么问题，又该怎么解决？
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就：
1、创造经济奇迹、国力强盛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
3、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
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5、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6、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
7、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问题及对策
1、民众民主观念淡薄，政治参与程度不高
针对老百姓民主观念淡薄，政治参与程度不高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发展经济。二是要提高公民的政治素养。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民主政治的建设中来，才能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不断前进。
2、经济结构不合理
一方面，我们要加速淘汰衰退产业、过时产品和落后技术，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另另一方面，要集中有限的资金，根据市场和需求的变化，建设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增长量有重大作用的项目。
3、文化发展受到外来文化打压
我们要支持与鼓励更多优秀文艺作品的推出，鼓励一切有利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寓教于乐的文化艺术创作，倡导主流价值取向，引导群众审美鉴赏，坚决抵制低俗之风。
4、收入分配不均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5、贪污腐败盛行
一是要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二是要严格执法。要顺应时代潮流和现实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体监督纳入法制轨道
6、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制，使生态保护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摈弃旧观念，改变政府官员惟GDP增长论政绩的观念。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更需要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消费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设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二元结构的三大差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
十二五规划纲要：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
城市化水平：又叫城市化率，是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一般用一定地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表示。计算公式=城市人口÷总人口
中国的特殊性：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它产生的原因
要从三个阶段来寻找答案：
（一）解放后我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20世纪60-70年的“反城市化”导致城市化水平的低下 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抑制
2.1960-1970年代的“反城市化”政策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二）1978-1995年，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城乡二元体制和土地制度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固化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1.1978-1984，农村为主导的改革抑制了城市化； 2.1984-1994，认识上的误区、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径依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妨碍了城市化。
（三）1995年后，在分税制改革等激励下，地方政府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因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而加快推进
粮食安全问题：温度上升带来的粮食减产、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及病虫害加剧等问题，正在影响到全球的农业生产，正是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既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也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安全与社会的和谐、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完善粮食应急储备体系，确保粮食市场供应．最大限度地减少紧急状态时期的粮食安全风险．是政府的职责．也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农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基础建設不足等。形象比喻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原因：
资源约束（耕地、水资源、生态环境的缺稀）、结构矛盾（产业结构矛盾，就业矛盾、区域矛盾）、体制矛盾（公共财政：重城轻乡、要素市场分割、管理体制）、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权益差异、收入差异、观念差异）、国际化的挑战（中国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与国外大规模现代化农业难以竞争的局面，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出现逆转；发达国家对农业高补贴、高保护所形成的不公平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在短期内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对策：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第二，加强村级“两委”班子建设。
第三，创新机制，建立镇、村和社会三个层次的集镇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多元化投入模式。
第四，各级各单位应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1、加快推行农村养老保险进程。
2、镇政府应统筹协调，依法依规彻底解决拆迁户的历史遗留问题。
3、提高农村户口低保覆盖率。
4、切实解决好危房户问题。
第五，建立服务“三农”长效机制，边整边改，取信于民。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土地批租：国家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即将若干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次出让给土地使用（经营）单位。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由城市政府的委托机构，如土地储备中心，通过征用、收购、置换等方式，将土地使用者手中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土地整理和开发，• 此种情形下，只能由国家垄断土地交易市场，先向农民征用，而后再面向土地开发人，或转让、或批租、或拍卖。
• 就这样，农民与土地市场的直接联系被生生隔开，农民土地权益也就消于无形。
寅吃卯粮
• 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们普遍兴奋地成家
和大量生育。
• 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困难时期
