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赵朴初佛教“三自”思想论析

赵朴初佛教“三自”思想论析

陈

坚

（山东大学哲学系

山东

济南

250100）

提

要：赵朴老为振兴新时期的中国佛教，向中国佛教界提出了“自知、自反、自强”的“三自”要求。为区别于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我们姑且把赵朴老的“三自”称为佛教“三自”。佛教“三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自知”、“自反”和“自强”这三者皆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赵朴老以佛教“自知”和“自反”来反思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并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佛教开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自强”之路。

关键词：赵朴老、“三自”、自知、自反、自强

解放后，中国基督教为摆脱对国外教会的依附，开展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自力更生办教，并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此后，“三自”一词就几乎成了中国基督教的代名词。然而本文要谈的“三自”并不是基督教的“三自”，而是佛教的“三自”。

佛教的“三自”是赵朴初先生1995年于《在省级佛教协会工作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来，他说：

我想到一个问题向各位请教，大家都知道中国基督教有个三自爱国运动组织，我们佛教是否也可以有个“三自”？当然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三自”是什么呢？就是“自知、自反、自强”。①

赵朴老提出佛教“三自”固然是受了基督教的启发，但是佛教的“三自”和基督教的“三自”，两者的内涵显然是不一样的。基督教的“三自”是指自治、自养、自传，而佛教的“三自”则是指是自知、自反、自强。

一、佛教“三自” 植根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

作为佛教“三自”的内容，自知、自反、自强都属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范畴，即便是“自知”、“自反”、“自强”这三个词本身亦是中国古代经典中现成而常用的。

（一）“自知”

赵朴老在《讲语》中界定“自知”是“我们到底知道自己多少？自己认识自己多少？”②“这里谈到自知，就是自己知道自己，自己认识自己。”③可见，“自知”即是指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老子》第三十三章中曰：“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后人曾据此语总结出“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格言）“自知”，不但是要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自己的得失，如《周易·系辞下》中曰：“《复》以自知”，疏曰：“自知者，既然返复求身，则自知得失也”④，意谓《复》卦讲的是“返复求身，自知得失”的道理，其中，所谓“复”，即是指回复于自身；回复于自身干什么呢？“中以自考”（《复》卦“六五”之象辞），“自考”者，即是考察自己，亦与“自知”同义。

（二）“自反”

①②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页。

同上。③ 同上，第7页。④ 陈凤高《<周易>白话精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版，第354页。赵朴老在《讲话》中界定“自反”曰：“孔孟讲自反，就是‘事有不得者反求诸己’。我们佛教讲‘自净其意’，这个非常重要。”①“自反”的思想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道德背景，如《礼记·学记》中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孟子·离娄下》中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又，《孟子·公孙丑上》中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赵岐注：“缩，义也，自省有义，虽敌家千万人，我直往突之。”

“自反”也常叫“反求诸已”，如《论语·卫灵公》中曰：“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孟子·公孙丑上》中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又，《孟子·离娄上》中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自反”在中国古代经典中还有另一些同义词，如《论语》中的“内省”、“自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礼记·乐记》中的“反躬”：“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周易·蹇卦·象》中的“反身”：“君子以反身修德。”

（三）“自强”

赵朴老在《讲话》中并没有对“自强”作解释，这是因为“自强”的含义人所共知，无须解释。今观“自强”之渊源，亦源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周易·乾卦·象》中曰：“天行健，君以自强不息”，这句话非常有名，古往今来，许多中国人都将它当作自己的座佑铭。再如《孔子家语·五仪解》中曰：“笃行信道，自强不息。”《礼记·学记》中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段话在“自反”一节中已有引用，此是重出）。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三个重要范畴，“自知”、“自反”、“自强”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薪火相传，许多有识之士都自觉地将其作为自律或教育他人的精神资源。现在，赵朴老以中国佛教领袖的身份，用“自知”、“自反”、“自强”来要求中国佛教界，提出佛教“三自”，裨使中国佛教能以“三自”的精神来回应时代的挑战，从而发展自身——这无疑是上承传统、返本开新之举。

二、佛教“三自”开出中国佛教发展之路

赵朴老在阐述佛教“三自”时藉“自知”和“自反”以反思中国佛教，并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佛教指出了一条发展“自强”之路。

（一）就“自知”而言，赵朴老认为，“在这方面，由于过去的忽视没有下很大功夫，现在应当下点功夫。……我们佛教徒到底知道佛教的情况有多少？我看作为佛教徒至少要了解佛教的基本理论，要知道什么是佛教。另外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佛教到底作了多少贡献”。②在这里，赵朴老呼吁，佛教徒应该“下点功夫”了解佛教，包括了解佛教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中国）佛教史。也许有人要问，难道佛教徒还不了解佛教吗？不了解佛教还算佛教吗？且慢，赵朴老提出这一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而是击中了中国佛教之时弊。我们不否认，在今日之中国佛教界，了解佛教甚至对佛教深有研究的佛教徒亦是有的，但放眼整个中国佛教界，不了解佛教的“佛盲”佛教徒实在太多了！“我们最近收到江西一位名叫聂明读者的一封来信，说他参拜 ①②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页。

同上，第6页。某一禅宗的祖庭时和僧人谈话的情形：‘许多僧尼对佛教知识一无所知，不知道什么是三法印、三世因果，甚至不知道戒腊这个佛教名词是什么意思。’僧尼素质之差，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①连佛教的常用名词都不甚了了，更遑论了解古色古香的佛书，了解深奥的佛学思想以及源远佛教徒不了解佛教，对佛教缺乏“自知”，究其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1、在现实的皈依入佛的游戏规则中，皈依无须以了解佛教为前提。佛教界对皈依者是有流长的佛教史了。

某些要求的（尤其是对要求出家者），但就是没有“了解佛教”这一要求；即使偶尔有这一要求，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是把握不严，形同虚设，因为“了解佛教”实在是一条“软杠子”，经常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总之，了解佛教并不是皈依成为佛教徒的一个必需条件。原则上讲，任何一个人，只要自己发心，愿意做一个佛教徒，那么他只要找一个依止师，即可皈依入佛。

2、皈依者——这里仅就出家人而言——的动机不纯。许多人出家当和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亦“不在山水之间”），其意根本不在佛教本身，而是有别的非分之想，如想通过出家当和尚来发点财，至少也混口饭吃；或想通过当和尚逃避世俗责任乃至法律的追究；或想通过当和尚以达到出国、做官的目的；有的人甚至还认为自己的命不好，当和尚可以冲冲晦气，等等，动机五花八门。试想，在如此的动机下，出家人还能好好地去了解佛教吗？还能关心佛教的真义吗？

3、佛教徒的文化素质不高，但是了解佛教，尤其是了解精深的佛学理论，却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这种差落使得一些佛教徒即使有心想了解佛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中国佛教界的现状而言，在出家人中，高中毕业的算是不错了，大学毕业的寥若晨星，而许多人则是小学、初中水平，仅能识几个字而已；在在家居土中，中老年人居多，而且大多是中老年妇女，他们很多人小时都没受过多少教育，有的甚至还是文盲，这样一个文化不高的佛教徒群体，你能期望他们对佛教有多深的了解吗？

4、许多佛教徒认为，学佛主要是修心的实践活动，了解不了解的佛教的知识和理论无关大局，有人甚至还拿禅宗的“不立文字”来为自己在佛教上的无知作辩护。他们东施效频地认为学佛只要回到自心自性即可，根本不需要了解佛教的经教文字。殊不知，禅宗的所谓“不立文字”，其意思并不是不要经教文字，而是不要执著于经教文字，亦即经教文字是要了解的，但千万不可执著。如果说“不立文字”是指不要经教文字，那么请问，慧能听《金刚经》而开悟又作何解释？可见，以“不立文字”来为不了解佛教作辩护，尤其是以“不立文字”为借口故意不去了解佛教，这是十分不明智的。

5、在现实的佛教生活中，迷信色彩的佛教大行其道，烧香拜佛，念经做忏，至于真正的以解脱烦恼为本位的佛教却乏人问津，这样一种佛教大环境根本就不利于佛教徒对佛教作正确的了解。

赵朴老在《讲话》中对造成佛教徒不了解佛教、对佛教缺乏“自知”的原因也曾提及，但在这样的大会讲话中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展开来，我只是照着赵朴老的思路往下说而已。尽管以上对佛教颇有揭短之嫌的话我是照着赵朴老的意思说的，但是，同样的话由赵朴老嘴里说出与由我嘴里说出，其意味是完全不一样的。本来，作为一个世俗人士，我是不应该对佛教界指手划脚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完全有评论乃至批评某种社会现象的责任和自由，毕竟中国佛教界存在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今天 ① 编后语《自知·自反·自强》，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页。人们对大学的批评远多于和激烈于对佛教的批评）。赵朴老在《讲话》中只是指陈“佛教徒”不了解佛教，我这里想把“佛教徒”这个概念置换成“佛教人”。所谓“佛教人”，包括出家佛教徒、皈依了的在家佛教徒、没有皈依的佛教徒，各级佛教协会和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各级统战部门和政协的相关工作人员、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佛教学者以及其他与佛教有关的工作人员，如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编辑、旅游社的导游等，总之，举凡一切其生活或工作与佛教有关的人士，皆属于我所说的“佛教人”。在我看来，不但佛教徒应该了解佛教，应该“自知”佛教，而且佛教徒以外的其他一切“佛教人”也应该了解佛教。有这么一件可笑的事：

最近佛学院某学生给上海一家书店写信买书，落款为“某某合十”，因为是竖式书写，书店误认“合十”为“拿”，在回信时的称呼成了“某某拿同志”。①

真是令人喷饭、啼笑皆非。“合十”本是佛教的一种基本礼节，书店的工作人员居然懵懂无知，闹出了如此笑话。我还听某公安局的一位科长说过一件更为可笑的事：他有一次向某佛教协会的副秘书长讨教何为佛教中的“六根”，该副秘书长煞有介事地对他说，“六根”即是指两手、两脚、一头、一阳具！（“六根”应是指眼、耳、鼻、舌、身、意）

（二）就“自反”而言，赵朴老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佛教界所做过的事，并就其中的得失作了中肯的评价——有贡献，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他作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自反”，他说：“我曾经到梅兰芳的家里去过，他有一个房子设有很多镜子，前面、旁边、后面都有镜子，他不仅要从前面看到自己的表演姿态，也要从各个方面看到自己的形态。”②梅兰芳先生在不同方位设立镜子来观察自己的表演姿态是否适当，赵朴老以此来比喻中国佛教界也应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照自己的得失成败，他认为，在宏观方面，“近十几年来，我国佛教的各项事业逐步振兴，在政策落实、教制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救济、海外联谊、国际交往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开展，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了贡献”③，尤其在对外交往方面，佛教的作用是不可替代，是对外交往的一种“特殊渠道”。然而，在微观方面，由于中国佛教界缺乏前面所说的“自知”，缺乏对佛教本身的了解，因而导致在具体的佛教实践中严重偏离佛教的真义和宗旨，“佛教内部还存在着忧患，总的来讲是人才缺乏、素质不高，商业化、庸俗化的现象滋长，突出地表现为信仰淡薄、道风不正、戒律松驰、学修不讲、追逐名利，这些问题应该加以高度警惕和严肃对等。”④“如不‘加以高度警惕和严肃对待’，作为佛教徒来说，不但不能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且有损于‘人天师表’这一庄严形象。”⑤

赵朴老发现，中国佛教界所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佛教在教外民众中没有什么好印象，如“现在往往有些人把宗教，特别是佛教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⑥，“人家说我们是封建迷信，我们在理论上是不承认的。我举一个例子，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带着一个勤务员出去散步，毛主席说，我们去看看庙好不好？那个勤务员说，那有啥看头，都是些封建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这是毛主席说的。有一次我到四川大足山去视察，那里有一个文物部门贴的条子写的是：佛教是封建迷信，是精神污染。我批评了他们。回来 ①② 《学点儿专业外的学问》，见《灵山海会》2003年春季号，第38页。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页。③ 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5页。④ 同上。⑤ 编后语《自知·自反·自强》，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页。⑥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页。后写了个书面报告，其中一份是给钱学森同志的。钱学钱就写了两封信给我。他说宗教不是迷信，是文化。一个是伟大的革命导师讲的话，一个是伟大的科学家讲的话。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要有自信，佛教不是迷信。”①从理论上讲，佛教不是迷信而是文化，但是教外将其视为迷信却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面对这个社会事实，赵朴老认为，这一方面与教外民众不了解佛教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佛教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果佛教徒自己真懂佛教，不借佛教之名行迷信之实，恐怕教外民众也不会如此普遍且强烈地认为佛教是迷信。在赵朴老看来，中国佛教界不但要自觉地“自反”，而且在面对来自教外民众对佛教的不利评论时更要“自反”，不怨天尤人，只“反求诸已”，从自身找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实际上，在今天商品经济的社会中，佛教最为人所病诟的倒不是它的迷信，而是它的日趋严重的“商业化”，人们对佛教寺院唯利是图、浸淫于赚钱骗供，颇有微词，赵朴老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一分为二，认为寺院“商业化”这个责任不能全由佛教徒来负，因为许多寺院在体制上并非由佛教徒自己来管理，“许多非宗教部门和单位，利欲熏心，不择手段，滥建寺宇，滥造佛像，借佛敛财，影响极坏，反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②但是，在寺院“商业化”的问题上，佛教自身也是难辞其咎的。现在，作为“公开的秘密”，确实有许多佛教寺庙成了“佛教公司”，其方丈或主持就是“佛教公司”的总经理。最近“苦口”写了一篇题为《对方丈导游的思考》的文章，反映南岳衡山佛教寺院，方丈当导游，不讲修行办旅游，破坏了南岳自古以来形成的神圣的佛禅文化，读来发人深思。我想在此摘录文中的几段“苦口婆心”的话以回应赵朴老的“自反”：

具有道眼与可尊之德成了方丈的必备条件，那么，如何指导阖院大众修行，如何开示白衣善信，应当是方丈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一个方丈是否称职的标准。而方丈放下这些本分事不管，却自觉地来担当导游这个差事，这实在令人百思不解。作为方丈，偶然陪伴道友或贵宾游山，倒是情有可愿的，但毕竟不可以去担当职业的导游，那将是本未倒置的事情，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佛门的教规。……另外，作为素食餐饮业的开发，也应当由社会来承担，寺院似乎不可过多地涉足于经济的开发。……寺院或出家人出来经营素食餐馆，毕竟与其身份与职业不相符合，也与佛门的清规直接相违。……旅游与餐饮商业对寺院则无时不在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寺院中的出家人如何保持自身的清净，坚持远离红尘的梵行，这倒是考验出家众的一个重要关卡了。……如果放弃出家人的本分事，去从事旅游与餐饮等与出家人的身份极不相称的职业，则只恐不但不能提升南岳的历史人文地位，反而会使南岳已经拥有的美好声誉变得黯淡乃至消失。③

（三）赵朴老认为“自强”就是针对“自知”和“自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实践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以期中国佛教能摆脱旧时习气（中国佛教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是旧问题之新反映），“强立潮头”，因应时代之变化。赵朴老在《讲话》中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自强”观，换言之即，中国佛教要“自强”，就必须在“自知”和“自反”的认识过程中，不断地去实践，不断地去改正缺点，从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出路，但是赵朴老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中国佛教具体的“自强”之路，（整篇《讲话》主要是关于“自知”和“自反”的），尽管如此，“自强”还 ①② 同上，第7页。

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5页。③ 《灵山海会》2003年秋季号，第6-8页。是赵朴老“三自”思想的核心，因为“自知”和“自反”都是为“自强”服务的，“三自”的目的乃在“自强”，在中国佛教的“自强”；而且纵观赵朴老一生的工作，尤其在中国佛协主席任上的工作，他一直是在为振兴中国佛教、为中国佛教的“自强”而沤心沥血。这里，我想结合赵朴老历来的思想和实践总结赵朴老为中国佛教设计的“自强”之路，大致有三条：

（一）“人间佛教”。自从近代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以来，中国佛教便在努力开启一条人间之路，直到今天，“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乃成了新时代佛教的发展方向，其理念和实践成为当代有理想的佛教徒的追求。赴朴老顺应了佛教人间化的这一时代潮流，努力引领中国佛教走“人间佛教”之路。台湾佛光山的星云法师在评价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时说：“赵朴初先生高瞻远瞩，提出人间佛教、文化佛教的口号，适应了时代发展机缘，扭转了中国佛教局面，再创了近代佛教的复兴，功不可没。”①台湾当代的主流佛教也是“人间佛教”，如刚才说到的星云法师，还有法鼓山的圣严法师，华梵大学的创办人晓云法师等高僧皆是在台湾积极开展“人间佛教”运动的先锋人物，可见赵朴老提倡“人间佛教”，亦表达了台海两岸佛教领导人的共同心声。

说实在的，赵朴老提倡“人间佛教”乃是回归佛教之本来，因为“人间佛教”乃是佛陀的本怀，佛教的真义，君不见，《华严经》中说：“不乐住世间，退失佛法”；君不见，《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免角。”佛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芸芸众生解脱烦恼，在人间幸福地生活。现在，河北佛协主席净慧法师所创导的“生活禅”，台湾圣严法师所开辟的“人行道”（他著有《人行道》一书，宣传佛法是人间的“人行道”）等，皆是“人间佛教”实践的注脚。

（二）人材培养。佛教徒文化素质不高，不懂佛教，对佛教缺乏“自知”，这已成了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瓶颈。一个文化素质不高的佛教徒很难适应知识爆炸、科学发达的当今社会，试想，自身适应尚难，更谈什么弘法利生？有鉴于此，赵朴老在1992年于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议将全国佛教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僧伽教育上来，希望通过加强教育来提高佛教徒的素质，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此后，他逢会便讲僧伽教育、人才培养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将此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但十分关心各级佛学院和僧伽培训班的发展，而且还亲自选派有潜力的佛教徒到海外留学。赵朴老有一句在教界广为流传的名言，曰：“中国佛教要发展，第一需要人才，第二需要人才，第三还是需要人才”，此话毫不含糊，铿锵有力，如“师子吼”，如“无畏说”，期在引导中国佛教界营造一种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三）三国两岸交流。三国系指中、日、韩三国。中、日、韩三国的佛教同属汉传佛教系统，历史上本是一家，后来只因政治分区而形成各自的法统。就三国的佛教现状而言，日、韩两国的佛教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佛教学习，尤其在佛教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日、韩两国更是走在中国前面。赵朴老积极组织并参与三国佛教的交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取长补短，将中国佛教从封闭演化引上开放发展之路——赵朴老曾将三国之间的交流称为“黄金纽带”。同时，赵朴老也十分重视海峡两岸的佛教交流，因为这样的交流一方面可以藉佛教以沟通两岸同胞的感情；另一方面，台湾佛教在许多方面确实有值得大陆佛教学习的地方。尽管我们不能说日、韩以及台湾的佛教就是大陆佛教的所要仿效样板，但是它们的某些具体做法却无疑是大陆佛教今后发展的目标。

① 学愚《台湾佛教掠影（续一）》，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38页。

三、结语： “旧三自”与 “新三自”

赵朴老提出的自知、自反、自强之佛教“三自”，被教界称作是“振兴中国佛教的庄严理论”①。在佛教“三自”中“自知”和“自反”属于认识范畴，而“自强”则是属于实践范畴；“自强”是目的，而“自知”和“自反”则只是手段。我们不妨将“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督教“三自”称为中国宗教的“旧三自”，而将赵朴老提出的“自知、自反、自强”的佛教“三自”称为“新三自”。尽管“旧三自”原初是中国基督教的，“新三自”原初是中国佛教的，但是，实际上，对于中国宗教现有的五大组织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来说，“旧三自”和“新三自”都是合适的。比如就佛教而言，“新三自”自不必说，即就“旧三自”而言，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走“自治、自养、自传”之路的，因为，当时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到中国来传教，都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受某佛教组织的派遣，这与当年西方基督教徒受教会组织的派遣到中国来传教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再者，从传教内容上看，当时传到中国来的也只是佛经、佛教思想和修行方法，而不是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组织和制度，因而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佛教一开始就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组织没什么瓜葛，而且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组织本身也没有在中国佛教界搞“殖民”的意图，因而中国佛教压根儿就不存在“依附”的问题，从而也就不存在“摆脱依附”的问题，中国佛教从来都是独立自主的。我们可以说“旧三自”不但是中国基督教的作风，更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今天，中国佛教若能保持“旧三自”的优良传统（在当今复杂的宗教局势下境外的佛教组织或有插手中国佛教的可能），再以“新三自”开辟出新路向，中国佛教就能大有作为，并可告慰赵朴老在天之灵。

纵观中国佛教发展史，一方面中国佛教从不依附于国外的任何佛教组织；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又都以吸收中国文化资源为其动力，而且正是在这一动力的支持下，佛教在中国才实现了中国化并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根据前述可知，赵朴老亦是从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知、自反、自强”之“三自”以为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动力——中国佛教的发展啥时候都离不了中国文化的支持。

① 编后语《自知、自反、自强》，见《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页。

第二篇：佛教领袖赵朴初会长

佛教领袖赵朴初会长赵朴初，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庆，1911年随父母迁回老家太湖县寺前河居住。早年求学于苏州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四明银行行长。

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1938年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

1945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6年后，任上海安通运输公司、上海华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

1949年任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委。

1950年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誉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人大代表。

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历代书画家集》 苏文 编绘 作为爱国宗教界的代表，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0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赵朴初先生灵塔位于杭州北高峰北麓法华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多年，中国佛教走过了辉煌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赵朴初居士对佛教始终怀着炽热的感情，以与佛教事业共命运的无私无畏的护法精神，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宗教政策和法律，协助党和政府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各项法规，为保障佛教和相关事业的正常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从四个方面回顾赵朴初居士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一、参与筹建和领导中国佛教协会，团结和组织各民族佛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佛教从此也进入新的时期。1954年颁布和此后几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文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僧俗著名人士倡议和酝酿，1953年5月正式成立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爱国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此后1957 年、1962 年召开中国佛协第二、三届代表会议。中国佛教协会的基本宗旨和任务是团结与联系全国佛教徒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爱护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展各项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同时增进与各国佛教徒的友好交往，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赵朴初居士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认真负责地做好各项工作，推进佛教的民主改革，团结全国佛教徒参加祖国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带领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时期。自此中国佛教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底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在认真总结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和经验，恢复和健全佛教机构，修改和补充佛协章程，明确新时期佛教的任务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赵朴初居士当选为会长。

1987 年2月、1993年10月中国佛协前后召开了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赵补初居士继任会长。在第六次代表会议上，赵朴初会长作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期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对中国佛教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等重大问题作了清晰明确的阐释。在新修改的章程上规定佛协是“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从此中国佛教协会承担督导全国佛教寺院、信众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道风学风，健全组织等方面的重大责任。赵补初居士殚精竭虑地尽职尽责，遵循佛协章程，努力落实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为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推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和组织各地佛教徒投入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适应时代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努力将中国佛教圆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

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法师提出旨在贴近人生、改善人生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理论以来，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界逐渐产生广泛的影响。赵朴初居士在参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的过程中，也在积极推进佛教适应现实社会，为利益人群，造福社会努力奉献。“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赵朴初居士在新形势下适时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

1983年底，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纪念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今后必须提倡 人间佛教思想，同时提出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的传统。在 1987 年佛协第五届会议所作的报告中重申和阐释了这一思想，并且在新修订的佛协章程中明确规定：“ 团结全国各民族佛教徒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在 1993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又阐释了人间佛教思想，并强调今后应着重抓好加强佛教自身建设的问题。赵朴初居士在《佛教常识答问》、《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著作中也对人间佛教思想进行了论述。

赵朴初居士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具有怎样的内容和特点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爱国爱教，团结进步，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二）将佛教劝善止恶的戒规和伦理规范――五戒、十善及大乘菩萨四摄、六度等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与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建设和思想教育相会通，发挥积极作用；

（三）佛教必须“续佛慧命”，传承正法，保持组织的纯洁性，为此必须加强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在内的五大自身建设；

（四）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主要有“ 农禅并重 ”、“ 注重学术研究 ”和“ 国际友好交流 ”三大传统；

（五）强调佛教必须关心现实社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以造福社会，利益人群；

（六）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维护祖国统一。

赵朴初居士倡导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集中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界各级领导和广大僧俗信众的意志和智慧，对以往走过道路所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为中国佛教在新时期的存在和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佛教协会继承了赵朴初人间佛教的思想，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佛教协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光辉旗帜，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弘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引导各民族佛教徒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