• 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
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影响：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
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
马寅初人口论：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
为何批判？
政府对他的指控是：马寅初的新理论，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企图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蔑视人民大众。到1958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就是用大跃进的方式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大跃进
2、以农立国
3、多子多福
人口红利：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消失：然而，2010年初，新一轮的“保姆荒”、“民工荒”，让中国“人口红利”的危机慢慢浮出水面。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提高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措施：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面对这一转折，靠廉价劳动力构成经济起飞的“世界工厂”，需要转换思维了。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意味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至关重要，而这需要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
进出口依存度超过50%
专利申请高与创新率低的原因：科技界还存在学术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现象。我国科技界积累本来就少，部分人缺少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不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而是过分追求专利和论文数量，对科技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措施：中国正在努力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技术创新和专利申请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层面看，中国企业要想拥有核心竞争力，都必须把发展专利等知识产权摆上重要位置。企业要增加专利的“量”和“质”，加大研发力度是第一位的。
国有企业：国际惯例中，仅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国有资产投资或持股超过50％的企业即为国有企业；
在中国，国有企业一般指单纯的国有资产投资的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国有企业的行为。
为什么要改革？
自身缺陷：
资产边界模糊——“肉烂在锅里都在锅里”
所有者缺位——没有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区分，不同的职位被称为革命工作分工不同
资源配置和效率低下——在劳动报酬上采取大锅饭，采取军队补给制，劳动报酬上采行“工资加福利”的国家给付方式，并且担负着为城市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责任
外部环境变化：
市场已经逐渐发育起来，市场中的企业竞争日趋完善，不再需要政府为了维持国计民生培育市场提供产品。 同时，许多诸如消费品市场的供需已经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不再需要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进行调控。如果国有企业继续向这样的“纯私人物品”领域投资，由于自身需要背负“社会成本”的重压下，难与“轻装上阵”的民营企业相竞争，其所付出的边际社会成本已经大于边际社会收益，应该从此类竞争性领域撤出，或进行改革。
▲企业制度：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一些学者的观点：
1、国有企业既奠定了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同时也造成非国有企业极度萎缩，经济效益不断下滑。要克服国有经济的缺陷，必须使国有经济从普遍性配置角色变为特殊性配置角色，即在规模上将是少数，在布局上追求优化，在经营上克服垄断。
2、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实质上与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密切相关。只有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让企业具备自生能力，国有企业改革才有可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3、我国进入了一个以解决垄断性产业改革问题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新阶段。因为，国有企业管理腐败呈现出以侵吞国有资产为主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个人腐败逐渐减弱、以行政垄断腐败为主的国有企业群体腐败日益严重的新特征。相对以前单纯以改善国有企业效率为改革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现在必须强调在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前提下改善国有企业效率。
国企的“冰棍现象”：
经济学界或社会学界的共识是，由于管理机制僵化、经营不善，国有资产正不断流失，像一根冰棍，放在那儿慢慢化掉了，故名为“冰棍现象”。
一方面，国企效率底下、包袱沉重，资产、价值正像冰棍一样渐渐融化;另一方面，部分国企干部以改制之
名行侵吞国资之实，成为官仓老鼠。
中国版国企“死魂灵”
源于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说的是一个名叫乞乞科夫的骗子，到一些农庄里去收买已经死去的农
奴的名单，去换取政府的抚恤金。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拓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正是有了国企“冰棍现象”的产生，在利欲熏心以及精心编织的阴谋之下，活人借助“死魂灵”牟取了暴利。
台湾开始实施四年期经建计划，贯彻“以农业培养工业，工业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促进了农业的扩张和进口替代工业的建立，为社会经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台湾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成熟的市场机制，资本主义经济体。
私有化程度高，“国营企业”、“国营银行”也已经逐渐私有化，“政府”角色日益淡化。
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策略性工业
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
第四篇：中国经济市场分析范文
伊拉尼在印度人心中是一位绝对的明星。他在印度第一大财团——塔塔集团任职43年。塔塔集团的业务渗透印度的化工、汽车、医药、金融服务、信息咨询、钢铁等多个行业，它甚至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市。塔塔集团所在地贾姆谢德布尔(Jamshedpur)，是全印度唯一由私人企业负责公共管理的城市。
2001年—2011年，担任塔塔集团总经理的伊拉尼，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近30场并购，至今没有一起失败。2007年4月并购欧洲第二大钢铁厂康力斯(Corus)后，塔塔旗下钢铁企业从世界排名第56位跃升为世界第五。伊拉尼被誉为“扭转了塔塔集团命运”的人
今年6月2日，伊拉尼度过了他的75岁生日，并且按照公司章程，正式从塔塔集团董事会退休。退休之后，伊拉尼将中国设为了他退休旅行的第一站，并在此期间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
中国必须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刚刚离开塔塔集团二号领导人的位置，伊拉尼看上去不再像锐气凌人的商人，而更像一位矍铄的长者。他微笑着告诉记者，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他眼中的中国在一天天变得更光彩夺目。