三、重视培养佛教人才和佛教文化研究赵朴初居士十分重视佛教人才的培养和佛教文化研究工作，1956年中国佛学院的成立及其在“文革”后的恢复，栖霞山和灵岩山分院的设立乃至各地佛学院的成立，都得到他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他主持召开了1986年和 1992年两次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强调培养佛教人才是“最重要，最紧迫”的大事，提出调整教育规划，编写教材，制定相应措施，联合学界力量培养研究生等，从而为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开拓了新局面。赵朴初居士十分重视佛教文化研究。在他主持下，佛协组织力量开展保护和整理佛教文物，发掘和拓印房山石经，组织编写《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出版中文版《中国佛教》，恢复金陵刻经处，补刻《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出版各种文集，举办佛教美术艺术展览，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重印《清藏》等。1987 年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开展佛教学术研究和教内外佛教学术交流，出版《佛学研究》、《佛教文化》和学术著作。赵朴初居士为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

四、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汉语系佛教在公元4世纪后期传到朝鲜，然后在6世纪中叶传到日本。长期以来，佛教是中、朝、日三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赵朴初居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从事民间外交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积极开展与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和团体的佛教文化交流，对增进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起了重 要作用。

1993年赵朴初居士率团出席日本佛教界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韩国佛教界也派代表出席会议。赵朴初居士在致词中说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并提出重建“黄金纽带”的设想。他的比喻和建议立即得到韩国和日本朋友的赞同，提议召开三国佛教首脑会议，以进一步推进三国发展友好关系。1995年5月，首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至已在三国连续举行过7次会议。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旨在构建三国佛教的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三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维护东亚稳定，维护世界和平。

此外，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还积极开展与南亚、东南亚及其他国家佛教界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推进人民间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赵朴初居士是一座丰碑，他多年以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卓越功勋；他又是一面旗帜，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参与政协领导，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提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思想，将佛教圆融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之中；他德高望重，一身正气，学通今古，知识渊博，诗文书俱臻上乘，然而又虚怀若谷，热情提携后人，被各界人士奉为良师益友，卓越的风范垂于天下，必将彪炳于千秋。

年夏末秋初，身为华东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的赵朴初和刘宠光部长一起，为分配救灾物资一事到山东、安徽进行调查研究。灾情最严重的是皖北，因饿、病而死者，光皖北就有一千余人，遭洪水死伤者达两千余人。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和中央同意了刘宠光、赵朴初提出的分配救灾比例：皖北地区占21.5%，皖南地区占3.5%，山东全省占5%。

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赵朴初曾经手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周恩来、陈毅等非常相信赵朴初的人品，但根据政策，他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

经手了这么大的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有人猜，赵朴初一定是只“大老虎”。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也有个别当事人不了解政策，胆战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别人，也害自己。赵朴初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同时严肃地对下属提出三条：“

1、不乱说自己；

2、不乱说别人；

3、不自杀。”

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周总理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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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间，为振兴旧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翌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的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七个民族的法师、**、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国佛协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毛泽东在阅读章程草案时，亲笔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

大会选举**、**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朴初先生与《乾隆版大藏经》（梁玉泉）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中国佛教界卓越的领导人，还是中国的佛门龙象，释教大德。他集佛学理论、文学和书法艺术于一身，造诣颇深，堪称一代宗师。他1907年11月5日诞生于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在深切缅怀赵朴初先生百年诞辰时，回忆赵朴初先生对《乾隆版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和发行做的大量工作至今难以忘怀。《乾隆版大藏经》亦称《龙藏》和《清藏》，是清朝雍正皇帝降旨，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刊刻。但因雍正皇帝仅完成钦定《清藏》的内容和筹划雕造等事务，开雕不久，他就去世了。雕造和刷印《清藏》的大量工作是由乾隆皇帝完成的，故又称《乾隆版大藏经》。乾隆三年(1738年)，历时五年经板雕造完工。清廷出资刷印一百部《乾隆版大藏经》，颁赐全国各大寺院。七万多块经板贮存故宫武英殿。后因请印不便，奏准，移储柏林寺。“文革”中经板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为保护好这套国内仅存的《乾隆版大藏经》经板，文物部门把经板移置智化寺，加以保护。

为更好的保护和整理这套珍贵文物，经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共同协商后，决定开展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1987年12月29日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召开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汇报会，赵朴老主持会议。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的领导汇报了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整理，按《千字文》的顺序码放，数百块经板需要补刻，数千块经板因长年被水浸泡腐烂，已经无法使用，需要重新雕刻，六万余块经板完好如初。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赵朴老听了大家的汇报，非常高兴地说，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如此大的工作，只有盛世才能做到。雕造、刷印《乾隆版大藏经》是在历史上“康乾盛世”完成的。又是盛世，我们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无论对佛教界还是文化界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让我们的事业像龙一样腾飞起来。赵朴老还欣然撰写《重印清龙藏序》；自宋初创刻大藏经，而后历朝无不以刊刻大藏经为大事，以迄元明，官私刻板达十余部，惜屡经丧乱，板佚无存。清雍乾之际，整编重雕，世称龙藏，并收汉土著述达七千八百余卷，博采旁搜，包罗宏富，超轶前代为国重宝。实集佛学典籍之大成，为华夏文化之丰碑。十年否塞，经板残损，并世知闻，咸为扼腕。四凶既翦，国步复康，文运宏开，因缘殊胜。

1988年中国的龙年，11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里，佛教、文物、出版界的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济济一堂，赵老也光临会场，参加新版《乾隆版大藏经》面世，并向国内外发行的新闻发布会。西藏厅正中的桌案上摆放着整齐的新版《乾隆版大藏经》。文物局的领导向赵朴老汇报在印制《乾隆版大藏经》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板的安全保卫工作。文物出版社的领导谈了新版《乾隆版大藏经》全部使用优质宣纸和一得阁的香墨汁，聘请了解放前琉璃厂文富堂的老师傅在印刷和装订技术上把关，严格按传统工艺进行加工制作。同时也谈到由于受时间和财力的限制，经板残损的部分佛经只能用征集到的清乾隆年间刷印的《乾隆版大藏经》，用照相和扫描技术处理后进行装订制作。赵朴老说，能够把724函、7240卷，含1675部佛经大部头的线装古籍《乾隆版大藏经》刷印出版已经是功德无量，如果能够再把损坏掉的经板全部补刻好，那就功德圆满了。赵朴老神情凝重，手捧飘着墨香的《乾隆版大藏经》，心中充满欣喜。

每当想起赵朴老持杖的动作和双手合十的音容笑貌，还有老人家宽容大度、干练潇洒的风度，崇敬之情油然而起，可谓高山仰止。赵老数十年为实现“人间佛教”的理想而身体力行、殚精竭虑。一生慈悲为怀，为践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老人家所说：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与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在纪念赵朴老百年诞辰的时候，祈愿赵朴老乘愿再来，普渡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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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

赵朴初的诗词、书法是闻名遐尔，尤其书法影响力非同一般。他是一位蜚声中外的书法家。诗词促进了书法、书法也需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对赵朴初来讲他具有丰富的佛教文化思想，其佛学文化是多数学者和书家不具备的。[6]

在中国书法史上虽然出现了高僧和名居士书法大家，但在佛教界居于领袖地位唯独赵朴初先生。他的诗词和佛教文化知识，促进了他的书法艺术的发展，在现代史是一位有造诣的书法家。研究赵朴初的书法与佛教文化和他的诗词是分不开的。他既是书法家，也是佛学家、诗人。他忠实地把佛学精粹融化到自己的书法艺术中，他的书法作品在佛门的翰墨史上“功德无量”，永世飘香。

赵朴初青少年时期写什么书体不清，从时代的需要和他的家庭出身，和已形成的书法风格，其书写馆阁体的功底深厚，这种书体虽有落后与保守的一面，但也有规范书法非常重要的另一面。从书法规范的低层次到直抒胸臆高层次的过渡，没有书法规范的低层是不行的，规范是每个艺术家的起步之始，这需要个人的拼搏，观念的更新，逐步蜕变，还要摆脱世俗，方可达到成功的意境。

赵朴初在书法艺术上由传统走向创新。其一，家学渊源，受到直接熏陶、教育，特别在诗词、书法方面由启蒙到成才，这对他后来的发展和成功影响至深。其二，作为一代佛教领袖，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的禅理与书法理论的结合，对他的影响是全方位，也是多层次的。赵朴初先生曾告诫书法界朋友，他把“书法当成一门学问，一种科学”。博学各家法帖，撷诸家之精粹，融会贯通，终于写出自己风格。

赵朴初行书有自己的独以之处，在用笔上无论起笔、收笔，都做到了认真严谨，起笔藏锋，行笔中锋，笔有力度。每件作品，从开笔到收笔都进入佛教禅理之境界，平和之气韵，布局气度大方自然，风格统篇一致。

赵朴初楷书、行草尤其写得好。展示世人面前的多是行草，以他的行楷为例，可以从点画变化、章法布局，谈点对赵朴初书法认识，并和同生共同研究、探讨。[7]

一、行楷书的点画变化 赵朴初在安庆的故居和太湖县寺前镇赵朴初生平陈列馆，在这两处见到最多的书法为行草，其中有一幅写“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行笔为小楷，写于佛历2540年，其作品取法于颜、柳，点画变化较为突出，蜕变而成自己的风格，结体严谨、深厚圆润，笔健挺拔，舒展大方，拐折竖画宽博厚重，显得稳如基石，点呈圆形，有高山坠石之势，可见颜、柳书之风貌，雄强之风骨，可见赵朴初楷书功力确非一般。

二、行草书法的章法布局

赵朴初的行草书法，与其他书家有很多不同点：一是赵朴初具有高深的佛学知识，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晚年书法作品，具有浓重禅理，这是其他书法家所不具备的；二是赵朴初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意具有明月清风之禅意；三是赵朴初书法具有意境精湛、翰墨飘逸之感。他的书法立轴或横幅，通篇观之如金石铺地、字距、行距、布局疏朗别致，字字独立，上下呼应，意连笔不连，气贯通篇。书与诗，珠联璧合，可称“双绝”，是中国书法与诗艺术史上光彩照人的珍品。2000年5月31日，人民日报评论赵朴初书法“赵朴初同志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作品俊朗神秀，在书法界久负盛名”，当代书法大家谢泾廉得益于赵朴初的真传。

赵朴初书法结体方正严谨，浓郁朴茂，骨气深隐，看出他是一位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心底慈善，对人正直笃实，超凡脱俗的书坛一代宗师。

第三篇：佛教常识答问(赵朴初)

佛教常识答问

（赵朴初老居士著述）

序言...............................................................................................2 第一章 佛陀和佛教的创立...........................................................2 第二章 佛法的基本内容和佛教经籍........................................11 第三章 僧伽和佛的弟子.............................................................23 第四章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衰灭和复兴...................................32 第五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42

（一）佛教的传入和经典的翻译..........................................42

（二）佛教各宗派的兴起.....................................................47

（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54

（四）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55

（五）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57

序言

这本书是我三十多年前开始写的，因为事务冗忙，时作时辍。原来计画，除现在的五章外，还有三章是有关中国与外国佛教关系史的，因佛教协会已有这方面资料的编辑和著作，所以不重覆了。

我写成第一章后，曾以楞严经‘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这句话用‘饮水’的笔名陆续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小题目？’我说：‘我喜欢“小题大做”, 而不愿“大题小做”，更害怕“有题空做”。’

几年前，一位青年僧人用日文翻译这本书，我应他的要求写序时，曾记下与本书有关的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这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曾看到一位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毛主席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李银桥说：‘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关系，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名胜地方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而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准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

我最初写这本书的动机只是为了和外国朋友谈话时，翻译人员因缺乏佛教知识而感到困难，想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但这许多年来，得到国内不少人的关怀、鼓励，也得到一些外国朋友的注意。事实说明，这一本小书对于增进人们对佛教的了解，增进国际朋友对中国佛教的了解，不无少许贡献。

我感谢译者为此书所付出的宝贵的心力。我虔诚期待国际朋友对于此书内容给予指教。

第一章 佛陀和佛教的创立

1．问：什么是佛教？

答：佛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Buddha Dhamma）。

2．问：‘法’是什么意思？

答：‘法’字的梵语是达磨（Dharma）。佛教对这个字的解释的是：‘任持自性、轨生物解。’这就是说，每一事物必然保持它自己特有的性质和相状，有它一定轨则，使人看到便可以了解是何物。例如水，它保持著它的湿性，它有水的一定轨则，使人一见便生起水的了解；反过来说，如果一件东西没有湿性，它的轨则不同于水的轨则，便不能生起水的了解。所以佛教把一切事物都叫做‘法’。佛经中常见到的‘一切法’、‘诸法’字样，就是‘一切事物’或‘宇宙万有’的意思。照佛教的解释，佛根据自己对一切法如实的了解而宣示出来的言教，它本身也同样具有‘任持自性、轨生物解’的作用，所以也叫做法。

3．问：佛是神吗？

答：不，佛不是神。他是西元前六世纪时代的人，有名有姓，他的名字是悉达多（S.Siddhartha, P.Siddhattha），他的姓是乔达摩（S.Gautama, P.Gotama）。因为他属于释迦（Sa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4．问：为什么称他为佛呢？佛的意义是什么？

答：佛字是‘佛陀’的简称，是Buddha的音译（如果用今天的汉语音译，应当是‘布达’），佛陀的意义是‘觉者’或‘智者’。‘佛陀’是印度早就有了的字，但佛教给它加了三种涵义：（1）正觉（对一切法的性质相状，无增无减地、如实地觉了）；（2）等觉或遍觉（不仅自觉，即自己觉悟，而且能平等普遍地觉他，即使别人觉悟）；（3）圆觉或无上觉（自觉觉他的智慧和功行都已达到最高的、最圆满的境地）。

5．问：除释迦牟尼外，有没有另外的佛？

答：佛教认为过去有人成佛，未来也会有人成佛，一切人都有得到觉悟的可能性，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

6．问：如来佛是不是释迦牟尼，还是另一人？

答：‘如来’这个名词是从梵语（tathagata）译出来的。‘如’字就是‘真如’（tathata），即一切法（事物）的真实状况，它又包含‘如实’（Yathabhutam）的意义。佛经对‘如来’的解释是：‘乘真如之道而来’，又说‘如实而来’。‘如来’是一个通用名词，它是‘佛陀’的异名。如释迦牟尼佛，可以称释迦牟尼如来；阿弥陀佛，可以称阿弥陀如来。

7．问：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个人吗？

答：不是。阿弥陀佛是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佛。阿弥陀佛是梵语Amitabha的音译，意义是‘无量的光明’。

8．问：‘南无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读起来是‘那摩佛’？

答：‘南无’是梵语Namo的音译，念成‘那摩’，是保持原来古代的读音。现代广东、福建一部分地区，仍保持这个古音，它的意义是‘敬礼’。今天印度人相见，互道‘那摩悉对’，就是说：‘敬礼了’。

9．问：释迦牟尼的一生可以简略介绍一下么？

答：可以。释迦牟尼的时代，约当西元前六世纪中叶，正是我国春秋时代，与孔子同时。他是当时迦毗罗国（Kapilavatthu）国王的长子，父亲名净饭（Suddhodana），母亲名摩耶（Mqyq）。摩耶夫人生产前，根据当时习俗，回到母家去，路过蓝毗尼园（Lumbin]）, 在树下休息的时候，生下了悉达多王子。

10．问：蓝毗尼花园现在还有遗址留存下来吗？

答：西元七世纪时，我国玄奘法师曾到过蓝毗尼。根据他的记载，他曾经看到在他之前八百多年阿育王（Ａsoka）在那里建立的石柱，标志著佛陀诞生之处，但当时石柱已被雷击破，柱头倒在地下，已经是衰落的情景了。后来由于没有人能够识得柱上的文字，因此佛陀诞生的位址久已湮没无闻。直到1897年才被人发现了阿育王的石柱，考古家认识出上面的文字，这才发掘出蓝毗尼园的遗址，在附近并且发掘出古代的市镇，其中有些可以相信是属于当时的迦毗罗城的。今天尼泊尔政府已经把这个地方作为圣地加以建设和保护。

11．问：释迦牟尼幼年教养情况是怎样？

答：摩耶夫人产后不久就死了。幼年时代的释迦牟尼是由他的姨母波阇波提夫人（Prajqpati）养育的。他自小从婆罗门学者们学习文学、哲学、算学等等，知识很广博；又从武士们学习武术，是一个骑射击剑的能手。他父亲净饭王因为他天资聪慧，相貌奇伟，对他期望很大，希望他继承王位后，建功立业，成为一个‘转轮王’（统一天下的君主）。

12．问：那么，他后来为什么不继承王位呢？

答：悉达多王子在幼年的时候，就有沉思的习惯，世间许多现象，给他看到，都容易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饥渴困乏、在烈日下耕田的农人，绳索鞭打、口喘汗流拖著犁头耕地的牛，蛇虫鸟兽弱肉强食的情景，衰丑龙钟的老人，辗转呻吟的病人，亲朋哭泣送葬中的死人，这些都促使他思索著一个问题—如何解脱世界的苦痛。他读过的吠陀书（Ｖeda，婆罗门经典）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学到的知识和他未来的王位、权力也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他很早就有了出家的念头，后来终于舍弃了王位。

13．问：他父亲怎么会让他出家呢？

答：净饭王发觉了他儿子的心思后，曾经想过各种办法防止他，特别是企图从生活的享受上羁縻他。悉达多王子十六岁时，净饭王便为他娶了邻国的王女耶输陀罗（Yasodharq）为妃，生了一个儿子叫罗怙罗（Rqhula）。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阻止他，终于在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偷偷地出了国城，进入一个森林中，换去王子的衣服，剃去须发，成为一个修道者。关于他出家时的年龄，有两种不同记载，一说是十九岁，一说是二十九岁。

14．问：出家以后的情形怎样？

答：他父亲曾尽力劝他回去无效，只好在亲族中选派五个人随从他一起，这五个人的名字是：憍陈如□（Kaundinya, P.Kozfa``a）□，跋堤（Bhadrika, P.Bhaddya），跋波（Vaspa, P.Vappa），摩诃男（Mahqnqma, P.Mahqnqma），阿说示（Asvajit, P.Assaji）。悉达多王子和他的侍者们先后寻访当时三个有名的学者，从他们学道，但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他知道当时哲学思想中没有真正解脱之法，便离开了他们，走到尼连禅河（Naira`janq现在叫做Lilaian）岸边的树林中，和那里的苦行人（极端刻苦修行的人）在一起。为了寻求解脱，他尝够了艰苦辛酸，坚持不懈，经历六年之久。但是结果徒劳无功，方才悟到苦行是无益的。他于是走到尼连禅河里去沐浴，洗去了六年的积垢，随后受了一个牧女供养的牛奶，恢复了气力。当时随从他的五个人见到他的情景，以为他放弃了信心和努力，便离开了他，前往波罗奈城（Benares）去继续他们的苦行。王子于是一个人走到一棵毕钵罗（Pippala）树下，铺上了吉祥草，向著东方盘腿坐著，发誓说：‘我今如不证到无上大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 他便这样在树下思维解脱之道，终于在一个夜里，战胜了最后的烦恼魔障，获得了彻底觉悟而成了佛陀。

15．问：释迦牟尼成佛处，现有遗迹留存吗？

答：释迦牟尼成佛处，自古称为菩提场或菩提伽耶（Buddhagayq），那里的毕钵罗树，因为佛坐在树下成道的缘故，得到了菩提树之名。从此，所有毕钵罗树都叫做菩提树。‘菩提’就是‘觉’的意思，菩提伽耶在今天印度比哈尔邦省伽耶城（Gayq）的南郊。那棵菩提树在二千数百年中曾两次遭到斫伐，一次遭风拔，但都重生了新芽，现在的菩提树是原来那棵树的曾孙。树下释迦牟尼坐处有石刻的金刚座。树的东面有一座宏伟庄严的塔寺，名叫大菩提寺，至今约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附近还有许多佛的遗迹和古代石刻与建筑。1956年印度比哈尔邦省政府为了这个圣地的建设和管理，设立了一个国际性的咨询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接受了邀请，指派了两名代表参加该会。

16．问：释迦牟尼成佛后的事迹，可以简略地谈一谈吗？

答：释迦牟尼成佛的年龄，也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三十岁，有的说三十五岁。此后五十年（或四十五年）中，直到他八十岁逝世前，他没有间断过他的说法工作。他到处游行，向大众宣示他自己证悟的真理。他最初到波罗奈城去找离开了他的五个侍者，为他们说法。佛教把佛陀第一次说法，叫做‘初转法錀’。

17．问：‘转法錀’是什么意思？

答：‘轮’（Cakka），是印度古代战争中用的一种武器，它的形状像个轮子。印度古代有一种传说，征服四方的大王叫做转轮王，他出生的时候，空中自然出现此轮，预示他的前途无敌。这里以轮来比喻佛所说的法。佛的法錀出现于世，一切不正确的见解、不善的法都破碎无余，所以把说法叫做转法錀。佛初转法錀处是鹿野苑（Sarnath），在今天波罗奈城（Benares）。经过近代的发掘，鹿野苑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有阿育王的石柱，有西元四世纪石刻的佛初转法錀像等等，并且发掘到古代塔寺的遗址。鹿野苑现有佛寺、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是近几十年来陆续兴建起来的。佛初转法錀处的鹿野苑，和佛诞生处的蓝毗尼园、佛成道处的菩提伽耶、佛逝世处的拘尸那伽（Ku1inagara, Kusinqra），是佛教四大圣迹。值得指出的是：近代学者们对这些圣迹以及其他一些古迹的发掘和修复，主要都是根据我国古代高僧法显、玄奘等的记载。

18．问：佛初次说法的地方为什么要比其他说法的地方看得重要呢？

答：佛在鹿野苑初转法錀这件事是佛教的一件大事。从那时起，开始建立了佛教；从那时起，开始具足了三宝。

19．问：‘三宝’是什么？

答：佛陀是佛宝，佛所说的法是法宝，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僧伽（saxgha）是僧宝。称之为宝，是因为它能够令大众止恶行善、离苦得乐，是极可尊贵的意思。佛初转法錀，憍陈如等五人都归依佛，出家为弟子，于是形成了僧伽。所以说，从那时起开始具足了三宝。

20．问：什么叫做归依？

答：归依的意思是：身心归向它、依靠它。归依三宝的人是佛教徒。‘归依’也可以写成‘皈依’，‘皈’与‘归’的读音和意义相同。

21．问：佛在世的时候，归依的人多吗？

答：是的，佛初转法錀后从鹿野苑到摩揭陀国（Magadha）去的一路上，受到他的教化而归依的人就很多。其中有拜火教的婆罗门姓迦叶的三兄弟，都改变了原来的信仰，率领他们的弟子一千多人归依了佛教。佛到了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Rqjagaha）后，归依的人更多。其中最有名的出家弟子有舍利弗（Sqriputta）、摩诃目犍连□（Mahqmoggallqna）□、摩诃迦叶（Mahqkassapa）等人。后来佛回到故乡去，他的异母弟难陀（Nanda）、堂兄弟阿难陀（Qnanda）、提婆达多（Devadatta）和他儿子罗怙罗等都随他出了家。还有宫廷中一个剃发工奴优波离（Upqli）也出家加入了僧团，后来成为有名的佛教戒律学大师。佛的姨母波阇波提也归依了佛，是第一个出家女弟子。至于不出家而归依三宝的弟子则为数更多。佛的出家弟子，男的叫比丘（bhikkhu），女的叫做比丘尼（bhikkhuni）；在家弟子，男的叫做邬波索迦（upqsaka），女的叫做邬波斯迦（upqsikq），合称为四众弟子。

22．问：释迦牟尼一生游行教化的区域，是哪些地方？

答：根据记载和发掘的资料，佛自己足迹所到的地方，主要是中印度；他的弟子们分到四方游化，可能更远一些；但是斯里兰卡和缅甸都有佛曾经到过并足印的传说。佛居住的地方以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和拘萨罗国（Kosala）的舍卫城（Sqvatth]）的时间为最多。在王舍城外有一个竹林，是频毗娑罗王（Bimbisqra）献给佛和僧众居住的，后人称为竹林精舍；在舍卫城有一个林园是当地一个富商须达多（Sudatta）和拘萨罗国王子只陀（Jeta）共同献给佛的，后人称为祇园精舍。佛常往来两处，所以竹林、祇园并为说法的重地。王舍城南面的灵鹫山（Gijjhak[wa）也是佛常和弟子们说法的地方。佛逝世前由王舍城北行到毗舍离（Vesql]）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省境内），又由毗舍离向西北行，最后到了拘尸那伽（今印度联合省伽夏城Kasia），佛是在拘尸那伽逝世的。现在佛逝世处，发掘出佛遗体火化的地方和石刻的佛涅槃像以及其他古迹。印度政府为了纪念佛涅槃二千五百年，曾对这个圣地予以必要的修复和建设。

23．问：什么叫做‘涅槃’？

答：现在暂不详细解答，这里可简单解释为‘逝世’。

24．问：佛涅槃前后的情形是怎样？

答：佛在毗舍离城的时候，已经有了重病，在那里度过雨季后，偕弟子们向西北走去，路上受了铁匠纯陀（Cunda）供献的食品，病更加剧。最后走到拘尸那伽一条河边，洗了澡，在一处四方各有两棵娑罗树的中间安置了绳床，枕著右手侧身卧著。后来所有卧佛像（即佛涅槃像）都是这样的姿式。佛告知弟子们将要涅槃，弟子都守候著。夜间有婆罗门学者须跋陀罗（Subhadda）去见佛，阿难陀想挡住他，佛知道了，唤他到床前为他说法，于是须跋陀罗成了佛的最后的弟子。佛在毗舍离临出发前和在途中为弟子们作了多次的教诲，到了那天半夜逝世前又最后嘱咐弟子不要以为失了导师，应当以法为师，要努力精进，不要放逸。佛逝世后，遗体举行火化。摩揭陀国人和释迦族等八国将佛的舍利分为八份，各在他们的本土上建塔安奉。其中摩揭陀国安奉在菩提伽耶的一份，到西元前三世纪，被阿育王取出，分成许多份送到各地建塔。1898年，考古家在尼泊尔南境发掘迦毗罗国故址，发现一舍利塔，塔内藏有石瓶石函等物；有一瓶放在铁和水晶层迭的函内，里面有黄金花，花上安放著佛骨。从函上刻的文字知道这就是释迦族供养的佛的舍利。

25．问：舍利是什么？

答：舍利（Sarira）就是遗体，但这个名称一般只用于佛和有德行的出家人的遗体。

26．问：塔是作什么用的？

答：‘塔’又称‘塔波’，是梵语St[pa（P.Th[pa）省略的音译，完整的音译是‘窣堵波’，意义是‘高显’或‘坟’。塔一般是藏舍利的。也有不藏舍利而作为标帜纪念之用的。

27．问：佛涅槃的年代，有没有不同的计算？

答：关于佛涅槃的年代，东南亚佛教徒一般认为是西元前545年，所以1956年和1957年各国都举行佛涅槃二千五百年盛大纪念。我国关于佛涅槃年代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般公认的年代是西元前486年，与南传佛历相差59年。

28．问：佛的涅槃日是哪一天？

答：我国一般认为农历二月十五日是佛涅槃日，四月初八日是佛诞生日，十二月初八日是佛成道日。南方各国则以西历五月月圆日（相当于我国农历四月十五日）为佛节日（Vesqkhq），认为佛诞生、成道、涅槃都在这一天。

29．问：听了上面的谈话，对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事迹已经有了轮廓的了解。现在想请你谈一谈当时佛教创立的历史背景。

答：这是一个较难的问题，因为第一关于印度古代历史资料缺乏，第二我自己在这方面少研究。但是我仍然愿意将一些我所知道的材料和所想到的线索，提供你参考、研究和判断。

30．问：很好。我认为，任何宗教和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能够了解一些当时社会的情况，是有助于对佛教的了解的。希望你就几个主要的问题谈一谈，能说明一个大概就行了。

答：先从当时的形势谈起吧。你知道古代印度曾经有一个区域叫做‘中国’吗？

31．问：这倒不知道。那是在印度的什么地区？

答：大约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前，雅利安（Qrya）人逐渐由中亚细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那里的土著民族，并且吸收了他们的文明，在那里定居下来，建立了好些国家，因此长期成为雅利安人政治文化的中心（也就是婆罗门文明的中心），当时那个地区被称为‘中国’（Madhya Desa）。至于东方和南方的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则被称为是化外的‘边地’。但是到了释迦牟尼时代，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来‘中国’地方的国家已经开始衰落，而东南边地的国家则勃然兴起。释迦牟尼居住最久、教化最盛的摩揭陀国就是当时新兴的霸国。这时候，文明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拘萨罗国的舍卫城，跋耆国的毗舍离城等新都市，其中王舍城尤为重要。

32．问：这些新兴国家除了实力强盛之外，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有没有什么特点？

答：据我初步地研究，有三种情况值得一提：（1）在种族问题上，矛盾的增多；（2）在经济问题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在思想上，反婆罗门教义的新思想的兴起。这三种情况都反映在‘种姓制度’问题上。

33．问：什么是种姓制度？

答：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创立的。‘种姓’这个词儿是从梵语‘Varza’ 9p.Vazza0翻译过来的，它的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照他们的说法，肤色白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种族，深色皮肤的达罗毗荼（Dravida）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种制度原来是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界限的。后来随著工作和职业的分化的发展，本来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种姓差别，也在雅利安人自己中间起了反映，于是有四姓（四个种姓）的划分。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Brqhmaza），是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阶级（到后来婆罗门也可以当国王）；其次是刹帝利（K2atriya），是掌握军政的国王和武士阶级；其次是吠舍（Vai1ya），是商人、手工业者，也有从事农耕的农民阶级；最下的种姓是首陀罗（1[dra），是农人、牧人、仆役和奴隶。前三者是雅利安人，后者是非雅利安人。各种姓有它的世袭的职业，不许被婚姻混乱，尤其严禁首陀罗和别的种姓混乱。对首陀罗男子和别的种姓女子结合所生的混血种，特别订有法律，给予一种贱名，如首陀罗男子与婆罗门女子的混血种名为旃陀罗（Cazfqla）。他们的地位最低贱，不能与一般人接触，被称为‘不可触者’。这种人世世代代操著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如抬死尸、屠宰、当刽子手之类。种姓制度不仅订在法律里面，而且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宗教教义和教条中。在婆罗门教势力强盛的‘中国’地方，种姓制度最严格。

34．问：在新兴国家地方也有种姓制度吗？

答：随著雅利安人势力的扩展，这些国家都不能不受到婆罗门文化的影响，当然也都存在著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所遇到的困难就比较多得多。第一，在这些国家里，土著人民占的比率大；第二，雅利安与非雅利安种族混合情况比较普遍；第三，为了巩固雅利安人在那些地方的统治，有不少土著部族的首领通过入教仪式被安排在刹帝利种姓之列。在种姓制度下，统治阶层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一向存在著矛盾，尤其是非雅利安人的刹帝利对婆罗门的优越地位的反抗，更加显著。据研究，摩揭陀国的人多半是吠舍和首陀罗的混血种，婆罗门法典认为他们是半雅利安、半野蛮的下等种族。后来统一印度的摩揭陀国阿育王，据说就是首陀罗的血统。在这种环境中，反对婆罗门种姓制度教义的学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和欢迎，而释迦牟尼宣导的‘四姓平等’之说，事实上反映著当时那些新兴国家的人民对种姓制度的不满。

35．问：释迦是不是雅利安种？

答：关于释迦的种族问题，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蒙古种，有的说是雅利安种。但是从当时的地理看，迦毗罗国地处僻远，又是小国（有人研究，认为它当时是拘萨罗国的附庸国），因此它的王族不是雅利安种的可能性较大，而且佛经上不只一次说释迦牟尼的身体是紫金色，这可以为释迦族不属于白色的雅利安种的一个论据。

36．问：能不能说当时种姓制度问题上的矛盾纯粹是种族的矛盾？

答：不能那么说。据我看，它还反映著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矛盾。

37．问：释迦牟尼时代印度的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

答：近代在印度河流域的发掘，证明在西元前3500-2750年之间，那里的土著民族（可能就是达罗毗荼族），早已有了惊人的城市文明。他们有城市规划，有下水道；有两三层砖建楼房，有公私浴室；街道上有货摊和店铺，有纺织业和陶业。这个事实推勫了西方学者们一向认定印度文明是雅利安人带来的说法，事实上是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接受了土著的高级文明。根据发掘的材料来看，当时土著民族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而且可以断定他们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至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很长时期（约一千年）以后，到了种姓制度确立了的时期，那里的社会是否仍然是奴隶社会，值得研究。从婆罗门的法典看来，首陀罗并不是奴隶，只是有一部分人当奴隶，而奴隶只是从事杂役劳动，在生产部门很少参加，显然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因此很难断定当时是奴隶社会。

38．问：据你看当时是什么制度的社会呢？

答：佛经中的资料记载，当时国王每年有一固定的日期，在自己的田地里举行亲耕仪式，人民都在替他耕田。这与婆罗门的法典规定的靠自己劳动为生的首陀罗人要以劳动向国王纳税的条文相合。根据我国古代译师的注释，‘刹帝利’的原来字义是‘田主’。从这个线索来推断，似乎‘种姓’制度开始完备地确立的时期，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而到了释迦牟尼时代，在新兴的国家里，情形又有所演变。根据佛经的资料，当时的商业很发达，有相当规模的陆运和航运的商队，商人掌握著雄厚的经济力量。例如把一座林园送给佛的大富商须达多，他有力量以黄金布地和拘萨罗的王子比富；手工业也很发达，有细密的分工，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占重要地位；当时有了纳税的自由农民，有佃农。可以设想，在吠舍人和首陀罗人混合种族的新兴国家里，刹帝利可能不是领主，而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印度在西元前一千年间已经有了铁器，到这时期，铁制农业器具更已普遍使用，农业上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封建领主的割据，是不利于商业、手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的。历史证明，统一兴修水利和灌溉系统是促成阿育王统一印度的重要原因。虽然阿育王是佛逝世二百年以后的人，但是佛在世时，人们就有‘转轮王统一天下’的理想。佛幼年时，他的父王和国人曾期望他做转轮王。佛虽然舍弃了王位，但是他也推重转轮王这样的理想人物。‘转轮王’思想，实际是反映著当时一般人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来代替领主割据的愿望，这个要求和愿望必然和种姓制度发生冲突。

39．问：释迦牟尼和婆罗门、刹帝利的关系怎样？

答：释迦牟尼是公开宣布反对婆罗门教义的，所以一生遭到婆罗门攻击的事很多。但是也有不少婆罗门教徒和学者改变了原来的信仰而归依了他。婆罗门人受了佛教的刺激，就有了《摩奴法典》的出现。这部法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维护种姓制度，一方面也可能作了一些修正。在《摩奴法典》里攻击佛教的文句虽不明显，但后出的《述记氏法论》则把攻击佛教的态度明白地表示出来。至于佛和刹帝利的关系，你知道，佛是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当时佛所游化的那些国家的国王们，如摩揭陀国的频毗娑罗王，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等，都是他的信徒和有力的支持者，后来阿育王更大弘佛法。应当说，新兴国家的刹帝利对佛是极其尊重信仰的。值得注意的是，佛经中提到四姓时，改变了原来以婆罗门为首的次序（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把婆罗门放在刹帝利之后，这是违反传统习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贬抑婆罗门地位的态度。

40．问：释迦牟尼和平民的关系怎样？

答：释迦牟尼教化的方式是接近平民的。他说法不用婆罗门的雅语，而用当时平民的俗语，就是一个例子。前面说过释迦牟尼曾经接受一个首陀罗人优波离为弟子，佛的兄弟和儿子在僧团内行次在他之下，他们都得向优波离礼拜。对一般人不肯接触的旃陀罗人，佛和弟子们平等接受他们的供养。佛曾经设法和一个不敢见他的旃陀罗人相见，并为他说法。佛对待所有不幸的人都是这样，他的弟子中有乞丐，也有妓女。有一次，佛谢绝了国王的邀请，而到一个不幸的堕落的女人那里去应供。在古代印度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和奴隶差不多。佛接受妇女为出家弟子，让她们参加僧团的事实，被认为是宗教史上一个很大的革命举动。

41．问：佛虽然对不幸的人们表示同情，但是他没有教他们向统治者进行反抗，不是吗？

答：诚然，佛没有教他们以怎样的实际行动反抗统治者。佛主要教导人们断除内心的烦恼，以求解脱。同时又说现世止恶行善的因，会获得来世安乐的果，在这方面可以说，佛对现实生活问题，是抱著容忍的态度的。但是，他在思想上推倒了婆罗门的神权，宣布众生平等，说出‘诸法无常’的真理，对当时的社会起了进步的作用。

42．问：当时思想界的情况怎样？

答：和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相仿佛，当时印度思想界也正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总的说来，当时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个是正统的婆罗门教思想的潮流，一个是异端的反婆罗门教思想的潮流，佛教属于后者。

43．问：婆罗门教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答：婆罗门教是多神教而又带著一神教的色彩，崇拜各种自然的神祇，盛行祭祀祈祷以招福禳灾，而以梵（Brahmq）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梵从口生出婆罗门，从肩部生出刹帝利，从腹部生出吠舍，从足部生出首陀罗，以此定四姓的贵 贱，这就成为种姓制度的根据。人应当服从梵天的意旨，因此应当信奉《吠陀经》，奉事婆罗门，严格遵守种姓制度。后来婆罗门教义有所发展，它把‘梵’抽象起来做为宇宙的本体，或宇宙生起的最高原理；一方面又从个人观察，认为‘我’是个人的主宰和本体，人的身体由‘我’而生，人的活动由‘我’而起，外界万物也都因‘我’而存在。由此推论出‘我’与‘梵’本来不二，人所应当努力的就是经过修行以达到梵我一致的境地，这样才能免去轮回之苦而得到大自在。

44．问：当时反婆罗门教的思想有多少派别？

答：根据佛经所说有九十六种之多，最特出的有六个教派，佛经称这些教派的创立者为六师。其中一个就是耆那教（Jaina）的始祖尼干子（Nigazwha Nqtaputta），其余五人是富兰那迦叶（Purqza Kassapa）、末迦梨（Makkhali Gosqla）、阿耆多（Ajita Kesakambala）、婆鸠多（Pakudha Kaccqyana）、散若夷（Sa`jaya Belawwhiputta）。除耆那教现还存在、有典籍可考外，其余五人都没有正式记载，现在只能从反驳他们学说的其他教派典籍中看到一鳞一爪。他们有的是否认因果关系的怀疑论者；有的主张纵欲；有的主张苦行；有的认为人由四大（地、水、火、风四个元素）组合而成，死后四大分散，归于断灭，否认来世，是唯物论者。

45．问：佛教和各教派的关系怎样？

答：佛教一方面批判婆罗门教义，同时也反对非婆罗门教的各教派。但是佛教和婆罗门教以及各教派的思想都有渊源，佛教接受了他们的某些思想，而根据‘缘起’和‘业’的理论，予以另一种解释。如‘三世因果’（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六道轮回’（随著自己善恶行为，或生天界而为天人，或生人界而为人，或为阿修罗—一种和天人差不多的好战斗的神，或为畜生，或为鬼，或堕地狱。一切众生永远升沉于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六道中，犹如车轮没有始终地转著，所以叫做轮回）、‘四大和合’（地水火风四元素）等等，并接受了关于天文地理的某些传统说法。对婆罗门教的神祇，佛教也没有否定他们的存在，只是贬抑他们的地位，当做一种众生看待，认为他们也不免轮回生死之苦。如对于梵天，认为只是天界中的天人，将来也会堕地狱。关于这些，以后还可以谈。

第二章 佛法的基本内容和佛教经籍

1．问：佛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答：我前面说过释迦牟尼当初出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之道。当时印度许多教派都是有最后解脱的理想的。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简单地说来，就是说世间的苦（苦谛Dukkha-sacca）和苦的原因（因谛或称集谛Samudaya-sacca），说苦的消灭（灭谛Nirodha-sacca）和灭苦的方法（道谛Magga-sacca）。佛教经籍非常繁多，其实不超出这四圣谛（Cattqri-ariya-saccqni，谛的意义就是真理），而四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则是缘起论（Pawiccasamuppqda）。佛教的所有教义都是从缘起论这个源泉流出来的。

2．问：缘起是什么意思？

答：‘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简单地说，就是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因（Hetu）、缘（Paccaya），一般地解释，就是关系和条件。佛曾给‘缘起’下了这样的定义：□ 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这四句就是表示同时的或者异时的互存关系。

3．问：什么是同时的互存关系？

答：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如师生关系：有老师则有学生，有学生则有老师，无老师则不成其为学生，无学生则不成其为老师。这是同时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4．问：什么是异时的互存关系？

答：如种子和芽的关系：因为过去先有了种子，所以今天才能有芽生；也因为今天有芽生，过去的种子才名叫种子，这是异时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从另一方面看，种子灭的时候也正是芽生的时候，芽生的时候也正是种子灭的时候，在这里，芽和种子的生与灭现象又是同时的互存关系。总之，无论其为同时或异时，一切现象（法）必然是在某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现象可以说是绝待（绝对）的存在。

5．问：异时的互存关系是否就是因果关系？

答：照佛教的说法，所谓互存关系，都是因果关系。从异时的互存关系来说，种子是因，芽是果，这是异时因果。从同时的互存关系来说，如以老师为主，则老师是因，学生是果；如以学生为主，则学生是因，老师是果，这是同时因果。这当然是简单地举例，其实因果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从这一个角度看，这样的因产生这样的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是这个因会产生另外的果。如某甲，从师生关系看，他是乙的老师；从父子关系看，他是丙的父亲；从夫妻关系看，他是丁的丈夫。以甲为因，则乙丙丁和其余一切都是果，由此而看出一因多果；以其余一切为因，则甲是果，由此而看出多因一果。实际上，没有绝待的因，也就没有绝待的果。世界就是这样由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与空间上无数的互相依存关系组织的无限的网。

6．问：听说北京西山佛牙舍利塔，砖上和露盘上刻有经文，都是讲缘起的教义的，是吗？

答：是的。那是辽代建的塔。砖上刻著一首缘起偈（偈，是偈陀Gatha的简称，意思就是诗或颂）：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露盘上刻的是这首偈的梵文。其实，不只是这座塔，古代佛塔一般都刻著这首偈当作舍利供奉。因为佛说过‘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所以这首偈被称为法身舍利偈，这也是说明缘起教义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缅甸近年拆修一座古塔，砖上也刻著这首偈的巴利文：

Ye Dhammq Hetu-ppabhavq，Tesa/ hetu/ Tathqgato qha;

Tesa/ ca yo nirodho，Eva/ vqd] Mahqsamazo.7．问：缘起偈是谁作的？

答：是佛的弟子阿说示（Assaji，最初五比丘之一，意译是‘马胜’）说出的。有一天马胜比丘在托钵行乞的时候，遇见了婆罗门大学者舍利弗。舍利弗看见他容貌威仪，不同常人，便问他向谁学道，教义如何。马胜比丘便说出了这首偈，舍利弗听了很欢喜，回去向目犍连说了，两个人便一起归依了佛。这首偈我国有几种译文，偈中‘吾师大沙门’，是指释迦牟尼。沙门（Samaza），简单地意译就是出家修道者，当时婆罗门教之外各教派的出家修道者都称为沙门。

8．问：在当时各教派中，缘起论是不是佛教特有的教义？

答：是的。佛经中说缘起有十一个意义：（1）无作者义，（2）有因生义，（3）离有情义，（4）依他起义，（5）无动作义，（6）性无常义，（7）刹那灭义，（8）因果相续无间断义，（9）种种因果品类别义，（10）因果更互相符顺义，（11）因果决定无杂乱义。这些意义都是不同于其他教派的教义的。

9．问：可否请你把这十一义简单解释一下？

答：十一义归纳起来，有四个重要的论点：

（一）无造物主，（二）无我，（三）无常，（四）因果相续。

10．问：无造物主是什么意思？

答：是否定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即十一义中的‘无作者义’。因为既承认‘诸法因缘生’，就不能承认有个独立的造作者。任何一个因都是因生的，任何一个缘都是缘起的，因又有因，缘又有缘。从竖的方面推，无始无终；从横的方面推，无边无际。由此而得出结论：没有绝待的一个因。缘起论者，不仅应当否认‘从口生出婆罗门’的人格化的造物主，而且也应当否认作为宇宙本源的理性化的存在。从另一方面说，缘起论者固然不承认有一个绝待的第一个因，但同时又反对认为一切出自偶然的观点。他主张任何现象的生起，都不是无因的，而是受必然的因果律支配的，这便是‘有因生义’。

11．问：照你这样说，佛教很像是无神论，但是何以佛教寺庙中又供有很多的神呢？

答：我前面说过，佛教并没有否定婆罗门教的神祇，只是看做是一种众生，后来有些神祇被吸收到佛教中来成为护法神，这是一方面情况。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到后来佛陀被神化了的事实。但是根据佛教教义，佛不是造物主，他虽然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但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佛也是受因果律支配的。

12．问：什么是‘无我’？

答：‘离有情义’、‘依他起义’和‘无动作义’，都是说明无我的道理的。‘有情’的巴厘语是‘萨埵’（Satta），人和一切有情感的生物都叫做有情。婆罗门教和其他各派主张一切有情都有一个常住的（固定不变地存在的）、起主宰作用的自我（Atta，意义与‘灵魂’相当）。缘起论则认为所谓‘有情’，无非是种种物质和精神的要素的聚合体。从身体的组织来说，有情是由于地、水、火、风、空、识六大（六种元素）所构成的，依借前五大而有身体的机关及其作用—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暖气，风为呼吸，空为种种的空隙；依借后一大（识）而表现种种的精神活动。再从心理的要素来说，有情的组织分为色R[pa、受Vedanq、想Sa``q行Sankhqra、识Vi``qza五蕴。蕴（Khandha）就是堆，把种种不同的现象分类，每类做为一堆，这就是蕴。简单地解释，‘色’就是各种物质，眼、耳、鼻、舌、身五根（根就是人生的感觉器官）和色、声、香、味、触五境（境就是感觉物件）等都属于色。受、想、行、识四蕴包括重要的精神要素：受是感觉（感觉苦、乐或不苦不乐等）；想是印象（摄取事物的相貌，知道是青、黄、赤、白，是长、短、方、圆，是苦是乐等）；行是思维（思维是推动身心活动的力量，所以叫做行）；识是了别（对于所认识的物件，予以判断和推理）。佛教根据以上两方面的分析，说明有情不是固定的单一独立体，而是种种要素的聚合体，而任何要素又是刹那刹那依缘而生灭著的，所以找不到一个固定的独立的‘有情’在支配著身心，也就是找不到‘我’的存在。这便是无我的简单解释。

13．问：请允许我插一句。照你所说佛教关于有情的组成要素的说法，它是不是二元论？

答：大体来说，佛教把组成有情的要素分为精神和物质两类，两者结合便是有情的成立。佛教对此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名色’。名，是精神的要素，即五蕴中受、想、行、识四蕴，也就是六大中的识大；色，就是地、水、火、风、空物质的要素。地水火风空诸要素，都不能单独生起，而必须是互相结合变化的。简单地说，‘名色’就是身心合成的存在。从这方面看，有人说它是二元论；有人说它是一种平行论（即心理生理平行）；也有人说佛教认为精神物质诸要素都没有独立的单元，所以与二元论和平行论都有所不同。究竟应当怎样看，可以研究，但是它不是唯物论则是明显的。

14．问：‘无动作义’如何解释？

答：‘无动作义’，就是不承认因果之间有来去。缘起论者承认由因生果，而反对因变成果的说法。譬如以灯传灯，是乙灯的火由甲灯焰生，而不是甲灯的火跑到乙灯去。根据这个道理，佛教虽然也讲六道轮回，但是不承认有个灵魂从这个有情的身体投入另一个有情的胎里去。这个道理是从无我的教义引伸出来的，以后还可以谈。

15．问：什么是‘无常’？

答：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相待的互存关系，其间没有恒常的存在。所以任何现象，它的性质是无常的，表现为刹那刹那生灭的。这就是十一义中‘性无常义’和‘刹那灭义’。佛经中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就是这个意思。‘诸行’，就是指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行’是迁流变动的意思，一切现象都是迁流变动的，所以叫做‘行’。这个字的本身就包含了无常的意义。‘生灭’二字，实际上包括著「生、异、灭’三字或‘生、住、异、灭’四字。这里每个字表示著一种相状：一个现象的生起叫做‘生’；当它存在著作用的时候叫做‘住’；虽有作用而同时在变异叫做‘异’；现象的消灭叫做‘灭’。刹那（K2aza）是极短的时间，佛经中说弹一下指头的时间有六十刹那。刹那生灭，就是一刹那中具足生、住、异、灭。有人问，一个人的寿命一般有几十年，怎么是刹那生灭呢？佛教把人的一生从生到死叫做一期，一期是由刹那刹那相续而有的。对一个人的整体来说，他有一期的生住异灭，即生、老、病、死；但从他的组成各部分来说，则是刹那刹那的生住异灭。佛经说人的身体每十二年全部换过一次。一个物体的生住异灭，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实际都是刹那生灭相续的存在。照佛教的教义，一切现象没有不是刹那生灭的。佛教把主张‘有常恒不变的事物’的见解叫做‘常见’，认为是错误的。

16．问：请允许我插一句，佛教本身是不是也受‘无常’法则的支配？

答：是的。根据佛说，佛法分三个时期：一是正法时期，即佛教兴起时期；二是像法时期，即演变时期，这时期开始有佛像，所以称像法；三是末法时期，即衰坏时期，佛并且曾经说过将来法灭时的情况。‘诸行无常’，佛教也不例外。