“我感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都有着显著的提高。我上周去了中国南方，我觉得那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快乐。”但伊拉尼指出，中国和二三十年前相比，街上的汽车多了很多，“现在有点太多了。”当他获悉，至2011年2月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11亿辆，比1980年增加了35倍之多时，一脸惊诧地表示：简直不可思议。
对于汽车导致中国交通压力和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伊拉尼表示：“首先要控制机动车数量，建设更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在新加坡，只有一辆旧车废弃了，才能购入一辆新车。这样车辆的数量就始终是固定的。”
对于能源方面，伊拉尼还提出，中国必须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等。他指出，目前走在环保前沿的一些国家，例如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其大部分能源都是可再生的。这需要各国进行更大的投入，但这个投入是相对的。
“有时候人们需要多一些投入，才能换来清洁能源，就能换来环保汽车，从而赢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我相信中国的环境问题只是暂时的，随着人们的努力会越来越好。”伊拉尼向记者表示。
第五篇：浅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浅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将作出重要决策，就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进行总体部署。这次会议将发出中国这艘大船沿着正确航向前行的信号，中国经济将转向更加重视消费和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简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无论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上来说，从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的根本性来说，还是从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都是空前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目标是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基本要求和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坚持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改革道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体制创新。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正确认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深刻认识原有体制弊端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抓住旧的经济体制中的症结，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部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环节和部分，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动力和巨大生命力，形成比较成熟、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广大人民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解决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完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制度和管理方法问题，改革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扩大了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生产、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运行方法问题，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把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解决经济发展的内外关系问题，打破了封闭半封闭状态，扩大了对外开放，使我国在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础上，走向世界，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这四个方面，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心，一个是调整所有制结构，一个是改革管理方法，一个是改革运行方式，一个是改善外部条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体系，使中国出现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上下一心、共同奋斗，亿万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局面。
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相关问题
实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深层次矛盾也越发明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生产力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体制性障碍仍有待进一步破除。
在改革开放实施过程中，各种重要行业依然施行的是政府垄断机制在运转，如：银行，金融，冶金，能源，信息，运输，医疗，教育，土地等。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不可能对这些东西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现在多数人们拼搏只为房子，借钱、贷款买房子，没有房子就像没有穿衣服。然而，随着土地资源的越来越紧张，房价只升不降。另一原因是，房价一跌，银行贷出去的款就再也回不来了。银行是政府的，银行的钱也是政府的，所以为了堵住这个资金黑洞一些被收买的专家、媒介便开始疯狂制造舆论，用各种舆论手段威逼利诱人买房子。对国家财政的使用方面，由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导致国家财政被大量挥霍浪费。盲目上马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多都属于亏本投资和不必要投资。领导者投资失败，其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人民来承担。当财政被大量浪费后，导致资金匮乏，不足以应付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项目的资金支出。.加上各种贪污腐败行为，导致国民消费能力低下。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能力。然而，我国主要出口原材料，价格比较廉价。在医学方面，体现也比较明显，例如我们大量出口质量低的人参，经外国人择优后，质量更差的反被高价格进口回来。一方面导致国外的倾销指控；一方面导致本国生活水平增长缓慢或者存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动机值得赞赏。对资本和市场的引进，也值得称道。但是，资本和市场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体制，才能发挥好的一面，同时抑制恶的一面。
四、如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也以自己的形象走向世界，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要接受来自国际的各种挑战，只有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一体制，才能使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