17．问：什么是‘因果相续’？

答：因缘所生的一切法，固然是生灭无常的，而又是相续不断的，如流水一般，前前逝去，后后生起，因因果果，没有间断，这是就竖的方面来说的。从横的方面看，因果的品类有种种无量的差别。种种品类差别的因果关系固然错综复杂，但其间又有井然的法则，一丝不乱。一类的因产生一类的果，如善因得善果，因与果相符，果与因相顺；一类的因不能生另一类的果，如种瓜只能得瓜，不能得豆。佛教认为因果的法则是决定的，虽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也不能加以改变的。这就是‘因果相续无间断义’、‘种种因果品类别义’、‘因果更互相符顺义’和‘因果决定无杂乱义’的简单解释。佛教把主张‘现象灭了就不再生起’的见解叫做‘断见’，也是反对的。关于因、缘、果的分析，佛教有六因、四缘、五果等说法，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18．问：关于上面所说的有关缘起的理论有什么经论可供研究？

答：佛教经论谈缘起道理的地方很多，如上面所说的十一义，出自《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玄奘译），可以一看。又玄奘译的《俱舍论》和鸠摩罗什译的《大智度论》里有关部分，也可以一看。

19．问：听了你根据‘无造物主、无我、无常、因果相续’四个论点来说明缘起十一义之后，对于缘起的理论，大致有所了解。是否可以说这就是佛教对于宇宙万有的解释？

答：四个论点实际只是两个论点—-‘无常’和‘无我’。‘无常’就是生灭相续，它不仅包括‘刹那生灭’的意义，而且包括‘因果相续’的意义。‘无我’就是没有主宰，没有一身之内的主宰，也没有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无造物主的意义，实际包含在‘无我’里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佛教对宇宙万有的总的解释，也可以说，是一切法的总法则。所以‘无常’和‘无我’的教义被称为‘法印’。

20．问：‘法印’是什么？

答：印就是印玺。国王的印玺可以证明档的真实（有通行无阻的作用），藉以比喻佛教的主要教义，也以符合‘法印’而证明其为真正佛法（掌握了它，便能对一切法通达无碍），所以称为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并称三法印，或者加上‘有漏皆苦’，亦称四法印。

21．问：请解释一下，‘有漏皆苦’的意义。

答：‘漏’就是烦恼。佛教认为众生不明白一切法缘生缘灭，无常无我的道理，而在无常的法上贪受追求，在无我的法上执著为‘我’，或为‘我所有’，这叫做惑，惑使人烦恼，所以又叫做烦恼。烦恼种类极多，贪（贪欲）、嗔（嗔恨）、痴（不知无常无我之理等等叫做痴）是三毒，加上慢（傲慢）、疑（犹疑）、恶见（不正确的见解，如常见、断见等）为六根本烦恼。由于烦恼而造种种业（Kamma），业就是行为（身业）、言语（口业）、思想（意业）的活动。烦恼和业引生未来或为天人，或为人，或为地狱、鬼、畜生的身心；于是又起烦恼，又造业，又生身心，这样的生死轮回（Samsqra），没有休歇。而生死轮回是苦的。以人生而论，一般地说有八苦：生苦（婴儿在胎出胎时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与所爱的分离）、怨憎会苦（与所怨憎的聚会）、所求不得苦、五取蕴苦（五取蕴即五蕴，取就是烦恼，人的色受想行识以烦恼为因而生，又能生烦恼，所以叫取蕴。五蕴刹那迁流变坏，为生老病死等苦所集，所以是苦）。总之，佛说世间有无量的苦，苦不是孤立的自己生起来的，也不是造物主给予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因缘的。上面所说因惑而造业，因业而有生死苦，就是佛教对苦的缘起解释，全面分析起来有‘十二缘起’。

22．问：请简单谈一谈‘十二缘起’。

答：佛教的缘起论主要是以人生问题为中心来谈的。对人生问题一般说十缘起或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是：无明缘、行缘、识缘、名色缘、六入缘、触缘、受缘、爱缘、取缘、有缘、生缘、老死缘。现在简单地解释一下：（1）老死（Jarq-maraza），这是观察人生的起点，老死忧悲苦恼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缘何而有老死忧悲苦恼呢？是由于有（2）生（Jqti）。如果没有生，则没有老死，也没有忧悲苦恼。生的条件虽有种种，但是最重要的条件是（3）有（Bhava）。‘有’就是存在的意思，简单地说，身口意所造的善业恶业对招引自己的后果潜伏著一种力量叫做‘有’。有了业力为缘，必然有后果的生与死。‘有’又是缘什么而起的呢？有的缘是（4）取（Upqdqna）。取是追求执著的意思，追求色、声、香、味、触五欲，执著可爱事物为我所有，这叫做取。由于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执著，就能引发身口意三业的活动。取又以（5）爱（Tazhq）为缘。爱的简单解释就是生命欲，它是生命活动的本源力。有生命欲才有追求执著，有追求执著才有种种身口意的活动而有业力的存在，招引生死之果。所以爱、取、有同是生死的因。说到这里，已经说明了惑、业、苦的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考察生命欲（爱）之所以发生，则必须说明（6）受Vedanq、（7）触Phassa、（8）六入Sa=qyatana的关系。受是感觉，即对客观境物所起的快感（乐受）、不快感（苦受）或不苦不乐感（舍受）。由于苦乐的感觉，激发和冲动著生命的欲求。感觉来自外界事物刺激的反应，所以依存于触，触是根、境、识三者会合而有的心理活动的开始。如眼（根）对红色（境）时，红色剌激眼根，因而司掌视觉的眼识生起活动。根境识三者会合，才发生红色的触（反应），所以触依存于六入。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是传递色、声、香、味、触、法（法，即前五种事物遗存下来的印象，是意根的物件）六境的机能。再进一步考察六入依何存在的问题，因而说到（9）名色nqma-r[pa。名色的意义前面已经讲过，即身心（色、受、想、行、识五蕴）合成的组织。六根是依存于身心全体组织的东西，有名色所以有六入。名色又以何为缘呢？名色又依存于（10）识Vi``qza。识虽是名色中一部分，但是如果把名色当作认识体来看，识乃是它的中心的东西。识对境（认识物件）有总了别作用，使境增加明显，使根增长功能，使受、想、思有所领导。所以名色全体的成立，依存于识，但是识又依存于名色。因为有境对根的刺激，和受、想、思的帮助发生，才有识的现起，识不能离开名色而独立。所以识与名色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以上所说是十缘起，如果就人们现实的活动的条件来观察，十缘起已经全面了，但如果说明生死何以无穷的原由，则又有行和无明二缘，共十二缘起。（11）行Sankhqra。‘行’的意义与‘有’相同。从现在身口意造作的业来看它潜伏著引生后果的力量叫做‘有’，从现在已经成熟的果来看过去所造的业叫做‘行’。识与名色，是现在已熟的果，是依存过去的行而生起的。由于过去无始以来‘行’的反复，积习成性，隐然有种力量支配著行为，所以生死苦恼现象联绵不断。行又依存于（12）无明Avijjq。无明是对一切法缘生故生、缘灭故灭、无常、无我的真实相不认识，特别对自己身心只是因缘所生的道理不能自觉，以为其中有常住的、唯一的、作主宰的我。由于‘我’的执著，所以对境而有乐受、苦受、舍受，而起贪嗔痴等烦恼，而造种种善恶业。所以人们的生死痛苦的本源毕竟在于无明。十二缘起归纳起来仍不外乎上面所说的惑、业、苦的关系。无明、行是过去无始以来的惑和业，招致现在识、名色、六入、触、受的苦果；爱、取、有是现在的惑和业，招致未来的生、老死的苦果。这些都是‘有漏皆苦’一句所包括的内容，也就是四谛中苦谛和集谛的内容。

23．问：现在请解释一下‘涅槃寂静’的意义。

答：‘涅槃寂静’和‘有漏皆苦’相反。涅槃是无漏，是苦果苦因的消灭，也就是十二缘起法的止灭。十二缘起是根据‘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的道理，十二缘起法的止灭则是根据‘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的道理。老死忧悲苦恼，既是由于生缘，消灭生缘则生死忧悲苦恼灭；消灭爱、取、有缘，则生死苦灭。这样推上去直到最后，消灭无明缘则苦果之因‘行’灭。无明灭、行灭、识灭，乃至生老死灭，就是涅槃。更明确的来说：凡是属于不清净的污染的缘尽灭，无明转成为不污染的清净智慧，一切法上为清净智慧所照见的实相谛理，这就是涅槃，也叫做‘现法涅槃’。涅槃Nibbqna的意义是圆寂，就是说：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境界。佛教认为这种境界‘唯圣者所知’，不能以经验上有、无、来、去等概念来测度，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我前面说过可以把涅槃解释为逝世，其实释迦牟尼三十岁的时候，便已经证得涅槃而成佛，不过当时他的肉体还是过去惑、业之果的剩余，所以称为‘有余涅槃’。直到他八十岁逝世，方是入‘无余涅槃’。

24．问：如何能达到涅槃的境界呢？

答：上面所说关于涅槃的道理属于灭谛，现在你提的如何达到涅槃的境界的问题属于道谛。道谛以涅槃为目的，以生死根本的烦恼为消灭物件，以戒（Sila）、定（Samqdhi）、慧（Pa``q）三学为方法。（1）戒，是防止身口意三业的过失，有五戒、十戒、具足戒三级。五戒（Pa`ca S]la）是不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类。这是出家在家弟子共持的戒；十戒是沙弥（Sqmazera）持的戒（出家男子受十戒的叫做沙弥，一般是不满二十岁的人，满二十岁才能受具足戒为比丘）；具足戒是比丘、比丘尼持的戒。当初僧伽成立时，没有约制团体的一定规律，其后随著问题的发生而随时制戒，到佛逝世前，已制定了二百多条。南方国家所传比丘戒二百二十七条，我国西藏二百五十三条，汉地二百五十条，大体相同，仅有某些条款分开和合并的不同，汉地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2）定，是精神上既不昏沉（即不瞌睡），又不纷驰的安和状态。这是印度一般宗教徒所必习的，尤其是佛教徒修持的必要条件。由于定，身心远离爱欲乐触等的粗分别，逐步发得身心轻安，终于能够把心—精神思想集中于任何一境之上，宁静安稳不受扰乱，进而引发一种无漏的智慧。定有世间的四禅和四无色定，有出世间的九次第定、三三昧等。从定而后能引发（3）慧。慧是分别一切法的自相（特殊性）与共相（一般性），通达四谛的道理，而有断除迷惑证悟真理的作用。戒、定、慧三学包括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等修行法门，共称三十七道品。这里不一一介绍，仅简略介绍一下八正道：（1）正见，就是于一切法上见到无常无我缘起四谛之理而明确认识它，使成为自己的知见；（2）正思维；（3）正语；（4）正业，是使自己的生活行动受正见的指导，使身口意合于法的法则；（5）正命，是正当的生活方法，反对诈欺仗势骗夺他财以养自己的邪命生活；（6）正精进，使身口意毫不松懈地努力向正见所指的目的前进；（7）正念，经常忆念著正见，使正见不忘失而经常现前；（8）正定，在正见指导下修习进入无漏清净的禅定。

25．问：根据上面所介绍的四谛内容，可不可以说佛教是厌世主义，因为看不出它对世界有任何积极的理想和采取任何积极的手段？

答：从对待有漏的世界来说，可以说是厌世主义，但是佛教当时的创立，反映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它对人间世界也是有一种理想的。例如《增一阿含经》记载，佛陀谈到转轮王统治的社会情况时，他说：那时候世界上土地平整，如镜清明；谷物丰饶，遍地皆生甘美果树；时气和适，四时顺节，人身康乐，少病少恼；富足如意，食不患苦；欲大小便时，地自然开，事已复合；金银珍宝，散在各地，与瓦石同流；人民大小平等，皆同一意，相见欢欣，善言相向；言辞一类，而无差别。从这段话里面，看出一种类似我国古人大同的理想。为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各种努力，就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方面的理论在大乘佛教中特别得到发挥，但为当时各种条件所局限，佛教没有提出政治的和社会的措施。

26．问：什么是大乘佛教？

答：大乘Mahqyqna和小乘Hinayqna是佛教的两大宗派。

27．问：大乘小乘有什么分别？

答：大小乘的分别，主要在于大乘著重利他（利益大众的行为），小乘著重自己解脱。大乘有不同的经典，在教义上有所发挥和发展。这里可以举几个特点：□首先大乘在灭谛上进一步说‘无住涅槃’。从理论上说，十二因缘灭，灭的只是不合缘生缘灭真理的无明烦恼，而不是缘生缘灭的法，‘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所以到了佛的圆满觉悟的境界，就能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就能在因缘生灭的世界中，永无休歇地做‘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事，而随时随处安住在涅槃的境界。其次根据缘起的道理，说明一法以一切法为缘而生起，同时又是生起一切法之缘，所以任何人与一切众生都有同体的关系，好像海里面一个小水泡和整个大海水是同体关系一样。所以说，‘一切众生是我父母’，又说‘视众生如一子’（独子），这样地兴起大慈悲心（慈是同情人之喜乐，悲是同情人之忧苦），‘无有疲厌’地‘为众生供给使’。大乘佛教特别发扬这种菩萨行的人生观，并且特别鼓励‘六度’和‘四摄’的行为。

28．问：什么是菩萨？

答：菩萨是菩提萨埵（Bodhisatta）的简称。简单地解释，凡是抱著广大的志愿，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苦恼中救度出来，而得到究竟安乐（自度度他）；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愚痴中解脱出来，而得到彻底的觉悟（自觉觉他）—这种人便叫做菩萨。

29．问：什么叫做六度？

答：‘度’的梵语是‘波罗蜜多Pqramitq’，字义是‘到彼岸’，就是从烦恼的此岸度到觉悟的彼岸的意思。六度是六个到彼岸的方法。第一是布施（Dqna），有三种：凡以物质利益施与大众的叫做‘财施’，包括身外的财物和自身的头目手足和生命；凡保护大众的安全使他们没有怖畏的叫做‘无畏施’；凡以真理告知大众的叫做‘法施’。第二是持戒（S]la），戒也有三种，即防止一切恶行，修集一切善行和饶益有情。菩萨最根本的戒是饶益有情戒，就是一切为了利益大众，其余所有戒条都要服从这一条。第三是忍（Khanti），即为利益有情故，忍受毁骂打击，以及饥寒等苦，所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终不放弃救度众生的志愿。第四是精进（Viriya），即不懈息地努力于自度度他、自觉觉他的事业。第五是禅定（Samqdhi），第六是般若（Pa``q即智慧），为自觉觉他而修禅定和智慧。

30．问：什么是四摄？

答：摄（Sangaha-vatthu）的意义就是大众团结的条件。第一是布施；第二是爱语（Peyyavajja），慈爱的言语和态度；第三是利行（Atthacariyq），为大众利益服务；第四是同事（Samqnattatq），使自己在生活和活动方面同于大众。四摄法是菩萨在众生中进行工作的方法。

31．问：菩萨为了利行同事，是否应当学习世间各种学问？

答：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必须广学多闻。佛教要求菩萨行者学习五明（Vidyq就是‘学’）：（1）声明，即声韵学和语文学；（2）工巧明，即一切工艺、技术、算学、历数等；（3）医方明，即医药学；（4）因明，即逻辑学；（5）因明，即佛学。五明是学者必须学习之处。‘学处广大，悲心恳切’是菩萨的条件。大乘佛教号召难学能学，尽一切学。

32．问：请再讲一讲大乘佛教的其他特点。

答：其次是根据缘起的道理而说法性空。这就是说，一切法既是因缘和合而起，所以都没有实体；换句话说，一切法都只是因缘和合的现象，在现象上找不到作为主宰的本体。前面所说的‘诸法无我’是指人的‘我’，现在进一步说法的‘我’也没有。前面是破‘人我执’，说‘人空’；现在是破‘法我执’，说‘法’空。

33．问：佛经中有两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什么意思？

答：这就是说一切法‘缘起性空’。‘色’，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中的色，是指物质。任何物质现象都是缘起，它有相状，它有功用，但是它的相状和功用里面没有常恒不变的指挥它的主宰，所以说是空。所谓空，不是指的色外空（物体之外的空），也不是指的色后空（物体灭了之后的空），换句话说，并不是离开色而另外有一个空，而是‘当体即空’。色是缘起所起，色法上不能有个不变的实性，所以说‘色即是空’；唯其没有实性，所以能遇缘即起，所以说‘空即是色’。这也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简单解释。受、想、行、识等精神现象也同样地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是宇宙万有的真实相状，即所谓‘诸法实相’。大乘佛教以实相为法印，称为‘一法印’，一切大乘经教，都以实相的道理来印证。如前面所说‘无住涅槃’和‘菩萨六度四摄’等教义，都是以缘起性空的理论为基础的。

34．问：关于大乘佛教的特点还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吗？

答：上面所说的是大乘佛教各宗派的几个共同的特点。各宗派又有其特点，这里就不谈了。

35．问：佛经是释迦牟尼亲自写的吗？

答：不是，是佛逝世后，他的弟子记诵出来的。佛逝世的那一年，佛的弟子，以摩诃迦叶为首的五百人集会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将佛一生所说的言教结集起来，以传后世。当时由阿难陀诵出佛所说的经（Sutta）；由优波离诵出佛所制的僧团戒律（Vinaya）；由摩诃迦叶当时诵出，后来又补充结集的关于教理的解释和研究的论著（Abhidhamma）。经、律、论为三藏Tipiwaka。藏的原语Piwaka，是一种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把经、律、论分为三藏，同我国把经、史、子、集分为四库有差不多的意思。这一次结集称为第一结集。照我国通常解释，结集两个字含有编辑的意义，但这个字的梵文Sa/g]ti却是僧众大会的意思。古代译师用结集二字是含有‘会诵’的意思，一方面固然著重在法的结集，同时也包含著人的结集的意思在内。这时还没有用文字记录，只凭口头传诵。

36．问：第一次结集之外，还有其他结集吗？

答：当时除在七叶窟的五百比丘外，还有下加入摩诃迦叶团体的许多比丘，以跋波（Vappa最初五比丘之一）为上首，在窟外不远的地方另行结集。所以王舍城结集分窟内窟外二部，所结集的都是小乘三藏。大乘三藏相传是文殊师利（Ma`ju1r]）、弥勒（Maitreya）等菩萨和阿难陀等在铁围山结集的，小乘佛教则不承认大乘经典是佛所说。

37．问：缅甸前几年举行第六次结集，是怎么一回事？

答：佛逝世一百十年后，在毗舍离国僧团中有关于戒律上的争论，于是长老（僧龄高的称长老）耶舍（Yasa）召集七百位学德兼优的僧众，依据律藏，断定当时争论问题中有十件事为非法，这是第二次结集。根据南方佛典记载，佛逝世二百三十五年后，阿育王时代，有很多外道（佛教之外的教派）的人混入佛教徒中，混乱了教义，于是在阿育王支持下，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 Tissa）为首的一千比丘在波吒利弗城（Pqwaliputta），即今天印度比哈尔邦省省城八纳Patna）诵出三藏，以清除外道掺杂进去的东西，这是第三次结集。根据北方佛教记载，佛逝世后四百年左右，在大月氏国迦腻色迦（Kani2ka）统治西印度时代，以世友菩萨（Vasumitta）为首的五百比丘造论解释三藏，共三十万颂，九百多万言，其中一部就是《大毗婆沙》（Mahqvibhq2q），是一部重要的论。这是第四次结集。距今八十多年前，缅甸明顿王邀集众多比丘校勘巴利文三藏，并将三藏全文和校勘记刻在石碑上，现仍保存在曼德勒城。他们称为第五次结集。1954-1956年缅甸联邦政府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第六次结集，邀请缅甸、柬埔寨、锡兰、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比丘二千五百人参加。他们进行了两年工作，根据各国的各种版本和明顿王第五次结集的校勘记，对巴利文三藏进行严密的校勘，印成了最完善版本的巴利文三藏，被称为‘第六次结集’。

38．问：什么是巴利文？

答：巴厘Pqli是古代印度一种语言，是佛陀时代摩揭陀国一带的大众语。据说佛就是用这种语言说法的，所以弟子们也用这种语言记诵他的经教。巴厘语虽然早已不通用了，但是靠了佛经而保存了下来。巴厘就是经典的意思。古代印度人民有一种传统习惯，就是把典籍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背诵下来，而不重视书写。根据《锡兰岛史》记载，西元前一世纪时候，才在锡兰开始传写。到西元五世纪，摩揭陀国三藏法师（通达三藏学者的称号）觉音（Buddhaghosa）到锡兰，重新用锡兰的僧伽罗文字母把巴利文三藏全部记录下来（一说觉音在锡兰时将当时保存很多的用僧伽罗文写的注疏译成巴利文）。原来的巴利文字母已经不存在，现在缅甸、柬埔寨、泰国的巴利文三藏也都是用他们本国字母记录的。最近印度也正在从事用印地文字母记录并印行巴利文三藏的工作。

39．问：除巴利文之外，还有哪几种文字记录的佛经？

答：还有梵文Sanskrit。佛教分南传和北传，传到南方去的用巴利文，是小乘佛教经典；传到北方去的用梵文，多数是大乘佛教经典，也有小乘经典。巴厘语是古代俗语，梵文则是古代雅语。

40．问：中国汉译、藏译佛教经典是从巴利文翻译的，还是从梵文翻译的？

答：汉译佛经，从梵文翻译的居多，也有从巴利文翻译的。藏译佛经则似乎全是从梵文翻译的。

41．问：现在佛经一般有几种文字？

答：许多国家都用他们自己的文字翻译了佛经。欧洲有俄文、德文、英文、法文、义大利文、芬兰文等，但是都不齐全，其来源不外乎三大系：（1）巴利文，（2）汉文和（3）藏文。梵文经典现在残存的己很少，尼泊尔和我国西藏还有部分古梵文本留存。北传佛教经籍，大部分保存在我国汉文和藏文藏经里。

42．问：世界佛经是否可以按照语文分为三大系？

答：三大系的划分，是合乎实际情况的，现在佛教界都承认三大系的说法。一般说来，南方国家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我国云南省傣、崩龙、布朗等民族的佛教属于巴厘语系，是小乘佛教。比较精确的说，应当称为上座部佛教（Theravqda他们自称的派名）。大小乘过去一直有宗派争执，近来渐有融合的倾向。为了加强各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团结和互相尊重，有许多人主张不再用大小乘的名称，因此称南传佛教为上座部佛教较为合适。我国汉族和朝鲜、日本、越南的佛教属于汉语系。我国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以及蒙古、苏联西北利亚地方和印度北部地方的佛教属于藏语系。这两系都属于大乘佛教。

43．问：汉译三藏有多少卷？

答：有1，692部，共6，241卷，此外中国学者撰述收入藏内的有一千多卷。明代嘉兴版大藏经又收集中国学者撰述5，600卷编为续藏。近代日本也编印续藏，收集的也都是中国撰述的，共1，750部，7，140卷。

44．问：汉文大藏经有多少版本？

答：我国第一次刻本汉文大藏经是西元971年宋开宝四年刻本。在此以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几个朝代，一千年之间先后有二十余次刻本。1936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金代（西元十二世纪）刻本大藏经，因此称为赵城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企图劫走这部法宝，为八路军抢救，牺牲了八位战士，才保护下来。这部经现藏在北京图书馆。西安开元、卧龙寺藏有宋刻（西元十二世纪）碛砂板藏经，近代有影印本。明代政府刻的南本大藏经（1372年开始在南京刻的）和北本大藏经（1410年开始在北京刻的），还有万历年间刻的方册大藏经（通称嘉兴藏）现在还有留存。清代雍正、乾隆年间（1735-1738）刻的大藏经（通称龙藏），尚有经板留存。我国敦煌石窟所藏晋、魏、隋、唐人的写经，自二十世纪初被发现后，很大部分被盗劫到国外，都是贵重的法宝，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八千多卷。我国还有很多石刻佛经，最重要是房山县石经山上的石经。那是西元七世纪初我国隋代静琬法师开始刻的，一直继续了千年之久。所刻经版，封存在九个石洞里，和埋藏在塔下。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在政府支持下，费了两年时间，将那里的经版全部取出拓印了七份，现正在整理和研究中，计刻经一千余部，近三千五百卷；并考证发现辽刻石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也就是久已失传的《契丹藏》的复刻。房山石经是一部稀有的法宝。

45．问：藏文大藏经内容请介绍一下。

答：藏文大藏经分两部分：（1）正藏，名‘甘珠尔’，‘甘’的意思是‘言教’，‘珠尔’是翻译，就是言教的翻译，包括经和律，因为经和律都是佛的言教；（2）副藏，名‘丹珠尔’，‘丹’的意思是论著，就是论著的翻译。甘珠尔共1，108部；丹珠尔共3，459部。

46．问：藏文大藏经有无刻本？

答：西元十二世纪元代初年在奈塘刻的大藏，称为奈塘版，是第一次刻本。

十五、六世纪明代曾翻刻过两次。十七世纪清康熙、雍正年间在北京翻刻一次，称为北京版，同时西康等地又各翻刻为德格版、卓尼版等。西藏在雍正八年到十年重刻奈塘新版，大体与北京版一致而增订其未尽善之处。约在1921年间十三世达籁喇嘛重刻大藏经，称拉萨版。最近日本印行的西藏大藏经，就是北京版的影印本。

47．问：巴利文三藏内容是什么？

答：巴利文经藏分五部：（1）长部（D]gha-nikqya），相当于我国长阿含经；（2）中部（Majjhima-nikqya），相当于我国中阿含经；（3）相应部（Sa/yutta-nikqya），相当于我国杂阿含经；（4）增支部（Axguttara-nikqya），相当于我国增一阿含经；（5）小部（Khuddaka-nikqya），我国缺。我国小乘经藏只有四阿含（Qgama的字义是集，就是佛的言教集）。巴利文律藏分三部：（1）分别部（Sutta-vibhaxga），是戒的条文；（2）犍度（Khandhaka），是僧团中一切生活制度；（3）附篇（Parivqra），是戒条的解释。巴利文论藏有七部论；（1）法聚论，（2）分别论，（3）界论，（4）双论，（5）发趣论，（9）人施设论，（7）论事。这七部论是关于心理状态，宇宙万有的分析，因果论等重要著作。

48．问：费了你很多时间。关于佛法基本内容和关于佛教经籍的一些主要情况都承你作了介绍，现在就谈这一些，以后再请教。

答：不见得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只能说是提供一些初步材料罢了。

第三章 僧伽和佛的弟子

1．问：为什么一部分佛教徒要出家？

答：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要谈一谈佛教的五乘教法。乘就是车子，能运载行人到远近不同的目的地，藉以比喻教法。五戒的教法（戒杀、盗、淫、妄、酒的五条戒）能令修持者得生人间，叫做人乘。十善的教法（不犯十恶：1杀；2盗；3淫；4妄语；5两舌，即挑拨离间；6恶口，即粗恶伤人的言语；7绮语，即邪淫言语；8贪；9嗔；10邪见，即否认因果的见解，即是十善），能令修持者得生天界，叫做天乘。四谛的教法，能令人断除见惑（我见、常见、断见等错误见解）和思惑（对世间事物而起的贪嗔痴等迷情），证得涅槃，叫做声闻乘。‘声’是言教的意思，听闻佛的言教，悟四谛之理而得到解脱的人叫做声闻。在没有佛法的时代，有人独自悟到缘起之理而得到解脱，但他不能把自己悟到的真理说出来，这种人叫做独觉，因此十二因缘法叫做独觉乘。六度的教法，能令修持者行菩萨道，经过无数世的难行苦行，最后达到佛的果位，叫做菩萨乘。

2．问：五乘教法与出家有何关系？

答：人乘、天乘不要求出家；独觉生在没有佛法之世，虽是山林隐逸而没有出家的仪式；菩萨包括出家的和在家的人，不一定要出家，看住持佛法的因缘和利益众生的因缘可以出家，可以在家。如佛陀时代，文殊师利菩萨和弥勒菩萨都是出家的比丘，维摩诘也是大菩萨，则是居士（在家学佛之士）。只是声闻乘中为了证得现法涅槃，成阿罗汉的目的，要求修行者出家。

3．问：阿罗汉是什么意思？

答：阿罗汉（Arahat）是修行者得到证悟的果位。到达这个果位有四个阶段：断除了见惑的叫做须陀洹果，即初果；进而断除思惑，按照其浅深粗细不同而有斯陀含果（二果）和阿那含果（三果）；到了阿罗汉的果位（四果），见惑思惑都己断尽，证得涅槃，堪受人天供养。所以阿罗汉的意义之一就是‘应供’，这是声闻乘中的终极地位。

4．问：声闻乘为什么要求出家？

答：根据声闻乘教法，在家修行障碍多，心意难以专纯，只能在理论上断除见惑证得初果，至多断除欲界思惑证得三果，不能证得现法涅槃。出家生活自由无累，容易集注精力从事于无我无欲的修养，所以要证得阿罗汉果，非出家人做不到。

5．问：出家的制度是佛教创始的吗？

答：出家制度不是佛教创始的。在佛陀的时代，出家修道在印度已成为风气，但是佛陀本人以王子出家的榜样，使出家风气在佛教中得到了鼓励。因此佛教徒中便有出家男女二众和在家男女二众，出家佛教徒一般称为僧人或僧侣。

6．问：佛教僧侣是不是神职人员？

答：佛教僧侣仅仅是为求得解脱而出家修行的人，不是担任什么神与人之间的神职。他不应当，也不可能代人祈福禳灾，或代神降福免罪。

7．问：佛教僧侣平时生活应当是怎样的呢？

答：根据佛的制度，一个比丘应当过著清净而俭约的生活，严格遵守不杀、不盗、不淫（包括在俗家的妻子）、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饮酒及非时食（过午不食），不涂香装饰、不自歌舞也不观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床位，不接受金银象马等财宝。除、衣、钵、剃刀、滤水囊、缝衣针等必须用品外不蓄私财。不做买卖。不算命看相。不诈示神奇。不禁闭、掠夺和威吓他人等等及其他戒律。平日昼夜六时中（晨朝、日中、日没为昼三时，初夜、中夜、后夜为夜三时）除一定时间睡眠、托钵、饮食、洒扫、挑水外，其余时间都应当精勤地用在学修方面。

8．问：学修的内容是什么？

答：教理的研究和禅定的修习，内容不外乎前面说过的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中基本修习的是四念处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在修四念处观之前，初入道者先学五停心观，即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界分别观和数息观。总之，修定修慧的方法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9．问：佛教僧侣对在家佛徒有什么义务吗？

答：一般说来，在德行上为他们树立模范；教导他们，劝善止恶；为他们讲说佛法；安慰病苦，必要时得参加社会灾难的救济；慈悲柔和，促进众生的福利。

10．问：照你所说出家风气在佛得到鼓励，那么，佛教的理想是不是要求人人都出家呢？

答：根据佛教教义和它的制度来说，出家应当是佛教徒中少数人的事。第一、出家的动机要求真纯—即确是为求解脱，决心舍弃世间贪爱而出家修道。第二、出家后要求对教理及行持都够标准，如果有室家的欲望，应当自动还俗；如果犯杀盗淫妄四根本戒，则应当摈斥在僧伽之外。第三、出家有许多限制，例如：要得父母允许，要年满二十（求比丘戒、比丘尼戒的），不是肢体不全或精神上有缺陷的，不是逃避刑法、债累的等等。第四、出家受戒要得戒龄满十年的僧侣十人以上介绍、证明和会议通过，舍戒还俗则很容易，只须告知一个人便行。佛教徒本有四众，有出家男女二众。有在家男女二众。出家二众负住持佛法的责任，在家二众负护持佛法的责任，合成为双重的教团。所以佛教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出家。很多佛教经典，特别是大乘经典如《维摩诘经》、《优婆塞戒经》都是称赞在家学佛的。

11．问：在家佛教徒修道的条件是怎样？

答：归依三宝，确信佛法僧三宝为身心归向依靠之处，更不归依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与神庙，这是在家佛教徒的必要条件。其次是奉行五戒和持斋。持斋是在每月一定的日子里实行一种克己的生活，即过午不食，不涂香装饰和歌舞观剧，不坐卧高广床座。持斋的日子一般是阴历朔日、初八、十四、望日、二十三、二十九（晦日）。遵守三归、五戒和持斋，对人努力行善，对自己清净身心，这就是佛教在家信徒修持的标准。实际上有不及这个标准的，也有超过这个标准的。佛陀对在家信徒有许多世间法的教导，如对善生童子详细讲了父母子女之间、师弟之间、夫妇之间、朋友之间、主从之间、僧人与居士之间的关系如何善处的问题；对青年跋□迦谈到方便具足（职业修养的完备），守护具足（节约不浪费财物），善知识具足（交结善友），正命具足（正当的生活）四种安乐法；对当时的国王们讲到如何处理国内政治与睦邻问题。大乘经典则广说在家菩萨应当怎样修六度、四摄等等。

12．问：事实上出家不是像你前面所说的那样严格吧？

答：事实上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僧伽中存在著滥收徒众、滥传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久已引起佛教界的忧虑。从历史的情况来看，佛教最兴盛的时代，并不是僧众最众多的时代；相反的，僧徒太多的时代，往往是佛教衰坏的时代。如唐代初年曾大量淘汰僧众，玄奘法师时代出家很严格，要经过考试，当时玄奘为取得出家资格，还曾经过了困难的手续，但是佛教当时最为灿烂。这不仅我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十五世纪缅甸有一位本来是高僧后来还俗做了国王的达磨悉提，他鉴于当时僧众之滥，曾经通令全国僧众重新受戒加入僧伽。由于他的严格整理，当时缅甸僧侣人数从数十万人减到一万多人，其余不够资格和不愿再度受戒的，均勒令还俗，缅甸佛教因此得到复兴。这件事说明僧伽是不应当盲目发展的。

13．问：听说有些国家的人民，人人都要出一次家，是吗？

答：缅甸、泰国等都有这个风俗，我国傣族地区过去也是如此。这并不是佛教规定的制度。这些地方一般儿童到七八岁时候，父母便送他们到寺庙出家，在寺庙中识字学经过僧团生活，过了一定时期可以还俗。出家时期最短的只有几天，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如果儿童时未出过家的，长大后总要有一个时期出一次家。这种临时出家的人并不受沙弥戒，与发愿长期出家的不同。

14．问：听说日本僧人都有家室，是吗？

答：原来日本僧人都是没有家室的。西元十二世纪时期，净土宗的一派—净土真宗的创始者亲鸾宣导带妻修行，开始娶妻生子。其后几百年中这个制度只限于这一宗派。到明冶维新后，僧人结婚的风气便在其他各宗派中流行起来。现在除少数宗派的少数僧人仍然过独身生活外，绝大多数僧人都有家室，他们的子孙世袭僧人的职业。这便形成了以在家佛教徒担任弘传佛教事业的制度。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属于男僧人，今天日本的尼众还是出家如律持戒的。

15．问：出家男子为什么称为和尚？和尚是什么意思？

答：‘和尚’原来是从梵文Upqdhyqya（P.Upajjhqya）这个字出来的，这个字到了西域被读成‘乌阇□’，到了汉地又读成‘和尚’，它的意思就是‘师’。和尚本是一个尊称，要有一定资格堪为人师的才能够称和尚，不是任何人都能称的。这个称呼并不限于男子，出家女众有资格的也可以称和尚。但是后来习俗上这个字被用为对一般出家人的称呼，而且一般当作是男众专用的名词，这是和原来的字义不合的。

16．问：喇嘛是什么意思？

答：喇嘛是藏语，它和‘和尚’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字也被滥用了，本来并不是每个出家人都能称为喇嘛的。正确的称呼是：出家的男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出家的女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尼，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尼。

17．问：汉族地区习惯地称出家的男子为‘僧’，出家女子为‘尼’，这是否是正确的称呼？

答：僧是僧伽的简称，它的字义就是‘大众’。僧伽是出家佛教徒的团体，至少要有四个人以上才能组成僧伽。所以一个人不能称僧伽，只能称僧人，正如一个兵士不能称军，只能称军人一样。出家男女二众都在僧伽之内，都能称僧人。把‘僧’和‘尼’作为男女的区别，是错误的。至于‘尼’字是从沙弥尼、比丘尼的字尾而来的，是汉族对出家女众的简称。还有在尼字下加上姑字的，则是习俗的称呼。

18．问：什么叫做法师？

答：法师（Dhammqcariya）本是一种学位的称号，要通达佛法能为人讲说的人才能称法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称的。还有较高的学位，精通经藏的称为经师（Suttqcariya），精通律藏的称为律师（Vinayqcariya），精通论藏的称为论师□（Abhidhammqcariya）□。更高的是三藏法师（Tipiwakqcariya），是遍通经律论三藏者的学位，如唐代玄奘、义净都受到这个称号。

19．问：什么叫**？

答：蒙藏佛教对修行有成就，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称为‘朱毕古’（藏语）或‘呼毕勒罕’（蒙语）。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转世者’或‘化身’。‘**’乃是汉族地区的人对他们习俗的称呼，这可能与明朝皇帝封当时西藏地方掌政的噶举派法王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清朝皇帝给达籁的封号也沿用了这一头衔多少有些关系，这种封号和称号在佛教教义上都是说不通的，其实蒙藏佛教中并没有‘**’这个名词。又傣族佛教比丘被称为‘佛爷’，这也是汉人习俗上错叫出来的，他们自己并没有这种称呼。

20．问：什么叫做僧王？

答：有些国家如泰国等，全国选出一位僧伽的领袖叫做僧王（Sangha-rqja）。在斯里兰卡则每一僧派选出一位‘大导师’（Mahq-nqyaka），每一省或一市选出一位导师（Nqyaka）。僧王或大导师管理全国的僧务，导师管理地方的僧务。

21．问：为什么出家佛教徒要有僧伽这样的教团？

答：对个人来说，为了在学修上和生活上互相切磋、互相帮助，出家人必须过僧伽的团体生活。对整个佛教来说，要有出家佛教徒组织的教团来担负起‘住持佛法’的责 任。僧伽所以被称为三宝之一，就是因为它在佛教事业中的重要性。

22．问：僧伽的组织有没有什么原则和制度？

答：有六项原则，就是‘六和’：戒和、见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简单地解释一下：和就是和谐一致的意思，遵守共同的戒律（戒和），见解一致的共同修学（见和），平等受用合法的财物（利和），生活上互相照顾（身和），言语上互相劝善止过（口和），思想上彼此友爱敬重（意和），通过这六项来达到僧伽中的和谐一致。为了实现六和的原则，佛陀曾经为僧伽制定了许多制度。

23．问：有哪些重要的制度？

答：最重要的是‘羯磨’（Kamma）制度。羯磨本是办事的意思，但僧伽中办事的方法是通过会议，所以它的完整的意思就是‘会议办事’。比方有什么事情要办，要一定地界内全体僧众集会讨论决定，因事因病不能参加的人必须委托别人代为请假，并表示愿意接受大众的决定。会议开始前，执 行主席（羯磨师）询问僧众是否已经齐集，是否有未受戒的人在场。知道僧众已经到齐，外人已经出场后，然后开会。首先报告开会目的，提出议案，大众讨论，做出决定。表决的方式，一般是口头问答，征求同意，同意的不说话，不同意的表示意见，如果大家都不说话，便是通过。有一种事经过这样一次征问，便作决定；有一种较重要的事要经过两次征问，才作决定；有一种更重要的事（如授戒，或给某人以处分）要经过三次征问，才作决定。最后执行主席说：‘僧人默然汝，是事如是持’（既然大众都没有意见发表，这件事就是这样办了）。另外还有一种表决方式，就是投筹（用有颜色的竹筹表示可否，等于投票）。关于这些，佛教典籍中有详细规定。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会议法，可以说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的创造和贡献。

24．问：僧伽中有没有定期的会议？

答：每半个月举行一次布萨羯磨（诵戒的集会）。僧众齐集念诵戒本，根据戒律，检查每个人半月中的生活。方式是自己发露（坦白说出过失），别人举过。每年雨季安居期满后，举行集会。这个集会名叫‘自恣’，‘自’的意思是自己发露，‘恣’的意思是恣别人举出自己的罪过，从而忏悔，这仍然是检查生活的集会。至于商办事情是临时召集会议。

25．问：可不可以说释迦牟尼在僧伽组织中采用了某些原始公社的制度？

答：从它的民主制度和财务分配制度（平均分配、个人不蓄私财）来看，可以这样设想。但是在原始僧伽中，比丘是不事生产的。我国汉族僧人有从事农耕的习惯，提倡农禅生活，这是我国僧伽一个优良的特点。

26．问：羯磨制度，现在还实行吗？

答：布萨和自恣的制度在南方佛教国家中仍然实行，其他宗教性的如传戒羯磨也仍然实行，但是似乎大部分是作为宗教仪式保存著。今天我国也还有寺庙保存著布萨和自恣制度的，至于羯磨的民主精神，由于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许多封建制度被引用到佛寺中来，特别是由于丛林清规被封建朝廷按照自己的意图加以修改推行，因而久已失去了本来面目。

27．问：什么叫做丛林清规？

答：丛林就是大寺庙。僧众集合在一处，好像树木丛集成为森林一样，所以叫做丛林。清规就是丛林的僧众日常遵行的规制。这种规制是依据佛所定的戒律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包括天时、地理、社会风习、国家法令以及宗派特点等等而定的。中国最古的清规创自四世纪东晋时代的道安，后来各代各派都定有僧制。唐代百丈禅师创立禅宗僧众的清规，久已失传。后来元代皇帝《敕修百丈清规》，那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假托百丈之名修出来的东西，与百丈并无关系。后来这个清规经过明洪武、永乐先后下旨推行，于是代替了原来的各种僧制和清规而成为全国僧众遵行的规制。

28．问：关于僧众的礼节和生活习惯，可否请你谈一谈？

答：戒律中对于这些都有详细的规定，这许多规定南方国家的僧众保持得比较完整。北方佛教僧侣，由于气候、风土等等的差别以及历史的变迁，生活上有了许多改变，这里不能详细列举。请你提出所需要了解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谈一谈。

29．问：关于礼节问题，僧众中长幼之间的礼节怎样？

答：僧众的长幼是依受戒的年龄分别的。受比丘戒十年以上的称上座或长老（Thera），二十年以上的称大上座或大长老（Mahq Thera）。戒龄小的应当礼拜戒龄高的；行路时长者先行，幼者后行；坐时长者坐上座，幼者坐下座，或长者不教坐不坐。所以南方国家僧人相见，必须问戒龄。一般比丘见大长老，必须脱鞋，偏袒右肩，然后礼拜。

30．问：在家佛教徒对僧人的礼节如何？

答：南方国家，在家佛教徒进入佛寺僧房，首先要脱鞋，见比丘礼拜。比丘教坐时，坐低座或席地坐，不能坐比丘的床位，不能和比丘同桌吃饭。如果比丘到居士家，主人应当以干净的布铺在座椅上，请比丘坐下，然后礼拜。如果自己的儿子当比丘，父母也要礼拜。根据南方佛教习惯，在任何场合，比丘见到居士来访问或入会场，他们从不起立，居士向他们礼拜时，也不回礼，有时仅说一句：‘愿你吉详。’向他们送供品时，也是如此。小比丘和沙弥礼拜大比丘时，大比丘也不答礼。在我国比丘受居士或小比丘、沙弥礼拜时，可合掌答礼，座位高下除正式宗教仪式外不甚严格。

31．问：请你谈一谈关于饮食问题，如过午不食问题，吃素吃荤问题。

答：按照佛制，比丘午后不吃食物。原因有两个：

1、比丘的饭食是由居士供养，每天只托一次钵，日中时吃一顿，可以减少居士的负担；

2、过午不食，有助于修定。这个制度，今天南方国家仍普遍实行。最严格的只喝白水，连牛奶、茶、椰子水都不喝。但一般的僧人午后可以喝茶、汽水、果汁，也可以吃糖。我国汉族禅宗僧人从古有自己耕种的习惯，由于劳动的缘故，晚上非吃东西不行。所以在多数寺庙中开了过午不食的戒，但是被视为‘药食’，但持过午不食戒的僧人为数也仍不少。

32．问：戒条是可以开的吗？

答：比丘戒中除了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四根本戒外，其余戒条平时应当‘遮护’，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开’（菩萨戒，一切服从‘饶益有情戒’，在家菩萨为饶益有情故，四根本戒也可以开）。‘开’与‘遮’是戒律上的术语。如以过午不食为例，平时应当遮，但遇有某种疾病，必须午后进食的人则可以开。我国僧人因劳动的缘故必须开过午不食的戒。禅宗寺庙把吃晚饭叫做房餐，本来是给参加劳动者在房里吃的，而不是在斋堂中大家吃的，但是后来不劳动的人也吃起晚饭来了。

33．问：南方国家的僧人吃‘荤’，是否也是开戒？

答：南方国家僧人的饭食，或是到别人家托钵乞食，或是由附近人家轮流送饭，所以他们有什么吃什么，不论素食或肉食。比丘戒律中并没有不许吃肉的规定。我国大乘经典中有反对食肉的条文，我国汉族僧人是信奉大乘佛教的，他们受比丘戒外，并且受菩萨戒，所以汉族僧人乃至很多居士都不吃肉。从历史来看，汉族佛教吃素的风习，是由梁武帝的提倡而普遍起来的。蒙藏族僧人虽然也信奉大乘，但是他们的地方蔬菜极少，不食肉不能生活，所以一般都吃肉。但他们和南方国家佛教徒一样，对汉族佛教吃素的习惯，都是很赞叹的。至于‘吃荤’的‘荤’字，是专指大蒜、葱这些气味浓烈、富于刺激的东西，是大小乘戒律所同遮禁，南北佛教徒所共同遵守的。我们把‘吃荤’和‘吃肉’混同起来说，那是错误的。

34．问：听说南方国家居士们供饭，必须将盘碗送到比丘手上，不这样，比丘就不能吃，是吗？

答：是的。因为比丘要守‘不与不取戒’（即不偷盗戒），不仅是饭菜，供养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不交到他们手上，他们便不能取。

35．问：听说还有比丘手不捉持银钱的，是吗？

答：是的。比丘戒中本有这一条，这是为了防止蓄私财，起贪念。现在还有人遵行。南方比丘旅行时须带俗人随从替他管银钱的事。但是为了种种不便，这个戒条在南方国家中现在也不太严格了。

36．问：请谈一谈僧人的衣服问题。

答：根据佛教的制度，比丘衣服有大中小三件：一是用五条布缝成的小衣，我国俗称为五衣，是打扫劳作时穿的；一是七条布缝成的中衣，我国俗称七衣，是平时穿的；一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我国俗称祖衣，是礼服，出门或见尊长时穿的。三衣总称为袈裟（Kasqya）。袈裟本是一种颜色的名称，因为佛制僧人必须穿染衣，避用青黄赤白黑五正色，而用一种杂色，即袈裟色。我国旧译袈裟色是赤色，南方佛教典籍则说是一种橙黄色，可能是一种赤黄混合色。根据我国佛典记载，佛教在印度分了部派后，各部派衣色便有了区别，有的是赤色，有的是黄色，有的是青黑木兰色。但据六世纪印度来华高僧真谛法师说，各部派衣色实际都是赤色，所谓青黑木兰，仅是些微小的差别。现在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泊尔诸国的僧服都是黄色，仅有深浅的不同。我国汉族僧人的袈裟，祖衣是赤色，五衣七衣一般都是黄色。蒙藏僧人的袈裟，大衣是黄色，平时所披的中衣近赤色。北方气候寒冷，僧众三衣不够，所以我国僧众在袈裟里面另穿一种常服，这种常服是就古代俗人的服装略加改变的。常服的颜色，明代皇帝曾作过规定，修禅僧人常服为茶褐色，讲经僧人蓝色，律宗僧人黑色。清代以后，没有什么官方规定，但律宗寺院自清初见月律师重兴后，一般僧人常服均为黄色。缅甸佛教徒特别忌穿黑衣，因为在缅甸古代曾有一种邪教僧人穿黑衣，多行非法之事，后来严行禁绝。蒙藏教徒也忌穿黑色衣服。

37．问：请谈一谈关于僧人剃发的问题。

答：根据佛制，剃发、染衣、受戒是取得僧人资格的必要条件。剃发染衣的用意是为了舍弃美好装饰，实行朴素无华的生活。一般出家人也不留胡须，但我国有一部分僧人留须，他们认为出家时应剃须，此后可以留。南方国家的僧人则一律不留须。至于受戒并不需要在头顶上烧戒疤。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僧人都没有烧戒疤的规矩。这可能与《梵网经菩萨戒本》燃身供养之说有关。唐朝已有炼顶（以艾燃顶）的习俗，这个习俗形成普遍的制度，据说是在元代。当时异族统治者想藉以识别真假，防止抗拒法令的人民逃到僧众里面去。这话尚待查考。

38．问：关于僧人生活习惯的问题，已经知道了一些了。现在想请你谈一谈佛陀时代僧伽中一些主要的人物。请问释迦牟尼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有哪些人？

答：有十大弟子：舍利弗（Sqriputta），目犍连□（Moggallqna）□、摩诃迦叶（Mahqkassapa）、须菩提（Subh[ti）、富楼那（Purqna）、摩诃迦旃延（Mahqkaccqna）、阿那律（Anuruddha）、优波离（Upqli）、罗怙罗（Rqhula）和阿难陀（Qnanda）。这十大弟子各有特长，其中如舍利弗被称为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优波离持戒第一，阿难陀多闻第一。舍利弗、目犍连二人最为佛所器重，是僧众的上首，他们都在佛涅槃前逝世。佛涅槃后，代佛统率大众的是摩诃迦叶，其后是阿难陀。

39．问：一般佛寺中，立在释迦牟尼像旁有两位比丘像，他们是谁？

答：有一老一少的像，老的摩诃迦叶，少的是阿难陀。也有两比丘像是年龄相若的，则是舍利弗和目犍连。这种像只是我国汉族佛寺中有的，南方国家的佛寺一般只供释迦牟尼佛像，供弟子像的很少。

40．问：佛的弟子中有什么遗迹留存吗？

答：1851年英国人孔宁汉（当时的印度考古局长）在印度孟买东北五百四十九英里一个名叫山奇（Sanchi）地方，对那里的几座古塔进行发掘。在一座塔里面，掘得两个大石函，函盖上分别刻著舍利弗和目犍连的名字，里面藏著他们两位的灵骨。这两份灵骨被英国人劫走，存置在伦敦维多利亚爱尔保博物馆。印度独立后，才向英国交涉取回，现仍供在山奇。山奇这个地方过去不甚知名，但是近代发现很丰富的佛教文物。西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所造的大塔仍然完整的存在，据说是他所造的八万四千塔中唯一的留存的一座。塔的四面各有雕刻的石门，极为精美。由于许多宝贵的古迹，特别是由于两位大阿罗汉舍利的发现，山奇现在已经成为印度重要的佛教圣地之一。

41．问：汉族佛寺中常见到十八罗汉像，那是什么人？

答：应当是十六罗汉（罗汉即阿罗汉的简称，又称十六尊者）。据经典说，有十六位佛的弟子受了佛的嘱付，不入涅槃。西元二世纪时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庆友尊者作的《法住记》中，更记载了十六阿罗汉的名字和他们所住的地区。这部书由玄奘法师译出之后，十六罗汉便普遍受到我国佛教徒的尊敬。到五代时，绘图雕刻日益普遍起来，后来画家画成了十八罗汉，推测画家原意可能是把《法住记》的作者庆友和译者玄奘也画在一起。但后人标出罗汉名字时，误将庆友列为第十七位住世罗汉，又重覆了第一位阿罗汉的名字成为第十八位。虽然宋代便已经有人指出了错误，但因为绘画题赞的人有的是名书画家和文学家，如贯休、苏东坡、赵松雪等人，所以十八罗汉便很容易地在我国流传开来。

42．问：我国许多佛寺中有五百罗汉像，他们是什么人？

答：印度古代惯用‘五百’、‘八万四千’等来形容众多的意思，和我国古人用‘三’或‘九’来表示多数很相像。五百比丘、五百弟子、五百阿罗汉，在佛教经典中固然是常见的，但并不意味著是固定的数字。可是随著十六罗汉的崇奉，五百罗汉像也便在五代时期见于绘画和雕塑，不久便有许多寺庙建立了五百罗汉堂。后人又附会地列举五百罗汉的名字，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至于近代某些寺院中塑造的五百罗汉像，许多形象都是出自匠人的臆造，或者采自神话小说，以至流于怪诞，失去了佛的出家弟子应有的合乎戒律的威仪。

43．问：佛教寺庙中有许多菩萨像，他们是什么人？

答：汉族寺庙中供的菩萨像，主要的是文殊师利（Ma`ju1r]）、普贤（Samantabhadra）、观世音（Avalokite1vara）、地藏（K2itigarbha）。

44．问：你前面不是说过，任何志愿自度度他、自觉觉他的人都可称为菩萨，为什么这些菩萨被当做神一般地崇拜呢？

答：志愿自度度他、自觉觉他，叫做发大心，又叫做发菩提心。初发大心的人固然也可以称为菩萨，但没有得到实证以前仍然是在凡夫的地位。发了大心，依照戒定慧三学修习，实行六度四摄，经过无数生死，最后才能成为佛果，其间有三贤十地五十二位等阶梯。文殊师利等是居于菩萨的极地的，是等觉位菩萨。大乘经典特别称道文殊师利的大智、普贤的大行、观世音的大悲、地藏的大愿，所以这四大菩萨特别受到教徒的崇敬。我国五台山被认为是文殊师利的道场，峨嵋山是普贤的道场，普陀山是观世音的道场，九华山是地藏的道场，称为四大名山。由此可以看出四大菩萨在我国佛教徒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45．问：四大名山国际上也知名吗？

答：五台山是文殊师利道场，这是见于大乘经典的，所以古代有不少从印度和西域来的高僧来朝拜。尼泊尔并且有这么一个古老的传说：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所在地）山谷地区，原来是一个大湖，文殊师利由中国五台山到那里去，劈开了一座山岭，将湖水排去，让随他同去的人们安居下来，这才建立了尼泊尔国。所以尼泊尔人民对文殊师利和五台山特别有亲切的感情。至于普陀山之成为观世音道场、九华山之成为地藏道场，则和日本、朝鲜佛教僧人有关系。

46．问：汉族寺庙的前殿一般供著一个笑面和尚像，他是谁？

答：是弥勒菩萨。佛教预言，将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灭尽了之后，经过很久远时期，弥勒菩萨将在这个世界上成佛说法。由于这个原因，弥勒菩萨也受到普遍的崇敬。中国历史上常有假托弥勒降生以号召农民起义的事，如元代弥勒教之类。至于笑面和尚像，并不是弥勒像，而是五代一个和尚名叫‘契此’的像，这个和尚经常背著一个布袋，人称为‘布袋和尚’，相传是弥勒化身，所以后人塑他的像作为弥勒来供奉。有人认为，汉族寺庙供奉布袋和尚像，可能受了弥勒教的影响，因为弥勒教的产生地就是布袋和尚的家乡，浙江奉化，所以有理由推断布袋和尚的形象是因弥勒教而普遍流行开来的。

第四章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衰灭和复兴

1．问：请简略地介绍一下佛教在印度的历史概况。

答：佛陀逝世后一千六百余年中，印度佛教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经过分化、发展和衰坏的过程，最后消灭于西元十二世纪时代。

2．问：印度今天不是还有佛教吗？

答：印度今天的佛教是西元十九世纪后期才由斯里兰卡重新传入的。在此之前七百年中，印度没有佛教。

3．问：印度佛教在它的一千六百多年历史中有哪些重要的阶段？

答：从学说的思想发展来看，可以把印度佛教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佛逝世后约一百年之间为原始佛教时期；第二，在这之后约四百年之间为部派分裂时期；第三，此后约四百年为大乘中观学派兴盛时期；第四，此后又约四百年为大乘瑜伽学派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后期，密宗颇为流行；第五，最后约三百年为密宗盛行时期。

4．问：所谓原始佛教时期的情况是怎样？

答：在这一时期中，佛弟子们在教团生活上一般维持著佛在世时一向的设施和惯例，在学修上奉行著四谛、八正道的根本教义，没有什么重大的争论。这一时期，用佛教的话说，是‘和合一味’的时期。但是所谓和合一味，仅能说是大体上的一致，不是没有见解上和主张上的歧异。即以这一时期开始时的第一结集为例，在结集中就曾有关于‘小小戒’（微细的戒律）是什么和要不要废除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由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多数僧众没有能够参加结集，分散在各地的大弟子们也有未能参加的，他们不会没有认为需要补充或修正的意见。如富楼那（十大弟子之一）除在事后承认结集的佛法外，又声明：‘我从佛得闻之法，亦当受持’。他和摩诃迦叶讨论戒律时，对‘内宿’（僧人住处留藏食物）等八条戒条，他认为那是佛制定之后又开了的，迦叶则认为是开了之后又重制定的，终于各行其是。典籍中又有跋波（最初五比丘之一）在窟外另行结集的记载。这些事实说明当时的统一之中存在著差异。佛在世时，于不同的时机，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教法。弟子们或因佛说法的时机不同而有听受的不同，或因各人的根性、专长和学修方法的不同而有了解和悟入的不同，这也是可以想见其然的。在第一结集之后，长老们分别率领僧众在各方弘化，师弟相承，渐渐各自形成传承的系统。他们传授的教法和戒律互有异同。各个传承系统很自然地按照地域划分其势力范围，日久之后，不能不受到各地环境的影响而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学说思想方面，有的态度偏于自由进取，对佛所说的教法，但取大意，对戒律的受持，也有所通融；有的偏于固执保守，拘泥教条，不敢出入；有的介乎二者之间。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势必引起后来部派的分裂。

5．问：部派分裂时期的情况怎样？

答：佛教团最初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这是佛陀逝世后约一百或一百余年的事。当时直接引起分裂的原因是由于僧众们在戒律问题上的争执。据说有一位西方波利族比丘名叫耶舍的，游化到东方的毗舍离城，看见跋只族比丘们劝令在家信徒布施金钱作僧众购买所需之用。耶舍认为比丘乞受金银不合戒律，于是提出异议，遭受到跋只僧众的摈斥。耶舍便往西方各地邀请上座比丘们到毗舍离集会，结果判决跋只比丘们为非法（根据上座记载，除乞受金银外，尚有其他九事非法）。这便是第二结集，因为集合的有七百人，所以又称‘七百结集’。跋只比丘们大多数不承认这个判决，他们另外召集了一万比丘举行结集。这便造成了教团的分裂。

6．问：为什么这种判断是非的集会也称为结集呢？

答：两个集会都进行了经律的结集。七百比丘的结集，费时八个月之久。万人结集的时间虽未见记载，想也不会很短。可见两派要求解决的不只是关于乞受金银这一问题，而是要求通过经律的再一次编定来贯彻自己一派的主张。拿两派的戒律两相比较，大众部的僧祇律较简略而多通融，上座部的十诵律则繁密而严格；僧祇律对微细戒条多有舍弃，对于开戒（包括乞受金银在内）多有方便，十诵律则与此相反。显然，第二结集是第一结集之后百年间教团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七百结集的参与者多数是上座长老，所以这一派被称为上座部（Theravqda）。今天南方国家的佛教徒自称为上座部，因为他们出自上座部的传承。跋只族比丘举行万人大会，这一派人数众多，所以称为大众部□（Mahqsa/ghika）□。

7．问：两派的矛盾是否仅是戒律问题？

答：最初主要是戒律问题上的争论，但是两派为学的精神不同是其主导原因。上座部严格持守戒律，致力于修习禅定，注重自己内心的修持。大众部则广学多闻，致力于弘传教法，注重接引群众。这两种不同的精神，不仅引起了戒律问题的争论，而且促使后来佛教在教理上、学说上在各个时期不同的发展。

8．问：在第二结集之后，还有没有部派分裂的？

答：最初分立的上座、大众二部称为根本二部。后来由于佛教流传地区日广，各地的传承既有不同，而各地风土人情的不同又必然要求说法和制度的改变，因此学派渐渐繁多起来。从第二结集到佛陀逝世后约四百年之间，上座、大众的根本二部又先后分裂为十八部或二十部，关于诸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乃至名称有不同的传说。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的一部是说一切有部（Sabbatthivqda），此外较重要的是跋只子部（Vajjiputtaka或称犊子部）和化地部（Mah]sqsaka）。据大众部传说，上座部最初分出分别说部（Vibhajjavqda），它采取大众部的一些学说，成为独立的部派，与上座、大众成鼎足之势。但根据上座部的说法，分别说部乃是上座部的异名。大众部早期分出的三部是一说部（Ekavyohqrika）、说出世部（Lokottaravqda）和鸡胤部（Gokulika或称牛王部）。大众部后期分出的制多山部（Cetiyavqda）是最大的一个部派。

9．问：各部派的学说有很大的不同吗？

答：上座、大众根本两部在教义上有较大的差别，至于支末部派，一般地说，与根本部差别不大。上座部学说可以拿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因为说一切有部是上座部中最早的和最大的一个部派，它传下来丰富的论藏典籍。大众部没有什么论著留传下来，只是从某些史籍记载中看到它的一些论点。

10．问：可否把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学说简略地介绍一下？

答：可以举几个问题来谈。第一、对于事物（法）的认识问题。在未谈之前，先要介绍两个术语：（1）有为法，一切依借因缘而有造作生灭的事物都叫做有为法；（2）无为法，不依借因缘，本来不生灭的事物是无为法，如涅槃、虚空（万物都在虚空中生灭，而虚空的无碍性则不依借因缘而本自存在）等，都是属于无为法。说一切有部和大众部都认为无为法是实在的。至于对有为法的看法，大众部认为一切有为法依借因缘而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有体和用（作用）。说一切有部认为一切有为法，如果本来没有，即使具备了条件，也不能生起，如龟不能生毛，兔不能生角，所以任何一法，它的体都是永恒存在的，只是作用没有生起的名为未来，作用已经生起的名为过去，作用正在生起名为现在。因此这个部派的主张是三世（过去、未来、现在）实有与法体恒有。法体虽有，但是它的作用的生起要依借于诸法的集合以及前后的关系（因缘），决没有单独能起作用的。既然各各法的自体没有作用，所以没有常一主宰的我。这一种说法是我空法有论，而大众部说法接近于我法两空论。第二，对于佛陀的认识问题。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不是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时期的修行而成的；佛陀的色身、寿命和威力都是无边际的；佛陀永远化度众生无有疲厌；佛所说的一切语言都是随机说法；佛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佛之说，认为佛所说的语言并不全部都是经教，佛并不是以一音说一切法。第三、对于声闻和菩萨的认识问题。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的根性和所修行的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二乘（声闻与缘觉）所得的解脱是没有差异的。此外，在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和修行实践的方法上都有不同之处，这里不列举了。

11．问：在部派分裂时期中还有什么其他重大的事件发生吗？

答：佛教史上一件关系极为重大的事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便是阿育王大弘佛法。在阿育王之前佛教的传播只局限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由于阿育王的努力，佛教不仅传遍五印度（东、西、南、北、中印度），而且传到亚洲、北非、希腊许多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12．问：阿育王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答：阿育王（Asoka，或译为阿输迦王，或意译为无忧王）是西元前三世纪摩揭陀国的国王。他的祖父是印度古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旃陀罗笈多（有人根据他的名字而考证他是有旃陀罗种姓的血统的，阿育王也曾被称为旃陀罗阿输迦）。旃陀罗笈多是西元前四世纪摩揭陀国人，被国王放逐流徙在西北印度。当时亚历山大侵入印度，占领五河一带，威胁恒河平原。旃陀罗笈多举起义旗，聚合西北民众赶走了希腊驻军，然后回到摩揭陀国，推勫了难陀王朝，成为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他统一中、西、北印度，使摩揭陀国成为强大的帝国。西元前273年，雄才大略的阿育王继承他父亲宾头沙罗登了王位，他发扬光大了先人志业，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全印度的统一。他征服南印度羯陵伽国的时候，看到了战争的惨状，大动悔悟之心，从此放弃了由武力征服的办法，而归依了佛教。他一方面实行转轮王理想的政治，兴办巨大的水利灌溉工程，修筑从摩揭陀国到伊朗的国际大道，发展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一方面大力传播佛教。他设置一种司掌宗教工作和慈善事业的官职，名叫‘正法大官’，派遣他们和传教师们到各地宣传佛教，他的儿子摩晒陀（Mahinda）、女儿僧伽密陀（Sa/ghamittq），（两人都出了家为比丘、比丘尼）也先后被派往师子国（斯里兰卡）。当时东至缅甸，南到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地，都有佛教的传播。

13．问：我国旧时传说，秦始皇时代曾有印度僧人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华传教，有没有这件事？

答：这件事不见我国的正史纪载，但是秦始皇和阿育王是同时代的人，当时阿育王派遣一批传教师来到中国也是可能的事。阿育王的祖父时代一部文献中曾提到中国丝织品（梵文里有关丝的字，如C]napawwa即成捆的丝，C]nasukka即丝织衣服等，都有C]na‘支那’这个字作组成部分），可见秦始皇之前，中国与印度已经有了往来。

14．问：阿育王弘扬佛教的原因是什么？

答：摩揭陀原来是释迦牟尼教化的根据地。佛教最初就得到摩揭陀国及其邻国国王们的支持，阿育王的祖父笈多王也是一位佛教的护持者。这个事实反映著当时印度的刹帝利（国王）和婆罗门（僧侣）的冲突，而且，据我看，也反映著当时恒河流域的新兴国家中新兴地主们和商主们对领主割据势力的冲突。历史事实证明，孔雀王朝的国王们本身就是善于经营的大商主。婆罗门神权和种姓制度所支援的领主割据势力严重阻碍著农业上灌溉系统的兴建和商业上国内外贸易的畅通，因此，反对神权及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受到当时民众的拥护，尤其是受到新兴地主阶级和商人们的欢迎。另一方面，佛教慈悲安忍的教义，在摩揭陀帝国统治者看来，对国内统一事业的巩固和国际友好关系的发展，是有利无害的。当阿育王从亚历山大穷兵黩武的后果中，从他自己征伐时遭到顽强抵抗的经验中，认识到必须改变武力政策而采用怀柔政策的时候，他便选择了‘法錀’作为他的政治武器。

15．问：阿育王弘扬佛教在学术文化上起了一些什么影响？

答：当时佛教的传播对亚洲各国以及东方和希腊、叙利亚、埃及等国家的文化交流，起了深远巨大的作用。阿育王生前巡礼各地佛迹时铭刻了许多石柱，他又在各地崖壁上刻了许多法诰（根据佛法而颁布的各种教诰），这些遗物至今还有留存和陆续发现的，对古代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16．问：阿育王传布佛教之举对当时部派的兴起有没有影响？

答：阿育王时代，佛教大约已经分为四个部派。各部派分往各地传教后，受到了各地不同环境的影响，在形式上和学说上有了不同的发展，这便促成了更多部派的产生。

17．问：关于阿育王时代举行的第三次结集的情况可否再谈一些？

答：关于第三次结集的经过，我在前面谈到佛教经籍时，已经讲过了。根据南方佛教记载，阿育王大弘佛教之事，就在结集之后。最近在八纳（阿育王故都）发掘出阿育王建筑的一座宏大寺院的遗址，里面有一百根石柱的大讲堂，并有许多僧房和水池，有人说这可能就是第三结集的处所。但是关于第三结集的事，北方所传典籍中没有纪载。

18．问：阿育王之后又有什么大事发生？

答：阿育王大弘佛法后，三百年中，佛教在中亚各国获得坚固的根据地，更向东发展而传来中国，流布地域日见推广。但是在印度境内，佛教却遭遇了厄运。阿育王逝世后不到五十年，孔雀王朝为巽伽王朝所代替。受到婆罗门国师的助力而篡得王位的富奢蜜多罗王崇拜婆罗门而严厉地排斥佛教，毁坏塔寺，杀戮僧众，使印度佛教一时陷于黑暗的时代。幸而巽伽王朝的统治权力仅限于中印度，他的排佛运动没有波及到南印度与西北印度。当时佛教徒多避难于西北，也有逃到南方的，因而促进了北方佛教的兴盛，和南方佛教的发展。当时统治北印度的是大夏国弥兰陀王（希腊族），弥兰陀受了那先比丘的教化归依了佛教。至今传存著他和那先比丘关于佛教的问答，汉文译本称《那先比丘经》，巴利文本称为《弥兰陀问经》。大家都知道的犍陀罗佛教美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渐兴起的。

19．问：当时南方佛教的情况怎样？

答：关于当时南方佛教情况，缺乏资料。可以知道的是：由于阿育王派到南印度去传教的是大众部僧众，所以大众部学说在南方盛行而为兴起于南方的达罗维荼民族所接受。达罗维荼人建立的案达罗国在西元前28年灭了中印度的康发王朝（巽伽王朝的后一朝代）而并有其土地。此后，中印度的佛教似乎稍稍有了起色。与案达罗人入主中印度同时，大月支人灭了西北印度的大夏王朝而创立贵霜王朝，印度历史自此进入南北朝时代，直到西元四世纪笈多王朝时才再统一。在此时期中，南朝佛教情况很难知道其详，北朝佛教则在西元二世纪迦腻色迦王（Kani1ka）时期最为兴盛。

20．问：迦腻色迦是怎样的人物？

答：关于迦腻色迦的事迹很少有纪载，但是在护持佛教方面，他有阿育王第二之称。据说他从前也像阿育王初期那样多所杀伐，后来得到胁比丘（Pqr1va）的教化，归依佛教。从遗迹看来，迦腻色迦时代建造的塔寺和佛像很多，而且在艺术上有很大发展。如在佛塔的形式方面，改变了印度向来的复钵式，而创建了五层楼阁式的佛塔；在造像艺术方面，参酌希腊、印度两地不同形式而自成风格，使犍陀罗佛教美术发展到高峰。迦腻色迦王又由中印度罗致当时佛教大文学家马鸣（Assaghosa）到迦湿弥罗（Kasm]ra），使佛教文学获得辉煌的发达。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想见佛教在这时代兴盛的情况。迦腻色迦王对佛教贡献最大的就是在他发起和护持下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结集。相传他曾向一些人询问教理，所得到的解答各有不同。他感到学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依从胁比丘的指导，招集世友（Vasumitta）以下的硕学比丘五百人在迦湿弥罗纂辑三藏，并加以编述注释，共三十万颂，九百多万言，历时十二年方始完成。其中一部分就是《大毗婆沙论》，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一部重要的巨著，我国有新旧两种译本。

21．问：这时期，除了有部得到提倡弘扬之外，其他部派的情况怎样？

答：当时迦湿弥罗地区，有部最为兴盛，但其他各部派也都很发达。与大众部有关而和有部对立的大乘思想这时流行于印度各地，在思想界中有著广泛的影响。迦腻色迦王所尊事的马鸣就是一个具有大乘思想的人。这时期可以说是大乘学说经过长期酝酿而趋于成熟的时期，但是大乘佛教的大兴，还有待于稍后一个时期的龙树大师。

22．问：龙树是怎样一个人？

答：龙树（Nqgqrjuna）是西元二、三世纪间的南印度人，原来是一个婆罗门学者，后来归依佛教，出家受戒，在雪山从一位老比丘受到大乘经典，由此智慧无碍。当时许多哲学家们都被他的雄辩所折伏。他感到所读到的佛经虽然深妙，但是道理还有未尽发挥的，随后又从别处得到许多大乘经典，他便造了许多论著以阐明发挥经义。他的学说迅速地流布印度各地，从此大乘佛教便大为兴盛起来。

23．问：龙树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龙树主张的是‘诸法实相论’。前面说过，在对于事物的认识问题上，有部认为一切法的自体是永恒存在的，只是它的作用的生起，要依借于因缘。龙树则与此相反，认为一切有为法只是因缘和合所生的现象，没有常住不变、单独存在的自体。譬如众木聚生而为林，林只是个假名，除众木外，别无自体（无自体也叫做‘无自性’）。所以龙树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空’乃是一切法的真实相状。

24．问：这是不是一种否定一切的怀疑论？

答：为了便于判断，需要再作些说明：（1）一切法空的理论是建立在一切法互相依存的因果律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不是否认因果律的。（2）这里所说的空，不是空无之空，它是绝待的，不能认为是有，也不能认为是无，不能认为是生，不能认为是灭，一切经验上的有无、生灭、来去等等概念都说不上，不是我们的觉知分别所能得其实际。所谓非有非无，非生非灭，一切皆空，所以说是‘空不可得’。（3）对于事物的认识，龙树说有二谛，这是就一件事物的两面来说的：从现象来说为世俗谛（相待的世间真理），从本质来说为第一义谛（绝待的真理）。从世俗谛来看，宇宙万有，无量差别，种种相状，种种功用，种种生灭、来去、同异、是非、得失等现象和因果关系，历历分明而有；从第一义谛来看，虽有万象差别，而当体空不可得。空与有在因缘所生法上是统一的，因此世俗谛与第一义谛是二而不二的，这便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的道理，这也便是龙树的‘中道义’。

25．问：龙树之后，大乘有什么发展？

答：龙树之弟子提婆是龙树的得力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提婆也有许多著作，著重于破斥外道（佛教对非佛教的宗教和哲学，均称为外道），因此遭到杀害，但是大乘学说更为发达，同时，有部、经量部和其他部派始终与大乘相抗行，也都很发达。大乘佛教和部派在互相争论辩难中，都在思想上有所发展。到了西元四、五世纪的笈多王朝，大乘佛教产 生了一个新的学派—瑜伽系（Yogqcqra）与原来龙树的学派—中观系（Mqdhyamika）并称为印度大乘佛教的二大思潮。

26．问：请简略介绍一些笈多王朝的情况。

答：笈多王朝在印度史上是与孔雀王朝媲美的一个王朝。它是西元320年左右在中印度兴建起来的，月护王是这个王朝的创始者。第二代海护王统一了五印度，国势大盛。第三代月护二世王更向西方扩展，并发展了海外贸易交通，远及埃及诸地。随著政治与经济的兴隆，当时印度的文化学术也呈现著灿烂的光彩。笈多时代的佛像雕刻被认为是印度历代雕刻中很完美的作品。其他艺术、文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我国法显法师五世纪初西游印度时，正是月护二世王在位时期，他的《佛国记》中曾记载他当时见闻的盛况。至于宗教哲学方面，当时婆罗门教神学有很大发展，其他学派如数论、胜论等颇为兴盛；佛教在这时期也有了重要的建树，出了不少大学者，其中无著（Asanga）和世亲（Vasubandhu）两兄弟是最为特出的人物，他们就是瑜伽系的创立者。

27．问：无著和世亲是怎样的人物？

答：无著是北印度人，原来是有部的僧人。传说，他因为对有部教理感到不满足，乃上升兜率天（弥勒菩萨所居住的天上），向弥勒菩萨请问大乘空义（一说弥勒下降为他说法），于是大得悟解。他传出了弥勒的五大部论，并且写了许多著作，以阐明大乘教义。有人考证，无著所师事的弥勒，大概是一位属于瑜伽师（有部中专修禅定的人，称瑜伽师，即禅师）的大乘学者，而不是兜率天的弥勒。世亲是无著之弟，原来也是有部的学者，后来听从无著的劝导，改学大乘，大弘无著的学说。世亲著作极多，被称为千部论师。

28．问：瑜伽系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瑜伽系的学说，内容极为繁博，包括方面甚广，现在只就宇宙观问题简略地介绍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瑜伽系继承诸法实相论而加以补充和发展。它认为实相应该有两方面，既不是有自性，又不是一切都无所有，这样的认识才是离开有与无的执著，才是中道。瑜伽系说诸法自性有三种：一切法都是依众缘而起，这便是‘依他起性’；依他起的万物由于凡夫的种种虚妄思量分别（周遍计度），而有种种虚构的体相在心上现出来，其实这种种体相完全是没有的，这便是‘遍计所执性’；在依他起上离开虚妄分别，便证到圆满成就的真实，或叫做‘真如’，或叫做‘实相’，这便是‘圆成实性’。这三性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遍计所执好像是夜间行路看见一条绳而误认为蛇，其实蛇没有而似有；依他起好比是绳，绳的体由因缘所生，只是假有；圆成实比如绳体的麻，则是真有。从三性的里面来观察，又有三无性：第一，遍计所执的相是没有的，这便是相无性；第二，凡夫认为自然而有的事物，只是因缘所生而已，这便是生无性；第三，诸法的实相，是空不可得，这便是胜义无性。

29．问：‘三性三无性’的说法，与龙树的二谛有什么不同？

答：‘三性三无性’的说法仍然是以缘起性空论为基础的，但以前龙树的‘一切皆空’论只是就三无性的一边说的，瑜伽系则同时主张三性，而且详于阐说三性一边的道理，它大量采用了有部的‘名相’（即术语）而加以组织来分析说明一切法的类别和关系，特别指出在依他起中应当认识一切法都是识所变现，所谓‘万法唯识’的道理，这是中观系所没有的。

30．问：佛教既认为根（眼、耳等）境（色、声等）相合，才有识的发生，如何又说万法唯识呢？

答：唯识家认为我们眼识所见的色，耳识所听的声，鼻识所嗅的香，舌识所尝的味，身识所触的坚、湿、暖、动等，都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五识依著五根托外界事物为‘本质’而变起的‘影像’。所以识有两种功能：一种就是能够变起影像的功能，叫做‘相分’；一种是能够了别影像的功能，叫做‘见分’。我们的一切知觉无非是自己识上的见分对相分的了别而已。

31．问：这种说法，只能说明我们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不能说明唯识的道理，因为照唯识家的说法，也必须先有外界事物才有相分，有了相分，才有见分，换句话说，仍然是根境相合才有识的发生，根与境都是离开识而存在的，倒是识不能离开根境而存在。

答：唯识家主张六识之外，还有两个识—第七末那识（mana）和第八阿赖耶识（qlaya）。末那意译为‘意’，是第六意识所依之根，它有一个单纯的作用，就是恒常不断地执持‘我’的思想。由于‘我’的思想，人们在接触外界事物时，便有爱憎、好坏、是非、彼此种种意识活动。阿赖耶意译为‘藏识’，它能保藏一切事物的‘种子’不使失坏。‘种子’在这里是一个借用的名词，它的实际意义是能力，或者是潜势力。阿赖耶藏的种子有两类：一是名言种子，‘名言’用现代语说，就是概念。我们前七识所见闻觉知的东西留著印迹于阿赖耶识上面，用唯识家的术语，这叫做‘薰习’，好像用香薰衣服，衣服便留著香气那样。薰习所成的便是作为潜势力而存在的种子。二是业种子，就是我们的意识所造的善业、恶业熏在阿赖耶识上的种子。由阿赖耶所藏的二类种子变起现在的五官（根身），外界（器界）以及现起前七识（所以根身、器界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它们是阿赖耶的相分）。这身心宇宙的变起，叫做‘现行’（现在的活动）。于是再由现行薰习名言种子和业种子而有未来的身心宇宙的变现。这就是瑜伽系的‘阿赖耶缘起论’。

32．问：佛教是不承认灵魂的，但是阿赖耶识可否说是变相的灵魂？

答：佛教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甚至后来瑜伽系的学者也有删去第七、第八识而只谈六识的。但主张阿赖耶缘起论的人认为阿赖耶不是一个常住不灭的东西，而是永远在迁流变化著的，这与一般灵魂的意义不同。好像远望中的瀑布，看上去以为是一片白布下垂那样，把极其急速而微细的迁流变化的阿赖耶识，认作是一个常住不变的‘我’（或叫做灵魂）的存在，这是错觉。这个错觉，就是末那识。唯识家的目的仍然是破除我执，把有漏（烦恼）之识，转成为无漏之智。

33．问：瑜伽系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唯心论体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建树？

答：佛教的逻辑学—因明，到笈多时代有了很大成就。瑜伽系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特别多。到了六世纪的陈那（Dinnqga）和七世纪的法称（Dhammak]tti），因明更为发展。这两人都是瑜伽系的大学者。

34．问：印度大乘思想除中观、瑜伽两系外，还有其他派系没有？

答：正式形成学派的是中观、瑜伽两系，它们是印度大乘思想的主流。两系之间固然有学说上的诤论，两系内部也各有不同流派的发展。此外，也还有不同于两系的思想上的支流，将来有机会再谈。

35．问：笈多王朝以后的情况怎样？

答：笈多王朝后期（五世纪末），[口+厌]哒族（一说是匈奴族，未确。[口+厌]哒族又称白匈奴，但与匈奴不是一族。）由阿姆河南下，占领印度西北部，建立王国。西北印度佛教受到严重的破坏。印度终因异族的继续入侵，笈多王朝的覆灭，而陷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其时，东印度一个王国西侵中印度，中印度佛教又一度受到破坏。后来中印伐弹那王朝的戒日王（S]lqditya）战胜了敌人，并统一了中印度，佛教始稍稍复兴。笈多时代已经开始兴建的那烂陀寺，在伐弹那王朝继续得到增建，规模日益宏大，大乘学者们集中在那里讲学研习，蔚为当时印度最高学府。大约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左右是那烂陀寺的最盛时期。我国玄奘法师在这里留学时（西元七世纪三十年代），瑜伽系的大论师戒贤（S]labhadra）和中观系的大论师智光（J`qnaprabhq）都在那烂陀寺讲学。戒日王曾在他的首都曲女城（Kanyakubja今名Kanauj）开群众大会召集学者们辩论哲理，可见当时佛教讲学风气之盛。

36．问：这以后的情况如何？

答：戒日王死后，中印度又陷于混乱局面。当时印度分据各地的王国都崇奉婆罗门教，佛教日益削弱。独有东印度的波罗王朝历代崇信佛教。这个王朝起于七世纪中叶，延续到十一世纪末。它统治著摩揭陀以东的地方，那烂陀寺在它的境内，它又在那烂陀附近另建一超戒寺，规模更大。这一时期，密宗逐渐兴盛起来，九世纪以后，更为盛行，但佛教在学术思想方面则逐渐衰落下去。

37．问：密宗是怎样创立的？

答：密宗，或称为真言陀罗尼宗，或称为密乘（大乘其他宗派相对而称显宗或显乘），传说是龙树开南天竺铁塔，取出秘密经典而传出来的。事实上，自龙树以来，流行的大乘经典中，就杂有密乘的成分（密咒），但独立而成立所谓密宗，则是远在龙树之后的事。

38．问：真言陀罗尼是什么意思？

答：真言陀罗尼就是密咒。根据密宗的说法，密咒是佛内证的智慧的语言，是能够显示诸法实相的真实语言，所以叫做真言。陀罗尼（dhqraz]）的意义是‘总持’。密咒的一字一声，总含著无量教法义理，持有著无量威力和智慧，凭仗念诵密咒的威力，可以获得远比显宗迅速而伟大的成就。密宗著重在修习仪轨，按照一定的仪轨，结坛，设供，身结手印，口诵真言，意作观想等等，以求将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转成佛的身口意三密（佛的身口意作用微妙不可思议，所以称为三密），这样便可以迅速得到智慧、神通，乃至即身成佛。修习密法还有息灾、增福、降伏等作用。

39．问：密宗佛像有许多是多头多手，有的是面貌狰狞，甚至不是人的形状，这是什么道理？

答：密宗的像都是表示一定的意义的，如观音像的四臂六臂表示菩萨行的四摄六度；大威德金刚的三十四臂加上身、口、意表示三十七道品；又如佛座上的莲花表示出离心，月轮表示菩提心，日轮表示空慧（通达一切皆空的智慧）；又如手中执持的种种器具也都是表示佛菩萨的种种誓愿、智慧、功德等；面貌凶猛的一般是金刚（有大威力的神）像，表示降伏魔军的威力和作用。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天神的像。

40．问：密宗是否吸收了许多婆罗门教的内容和形式？

答：是的。从历史来看，佛教最初是反对婆罗门的教义和祭祀仪式的。佛教一度在孔雀王朝成为国教，大行其道，但不久即随王朝的更易而遭到排斥，其后虽得到某些地方王朝的护持，但一般说来是不断受到种种障难的。为了随顺时势与世俗，佛教不得不采取一些‘方便’，以推行其教化。同时婆罗门教虽在政治地位上居优势，但由于佛教哲学的发扬，不能不受到刺激而要求改进它的理论。因此双方在互相排斥中的互相影响，便成为自然的趋势。到笈多王朝，婆罗门教梵我论的建立，扩大和增强了它的影响。西元七世纪后期，婆罗门教学者鸠摩梨罗（Kumqrila）和商羯罗（！ankara）□更吸收佛教的理论而大大发展它的神学，于是婆罗门教便以新的姿态大为兴盛起来（西方学者把这以后的婆罗门教称为印度教），而佛教当时则以人才廖落，相形见绌日见陵逼。适应这样时节因缘而兴起的密宗，在仪式上大量采取‘方便’，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许多东西而加以不同的解释，确是事实。但是在教义上仍是以空、无我的理论为根本的。

41．问：佛教在印度的最后情况是怎样？

答：从七世纪中叶开始，便有信奉异教的突厥族由中亚细亚侵入印度的西北部。到十世纪后半期，他们逐渐进展到五河地区，并向内地侵略，所到之处，印度原有宗教均受到破坏。到十一世纪波罗王朝末期和继起的斯那王朝时期，侵略势力渐达东印各地。佛教上师们星散避难，多经历尼泊尔、迦湿弥罗等地来到西藏。最后斯那朝王室也改变了信仰，超岩寺等重要学府先后被毁，留存的僧人寥寥无几。于是佛教残余不久便绝迹于印度本土，这大约是在十二世纪末叶的时候。

42．问：近代印度佛教复兴的情况，可否介绍一些？

答：十九世纪末期，斯里兰卡一位达摩波罗（Dhammapqla）居士到印度瞻礼佛教圣地，看到那些地方的荒凉景象，他便努从事复兴印度佛教的事业，于是印度又开始有了佛教的团体和活动。近几十年来，中国、缅甸、日本等国佛教徒也陆续在印度各佛教圣地—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等处建立了一些佛寺。印度人民渐有归依佛教，而且也有到斯里兰卡出家受戒的，但是为数不多。直到1956年，突然有一个大规模的改宗佛教运动在‘不可触种姓’的群众中发生起来，这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件大事。原来，有一位安贝德卡尔（B.R.Ambedkar）博士，是印度‘不可触种姓’人民的领袖人物。1956年10月，他在那伽浦尔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改信了佛教，并宣传‘人不是神创造的’和‘一切众生平等’的佛教教义，参加大会的五十万‘不可触者’响应他的号召，同时宣布放弃印度教信仰而归依佛教。安贝德卡尔于1956年12月突然逝世，但是改宗佛教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掀起了澎湃浪潮，向印度全国各地发展，成千成万的人相率归依佛教。据1962年5月《世界佛教》杂志报导，印度七千万不可触种姓人民中已经有二千万人改宗佛教。这个运动目前还在继续发展。

第五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

（一）佛教的传入和经典的翻译

1．问：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答：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西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我们可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西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西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阿育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西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

2．问：佛教最初传入的年代既是传说纷纭，很难考定，为什么一般公认是开始于汉明帝的求法呢？

答：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西元64）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西元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这个寺据说也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根据这个传说来看，佛教的传入中国虽不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年代。西元73年班超使西域，以后三十六国内属，西域道路畅通，当时著名科学家和文学家张衡（78-139）写的《西京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了。

3．问：佛教入中国的途径除了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到关中之中，有无经由海路到达吴楚的可能？根据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

答：我同意这个看法。据史籍的记载看来，当时楚地佛教的传播比起中原，似乎更盛一些。

4．问：中国佛教什么时候开始有自己的出家佛教徒的？

答：中国很早就有了本国出家佛教徒，汉明帝听许阳成侯刘峻出家是最早的记载。但最初那些僧人仅是从师出家，剃除须发，照戒律生活，还没有受戒的制度；到西元250年来自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正式建立戒坛传戒，中国才开始有了如法的比丘。由于没有外国比丘尼到来，最初女人出家为尼的也只是剃发罢了；稍后从大僧受戒，还不具备完全的受戒制度。到西元429年，由斯里兰卡先后来了以铁萨罗为首的十九位比丘尼，才使她们的受戒具备完全的条件；从此，中国才有了如法如律的比丘尼。

5．问：佛经的翻译始于何时？

答：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是和佛经的翻译事业分不开的。最早的翻译，前面已经提到，摩腾、竺法兰在汉明帝时开始翻译过《四十二章经》，据说还有一些别的经。这就是最早的翻译。

6．问：以后，汉代还有哪些著名的翻译家？

答：在初期（西元二、三世纪）的译师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安息国（在今伊朗一带地方）的安世高，月支国的支娄迦谶，康居国（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地区）的康僧铠、康僧会，和一位有月支人血统的最早西行求法之一的中国僧人竺法护，同时还有朱士行于西元260年西行求法。由于他们的努力，不少声闻乘的和大乘的经藉被翻译为汉文。

7．问：这些译师所传译的经典有什么不同？

答：他们中间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小乘学派，以《阿含经》和‘禅数’之学为主，可以安世高为代表；二是大乘学派，以《般若经》和净土信仰为主，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两派同时并行。

8．问：那时的翻译对后来的佛教有什么影响或作用？

答：当时翻译事业还在初创时期，限于各种条件，还未能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翻译，所译的经书很少是全译本，而翻译文体也还没有能够确立，但是他们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开辟园地的工作，为佛教在中国思想界树立了地位，并且扩大了影响。

9．问：佛教传入后有不少人研习弘传，中国僧界出现过什么样的重要人物曾促进佛教的发展？

答：佛教在中国的广大流行，开始于四世纪，当时中国僧界道安法师是一位重要人物，是起了很大积极作用的佛教领袖。他是我国最早的热心传教者，曾经派遣徒众到各地大弘佛教。他又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建立者。他努力寻求戒律，以补当时律藏不齐全的缺陷，并制定了当时全国风从的僧尼轨范（中国僧人出家后，废除原有姓氏，一律以‘释’为姓，是由道安提倡并从他开始的）。他整理了已译出的经典，撰成了中国第一部‘经录’；他极力奖励翻译事业，并第一次总结了翻译的经验。在他的主持下，翻出了许多重要经论，集中和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为后来鸠摩罗什的大规模翻译事业准备了有利条件。

10．问：佛教的确立，首先在于戒律，经过道安的努力，以后还有哪些律部的传译？

答：道安和他的弟子们寻求戒律的热心，对于律藏的充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道安在世时，已经得到大量的戒本，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惜那些书已经失传了。之后不久，来自喀什米尔的弗若多罗和昙摩流支，先后帮助鸠摩罗什译出了萨婆多部《十诵律》，这部律得到鸠摩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在江西大为弘扬；佛陀耶舍（也是克米尔人）在西元410年又译出了昙无德部《四分律》；奉佛音尊者之命，由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的僧伽跋陀罗译出了《善见律毗婆沙》。五世纪初法显法师游历天竺，主要也是为寻求戒律而去的。法显法师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求法者和旅行家，他的不朽的‘游记’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容易令人忽视他最初求律的动机和这方面的成就。他除带回许多书籍外，并且带回了《摩诃僧祇律》和弥沙塞部《五分律》，前者已由他自己和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的佛驮跋陀罗译为汉文，后者则在他逝世后由佛陀什（喀什米尔人）翻译了出来。另一位伟大的求法者，七世纪的义净，也是抱著学律的志愿而远游的。他带回了而且译出了一切有部的十一种著作，从而使律藏大为完备。因此汉文译出的律藏有《四分律》六十一卷，《一切有部律》一百五十七卷，《十诵律》六十一卷，连同各部的羯磨文和戒本及解释律文的诸论，先后译出而现存的约五百卷。后世中国高僧们关于律部的著作，现存的也有五百卷以上。至于中国比丘戒的传承，在南北朝时代，北方传《四分律》，南朝是《十诵律》。及隋朝统一中国，政治上以北统南，佛教戒律也是这样，从隋代起，一直只传北方昙无德部的《四分律》。藏语系佛教地区向来是传一切有部律，傣族地区则流传著与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相同的上座部律，与《四分律》（法藏部律）同一源流。

11．问：关于律藏翻译流传的历史和情况，听到上面所谈，已经知道大概了，请再谈一谈经藏和论藏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是从什么时代什么人开始的？

答：佛教经论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应该说是开始于五世纪初的鸠摩罗什。

12．问：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比以前有哪些特点？对后来的佛教和中国思想文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有著前人所未有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当时政府（姚秦）的大力支持和有在道安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一大批义学僧人的辅助。但是他的伟大成就是由于他有丰富的学识和持久的努力，这一位有印度血统在今天中国西北（新疆库车）出生的智慧卓越的大师，是中印两大民族共同的光荣。他和后来的玄奘法师是翻译事业中两大巨匠，他所译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而且也是文学的重要遗产，它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在他的讲授和指导下，造就了成千的人才，使当时的佛教得到大大的提高和发展。

13．问：前面说过，罗什的翻译是有系统的，不知是属于哪一个系统？

答：就佛学方面来说，鸠摩罗什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对由龙树创立的中观系统典籍的介绍。由于他的努力，这一系的经论著作，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维摩经》、《法华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金刚经》等，以及《大品般若经》的解释—《大智度论》，都传到中国来，为中国法性宗开辟了广大的基地。其次，鸠摩罗什还译有声闻乘中的一部重要论著—《成实论》，起初与中观三论（或‘四论’，加《大智度论》）相辅流行，之后逐渐形成了独立学派，在南北朝期间盛极一时，后人称为成实师。这一学派在声闻乘中是比较接近大乘的一系。

14．问：鸠摩罗什之后还有哪些著名的翻译大家，又是属于什么系统？

答：鸠摩罗什的译业进行于西元401—413年间，主要是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空宗龙树、提婆的学说。罗什之后，重要译师来者相继，主要经论不断译出。如觉贤于西元418-421年译出《华严经》，昙无谶于421年译出《大般涅槃经》，求那跋陀罗于443年译出《楞伽经》等。这些经典的译出对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元六世纪初菩提流支来华（508）创译大乘有宗无著、世亲一系的论典，其中《十地经论》影响尤大，传习者形成地论师一派（分南北两道）。以后真谛三藏（498-569）于西元546年来华，563年译出无著的《摄大乘论》和世亲的《释论》，564年译出世亲的《俱舍论》，566年到567年又重译《俱舍论》。真谛不仅是翻译大家，而且是也是一位义学大师，来华日久，擅长中国语言，所译经论，随翻随讲，弟子记述成为义疏，传习之者称为摄论师及俱舍师。真谛到中国后二十余年遭逢兵乱，于颠沛流离中仍能译出一百数十卷重要经论，形成中国佛教的重要义学派别，是罗什以后玄奘以前二百余年中贡献最大的译师。

15．问：唐代玄奘是传译瑜伽学派的，真谛也是传译瑜伽学派的，对比之下，他们译传瑜伽学有什么不同？

答：据玄奘所传，戒贤生于西元528年，可以推定护法约生于530年。而真谛生于498年，故真谛长于护法三十余岁。又真谛译有陈那著的《无相思尘论》（即玄奘译的《观所缘缘论》）和《解拳论》（即义净译的《掌中论》），陈那是世亲的弟子而为护法之师，可见真谛是介于陈那、护法之间的佛教有宗大师。玄奘所传以护法的学说为正义，其门下传述以真谛之学及地论师之说为旧说或旧译，而称玄奘所传为新译，古人（唐灵润）归纳有十四义不同。如旧译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新译则认为有一分无性（佛性）有情；旧译认为佛果理智不二，新译则认为理智各别（即分断、智二果）；旧译于三性中遍计所执及依他起二性俱遮，新译唯遮遍计所执；旧译以缘起之本唯在第八识，新译则八个识及相应心所皆为缘起之本。又真谛译之《转识论》以阿陀那为第七识，新译则以为第八识。真谛所传之摄论宗更立第九识，新译则无此说。总之，新旧两译同属有宗，宗旨相同，因时代先后，各成一家之言，义解稍有差异，也很自然。但真谛所译传之学在隋唐之际的中国佛教界曾激起很大波澜，因而引起了后来玄奘法师到印度去深入研究的动机。真谛来华后至玄奘赴印前的八十余年中（546-627），印度佛学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最初护法和清辨兴起了空有之争，接著月称和清辨又同室操戈而使空宗分成为自续、应成两派，月称又和月宫进行了长期的论战，护法的弟子法称也对祖师陈那的因明进行新的改革。学说总归是辨析日精后胜于前的，玄奘所承之学大体说来是较旧译更为精审的。

16．问：你说到印度去深入研究法相瑜伽学的玄奘法师，是不是为大家所知道的那位到西天取经的‘唐僧’或‘唐三藏’ ？

答：是的。但‘唐僧’、‘唐三藏’用在一个人身上却是错误的。唐是当时我国的国号，这两个名词现代语来说就是中国僧人，中国的三藏法师。对佛教中人，这本来是常识问题，但社会上误解的人太多了，不能不解释一下。

17．问：那么他的大概事迹请介绍一下好吗？

答：对于人人都知道的玄奘法师，是用不著详细介绍的了。这一位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足迹遍于西域、印度百三十国而且留下一部不朽的游记—《大唐西域记》的伟大旅行家；这一位元通达中印文字、洞晓三藏教理、由留学僧而最后主持当时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讲席，受到了印度及西域各国国王和僧俗人民欢迎敬重的伟大的佛教学者；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译出经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约五十万颂）；他的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在佛教方面，而且在学术方面，都是非常重大的。他不仅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译传了大乘瑜伽有宗一系的经论，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经—《大般若经》二十万颂也完全翻译过来；又把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典几乎全译过来。另外，他又独得印度一位罕有的佛教天才大师护法菩萨的秘传之作，如和会空有两宗的《广百论释》和编入《成唯识论》的护法正义，印度都无传本。由此可见，他实际上已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故在戒日王为他举行的十八日无遮大会上，他高踞狮座，陈义立宗，无人敢出而与他对扬争锋。因此，大乘学者共尊他为‘大乘天’（Mahayanadeva，即‘大乘的神’），为祖国赢得了当时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最高的荣誉。百余年后，日本僧人金刚三昧（西元818年前后在华）游印时看见中印的僧寺中都画有玄奘所著的麻履（即麻鞋）及所用的匙、筋，以彩云烘托，‘每至斋日辄膜拜焉’（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三及《续集》卷二）。可知印度当时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鞋当作佛的足迹一样敬重、供养了。一个学者在外国享到这样高的尊敬，除了各大宗教的教主，历史上尚无第二人。直到现在日本佛教学者仍然认为玄奘法师这样的人才，只有中国这个伟大民族才能产生出来，玄奘法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18．问：历史上像玄奘法师这类人物，可否再介绍一、二？

答：再举法显和义净法师。前面提到，法显法师于西元399年，以六十五岁高龄发迹长安，涉流沙、逾葱岭，徒步数万里，遍游北印，广参圣迹，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历时多年，复泛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经耶婆提（今印尼）而后返国。时年已八十岁，仍从事佛经翻译。他著有《佛国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义净法师稍晚于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经时二十五载，凡历三十余国，寻求律藏，遍礼圣迹。回国后翻译经律五十多部二百多卷，撰有《南海寄归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显、义净和玄奘法师一样，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鲁迅称赞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确非过誉。他们为我们伟大民族争得了荣誉，为灿烂的东方文化增添了异彩，为佛教的发扬光大建立了不世出的奇勋。他们是不朽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旅行家，他们对祖国文化的发展和提高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9．问：除前面所讲的几点之外，历史上曾有许多人从事佛典的翻译弘传，还有哪些著名的代表人物？

答：中国汉语系佛教翻译事业持续了十个世纪（二至十一世纪），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三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著名的本国和外国来的译师不下二百人。除前面提到的诸人之外，如印度的昙无谶、佛驮跋陀罗、菩提流支，巴基斯坦的□那崛多和施护，阿富汗的般若，柬埔寨的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以及斯里兰卡的弘传密教的不空三藏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过这样多的人持久不懈的辛勤努力，把佛教的声闻乘、性、相、显、密各系统的学说都介绍到中国来，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巨大宝藏。1954年中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会议上，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他的报告中说：‘我国的翻译事业，是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我们的先辈在翻译佛经方面所树立严谨的科学翻译方法，及其所达到的卓越成就，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并且奉以为典范’。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给灿烂的汉民族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在世界上是无可匹敌的。它是我们足以自豪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常常容易忽略然而非常重要的另外一面。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个兄弟民族在创造全民族的文化中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出色的成绩，在佛教方面尤其如此。西藏在吐番王朝时期，由于文成和金城两公主的下嫁，引进了盛唐文化和佛教的信仰，并创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到持松德赞时期，迎请了印度当时最著名的显教学者寂护、莲花戒和密宗大师莲华生等建寺立僧，从事系统的翻译；同时又由沙州和向唐朝请去汉僧传授禅宗，讲经说法；到赤热巴中（即巴黎可足或彝泰赞普，815-836在位）时，又迎请印度大德多人和西藏学者一起厘定译名，校正旧有译文，补译大量经论。西元十世纪以后西藏开始了佛教后弘期。直到1203年印度超岩寺及各大寺被入侵军破坏，三四百年间印度和西藏两地传法求法的大德往来不断。举其最著名者，如出生于孟加拉的阿底峡尊者（982-1053），是印度当时学德最高的大师，于1042年应请至藏，创立迦当派。其学说为后来宗喀巴大师（1357-1419）所继承，创立了格鲁派（即黄教），遍传藏、汉、蒙广大地区。又西藏的玛尔巴曾三度赴印学法，创立了迦举派（即白教），此派在明代曾长期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世界知名的西藏圣人弥拉日巴即此派的第二代祖师。其余译经传法的大德难以备举。自西元八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中叶五百年间，西藏译出的三藏经籍就已收入甘珠、丹珠两藏计算，部数五千九百余种，分量约合三百万颂，约当汉译一万卷。在藏译藏经中重译甚少，故实际内容大大超过汉译藏经。其中尤以空有两宗的论典以及因明、医方、声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经论，数量庞大，为汉译所未有。由于藏文翻译照顾到梵语语法的词尾变化和句法结构，因而极易还原为梵语原文，所以受到现代佛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另外，在清代曾进行满文大藏经的翻译。近代还发现西夏文大藏经以及回鹘文佛经的残卷。还有，我国的傣族文化一向不为人所知，解放后才发现傣族有非常丰富的傣文著作，其中即包含有南传巴厘三藏的傣文译本。由此可见，我国各族文字的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有的巍峨丰碑，其中凝聚了多少世代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这是我们可引以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现在我国决定校勘出版《大藏经》作为整理古籍的重要项目之一。这是我们佛教界值得引以为庆的大喜事，也是国际文化学术界所衷心仰望、企盼已久的大喜事。

（二）佛教各宗派的兴起

20．问：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弘扬和传播，有哪些发展变化，又有哪些学术成就？

答：随著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长时期的吸收和消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西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极盛时期，在这时期，思想理论有著新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呈现百花争艳的景象。

21．问：中国佛教有哪些宗派，可否请简单介绍一下？

答：过去中国佛教出现过许多派别，现在流行的主要有八宗。一是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二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三是天台宗，四是贤首宗又名华严宗，五是禅宗，六是净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又名真言宗。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 八大宗派。

22．问：这八宗各有哪些不同的主要宗义，想请您简略地分别介绍一下。首先请问，三论宗为什么要叫‘三论’宗，它的主要教义是什么？

答：此宗主要依据鸠摩罗什译的《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研究传习而形成的宗派，因为是依据中观派三《论》立的宗，所以叫做三论宗。它的教义以真俗二谛为总纲，以彻悟中道实相为究竟。

23．问：什么是真俗二谛？什么叫中道实相？

答：二谛的‘谛’字是真实的意思，从法性理体边说的叫真谛，从缘起现象边说的叫世俗谛。从俗谛说事物是有，就真谛说诸法是空，所以真俗二谛也叫空有二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真俗不二就是中道，也叫诸法实相，这就是此宗的中心思想。此宗著重从真空理体方面揭破一切世出世间染净诸法缘起无自性，五阴十二处等虚妄不实，彻底破除迷惑，从而建立起无所得的中道 观，以求实现其无碍解脱的宗旨。这一宗，实际就是印度龙树、提婆中观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24．问：瑜伽宗为什么叫瑜伽宗，它的主要教义是什么？

答：瑜伽宗是由印度弥勒、无著、世亲创立的宗派。此宗主要依据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因为是依弥勒说、无著记录整理的《瑜伽师地论》为根本教典而立的宗，所以叫瑜伽宗。我国玄奘法师译传此宗并糅译十师之说为《成唯识论》，故此宗又称法相唯识宗，亦称慈恩宗。它的教义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总纲，以转识成智（转依）为宗旨。

25．问：什么叫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

答：五法是：一名、二相、三分别、四正智、五如如；三自性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八识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二无我是人无我和法无我。‘五法’是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概括，‘名’和‘相’指世间有为法皆有名有相，称为名相之法；‘分别’指人们的主观能对事物分别认识；‘正智’指圣人清净（无漏）实智；‘如如’指如实智所对真如理境。‘五法’不出染净和主客观，是以总括诸法。三自性：一是二取执著，无而谓有，起惑造业，名遍计所执；二是三界心法，依他缘生，名依他起；三是依他起上除遣二取所显二空真如为圆成实。事物的性质不出此三种，所以叫三自性。八识：‘识’是了别认识的意思，又叫心或意，每个有情都有这种心意识的认识作用，共有八种，就是前面列举的八种识。二无我：每个有情或众生都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即一般所说的自我或灵魂）叫人无我；客观事物也没有恒常不变的实体（即自性或绝对的真实）叫法无我。二无我也叫作我、法二空。此宗教义深入分析诸法性相，阐明心识因缘体用，修习唯识观行，以期转识成智，成就解脱、菩提二果。此宗由玄奘法师译传而成立，是印度无著、世亲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26．问：天台宗的主要教义是什么？

答：此宗是以罗什译的《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吸收了印度传来的和中国发展的各派思想，重新加以系统地组织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因为创始人智鸾，住在浙江天台山，所以叫天台宗。它的宗义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

27．问：什么叫五时？

答：此宗把释迦如来所说的经教，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称为五时教，就是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五时的名称都是佛经的名称，主张佛陀所说的经教不出这五个时期的范畴，所以叫五时。

28．问：什么是八教？

答：此宗从教理的内容上把佛教分为浅深不同的四个级别，就是藏教、通教、别教、圆教，称为‘化法四教’。藏教是声闻小乘教；通教，通前小乘，通后大乘，通大小乘的大乘初级名为通教；别教是纯大乘教，但分别诸法各别有碍名为别教；圆教是大乘圆融无碍、圆满无缺的法门称为圆教。藏、通、别、圆就是以从浅至深为次第的四教。此宗又从佛陀说法的机感不同，将佛的教法分为顿、渐、秘密、不定四种，称为‘化仪四教’。

29．问：什么叫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

答：三观是修行的观法，即空观、假观、中道观。此三观可以于一心中获得，名为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真谛、俗谛、中道谛叫做三谛；此三谛举一即三，虽三而常一，说三说一是圆融无碍的，所以叫圆融三谛。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是圆教的教义，说明诸法无碍，事理圆融。天台宗以自宗为圆教，别的宗属前三教。此宗总结了以前各派的思想，将佛教教义加以精密的调整，发展了大乘圆教理论，展示了中国独创的大乘思想。

30．问：贤首宗的主要教义是什么，为什么名为贤首宗？

答：此宗以《华严经》为根据，对《华严经》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阐发，是在前人（三论、天台、慈恩、地论 师，摄论师等）学说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创始人是七世纪末的贤首国师（法藏），所以叫贤首宗，又名华严宗。此宗以五教来判摄整个佛教，以六相、十玄、三观为它的中心思想。

31．问：五教是哪五教？

答：一是小教，即声闻小乘教；二是始教，即大乘开始初级阶段的教义；三是终教，即大乘终极阶段的教义；四是顿教，即大乘中顿超顿悟的法门；五是圆教，即圆满无缺，圆融无碍的理论。此宗把佛教分作浅深不同的五种教义，比前天台宗多加一种顿教，所以称为五教。

32．问：什么是六相？

答：六相是：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这六相既同时表现在一切事物中，也同时表现在一个事物中。无论在一切事物中或在一个事物中，都是相反相成、同时具足、互融互涉、彼此无碍的，从此可以揭示出法界缘起的道理。

33．问：什么叫十玄门？

答：十玄门是：

一、同时具足相应门，二、因陀罗网境界门，三、秘密隐显俱成门，四、微细相容安立门，五、十世隔法异成门，六、诸藏纯杂具德门，七、一多相容不同门，八、诸法相即自在门，九、唯心回转善成门，十、托事显法生解门。这十玄门总的意义是显示华严大教关于一切事物纯杂（染净）无碍、一多无碍、三世无碍、同时具足、互涉互入、重重无尽的道理。

34．问：什么叫三观？

答：一是真空绝相观，二是事理无碍观，三是周遍含融观。六相、十玄、三观的建立，阐发了《华严经》的法界缘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无尽圆融的教义。六相、十玄是就所观的法界之境说的，圆融三观是约能观之智说的。这种重重无尽、法界圆融的思想，虽说导源于《华严经》，而实际为中国所独创，它的法界缘起、一切无碍的学说大大发展了印度传来的大乘思想。

35．问：禅宗的教义是什么？禅是什么意思？

答：禅是禅那（dhya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所以名为禅宗。禅的种类很多，有声闻禅、有菩萨禅、有次第禅、有顿超禅。禅学方面，在中国有一支异军特起，那就是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宗所传习的，不是古来传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

36．问：此宗是否也有典籍依据？

答：相传此宗的禅法是在六世纪初由印度的菩提达摩传来的。过去说：禅宗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称为‘教外别传’。但初祖达摩以四卷《楞伽经》传于二祖慧可作为印心的准绳，弘忍、慧能又教人诵持《金刚般若》，这样，《楞伽》、《般若》便是此宗的经典依据。以后更有《六祖坛经》和许多‘语录’的出现，不能说禅宗没有经典依据。

37．问：我曾见到过一些寺庙，都叫作某某禅寺，是不是禅宗在中国很兴盛？

答：是的，禅宗在中国是很兴盛的。在八世纪间，此派曾分为南北两宗，北宗神秀（约

第四篇：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论析

作 者 闫弘宇

所在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法律系

通信地址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法律系

邮政编码 130000

摘 要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 邓小平法制 法治

引 言

关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阐释的角度多有不同，诸如“法治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大都阐释了其法制建设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结构上深入地分析，理论上缺乏整体性论述。国外的部分学者，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虽也高度重视，但研究就更为有限。本文将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从总体上加以分析、论述，使我们清楚、明确地掌握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脉络，这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首先要明确“法制”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种意义上的理解。（1）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从广义上、静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只要有国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这两门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办理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这是从狭义上、动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以法治国”，只有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以法治国”，故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没有法制，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可言。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同“法治”含义相同。（3）是指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协调运行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是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的法制。这种意义上的法制，既包括国家创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和实现的过程，且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只有近代以来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对法治的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国主张。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邓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经战国时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发展，至韩非时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为立国指导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提出的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和理论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张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反对一人专制和“贤人政治”，与人治相对立。这种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与法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主张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主权在民，宣称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现代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除了强调以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

应当说，邓小平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上述法制的第（1）种含义和法治的第（2）种含义，为了阐释的便利，本文在论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为其第（1）种含义，使用的法治为其第（2）种含义，而对邓小平关于“法制”思想的整体性论述，称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根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革

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只是阐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设法制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在列宁的参加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其中，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2]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3]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来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与经济基础论述的现实阐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论的现实补充。对于列宁的建国法制理论，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鉴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许多论证，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思想、经济法治思想等都是对列宁法制建设思想深入阐述和合理借鉴。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时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例如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我国82年宪法，就是对54年宪法的肯定，对75年、78年宪法的错误思想的纠正。

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创造。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一亿五千万人参与讨论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改革开放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将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全方面的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社会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这就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条件。事实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国际法制日渐趋同的大趋势，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各国谋求经济发展，以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都在加强立法，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也在谋求平衡和统一，只有各国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

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原则。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只有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有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才能顺利进行。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矢志不渝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法律切实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而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要使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

改革开放是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增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5]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保障，用法律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实行改革，进行开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商有意来我国投资，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法律，以至许多外商担心政策会变，不敢进行投资，有的外商虽进行了投资，但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国相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才打破这一僵局，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才能使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词，极少使用“法治”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体环境和精神实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词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两种不同含义的。邓小平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基础却是天差地别。其所标志的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视之的。传统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首先，二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法治必须以国家的民主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法制却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基础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与各种专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还可以建立在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上，从而与民主相互对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体制和治国机制。它的性质与人治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厉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从而排斥人治，排斥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领导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法制从性质上讲，只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它并不针对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权大于法，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法”而至于权威的地位，这并不与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况下，几乎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被法治所涵盖。处理、解决任何事情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或什么领导人的讲话，而应当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厉行法治所针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便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其次才是规范社会运行和社会公民的行为。法制的内容、对象和范围相对狭小，作为一定阶级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普通百姓，主要内容表现为“治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将人治发展到极端的历史时期的沉痛教训，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同时，就开始表达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邓小平在这里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二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体地确定下来，依靠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第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上对人民民主制度加以严格确立。“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4]宪法是对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保证。第二，要对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做法律上的规定。要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5]第三，要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邓小平还提出了“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然而，民主通过法制确立下来，就不是任意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邓小平多次批判那种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阐明了民主自由权利必须依法进行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邓小平指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6]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7]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社会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论述中将有所涉及，这里只重点阐述一下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中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同时也就更多地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起来，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做到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联系，辨证统一的，四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没有健全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就没有依据；没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执法、司法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没有严格的执法和司法，法律的权威就不足以树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三）关于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

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围内的事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理，过去，法律范围的事，党管的比较多，这是由于当时司法部门不完备，法制不太健全，党管还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渐完

会主义法治意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版

6.《邓小平思想精华》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年版

7.《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年版

8.《邓小平理论全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版

9.《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10.《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年版

11.《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思想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2.《邓小平思想宝库》 红旗出版社 1993年版

13.《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1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16.《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红旗出版社 1997年版

17.《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8.《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9.《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0.《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1.《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22.《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23.《中国共产党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纪实》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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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佛教建筑

论中国古代的佛教建筑

姓名：侯韩冰

学号：3120622035

班级：建筑122 指导：张克明

摘要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场所在成为人类重要的精神场所的同时也为建筑史画上了重要的一笔。佛教起源印度，大约在东汉初期即已正式传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产生了独特的自成一体的佛教建筑文化。论文首先简述了佛教以及佛教建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其次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当下流行的“禅境”，找到传统佛教建筑在现代建筑思想的影响和传承。关键词：佛教建筑、禅境

想要了解佛教建筑必须对佛教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佛教思想是佛教建筑的象征文化体系的根源。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早期作为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被极力推崇，其艺术文化逐渐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汉传佛教作为大陆地区传统佛寺发展的代表和缩影，在大陆地区分部广泛。在发展过程中，佛教建筑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不断冲突和调和，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体系特点。在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中，融合儒家，道家思想的内在品质，整体实用美观，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部分。

佛教本身是什么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哲学。甚至可以说是教化世人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教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和“真正的智慧”。佛教的理论轴心，是寻求人生乃至宇宙万象的“真实”，在林立众生的佛教门派中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虽于哲学而言，这些对于真实的描述，绝大多数属于唯心主义，但其蕴含了及其深刻而又玄妙的道理。

佛教义理固然玄妙抽象，但其仍需要具象的表现形式，在加上修行、传播的实际需求包括了建筑、绘画文学、艺术等一系列关于佛教艺术便应运而生。远在其象征意义还未发展成为复杂的体系之时，佛教艺术就已经开始萌芽。据考证，佛教艺术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而其中便有佛教建筑一类。

相传在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来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洛阳。当时的政府把一座寺作为他们的招待所，寺本汉朝一种官署的名称，但是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了佛教寺院的专称了。按照历史记载，当时的皇帝下令为这些天竺高僧建造一些特别的房屋，并且以他们驮着经卷来中国的白马命名，叫做白马寺。时至今日凡是来到洛阳的善男信女都无不去白马寺去看看这座佛教建筑的苗圃。

公元200年前后，在中国历史的汉朝已经进入土崩瓦解的历史时期，在长江下游的丹阳郡（今天南京一带）有一个官吏怍融，“大起佛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廻，可容三千多人。这是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比较具体地叙述一个佛寺的最早文献。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人民的精神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下，一个传统的中国建筑类型，在加上一些外来的新因素，就为了一个新的要求佛教服务了。以上两段摘自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

佛教建筑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大量涌现，而且这段时期也是佛教建筑开始中国化，外来的建筑风格与本土的建筑风格相交融的时期。在当时建造了大量的寺院、石窟、佛塔。据文献记载，仅在北魏洛阳内外，就曾建寺12000余座；南朝建康一地，亦有庙宇500余处之多。现存我国著名石窟，如云岗、龙门、天龙山、敦煌等都肇始于这一时期，其建筑与艺术的造诣也都达到很高的水平。由于这一时期实物和文献的增加，始我们能对当时的佛教建筑有较多的了解。例如北魏洛阳的永宁寺，是有皇室兴建极富盛名的大刹。据《洛阳珈蓝记》等有关记载和对遗址的考古发掘，得知这寺的主体部分是由塔、殿和廊院组成，并且采取了中轴对称平面布局。中国寺庙的布局优美独特，样式与宫殿相似。以门庭正中为山门，山门左右设有钟楼、鼓楼，从外进内分别是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各殿中以大雄宝殿最为重要，也是寺庙中占地最大的建筑部分其因为大雄之名意为佛祖释迦牟尼。在寺庙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佛塔这是历代供奉佛僧舍利的地方，神圣庄严。也是中国楼塔文化的源流之一，佛塔由印度传入。梵文音译为窣堵坡，与中原重楼文化相结合有多种形式：阁楼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覆钵式塔、金刚宝座式塔、宝箧印式塔、五轮塔、多宝塔、无缝式塔等。一般都建造在寺庙中部位置，因为文化的发展和历史原因为了更好的保护佛骨舍利都另辟别院建造佛塔。在西游记中唐三藏为表达对佛的尊敬发过誓愿道“见佛拜佛，遇塔扫塔。”佛塔也有浮屠的意思，俗语中常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便是说救人于为难，比之你建造一座佛塔来彰显虔诚与祈愿善良更加重要。寺庙的布局俯瞰之下一般为：平面四方形，从山门殿中顺次进入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寺庙供奉主菩萨殿、讲法殿、藏经楼为主，南北纵贯对称。其体现了中国传统寺庙中阴阳 宇宙观和崇尚对称、次序稳定的审美中心，而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寺庙建筑特色融入祭祀、观天的功能建筑。

从敦煌的壁画里，我们看到，从北魏到唐(从第五世纪到十世纪)这五百年间，佛寺的布局一般都采取了上面所说的庭院式的布局。但是，建造一所佛寺毕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规模比较大，工料比较好，艺术水平比较高的佛教建筑，大多数是在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时候建筑的。佛寺的建造地点，虽然在后代有许多是有意识地选择远离城市的山林之中，但总的看来，佛寺的建筑无论从它的地点来说，或者是从它的建造规模来说，大多数还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里，或者是沿着贸易交通的孔道上。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建康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以及洛阳的一千三百多寺之外，在唐朝长安(今天的西安)城里的一百一十个坊中，每一个坊里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佛寺，甚至于有一个佛寺而占用整个一坊的土地的(如大兴善寺就占靖善坊一坊之地)。这些佛寺里除造像外大部分都有塔，有壁画。这些壁画和造像大多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美术史《历代名画记》里所提到的名画以及著名雕刻，绝大部分是在长安洛阳的佛寺里的。在此以前，例如在号称有高一千尺的木塔的洛阳，也因为它有大量的佛寺而使北魏的一位作家杨衒之给后代留下了《洛阳伽蓝记》这样一本书。又如著名的敦煌千佛洞就位置在戈壁大沙漠的边缘上。敦煌的位置可以和19世纪以后的上海相比拟，戈壁沙漠像太平洋一样，隔开了也联系了东西的交通。敦煌是走上沙漠以前的最后一个城市，也是由西域到中国来的人越过了沙漠以后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因为这样，经济政治的战略位置，其中包括文化交通孔道上的战略位置，才使得中国第一个佛教石窟寺在敦煌凿造起来。这一切说明尽管宗教建筑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建筑，但是它的发展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条件的。

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一代代经验的积累，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遗产。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由于不同的社会的需要，不同的技术科学上的进步，佛教建筑也同其他建筑一样，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构布 局和不同的形式、风格。

同时中国的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禅文化作为佛教特有的一种文化对我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禅”何为禅？百度百科是这样解释的：人生中的烦恼都是自己找的，当心灵变得博大，空灵无物，犹如倒空了烦恼的杯子，便能恬淡安静。人的心灵，若能如莲花与日月，超然平淡，无分别心、取舍心、爱憎心、得失心，便能获得快乐与祥和。水往低处流，云在天上飘，一切都自然和谐地发生，这就是平常心。拥有一颗平常心，人生如行云流水，回归本真，这便是参透人生，便是禅。宁静的心，质朴无瑕，回归本真，这便是参透人生，便是禅。

禅学，是佛教的一种思想，其大意是放弃用已有的知识、逻辑来解决问题。认为真正最为容易且最为有效的方法，是直接用源于自我内心的感悟来解决问题，寻回并证入自性。其理论认为这种方法不受任何知识、任何逻辑、任何常理所束缚，是真正源自于自我（你自己）的，所以也是最适合解决自我（你自己）的问题的。也就是说可以把禅理解为是一种最为简单也是最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下这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清楚自己的每一个念头中所包含的贪、瞋、痴，当下就把它照破，所以，对外境不起攀缘染著，自内照而不昏沉无记是也。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佛教建筑最能体会到禅的意境，它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散发着迷人的气息。

曾经在很多日本建筑中都能看的禅韵的身影。而日本的古建筑又大多在中国唐朝时期传入日本，不免感叹日本已经把中国的一些文化继承同时和日本本土文化融合成为一套自己的体系。而中国现在确依然徘徊缅怀在古时的辉煌或者疯狂迷恋现代建造潮流当中。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设计师的设计做的比我们国内的设计师做的好，而在日本的景观或其他设计中我们都能看到禅文化。鉴于本人才疏学浅所以我个人认为日本设计师在景观设计中所应用到的枯水景观是最能体现其禅境。而我又认为所谓枯水景观其实很大部分跟我们的国画中的山水极其相似，所以我们当代设计师所丢失的并不是所谓的前卫所谓的创意与灵感，更多的是在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下丢失了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以上的例子只是单单说明为什么日本能够创造那么多令人钦佩的建筑（这里不仅仅指佛教建筑）。而现代中国建筑却始终缺失了那么一种韵味。为什么古代中国能够留下如此之多的建筑瑰宝，而现在却只能看到建筑的复制于黏贴呢？我们得先想一想我们看那些个有禅境的设计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感觉，或者我们想到禅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觉。淡泊，宁静，致远、、、、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干净”，此“干净”非彼“干净”我说的是心灵上的干净，是佛教讲究五蕴皆空达到无我之境。那么我们想要做出禅境也得自身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仔细想设身处地的想僧人他的境地，没有金榜题名之喜没有洞房花烛之乐他们所寻求的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境界。所以我们在做建筑的时候应该换位思考。做禅境我们应该做一个僧人，做商业空间我们不仅把自己想成甲方更多的是我们要把自己比作消费者。

传统佛教建筑对现代建筑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其留给后人的思考更应该去探究。我认为传统佛教建筑留下的传承不是其建筑形式而是对一切生命的思考与换位。所谓的意境无论是何种意境都来源于此。每一个物体都是有生命的，石头，植物都都有其灵魂。在设计时我们应和它们进行心灵的对话。你把它们组合摆在一个适合的位置让它的灵魂得到最美的展现。你设计的每一个建筑都是有生命的，当你在草图纸上勾勒时它便如胚胎里的幼儿，你不需要刻意的提取古代建筑的某一元素强置在它的身上，因为当你落笔时便赋予了它性格，它便会自己塑造自己，这里的自己塑造指建筑师此时已经不能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决定这个有生命的建筑的未来。不能一味的用建筑师的眼光去看待建筑。